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请教非闲人等毛派前辈们几个问题 -- letit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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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果然缺乏常识。连文革只有三年都不知道呵。
        • 家园 添点儿乱,文革只有三年的问题

          回答不了为什么,但有点事实依据的,旁证之一:严格意义上的文革期间发行的邮票是不带编号的,而七十年代的邮票是带编号的,从一九七四年起,开始了以J T 开头的编号一直到一九九一年(有点儿意思吧?)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邮票的主题,卖个关子,有兴趣的自己查去

    • 家园 大跃进的责任

      关于大跃进由谁负主要责任的问题,总有不同的看法。香港科大曾经组织一系列的讲座,最有形成一个类似如此的看法:之所以有刘、邓负主要责任的说法,中间较多的原因是此时毛至少在口头上说自己到二线去,刘、邓在全面负责。大跃进为后来的文革埋下了祸根,而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设的认识在上层首次出现了分歧。包括后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毛对于各级政府对自己的忤逆开始感到恼火。此时,各个民主党派有意无意的撞到了枪口上。毛也许自认为大跃进将是中国全面超越苏联的开始,这在俄罗斯公开的部分毛对赫鲁晓夫的谈话上可以看出。无论有何借口,毛在事实上,是此时中国的领导人,大跃进应当由毛负责。

      • 家园 香港的历史研究看看就算了吧

        文化沙漠对历史没感觉的。

        • 家园 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得到这个结论

          ,如果只是拍拍脑袋,我觉得还是仔细一些好。香港很多大学的治学态度较国内的高等学府严谨很多。比如,港大的教授遴选制度,馆藏,内地皆要学习才是。

    • 家园 贴一个费孝通关于毛泽东、反右、文革的认识和看法

      这个是朱学勤等人记录的,在1999年与费老三天访谈的一部分,原文很长,很有意思,05年新浪上全文登了。。。

      与毛泽东的交往

        ●1949年以前,费先生见过毛泽东吗?

        费:见过,到他家里面吃饭的。

        ●他称赞费先生跟他一度称赞梁漱溟是一样的。他看中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人,就像费先生这样的社会学能够贴近社会现实,不像一般知识分子只能说一些老百姓听不懂的洋道理。他说的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现实生活当中的事情,他肯定是欣赏的。

        那您既然打成右派,他还说您文章好,怎么不作点指示来改变您的处境?

        费:他请我到他游泳池旁边谈话(1957年),他说:不要紧,右派有什么关系。我自己戴多少帽子啊。他肯定他自己的话是对的。帽子戴上去,会飞掉的。他真的飞掉好几次,他一直在帽子底下作事情的。

        ●当时在游泳池旁边,他找您谈话总有个主题吧?

        费:他请我吃饭,大家瞎谈。这一聊,聊出很多东西出来。他说:千万不要学苏联。这是1957年之前的事,我和冯友兰一起到他家里面去吃湖南饭。吃过两次饭,无话不谈。他说:千万不要学苏联,一学就不要革命了。

        从右派到副委员长

        ●那时跟储安平还有来往没有?

        费宗惠: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都有来往。

        费:一直到死啊。

        ●两个人都打成右派,老关系还在。

        费:后来他说《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应该在他的杂志上发表的,他说你再写一篇,我就写了《早春前后》在《观察》上登出。他当面跟我说,“你为什么把好文章给人民日报?”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是李维汉打招呼的,希望先生出来写的?

        费:我成右派后,李维汉请我吃西餐,在现在的欧美同学会。

        ●那个时候工资啊等待遇都没有变吧?费:当四级教授。他们问毛泽东怎么办,他说:教授还是教授,可以工资降一降。所以从二级到四级,钱伟长从一级到三级。住房都没有变。

        ●那就在民院里面继续教书?

        费宗惠:没有,没有资格了。

        费:那就在家里做研究算了。

        费宗惠:后来正好让他们搞中印边界问题,提供谈判的资料。

        费:现在争的地方,麦克马洪线、墨脱。克什米尔那个地区。

        ●那都下去调查过的?

