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某些人乐观的理由 -- 龙战于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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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这种文章都普遍有一个特点

        道理很简单,没有老鸨逼良为娼,姑娘们会饿死街头。没有资本家的剥削,工人就活不下去

        就是用社会道德的底线去胡乱比喻一些事情。让人不用脑子就稀里糊涂本能的做出“判断”。请问刘涛先生的文章里又何时出现过这样的字眼呢??

        • 家园 是,在HKC们鼓吹的理论中

          没有道德底线,这点我得承认。

          • 家园 刚刚baidu了下HKC,BKC,还有个MKC,哈哈!

            这个典故来自鼎盛。

            最早“白裤衩”来自吴孟达老先生在《逃学威龙》里的表演,投降用白内裤代替白旗。被广大军迷引用借指投降派----或者是对某些事关中国的问题比较悲观的看法和态度。

            红裤衩者,反其意而用之,借指比较乐观积极的看法和态度。

            当然少不了军友们借来戏谑或另有所指。

          • 家园 【文摘】南行观察: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广东现状

            http://news.21cn.com/luntan/retie/2008/11/28/5539291.shtml

      • 家园 续文

        这里非常值得提到具划时代意义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循环理论在全球范围的运用推行始于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始于八十年代,由此中国确立了彻底依赖美国产品市场的、以美元为目的货币的重商主义外贸型经济发展模式(一切为了美元,一切为了出口);美国八十年代开始广义货币(M2, M2, M4及M5)总量达到狭义货币(M1)总量的2倍,标志着虚拟经济对GDP的拉动与消费并驾齐驱;美国资本市场上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品也都诞生于八十年代。这些同时发生的事件在三十年前看来都是毫无关联的,但其背后存在着一种超然的纽带,这个纽带就是大循环理论。三十年后的今天一切都变得非常清楚了,中国的贸易顺差和美元储备日益增加其实就是美国的虚拟经济的联体畸形儿。

        三十年来,在大循环理论和自由经济理论指引下,中国以美元为目标货币的重商主义经济发展的模式与道路改变了中华民族生存方式。正是这个改变才为美国超级债务帝国的形成和壮大提供了资源可能。正如刘涛指出的,中国的“实物经济交换了美元世界货币”,中国的“净储蓄又投入了美国资本市场,为美国借贷经济和贷款消费创造了条件”;三十年来,中国国家的政治体制蜕变成原始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执政党蜕变成为剥削阶级或官僚资产阶级的政党。正是这些蜕变才为美国虚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发达提供了政治保障。执政者,尤其是地方当权者已经与本国新生资产阶级和国际金融资本结成利益攸关的政治经济联盟,虚拟资本对中国的掠夺也就有了行政和法律的保护;三十年来中国政府放弃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诉求,事实上已把台湾交给美国托管,并且对美元本位的经济体系和西方政治秩序无原则、无条件地承担起“负责任大国”的义务。正是这些国家基本策略的改变才为美国全球金融、军事和政治霸权的巩固与延续提供了地缘政治环境和历史条件。正如刘涛在他的文章中所说的:“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离不开美国这个国家,我们国家的利益也和美国国家利益深深整合到了一起”。这恐怕也是今天中国的买办官僚阶级、新生剥削阶级甚至共产党领导层决大多是官员的肺腑之言吧?

        由此可见,中国三十年政治经济改革所奉行的各项政策,在国际上协助和支援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在后殖民主义时代、后工业时代的空前壮大,也在客观上刺激、助长和纵容了债务帝国虚拟经济的“发达”。英国《金融时报》经济评论认为中国过度的美元储蓄助长了美国资产价格泡沫。可是,刘涛却引以为自豪,他不无赞赏地论道:“东亚实物经济交换了美元世界货币,东亚的净储蓄又投入了美国资本市场,为美国借贷经济和贷款消费创造了条件,而美国人的消费市场又再次拉动了东亚的经济增长,而东亚在美国市场上的融资又可能成为美国军事支出和国防开支的间接来源”;在国内,三十年的政经“改革”抚育了地方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兴起,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长期发展形成严重威胁。这些地方官僚资产阶级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沆瀣一气,相助为虐,对中国劳动人民的进行无情的盘剥和掠夺。以例为证:地方政府扶助跨国公司以其规模、成本上的绝对优势,对中国国内市场进行垄断,不仅压缩了内资企业的发展空间,而且造成整个国家和居民的福利损失,以及国民资源与财富的大量外流(对此国家毫无任何法律法规加以制约)。目前中国的外资垄断很多是地方政府的发展政策造成的。这些政策吃里爬外,人为打击民营资本,却极力保护外商在中国市场上的垄断收益,帮助跨国资本剥削中国人民,掠夺中国的社会财富。2002至2007这5年间,中国的个体工商户减少了100万。外资企业的平均税率是17%,而民资民企在自己的国土上如果安分守己的做生意,则需要交平均33%的税。在国内已开放的任何行业,排名前五的都是跨国企业,不是因为它们财大气粗有竞争力,而是国家引进政策让它们降低了一半的成本。地方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利,与外商勾结,狼狈为奸,中饱私囊,随后将巨额赃款汇往国外私人账户。这就是大循环理论运用最成功的案例,中国也因此成为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最彻底、规模最大、成果最显著的国家。

        四、 精神废墟下的改革只能葬送民族国家的未来

        改革家们带给中国的“经济奇迹”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泡沫。拿中美两国经济作一个比较:以1959年为基点,美国用了49年,到2008年不变价GDP 增量为4.9倍,广义货币M2增量为26.6倍,每年超额发行货币的速度为3.51%。再以1990年为基点,中国只用了16年,到2006年不变价 GDP增量4.7倍,广义货币M2增量为22.6倍,每年超额货币发行速度为10%,是美国的2.8倍。到2006年末,中国的广义货币M2已达到 34.56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当时的4.3万亿美元,而当年中国GDP为2.6万亿美元,货币存量相当于GDP的1.65倍,可是美国同年货币M2存量相当于GDP的55%。如果换算成同等经济规模,中国的货币存量是美国的3倍。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泡沫化的程度比美国严重3倍。可是控制着世界货币、人口只有中国1/4的美国要比中国有更大的周旋空间。美国在以中国1/3相对货币规模的基础上,都已经形成了超过GDP两倍的股市泡沫,以及全球最大的房地产泡沫,而中国仍以每年17%的速度在不断地增加着货币存量,比美国快3倍的速度在制造着泡沫,也可以说,中国经济走向危机的速度比美国快3倍。看看北京上海两地市中心房价已经达到10万元人民币/每平米,而两地城市居民平均支付能力还不到这个价格的1/20。就是这样的房地产“繁荣”在支撑着地方财政和银行储蓄存款的投资收益。当不可避免的崩盘一旦到来,其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更糟糕的是,地方政府串通银行和房地产商,反过头来拿这个大泡沫挟持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威逼央行托房市。他们为了保住投机暴利,不惜给国民经济绑上更大的定时炸弹,其做法与刘涛在他的文中鼓吹救美国债券市场的“软着陆”主张如出一辙。

