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那年庐山 (一) -- 史文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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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这篇不送花了

        大教头,吴法宪的东西最多当作旁证,决不能作为主要根据,包括刘、罗。都不说他们和林的关系,就是山头主义来说,他们都比彭总严重,虽然彭总不是没有毛病。

        我看还是看看党内比较有口碑的人的东西比如陈外长,或者比较旁观者的徐帅,或者聂帅刘帅都好一点。

        • 家园 谢谢您的直率。

          吴法宪的东西作为旁证,也是有其他旁证来证明的,不是他一面之辞。

          建议您仔细看看那篇回忆彭雪枫的文章。

          • 家园 我觉得您还是把其他旁证稍微带一下为好,呵呵

            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一直在看老兄的帖子的,对于这篇文章呢,我是这样想的。

            如果吴法宪的看法作为旁证,同时还有其他旁证的话,似乎应该至少把那些旁证稍微连带着做个介绍或者说一下出处,否则以吴法宪个人看法为依据,显得不是很公正。

            至于笔记本事件本身呢,我觉得彭总对此事是应该很敏感的,事关军事机密了,这没啥好说的啊,也许反应有些过火吧。

            不过我比较感兴趣的是,老兄提出的后面的例子,到底是罗刘在三军团枪杀伤员,还是彭总杀一军团连长呢?我认为这个事情,对于彭总对罗刘二人的态度的定性,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是前者,以彭总一贯以来的嫉恶如仇,同情弱者的性格来说,在事件发生当时就改变了对罗刘二人的看法,并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岁月,我觉得是很可能的,这恐怕未必是仅仅对这件事情记仇,或者是对罗刘插手三军团而记仇。我觉得因此就说彭总对罗刘二人猜疑了20年,恐怕不是很妥当啊。

            至于彭总对粟裕的批示,我是觉得,彭粟二人的矛盾,估计是要重开一个很大的话题来讲的,呵呵,用这个来说明彭总对自留地的私心,恐怕也是不妥。

            我是这样想的,如果彭总仅是对罗刘和粟裕采用这样的态度,对其他人都很公正的话,我觉得那是很过的去了,不能因此就说彭搞个人山头或者自留地什么的。

            而如果彭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喜欢任用自己的老部下,这才能说明些问题了。

            • 家园 俺也是抱着切磋的态度啊,

              吴法宪的回忆录有一点比较好,因为他不是经过官方整容的。----象俺列的几个例子,比如上海会议,彭总的官方传记根本就没有提。

              再如,彭总解决袁文才,王佐,的确没有把他们的部队补进红五军,但补进的是黄公略的红六军,而当时红五军和红六军的关系几乎是穿一条裤子的。----当然,我们觉不是说彭总是为了吞并袁王而杀掉他们的,袁王的部队收编到红六军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但这件事情,正规的史书里,几乎就是含糊带过了。-----事实上,据王佐的后人说,当时彭总的红五军在权限上是在新成立的以东哥为首的前委领导下的,而要求彭总打袁王的边委领导都是几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因此,彭总本是年纪最大,资历和经验最深的当事人,而他如此鲁莽从事,就难免被后人指摘了。

              至于“罗刘在三军团枪杀伤员,还是彭总杀一军团连长呢”,有可能两个都是真的,也有可能前者是掩盖后者的,因为彭总杀一军团连长是在长征途中,娄山关战斗前后,而罗刘是在长征后。

              彭总嘛,俺的看法还是性格的原因,因为在少年成长期是被人粗暴对待的,长大后对人(尤其是训人的时候)也是这个态度,----骂了人之后,也不会修补关系,所以人缘很差。---但他是否是那种整人就要整到底的,恶意的打手呢,俺觉得不是,为什么?因为他都是明着骂,而不是后面使绊子。----这一点至为重要。

              但他老人家在漫长的革命生涯里有没有私心呢?俺的看法是,这是必然的。但这种私心的反应有时候是和一些公心结合在一起,有时候他也是公心为主,并不是一贯,但也不是没有。---俺觉得这样一个思路对我们理解彭总,应该比较妥帖。(对他本人也好),否则一味地拔高,就无法解释很多明摆着的事实。您以为如何呢?

