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京都大骗局——序：从GW到GCC -- 范德辛

以下有关南北战争的资料主要来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战争研究网站电子版，在此特向原书作者詹姆斯M麦克弗森及战争研究网站表示感谢。

虽然我们这个世界的规则就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少数肉食动物统治大多数草食动物，但唯一幸运的是，谁为肉食动物，谁为草食动物并不傏自然法则一样由基因决定的。换句话说，所有的肉食动物其实原先都是草食动物，所有的草食动物都有可能进化为肉食动物。

也许到目前为止，仍然有人怀疑工业化是否就是将国家区分开来的决定性的因素。这样的怀疑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我们非常幸运，有一个完美的、同时是绝无仅有的例子可以用来证明这一点，同时也可以向我们展示一下进化是如何完成的。

世界上曾经有过这么两个国家。它们同时独立，它们人种相同，它们宗教信仰一致，它们拥有共同的民主制度，它们同样热爱自由，它们甚至共同书写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当然，其实这都是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同一个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孕育于同一场战争、同一部宪法、同一个国家的一对双胞胎：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和美利坚联盟国（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通常称为联邦或邦联，或者是北方与南方。

联邦与邦联共同诞生于1776年7月4日，也就是第二次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的那一天。自此往后，经过数年奋战，北美13州终于获得独立，一个伟大的国家从此而诞生。但是，就从其诞生之日始，就已经埋下了分裂的祸根，其一是关于联邦权与州权之争，其二则是各州经济发展道路南辕北辙。由于地理条件等方面的差异，美国南北各州的经济自独立以前就有较大差异。美国北方各州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以近代化资本主义工场及农场经济为主，而南方各州则是以黑奴为劳动力的种植园经济。西欧殖民者往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贩卖黑奴由来已久。早在1501年，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不到10年，伊斯帕尼奥拉岛就从葡萄牙运进了第一批黑奴。这是向美洲贩卖奴隶的滥觞，也是美洲实行黑人奴隶制的开端。随着北美南部及加勒比海地区大量盛行的种植园经济的发展，造成对黑奴进而对黑奴贸易的大量需求。反过来，大量的黑奴劳动力，又进一步推动了种植园经济的发展。黑奴贸易促进了北美经济的发展，却给非洲带来了灾难。据估计，从黑奴贸易开始至1890年7月布鲁塞尔会议作出废除非洲奴隶贸易的决议为止，黑奴贸易估计共造成黑非洲地区人口减员1亿以上。

到北美独立时为止，美国南方以大量使用黑奴劳动力为基础的种植园为主要经济形式，而美国北方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则是以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为核心，并且将在今后迅速发展壮大。因此，关于奴隶制度存废的争论从制宪会议就已经开始。但是，一方面由于独立之初的联邦权力薄弱，各州仍对自身事务有较大发言权，另一方面由于种植园主势力强大：包括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弗逊在内的很多独立元勋本人就是奴隶主，双方只能寻求妥协。同时，南方各州为确保今后在联邦国会中不致陷于人口劣势，将这一妥协以一种掩耳盗铃般的描述写入宪法第一条第二款：

“众议院应由各州人民每两年选举一次之议员组成，各州选举人应具有该州州议会中人数最多之一院的选举人所需之资格。凡年龄未满二十五岁，或取得合众国公民资格未满七年，或於某州当选而并非该州居民者，均不得任众议员。众议员人数及直接税税额，应按联邦所辖各州的人口数目比例分配，此项人口数目的计算法，应在全体自由人民－－包括订有契约的短期仆役，但不包括末被课税的印第安人－－数目之外，再加上所有其他人口之五分之三。”

这一关于奴隶制度存废的妥协和联邦权与州权的妥协以及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分配的妥协一起，共同以“伟大的妥协”著称而载入史册。各州代表在开完制宪会议之后，就各自高高兴兴地回家去本着自由民主的原则奋斗去了。可是，妥协终究只能掩盖矛盾于一时。如不能在今后妥善解决这些矛盾，该爆发的终归要爆发。

独立之后的美国开始奋发图强，开始努力发展经济并向西部大举扩张。在经济发展之中，南北双方开始沿着各自选定的道路向不同的方向进化。北方开始了工业革命和大规模工业化进程，正在随英国之后，进化为一头肉食动物；而南方依然满足于自己富足的种植园经济，仍然停留在草食动物阶段。双方的差距越来越大，裂痕也越来越大。同时，在扩张过程中，随着不断有新州加入联邦，关于新州应以自由州还是蓄奴州身份加入联邦的问题在不断地往火上浇油。为了维持住南北双方在奴隶制度及其他问题上的脆弱妥协，双方不得不在每一次新州加入联邦时讨价还价，以便维持双方势力均衡。

到了19世纪60年代，在独立之后将近70年的发展过后，北方由于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进化道路，已经出现深刻变化，同时和南方相比出现了巨大差距和尖锐矛盾。北方的城镇人口比例已由1800年的10%上升到1860年的26%，同时南方却仅由5%上升到10%；北方在1860年农业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仅为40%，而南方则为84%；北方在1860年拥有全国工业投资的84%而南方仅有16%。以上所称南方为所有南方蓄奴州，包括内战开始时留在联邦的4个州。如果仅仅考虑最终脱离联邦组成邦联的南方11州的话，其差距将更加明显。

其它方面的统计也能进一步证明这点。例如马萨诸塞州的工业品产量在1860年就超过了未来邦联各州的总产量，同时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产量则分别是未来邦联各州总产量的两倍；马萨诸塞州的银行资本为南部棉花种植州的总数，而纽约州的银行资本几乎是全部15个蓄奴州的总数；南部白人的人均报刊发行量不及北部全部人口的一半，同时由于教育水平的差距，内战前南部的大部分大学校长、教授、研究院的负责人，家庭教师和报刊编辑都是从北方来的。

不仅双方实力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实际上南方在内战之前已经在经济上日益沦为北方和英国的“殖民地”，正像现在几乎所有非工业化国家沦为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殖民地一样。南方种植棉花，然后将棉花卖给北方或英国作为工业原料，因此，棉花种植业尽管看起来很赚钱，但大部分的利润都落入了外人手里。1847年，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市的一个居民抱怨说：“我们的商业除一小部分外都掌握在北方人的手里。我们的银行股份，八分之七为北方人所有。……我们的批发业和零售业，及一切值得一提的买卖都掌握在新英格兰人手里。……在财政上，我们所受的奴役比我们的黑人更甚。”1851年，同样是亚拉巴马州的一家报纸说，“目前，北方靠着南方已发财致富了。我们从北方购买全部的奢侈品和必需品。……北方佬辱骂和谴责奴隶制和奴隶主，而我们的奴隶却穿北方生产的衣服，戴北方的帽子，穿北方的鞋，用北方的锄头、犁和其他工具。……奴隶主穿北方的衣服，用北方的马鞍，夸耀北方的四轮马车，读北方的书。……他的产品是用北方的船运至市场的，他的棉花是用北方的轧棉机脱籽的；他的甘蔗是用北方的机器榨糖和加工的；他的河流上行驶着北方的汽船。……他的儿子在北方的大学求学，他的女儿在北方的美容所接受精心美容；他的医生是北方一个医学院的毕业生，他的学校里聘请北方教员；他用北方的发明装备自己。”

