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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读书心得（十九）衰败与振作

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白居易《琵琶行》

公元324年，君士坦丁从戴克里先的两个恺撒、两个奥古斯都的创意造成的乱局中胜出，消灭竞争对手，使罗马帝国重新统一在单人治下。

戴克里先在拜占庭附近的尼科米底亚建设了行宫，君士坦丁进一步在拜占庭修建新都君士坦丁堡，于330年迁都于此。所以有些历史学家将330年作为拜占庭帝国历史的开端。不过罗马仍然保持首都的地位，帝国有了两个首都、两组官员和随从。这看起来很像明朝自成祖朱棣以后实行的制度，海瑞最后的职务就是南京右佥都御史。

在戴克里先执政之前，由于多种原因，罗马帝国的财政和经济已经陷入困境。

首先，罗马帝国收税不是像中国大多数时期那样直接向民众征收，而是采取包税制，即政府就某一区域内的征税权招标，承包给出价最高的投标者，由后者负责征收，政府得到预定的收入，多征到的归中标者。（厉以宁《罗马－拜占庭经济史》第259页；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252页）适应这种制度，甚至出现了元老、骑士、市民都有入股的包税公司。可想而知，包税人一定会采取竭泽而渔的做法，严重打击地方经济。我想不起中国任何一个大一统的时期采用过这种制度。

在中国人看来，包税制一望可知是恶政，难以理解罗马为什么如此行事。我想，原因（之一）是罗马帝国的统治深入程度从来没有达到过中国各王朝的水平。例如，罗马的城市都是自治的，市长和市议会是市民选举产生的。罗马帝国并不是中国意义上的帝国，而是自治城市的联合体（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249页）。用汤因比的话说（前引书第249－252页）：

“罗马的‘权力机构设置’，总是避免直接负责管理领土，不然的话，如果摧毁这些领土上原来的政府，政治上就会出现真空现象。……帝国政府试图将自己的责任限定在以下两个范围内：第一，阻止和预防帝国内各城邦相互间继续发生战争；第二，保护他们免遭帝国边疆以外敌人的攻击。……如同长城远远胜于建在德意志和不列颠的罗马帝国的小土墙一样，汉朝文官机构也大大优于奥古斯都建立的罗马文官机构。罗马城邦，是用远远不足的行政管理人员来开始其扩张的生涯的。……罗马政府补救这一行政管理不足的主要手段，就是让公民的私人团体承包军需品和征集赋税。……罗马这一官僚机构，没有中国官僚机构那样强的内聚性。尤其是，它没有遵循一种官方的世袭的哲学，并由此而凝聚在一起。当然，奥古斯都的这个帝国文官机构中，使用的是由狼崽变成的牧羊狗；但它比安息和贵霜两个中央集权大国那种原始的、临时凑合起来的帝国行政管理机构，还是要强得多。”

相比之下，中国的地方官员是通过推举（举孝廉）或考试（科举）产生的，而且一个一贯的原则就是异地为官，以避免官员在家乡培植私人势力。我认为，这是中国和西方一个深刻的区别：西方从一开始就实行选举和地方自治，无怪乎把这两者作为天经地义，以至觉得地方自治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同时也导致天然具有分裂的倾向；中国除了从传说中的三代找些例子之外，没有选举的传统，官员由地方自行产生更是连想都不会想，地方官由中央任命是天经地义，所以无论民主与否，集中实行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天然具有统一的倾向。

另一条原因是罗马帝国多年战乱，包括内战和外战，军费开支不断增加。更有甚者，连帝位都成为军队拍卖的对象，为了获得禁卫军的支持，即使不打仗也要不断提高待遇。如果发不出军饷，军队就会叛变。211年病逝的塞维鲁，是三世纪末期以前40多个皇帝中唯一一个得享天年的。战争破坏经济，同时又需要更多的财富安抚军队。当帝国的扩张达到极限后，形势就每况愈下。