              至于山头主义或者自留地,坦率地说,几乎当时TG的主要领导,人皆有之。贺老总也有,聂老总也有,胡服同志也有,陈老总也算是有一点。。。。所以俺倒觉得这个评价对彭总而言,是正常的。如果他没有,倒是奇怪了。

              • 家园 呵呵,对,老兄这个说的很同意啊

                现在想起老兄开头说的了,这段历史资料太少,只能随便说说。果然是有道理的。

                吴法宪回忆录没有经过修正,但是这个材料的倾向性本来就需要有保留的,其他材料又是粉饰过的,果然很难办。

                从彭总的出身,经历,以及由此形成的性格来看,彭总是那种处世哲学极为朴素简单的人,说实话,这样的人呢,当然是光明磊落的了,但是真的要做到周公那样完全的大公无私,我觉得是过高要求了,我们既没必要这样要求,也没必要这样塑造,根本上来说,彭总的意识里面,恐怕是做一个为民做主的清官的概念较多,并没有上升到政治家的层面,所以说,光明磊落的有些私心,我想是可以理解,呵呵。

                其实,我个人倒是认为,用自留地和山头的说法,容易被很多人误解,比如有的老兄就说gcd的部队不是军阀,呵呵,我觉得自留地和山头,那是相对的概念,tg的部队是现代意义上的军队,再怎么山头也和军阀的军事割据有天壤之别。

                • 家园 NO,土共军队的山头宗派源远流长至今未消

                  从TG早期闹革命的历史看,各个革命阶段,根据地都是独立起源、各自作战居多,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形成相对封闭的圈子山头。

                  延安整风,山头主义也是一个目标。可是,山头成员的感情与关系是一起出生入死形成的,哪有那么容易消掉。

                  另外,山头派系和军队是否现代没多大关系,直到现在军内也还有按军区、按部队的山头主义。

                  • 家园 山头宗派这事有其两面性

                    从积极方面来看,这是各个军团集体荣誉感的体现

                    从消极方面来看,会造成圈子对立。

                    就看大家是否目标一致

                    目标不一致,则有张国焘叛变之祸

                    目标一致,则有彭总定朝鲜之功

              • 家园 关于袁王事件,温相的文章可以参考

                关于彭与袁王事件的关系,温相最近有一篇文章谈到一些新的内容,可供教头参考。

                外链出处

      • 家园 以彭的作风,对空军笔记本事件的态度当属正常反应

        我以为吴的回忆录是真实反映吴的认识的,但吴的认识系从自身位置/角度出发,自有局限,当甄别采信,与其他史料相印证方好.

        关于彭的作风,有个王德的回忆可供参考:

        1955年夏季?1957年春季,我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期间,曾先后两次随彭德怀部长去福建、江苏、浙江、上海地区视察。每次都有几十天时间。他不辞辛劳,轻车简从,深入海岛边防前线,调查研究,解决疑难,处处为祖国的安全、人民的幸福着想。他对普通战士、人民群众怀着深厚感情,而对高级干部要求严格。他对战争高度负责的精神,饱含深谋远略的指示,坦诚朴素的作风,都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准备解放金门、马祖

        1955年解放一江山岛、大陈列岛之后,接着就把解放金门、马祖提上日程。1955年5月,经军委批准成立了由叶飞、皮定均和海、空军首长参加的福州前线指挥部,我担任过—段“前指”参谋长的工作。对于打哪个海岛的问题,我曾组织陆、海、空军作战部门集体研究,因距台湾很近,根据当时我福建地区海、空军力量尚未形成绝对优势,尤其可供登陆运输船只数量有限,难以组织大规模登陆作战等等情况,我们提出首先夺取马祖北面的高登岛(是个小岛敌个把营,.我以一个加强团即可)的方案。在“前指”讨论这问题前,皮定均副司令员曾去北京学习,在学习结束时,周总理来和大家一起照相。总理从外交斗争需要,对皮定均说,你们最好能打大一点的岛子(如金门、马祖)。所以,在“前指”常委会上,皮副司令传达了总理的意图)根据这一精神,叶飞同志当即决心至少要打马祖。大家听了,都觉得当时现实各方面条件计算,这个决心很难实现,但又不便马上表示拒绝,所以很久无人讲话。叶司令员发现没人发言,情绪不对头,马上提议休息十分钟,他和皮定均、刘培善我们几个人商谈了一下,要大家把不同意见说出来。经酝酿讨论,形成了另一个与他原定决心相反、但是较有把握的方案。由于改变了原先上报的打高登小岛的计划,决定由许世友,叶飞领队,带聂风智、陶勇我们几个人去京汇报。这大概在1955年7月5日到11日。

        汇报是在中南海作战部,粟裕总长和陈赓副总长主持,作战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等都在场,彭老总一到,就问起空军驻浙江的一个飞行团调动的事。他说:“一个飞行团调动,我都不知道。”他很不高兴。事后我理解,这事可能有误会。那时作战部,一般需上送请示的报告,都是按“毛、刘、周、朱。。。。。。。。”顺序而下。报告首先送到毛主席处,毛主席一批,马上回到作战部。作战部见到毛主席批示,立即办理,彭的名字排在后面,这时,可能还未送到。所以,彭总还不知道,才发脾气的o

        接着,谈到福建沿海岛屿作战方案,彭总说;”军委有个,xx、号文件,不是规定由北向南,由小到大,逐步作战的原则吗?怎么又搞出一个大一点的呢?你们说能行吗?什么人光想打大的,没有条件怎能打大的?怎么能凭主观要求办事呢”这一来,会上冷场,谁也不敢再讲了。

        大家回到北京饭店,都不知下一步怎么办?

