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十字岭上-记左权将军生命中的最后6小时（之一） -- 毛毛球
家园 【原创】十字岭上-记左权将军生命中的最后6小时（之一） 1942年5月25日，发生在山西辽县（左权县）-河北涉县交界处太行山区的战斗，由于左权将军的牺牲，而使得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南艾铺和它身边荒凉、险峻的太行一脉-十字岭名扬天下。战后，辽县改名左权县、十字岭主峰改称左权岭。有意思的是，由于行政区划的变更，南艾铺和十字岭主峰（左权岭）划给了涉县，造成了因这场战斗而被命名的县在其现有版图里并没发生过这次战斗，战斗中的一系列主要战场和最重要的地理标志-左权岭反而全在邻省邻县（河北涉县）的奇特现象。
十字岭战斗，由于现场的极度混乱，大量文件的散失，严重的人员损失和幸存者在时间、空间上的相对分离，使得对战斗过程的认识变得模糊不清；又由于作战的一方是八路军总部机关，如此众多的高级将领和党政领导在一次战斗中伤亡、被俘，在建国前的党史、军史中也是罕见的（在过程上，可与之相比的另一次大概只有西征军，当然二者的结果完全不同），涉及众多相关人员的表现、责任，战史上也属于“走麦城”之列，因此谈论少且多语焉不详。
5月25日的所谓“十字岭战斗”，时间上其实只持续了5-6小时，空间地域上包含了十字岭在内的涉县广大区域，战斗最激烈之处也不在十字岭；“十字岭战斗”，只是那一天，在涉县奋战的八路军总部机关战斗经历的缩影和代名词，正是由于他们中部分人的牺牲精神，在当天和随后2-3天中，使日军在判断上产生了错觉，大批的总部干部借此逃出生天，演绎了一场戏剧性地“胜利大逃亡”。
十字岭正岭呈西北东南走向，连绵20余里，和东北西南走向的太行主脉交错，状似“十”字，主峰海拔1323米。羊肠小道一端连接南艾铺，曲折地沿山脊向西北通到岭下的北艾铺、南岩沟村（这个当时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战后，在日军不断扫荡的威胁下，收容、转运和救治了数以百计的总部失散人员、伤员）。正岭两侧为数十米到上百米的深沟壑和绝壁，沿山势延绵不绝，这个地理特征在战时既拯救了总部却也差点成为全军覆没的肇因。该地区位于太行腹地，高山大岭、深谷幽潭，交通不便；此地也是根据地的腹心，抗战中，日军的扫荡很少能深入此地，因而对当地地形地貌并不十分了解。
总部各机关是5月23日晚饭后离开麻田-桐峪地区驻地的。其中，司令部（前总）从麻田武军寺村，政治部、后勤、北方局、党校和新华社分别从上、下武村（桐峪镇），上、下南会村、麻田镇等驻地出发，目的地涉县；武军寺村，位于清漳河一条小支流的北岸，距主河道4-5华里的一片断崖下，村庄因村旁的武军寺得名。41-42年的相当一段时间，由于局势缓和，前总驻在此地；彭德怀、左权住在武军寺后面的禅房中，机要、作战等部门在庙内办公。十字岭战斗结束后，前总又搬回庙内，一直住到抗战胜利。
24日中午，前总抵达郭家峪附近的水洼（又名水凹）村。一停下来，立即架起电台和各方联系。当时的情况是，由于总部各机关驻地分散（远的距离30-40里），转移行动较仓促，各单位物资多、老弱多，收拢困难，走得慢，前总为了等各机关，也只好慢慢走，因此17-18个小时只走了20-30里。另一个让人有些不安的是，转移行动前向北展开掩护总部侧翼的前总警卫团-特务团在电台里要不出来了，虽然目前总部附近的敌情不算严重，敌人似乎未察觉总部转移的方向，但由于行动前作战部队都放出去了，身边只剩下前总警卫连、政卫连、后勤警卫大队（小营）、朝鲜义勇军（有枪的30多人）总共不足4个连、400-500人，一旦有事，这点儿兵力很难说起多大作用。这一天，扫荡的日军开始全线进攻，根据地周边已经打成了一锅粥，这里的山村却依然宁静安详。