        这种靠炒房市和炒股市来制造经济繁荣假象的做法,是效仿了美国9/11后的经济政策。进入21世纪后,美国按照新保守主义的超级帝国的设想,着手控制世界能源和欧亚大陆地缘要冲,为此摆开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个战场。网络泡沫的破裂使得美国这个昂贵的计划不得不寻找新的经济亮点,于是美联储在2001年一年内连续7次降息,紧接着就有了2003到2006年房地产市场的火爆,“繁荣”就是这么制造的。然而美国经济最“繁荣”的部分并非房地产市场及其相关行业,而是房地产连带起来的资本市场。繁荣的秘诀就是“资本化”运作,即将债务资本化,将风险资本化。所谓资本就是能产生价值的价值,任何东西只要一经资本化就立即有了市场价值,就可以变“钱”,就有了经济繁荣。中国的改革家们学这一套东西特别快,亏损再严重的公司只要经过资本化运作,把它抛上股市,就立竿见影地赚起钱来了,于是股市火爆,全民炒股,好不繁荣。城市中的一块居民住宅区根本生不了财,一抵押出去马上变成资本,上亿的银行贷款就落入了地方官员、银行官员和房地产开发商的腰包,于是强行拆迁等各种恶行恶状在全国各地层出不穷,房价也在就居民的怨声中不断飞涨,好不繁荣。这次改革家们又看中农村的土地了,又要将它资本化流转起来生财,又将有新一轮的“繁荣”被制造出来,三十年改革的成绩榜上又将有一番新的景色。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有一贫穷地区的官员去经济发达地区考察取经,发现夜晚挂着红蓝白三色条旋转灯的理发店生意实在火爆,于是亲身体验了似乎是最赚钱的行当,回到家乡如法炮制发达地区的致富之术。结果他家乡新开张的几十家理发店里没有一把理发刀,店里全都却坐着一堆不会理发的卖淫女。中国的改革从美国搬来的很多就是这样的制造着繁荣景气却不务正业的理发店。可是发达地区的理发店至少还懂得理发,美国的资本市场至少还能孵育朝阳产业,而中国的资本市场只能是一个敛财的骗局,一个制度化腐败和社会危机的放大器。

        中国的另一个经济泡沫就是环境和资源负资产,情况同样可怕。环境污染的治理成本和受污染民众的医疗费用逐年加大。每年一两千亿元的治理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出超了GDP增长,造成社会总资产的隐性负增长。从比较优势来讲,在被西方垄断的生产要素和商品市场上,我国许多出口产品只能是在比较劣势下生产。为了更廉价地出口,不惜破坏和污染生态环境。如果将环境代价计入成本核算,中国GDP的增长速度会越来越抵消不了环境治理成本的增长而形成实际负债的后果。这种追求产品出口、追求美元的经济发展道路让中国自然资本损失更加惨重。……经过三十年毁灭性的开发……把环境和资源的成本损失和追加投入计算进去,中国的实际GDP增长已经是个负数,中国近2万亿美元的储备也难填补这个沟壑。朗咸平教授指出:“中国的下一代会很惨”,这决不是在耸人听闻。

        处在严重危机下的中国,其经济已是身陷囹圄、进退两难,其社会已呈现累卵之危相,阶级对立日趋激化。这个现象决不是一个专业决策的技术性失误或客观条件的不济等说法就能解释的了的,其根源在于决策者主体意识形态的崩溃,表现在政治和文化两个方面。政治上,决定经济政策的执政党对自己信仰的叛变,导致整个上层建筑的颠覆。正因为当年流行资本主义“补课”一说,中国才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路线,才会拥抱“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殖民地经济政策;正因为共产党成为“三个代表”而不是劳动阶级的代表,受跨国资本的剥削才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正因为资本家都可以入共产党,官僚资产阶级才得以控制人大,私有财产才得以“神圣”地进入国家宪法的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土地才得以被官商合法买卖。“阶级关系决定民族关系,阶级利益高于民族利益”。也正因为官僚阶层成为剥削阶级的代表和跨国资本的代理人,跨国资本的利益才高于民族利益,国家的统一重要性和紧迫性才会让位于中美贸易,让位于“国际正常经济秩序”,让位于一个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和谐世界”。

        文化上,改革家们崇尚“重商主义”发展观,民族文化的价值依皈由此发生巨大转变。正因为“不管黑猫白猫”地走重商主义发展道路,今天的中华民族才丧失了开拓创新的能力,才会泯灭良心地造假、贩假,把民族智慧出卖给贪婪;正因为“无商不活”的致富观被推向极端,今天中国可耕土地资源的流失才到了危及后代生存的地步;正因为“唯商为贵”,从农村到城市才会“热闹得楼上是棋牌赌馆,对面是妓馆”,街上买毒品如同买香烟一样方便,“有奶便是娘”才成为社会的实用道德准则。

        五、世界政治和文化多元化环境下中的独立经济体系是大国崛起的战略基础和保障

        这次金融风暴揭示出,美国的经济成长已经丧失了依靠劳动创造社会财富的基本能力和基础结构。美国经济繁荣靠一虚一实两头拉动。实的一头就是依靠挥霍和浪费来刺激消费,以保持经济增长。美国的社会消费已经严重依赖海外,靠刺激消费维持繁荣的政策也已走到了尽头,这次房贷危机便证实了这一点。虚的一头就是靠广义货币存量放大和异化于传统银行业务的金融赌博所支撑起来的虚拟经济,又通过虚拟经济来剥削中国的实体经济,将中国的贸易顺差重新回流到美国。这个体制的基础在这次金融风暴中似乎已发生了动摇,向未来举债和向世界举债的债务经济政策应该是难以为继了,可是中国的鼎力相助又使它得以苟延残喘。本来,美国具备雄厚的科技实力,科技创新完全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2000年网络泡沫的破裂严重透支了科技创新对经济进行调节和拉动的战略储备。美国事实上已是一个破了产的国家,债务帝国已经穷途末路,但是美国是不甘于衰落的,是不会像刘涛无知的幻想中所期待的那样“按照国家现代化发展规律自然而然地”走下霸坛,让中国“自然而然地接过美国的火炬,而不会让美国感到难堪”。美国将更加诉诸于对外扩张和掠夺来寻找经济增长点,因此美国将在政治外交上变得越来越“意识形态”化,用它的“普世价值”垄断国际政治思维;在军事上变得越来越具有侵略性。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等地一连串的战争便是这种扩张的硝烟;在经济上则越来越依赖金融寡头对资本市场和货币的操纵,而全球范围不断出现的“经济危机”和“金融风暴”以及紧随而来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对“受灾”国的“紧急援助”、“紧急贷款”正是美国攻陷一座座城池的金鼓之声。