如果我们再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在内战前的美国南方隐隐看到今天巴西的影子。种植园主尤其是大种植园主正在致富，他们的投资收益率可望与北方工业资本家相比，而普通白人自由民甚至小种植园主却因为竞争和缺乏资金而日益贫穷。南方占有了全国最富有的人的60%，而南部人均收入估计只有103美元，与北部的141美元相比，低了27%。同时代的人人都发现，在北方飞速发展的同时，南方却日益落后，贫富差距日益增大。1848年纽约一位国会议员说，哪里有奴隶制，“哪里实质上就没有中产阶级。要么是大富翁，要么是穷得使人绝望，这就是固定的社会格局”。而1831年，一代先贤托克维尔乘汽船顺俄亥俄河下行，他的左侧是肯塔基州，右侧是俄亥俄州，蓄奴社会与自由社会的鲜明对照引起了他的沉思。他写道：

“河的左岸人烟稀少，时而看见一队奴隶在半荒芜的田野里懒洋洋地走着。……你会觉得这个社会正在沉睡。但是右岸，从远方传来嘈杂的哼哼者，你可以知道人们正在忙于劳作；田地里长着茁壮的庄稼，……舒适的迹象显而易见。人们看起来是富裕的、满足的。他们在劳动。”

更为深刻的相似性在于，南方落后的根本原因便在于其经济形式单一——几乎与拉美国家一模一样——完全依赖于以棉花为主的种植园经济，而未能实现工业革命这一经济突破。因此，在整整70年间，南方一直深陷于棉花与奴隶价格的死循环之中。如果棉花价格上涨，则种植者增多，奴隶需求量加大，奴隶价格上升，于是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利润便烟消云散。所有的资金都被用于奴隶购买，而再无余钱可以进一步投资。（这是一个多么熟悉的模式，凡是读过《多收了三五斗》的人都会倍感亲切。）一位主张在南部兴办纺织工厂的乔治亚州人沮丧地反问道：“为什么我们要把棉花运到遥远的北方去加工，尔后以如此高价反销到我们这里来呢？这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余钱都用来购买奴隶了。” 因此，尽管盛产棉花的南部在1850年代空前繁荣起来，但其经济更加局限于单一作物的农业。（这跟巴西等拉美国家在这之后将要经历，并且今天正在经历的情景一模一样。）同时代的美国人欣顿罗恩赫尔珀在1857年出版的《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机》一书中将普遍有文化并过着较舒适生活的北部工人、农民与贫困无知的南部穷白人做了对比，并称“奴隶制乃是南部一切耻辱，贫穷、无知、暴虐和愚昧的根源。……奴隶制独占了最好的土地，把所有劳动都贬为奴役劳动。使学校拒绝接受工人，使所有人都陷入贫困而只是“鞭子老爷”例外。这些“鞭子老爷”不仅是黑人的绝对主人，也是所有非奴隶主白人的绝对主人。非奴隶主白人的自由仅徒有其名，他们被人故意地、残忍地弄得长期处于极度无知和卑微的地位。”

由此可以看出，从1776年到1860年的美国简直就是一个研究进化这一问题的完美范例。两个诞生于同一母体，有着同样的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和同样的人民的国家，却因为所选择的经济道路的差异而开始了不同的进化。他们中的一头，成为了凶猛的肉食动物，并且将在今后100年内成为这个地球上迄今为止最凶猛的一头；而另一头，却始终没有完成这一进化而始终是一头草食动物。虽然它看起来也很凶猛，但接下来的战斗将证明，它终究只是一头外强中干的草食动物。

到了1860年这个时候，这对双胞胎已经再也无法共存下去了。他们的本质已经完全不同，而生活习性更是迥异。比如：北方希望联邦能够提高关税以便保护美国工业，而南方希望降低关税，以便更好地与英国进行贸易；北方希望增加联邦权利，以便更好地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而南方则希望扩大州权，以便确保蓄奴制免受侵犯；北方希望继续向西扩展，以便为美国工业获得新的空间同时让更多自由州加入联邦，而南方希望向南进军，以便夺取更适合种植园经济的加勒比地区等等。他们双方已经几乎在每一个关系美国国本的重大问题上都爆发了激烈冲突，而所有冲突的中心便是奴隶制的存废问题。

这一切都是因为奴隶制乃是南方种植园经济的基础。一旦失去黑奴劳动力，南方将很难找到合适的劳动力来继续其种植园经济，即便可以，也将很难在成本上与加勒比及拉美地区相抗衡；而北方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发展，要求解放包括黑人在内一切劳动力，以便有充足的剩余价值来源可供积累。因此，奴隶制的存废问题并不仅仅像它表面所述那样关乎自由与平等，上帝与良心，而是根本关系到美国未来应采用何种经济形态，应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应走一条怎样的道路或者归根结底，美国到底应当成为一头肉食动物还是一头草食动物。

双方的冲突并非仅仅停留在表面上或口头上的论战，而是从庙堂到朝野，从身体到拳脚的全方位冲突。很多热衷于此的北方废奴主义者在全国发起了针对奴隶制的宣传攻势，并建立了“地下铁道”等组织帮助黑奴逃亡，而南方奴隶主们针锋相对地利用民主党控制国会期间通过了《逃亡奴隶法》并且亲自组织或雇用流氓到北方各州搜捕逃奴。激烈冲突甚至在国会也无法避免。上面所引的赫尔伯的这本书一经出版便引起了渲染大波，一位密苏里州代表提出了一项议案，认为凡是支持《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机》的人不“适于任众院议长职位”以便阻止对该书极为欣赏的共和党议员提名他们中的一位为众院议长，并且直接导致众院多次投票都未能选出议长。议长之争整整延续了8个星期，南北双方议员火气越来越大，相互辱骂，甚至携带武器来参加会议。当时的一位观察家报道说：“唯一不带一支左轮手枪和匕首的人就是那些带着两把左轮枪的人。”在国会辩论时，众院议员席上已经几乎要爆发枪战。（因此，如果你看到今天台湾和日本的议员们在国会大打出手，你不应感到吃惊，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在学习美国150年前的榜样，而且还学得很不到家。）一位来自南方的众议员甚至于在大厅广众之下，冲进参议院大厅，将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废奴主义参议员用手杖打成重伤，3年未能重返参议院。事后该众议员收到了南方各地赠送的手杖，其中一柄上题字：“再揍他。”与此同时，马萨诸塞州仍将这位无法出席的伤员再次选为参议员，并在参议院为他保留了一个空座位以示抗议。