从电台反馈的消息看，总部转移将经过的地区敌情变化不大；由于电台功率的问题，山区无线通讯中断是家常便饭，在忙了一下午之后，前总领导决定收摊吃晚饭。说到吃饭，百团大战之后，由于日军加紧了对根据地的进攻和封锁，太行山区的粮食供应发生了困难，部队定量每人每天13两小米（16两制）。又由于根据地灾荒严重，前总号召总部人员每人每天捐出2两小米支援根据地人民；每天三餐改两餐、干饭改稀饭，因此每顿饭都要掺入大量的野菜、麸皮充数，这天的晚饭也不例外。这么做的一个副作用，尽管炊事部门考虑到晚上行军的需要特意加大数量，可对大多数人来说，到下半夜就已经饥肠辘辘了，而到第二天上午，人变得有气无力，体力精神都很差。话虽这么说，路是不能不走的，晚饭后，大队人马启程。前总行军的规矩，首长走在前面，接下来是作战科、机要科、通讯科的一部电台，如果中途休息时间长，就架起电台工作。按原定去涉县的计划，总部接着搬。
25日上午9时许，前总到达了十字岭脚下的南艾铺，我们的故事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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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权倒下后，跟着的小队伍就跑散了。多数人感觉接着走没希望，掉头折返来路。徐敬一留在原地没动。到前总机要科之前，他在战斗部队待过，对日军的大炮和机枪，不像其他人那样恐惧；毕竟隔得远，又在山区，想打中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就在刚才一路走来时，敌人的步枪子弹已经打得身边尘土飞扬；这意味着后面的追兵离自己可能也就300-400米远，往回走能有出路吗？
天渐渐地暗下来，四周的枪炮声弱了，日军并没有追上来；徐敬一注意到，封锁线上很长时间没有落下炮弹，偶尔响起的机枪声也显得稀稀落落，敌人怎么了？徐敬一决定不管怎样也要试试，他起身沿刚才左权走过的路猛跑起来。只一会儿，他就冲过了开阔地；没有炮弹，甚至连枪都没打过来；上气儿不接下气地站在山石间，听着落在了身后的稀疏的枪声，徐敬一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在包围圈外-他突围了！此时已经是下午5时许。
徐敬一翻过山，在山坳里遇到了彭德怀。彭德怀出去后没有走远，停下来的地方和十字岭只有一山之隔；突围的时候，他身边的人也跑散了。彭老总一边让聚拢过来的突围人员原地休息，一边继续等待。一直等到快半夜时分，收拢了40多人；考虑周边的敌情依旧严重，彭德怀决定不再等，立刻出发去找特务团。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左权将军牺牲了，十字岭上的人不知道怎么样了！
和徐敬一不同，贾文艺、陈思诚与大多数人一样，当天没有冲出去。看到日军追来，贾文艺跑了几步，觉得这样不行，你跑得过敌人，只怕也跑不过敌人枪里的子弹。他叫住张立德等人，赶快找地方隐蔽。五月的山涧，四下里刚有些星星点点的绿色，根本遮不住人，几个人找了一条石壁间的窄裂缝挤进去，然后忐忑不安地等着；没有武器，就只能寄希望追击的敌人察觉不到了。
过了好一阵儿，没见到敌人上来；贾文艺大着胆子出去看，这才发现那2个敌人已经往回走了。大家长出了一口气，总算是有惊无险。大家一合计，认为这条路走不通；前面的敌人看样子不多，可挺精明的，守着隘口不去远处。自己没有武器，又是白天行动，目标大；山涧里地势狭窄、缺乏隐蔽，敌人来了不好躲藏，只有回岭上等到夜里，再找机会。拿定主意，几个人开始四下里寻找回去的路。两旁的山势陡峭，十分难走，折腾了半天，才找到一条山上的流水沟，顺着爬上去。到了半山腰，碰到了作战处的白处长和参谋郝汀，两人带着七、八个警卫连的战士坐在大岩石下休息；两路人马合兵一处，一起等天黑。这时候四周的枪炮声渐渐平息下来。
