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8*8·史书大国·大历史 -- 陈郢客

关于6.4，不出意外，这是我最后一篇文章了。

中国是礼仪社会，说话含蓄，亦是社交修养；祭祀文发自内心，其分寸不失，写来并没有那么困难；再往下说几句话，分寸就颇不易为了；所以，我不得不再写一篇补足。希望前辈们或剪裁不同史料者看在我一番用心上宽宥一二。当然，我能呈献的，便是我“碎片却压心底”的话，但凡看历史者均有不少压心底的话，这话多半是烂在肚子里的，因为换成论文是注定篱笆不严要砸声名的，换成公共言论却是要有所承担的，大有苦心的过头话，却多半要被人曲引砸倒，不少史学大家们晓得代价高昂，于人于事均无好处，只能彼此间闲话一二，共鸣一下，也就过去了。

再次多谢西河和诸位河友的雅量。昨日我写“偏锋之文”，是做好诸般准备的；没想到，大家多有体谅，亦心怀感动。有些话唯有不够傻又不够聪明的人才能讲，既然我恰是其中之一，那么我也认命了。更重要的是，08中国，大有感触；我不过一个普通年轻人，有些话，身无顾忌的时候不讲，这辈子就再也没机会讲了；将来恐怕也会不堪后悔的。年轻的时候没“左”过；即使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愿承认这样的人的。无他，人心都是肉长的。

“偏锋之文”对前辈有所苛责，亦是视作自家人所以才讲这些话。“哀莫大于心死”，百姓们对政权真正绝望，只有一句话可说了：时日曷丧,吾与汝皆亡！那时的地火爆发必会导致山崩地裂。毕竟，大家对于腐朽的反动势力罕报希望，新生力量登台，自己有所冀望，民众有所冀望，是得有所承担有所付出的。美帝的饭、人民的饭，哪碗饭也不是好吃的。这句实话，可惜心中真晓得厉害，凛然有所敬畏的，又有多少人呢？

前辈们当年上街，多数人亦怀为民众争取权利的心，至于支持不支持土共，其思想深处，恐怕是有几分迟疑的。土共解决得完美，那就支持；不完美，亦有哀怨悲愤的。后来王丹、吾尔开希们不知妥协，已经要打倒人家政权了，广场另有指挥部、宣传部，后面亦有财力支持，到后期是要“说法”“邓公下台”甚至要“政权变天”了，“反官倒”这根主线，又被置于何处呢？

“反官倒”这根主线，亦是保“合法性正义性”的线，既是底线又是红线；是绝对不能丢掉的。后来目标偏移，为何会漂移？这中间若没有野心家或者私利者，我是不信的。这根线，是真正保卫普通学生安全也是本可成全6.4功名的大关键。学运领袖们不晓得吗？“血”将沉淀在历史上，前辈们大可放心，这“血”是邓公、是土共最不想见的；无他，将来万一江山易帜，自然会有人拿这“血”大作文章，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土共身上的，是的，这“血”是很可以被“利用”的血，邓公、土共吞下这粒苦果，你以为人家不郁结于心吗？为何走到这等地步，需要不需要私人化的反思？

若想居高临下指摘邓公，得去邓公的同代人那里找材料，了解一个人，最狠最彻底的便是到他的师兄师弟那里找素材，毕竟那时他还不是后来的长者某公。《郑超麟回忆录》里，邓公还是个小兄弟，而且很见不是学院派的，大家法国勤工俭学，邓公打工打得很高兴，书本恐怕倒没有大爱的。邓二代，毛一代，这亦是注定的。毛公长征的时候苦读史书，“马列本土化”可是他创立光大的；“文革”、群众运动，即使后来人有心，但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发动控制了。千年牛人，不服不行。而邓公自然亦是百年牛人，三落还有三起，毛公用人，挑来挑去，也就是他了。毛公对江青说过告诫语，亦要自陈“文革”，无他，二代必邓，毛公心里岂是不清楚的？我们是小人物，把大人物看小了，恐怕真是只见狂妄了。历史选择了邓二代，邓二代，说实话，是要比“刘二代”够资格的，百姓亦受惠于此。邓公不走文革思路，自然会用“现代国家”的手法处理。学生们可曾考虑到邓公本人的文革阴影，方法策略上对此有所顾忌——为促成较好结果自己努力动脑筋消除别人疑虑戒心的？径直将百年牛人邓公视若无睹，后人掩卷，能不叹息？邓公摸河建规矩，规矩草创，条件不足，亦乏经验，若有今日特警防暴队，你就是特立独行想到天安门自焚，有那机会吗？土共对于“血”的敬畏和紧张，若有人还视而不见，史书看客，也只好沉默为安了。