财政收入不足以支付军费，就只好让货币贬值，物价不断上涨，货币成色越来越低。这里还有一个因素，是罗马在和东方的贸易中缺乏竞争力，只能用金银进口工业品和奢侈品，使金银越来越不足（厉以宁《罗马－拜占庭经济史》第290页，转引自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49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类似的现象发生在欧洲征服美洲之后，欧洲用从美洲掠夺来的金银从中国、印度进口丝绸、瓷器、香料等，导致中国的白银大增。所以明朝不再像宋朝那样普遍使用铜钱和纸币（黄仁宇经常爱提的一件事是，明朝276年铸的铜钱不如宋朝一年铸的多），而是采用银本位。《西游记》第88回里，唐僧一行到达天竺国，看到“白米四钱一石，麻油八厘一斤，真是五谷丰登之处”，其实这只能是明朝的度量方式，而不是唐朝的。为了克服贸易不平衡，英国人发明了鸦片贸易，使中国的金银逆向流动回欧洲。当林则徐禁烟时，英国不惜用民主的方式发动战争来捍卫自由贩卖鸦片的人权，这是多么伟大的普世价值啊！

随着社会的动荡，各种社会病态都显现出来：税收和贸易改成实物形式；地方势力铸造自己的货币，以及设卡收税；法令把同业工会成员固定在世袭的职业上；海盗又出现了，有些还是官匪勾结的；佃户被束缚在土地上，以防止他们逃走；有些大田庄主常住乡下，筑起防御性的城堡，把奴隶和仆役变成私人卫队……在熟悉中国历史的人看来，几乎每件事情都可以在中国历史上找到对应：吴王刘濞、藩镇、坞堡、部曲……这令人感叹人性毕竟是相通的，各个文明、各个民族之间的相同点远远超过不同点。丧钟为谁而鸣？为全世界所有人而鸣，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不过罗马帝国在一件事上的发展大大不同于中国，这就是宗教。罗马的传统宗教是一种不怎么精深的多神教，各个神祗仅仅是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斯诸神换个罗马名字。在罗马征服的广大区域，政府对于当地居民的信仰一般是不干预的。吉本对此有一段很有趣的描述（《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第2章第1节）：

“各种宗教仪式在境内流行，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它们是同样的真实；对于哲学家来说，则是同样的虚妄；对于地方行政长官来说，是同样的有用。如此宽容所带来的结果，不仅是彼此间的迁就，更重要的是宗教上的和谐。”

我想补充一句：这确实是一种和谐，但却是一种危险的和谐。

罗马帝国的“和谐”，被基督教的迅速传播所打破。为什么是基督教取得了胜利，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有人说是因为基督教简单易行，有人说是因为基督教最不宽容。无论如何，如伯特兰·罗素所言：“古代世界以罗马帝国结束了混乱状态，但是罗马帝国乃是一个冷酷的事实，并不是人的理想。”（厉以宁《罗马－拜占庭经济史》第273页，转引自罗素《西方哲学史》第3卷第1章，商务印书馆，1986年）罗马帝国的统治不是人们的理想，这肯定是人们接受基督教的一个必要条件和重要原因。

早期的罗马皇帝对基督教是采取镇压态度的。例如公元67年，尼禄处死了彼得和保罗。图拉真杀死了耶路撒冷基督教领袖和安条克基督教主教。哈德良对基督徒较为宽容，不过仍然禁止他们担任官员。马可·奥勒留恢复了对基督教的迫害。177年发生了里昂殉道事件，即在竞技场上公开折磨不肯改变信仰的基督徒。253－260年称帝的瓦勒里安下令禁止任何基督徒集会。（厉以宁《罗马－拜占庭经济史》第275－279页）罗马皇帝镇压基督教的原因包括：基督教起源于异国、异乡、异族；基督徒只相信耶稣而不拜皇帝；基督教不承认罗马诸神；某些基督徒拒绝当兵。

塞维鲁王朝灭亡后，罗马帝国陷入长期混乱状态。这几十年是基督教广泛传播的事情。“当国家组织逐步解体之时，教会组织却相应地逐步推进，俨然像国家内部的一个独立王国。暴虐、强制、迫害，是国家的规章；仁爱、慈悲、抚慰，是教会的箴言。”（厉以宁《罗马－拜占庭经济史》第277页，转引自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第694－695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1月第一版）