贾文艺缓过气儿，想起密码包埋的太匆忙，感到不安全；于是和其他人打了招呼，起身又往下走，想着趁天黑前挖出密码包重新找个保险的地方藏好。刚下到一半，忽然听到郝汀大声地喊：“贾文艺！贾文艺！”意识到沟底有情况，贾文艺忙回身手脚并用地往上爬，几乎同时，下面的枪响了，子弹“突...突…”地落在他刚刚站过的地方，这下他连带着把大家一起暴露了。
贾文艺爬回山上，其他人都已经离开，只剩下张立德在等他。俩人商量，走山沟是彻底没戏了，天也快黑了，山上的路不好走且不熟悉。他们决定不走了，在附近的一片茅草中藏了起来，贾文艺还有点儿不死心，想找机会重新隐藏密码包。夕阳西下，远远望去，西边山梁上的敌人在移动、离开了。躺下来，贾文艺发现自己脚上的鞋不知道什么时候跑掉了，两只脚被山石、荆棘刺破，沾满了血，可就是感觉不到疼。张立德看着他乐了：“你轻装得彻底，鞋都不穿了。”
夜幕降临，俩人静静地躺在草丛里。先是山下的山涧河滩里马嘶人喊，敌人在运动；然后，南艾铺方向响了一阵枪；随着枪声，附近山上的敌人象打了鸡血一样闹腾起来，打着手电筒、吆喝着四处搜寻。夜深了，敌人还在折腾，贾文艺饿得难受，想着：这些鬼子都忙活儿一天了，还这么大劲头，大晚上就不怕摔到沟里去？想来又有些担忧：敌人搜来搜去，什么时候会搜到岭上来啊。
陈思诚来前总之前，在太岳区委工作，反“扫荡”有些经验。部队一垮，他带着10-20人没随人流上十字岭，而是直接钻进了山沟。和贾文艺他们不一样，陈思诚没有急着找路出去，他带人先去找当地群众，依照指点躲进了山中比较僻静的老乡家里。整个下午，他们不敢行动，也不敢生火做饭。老乡家没有水，也不能去挑；陈思诚看到碾盘上有些积存的雨水，于是招呼大家每人都喝了些，总算暂时缓解了干渴；从此，他染上了胃痛的毛病。老乡还告诉他们，十字岭两旁的山势也很陡峭，很难攀爬，和山沟一样也有敌人把守，想要从这里出去只有退回南艾铺或上十字岭去北艾铺。陈思诚边听边想：转移来转移去，最后进了大石头砌的深坑儿，这可怎么出去啊！
天一黑，靠老乡指路，他们开始爬山，上十字岭向外走。山很陡、天又黑，加上路不熟，走得很慢。在穿越一片树林时，陈思诚找不到其他人了；怕引来敌人不敢出声喊，又迷了路，只好钻到一块大石头下躲起来等待天明。
从那个帮自己包扎的干部走了以后，申抒再没遇到一个自己人。整个下午，飞机的轰鸣和炮弹的爆炸声在山谷间震响、回荡，一直到太阳偏西才停下来。申抒躺在地里，陷入半昏迷状态，四周一片死寂。恍惚间，远远地看到北面山上，有8-9个人排成一队沿山间小路向南走来。走到近处，看清最前面的人扛着面太阳旗。这队日军显然也发现了申抒，其中一个向他躺的地方走下来，走离他很近的地方没路了，来人只好站在土坎上朝他喊。申抒不懂日语，那个日本人叽里哇啦说了半天，他什么也没懂，只是一动不动地躺着。停了停，日本人见没动静，就掉头去追自己队伍了。
敌人走了，申抒清醒了些。他挣扎着把挎包从肩上取下来，想就地挖个坑埋了。十字岭的春天来得晚，田里绿绿的禾苗才出土，地还是松动的，申抒试了试，竟然没挖动。因为失血过多，浑身没劲，他只能抓起些碎土块洒在包上，这样一来，虽然走进了很容易发现，但在远处还是看不清的。太阳落山了，想到明天敌人可能回来搜山，包和自己在一处不安全，申抒忍着剧痛，双手撑着地，一点点向边上挪；每次挪几寸，就得歇上好一会儿。这样断断续续地移了一晚上，快天亮时居然挪出了十几米远。
东方的天际有些泛白，太阳还没出来，26日的早晨在寂静和不安中来了。申抒正靠在田间的地垄墙下休息，听到由远而近马蹄声，逐渐的近了，敌人回来了。
