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精英与底层——从鲁迅先生说开去（中） -- 陈郢客

上承：陈郢客:【原创】精英与底层——从鲁迅先生说开去（上）

政府虽无心救灾，这次却反应神速。《大公报》当晚就收到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命令。刘震云剖析极精，“蒋有一著名的理论，‘攘外必先安内’。这口号从民族利益上讲，是狭隘的，容易激起民愤的；如果从蒋的统治利益出发，又未尝不是一个统治者必须采取的态度。如只是攘外，后方的敌人发展起来，不是比前方的敌人更能直捣心脏吗？”要而简之，政权利益未必是国家利益所在也！

是的。石敬瑭、袁世凯谁想卖国？袁世凯日朝之战可是立下大功亦因此发达的！一方之主谁不想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不过是为了小政权利益，罔顾国家大义也。当日蒋公政权，无非也是因此。他抗日是绝对要抗的；但是亦不想他家做大，遂如此主张。但他能选定抗战胜利和统一中国那个微妙的平衡点吗？仅仅在那个点上，政权的利益和国族的利益是能双全的；实在是slim chance，他确不惜拿全国人民的利益做这番豪赌。今天我们思来，真应有冷汗涔涔的庆幸。若没有张学良这位纨绔公子知耻而后勇，和杨虎城将军协力兵谏，国运亦由之一转，我们恐怕生来就是亡国奴的命运了。张将军的命尚好；杨将军一家亦为民族大业凛然牺牲（杨将军死于抗战胜利后4年，日期也极微妙，1949年9月17日，他和江姐这批人一起死的，而且是蒋公亲令诛杀），抗战史是绝不能含蓄避过的，倘若今日为统战权宜不敢宣张其牺牲，我们的良心又何在？我们今日衣食无忧亦可以骂当日河南底层百姓为“汉奸”，网上亦有这种论调；当日河南是野狗的天堂（死尸太多），易子而食的惨剧并不罕见，先摸摸自己心口，设身处地一番，看能不能居高临下说出刻薄话来？

是的。这就是鲁迅较于陈源、梁实秋诸人伟大之处。梁实秋后在台湾写《关于鲁迅》，因我尚熟悉民国当日论战内情，看文能看出他的春秋和小气来，很不佩服。“他可以有更可观的成就”，但可惜，为外界纠缠太多，“态度不够冷静”。倒是一语惊醒了我，我忽然明白鲁迅的伟大即在于当日他的心不能安静！

是的。我们读鲁迅文章，便知他耿耿于方孝孺选择的一瞬间；耿耿于秋瑾先生的后事，对王金发的关注亦因此而起；耿耿于祥林嫂“可有天堂”的发问；耿耿于当日刺杀清府要人的志士们的碑无字无名且早已荒芜而3.18新血又生……他不能安于一个精英的安适生活。他幼年和闰土相交，长大了深感两人间的隔膜，他黯然失落；惘然失落而不是安然，通感弱者牺牲者而不是安然，便是他和当日一般精英大有不同之处。鲁迅先生若活到豫灾的那一天，他必有悲愤所书，而绝不会像陈源当日轻描学生们“自蹈死地”一般，“汉奸”罪名能轻易出口的！这就是我所言，对弱者不幸者之通感，实乃文学伟大者（如托尔斯泰、鲁迅）和不朽之文章必备之要素。他们说不出一般精英们的狠话和呆话。他们固然身处精英之列，亦享受精英之生活，但他们内心的分裂，不肯坐视于此；这便是伟大的起点和源头。那些不知疾苦欲加之罪无耻之极的话他们永远说不出来。

梁氏虽不情愿亦得承认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价值，评《史记》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名言亦出自此书，鲁迅风格精而深，此书至今尚是研究者必备书目；而且，必将不朽。因为鲁迅实在是身兼研究者和创作者苛求冷静和热情两种相异性格要素的少数天才，百年一遇绝不过分；陈源、梁实秋这些人的天分老实说远不及他，他们当日不解也罢挖苦也罢，希望鲁迅能埋头自己的事情中，不要被俗世耽误了；这亦是他们的价值取向，享受生活，成就自我，足矣。梁实秋所言不错，鲁迅的确为此未能完成他的天分。他不能安于躲在精英阁楼里，写些日后和平安定年代人们更有共鸣的闲适平静文章；是的，我正因为翻了不少民国史料才对这些人的平静有所保留；定要直言：鲁迅之伟大，恰在于他当日心不大能静！为此他耽误了去写他最感兴趣的《杨贵妃》（虽我无比好奇鲁迅如何去写《杨贵妃》，只能永为遗憾了），这是一本他说了多次却始终空白的小说；为此他亦耽误了金石研究诸种学问，而去写那些精英们认为会速朽的杂文。