戴克里先登基后，除了创造性地发明了两个恺撒、两个奥古斯都的政治制度之外，还进行了多项经济改革。他发行了有固定重量和纯度的金币。他下令改征实物税，并取消了意大利豁免纳税的特权。为了加强税收征管，成立了专门的检查机构。为了多收税，税务检查人员像明朝的厂卫一样采用诬告、拷打等手段逼税，严重危害社会经济。戴克里先还实行了彻底的“计划经济”，即规定了所有商品和服务的最高价格。政府用强制手段低价收购粮食，然后以半价卖给、甚至免费送给城市的穷人。最惊人的是，他把帝国境内所有人及其后代的职业都固定了下来！就是说，不许转行，而且职业世袭。商人世代是商人，手工业者世代是手工业者，农民和奴隶全都固定在土地上。此外，迁入罗马帝国境内的异族，包括日尔曼人和斯拉夫人，也被安置在固定的土地上。（厉以宁《罗马－拜占庭经济史》第290－299页）这种处理蛮族的办法，正是令江统在《徙戎论》中忧心忡忡的事态。

戴克里先的经济政策，在短期有稳定作用，但由于违背市场规律，在长期是严重的破坏作用。君士坦丁统一罗马帝国后，废除了四帝共治的制度，也取消了物价管制，并放松了强制收购产品的措施，这有助于经济的恢复。然而君士坦丁继承了职业世袭的制度，甚至还有所强化。佃户变成了农奴，君士坦丁时期开始了向封建制的确定无疑的转变（厉以宁《罗马－拜占庭经济史》第313页）。

在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态度上，发生了戏剧性的事件。312年，君士坦丁入侵意大利，和他的姐夫马克森提作战。在罗马西北郊外一次战役的前夜，他在梦中看见由希腊语的“基督”名字头两个字母组成的交织字母，同时还有几个闪闪发光的拉丁文单字：“以此标记你将战胜。”君士坦丁梦见，基督指示他将这个交织字母写在自己的铠甲上，并将他漆在士兵的盾牌上。君士坦丁照着去做了，结果赢得了战役，击毙了马克森提。（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277页）于是他宣布皈依基督教。不过君士坦丁对宗教的理解很粗浅，他仍然担任罗马国教的最高祭司，直到337年的弥留之际才接受洗礼。汤因比批评君士坦丁，说他皈依基督教的动机在道德方面远远比不上阿育王对佛教的皈依（前引书第278页）。无论如何，君士坦丁是第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罗马皇帝。313年，君士坦丁和对手李锡尼在米兰颁布联合声明，宣告基督教合法化和宗教信仰自由。基督教会见风使舵，不再强调拜基督不拜皇帝的信条，而是通过推崇皇帝，把教会变成了皇权的合作者。主教们享有司法权，可以在教区内进行审判。教会拥有了庞大的财产。教徒不再反对战争，军队中的教徒渐渐多起来了。

君士坦丁还有一项政策对历史具有深远影响，就是重组军队。驻守在外省的军队，“职责在于镇压防域内的叛乱和迎击外敌的初次突袭”，人员来自世袭的军户，大多是蛮族人。帝国军队的主力是一支扩大规模的禁卫军，“必须是一支雇佣军，这支雇佣军必然主要由蛮族组成”。（厉以宁《罗马－拜占庭经济史》第322页，转引自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第696－697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1月第一版）君士坦丁还解散了原来的禁卫军，另外挑选人组成宫廷禁卫军，主要是从日尔曼人中招募的（厉以宁《罗马－拜占庭经济史》第327－328页）。看到这些地方，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授人以柄，太阿倒持，莫此为甚！

335年，君士坦丁为了避免在自己死后爆发皇位争夺战争，把帝国预先分给几个子侄。正像莎士比亚描写的李尔王一样，337年君士坦丁刚一去世，三个儿子就立即自称皇帝，展开了继承战争。内战持续了16年。直到353年，二儿子君士坦修斯二世才扫平群雄，独占鳌头。

另一方面，纷乱多年的中国北方开始出现升平气象。357年，苻坚自立为前秦天王。369年，由于前燕太傅慕容评嫉贤妒能，前燕的中流砥柱吴王慕容垂带着儿子慕容令投奔前秦。前秦丞相王猛认为慕容垂终非池中物，建议苻坚除掉慕容垂。但苻坚爱才，对慕容垂倾心接纳，封他为冠军将军。