        中国今天的当权者对西方虚拟经济的本质缺乏深刻的认识,对美国债务帝国的衰落趋势缺乏历史的判断,对美国金融寡头政治的侵略性和危险性缺乏敏锐的洞察,对人类的社会进步事业缺乏坚定的信念,却只是肤浅地看到一定历史阶段内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世界表面显得比社会主义国家富裕,于是抱着机会主义的投机心态,彻底抛弃了独立自主的光荣传统,竟然“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带领自己的国家“接轨”、“融入”一个不断制造着灾难的经济体系,还孜孜效仿美国资本市场的运行机制,向本来不得其门而入的“狼外婆”们拜师求教。不少像刘涛这样的“专家”、“学者”更是以他们空妄谬伪的说教让中国的经济改革走上歧途,不仅在政治上把中国的发展绑在了掠夺者的战车上,而且在经济上把中国的资源、环境、社会财富及中华民族的未来变成了美国债务帝国的殉葬品。

        经过三十年的“伟大改革”,一个“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国家又屈膝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一个口口声声要崛起的大国,其国民经济70%依赖于美国和西方消费市场,因而变得如此脆弱。刘涛在他的文章中对此更是毫不讳言,“中国手中剩下的巨额美元债券和巨额外汇储备”会因为“美元帝国寿终正寝”而“将如溶化的冰山一样迅速消融,中国自身十几年通过亿万劳动者积累起来的巨额外汇家底可能瞬间化为乌有”。 “美国这个债务帝国如果迅速坍塌,直接损害的将是中国国家利益。中国是美元体系直接的利益关系人”。正因为如此,中国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不顾广东、浙江数万企业的倒闭潮,又继续增持了50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超过连续减持美元债券的日本而成为“破产帝国”最大的的债权人。改革家们三十年来的“伟大杰作 ”就是让中国这个主权国家的国民经济跳上债务帝国的“贼船”,与之同沉浮、同生死。但是,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命运,不能接受这样的经济发展,不能接受这样的“改革成果”,不能接受这样的“改革开放”。

        我们与改革家们的根本分歧在于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在于如何认识和面对这个西方金融寡头操控下的所谓“世界经济秩序”,也就是这个以美元为本位经济体系。我们认为这个西方金融寡头营建了数百年的垄断体系是不合理的。改革家们认为是先进的;我们认为这个剥削不发达国家的体系是不公平的。改革家们认为是高效率的;我们认为依附型经济发展道路决不是大国崛起之路,依赖于西方体系,国家将永远成为这个体系的附庸。改革家们认为只有引进西方的体制才能快速发展经济,即使依赖也在所不惜;我们认为只有坚持经济体系的相对独立性,民族才有发展前途。改革家们认为必须尊重和维护美国方的经济霸权中国才能有前途;我们认为中国在参与世界经济活动中应该以我为主,逐步建立起适合自身发展的经济体系和区域经济秩序,并对此充满信心。改革家们认为不可挑战现有的西方经济秩序,中国的发展应该融入或归化到西方的体系中去。

        如果说到融入西方的经济体系,非洲和拉美的一些国家要比中国进行得更早,也更彻底。但是今天世界南北差距是越来越大了,不是越来越小了。这些不发达地区国家的问题几十年后依然困扰着这些国家的发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拉美国家采取的是引进经济,GDP持续增长。欧美国家把他们的加工业纷纷转移到以巴西、阿根廷等为代表的拉美国家,进一步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控制他们的能源、汽车和电力工业等等。最后拉美国家政府被欧美国家操纵,出现了只增长不发展的怪现象。西方国家市场一有风吹草动,或一旦西方发达国家把加工产业向其他地方转移,便直接导致拉美国家的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可是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走的是拉美国家同样悲惨的道路,呈现出严重的“拉美化”倾向:贫富悬殊扩大、金融腐败严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社会治安恶化、城市人口过多、地下经济泛滥、国民经济中对外资依赖型经济比重达到70%。

        《孟子尽心》曰:“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岩墙就是行将倒塌的墙,知天命者不会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美国债务帝国和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贸易体系对于中国来说不仅在经济上是一堵行将倒塌的危墙,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掠夺者眼里,无国界的掠夺才是最有效、最彻底的掠夺。世界上凡是发源于游牧民族的文化都有这种“亡其国、灭其族、夺其物”潜意识的惯性遗存。嗜杀掠夺的本性,虽经数千年的进化,始终还渗透在他们后裔的现代行为中。如同食肉动物那样,他们的生存竞争的方式就是咬断你的脖子。华尔街金融大鳄的行径已将这种兽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要崛起必然无法回避这个血淋淋的斗争,这才是大国崛起的战略着眼点。而依附型经济的发展道路是“杀子伺虎,断续绝嗣 ”之路,决不是大国崛起之路,因为我们不是在追求三五十年的“暴富”或诸如此类的“经济奇迹”,我们是要为沉沦了五百年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后一千年历史的延续立命。

        原文摘录于:

        http://hi.baidu.com/99ever/blog/item/c5e34189f15a2cb40f244424.html

        http://hi.baidu.com/99ever/blog/item/51a57d10eb1eebfbc3ce7925.html

        • 续文
          家园 很不错的文章,对弥漫的谬论进行了系统性的批判,虽然

          转载的很长,但是还是很值得一看的。

          • 家园 很可笑的文章

            中国人民吃苦耐劳,从来如此。改革之前,怎么就没有今日的物质生活水平呢?

            批评中国发展道路不合理的,也找不出一个更合理的道路来,也找不出一个更合理道路的实例来。

            中国道路的批评者都很适合做诗人。

            • 家园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的可笑言论--中国经济发展是因为人权低

              我前些时候的文章,发表在乌有之乡上

              中国经济发展得比印度比拉丁美洲等等国家要好,是因为中国的人权更低,你认为这样的观点怎样?

              你会不会认为这样的观点太混蛋了?

              但是这就是中国的清华大学的历史系教授秦晖先生的非常高明的观点呢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就是厉害啊,他的观点就是与其他人的观点不一样啊

              谁不知道印度有很多很多的童工,有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很多的贫民窟,印度整个国家的电话没有中国的一个北京市那么多,印度人盖房子还要用手推车来拉建筑材料

              但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却说,中国的人权不如印度

              然后他继续论证说,因为中国的人权更低,所以中国的工资更低,土地成本更低,所以中国企业更有竞争力,他是不是非常的有才?