其实他是希望他的杂文速朽的。当然他亦是有意识主动去写的。“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者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这一本集子和《花边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面。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记于上海之且介亭。”

之所以叫“且介亭”，“租界”各取半边而已；示主权残缺耳。有人不满他呆在租界；正如他当日为孙中山直言一样，孙先生亦是终生来往于通商口岸的；实在租界这片化外之地，才能为革命者爱国者提供几分安全；也就几分而已，君不见吉鸿昌将军如何在天津租界被捕转入北平杀害的；君不见当日史量才先生执念租界非国府能辖之地虽批评不抵抗也自信无虞，却果然在沪杭公路这条自家资助乡里的公路上被军统暗杀了！1910年加入同盟会的元老杨杏佛1933年6月18日可是被枪杀在上海亚尔培路！杨氏入殓之日，特务要继续暗杀出席葬礼的同仁风声甚盛；之前因通缉传言、柔石被杀、1.28炮火鲁迅搬家暂避过；而这次他不仅没有搬家，和蔡元培先生一起出席了杨杏佛的葬礼，甚至，他连家门钥匙也没有带。是的。我们都知道他死于1936年；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一天他下的决心。（至于鲁迅一生所遭遇险境几何，付出代价几何，请看所附参考文，--稍等）“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时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这是鲁迅流传极广的一首诗，亦是毛公生前最爱鲁迅所写的一首诗，——这首诗即是为同仁（他们都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杨杏佛先生所作。我们中很多人都为这首诗感怀过；今天不妨略添足些背景。倘若用公道的辩证法，当日如被逼到租界外无以生存，只能栖居于此，恰可见非同常人的勇气和风骨。不信？民国北洋政府3.18惨案他痛斥“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上了段祺瑞政府的候补通缉名单；1930年因自由运动大同盟，上海报刊颇有“鲁迅被捕”的消息的；后又名列蓝衣社“勾命单”上，杨杏佛先生亦因此而死；设身处地，就知他捍卫民国理念之诚挚之勇敢了。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当代史亦会变成历史。我愿意再赞誉一次为故乡写出《温故1942》的刘震云先生。我也愿意赞誉拍出《小武》、《三峡好人》的贾樟柯先生。他们都是和鲁迅一样，以才能从底层的命运攀爬而出的（大约鲁迅祖上好些，不过和周恩来先生一样，破落户出身）。当年明月写了本《明朝那些事儿》，读者身临其境，宛如在读励志小说或个人奋斗小说；穿越文里连雍正四爷这等坚硬手辣之人都能赢得一堆拥趸，可见“代入”实乃“同情”之良策；可惜前几年影视业一直在忙活辫子戏，鲁迅和众人相见的机缘大抵也就是教科书里，青翠花朵们与之相看两厌，教科书外的空地也是留给金庸、古龙们的。很多人熟悉鲁迅也不过是教科书里拗着句子骂起人来很凶有时还莫名其妙骂人的暴脾气的主儿。鲁迅少年丧父，那个十几岁踮着脚儿到药铺高高的桌板上拿药的少年；那个孝敬母亲担负诸弟费用非常委屈自己的长兄（他虽是过客的信徒，希望正如失望一样虚妄；但在《我要骗人》里说，“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蹰，答道真有的罢。”）；那个本想和朱安一世孤寂却因许害马勇往无前羞涩窘迫亦有些甜蜜的中年人；很多人是感受不到的。1·28沪战，他的住所亦是战场，他一家和三弟一家连女佣10人得内山之助，暂住书店，10个人挤于一室。啊，你为什么躲？难道一个平民应被炸死方为烈士？我们太乐于让别人当烈士了，但凡我们有些穿越文读者的心态，怕也不会如此有恃无恐吧，周海婴1929年9月出生，此时尚不到3岁，是的，他是一个弱子的父亲。这次避居，他还先后辗转住过3个居所，奔波过几家医院，——周海婴此时病了。我们不会如此代入，不过就因为他被钉进了教科书、官方意识形态里；我们讨厌于斯遂也一并讨厌了。这年7月，1.28事变时一并在内山书店里避居过的山本初枝（炮弹不长眼睛，日本侨民也要躲的）回国，他托内山书店转交了两首诗幅，其中一首是《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避难之时亦恰是柔石等人的周年。再越一年，1933年2月7日，鲁迅在日记上写到:“下午雨。柔石于前年是夜遇害,作文以为记念”。这就是《为了忘却的纪念》，7000多字，写了两天。