家园 【原创】十字岭上-记左权将军生命中的最后6小时（之五） 从南艾铺到十字岭，一路上，敌人封锁的炮火，集中在山脊上的小路和火力封锁线上。选择前行的人们，为了躲避，只得选择在陡峭山侧绕行；饥饿、疲劳、惊惧，多数人都已筋疲力尽。大家走得很慢，一些人干脆坐下了。左权很清楚局势的严峻，身边的敌人离得近，由于隔着山涧，只能对岭上射击，一时还没有办法过来；西北方向，敌人的“铁壁”看来还未合拢，这是突围出去的希望。他边走边对疲惫的人们喊：“同志们，快跟上来，地上的敌人离我们太近了！”走不远，看到17岁的女机要员罗健也坐在地上，左权着急地喊：“小鬼快走！” 上前去拉起她就走。那时的罗健营养不良、贫血，走了一段，实在走不动了，对左权说：“14号，你先走吧，我歇歇，会慢慢跟着”。左权要收拢机关人员，只能自己先走；过了一会儿，看到罗健没跟上，不放心的左权让自己的警卫员郭树根回来找她。郭树根架起罗健一起走，罗健推开他：“你去保护首长，你快走！我能走！”她咬着牙快步走起来。
郭树根去追左权。罗健越走越慢，她觉得自己今天走不出去了。也许是一天里见到得事太多，罗健对死亡已经没了感觉，只是有些麻木地想，若死了，就没事儿了；倘若被俘，承认是通讯员、勤务员这样的“小鬼”，也许可以混过去。
当罗健又一次停下来，她看到一个熟悉的前总干部匆匆返回来。来人对她说：“我是14号派回来收容掉队同志的，你跟我走！”罗健鼻子一酸，哭出了声。当天她跟着老同志突围了，因为左权，她活了下来。
左权一路走一路收容。郭树根跑回来，左权想起前总的文件箱没上来，命令他回去找。郭树根满脸不高兴地又回去，这是他和左权生前见得最后一面。郭树根刚走，警卫连长唐万成像从地里冒出来的出现了。唐万成拉着左权：“14号，你快跟我走！”左权吃惊地看着他：“唐万成！13号呢？！你怎么自己回来了？！”“13号突出去了，我是回来接你的！” 唐万成回答。左权黑着脸，愤怒地盯着唐万成：“唐万成！你给我走！13号有个三长两短，我枪毙了你！”边吼边拔出腰间的左轮枪，枪口直指向他。人们记忆中的左权将军，平常是个温和的人，很难看到他板起面孔训人（这方面和彭德怀形成鲜明地对照），更别说拔枪相向了。唐万成静静地看看左权将军，又看看他手里的枪，轻轻地敬了个礼，转身小跑着走了。10多年以后，在朝鲜38线附近有个被称为上甘岭的小山出了名，同时出名的还有志愿军15军45师和它的师长崔健功；人们一般不知道地是，45师还有个同样能干却不怎么出名的副师长，他叫唐万成。
左权继续走。769团团长郑国仲追上了他，南艾铺陷落后，郑国仲也上了岭。见面后，郑因没见彭德怀而向左权询问：13号在哪？左权指着彭德怀突围的方向，要求他：“去找13号，一定要找到13号！一定要保证13号的安全！” 郑国仲也走了，他成为当天成功突围的少数幸运儿之一。多年后，他“下海”了；和后来上个世纪80-90年代“下海”含义不同，郑国仲成了新诞生的人民海军中的一员，先后担任过东海舰队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
徐敬一见到左权时，聚集起来的队伍有20-30人。拉得长长的行列里，有总部的秘书长张友清，没跟上罗瑞卿的北方局党校校长杨献珍等许多前总和北方局的高级干部，机要科的蒋统华、张晋儒、刘畏官等6-7人也在其中。徐敬一跟在最后，小小的队伍蜿蜒前行。当大家来到敌人的又一道火力封锁线前，象前面一样，左权让大家停下，沙哑着嗓音对队伍说：“你们都趴下，我过去没有事你们再走。”然后，左权将军镇定地走向山凹处的开阔地带。日军发现了他，炮弹飞来，在他身边爆炸，左权将军倒下去，再也没起来。
左权将军的死和南艾铺的失守，是25日十字岭上前总机关经历的最黑暗的时刻。有组织的突围失败了！左权将军的死并没有拯救总部。数以千计的机关人员被困岭上，没有食物、没有水，也没有武器；漫漫的黑夜即将来临，没有人清楚突围的路在何方。但是，左权的同志们没有放弃，十字岭上下、涉县的总部机关的每个人都没有放弃，没有人屈服，没人停止和命运抗争；十字岭的故事没有结束，它才刚刚开始；只是，它已经不是左权将军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