              他就不会去调查一下,实在是在电脑上搜索一下就会知道中国的工资不会比印度低,中国的土地价格不会比印度低,他是怎么得到那个结论的?

              秦晖教授貌似是研究人权的(历史的)怎么在自己不擅长的经济领域中那么的不慎重呢?

              我想随便一个网友就会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发展中国中遥遥领先,是因为中国已经有了相当的工业基础,(中国的钢铁产量已经比世界第二第三合起来还要多很多呢)中国有了很强的产业配套能力,中国的劳动者大部分都初中以上毕业

              但是秦晖先生对这些视而不见,就只知道声讨说中国的人权很低,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是“畸形”的,中国要怎么样怎么样以后才能达到印度的“成就”

              这是不是对中国的普通劳动者的诋毁?

              希望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秦晖先生可以做出正面的

            • 家园 完备的产业链,有效的政府组织这些批评人士是不可能看到的

              貌似秦晖当年写了一篇文章说什么《中国的低人权优势》被我狠狠的奚落了一顿,人大经济论坛很多枪手还要为秦晖辩护呢

              为您送花

              毕竟这座楼里的文章我只要看标题就知道是垃圾

    • 家园 【文摘】“新保守主义”的集体无意识

      虽然是一篇老文章,但是对照很多人鼓吹的论调,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新保守主义”的集体无意识

      ——解读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

      59集的超长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于2003年4、5月间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被强力推出后,引起各界热烈争论。支持者称该剧“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批评者则称如此的“还原”是颠覆共和史。虽然由于争议过大,这部电视剧先遭“整容”后遇“禁播”,但由此产生的反响却不会短期消散,其中的“文章”值得认真解读。

      这部号称“民族大戏”的“历史正剧”(此说用来区别于时下流行的“戏说历史剧”)之所以引发激烈争论,主要是因为主创者以有意挑战“官方教科书”的“新历史观”,对从晚清到民国这一地覆天翻、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庚子国变、立宪新政、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讨袁护法等)和重要人物(慈禧、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康有为等)进行了新的诠释和评价。

        在“新”的历史目光中,慈禧不再是阻挠历史发展的封建统治集团的总代表,而是一个深有远见、精明老道的政治家。她并不反对改革,只是更支持以洋务派为主的“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稳健的改革 ”。她虽然贪慕虚华,怙势弄权,却以出色的政治智慧和丰富的统治经验维持了气数已尽的大清王朝最后的统一稳定。李鸿章也不再是丧权辱国的卖国贼,而是一个 “代国家受过”的“真正的爱国者”。甲午海战虽遭惨败,却是他 “以一人之力敌一国之力”。奉命签署《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他更是忍辱负重,不避毁谤,显示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责任担当。作为“大清国的裱糊匠”,他堪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英雄。袁世凯也非“窃国大盗”,而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是集流氓气与英雄气为一体的、真正有能力控制民国大局的实力派人物。《走》剧主创者在重塑这些“反面人物”时,极力打破过去的脸谱化,把他们“还原”为人,努力挖掘他们身上的人性因素,如慈禧的“女人味”,袁世凯的“男人味”,李鸿章的“人情味”。而这样的“还原”笔法运用到孙中山、康有为等原本的“正面人物”时,则更多地着力于把他们从过去的光环中拉下来,表现其缺点、弱点、不成熟的一面。在这种目光下,康有为少见了其“敢为天下先”的维新派领袖风采,更像是志大才疏、不自量力的一介狂生,剧情中对其性格中刚愎自用、霸道专制一面的刻意突出也令人顿生反感之心。而孙中山也不再是万人景仰的“国父”,而成了一个幼稚卤莽、轻率浮躁的“孙大炮”。剧中虽着意表现了孙中山对革命的赤诚和执着,以及作为革命领袖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但是,由于剧情没有对革命的现实性和必然性做出令人信服的表现,使得革命活动看起来总像是以卵击石的“找死”,甚至是于事无补的“胡闹”。于是,孙中山的赤诚和执着非但没有成为他作为革命领袖的超凡品格,反而成为一种性格上的执拗乃至疯态。

        在艺术表现上,《走》剧也是明显地厚此薄彼,并且完全有规律可循:几乎所有“体制内”的当权人物,从慈禧、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荣禄,到不那么有名的瞿鸿机,无一不是精雕细刻,浓墨重彩,演员的演技也无一不精湛独到。而“体制外”的反抗人物,如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则均有不同程度的简化、矮化,甚至丑化。顺着剧情看下来,得出孙中山不如袁世凯;光绪帝不如西太后;孙(中山)黄(黄兴)不如康(有为)梁(启超);康梁不如李(鸿章)张(之洞)的观感是自自然然的,由此推导出革命不如立宪,维新不如洋务的结论也是顺理成章。无怪乎有批评者称,《走向共和》最大的“穿梆”在于名不副实,因为,若以《走向共和》为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志士才应该是真正的主角。按现在的剧情安排,应改名为《清末上层政坛风云》。其最大艺术特点是“反其道而行之”,将反面人物人性化,将正面人物漫画化(注:参见张磊(近代史专家,电影《孙中山》编剧之一):《近代史专家评〈走向共和〉:青史凭谁定是非?》,《南方日报》2002年5月19日。)。

      按照这种说法,《走》剧的“新历史观”与教科书的“旧历史观”的区别,其实是“先进的历史观”与“落后的历史观”的区别,中间相隔的是学术界近20年新研究成果的差距。观众如果对于《走》剧的“新历史观”产生疑义,正是由于需要启蒙。

        然而,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是否真的如此?所谓“新历史观”到底是怎样一种历史观?它的形成基于怎样一种学术背景和社会背景?背后又体现了哪样一种思潮的深切影响?为了进一步讨论,我们需要对这些问题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在“新历史观”形成的过程中,近年来日益走强的“新保守主义”思潮起了主导作用。大陆的“新保守主义”是作为80年代“激进主义”的“反向思潮”出现的,它主要由两种的思潮构成,一个是1989年初既已兴起的“新权威主义”,一个是90年代以后放弃激进主义、趋于温和、务实的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主张在尊重现存秩序的连续性的基础上,充分运用现存体制内的制度资源与传统文化资源,作为推进变革的杠杆,通过渐进的方式,逐步实现中国社会经济的蜕变与现代化转型。在“新保守主义”的主导下,建立在“个别翻案”基础上的局部突破逐渐演化为一套以“激进”与“保守”为价值尺度的“新历史观”。其衡量方法是,对于一切体制外的变革、革命,都以“激进主义”的名义予以否定,而对所有“体制内”的变革,都视为“稳健”而予以肯定。循此思路,对于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只肯定洋务运动和袁世凯的“新政”,而认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超前的、浪漫的“激进主义”,正是它们打断了中国的正常发展,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否则中国可能早已进入世界强国之列。在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上,也是对慈禧、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当权者予以体谅、肯定乃至推崇,对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戊戌变法领导者、支持其变法的光绪帝、翁同龢,以及孙中山等辛亥革命领袖,则倾向于责备、贬抑乃至丑化。如在围绕甲午战败和接下来的戊戌变法的评价上,有学者认为,

