主题：【原创】红岩之外的故事（一） -- 坐看风起云涌时

顾先生

顾先生，本名任达哉，时任中共重庆城区工运支部书记，“向先生”（向成义）是支部委员，他们的直接领导是许建业，即电影中的许云峰原型。

任达哉工人出身，实际上他开始与党接触的时候，和上文所说的那个“失业青年”身份是一样的，即所谓“红旗特务”，不过他的身份不是正牌特务，而是类似线人的角色（底薪很低，按照提供情报的价值支付奖金）。与失业青年不同的是，他在与党的接触当中，逐渐真的做了共产党，放弃了与特务机关的接触。专心致志的干起了革命。至于原因，今天看来应当是国民党给的钱太少了。

任达哉等三人被捕之后，二天一夜的酷刑，“向先生”和陈伯林都守住了秘密，而他们的上级，顾先生顶不住了，决定自首，要求立功，直接把自己的上级许建业供了出来，可是接头一般都是由许安排，任达哉便带领特务上街溜达，2天之后，许建业在茶楼被任达哉发现，许旋即被捕。这一天是4月4日。

许建业的错误

许是中共重市委四委员之一，负责工运。被捕的时候年仅26岁，赵丹饰演的许云峰显然在年龄上是不相配的。

许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特务用尽酷刑，许建业铁嘴钢牙，最后特务连他的真实姓名和职业，都没有得到。但是作为党领导的他竟然犯了17岁陈伯林一样的错误，轻信一个看守，托看守捎信给志成公司的同事，也是地下党员的刘德惠报警，这个看守后来用这封信换了一个国民党少尉军衔，地下党的代价是，刘德惠被捕，许建业（志成公司，会计）真实身份暴露，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此地点存放着数位同志的入党申请书，共17人被敌特抓捕。后来许建业看到这些被捕的同志，失声疼哭，以头撞墙，悔恨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事件远远没有结束，特务们采用“撒下香饵钓金鳌”的策略，将这个公司严密控制起来，许进不许出，专等金鳌出场了。

金鳌

4月6日，金鳌来了，并且立刻被公司的工作人员指认出来，是经常来找许建业的“黄先生”，但黄先生的证件却显示他叫刘仲逸，刘先生假身份被戳穿后，还算配合，首先承认自己候补党员，并写“自白书”以表示诚意。

4月8日，大特务头子徐远举，在被抓捕到的共产党员身上一无所获，最后想到了刘仲逸，怎么看他都象个交通员，也许从他身上可以碰碰运气。刘仲逸也挺痛快，立刻顺着徐远举的意思招认曾经帮助许建业给永生钱庄的李忠良和邓兴丰送过信，这两个人是川东临委组织的第一次大暴动的骨干，起义失败后，随同其他人，撤退到重庆隐蔽。

李忠良1947年入党，学运出身，是永生钱庄经理的公子，梁大达地区暴动的主要人物之一。4月9日被徐远举提审，这个公子哥当天下午1点钟即叛变，将参与起义的同志以及他认识的重庆地下党员，共30余人，毫无保留，彻底交待。

这份名单中，有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余永安，他甚至连党员都不是，然而他将成为摧垮四川地下党的最后一根稻草。

老张

余永安是个党外人士，他甚至连入党申请书都没有写过，是个外围的积极分子，他由于和邓兴丰是老乡关系，所以与李忠良相识。特务们没有费什么力气，余永安即开口了。但让特务失望的是，他只认识一个叫“老张”的人，而且老张的真实姓名住址一概不知。徐远举眼珠一转，故伎重施，将余永安释放，暗中监视。

不久“老张”果然来了电话，虽然没有提出与余永安见面，但却莫名其妙透露了他17日要去北碚，北碚与重庆的交通枢纽是个码头，特务们很方便的将北碚码头和邻近地区控制起来。果不其然，“老张”一出现，就被余永安认出，“老张”被捕。

“老张”到了特务的刑讯室，徐远举只是向他展示了一下刑具，“老张”就哆嗦了，开始交待。这一下徐远举都大吃一惊。

老张，真名叫冉益智，36年加入国民党，38年隐瞒历史加入共产党，时任地下党重庆市委副书记，负责学运，由于他同时兼重庆市组织部长，所以重庆地下党的领导机构基本上暴露。第一个被抖落出来就是“刘仲逸”，那个所谓许建业的交通员，真实身份是“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应为副书记，不过正书记王璞不在重庆，可以认为刘为第一副书记）。至此4个重庆市委的领导干部中的3个，刘国定，冉益智和许建业全部落入敌手。同时冉负责的3个学运特支书记和相关人员也全部被特务掌握。