事已至此，内战已无法避免。长达数十年南辕北辙的发展和无休止的争吵已经垒起了火药桶，斯科特案判决、《汤姆叔叔的小屋》和约翰布朗之死给火药桶插上导火索。现在只缺一点火星了，而1860年林肯当选就是这颗火星。

近代以来，是什么让国家富足、繁荣、强盛？有无数人曾经试图回答个这个问题，答案也是五花八门。比如说，地理决定论：国家的地理条件和地缘政治环境决定国家是否强大；气候决定论：寒冷气候使人努力求生，因而处于温带和寒带地区的国家将较为强盛；基督教决定论：只有信奉基督者，才能有信义与道德，因而才能强盛；民主决定论：唯有民主国家才能长久地繁荣、强盛；文明决定论：唯有西方才能强盛；和平决定论：持久和平才能为国家积累财富；以及人种决定论：唯有白人国家才能繁荣昌盛。

我不知道这些理论是否正确，但我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国家：它的国土面积广大，且大部分地处温带地区，物产富饶，气候适宜，土地肥沃；这个国家95%以上为纯种白人，而且虔诚信仰基督教，它的文明也是西方文明的后裔；这个国家奉行民主制度的时间比现存绝大多数国家都要长久得多，同时它也躲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并且在战争中大发横财。但是，这个国家也许算不上贫穷，但绝对算不上富裕。这个国家的政府曾经在80年代和21世纪初两次破产；它的首都分布着大片贫民区，面积大到连警方也不知道确切数字，因为警方基本上就不怎么进去；更重要的是，它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失败的范例，甚至专门有一门经济学来研究它的失败。

同时，这世界上还有另一个国家：它的国土面积狭小，仅为前者的十分之一左右，虽处于温带地区但和它国以海洋相隔，同时物产贫乏，地形崎岖，耕地狭窄；这个国家是一个纯粹的非白人国家，基本上不信仰基督教，也与西方文明毫无血缘关系；这个国家近几十年来才成为民主国家，但在这几十年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由同一个政党在执政，同时在该国政界，门阀和世袭现象严重；这个国家非但不爱好和平，反而穷兵黩武，在本国还有很多农民的孩子穿不起鞋的时候却拥有了当时世界第三强大的海军，并且曾经试图通过世界大战征服并统治世界。但是，这个国家现在却是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它的工业产品以做工精细和质量可靠而享誉世界。

现在肯定已经有人猜到了，前一个国家是阿根廷，而后一个国家是日本。这样两个例子的存在似乎显示出上面那些理论都不大可靠，反而像是某些刻意编造出来掩盖事实的谎言。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国家富足、繁荣、强盛呢？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历史：

在上个世纪初，整个世界实际上是由以下国家在统治，它们是：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德意志第二帝国、沙皇俄国、奥匈帝国以及大日本帝国。它们中间有六个几经波折又死去活来地撑过了20世纪，并在21世纪初继续统治着这个世界，它们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日本国。这六个国家在加上两个小伙计意大利和加拿大，就构成了统治世界的G8集团。这8个国家每年定期集会，就全球事务指手划脚，制定下一年度的世界规则。

虽然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各不相同，例如：它们有些是奉行民主制度，有些奉行的却是专制制度；有些是坚决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有些却一度是坚决的计划经济制度国家；有些属于西方文明新教文化圈，有些属于西方文明拉丁文化圈，还有一些根本就不属于西方文明；但它们在有一点上是共同的，它们都是工业化国家或者至少是半工业化国家。

这才是真正的分水岭，不是民主自由、基督教或是文明将国家区分开来，而是工业化将国家区分开来。它才是真正把国家区分开来的标准。它决定了谁是强国，谁是弱国；谁是富国，谁是穷国；谁是文明人，谁是蛮族；谁是统治者，谁是被统治者；谁是奴隶主，谁是奴隶；总而言之一句话：

谁为刀俎，谁为鱼肉！

一个国家富足、繁荣、强盛，是指其拥有大量的物质和精神产品可供其人民使用，而只有拥有过剩物质产品，才有可能供养演员、诗人和艺术家来提供精神产品，因而国家若想富足、繁荣、强盛则必须拥有数量庞大的物质商品以消费和再生产，获取这些商品只有三种办法：自己生产、与他国交换或向他国掠夺。

人类所有的物质产品均主要来自于农业和工业。农业生产的最大问题是其产量受制于天时和地利。无论杂交水稻产量如何高，每年也只能种一到两季，产量总归受到很大限制。这就是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一书中所论述的农业产出的算术增长性。（他的理论我们以后有机会还会讨论，这里先不详表。）而工业产出是不受这一限制的。只要有充足的原材料和能源，工业生产几乎可以无限制地进行下去，而且可以以比农业快得多的方式进步。这样一来，只有工业化国家才能生产出多得多的商品，而只有有了更多的商品，才有了与他国交换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这一交换并不等价，而是存在严重的剥削。

最近有一个词在中国炒得非常热，那就是“产业升级”。人人都知道，只有进行产业升级，才能爬到产业链的上游，才能吃到利润的大头。那为什么产业链上游的人能吃大头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斯大林同志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曾经论述过的剪刀差的威力。剪刀差古典意义是指工农业产品交换时，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所出现的差额，因用图表表示呈剪刀张开形态而得名。它表明工农业产品价值的不等量交换。现在这个世界，不仅工农业业产品价值之间存在不等量交换，初级工业品和高级工业品之间也存在价值的不等量交换。

剪刀差存在的原因很简单，工业产品与农业产品的稀缺性不一样，初级工业品与高级工业品的稀缺性也不一样。具体地说，就是会种水稻的总是比会造电视机的多得多，而会造电视机的又比会造飞机的多得多。谁的产品更稀缺，谁就能抬高价格，同时压低不稀缺的产品的价格，从而实现不等价交换。

当然，在偶尔的情况下，比如说今年，农业产品也能比工业产品更稀缺一些，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剪刀差对农业产品不利，对初级工业产品也不利。这就是为什么汽车行业利润率最高的不是规模最大、产量最高的通用，而是专门生产豪华车的保时捷。工业国家不仅可以生产出更多产品用于交换，而且能够通过剪刀差实现不等价交换，换到多得多农业产品供自己消费。这样的一种交换，其实也就无异于掠夺。