        费宗惠:没有,找资料。找古代文献,外国文献说明这块地方原来是我们的。冰心、吴文藻、潘光旦、爸爸等几个大右派都在做这个。

        费:打成右派之前,我还在做民族工作,在搞社会调查。

        费宗惠:出了四套丛书,叫《民族译丛》。

        ●说起来,广西那个地方的民族问题也很好玩,听说壮语是人工制作的产物?

        费:是没有文字的,然后用的是拼音。这是周总理提出来的,定出一个标准符号,适用于一切民族。他们没有文字,就为他们制造文字。

        ●像费先生这样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当右派,日常生活还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

        费:没有痛苦。到了“文革”就要死了。费宗惠:他没有影响,对我可有很大影响。1958年我上大学就有问题了。

        ●那时候是40岁到50岁的样子,对学者来说是人生黄金时段,可以出东西的。

        费宗惠:可是每年还让你们去……

        费:旅行。

        费宗惠:所谓的视察。因为还是政协委员。1959年给你摘了右派帽子,还在政协,政协委员就可以出去视察。

        费:还是毛泽东的指示,这些人第一还是教授,第二留在政协。

        费宗惠:所以你们几个人都摘了帽子,你,潘光旦等,算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叫摘帽右派。

        费:在“文化大革命”是死老虎待遇,是陪斗。斗还是斗,还是客客气气的斗。

        费宗惠:不是走资派了,不掌权了。费:后来叫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这段坎坷将近二十年。费:23年。到1980年(平反)。费宗惠:其实1979年就有这个意思了,胡乔木叫你恢复社会学嘛。

        费:所以,没有胡耀邦我们出不来。

        ●那胡乔木来找费先生的时候,您还是个摘帽右派?

        费:是,还没有正式平反。平反也很复杂,是说表现的好,不是说做错了。

        ●那到人大是什么时候?费宗惠:1989年进人大,1989年前在政协,当政协副主席。因为楚图南从民盟的主席退下来让爸爸做,这样上的人大。胡愈之死后,楚图南做的民盟主席,楚图南做的人大副委员长,他做了一年就不做了。然后到 1989年换届,爸爸上去。反正民主党派的主席,肯定是上人大当副委员长。

        ●做副委员长做了两届。

        费:做了10年,到1990年。

        ●做副委员长有分工没有?

        张:到1993年分工了,联系科教文卫。

        “希望你能继续下去”

        费:中国的思想有好几个头,有几段时间。你讲的是从五四开始西学进入,中西文化接触发生的问题,然后还出来一个中国本身的东西,否则不会出问题。现在材料不少,我脑子不行了,很多名字记不住。

        你的本钱最主要的是你自己经历了这一段“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你们是先是主动,后来变被动,我们也是先主动后被动。我是你的对立面,等于是从你这边看我们的思想是怎么来的,后来到她们(指着陈群)这一代。现在我是不清楚了,可是有一个大变,然后还要出来一个大变,在这个信息时代变化出在她们身上,要起一个大变化,这是不容易的。要弄清楚,不仅有意思,也很有趣。你有这个本钱,我没有。

        ●你的本钱比我雄厚,我30岁才进入学界。

        费:我不在这个主流里,一段时间我脱离了这个主流,被你们一冲冲出去了。

        ●我们这一段时间如果说是主流的话,实际上是中国的历史走在弯路上面。这是要引起教训的。

        费:走在弯路里的主流。这种思想变化现在不敢说了,是不是中国历史非得这么冲一冲?否则旧东西不会过去。这个冲一冲有道理的,不会没有道理的。

        ●当时费先生被排斥在所谓的主流之外,这段时间我想你的头脑不会停顿下来,你肯定在观察社会,在看“文化大革命”瞎折腾,你的主要的想法是什么?

        费:这个在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写的比较清楚。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我们真的觉得思想非变不行,历史决定我们的。从金岳霖开始,他也觉得非变不行。

        ●“文化大革命”魅力就这么大?