3个学运书记中，有个比较有名的人物，中共重庆沙磁区特支书记刘国鋕，他是红岩小说里“刘思扬”原型。刘国鋕是冉益智的直接下属，对冉益智佩服的五体投地，原因是这个冉益智颇有文才，讲起党员的修养一套跟一套，天花乱坠，不仅刘国鋕，其他同志对这个10年党龄的老党员、老干部也是赞许有嘉。本来刘国鋕是被李忠良出卖的，但是转移及时，国民党并没有抓到人，这次冉益智将刘国鋕的秘密藏身地点再次向敌特泄漏，导致刘国鋕被捕。

这个1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甚至连徐远举都感到诧异，怎么骨头这么软。

另外一个老党员

刘国定，38年入党，也是个10年党龄的老党员，时任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委副书记，分管工运，在他领导了一个庞大的机构，包括电台支部，成都临时支部等一大批党组织。

他出卖李忠良和邓兴丰，是有他自己的小算盘，因为他在被捕前已经通知他们立刻转移，这样国民党抓不到人，也就奈何不了他了。他挺了2天，认为时间差不多了，谁知人算不如天算，李忠良和邓兴丰他们并没有立刻转移，直接导致了局面的不可收拾。

4月19日，特务再次提审刘国定，直接点出他的真实姓名和职务，刘国定沉默不语，不再发一言，似乎有点老共产党员的气概，然而，这个重庆市的第一书记，竟然连一天都没有抗过去，仅仅3个小时，就开始招供了。

由于他入党时间比较长，同时他是川东临委委员，属于省级干部，所以他的叛变给整个四川地下党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而且最远辐射至上海等地，导致一大批共产党员被捕。

至此，不但重庆地下党的局面已经无法控制，并且开始波及临近区域。

七大代表

“七大代表”真名叫涂孝文，化名杜谦益，37年入党，曾经作为四川代表参加过中共的“七大”，时任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区工委副书记，在国民党方面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因为传说他是暴动游击队的总指挥，特务们私下里称游击队为“老杜的游击队”，因此老杜便成为特务机关的首要目标。

下川东区工委是与重庆市委平行的机构，从理论上讲，应该不受重庆方面的波及，因此他虽然知道重庆方面出了变故，却也不想办法，只是强调隐蔽，根本不采取措施。可是他忘了一个人，就是冉益智，这个叛徒曾经担任过他与四川省委的联络员。

涂孝文的被捕看似荒唐，却也在情理之中，冉益智将他的相貌特征以及活动地点在万县的情报一一向特务报告，特务按图索骥，他的掩护身份很快就暴露了，冉益智亲自带领特务蹲点守候，6月11日涂孝文被捕。

谁也没有想到这位七大代表涂孝文也是个软骨头，甚至还没有被押出万县，就都招供了。他出卖的最有名人物就是江姐江竹筠。

江姐的真实身份是个联络员，地位并不高，但是为什么会受那么重的刑，原因也和这个涂孝文有关，他把“老杜游击队”换成了“老彭游击队”（彭咏梧，江姐的丈夫），跟特务报告说，自己其实和游击队没有关系，彭咏梧的妻子江竹筠应该知道具体情况。但真实情况是，他隐瞒了一些事实，是怕说不清楚（他确实没有参与太多的暴动工作），还是有意保留一部分，或许兼而有之。

可是无论如何，他的叛变直接导致了下川东区工委的毁灭。

上川东工委

如果说破坏下川东工委，冉益智立下了首功，刘国定就是破坏上川东工委的第一干将。直接后果就是上川东地工委委员骆安靖被捕，这一天是7月4日。

骆安靖38年入党，教师出身，能说会道，据说文笔也不错，颇受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的赏识。而徐远举对他也颇为客气，不打不骂，以思想政治工作为主。让叛徒现身说法，利用亲情感召，再封官许愿，最终骆安靖叛变了。上川东工委就此被破坏。

红岩小说中曾经出现游击队试图劫囚车救江姐的情节，其实是虚构的故事，真实的情况是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听说骆安靖被捕，心急如焚，派遣武功队埋伏在交通要道3天3夜，试图劫囚车。未能成功。王璞如果地下有知（王璞后来在起义中牺牲），知道他们要救的是这个东西，不知会做何感想。

川康特委

整个四川地区，有两个省级组织，一个是王璞领导的川东临委，另外一个是蒲华辅领导的川康特委。蒲华辅资格相当老，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

这个人是个典型的动嘴不动手的典型，虽然1930年曾经组织过武装暴动，还坐过国民党的监牢，可是经过将近20年，他的雄心壮志似乎已经磨灭的差不多了。自己开会的时候说说，至于具体的危险工作都让下属去做好了。四川地下党在组织接连遭到破坏的时候，蒲华辅接到南方局的指示，要求他撤退到农村去，可是蒲华辅想尽托词，就是赖在成都不走。