        甲午海战战败之责不应归咎于李鸿章,相反,如果没有慈禧太后支持、李鸿章等人主持的洋务运动,中国会失败得更惨。至于康梁提出的洋务运动治标不治本,中国需要体制上的彻底改革的主张,则是超出中国社会的实际承受能力。中国此时正确的图强之路仍应是在慈禧太后有效的全局统摄下,依照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方案,推进循序渐进的变革,而不是由年轻幼稚的光绪帝听信康有为“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揽子计划”,实行全方位的变法维新。在中国的经济基础尚没有足够的成长,人们的经济关系尚没有大的变化的时候,过分超前的政治改革,即使一时侥幸成功,在总体上也必然陷于失败。最后的结论是:“这种浪漫的政治理想主义可能会逞一时之快,刺激人们的胃口与幻想,但它毕竟也是一条政治上不通的路,不仅超越了社会改革的实际承受能力,而且势必将本可正常发展的中国导入一条前途渺茫的歧途。”(注:参见马勇:《甲午战败与中国精英阶层的激进与困厄》,《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6期;《超越改良与革命》,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还有学者把戊戌变法的失败,主要归咎于康有为作为皇权体制下的改良者,只具有宗教热忱和道德优越感,却缺乏审时度势、妥善平衡各方面利益的“成熟的政治智慧”,并指出:“对于一个生活于新的变革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不应再简单地继续把这些改革先驱者们视为诗化的审美的对象,而应该进一步去发掘他们的历史对于当代人从事的变革事业所具有的启示意义。”(注:参见萧功秦:《戊戌变法与早期政治激进主义的文化根源》,《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 期。)这一派学说最极端的说法是将维新烈士谭嗣同指为“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始祖”,认为其负面影响很大,不但影响到辛亥革命等历次破坏性的革命,甚至对现代的极 “左”路线所造成的危害也应承担历史责任(注:参见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1994年第5、6期。)。

        这种以“新保守主义”为主导的“新历史观”在《走》剧中得到了全面的贯彻和生动的展现。其实,在《走》剧诞生之前,“晚清热”中的一些“新成果”早已被文艺界迅速地转化,唐浩明的《曾国藩》、《旷代逸才——杨度》、《张之洞》以及《走》剧编剧之一张建伟的《晚清系列报告》等文学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秉承了“新历史观”,并在读者间产生广泛影响,《走》剧可称是这个系列的“集大成者”。

      笔者更关心的是,在学术界明显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争论的情况下,电视剧的制作者因何“自然”地偏向接受单方面的观点?这样一部既与官方教科书观念相左又与 80年代整体民意相背的电视剧因何今日既能在央视获得播放特权又能在受众中获得广泛共鸣?90年代以来中国人的心理基础发生了怎样的转换?对该剧的分歧争议又从哪里产生?也就是说《走》剧的创作、生产、流行以及引起的争论,呈现了当下中国社会怎样一种集体无意识?其背后又是怎样一种新意识形态的缔造过程?

       在持“新历史观”的学者中,萧功秦是有代表性的一位。在2001年出版的论文集《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书中,他直接以“新保守主义的近代史观”作为专辑题目,收集有关论文。在该书序言里,他细致地讲述了自己从一个“浪漫的激进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成熟的新保守主义者”的心路里程。

      “如果没有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切身经历,……我也许没有足够的权利,去写出我想说的那一切”。他个人发生情感的转向是通过近代史研究,由于近代中国与80年代的中国恰恰是两个具有“历史同构性”的时代,“当我从研究中发现,近代这种导致激进主义的共同的心态特征,自从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以来就对人们的政治选择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时,当我又从当代知识分子普遍心态中,发现与前人相似何其乃尔时,作为一个关注民族命运的中国知识分子,又怎么可能对由此引起的历史后果无动于衷?”

        仔细体味萧功秦的说法,可以发现这里面有一个隐含的逻辑,就是把所有产生激进变革的社会心理基础,无论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文革”还是80年代改革,都从其具体语境中抽离出来,而一律指定为“青春激情”——因为是与青春期相连的,所以它天然是不成熟的;更因为打上了“文革”的烙印,所以它是负有“原罪”的,从而使其与人类历史上的同类激情拉开了距离,也与神圣、伟大、进步等一切肯定性评价无缘。由此可以推导出两组相对的逻辑:激进主义=浪漫主义=青年=不成熟=灾难;保守主义=现实主义=中年=成熟=成功。这正是“新保守主义者”经常用来打动人心的逻辑。它的潜台词是,转变虽然是痛苦的,但是必须的,是“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尤其对于曾有特殊“不良历史”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告别激情浪漫,走向稳健成熟,不但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国家民族负责。

        在从“激进”转向“保守”的进程中,萧功秦可谓“先知先觉”。在他“转型”的80年代中后期,正是举国若狂看《河殇》的时代。从昔日的《河殇》到今天的《走向共和》,大众心理确实发生了整体性的逆转。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促使其心态发生逆转的情感体验并不是萧功秦所说的“文革”,而是人人含混其辞的所谓“89风波”。从反思的角度看,如果“文革”和“89风波”有什么共同点的话,其最大的共同点就在于,它们都是禁区。因为是禁区,所以,所谓的反思只能是单方面的,并且不能是直接的,只能是借题发挥,借古咏今。于是,与80年代具有“历史同构性”的晚清就成了最佳的可供投射的历史时段,通过解读那段可以言说的故事,人们可以重温心中不可言说的往事,从中得到历史的解释、价值的判断,由此确立自身的方位感。这也是“晚清热”不但走俏学术界,也很快热向文艺界,并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走》所秉承的“新历史观”再次告诉人们,决定历史形状的是当下的现状。什么是当下中国人生活的现状?“89事件”的悲剧性结局,十几年中国改革开放、祥和稳定的大好形势,以及以“苏东波”事件为标志的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实验失败”、以美英强权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全球秩序的“大势所趋”……这些无疑都是构成“新历史观”诞生的现实语境。从这样一种“现状”出发,“新保守主义”学者们就可以用一种“倒叙”的手法,对一个世纪以来的激进主义进行“清算式的反思”。于是,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直至到文化大革命,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变革史、革命史,就是一部“激进灾难史”、“书生误国史”,最后导致“文革”的灭顶之灾。也是从这样一种“现状”出发,《走》剧的制作者和支持者就可以将一种正受到严肃质疑的历史观称为“已成常识”的、“先进”的“新历史观”,并理直气壮地用它来“还历史本来面目”,以“启蒙”民众。同样,这样的“现状”也是《走》剧被生产和接受的社会语境——在当前的商业社会中,一部历时4年、耗资4000万元的“鸿篇巨制”得以被生产出来并在顺利播放的最初阶段成功地通过了市场检验,说明“新历史观” 确实不仅局限于学术领域,而是在大众传媒的层面上得到“当局”认可,并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当下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