        我打电话问作战部,“下午这个会还开不开?”陈赓副总长接了电话。他说:“你们看,怎么办?粟总长都住院去了,血压高了。还怎么开?就这样完了。”

        听了这话,许世友司令员脑子里又有了他的想法,他对我说:“你下午去总参作战部抄份记录回来,不然,将来我们上断头台,还不知怎么上的呢”这个任务我没有完成,一直到离南京,找也没对人说过。因为人家不一定给抄。我长期跟随粟副司令工作,他的习性、脾气很熟知,他在总参工作时特别小心,特别在政治上他不会有—点越轨的事儿。 .

        这事并未就此结束,尽管中央早有文件规定,彭总也已作了明确答复,但他考虑到既然有人提出新的不同方案,为了更对战争负责,决不满足于蹲在上面作决定,而要到下面看看实际状况,所以彭总在会后不久,即亲自率领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副总长陈赓、工程兵司令陈士榘、海军副司令罗舜初、防空部队副司令谭家述等一行亲临福州、厦门前线视察;召开了准备参战的陆海空军军以上首长会议,重点研究首先夺取小金门的作战方案。因尔后各方面情况变化,这一新方案未能实施。但彭总这种从实际出发,对战争负责的精神和虚心听取各方意见的民主作风,至今记忆犹新

        1955年八九月间,我随彭总视察福建,许世友司令员没去,叫我这副参谋长陪同。给彭总带路。从南京乘火车到上

        饶,换车到福建。陪彭老总一路视察。

        到闽江口,那边上有个黄歧半岛,彭老总到了海岸炮连阵地上,他手指前面,问战士:“你看,那海里,国民党的兵舰在那边,你怎么不打?”这话真跃跷,一个国防部长这样问一个战士:像开玩笑似的。那战士回答:“彭部长,我们不能打,上面有规定。”我在一边听着,感到真有意思。这时,其他首长都离得远远的,怕他发脾气。特别是陈赓,离得更远,还有陈士榘、谭家述等都不在,只剩我在旁边,因我是军区的副参谋长,怕首长有什么指示,要及时办理,不敢随便离开。

        回来,一开座谈会,彭总又发了一通:“你看,我们一出来,就这么一大群,前呼后拥;一出来,就不得了,保卫干部、警卫人员这么多!你们有的同志不愿意下来,就别下车,就在北京蹲‘皇宫’,不要下来嘛,警卫森严,像什么样子呀!我们是共产党嘛!”

        讨论打小金门作战方案,在福建的一个山洞里,彭总说:“打小金门,你们有什么考虑?”我看叶飞同志没说什么,就接上说:“我与几位军长商谈过,特别是与詹大南同志商谈的。原来我们准备以二十八军,十一军两个军从小金门的西南角向北打,这个方案的好处是集中兵力,但有缺点,在小金门的西北角没有部队,如果敌人从这个方向反击,我容易受到损失。所以我们提议,以三十一军从小金门西南,二十八军从小金门西北角,以两个箭头打过去,这样把握大些。”我这样说后,叶飞同志没提什么不同意见,彭总也就肯定了这一方案。

        以后,彭总到厦门,讨论作战方案。会后,叶飞同志来了,说要请上面来的同志吃个便饭。这时彭总不在。有人说:“你请客,彭老总不会吃的o”陈赓同志在旁边插话!“他不吃,我们吃",o陈赓为人很坦率,在这次视察中多次与我同车o他与我闲谈,从不见外,他谈到彭总,甚至说;”他有什么了个起,大革命时才入党,我比他资格老得多”在这次闲扯中,他没有这样说。不过,我心中有数,在这世人中,也只有他敢说“他不吃,我们吃”。结果大家还是吃了,彭老总并没有发脾气。因为叶飞同志为人正派,他的宴请,简朴实惠,花费不多,今天看来,也真是餐“便饭”,稍为多了几道菜,给我们改善一下生活而已。