更大的问题是要想跳到产业链的顶端去，需要大量的资本和技术积累，需要从产业链的底端做起，一步步往上爬，这些都极端有利于先发者。谁要是抢先完成工业化，谁就能占据技术、资本和经验的优势，制造足够高的产业门槛来阻止后来者爬上来，并且长久地通过不等价交换剥削他们。目前这个世界上富裕的发达国家几乎都是在20世纪初便完成了工业化，在那之后，只有很少几个国家爬上去。

除了生产和交换上的优势之外，工业化国家的另一大优势在于掠夺。掠夺的手段多种多样，其中一种便是依靠长期积累下的资本和市场优势，依靠汇率差距掠夺他国产品。在金本位制被普遍废除之后，国与国之间汇率差距其实就是一国所能提供的所有商品、服务和投资机会的质量与数量上的差距，也就是该国货币的流通和保值功能的差距。因此，在美元与人民币1：7的汇率的背后，是美国在工业化的150年来对中国所积累起来的所有先发优势的体现。而最近人民币开始逐渐升值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中国30年来国家实力不断上升的反映。

正是因为如此，一个中国的工程师创造了远远高于一个美国清洁工所能创造的价值，而后者的工资却可能远远高于前者。因为如果你拿到的是人民币，你的所得就只能按人民币的价值来衡量，而人民币的价值不仅是由我们这一代人的贡献，而且是由我们祖先在150年甚至更早以来的所积累的所有财富和贡献来衡量的。如果你觉得你所做的贡献和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你的美国同行，而得到的待遇却远远不如，那不是你的问题。不是因为你干的不如他好，而是因为你的祖先干得不如他的祖先。

如果有人不太服气的话，不妨回答一下以下这些问题：

当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一致通过独立宣言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在干什么？

当1823年12月2日门罗总统宣告“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我们的祖先在干什么？

当1863年1月1日林肯总统发布解放宣言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在干什么？

当1898年12月10日美国迫使西班牙签署《巴黎条约》，夺取古巴和菲律宾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在干什么？

当1918年7月15日美国陆军第三步兵师“马恩磐石”在马恩河死战不退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在干什么？

当1944年6月6日大红一师血战奥马哈海滩的时候，我们的祖父在干什么？

当1969年7月20日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的时候，我们的父亲在干什么？

这个清单并不需要再列下去，大家都会明白，上帝其实是非常公平的，谁努力终究就有回报。不要光看到贼吃肉，没看到贼挨打；不要光看到现在的美国风光无限，也要看到人家风光是怎么得来的。

这里再简短的说一下《窃明》，圆一下前面埋下的扣子。《窃明》一书最受争议之处是对袁崇焕的评价问题，但这其实不是重点。袁崇焕是汉奸也罢，是英雄也罢，其实都无关紧要。在我看来，作者关键想要说明的是，1644年的明亡清兴其实不过是个偶然。至于造成这个偶然的是吴三桂、袁崇焕、李自成还是崇祯，都无关紧要。关键的是要表明中国当时其实是存在走另一条道路的可能性的。至于实际上有没有，我们可以不去管它。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人会这么想。

如果有人对架空感兴趣，那他肯定会发现，有类似想法的作品非常之多，甚至可以说是历史架空派的主战场。这就说明，现在中国民间存在着一股反思历史的浪潮，而这股浪潮的主要矛头就是对准清朝的。这其实根本就不是因为清朝到底有多么多么的糟糕。看一下上面的问题，就很容易发现，其实是因为清朝乃是中国开始落后，开始欠债的时候，也正是今天中国不够完美的罪魁祸首。很多人对清朝存在强烈的负面情感，是因为他们将现实中的不满带了进来。

所以说，《窃明》出现的时候，很多正统历史研究者尤其是清史学派感到莫名惊咤，其实并无必要。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也都是思想史。”这部作品的出现和它所引起的争议其实正是中国初步崛起但并未完美这一大背景的反映，多少带着那么点暴发户洗底的味道。

它是件好事吗？它可以说是，因为一个民族若能反思历史，证明其有改正错误的勇气。它是件坏事吗？它也可能是，如果所有人都沉缅于对历史的架空，而无人在现实中努力，则悲剧必将重演。我绝不希望我们的后代再来质问：“当……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在干什么？”

另一种手段便是依靠积累的资本优势，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资本输出。这些资本输出，就像一根根吸管一样，直接从他们身上吸血。这方面曾经的典型的是法国的“高利贷帝国主义”，而现在的模范则是华尔街的金融投机商。这些资本堂而皇之的掠夺了贫穷国家人民的劳动，把财富汇回母国，而把问题留在当地。这方面的例子简直是数不胜数，无须再在此冗述。

除了这几种常规的掠夺手段之外，工业国家最后的武器便是强行制造危机，以近乎公然抢劫的方式将别国洗劫一空，如1994年的墨西哥，1999年的巴西、2001年的阿根廷，当然，还有最著名的1997年的东南亚。需要指出的是，这招一般仅仅针对已经小富的国家，因为那些太穷的国家实在是没什么可抢的；同时只有哪些最早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可以使用这一武器，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拥有长期工业化所积累的巨量金融资本以制造危机并设法从危机中获利。另外，在危机之后，通常随即而来的便是进一步的资本输出与控制其经济命脉，更进一步地掠夺他国。在这方面的例子同样非常之多，以下文字引用自《韩国金融开放的经验和教训》，作者曲凤杰，刊载于《新金融》2006年第8期 。

“（97年金融危机之后）政府的唯一选择就是向外资银行或公司出售银行股权。韩元的贬值使韩国资产变得非常廉价，1999年以后，资本流入开始急剧增加，有价证券的流入量也大幅度增加。1999年12月，韩国第一银行卖给一家美国基金新桥资本；2000年11月，Koram银行卖给了美国投资基金Carlyle，2003年9月，韩国外汇银行卖给了美国Lone Star投资基金。从2001年开始，韩国银行部门的外国证券投资迅猛增加。到2005年末，在剩余的七家全国性银行中，有六家的外国股权比率超过50%。总体来看，外国投资者拥有韩国商业银行的股权比率高达66%，比1998年提高46个百分点。（见表2）

表2：2005年11月七家全国银行的外资股份

Kookmin银行 85.8%

Shinban Holding 64.0%

Hana银行 76.6%

Woori Holding 11.7%

SC第一银行 100%

韩国外汇银行 74.3%

Citybank银行 100%”