对于牺牲者的好记性实乃鲁迅可敬重处。国步艰难，多少人无声无息地死去了；如果他们有幸认识鲁迅或被鲁迅所知的话，那么就会被文学庄重祭祀。陈丹青先生固然困惑，这些文章又能换得了什么呢？这种留存的价值除了他们的性情笑貌，他们的死被记录下来，还有可能作为价值观的凝视，注视着后人；驱使后人为一种好的可能性竭尽努力。这便是我对陈先生疑问的答案，不，准确说，是期望。

在我的视界里，有一架天平。这边是鲁迅，那边是张居正。他们几乎等重，伟大不可称重。鲁迅是不安于精英生活为底层为牺牲者祭祀的思想者文学者；张居正是为了王朝利益为了底层民众利益不惜造精英阶层的反，身死之后家族因之噩运的实干者。鲁迅死前为7岁的周海婴留下“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的遗嘱（依他本意，“空头”也没有的，听人劝加上了）此处清明，当为后人感怀。张居正以10岁神宗皇帝帝师、丞相（内阁首辅大学士，我以功能论之）的特殊身份，推行一条鞭法，此处国家增收民众负担亦有所减轻，挤掉的是官僚阶层的油水；为此他不惜和冯保太监合作愉快，冯保要钱，多少没问题，给你；我来管事即可。这迥异于一些重道德重气节的大臣和太监内斗得不可收拾的做法。他没功夫没时间计较于此；当日“私家日富，公室日贫”，民怨群生，如何富国强兵，是摆在他面前的严峻命题。万历之前是短命的穆宗，只在位6年；穆宗之前是精明、自我都到了一个境界的嘉靖，电视剧里经常陪伴他的有严嵩父子。张居正和戚继光同代，一听戚继光我们就知那时外患重重，因为这位仁兄先在东南忙着抗倭，又到蓟州苦守长城16年。张居正并没怎么重用海瑞；他们本就不是一路人，海瑞后来评价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可见这位以道德清官出名的官员其深谙国情的智慧，亦可见张居正“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的天真和悲壮。我想，这位当年的神童，后来的首辅不会不清楚自己及家族可能的下场；但国家在心，无暇顾及。于是其身后被抄家，险遭戮尸；长子被逼自杀；余子被发配充军到“烟瘴地面”；值得一提的是戚继光和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居正死，亦被排挤。等到天启2年，明代将亡，张居正必然被人追念，张氏家族于是被平反，明亡之时张氏家族亦殉国不存。什么时候我们民族不再推重海瑞而在推重张居正时，才是大有希望之时。1943年朱东润先生所写的《张居正大传》在序里特意引了《法显行传》的“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当此四顾茫然之际，“惟有踏着前人底足迹，作为自己前进的路线”，于张氏之追思，颇近明亡之际，这自是抗战时人心曲。

内忧外患之际，必有一些精英能够不安于自己的生活，甚至背叛精英阶层的利益；这些目光更远大心胸亦为国所系的人们，才能把改革推向好的可能性；将国家推向好的可能性。土共当年实是一批为了国家勇于背叛自己阶级利益的精英所聚（河里草纹之老外公《蒋万根传》可见一斑）；国共合作之时，北伐军何等雄姿英发；1927年清党，实因国民党部分人士因不能确定未来利益干脆和上海金融界买办们联手，走了条捷径；此捷径亦是其最终失去大陆江山的原因。改革改不下去；再改就动摇了自家利益和统治基础；这亦是豫灾悲剧的原因；河南底层民众当日缴国军械和淮海战役里的小推车亦是一个道理的两面：河南灾民已无活路，而淮海战役的小推车主人们却是在保卫他们分来的土地。——一个较为光明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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