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西河探军统（一）改帖说明 -- 行走的考拉

绕了个圈之后，话题还回到我外公身上。外公中等身材，国字脸，肤白，带金丝眼镜（唯一一张保留到解放后的照片，被家父在文革前烧毁）。1903年生人，姓白，名鉴宇，字（不详），别名（似乎是有过的），祖籍河北邢台，官宦世家出身，其父亲及伯父均曾在河南安阳（时称彰德府）为官。外公系独生子，由于其伯父婚后无嗣，于是外公一子顶两房成了白家单传。外公少时私塾受教，后入新学至中学毕业。先从军（情形不详）后（1931年左右）入杭州空军军官学校就读。同期娶妻成家（是为我姥姥。姥姥家居河南安阳，其父曾为北洋吴佩孚手下的一个团长，后被仇人暗杀。其家族多为当地大户，但姥姥一支由于其父之死使家道中落。姥姥嫁给外公的初衷就是想替父报仇，不过好像外公家也没帮上这个忙），1935年生我母亲。

空校毕业后，外公因眼疾致近视，不适合继续在空军发展。遂遵其伯父之命（其时其亲生父母已去世）入南京陆军大学（应属陆大十二、十三期或将官班一期，参见链接）深造，毕业约一两年后于1938年初举家入川，居于重庆。

此时外公三十五岁。前文有述，抗战头一、二年他在自贡任防空司令官。因与妻不睦未带家眷，此期间娶一成都mm（即我外婆是也），次年得一男（是为我大舅，于4、5岁时夭折）。40年左右外公返回重庆，进重庆行辕出任少将高参，受张群，贺国光等领导；与贺等人结为好友。抗战将胜时，因家有两房，外公本人及其母（实为伯母。而其伯父此时也已逝）不喜我姥姥（盖嫌其少教养且脾气不好），常有口角发生。为图息事宁人，外公遂将我姥姥安置于成都金牛灞，外婆则随其居于重庆。重庆居处曾与张大千为邻，家母言，家中过年拜灶王爷的像及对联均出自张之手，呵呵，可惜不复得见。

1946年行辕改名为西南长官公署，朱绍良任公署长官。重庆西南长官公署大约坐落在今日渝中区金紫门附近老街（街名就叫“老街”，今恐已拆迁），是一大片老式的砖木结构的楼房。街面上与公署隔一个门牌而院内相通的老街三十二号，别名“慈居”，即为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该处在行政上属公署领导，业务上属南京国防

部二厅指挥；实质上属于保密局控制的公开机构，故主要受军统领导。当时一般老百姓平日是不敢到这的。

二处处长即大名鼎鼎的徐远举（1914－1973，出生于湖北省大冶，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生，18岁参加复兴社特务处，后改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1935年出任“护送班禅专使行署”少校参谋，到西藏开展情报活动，1945年被任命为军统局第三处副处长，1946年1月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7月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获四等云髦勋章，并被任命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此人似乎很喜欢直接指挥外部行动，喜欢干点脏活。在国民党内部名气很大，有“半壁江山，西南红人”之称，风头盖过沈醉。

二处副处长，一位是我外公，另一位是杨元森（此人毕业于黄埔军校五期。1930年参加蒋介石与冯玉祥的“中原大战“后，第二年就编入十八军随陈诚到江西参加三年“剿共”内战。1945年到重庆军令部谍报参谋训练班甲级队第九期受训，毕业后投到戴笠门下，任军统总部磁器口造时场军统局谍报参谋训练班三队队长、高干班第四期队长、特警班第二期训练总队长。1947年2月调任重庆行辕二处任上校参谋）。

二处内部有行动、情报等课，课下设组。外围有白公馆、渣滓洞等。机构职权庞大。由于遍查资料无所收获，有关外公在该处具体负责哪些部门，又具体干了点什么，我现在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可能只有什么时候见到徐远举的交代材料时才能一清二楚。

总而言之，我外公他既然属于军统，又在二处，那么就跑不脱所有的那些罪责。命该如此，搞那么清楚又有何益。

其它与军统相关的文献资料，文学作品很多很多，相信大多数人都有了解。网上搜索也很方便，就无须我再赘言。仅就唯一发现的一条线索公示于下以证我所言不虚：参见链接。

诸位看贴河友，这个帖子恐怕会引起一些不良影响。我的外祖父对新中国而言是个罪人。虽然我本人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而且自己出身于一个老八路的家庭（我父亲1938年1月加入八路军120师），从小受D教育；但我仍然为有这样一个外祖父感到不安。可惜历史不容重新来过。我只有为所有的不幸祈祷！帖子内容做了些补正，并恳请不要转贴。谢谢！

外公被毙，罪大恶极一条是跑不掉了；但具体的罪状仍无从得知。我能确信的一点是，外公他英语极好，曾参与了相当多与美国人合作有关的活动，这是他的副官当年亲口告诉我母亲的。该副官还曾问过我母亲为何不去重庆加入特情训练班（学员多为军统子弟），他说那都是外公管辖的部门（幸亏没去）。除此而外，谁也不知道更多的细节。等外公一死，更没人再敢多打听。直到多少年后，我那早逝的二舅试图捅开这层窗户纸，才引出了下面的故事：

话说外公死时无人敢去收尸，那尸身从此就没了下落。我姥姥带着二舅于较早时就已离家出走。此时外公子女中最年长的家母也已早一步“混入”革命队伍，加入西北野战军三军某文工团奔了大西北。提起这事还要感谢外婆。在得知外公被捕后，外婆设法找到正在郊区农村里与同学们一道宣传土改的家母，让她赶紧去报名参军。正好解放军也缺女兵，家母当兵很顺利，算是躲过了大劫。而外婆把一岁的小舅送给了郊区一户农民，自己带着大一点的三舅和刚出生的姨妈开始了由街道监督劳动的后半生（1973年时，我第一次见到外婆。她人清瘦、中等身高，眉宇间还能看出些年轻时的姿容。因为体力劳动的缘故吧，一侧肩膀有些塌陷。那时因已改嫁，处境稍有改善。后于1980年代末去世)。1958年家母随家父自朝鲜归国转业至青海后，随即将姥姥和二舅接来（外婆出于顾虑不让三舅来，1965，66两年三舅因高考资格被剥夺，引发精神分裂后死去），几十年转眼而过。

二舅人过不惑之后不知咋地就多了份心思，成天琢磨起了他那魂归不知处的父亲。于是便不时利用点出公差的机会开始四处打探，也偶尔有点只言片语的收获，然而终不敢过于张扬。等到了1991年初夏，二舅突发高烧，就医，左查右查，两星期后突然吐血而亡。医院结论：动脉夹壁瘤破裂，没救！二舅死了，时年仅49岁。然而到了来年，还未完全从二舅之死的打击中缓过劲来的家人们又遇到第二次打击。成都的姨夫患肺癌，走了！遭遇重击的姨妈一时激愤，随口说道：“都怪修了那座空坟，把二哥和XX（姨夫名）都勾了去。”。家母闻言后十分不悦，斥之为封建迷信。姐妹俩那阵子几近反目。

我家老太太也冤。由于那些年不再惧于政治压力，又有二舅在旁边不断进言，作为家长的她，就做主在成都某公墓为他们的父亲立了个空坟，想着今后清明时节能有个相思追怀之所。没成想，坟刚落罢，一儿一婿仅似迫不及待一般相随而去。呜呼！哀哉！此等情形实乃家门不幸，假若外公地下有灵不知当会做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