我们的生存的这个世界就是如此不平等，工业化国家与非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使得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动物——肉食动物与草食动物。工业化国家通过剪刀差、汇率差从非工业国身上剪羊毛，利用资本输出赚取利润，每隔10~15年还发动1次金融危机来大肆掠夺。他们就像丛林里的肉食动物猎杀草食动物一样掠夺非工业国，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还每隔一段时间就把养肥了的羔羊送上屠宰场，用它们的血肉来摆下饕餮盛宴。

这样的一个极不公平的秩序怎么能够存在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极其简单而又极其容易被人忽略。将工业化国家称为肉食动物，还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统治着这个世界，就像肉食动物统治丛林，而是因为他们拥有最强的暴力，就像只有肉食动物才有利爪和獠牙一样。正是暴力，而不是什么假惺惺的民主自由或市场经济才是他们统治世界的奥秘。

吴思先生曾经在《潜规则》一书中说过一句真理：暴力至上是决定一切规则的元规则。比起在国家内部来，这一真理在国际社会更加适用。因为国际社会中处于赤裸裸的无政府状态，在这样一个丛林当中，唯有暴力最强者才能生存。事实上，这一规则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确立，正是拜西方文明的扩张所赐。自1492年的哥伦布伟大发现之后，皮萨罗、科尔特斯等西班牙征服者正是凭借其铁甲、钢剑和火药带来的暴力优势，轻而易举地征服了美洲。由此开始，在每次西方与非西方的对话中，总是西方人的暴力优势决定一切。这一点，中国人民的理解绝对最深。从1840年到1937年的历次对外交涉，中国和西方面对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国家利益上的冲突，而是双方规则迥异。中国和西方面对着同一张棋盘，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行棋规者。那么，这时候就只能靠暴力这个元规则来决定了。从两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再到八国联军之役，没有哪一次不是以我们被迫在对手的暴力优势面前退让，放弃自己的规则并采用西方规则。从理藩院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再到外务部，从坚持中礼觐见到最终接受西礼觐见，不正是中国规则在暴力这一元规则面前逐次退让的象征？

然而，西方帝国主义的暴力优势又因为工业化而大大得以加强。更准确地说，在现在这个时代，唯有工业国家才能拥有暴力，因为现代军队依赖于现代工业而存在。几乎所有非军迷甚至包括部分军迷都对这点存在错误理解，他们很难理解现代军队已经成为了一个完整的系统，而这一系统几乎完全是依赖于母国工业而存在的。比如说，人们往往将坦克兵理解为骑手，其实不然。坦克兵对坦克而言，不是骑手，而是马夫。坦克兵每天的主要工作，不是驾驶坦克，而是伺候坦克。除了他们之外，装甲部队当中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力是专门用于坦克的保养和维护。越是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越是只有得到良好维护，才能充分发挥战斗力。并且科技含量越高、战斗力越强的军种，这点就越明显。比如对于空军而言，飞行员和战机之间确实可以算得上骑手和坐骑。这倒不是因为战机无需保养，而是需要的人太多，也不多飞行员一个。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空军当中，负责维护保养飞机，确保其能正常运转的人数，都是负责开飞机的人数的几十倍。至于海军，就更是如此，人员简直就是纯粹依赖于舰艇而存在。为什么军队中有句行话叫“外行谈战略，内行谈后勤”，这就是原因。

国家需要现代化的军队，现代化的军队依赖于现代化的武器，现代化的武器需要精心维护，精心维护需要大量的零部件储备，更不用提战时需要的大量油料和弹药，而这些零部件、油料和弹药都需要工厂生产出来。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军队完全依赖于工业而存在的原因。事实上，这种依赖是如此之深，以至于现代军队如果一旦失去了工业支持，就几乎连一天也维持不下去。这一点，正是在二战中得以验证的战略轰炸的理论基础。只要摧毁一个国家的工业，便可以从根本上打倒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因为一个没有或失去了工业的国家，是没有任何暴力可言的。虽然在偶尔的情况下，他们也可以通过购买先进武器获得一种表面上的暴力优势，但这些武器对他们而言，就像草食动物买了一副假牙一样的不顶用，根本就是纸糊的钟馗，只可吓人，不可收鬼。在这方面，1982年的马岛之战就是最好的例证。

工业化提供了工业化国家所需要的暴力优势，而他们一旦拥有，就开始迫不及待地使用它。1840年，当世界上的英国即将完成工业化，也就是世界上第一头肉食动物刚刚诞生的时候，它就开始迫不及待的使用暴力以建立其统治，这便是鸦片战争的爆发。早在1840年之前，英国一直与中国进行着长期贸易，但英国很快发现它在此贸易中处于巨额逆差地位，因为它的商品无法打开自然经济下的中国市场。于是英国决定作弊，开始求助于鸦片走私以扭转贸易逆差。当中国开始抗议并决心根除作弊时，英国悍然决定使用暴力以迫使对手屈服。经过大约2年的战争，中国战败并被迫割地赔款，承认英国有权作弊而中国无权干涉。但英国并不以此而满足，它还企图在中国谋求更大利益。20年之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再次迫使中国屈服，并将鸦片贸易这一作弊行为合法化。

自此往后，更多的肉食动物降生于这个世界上。他们刚一诞生，便一个接一个地向先行者学习，在全世界凭借其暴力优势到处发动战争，迫使对手屈服，在他们身上肆意掠夺。2003年3月20日，美国抛开了联合国甚至抛开了北约，悍然入侵伊拉克，表面上的原因是为了清除伊拉克所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大约两年以前，伊拉克出于种种考虑决定改用欧元结算其石油贸易。作为一个主权国家，选用何种货币结算自己的出口货物是伊拉克的自由，但萨达姆显然忘记或者低估了石油美元对美国的重要性：石油美元是美利坚帝国的龙脉，任何人不得丝毫染指。于是，美国也就毫不留情地用暴力解决了伊拉克包括萨达姆本人，继续维持肉食动物对这个世界的绝对统治。

工业化国家统治这个世界，依靠暴力优势肆意压迫、剥削非工业化国家，如同肉食动物统治丛林，依靠尖牙利爪猎杀草食动物并吞噬其血肉。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残酷现实。事实上，工业化已经不仅把国家区分为肉食动物与草食动物，还把他们区分为奴隶主和奴隶。前者拥有特权，可以随意制订这个世界的规则与法律，并在必要的时候以暴力改变规则——如1840年英国所为，或以暴力镇压奴隶的反抗以维持规则的不可侵犯——就像2003年的美国所为。不仅如此，只要你是前者，你便可随意犯错而无需担心，因为工业化已赋予你不可替代的价值和特权。看一看这些肉食动物吧，他们那个的手上不是血债累累。西方文明今天的繁荣之下，掩盖了多少亚非拉人民的血肉。但这有何关系，只要你是头肉食动物，哪怕你曾经在卡廷枪杀了2万波兰人，在南京屠杀了30万中国人，或是把600万犹太人送入焚尸炉，更或是彻底灭绝了上亿非洲黑人和整整数十个民族的印第安人，你照样可以衣冠楚楚地坐在庙堂之上，享用征服与杀戮的一切成果，再于幌筹交错之间决定数千万人的命运；而那些被欺辱、屠杀与灭绝的人们，却只能在风餐露宿之间，暗暗饮泣，去继续他们既无天日，也无希望的悲惨命运。

