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论史不可势利兼谈郭沫若 -- 丁坎

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初稿系五幕剧，完成于1960年1月10日，发表于同年5月号《人民文学》杂志；后几经修改，于1962年6月20日定稿，改为四幕剧，于同年10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郭沫若为什么要写历史剧《武则天》？他的创作动机是不是带有明确的政治功利的目的性，即“借颂扬武则天在吹捧江青”呢？

根据可查的史料，我们知道，郭沫若萌生创作《武则天》的念头，始于1959年6、7月间。1959年6月29日至7月11日，郭沫若离京赴安阳、郑州、洛阳、三门峡、西安、太原等地考察访问，因在洛阳参观武则天捐助脂粉钱修造的大奉先寺石窟有所感触而引发了创作激情。正如他自己所说：“去年(1959年)我曾到龙门去游览，我之想写这个剧本，实际上是受胎于此。”(《我怎样写＜武则天＞？》)。

郭沫若在游览龙门时，曾作过《访奉先寺石窟》一诗，其中云：“万躯残佛憎顽盗，一寺灵光号奉先。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这说明，作者游览之日就开始酝酿做翻案文章了。

在完成五幕历史剧《武则天》初稿以后，“为了更多地接触武后的业绩”以修改剧本，郭沫若于1960年3月下旬，特意在陕西乾县游览唐高宗与武后合葬墓的乾陵遗迹，并作七律五首以纪其事，其中《游乾陵》第一首云：“岿然没字碑犹在，六十王宾立露天。冠冕李唐文物盛，权衡女帝智能全。黄巢沟在陵无恙，述德纪残世不传。待到幽宫重启日，还期翻案续新篇。”这再次说明郭沫若是一心要为武则天做翻案文章的。

先讲史料征引。《系年》关于吕不韦与秦始皇、嫪毐三人关系，所引史料二十余条；《十批》所引文献也近二十条，另引铜器铭文为证。两书引用史料相同的有《史记》、《吕氏春秋》和《战国策》中的有关史料。这些大概可归入《互校记》所说“一般典籍”类。问题在于《史稗》和《读书后记》。余英时说，这两书郭沫若抗战时期在重庆是“绝难看到的东西。”(《互校记》首次发表时语)言下之意，这正是《十批》抄袭《系年》最过硬的证据。

我们开始也认为，郭沫若这两条材料有可能是从《系年》转引的。但是经过查对，却不是这么回事。首先，《系年》所引王世贞的书名乃《读书后辨》，并非余英时所说的《读书后记》。余英时把《读书后辨》改为《读书后记》，是从《十批》抄来的。实际上，王世贞的书名既不是《读书后辨》，也不是《读书后记》，而是《读书后》。余英时不知道王世贞有《读书后》一书，可能觉得《系年》引作《读书后辨》不通，就想当然地跟着《十批》改为《读书后记》。钱穆撰写《系年》时，是否看过王世贞《读书后》原书，我们开始不敢遽下结论，只觉得《系年》原版及增订版均作《读书后辨》，看来这个书名并不是手民误植，而是钱穆本人所定。在查阅清人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之后，我们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钱穆不但没有看过《读书

后》原书，而且不知道王世贞这部书的书名。《系年》有关秦始皇与吕、嫪关系的论述，大段引自《史记志疑》。其所引用《史稗》和《读书后》的材料，也都见于《史记志疑》。《史稗》和《读书后》是罕见书，而《史记志疑》则是一般学者较熟悉的常见书。为什么钱穆会把《读书后》的书名引错呢?原来，《史记志疑》中有这样一段话：“王世贞读书后辨之曰”。由于钱穆并没有看过《读书后》原书，就把《读书后辨》当作书名。这段原来无标点符号的文字，在《系年》里引用时加上“说”字并使用了书名号，成了“王世贞《读书后辨》说之曰”。郭沫若引用《志疑》的有关论述时，大概也不知道王世贞原书的书名是《读书后》，因而错改为《读书后记》。余英时在撰写《互校记》时，本来只需查一查《史记志疑》和有关的工具书，就可以把问题搞清楚，但他并没有这样做。最可笑的是，他不知道《读书后》的书名，跟着郭沫若改为《读书后记》，还硬说《十批》抄袭《系年》，这种随心所欲的“互校”，能说是“用力较勤，所得较实”吗?

近年，余英时说，郭沫若抄钱穆，引起轩然大波。钱穆和郭沫若，分属不同的营垒，分属海峡两岸各一边。他们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怎么样，可以另外评价。政治观点不同，当然不一样。但他们俩，学术成就怎么样？自有公论。钱穆，学问太旧，格局太小，根本无法和郭沫若比。中央研究院选第一届院士，他们对郭沫若的政治立场很不满，但学问没商量，还是承认，照样提名。傅斯年说了，只要不是汉奸。

　　其实，学术就是学术，即使罗振玉的书，我们也要读。他有学问，还是有学问。

　　这才是公允的看法。

“近几年来，我内心有件很遗憾的事，就是有些青年朋友在说：‘郭沫若也没有入党，我何必争取入团？’他们认为不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郭沫若1928年亡命日本，他在后来的回忆《离沪之前》中这样记述：“又要登上飘流的路……觉得不安……心中涌出无限的烦恼。”“豪兄不来，一时也不能动身。恐怕十一号不一定能够走成”。这“豪兄”，便是周恩来（周一化名“伍豪”，一些相知者有时在希望保密的情况下便以此相称）。看来，等候周恩来，是郭沫若此行前很重要的事。彼此见不到，郭沫若甚至不能动身。周恩来对此将有安排，是可以想象的。1928年2月10日，“豪与民治来，同吃中饭”，用于立群的话是：“聆听了周总理的指示。”郭沫若晚年时，曾对自己的秘书王廷芳说，当时，周恩来同志要资助他一部分钱，但他坚决不要，因为“组织上现在也很困难”。

　　关于郭沫若去国问题，《新文学史料》1980年2期中吴奚如的《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一文中这样回忆：“郭老去日本隐居，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著作，那是经过当年党中央决定，保留党籍，完成党给予他的一项重大任务的……党中央为了爱护像郭老这样在社会上、在学术界有名望的党员，决定派他们到国外去隐居，专心从事学术研究，成为有声誉的专家，以期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回国成为文化界的领袖人物，建设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的基石。当年，合乎这个条件的党员，除了郭老外，还有钱亦石同志和董老等。党中央这一决定，无疑是开明而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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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吴奚如《郭沫若和党的关系》一文中还提到："郭老一从日本平安回到上海，他的党籍就恢复了。"这一点，大约是基于郭沫若出国是由周恩来安排的合理设想。可是，这一说法也能够寻到旁证。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就在第二年（1938年）与邓颖超一起，作了于立群的入党介绍人。这是邓颖超亲自告诉于立群的："你的问题解决了，我和郭老介绍你入党。"

仅仅一年，在铺天盖地的政治风暴中，郭沫若家接连失去了两个刚刚成年的儿子。

事后,周恩来曾痛心地对郭沫若全家说:“世英是为我而死……”

我是在多年以后听到这个说法的，但是这句话还是让我大大地吃了一惊，正因为我不知道这话到底是指什么，我才百思不解。我的长辈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像世英这样花朵一样的青年要为了父辈而过早凋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