        研究国防部署与施工

        1957年三四月间,彭部长带领陈赓、谭政、陈士榘等来南京军区视察江苏、上海、舟山、温州、宁波、杭州各地,主要进一步研究国防部署,建筑工程施工方案,同时检查陆海空军战备情况。陪同视察的有许世友、王必成、陶勇等同志。军区首长着我为彭总一行当“导游”,负责介绍有关情况和安排日程、车辆、警卫等事宜。彭总每到一地,一方面听取当地首长汇报有关情况和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到现地勘查研究设防部署。说起国防工程建筑,远在上海解放之后,粟裕就提出,我们有了国家,掌握了政权,有了大城市,要设防。上海到南京要设防。

        1950年11月初,在陈毅主持的军区高干会议上,就(华东地区战备纲要)草稿征求了与会陆海空军首长们的意见。这与其后的1952年由党中央军委、毛主席下达的要点地区设防指示不谋而合。华东军区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张爱萍参谋长于

        1952年冬,组织以上海为重点的有关陆海空军首长和顾问,首先进行联合空中勘查.尔后分别组织重点勘查,酝酿关于全区设防部署意见。经过讨论统一认识后,开始拟订设防计划。首先确定几项原则:一是以上海为重点,包括舟山群岛,苏北,渐东两翼和宁、杭、芜等纵深地区。二是每一防区既要能独立坚守,又要能互相支援。三是要有纵深。四足陆空联防。五是在实施步骤上要先前沿后纵深,先重点后一般。在拟定全面计划后,我随同张爱萍参谋长专程赴京向聂荣臻总长汇报,获得批准同意。为便于组织指导国防施工,我们在上海组成华东军区上海工程建筑指挥部。张爱萍兼任总指挥,我任副指挥负责日常具体组织工作。为培训施工技术骨干,开办了工程技术训练班,约请苏联专家介绍钢筋混凝土施工技术;同时,由参加过抗美摄朗的章尘、施枚等同志介绍朝鲜战场打坑道的经验。尔后组建几个工区展开施工。为摸索经验,避免浪费,先进行试点,再全面铺开。这样从战役勘查到战术勘查再技术勘查,有重点有步骤的实施,从而保证了工程质量。从设防部署、计划到工程指挥部的组建,都得到了陈毅司令员的批准、关心与支持。在张爱萍同志直接领导和各工区艰苦施工努力下,这项工作时间虽不太长,但却在部队留下了很深印象。—些参加工作的老同志虽已离休,至今仍念念不忘。 彭总这次视察,是从南京出发,先到江苏的镇江、扬州,再到上海警备区、舟山群岛、泗礁岛、宁波、温州、杭州,回头直趋芜湖,再回南京。他住在南京的前美国大使馆的房子。出发前,他先去军事学院做报告。那时,杨勇、杨得志等同志都在高级系学习。他讲话,我们没去,但看到他讲话的文件。讲话主要针对当时在学的我军高级干部的骄傲思想,他们看不起担任教员的原国民党高级军官(如王耀武这样一些人),认为这些人“军事理论一大套,有什么用,不照样被我们打败啦”彭总讲话则强调:“共产党员相信真理,谁对服从谁。看真理在谁手里,我们服从真理。’’还谈到如何发扬军事学术民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及行动上要服从组织,要统一,不能各行其是等等。路上,彭总不断地宣传毛泽东思想,讲党的老传统,用毛主席说的、做的来教育大家,在镇江、扬州时,江苏军区首长提出:他们省军区管辖地区面广、交通不便,车辆很少,下去检查工作,没有汽车,只好用自行车代步,,,,,,彭总说,自行车也可以嘛!目前国家有困难,不可能增配汽车,暂时只能靠骑白行车,要发扬艰苦奋斗的老传统。在杭州同浙江军区首长谈毛泽东善于以理服人,争取多数和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的正确思想作风等等。他讲过好多次,给我印象很深,特别是,他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本人,是那么真诚、由衷地敬佩与拥护o .· 接着就到了上海警备区,检查防空与战备。那时还是比较紧张的,怕敌人的的U-2飞机之类来侦察拍照。有时未能打下敌人的飞机,他派雷英夫同志马上去看看飞机为什么没能打下来,总结经验教训。