一代人之失，难道不是“隔绝传统”、“隔绝他人”、“眼中唯我为大”之失？4.26社论，固然开始土共姿态过于谨重，后来党史亦有检讨。可土共“传统”不失，一小撮分子和多数学生热情是专门做了区分的，法不责众，自由惯了的中国人难道不知道吗？王丹等人激烈反应，那也是应有之义，有些人是生怕落单的；好嘛，大家义愤填膺，为“说法”而游行，而绝食，越演越烈，“反官倒”大节呢？学生此时是为百姓还是为这一群体的历史说法？一代天之骄子，竟然只做了“秋菊”？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还是颇有深意的，就是“说法”讨成了，老村长逮起来了，秋菊想想老村长的好处，再次落泪，“我只是想讨个说法……我又没有让你们抓人”……后来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检讨，不亦如此自责悲凉？政治，除非真到了乌托邦，永是不完美的人们就不完美的现实博弈，能推动历史向前走一步，便是壮举，史书自然会厚待。指望一步登天，否则就是现实不对、别人不对，“我”最正确，这等心态作为像进步力量吗？你可有致力改善一二，哪怕一点点？眼中只有自己的“大”，自然看不见别人，无论是邓公、赵君、土共；还是亦有血可证的“刘国庚”们；送鸡蛋挡军车的普通百姓们。赵君5月19日凌晨对广场学子们讲的话，可不是野心之语，而是政治生命不可料时动了情，说的体贴话；他亦为这话有所代价，这毕竟有失“位置”。赵君困兽犹斗，后来亦是政治家之谋略；前辈们说他“阴谋论”亦便捷轻易，可还有人记得他毕竟说过这番话？学生们为啥到底听不进这番话？不单是人家负你啊；一味认定我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栋梁”，他们敢？他们动手就是与人民为敌！这种念头不单害己，还要害人！刘国庚崔国政们，自然不是天之骄子，“当兵的嘛”。我大学时军训过，兵士是颇艳羡、敬畏学子们的，虽然我们这代学生，得宠张扬，客观说是比不得前辈们的。到最后，不仅有同学的“血”，还有这些苦兵士的“血”，精英准精英们，真是无辜无瑕？好嘛，烧军士拦军车的都是“暴民”，可不是我们学生，可还原实情，那里面自然有趁机作乱的人，可还有“爱护学生”为“栋梁花朵”们担当和牺牲的人啊！工人、农民不起来，后来下岗受苦“活该”；工人、市民们出于爱护学生，哪怕行为过激，这时又急着撇清，心里可有“伯仁因我而死”的一些歉意？论责任的时候，撇个干净；比委屈比爱国的时候，自然是“我”大，该当“栋梁”的时候跑去当“花朵”，又不肯好好当“花朵”一心要博“栋梁”的名头。“说法”也罢，“名头”也罢，是自己挣回来的；哪里是“讨”出来的呢？

就术用而言，6.4颇似二二八，前期失之“软”而不是“硬”。有前辈非要和“韩国光州”比，韩国光州可是开始就硬上的，因“硬”而激起反应，学运领袖金大中可是坐了牢，（金大中“死刑”后改成“无期”，人家可没算计过如何为一己平安把大家全拖下水的！）金后亦做过总统。89学运，其领袖自绝于人民，可堪比较？而且“自绝”可不是后来“反华”才开始的，其一开始，为己数人，不惜将水搅混！说到韩国光州，韩国人民本以为美帝会主持公道，美帝却是悍然支持政府镇压的！光州案发生于1980年，一心西化的人们，尤其是知识精英们难道无人知道“美帝”也要看国家下菜碟吗？若知道，却不肯明言，听美帝的调度，乖乖走，那不是害人误国是什么？一说土共前期之“软”，有人必然抬出4.26来，可政府前期可曾逮捕射杀一个人？4.26也不妨研究一下，到底是不是“逼死人”的政策。有没有稳健些的对策呢？学生们在天安门呆了多少天？有自己的广播站、指挥部，有帐篷有食品；漫长的过程中，政府各派有没有给过台阶，保证并不清算？戈氏访华，政府有没有希望学生暂时配合一下，20年中苏首谈，可到底戈氏只能迎在机场，铺地毯国礼更别想了。苏联是大国，若有心借机敲诈些好处，呵，幸好是戈氏啊……一叹。