        费:为什么这么厉害,我不敢说。像冯友兰、金岳霖等人都承认思想非变不行。而且认为是原罪论(sin),这个是历史给我们的,我们逃不出去的,非得把它承担下来。他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下把旧的文化打下去,打得很深,我们这批人是帮凶啊,真的。在我们自己的队伍里就不行了,投降的投降去了。

        李:当时是觉得你们自己的知识体系不行了,还是其它原因?

        ●是前一种情况。

        费:是知识体系不行了,历史不是我们的了。这很厉害,很深。这个覆盖面很大,潘光旦也是这样,认为自己也不行的。

        没有人清清楚楚,都不清楚,都在历史里面。现在可以看得清楚,所以你出来看看,你经过这一段,我经过那一段,我们可以在一起搞点东西出来。

      • 家园 朱学勤的东西靠不住

        这不是一个踏踏实实作研究的人。

        • 家园 这个东东还是应该看着是费孝通的。。。

          它与梁潄溟的评价有共通之处。现在有很多人以为拜服毛爷的只是一些泥腿子,其实,旧知识分子作为整体已经向毛的思想体系投降了,已经承认他们自己那套不行了。

          只不过毛爷一去,有人后悔了,想找回场子,也想找回在毛爷生前丢掉的面子。

          与泥腿子一比,老话怎么说的?“仗义每多屠狗辈,无情最是读书人。”

          哈哈哈哈。。。这句话指定是读书人编的,还挺形象!

          • 家园 怎么说呢,我觉得要把知识分子对tg、对老毛的崇拜因素考虑在内

            毕竟TG跟老毛的功绩旷世骇俗,知识分子想想自己理论一大堆整天忧国忧民,最后P用没抵还是得靠枪杆子,自然有点原罪感。建国初期很多知识分子自觉改造思想体系应该是普遍现象,关于这个推荐您看看夏中义的《九谒先哲书》我觉得讲得很到位——其中一个核心论点就是学者的本职本来应该是著书立说忠于事实,但经历过国难家仇,又或者熟读历史有圣人情怀的学者,往往特别“讲政治”,觉得自己的学说要能为政治服务能改造世界才是正道,而自己为此牺牲些个人独立思想甚至学术操守都是必要的,甚至在一些运动过头的时候也会以“矫枉必先过正”为理由,自愿作为“过正”的受害者,自以为是为历史的前进做出必要的牺牲。小声说一句,现在TG出乎绝大多数人意料要跟DL接触,立刻很多人站出来表示自我克制自我反省为TG找可能的借口,在不知事实究竟如何的前提下这种统一向一边倾斜的现象,这种“讲政治”,时刻准备为大义牺牲小我的精神,很有点相通的意思

            • 家园 费孝通和梁潄溟对当时旧知识分子整体几乎是一样的评价。。

              清谈,自私、误国。。。

              我来总结的话:那就是一群口犯子

              哈哈哈哈。。。。是不是说得有些过了?

              • 家园 对于真正的学者是谈不上清谈误国的

                像陈寅恪先生那样讲究自由精神独立思想的真正守本分的学者是谈不上误国的,那是肉食者的事。真正可能误国的其实正是比如冯友兰这种有“圣人情怀”,把学术当成进身之阶甚至肆意打扮献为投名状的人(梁效里也就是他最大牌了吧)。其实对于知识分子或者说学者,无论是别人还是他们自己,都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期许,结果就是很多学者连本分都没有尽到。要是大家都接受造反本来就是大兵而不是秀才的任务,接受学术才是学者唯一的评判标准,也就没那么多麻烦了。这样以来学者或者说知识分子反而能担负一些社会功能:发出独立清醒的声音,起刹车的作用。但他们都自觉的附上人民或者政府的这块皮,自我审查自我监督以保持口径一致,那反而是彻底没用了。

                • 家园 陈寅恪的学问怎么说呢。。。。

                  要是以像我这样的普通人的眼光来看,没什么用处。当然,这完全是我看《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的个人感觉。不管陈拥护哪个政权或反对哪个政权,都不过是政权的点缀。

    • 家园 大部分讨论毛的人不具备讨论的基础

      原因两点,一是对相关事实缺乏足够的了解,二就是章学诚所说的“夫不具司马迁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忧,而欲知文王之忧,则几乎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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