        在视察杭州湾北侧的乍浦、澉浦国防工程,听一位副师长汇报因施工组织不严,曾发生几起伤亡事故时,他严肃指出;人民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军队,我们对战士要当成自己儿女一样地去爱护,不能漠不关心,更不能无渭牺牲!他还对干部说:“你们自己的几子,将来革命不革命还不晓得,你是那样疼爱,而人家的儿子——现实革命战士,他却不爱惜”这真是一针见血的批评! 上泗礁岛之前,我们的船一直向南走,绕到了泗礁岛的西南角,却被彭总发觉了:“怎么摘的?这船怎么搞的,泗礁岛在西北,怎么还不掉头!”我们知瞒他不过,只好叫调头。本来,陈赓、陈士榘同志照顾彭总身体,不要过分疲劳,泗礁岛很小,就不要去了。彭总发脾气了:“怎么,你们北京下来的,谁不想上岛就回去”人家谁都不敢讲了。 一到岛上,许世友就同一些人到另外一处去了。彭总在岛上,看到有些打了坑道的山头上。设置铁丝网,围进去的地方很大,不让老百姓进去。他问施上部队,负责人说是为了保密,防止群众接近国防工事。彭总说,岛子上部队少、群众也少,主要靠军民联防守岛:更要注意动员教育群众,协助看护国防工事。不能脱离群众。当然,重要的.有危险品的仓库重地,应有必要的防护设施,但也要通过地方政府动员组织教育群众,帮助看护。圈地不要太大。只有把军民联防的工作做好,才能把海岛建成坚强的要塞。在这次视察中,他还派人调查,有的空军机场占地太多,提出在保障飞行训练、使用安全情况下,把不必要的空地退给群众生产,同时教育群众协助维护机场安全。

        随后,到了一个大山头下面,彭总说“不去了。你们谁去?’许司令员说,他不去,我们去。那山约有一百多公尺高,比较陡峭,陶勇、王必成等穿着大皮鞋,跟着往上爬,累得满身大汗。我事先有准备,穿的胶鞋,比较轻便些。

        在另一个山头上,当许司令看到有的滩头两侧修有永备工事,他对着标好的上事图讥讽说,这些工事乱七八糟,鸡巴毛炒韭菜,打起仗来一点也没用。我当即中辩说,山里也打有坑道,这种坑道为骨干.结合永备工事,并以堑壕交通壕相连结,是总结了朝鲜战场经验的。您这样批评,如按思想上服从真理,我是不同意的。许司令回头对我说:“你‘感冒’的什么,我又不是说你。”工程总指挥是张爱萍同志,我知道他指的是张。他对张意见可多呢!彭老总说,有的工事不当,可能是有的勘查设计人员缺乏实战经验吧。但就总的情况,彭总还是持肯定的态度。

        上大衙岛时,我同彭老总乘一辆战争中缴获的美式吉普车.走到半路抛锚了。这是岛上唯一的一辆小车,彭老总毫不责怪地同我们一起步行一二里路,接着由守备团长带路爬上最高峰,在山顶上彭老总问团长、政委是否经常爬这个山头?嘱咐要经常爬一爬岛上的山头,熟悉地形。 在杭州有两件事:一是彭总同林维先司令等介绍毛丰席在遵义会议之前,如何争取王稼样、张闻大同志等从王明“左”倾路线下到正确路线上来,既坚持原则又讲究策略,促成了党内团结统一。二是在一个香火很盛的大庙前面,看到烧香的红男绿女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彭总感叹地说,杭州真是天堂,但是台湾尚未解放,那里的人民仍在水深火热之中呢。在南京期间,还有这幺一件事:

        有一天,外出时,彭总突然招呼我一起乘车,叫我坐到他的小车里,问我:“你是不是军区党委委员?”我说:“不是。”接着问我:“你听到下面对军区领导有什么反映没有?”我说;“许、唐首长刚上任不久,各方面工作满好,没听见有什么反映。”他又问;“那你—点意见未听到?”我看他诚恳地追问,随即把脑子里长时间未弄清楚的问题提出来说:“党委集体领导下首长分工负责制怎么搞法?我弄不清。开会时,唐亮政委也说弄不清,先试着办吧。彭总当即表示:“党委第一书记,没什么特殊权利,主持党委会集体讨论执行上级指示,意见一致作出决定后分工负责执行,意见不—致时,一是上报请示,二是下次再议。”我认为。他这个讲法非常明确易行。事后向张才干副司令兼参谋长作了汇报。于各地视察完毕离开南京之前,他在住地中山陵8号同军区首长话别时,看到我站在旁边说:王德同志,一路上我看你工作满积极.也很坦率啊,可是你没有党内斗争的经验呢。彭总这两句话,是对我的鼓励、鞭策和关怀,我一直铭记在心,可叹的是,当时我并投有真正理解彭总给我的指示。正是由于我“没有党内斗争的经验”,使我在不久之后就闯了大祸,受了处分,吃了二十多年的冤枉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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