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

在戈教主一文的最后提到了二氧化碳赎罪券和赎罪券贸易，为了了解它们到底都是些什么东西，我们再来讲个故事吧。

有六个好朋友一起生活在新大陆的新阿姆斯特丹市。他们互相爱护，一直幸福快乐地生活着，直到有一天，Phoebe怀孕了。Phoebe是个很善良的人，她是在帮她的弟弟代孕，因为她弟媳年纪太大，已经不可能亲自怀胎了。麻烦的问题是Phoebe特有做母亲的天分，一下子就怀上了三胞胎，可她又是个素食主义者。这下子可把Phoebe累坏了，一下子多出来三个小家伙，光是蔬菜水果的营养那儿够。Phoebe就特别特别馋肉，想吃点肉补充营养，但这有和自己的素食主义信条相违背。于是，Phoebe每天就不得不承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

这时候，Joey同学看不下去了。Joey是个典型的意大利裔小伙子，脑袋不是很灵光但人特别仗义，平时就好大鱼大肉的猛吃。他这人一向是把兄弟的痛苦当成自己最大的痛苦。他就出了个主意，对Phoebe说：“要不咱这么办，你要想吃那就吃吧。不管你吃了多少，我就少吃同样多分量的肉不就行了吗？这样的话，就绝对不会造成多余的小牛、小羊被宰了。”

当然，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来自《Friends》的第四季，凡是看过《Friends》的人大概都会对这个情节有印象的。如果你还记得这段情节或者是能看明白这段故事，那么恭喜你，你就已经明白了二氧化碳赎罪券的全部本质。如果剔出这个故事中朋友之间互相帮助的表象，其实它的本质就是Joey将吃肉的权利让渡于Phoebe。或者说，由于吃肉会杀生，所以如果我们将吃肉视为一种罪恶，那么则是Joey放弃了吃肉，因此获得了功德，然后再将这种功德赠与Phoebe，以抵消其吃肉而带来的罪恶。或者更加直接一点，Joey通过不吃肉这种苦修，得到赎罪券，并用它来替Phoebe赎罪。

实际上，只需要把肉变成二氧化碳，吃肉等同于排放二氧化碳，停止吃肉等同于停止排放二氧化碳，马上就会明白二氧化碳赎罪券的本质。那赎罪券贸易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Friends》并没有把这个故事演完，它接下来还有一段。Phoebe能心安理得的吃肉了当然就很开心，但是看着Joey同学每天吃不着肉的样子也有点于心不安。大家都知道，美食和美女是Joey生活的两大主题，突然之间没了其中一样，虽然是助人为乐，但还是有点别扭。Phoebe就非常的过意不去，于是就每次见到Joey都热情地拥抱一下，再亲一口，以示感谢。这样一来，搞得Joey心里暖洋洋的，一下子舒服多了，但整天吃不着肉，确实也还是个大麻烦。

这时候，Chandler同学发现了这件事情。Chandler这人其实非常好的，就是有点爱开玩笑得过了头。他就跑过去跟Joey和Phoebe说：“这样搞太麻烦了，弄得你们俩都不好受。这样吧，我来替Joey。我以前每天都要吃一斤肉，现在开始减肥健身，每天只吃二两了，就把多余出来的八两肉让给Phoebe吃。这样一来，Phoebe也可以心安理得的吃肉了，Joey也不用每天看着三明治流口水了。”于是，大家都夸Chandler是个好人，够义气，没的说。Phoebe也很高兴，虽然再也不用为给朋友带来麻烦而不安，但还是坚持把原来每天给Joey的拥抱给了Chandler。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Phoebe终于可以心安理得的吃肉了，Joey重新过上了大块吃肉的幸福生活，Chandler也一下子成了大家最喜欢的人。只是有一点Chandler没有明说，他本来每天就只能吃二两肉，那所谓多余出来的八两肉压根就从来没有存在过。

在这个扩展版本中，Phoebe和Joey之间的交易就是赎罪券贸易。如果同样地剥去友情的面纱，而观察其实质的话。那么他们之间的交易实质就是Phoebe用拥抱买到了Joey的修行而成的赎罪券，而Joey制造赎罪券并卖给Phoebe换到了拥抱。二氧化碳赎罪券贸易与此并无不同，某些国家可以通过减少排放二氧化碳而制得赎罪券，并将这些赎罪券卖给另一些国家以谋取利益。不过，这个交易的最大问题是基本上没有任何办法，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来鉴别赎罪券的真假，而这也正是它被称作赎罪券的原因。就像Chandler后来干的那样，他实际上没有做出任何贡献，仅仅是通过声称自己有多少贡献就轻而易举的制造出了赎罪券并将其售出。同样地，在500年前，当你从教会手中购得赎罪券的时候，你是无法辨别出它是由一个冰清玉洁的圣徒还是由一个男盗女娼的主教制造出来的。

那么这个赎罪券与《京都议定书》有何联系呢？答案很简单，这一赎罪券贸易正是由《京都议定书》所确立，并且是这一议定书的核心内容之一。《议定书》表面上看起来冠冕堂皇，大吹特吹人类的共同责任，实际上不过是500年前利奥十世的赎罪券诏书再版。在这一贸易机制下，发展中国家通过某种活动“减少”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然后将其出售于负有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发达国家，实际上也就是发展中国家制造并将二氧化碳赎罪券出售给发达国家以获取一定的补偿。至于这些所谓“减少”了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它们中的90%就像Chandler的八两肉一样，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当然，这种情况至少在理论上是它的主管机构UNFCCC所不愿看到的，就像教皇本人绝对不会希望无论哪个乌七八糟的教区的主教都能随意发放赎罪券一样。因此，UNFCCC制订了一大套关于如何制造、申请、审批以及交易赎罪券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基本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它们的唯一作用便是将制假行为规范化，同时淘汰掉一些制假制得实在是不像话的机构罢了。迄今为止，二氧化碳减排量交易这个事实上的赎罪券贸易行业仍然是一个充斥着谎言和欺骗的行业。在这个行业中，欺骗乃是行规，诚实乃是特例。而且更糟糕的是，几乎这个行业中的每个人都明白并且对此心安理得。无论是制造它的人，贩卖它的人，审查它的人甚至是最终出钱购买它的人都明白这一点：它们交易的东西事实上从来没有存在过，所有人其实都是在假装它存在，并且花费大量精力去论证这一点。这也就是它为什么被称为是赎罪券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产生种种畸形现象的根源。我们完全可以将其与华尔街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相提并论，因为同样作为“市场万能主义者”的“杰作”，二者实在是太相像了。它甚至比此贷危机中的房产泡沫还要泡沫，因为无论房产泡沫如何严重，它至少还有房子不会跑掉，然而在这个赎罪券泡沫中，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一个可以依托的实物都没有它就被吹起来了。唯一不同的一点可能就是，CDS等金融衍生品形成的泡沫已经随着华尔街五大投行的倒台而彻底破灭了，连带着将整个世界一起拖下深渊，而以二氧化碳赎罪券贸易为代表的绿色泡沫正在像十年前的IT泡沫一样越吹越大。不过，一些微妙的信号已经显示出它已经开始后继乏力了。（《每日经济新闻》2008年09月24日报道，中国“新能源巨头”古杉集团的财务状况露出真相。）