        说到“集体无意识”,还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集体是一个怎样的概念?集体是否全体?据央视调查,《走》剧的收视率虽不惊人,却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观众素质非常高,呈现出所谓的“三高”态势——学历高:78%的观众学历在大学以上;收入高:平均月收入在2500元以上;年龄层次高:主要在30至49岁之间,并且以男性居多。在央视近年来的收视调查中,《走》剧的观众素质是最高的(注:见《〈走向共和〉观众“三高”——学历高收入高年龄高》,新浪网 2003年05月19日,引自“红网—潇湘晨报”,http://ent.sina.com.cn/v/2003-05-19/1026150077.html。)。按照目前流行的说法,《走》剧的核心观众正是被视为社会安定主体的“中产阶层”,是被誉为“成功人士”的社会中间力量。他们的价值观念概而言之,就是稳定压倒一切,秩序压倒一切,实力压倒一切。《走》剧中袁世凯不断强调的“多干实事,少说空话;多帮忙,少添乱”,可以说与之完全合拍。

        然而,所谓“成功人士”在社会上占有多大比例?其实,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既然他们是“成功人士”、“社会中间”,他们认同的价值观念就是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主流文艺的任务就是用文艺的形式把主流价值观念与广大民众的无意识沟通起来,使那些“不成功的人士”也由衷地认同“成功人士”的价值观念,以一种有形的方式将零散的无意识整合为集体无意识,从而完成主流意识形态的缔造。

        

      • 家园 续文

        《走》剧在将“新历史观”与观众的无意识连通的过程中,遇到一个特殊的问题,这就是,对于30岁以上的观众来说,所谓“教科书的历史观”不但是从小被灌输的,而且多年来也通过《甲午风云》、《林则徐》、《孙中山》等家喻户晓的文艺作品的潜移默化而深入心底,熔化为对历史定格人物的爱恨情仇,成为几代人共同拥有的“情感记忆”。如何使观众的情感立场在观剧的过程中自然地发生转移,从而在理智上进一步认同“新历史观”,是电视剧需要解决的一个重点难题。

          为了完成这一转换,《走》采取的基本叙事策略是将历史大变迁中各种叱咤风云的“非常之人”完全纳入“小康社会”“寻常之人”的世俗逻辑中来衡量。虽然《走》剧宣称,该剧不以道德而以历史功绩论英雄(注:见《〈走向共和〉内幕故事》,《南方周末》2003年5月19日。),但在具体的叙事中,却是以私德来裁判公德,以个人功业来衡量历史功绩。如一位网友所说的“李鸿章纵有千般不是,毕竟是一个成功者”(注:见《网友评论:李鸿章纵有千般不是毕竟是个成功者》,新浪娱乐2003 年05月05日, http://ent.sina.com.cn/r/i/2003-05-05/1917148272.html。),恰典型体现了这一价值模式。正是依据这样一种价值逻辑,“国父”孙中山与“窃国大盗”袁世凯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位置开始发生了颠倒。

          《走》剧并没有避讳袁世凯在政治上的两面三刀和倒行逆施,但这并不妨碍他在现实中是一个令人敬佩的“成功人士”。他精明强干,老谋深算,为人慷慨,处事妥当。即使心狠手辣,也是“无毒不丈夫”。剧中极力渲染他重情义的一面,是个难得的好情人、好丈夫、好父亲。最重要的,他虽然在政治上是个流氓,但在生活中却是一个“靠得住”的人,无论行善作恶,都有普通人能够理解的行为逻辑。

          相反,孙中山虽然满怀革命理想,在生活中却是一个“靠不住”的人。他不但不事生产,不养妻子,还无休无止地向兄嫂“要钱闹革命”,直逼得这对勤俭敦厚的夫妇倾家荡产。至于孙中山为什么不做医生而闹革命,其兄孙眉为什么“ 毁家”助革命,剧中则没有合理的解释。不断听到的只是哥哥抱怨其“不着调”,“自己没钱,却是个花钱的祖宗”。嫂子则是苦苦恳求:“别闹了!说是闹革命,可闹的都是钱啊!”而孙中山的革命行动也确实像是“瞎胡闹”,轻率冒进,逞匹夫之勇,不但自身屡涉险境,也造成许多革命同志的无谓牺牲。给人的感觉是,“ 天下为公”的孙中山即使在历史上是一个可敬的人,在生活中也是一个可怕的人,只能为周围的亲朋带来灾难,甚至给社会也带来动乱。剧中还不断展现孙中山在逃亡生活中的窘困情境,不见其在逆境中的坚苦卓绝,只见其在穷困中的狼狈邋遢。在袁世凯等“成功人士”豪华体面生活的映衬下,更让人感受到离经叛道者生活选择的不足效法。

          在“宏大叙事”普遍遭到质疑和消解的“后革命时代”,普遍患有政治冷漠症的当代人不再关心公共事物,建立在老百姓“日常生活” 中的世俗逻辑成为唯一的价值尺度。于是,将各类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进行“人性的还原”成为流行影视剧的新卖点。在这一基点上,号称“正剧”的《走向共和》与以“和珅戏”为代表的“戏说剧”异曲同工,而近年来一些为观众“喜闻乐见”的“主旋律”作品,其实也在相当程度上采取了类似的叙述策略。于是,和珅从一个千夫所指的大贪官变成了一个集中体现了普通人弱点的可恨但不可厌“胖老头”;石光荣(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从一个忠诚坚强的老共产党员变成了一个既朴实又固执、既可敬又可笑的“倔老头”。中国有史以来恐怕还少有一个时期像今天这样,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价值尺度都如此宽容——既消解了数千年以来的忠奸之辨,也模糊了近百年来的先进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界限。自私自利,可亲可信;为国为民,可笑可疑。小谋小术,大放异彩;大智大勇,无处容身;大是大非,更无从谈起。然而在一团和气之中,“成功者”雄霸天下,“不法者”被淘汰出局。