学生们不过吃定了“土共不敢”，兔子逼急了还要咬人，这句谚语又不放在心上了。80年代关于“人”的书汗牛充栋，可如果只想“自己好好做人”，却不能将别人视为同类，其实和捞钱的“特权精英”们又有何区别？柴、吾到底暴露了自己和“特权精英”们并无区别，为我自己，“自由”卖得越大越好，哪管别人死活？国家不幸？有河友谈过南沙权益亦因6.4有所耽误，这点，前辈们可曾揣在心间？

群众抵制家乐福，普世精英们可是忧患终日，甚至“甘为前驱”。怕什么呢？但凡看些历史，便知道，群众运动亦难免有些激进之举的，“五四”有，“西安事变”亦有，只要真正的精英们肯承担，事情是坏不了的。我们今日的民众行事漂亮到“几无瑕疵”，精英们并不用担待什么，可是他们于群众可有半点尊重，“暴民”的帽子倒是砸得飞快。不少普世精英们亦经历过6.4，可曾反思过6.4到底败在何处？

不知中国的传统，不知土共的传统；更无敬畏尊重之心，一心全盘西化， 不思及“本土化”，败局其实是注定的。土共之成功，是马背上亦在研究二十四史的毛公将马列主义成功地嫁接到中国传统中。古代“精英互博”；土共更是以3000万人头为我们“斩断旧有循环”提供了契机和基础。不知传统，不敬传统，便易生“另起炉灶”之心；须知一个王朝灭亡的征兆是中层坏了上层亦坏透了下层更是天灾人祸活不下去了，我们并没有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而且今日中国尚未失掉“斩断旧循环”的最后机会，不管是捞钱也罢，致力民主也罢，现在可是各路精英跑马的上佳时代；我们这时代有王石，也有陈光标；有周正毅，也有郑恩宠。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即使“争”民主，土共也有好“传统”的。

有河友写过，某乡集资亏损村民最终讨回90%，保障了自己利益，便在于老党员们身先士卒，妇孺亦是中坚，坚持一年，县委到底想了办法。厦门散步，亦是体制外的人们主动承担，并刻意不引入“学生”力量，这份体贴和担当，道义不失，终有所成。五四事发突然，亦事出混乱，罗家伦、蔡元培等人收摊承担，竟是一步不错，有所成功，北洋政府到底没有在条约上签字。五卅惨案，共产党员顾正红死于日商子弹，土共运作努力，一代人亦因此获得上海“市民”资格。历史上不乏“烂牌打出妙局”的前例，五四可算一出，西安事变更堪称“奇迹”！大奇迹后面是有大承担来的；相较而言，6.4新生力量握了一手好牌，土共不愿轻率站在“镇压者”的位置上，多有顾忌；前有五四、一二九，民众亦爱护有加。最后无所成果，却唯有“血”震慑后人，呜呼！

普世精英们只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为自傲，却忘了，真正的精英还需“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达雅说的不错，土共是自有传统的。周总理去了邢台；温总理于是飞抵北川。我们思及改进制度、思及民主进步之时，可曾想过“结合土共的传统”？

民进党之所以能坐江山8年，人家励精图治之时，可是奋力借鉴“土共”传统的。

我写“祭祀”之文，是为了纪念刻骨的“血”；写反思之文，却是怕“血”一叶障目，妨碍了大家关注大关节处。活着的人总有机会，话也是因未来亦因汶川而决心说的“心底话”，中国多一个清醒的人，便可能少一个被人忽悠的“好人”。政治关涉错综复杂的利益，“好人”与否，已隔在千山之外了。道路立场有时亦直见性命处，殷海光先生是象样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并不是说声阿弥陀佛便可立地成佛了。人民不相信，唯有从自家生出反省，恐怕才能有为于时代亦有为于国家的。

每个人都有他的路要走。中国也有自己的路要走。自己走什么样的路，打算与中国的道路如何交集，这亦是指向每个人内心的问题。请原谅我再次征引鲁迅的话，“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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