那为何这样的事情居然能够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存在呢？让我们再来讲个故事吧。

公元前2000年左右，来自中亚的属于印欧语系的许多游牧部落，从印度次大陆的西北方经印度河中游旁遮普地区，入侵印度次大陆，这就是古代史上著名的雅利安人入侵。雅利安人入侵给印度带来了很大影响，其中之一便是沿袭至今的种姓制度。雅利安人在征服当地土著达罗毗荼人后，对其实施奴役，以肤色白的雅利安人是品质高贵的种姓，深色的土著是品质低贱的种姓，也不允许雅利安人与当地土著通婚，这便形成了最初的种姓制度。最初，种姓制度用“雅利安瓦尔纳”和“达萨瓦尔纳”来区分雅利安人和当地的土著，只是用于划分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后来才逐渐形成了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

不过比较奇怪的是，作为游牧民族征服者的高种姓婆罗门在后来却逐渐放弃了肉食的习惯，反而倾向于素食主义，这是为什么值得研究。不过这并不重要，这些只是为了给接下来的故事搭个台，想要了解更多，可以向河里的各位高人请教。

就在那时候的印度，有这么一个大城市里住着一堆婆罗门。像别的大城市里的婆罗门一样，这个城市里的婆罗门本来也是素食的，不过可能是因为更多地保留他们先祖的传统，很多婆罗门总是忍不住想弄点肉来吃。可惜，大多数人不是有贼心没贼胆，就是丢不下高种姓的面子，不敢公开作案，只好偷偷地在屋里头弄点来路不正、乱七八糟的兔子肉之类来吃。这样一来，不光是搞得很没有面子，还时不时地因为某些肉质量不对头搞出点病什么的来。

于是乎，这个市里头的寺庙就有点着急了。不光是因为这事不合教义，于面子上有碍，更重要的是万一要出了大事，人都死光了，也就没人给寺庙布施了。这个庙的头可能是因为跟Joey他们家有点十八杆子也打不着的亲戚关系，脑子一转，想出个模样差不多的注意来：卖肉票——也就是Joey的赎罪券。

这个头就组织了一群僧侣，翻烂了寺里头所有的典籍，不知从哪里翻出几条论据来，宣称婆罗门只要用钱向穷人买肉票，就可以赎罪了，以后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吃肉了，而穷人呢就不能再吃肉了——反正他们也吃不起。穷人先每天装模作样的祈祷祈祷，然后就可以填一张肉票，送到庙里头，就可以换点小钱。当然了，每一张肉票都要由寺里头开光，开光嘛自然也不是免费的。开光之后，再由庙里头加倍的卖给想吃肉的婆罗门。婆罗门拿了这个肉票，就可以去市场上买正儿八经的好肉了。

这个肉票一推出，顿时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婆罗门们争相购买，买到手以后立刻在家里大摆筵席，吃它个痛快。广大穷人也是得到了些钱，虽说不多，不过就跟白得的一样。另外，还大大促进了本城畜牧业和狩猎业的发展。于是，经全体婆罗门提名，广大人民群众同意，提名这个头头为当年印度教十佳优秀研究僧。

差不多同一时间，有一个外国的商人来到了这个城市。这人是个国际游商，半卖半骗那种，早年间在中国闯荡过一段，偷学了几招做豆腐的技术。豆腐可是个好东西，富含植物蛋白，在没有肉类的时候是一种很好的替代品。早年间老人家有句俗话叫“有肉嫌豆腐”，就很能说明豆腐在民间的地位。这个商人就是听说城里头的婆罗门爱偷偷吃点肉，就特意跑过来推销肉的替代品豆腐来了。

可惜的是，他的豆腐技术是偷来的，也没学到家，做出来的豆腐吃起来实在不怎么样，所以呢销路也很差。在肉票发行之前还能卖出去一点，肉票一发行，基本上就没什么人来买了，也就是些不大能老吃肉的穷婆罗门偶尔来买一点。这人就天天呆在屋里愁得不行，急得直转轴。突然有一天，这人恍然大悟：这豆腐卖不出去，不是技术不行，是市场定位搞错了。

这人就去找庙里的那个头，先是捐了一大笔香火钱，然后提了个条件，就是庙里头收肉票给穷人钱的时候，搭配几块豆腐。当然了，开始是白送的，后来才是卖的。虽然他的豆腐婆罗门看不上，但广大人民群众还是很欣赏的，于是销路一下子就打开了。他不光是做豆腐、卖豆腐，还身体力行，来大力推动这笔豆腐和肉票的联动买卖。本来他这个外国人是可以光明正大的吃肉的，但是他也装模作样的皈依了印度教，也开始假装应该吃素，然后去假装赎罪，买肉票去了。到了后来，收肉票的时候干脆就不给钱了，直接给几块豆腐，然后庙里头再和他结账。

这笔豆腐和肉票的联动买卖一下子就做大了，庙里头不光是收肉票的时候发豆腐，干脆就和他合伙搞了个豆腐房，一起卖经过高僧开光的圣豆腐。别的婆罗门也有点看着眼热，又从他这儿偷技术，搞起来二手豆腐。面对竞争，这位老兄根本一点也不紧张，就和庙里头一商量，推出了一个新教规。除本寺御用豆腐房出品的之外，别的豆腐都是不洁净的，凡我教徒均不得食用。一下子就垄断了市场，彻底的赚翻了。