蒲华辅的暴露，自然离开不了叛徒的帮忙，刘国定提供化名，冉益智提供真实姓名，虽然他们都不太确切知道蒲华辅的具体情况，但碰巧的是有个特务知道了蒲华辅真名之后，居然想起他是自己的老同学。

1949年1月12日，蒲华辅在大街上被特务盯上，13日被捕，当夜叛变，然后竹筒倒豆子般的开始坦白。总共交待80余人。

看看这些记录，往往是中下层的基层党员能坚持信念，那些领导干部、老党员三下五除二就自首变节了，无怪乎建国后太祖对于这些白区领导多有怀疑，事出有因哪！

通常要有一些常人没有的特点,比如说：能吹能捧，能闪能躲，这跟叛徒的特点有点象耶。

心中有“爱”的叛徒

李文祥，26岁，1939年秋加入共产党，时任重庆城区区委书记，归刘国定直接领导。他在4月11日就得到刘国定被捕的消息，没有按照工作原则，立刻转移，直到22日被叛徒李忠良带领的特务抓获。

他开始表现的还是相当顽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同时被捕的太太思念日深，每次与太太在狱中会面之后，他就牢骚满腹，思想开始动摇，12月的一天特务跟李文祥说，“有什么要说的话都说完，这是你和你太太最后一次见面了。”自此李文祥惶惶不可终日，终于利用放风，走进敌特办公室，要求交待。在监牢中度过了8个月的时间，李文祥叛变了。导致3人被捕。

李文祥在国民党监狱里曾经说过：“入党十年，当书记负责地下工作，苦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到革命要胜利了，但自己被捕人狱，还连累老婆一起被关。现实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不谈情况，不交代，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拉出去给杀了！要是交代了组织情况就成了革命的叛徒......为什么对我这样残酷呀！”

即使后来在共产党监狱里他又说了一段名言：“一、我叛变不该我负责，我是被上级出卖的。我还坚持了八个月，我交出的名单中人，他们早该转移了，如果还不走，也不该怪我；二、我只有枪毙和投降两种选择，苦了这么多年，眼看胜利了，自己却得不到胜利，太惨了；三、组织已经破坏，我只有为自己打算，为妻子着想。”

私下想想如果某位大导演有眼光，也应该象“色戒”一样，把这充满人性光辉和真挚爱情的好戏办上舞台。但是总感觉这些所谓大导演一定排演不好烈士戏，因为他们根本读不懂烈士。

下场

刘国定被授予军统中校军衔，肩牌还没捂热，重庆就解放了，他试图逃往台湾或香港，都未得逞，1950年1月被批捕。他在交代中说道：“如果党和政府的处分和惩罚不致于肉体的毁灭，则我请求能速作决定，以便于早在实际工作中赎取自己的罪恶。”叛徒是没有尊严的。

冉益智被授予中校专员的身份，利用自己笔头子比较厉害的特点，专心写了一本《四川共产党地下活动概况》。四川解放后，躲藏起来，后来竟然跑到罗广斌（红岩作者之一）主持的“脱险同志登记处”要求登记，脸皮之厚叹为观止。之后他在街上碰到了一个已经自首的国民党特务，两人一个高喊“抓叛徒”，一个高喊“抓特务”扭打起来，直到公安前来，这场闹剧才结束。1950年10月，冉益智被捕。

李忠良和李文祥也先后被捕，这4个叛徒于1951年2月5日，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涂孝文和蒲华辅，后来有所悔意，拒绝透露进一步的信息，拒绝加入国民党特务机关，最后与陈然（红岩中成岗的原型）等7位烈士一同被公开杀害。不知道他们在走向刑场的过程中，是什么想法。任达哉是个典型的两面派，虽然他也挺努力的向特务表衷心，特务却怎么也不相信他，1949年死于渣滓洞大屠杀。

骆安靖解放后，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被枪毙，判了一个死缓，余永安由于不是党员，按照政策不能按照叛徒处理，被判无期。

好像写过遗书，要求将自己弃尸荒间，与草木同腐。看来临死前倒是想明白了。

拍李文祥的事，根本不用涉及烈士，把刘国定等人的行为做绿叶即可。不过，这些叛变事是TG特别忌讳的事，所以根本不可能在国内上映（哪怕没有任何色情情节）。他的事如果改编，变成国民党特务在抗日时期投降日伪（比如：为了爱情在815前夕投降日伪），倒有可能在国内公映。反正抗战时期，投降日伪的军统和中统特务都不少，级别也比较高，比如军统的陈恭澍、王天木。