王猛出发伐燕前去见慕容垂，叹息道：“今当远别，卿何以赠我，使我睹物思人？”慕容垂很受感动，解下佩剑相赠。谁知这是王猛的诡计，他买通慕容垂的心腹金熙，让金熙拿着慕容垂的佩剑找到慕容令，说慕容垂已经逃回前秦，让慕容令也快跑。慕容令被骗出逃，王猛立刻上表弹劾慕容令。慕容垂大惧逃跑，在蓝田被苻坚的骑兵追获。但苻坚丝毫没有责备慕容垂，反而安慰他说：“卿家国失和，委身投朕。贤子志不忘本，犹怀首丘。《书》不云乎：‘父父子子，无相及也。’卿何为过惧而狼狈若斯也！”于是复其爵位，恩待如初。我不禁感叹，苻坚是氐族人，但他不愧是中华民族的道德楷模。

回头来看罗马。君士坦修斯二世几乎杀死了他所有的男性亲属，唯一的幸存者是君士坦丁的侄子尤里安（Julian，或译朱里安）。尤里安生于331年或332年的11月6日（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2卷第22章第5节）。君士坦修斯二世把他囚禁在城堡中，同时派基督教大主教教育他。由于他年纪幼小，并且热爱哲学，声称将来要作学者，所以君士坦修斯二世放过了他，但仍然派人暗中监视。据监视者报告，尤里安不但爱讨论哲学问题，而且还信奉基督教，常上教堂，十分虔诚。君士坦修斯二世终于相信了尤里安。君士坦修斯二世没有儿子，于是把妹妹海伦娜嫁给尤里安，任命他为皇位继承人。

这时日尔曼人攻入高卢，尤里安奉命率领驻高卢的罗马军队反击。他虽然是学者，却表现出不凡的军事才能，以少胜多击溃敌军，迫使日尔曼人退回莱茵河彼岸。尤里安把战争之外的时间都用于处理行政事务，以公正和仁爱赢得了高卢军民的爱戴。高卢的城市长期受到内战纷扰、蛮族入侵和国内暴政蹂躏，在尤里安的影响下重新恢复生机。“获得美好生活的希望日增，逐渐产生勤劳的精神。农业、制造业和商业受到法律保护而再度兴旺；工匠组织的同业工会，挤满有能力及受到尊敬的成员；年轻人不再反对结婚，成家的人也愿意生孩子；公众和私人的庆祝活动按照传统习俗办理；各行省的交通状况也很安全，显示出国家繁荣景象。”（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2卷第19章第12节）我觉得从吉本对天下大治的描述来看，他的历史观念和中国传统史学家很相像。尤里安“一定会感受到他给民众带来欢乐情绪”，必然会对他冬天的居所卢特夏“格外感到满意和亲切”。“这座占据赛恩河西岸大片土地的辉煌都城”，就是今天的巴黎。

好景不长，君士坦修斯二世开始怀疑尤里安有野心。像对岳飞的十二道金牌一样，皇帝派钦差宣布，要调动高卢驻军到波斯边界，和萨珊帝国作战。尤里安惊愕之余遵命，但高卢驻军不满，于360年2月发动兵变，尤里安在多次推辞后不得已黄袍加身。361年，尤里安开始向君士坦丁堡进军。361年11月30日，君士坦修斯二世病逝，年仅45岁。361年12月11日，尤里安在首都人民的欢呼声中进入君士坦丁堡。他以皇帝的礼仪厚葬堂兄兼内兄，身着丧服跟随送葬队伍，并表现出深切的悲痛之情。

就这样，尤里安成为罗马帝国毫无争议的皇帝。“从亚历山大·塞维鲁去世以后，整整过了一百二十年，罗马人才又看到一位以履行职责为乐趣，不辞辛劳减轻臣民的痛苦，振奋臣民的精神，始终要把权威和才能、幸福和美德联系起来的皇帝。”（前引书第2卷第22章第7节）看到这里我已经深受感动，然而真正令我大为震惊的是：

在开始向君士坦丁堡的东征后，尤里安宣布自己是基督教誓不两立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