这就是婆罗门、肉票和豆腐的故事，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出什么门道。某些在赎罪券贸易这个行业干过的人肯定早就明白了，肉票就是指二氧化碳赎罪券，它还有个官称叫“二氧化碳减排量”，寺庙翻出来的那些论据就是《京都议定书》，那些假惺惺买肉票的婆罗门就是所谓的《议定书》附件1国家，那些卖了肉票买豆腐的穷人就是非附件1的发展中国家，这豆腐就是所谓的绿色产业了，而那个寺庙就是这笔交易的主管机构UNFCCC。被很多《议定书》支持者寄予厚望的所谓减排量交易或者某些人希望搞得Cap&Trading机制根本就是一个大大的骗局。在这个骗局中，所有的业内人合起伙来欺骗外人，尤其是欺骗那些支持“全球变暖”的傻瓜。（这又跟过去5年来的华尔街何其相似，所有街内人合起伙来欺骗全世界。）俗话说得好，上梁不正下梁歪。《议定书》结出来的是这么一个歪瓜裂枣的玩意，那它自己又是个什么东西。

这笔豆腐买卖的现实场景就是，发达国家主要是老欧洲向发展中国家购买二氧化碳减排量以对冲自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此来假装为地球作贡献，根本目的却是想卖豆腐——推销自己所谓的新能源或者广义一点，绿色产业。为什么？新能源等绿色产业存在发展的先天弱点，至少在现阶段必须依靠政府的政策倾斜才能勉强有竞争力。问题是，在国内可以依靠政府和国家机器的强力来推动，在国际上可没有这样一个权威机构可以办到。因此，老欧洲要想推动它们自己的绿色产业发展，就只有依靠大造舆论，诱使大家来签订一个国际协议，建立一个名义上的市场机制，也就是《京都议定书》及其名下的温室气体减排三机制。这一机制的详细情况上面已经有所阐述，现在的问题是，老欧洲为什么要这么干？

看一看老欧洲目前的状况就不难明白了。老欧洲的老本已经快要吃光了，尤其是今年次贷危机以来，表面光鲜的欧洲经济正在滑下深渊，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国的经济一个接一个地进入衰退，连欧元经济的发动机德国也已经不行了，今明两年的欧洲经济衰退已成定局。继熊斯登倒下之后，雷曼兄弟、AIG和华尔街崩溃带来的黑色冲击波开始继续猛烈冲击脆弱的老欧洲经济。荷兰、比利时、德国、法国等国政府开始步保尔森后尘向富通、Dexia、Hypo Real Estate紧急注资以求延缓危机爆发。老欧洲可没有美元印钞机，救市的钱从哪里来呢？此次危机虽然是美国挑头，但对老欧洲而言，根本上是长期以来老欧洲老本吃光、动力耗竭之后的必然陨落，如果他们不能很快找到一个新的确实可靠的经济支撑的话，这次他们恐怕就真的要长眠了。

18年前，整个欧洲都在欢呼，伴随着柏林墙倒塌，铁幕落下，红色帝国的垮台，共产主义继法西斯主义之后成为过去，历史似乎在这一刻终结了，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而中断了80年的全球一体化进程又再次开始启动了。可惜老欧洲忘记了一句中国古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红色帝国的垮台标志着美欧之间最大的利益共同点已经消失，老欧洲对美国而言已经从冷战盟友变成了经济上的头号竞争对手。现在的这个世界已经不是20世纪初的那个世界了，欧洲中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次全球化浪潮根本就是美国的全球化，是美国发挥其唯一超级大国的超强实力重新在全世界范围内整合全球所有行业的过程，是美国以其个人意志重组世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每个国家、每个行业、每个企业甚至每个人都必然面对来自全世界的竞争，谁如果在竞争中失败，谁就将沦为21世纪的弃儿。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在重新开始的全球化时代中，老欧洲的产业在同时经过来自上端美国和下端中国等新兴国家的竞争后已经所剩无几了，而这些剩下的东西是撑不起欧洲那个已经被福利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臃肿经济的，更何况人口结构的日益老化和以穆斯林为代表的社群分化还在进一步加重这个负担。当老欧洲还在以乌龟一般的速度推行一体化的时候，全世界已经像兔子一样绝尘而去了。

必须找到出路？必须想出解决办法？必须找到一个行业，这个行业必须足够大，大到能在21世纪托起整个老欧洲，同时必须是美国无法或不愿与之竞争的，必须是欧洲已经有了一定先发优势的，当然如果能够顺便还能打击一下美国和中国，那就最好不过了。

绿色经济！唯有绿色才能拯救欧洲，当然它必须是戈教主的帽子的那种绿色，而绝不能是穆斯林的旗帜的绿色。

这就是为什么美欧之间在二氧化碳问题上双峰对峙、怒目相向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全球变暖问题上一直是老欧洲在唱独角戏，而中美两国显然已经结成了跨太平洋的“否定同盟（Alliance of Denial，纽约时报语）”的内在原因所在。

不要认为老欧洲的目标很可笑，它听起来有点悬，但绝非没有可行性。事实上，目前全球范围内的二氧化碳赎罪券贸易已经成了一个几百亿美元的庞大产业。（当然，这个行业就像前面所说那样是名副其实的赎罪券贸易。夸张一点说，在这个行业里，除了钱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如果再考虑到绿色和能源问题的密切相关性，而能源问题又是人类从最开始就一直面对的三大问题——能源、材料、信息之一，如果老欧洲真的能够像美国发动IT革命一样发动绿色革命，激活相关产业链，那他们是有很大希望像美国一样重振雄风的。

这就是在赎罪券贸易和它背后的故事。当然了，如果你以为到此为止就已经掌握了二氧化碳和《京都议定书》背后的全部秘密——当初我就是这么认为的，那你一定会觉得这好像也并不太坏嘛，不就是个商业推广吗？这是因为你还是没有真正充分理解二氧化碳的本质，还是太善良了，还是大大低估了这伙鸦片贩子、强盗和杀人凶手的后代的智商和阴险程度。如果这个问题真的只是到此为止，那它也只能被称为京都骗局，而不是京都“大”骗局了。

对了，顺便说一句，那个婆罗门和豆腐的故事还有个结尾没有讲完。自从通过推出圣豆腐垄断市场之后，寺庙很快也就染上了一切垄断集团的通病。为了最大限度的追逐利润，他们开始往豆腐里面添加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直到有一天爆发了大规模的食品质量问题，继而又爆发了瘟疫，全城人都死绝了。这个和所多玛一样的城市就和它天才的寺庙与自欺欺人的婆罗门一起从历史舞台上永远消失了。不过，还是有一个人幸免于难，这就是那个商人。他在瘟疫爆发之前就以其骗子的本能卷起赚来的全部财产逃之夭夭，继续去下一个城市推销他的圣豆腐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