教训

1948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当时出现了两条意见，是继续隐藏，将来配合解放军解放四川，还是现在就来个敌后开花，加速解放进程，四川地下党选择了后者，然而他们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假设，就是四川的革命形势已经如星星之火，即刻就可燎原，人民群众甚至敌特都心向共产党，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给国民党的高官寄挺进报，寄恐吓信，为什么许建业轻信看守，为什么17岁的陈柏林轻易与人掏心窝子。

农村的暴动也是本着这样的精神来执行的。第一次暴动，很快就失败了，第二次暴动，组成了赫赫有名的华蓥山游击队，可惜这支游击队并没有象红岩中描写的那样，很快就被打垮了，王璞牺牲。

解放以后经过老乡举报，40多名游击队员，被当作以“土匪”、“恶霸”处理了，群众发动到如此地步，还谈什么游击战，与其推说老乡长期受到反动教育，还不如说，对当时形势的错误估计。

对领导选择的僵化，谁资格老，谁能说会道，谁笔头子硬成为选拔干部的指标。对领导干部当中出现的腐败迹象视而不见，直接后果就是叛徒层出不穷，遇到紧急事件，也通常优柔寡断，刘国定被捕，按照地下工作原则，应该立刻疏散，可是领导们开会讨论的结果是静待观察，还顺便讨论了一下如何营救刘国定，他们如何对刘国定这么有信心。后来地下党的继任领导人邓照明经常被问起“刘国定这样坏，党事先不知道吗？为什么党要重用这样的坏人？”等之类的问题，他往往无言以对，只能支吾过去了事。

整个四川地下党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这个一个方面是盲目扩大组织带来的后果，而另外一个方面，则是平时的疏加教育。重庆地下党被破获后，其他几个地区的负责人，视领导的警示信为无物，赖在城里，不愿意到农村去。而下属也是如此，叛徒李忠良接到刘国定的指示要求转移，赖在家里不走，烈士陈然接到预警信，还要在家里赶出几张“挺进报”，来迷惑敌人。虽然烈士陈然是叛徒李忠良无法比拟的，可是他依然是一个不合格的地下工作者。

纵而观之，四川地下党被破获，国民党的狡猾是一个方面，内因才是主要的。

后记

罗广斌是红岩的作者，在一个反正看守帮忙下，侥幸逃生（红岩中的越狱暴动是不存在的），可是解放以后，并不得志，这段侥幸逃生似乎总不是说的那么明白。终于文革爆发，他郁闷的心情得到了爆发的机会，他造反了，夺了市文联领导的权，他是重庆市级机关团体干部中最早造反的一个。随即他陷入造反派的内斗，被对立方捉住，1967年2月10日跳楼自杀。正当大家还在为罗广斌死是自杀还是他杀争论的时候，伟大旗手江青同志给罗广斌定了性，罗广斌是“叛徒”， 同时她还加了一句“华蓥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自此不仅罗广斌被打倒了，后面还将有更多人要被打倒。

从白公馆与罗广斌一起脱险的十来个人中有两个人，一个叫郑业瑞，一个叫周居正，郑的历史没有查到，解放后被当作历史反革命镇压。周居正，他自称解放前是党员，可身份始终没有确定，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在农场工作中，说了一些过头的话（不仅仅是骂娘那么简单），而且可能有一些纲领性的东西，比较难以说明白的是，他被揭发企图发动群众举行暴动，虽然他自称，只有思想，没有行动，否认有具体计划，但还是作为“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首脑，1964年被镇压，至今没有翻案。对于案件我也不太清楚，也没什么评论，只是感觉人生无常。

整个四川地下党因为“挺进报”牵连，共有100余人被捕，其中大部分遇害。陈然烈士，被敌人公开枪杀，临刑前，陈然气色不变，高呼革命口号，中数枪而不倒。刘国鋕并没有象“刘思扬”那样没有受刑，实际上他受刑虽然不及许建业江姐，但也饱受折磨。临刑前，刽子手喊他名字，他答道“不忙，让我（一说“老子”）先作首诗！”

具往矣！

时间有点问题吧：

“文革中被打成右派，在农场工作中，说了一些过头的话（不仅仅是骂娘那么简单），而且可能有一些纲领性的东西，1964年作为“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首脑，被镇压，至今没有翻案。”

64年还没有开始文革呢，应该是反右的时候被打成右派吧。

比如李敖在北大引用的那段。当然现在是不让看的了

给大家看一看。

我是一点都没看出来。

如果说是TG经常用叛变来掩饰自己的失误，恐怕还能靠上谱。

可是我好像也没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