          《走》剧打量历史人物的目光似乎是“老百姓”的,但其视点却无疑位于高高在上者一边。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该剧在一个确实发生了革命、并且最终以民主革命的形式走向共和的历史时期,看不到革命之所以发生的社会力量基础和人心所向。比如,华侨一向被称为“革命之母”,史实中像孙眉那样“毁家助革命”者不乏其人。但在剧中,即使孙眉也从未显示过有多少革命理想,对于献身革命的弟弟,他甚至没有梵高兄弟那样基于共同艺术理想的理解支持。他之所以一次次卖牛、卖牛犊,以致卖农场,只是迫于兄弟亲情。普通华侨对于革命的捐助似乎更是仅出于最朴素的怜悯同情。剧中有一个情节是,一个阿婆向已经站了3天而无人理会的孙中山捐了5美分,边捐边苦口婆心地劝他:“孩子,我说你就别闹了!你这么年轻,身体又挺好,你还不如去找个正经活儿,娶个媳妇,好好过日子。”而孙中山立即把5美分命名为“革命捐款”,把捐款的阿婆称为“ 革命阿婆”,并说,檀香山共有25000名华侨,每人捐5美分,就够发动一次革命起义的。如果支持革命的爱国华侨就是这样一些“革命兄弟”、“革命阿婆 ”,那么所谓革命就几乎是一场骗局,它不过是少数异想天开者利用善良华侨的血汗钱买通“反清复明”的秘密会党而进行的一次一次的“谋反”,它的成功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这样的一种推想逻辑既动摇了孙中山作为“共和国之父”的合法地位,也动摇了他领导的民主革命在中国走向共和的历史进程中主导地位。这莫非就是《走》剧的“新历史观”向人们暗示的?

          这样的暗示借助形象的电视语言传达出来,可以对人的心理造成强烈的冲击,并形成长久的影响。有些细节,即使明知是有悖史实的虚构,但通过视觉语言的放大效果,仍会深深地钉在观众的心上,挥之不去。比如,剧中所表现的革命党的第一次起义——广州起义,由于走漏消息,革命尚未发动时就被清政府发觉。在围捕清兵来临之际,孙中山的表情竟是那样不可思议的“无所谓”,仿佛起义不过是一场儿戏,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撤吧。”并在撤退时弃党旗于不顾,致使旗帜设计者陆皓东因回去取旗而被捕牺牲。再如,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曲罢焚琴,慷慨赴死。接下来的情节却是,康有为在未为告知胞弟康广仁和最亲密弟子梁启超的情况下,独自出逃。这样刻意的情节安排,再加上电视镜头对演员表情的强化渲染,会自然让人产生一种可怕的质疑:被质疑的不仅是领袖的个人品格,更那些年轻纯真的追随者的牺牲价值。谭嗣同们的含笑引刀是否死得其所?谁付出了青春和鲜血,谁获得了政治资本?其中的现实所指几乎不言而喻。《走》剧的观众大部分已从青年步入中年,对于他们来说,“六四”不仅是需要被忘却的记忆,也是需要被疏导的记忆。如何能令其心平气和地接受当年神圣美好的情感体验在“理性”的天平上不过是一场荒唐的胡闹?最好的方式就是借助这样一种“青春被误导”的叙述。这种叙述背后那种令人厌恶的残忍,更会使青春故事中没有革命记忆的更年轻一代,从意识深处拒绝革命。

          

        谈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营造不能不谈到中央电视台。《走》剧在中央电视台被“隆重推出”时受到前所未有的礼遇:不但连续一个多月每晚在一套节目黄金时段播出,还计划在播出一半以后陆续在一套下午时段和八套晚间剧场时段联动重播。也就是说,从4月9日到6月20日左右,央视至少要将此剧重播三遍,连播时间长达70天。这在央视电视剧的播出史上是第一次。虽说央视之所以对这部电视剧如此“厚爱”,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原因:该剧的广告权全部被央视“包下来”了,央视希望通过破例的播出方式打造“广告航母”,据说该剧的广告价格也比平常翻番(注:见《滚动播出央视主打〈走向共和〉》,《北京晨报》2003年3月12日。)。但对于“独此一家”的中央电视台来说,经济利益直接连动的是宣传效果,如果真按此计划播出,《走》剧的覆盖率和辐射力估计将是前所未有的。

          其实,准确地说,《走》剧不是被央视包下来的,而根本就是央视预订的产品。在该片策划前期,央视就有负责人积极参与,拍摄期间就以每集75万元的价格将所有权利卖给了央视(注:见《〈走向共和〉内幕故事》,《南方周末》2003年5月19 日。)。也就是说,该剧如果不能按计划播出,经济损失将由中央电视台自己承担。

          央视肯出大价钱预订一部“鸿篇巨制”,至少在两点上对这部电视剧有信心。第一,它必须“政治上正确”。第二,它必须有高回报。《走》剧之所以能够赢得这样的信任当然是凭借电视剧《雍正王朝》为它的出品公司——北京同道影视节目制作有限公司赢得的信誉。“由《雍正王朝》原班人马打造”——这也是该剧最抢眼的广告词。《雍正王朝》的艺术质量自不必说,容易被人们忽略的是其“政治质量”。该剧不但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一群呕心沥血的治世能臣,而且,充分展现了为政者、改革者的艰难,从而调动起人民自觉自愿地与政府“分享艰难”。《雍正王朝》其实可以称得上是某种形式的“主旋律”的作品,当然,创作者身手不凡,润物细无声。在《雍正王朝》之后,其导演和主要演员纷纷进入《忠诚》、《突出重围》等“主旋律”电视剧的拍摄,并不是偶然的现象。

          为了保障“政治上正确”,《走》剧至少设置了三道安全保障设施。首先,选题的最初建议策划者,非权威文艺单位的负责人,即政府宣传系统的高官,他们的政治常识感应可保证《走》剧的主体方向不错(注:据《走》剧主要投资人刘文武介绍,该剧题材的选定主要采取了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佳明和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主任高建民的建议。郑佳明后成为《走》剧的总制片人之一,高建民为出品人之一。参见《〈走向共和〉内幕故事》,《南方周末》2003年5月19日。)。其次,两位编剧(盛和煜、张建伟)均屡获包括“五个一工程”奖在内的政府大奖,他们的创作风格将保证《走》剧在艺术表达方式上符合“主旋律”的基调。除此之外,由于题材的敏感性,加之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分寸把握上的微妙性,该剧还专门聘请了文选德(湖南省委副书记)和李牧(当时的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等作为顾问进行把关。剧本每写完5集,便被马上送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仲呈祥、李准的手上,由他们对剧本进行审读,提出的意见及时被反馈到编剧手上。如此反复,经过4次重新修改以后,剧本终于获得通过(注:见《〈走向共和〉内幕故事》,《南方周末》2003年5月19日。)。

          如此不厌其烦地介绍《走》剧的创作“内幕”,主要是想说明两个问题。

          首先,《走》剧虽然不是按“主旋律”计划创作的作品,但也不是按照一般商业规律和艺术规律制作出的“寻常”作品。由于央视在广告上特殊的垄断地位和作为 “主旋律”传播主渠道的政治地位,被它预订的作品必有其特征和特权。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走》剧只是一部由民间投资、制作的电视剧,它所持的历史观应该也是多元历史观的一种。但实质上,由于它与央视的结盟,其覆盖率和辐射率是任何一部不能获得“破格”待遇的其他作品难于争锋的。这种“官方”与“民间” 联合的方式不失为增强“主旋律”实际效力的一种有效方式。

          第二,《走》剧虽然声称“挑战官方教科书”,但却未冒犯现行文艺政策的审查标准。不少人认为,像《走》剧这样的电视剧能在中央电视台堂而皇之地播放,显示了文艺政策正进一步走向宽松多元。事实上,真正放宽的不是政策尺度,而是“主旋律” 的定义内涵。近年来,包括“五个一工程”奖在内的政府大奖的评奖标准,在强调政治性的同时也都越来越强调收视率,其目的不仅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更主要的原因是,只有确实“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才能真正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主旋律”文艺的作用。《走》挑战的只是于官于民都已相当过时了的“老主流”,它应和的则上下认同的“新主流”。对于“新老主流”之间隐含的冲突,主创者也很清楚,并做了一定的“艺术处理”。在《走》剧的VCD、 DVD封面以及所有的宣传招贴上,从来都是孙中山雄立中央,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环立其下,主次分明,秩序井然。然而,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这之中的游戏规则,是包括普通观众在内的“各方人士”都能心领神会的。

          然而,《走》剧最终仍然触礁(注:由于“观众对该剧中历史人物形象争议过大”,《走》剧连播3遍的宏大计划不但未能实现,甚至在央视首播未完之际就被迫紧急“整容”——对未播出部分重新剪辑,同时加快播放进度,草草收场。)。如果没有什么外界难以知晓的原因的话,其反对力量估计仍来自“老主流”,这与该剧题材的特殊性直接相关:它所叙述的“走向共和”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前史,它所挑战的“教科书历史观”是中国共产党建立领导权的合法基础。这套历史观至今仍写在教科书上,写在各种文件报纸上。从前面提到的有关部门曾两度召开研讨会辩驳澄清“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的举措来看,“新保守主义”的“新历史观”如果被“上纲上线”,问题是很严重的,而且,“上纲上线 ”的社会力量也还存在。《走》剧虽然采取了一些预防手段,而一旦争议过大,原本模糊隐含着的新旧意识形态的冲突就会昭然若揭,使政策管理者陷于尴尬。

          在众多的争议声中,“网民”的声音是最巨大的,也是最值得重视的。网民被视为观众的“直接代表”,如果说以往报刊对“民意”的传达有“代议制”的意思,在网上直接发表意见,则有点“直接民主”的味道。正因为是“直接民主”的,所以它是难以预料的,也难以控制的。《走》剧主创者在该剧“落幕”时称,虽然“ 预见有争议,但没想到争议如此之大”(注:见《〈走向共和〉昨日谢幕 总制片人:争议可以预见》,新浪网 2003年05月19日,引自“红网—潇湘晨报”,http://ent.sina.com.cn/v/2003-05-19/1032150085.html。),恐怕正与对网民力量估计不足有关。在《走》剧的热播、热炒,及至最后被停播的过程中,网民意见的作用真可以用“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来形容。大部分网民其实是为该剧叫好的。他们的叫好既是对该剧艺术价值的肯定,也是对该剧“新历史观”的赞同,这正是这部“观点戏”得以“出世”赖以的社会心理基础。但在叫好声中,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不和谐音——其中既有痛斥批驳声:历史不容颠覆,也有满怀狐疑声:历史真是这样的吗?还有幡然觉悟声:历史原来是这样的!尤其是那些来自中学生们的“觉悟”声,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对于有关的政策管理者来说,如果没有近期修改教科书的计划,恐怕就必须采取一些行动。

        相对于“网民”的出场,在有关《走》剧的风波中,还有两个缺席是耐人寻味的。一个是文艺政策把关者对《走》剧定性意见的缺席——目前的处理方式只是停播,至于为什么停播?哪些历史观存在问题?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另一个就是知识界,尤其是倾向于“激进”立场的知识分子的批评声音的缺席。专家学者们对《走》的批评大都局限于史实辨析,或立足于官方正统的历史观。对于《走》剧这样一部以“新保守主义”的“新历史观”为主导的“民族大戏”,缺乏一种在学理史识和观点立场上都足以与之对抗的批评,至少是力道不足。如果说,政策制定者不予“说法”,体现了当前文艺意识形态的含混性和微妙性,知识分子的沉默寡言原因何在?是否只是如历史学家们所说的“学者不看电视剧”?

          

        《走》剧总制片人郑佳明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走向共和”不是完成时,而是正在进行时(注:见《〈走向共和〉总策划郑佳明:这是一部民族大戏》,新浪网2003年05月19日,引自“红网—潇湘晨报”,http://ent.sina.com.cn/v/2003-05-19/1029150081.html。)。《走》剧的制作、播出和争论本身,岂不也正参与了共和的缔造过程?然而,什么是共和的真谛?如果多元的价值观念不能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并立共存,如果惟有 “老主流”才有力量抗拒“新主流”,如果人民参与和革命的权利始终被排除在外,如果“激进”与“保守”不能在有效制衡的基础上得到真正超越,当代的中国正在以什么姿态走向共和?

        原文摘录于:

        http://www.chinawriter.com.cn/zjzl/zjk/syj/zxzyzp/651_1715.htm

        • 续文
          家园 虽然转载的长了点儿,但还是很值得好好看一看的

          看看四处弥漫的新保守主义论调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注:所谓新保守主义大家并无统一的认识,但在我的理解,就是极度拥护政府对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进行高度国家控制的舆论和思潮。

    • 家园 有人看一年两年,有人看十年甚至二十年

      所谓乐观不乐观,各人看的时间跨度不同而已。当然,对于长期我们都是死人,只争朝夕也对。至于危机,也没什么大不了,把中国发展的轨迹画做图表,欲穿其头须先破其脚,就当作一次洗盘了。三十年了,也该来此一劫,否则,还是趁早移民算了。

    • 家园 举报,又见举报

      呵呵,这就是hkc们的高水平了。

      面对着事实的铁拳重击和无数的网络反对意见,辩无可辩、无计可施,也就仅此一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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