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内部殖民地化的中国 -- suqier

一、金融小史

1。物物交换的阶段

2。贝壳作为一般等价物出现

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代表一般人类劳动。

货币的出现代表了商业的出现，但并没有完全消灭物物交换，只是占据了主流。

3。金银作为货币出现

中国因为缺乏金银，所以在明以前是以铜钱和布帛，粮食也部分地起了货币的作用。

金银存在着退出流通的机制。

金银产量和实际物资生产不匹配，通胀和通缩的原始形态出现。美洲银矿开发伴随的是一个持续数个世纪的缓慢的通胀，或者说银的贬值。

4。铸币的出现

金银铸币出现，磨损就导致了交换价值和内含贵金属价值不等这一现象。

中国因为没有出现良好的理论指导铸币发行，钱的轻重一直在摇摆，私铸和销钱为铜也交替出现。

铸币税出现。

5。信用的出现

信用，或者说债务，是一种重要的创新。在时间和空间的跨度上，扩展了货币的作用。跨越时间的，就是期票/债券，跨越空间的，就是本票/支票。

信用作为一种金融产品，部分地参与了流通，部分地起了货币的作用，所以在后世依期风险和流动性，被分别定义为M1，M2，M3。

6。纸币的出现

纸币是银行本票的延伸，表示银行所负的金币债务。

纸币建立在金币的基础上，成为一种传统。

纸币使得信用扩张成为可能，社会物资流转不再受限于金银产量。

于是小农自然经济被打破，商业资本把整个社会紧密联系起来，然后资本向产业资本，并进一步向金融资本发展。

铸币税被私有银行获得。

7。央行的出现

纸币统一，提高了纸币信用，区分了商业银行本票和纸币。

铸币税被统一收归央行，同时通胀税成为可能。

政府的金融调控政策在技术上成为可能。

8。证券的出现

把未来的现金流折现作为证券的价格，并形成一个市场。

在折现中，要应用到风险折扣，在风险折扣中，借鉴了保险业的知识。

几个世纪后的金融创新，在本质上仍然是这些，现金流折现和风险折扣。

9。金本位的脱钩

从一战的金本位脱钩，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货币发行与贵金属存量再无任何关系。

货币发行的基础，在米国是国债，在中国则是经济运行需要。

通胀税成为一种常态。

象宋鸿兵所说的回到金本位，不能解决挤兑问题。

以对石油的控制作为美元的基础，其实和RMB发行没有区别，货币发行的基础是国家信用，或者说，是国家暴力的信用。

10。衍生物创新

如前所说，一切现金流，一切风险，都可以证券化。

在过去的历史上，只有常用的高流动性的会被市场接受，现在把不常见的，低流动性的，通过包装组合，以提高其流动性。价值就在流动性的提高中被创造。

贪婪是衍生物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动力。低流动性变成高流动性的过程中，债权人和债务人的距离也随之增大，信息流通的环节也随之增加，从而导致了风险控制的低效。

二、财政学意义上的货币

1。货币只是代表分配社会财富的权力的符号

在货币可以被任意凭空创造的时代，纸币也就和财富彻底地脱了钩。

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里，把所有流转中的货币都加一倍，财富是没有增加的，因为这些货币只是符号，不是黄金。

货币在经济体中流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企业来说，收支平衡是基本要求，即使是通胀条件下。所以通胀保护了一部分企业虚假的收支平衡。

收支平衡对政府不再适用，因为经济体的增长需要一个增长的流动中的货币，也就是需要一个增长的央行债务。在中国，央行债务和政府债务是一体的，在米国，央行债务的另一边就是资产：国债。

货币在经济体中流转，它代表的不是财富，而是对财富进行分配的权利。你手中占有的货币越多，你所能占有的社会财富的份额就越大。

以养老金为例。对个人而言，似乎是现在把钱存起来，在退休后领取储蓄所得。但对于整体社会而言，实质上是现在个人放弃了一部分参与分配社会财富的权利，而在几十年后，再取回这部分权利，参与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所以你几十年后的所得，未必就比现在所能得到的多。特别是在一个老龄化社会，几十年后从事生产的人更少了，而试图参与财富分配的却更多了，青壮劳动力的负担被加剧，这就是日本所面临的局面，而米国婴儿潮进入退休后，也要面临相似的局面。

从你的退休帐户上看，或许几十年后你退休时帐上的钱是多了，但是当生产率和人口红利跟不上人口高峰进入退休时，你所能分配到的社会财富，即使在绝对值上，也是可能会减少的。

今天的美国，在担心养老金和社保基金几年后的破产，因为交钱的人变少了，而领钱的人变多了。如果美刀对内对外同时贬值，以解决双赤字和高负债的话，破产的问题就避免了。

我们现在把封闭经济体系扩展为开放体系，这个体系中，有占中心主导地位的经济体（米国），有完全开放，追随中心的经济体（新加坡），有半开放，追随中心的经济体（日本），有半开放，且不追随中心的经济体（EU），也有不开放的经济体（朝鲜）。中国属于半开放，且加了一道防火墙的那种。

在美元成为事实上的世界主导货币时，对全球经济征铸币税和通胀税，只是一部分收益。利用军事强权，以取得石油的控制权，强迫石油美元的回流，强迫中国2000000000000刀外储的回流，以避免米国过度使用铸币权下的美元对内对外贬值，事实上是把过度使用铸币权的后果，在时间上向后推延。

在铸币权的经济体，主导社会财富的分配。不追随中心的，其铸币权是自主的，就可以主导自己的一亩三分自留地上的社会财富的分配。但是如果是半开放的经济体，不管其是否追随中心，都会受到中心的影响。

国际上的美元霸权和RMB霸权，其实质是对国境外的财富分配的主导权。

2。货币流转经历的不同环节中，关键性环节能占据最大的财富分配份额

货币在经济体系中流转，各个环节都截流一小部分，构成了利润，工资，以及税收。对于个人和企业来说，截流表现为价值的创造，以及税收的收入转移，但是实质上对于国家来说，货币在不同环节的被截流，只代表了各环节参与全社会财富分配的能力。

部分的关键环节，可以高效地截流，这并不代表这些环节在创造价值上有过人的表现，而只是意味着这些环节利用了行政/技术/资本垄断或者信息不对称，拥有较强的讨价还价的能力，从而占据了较大的社会财富的份额。

这种关键环节有很多表现形式。比如说北京。北京人民创造的GDP很高，北京人民交的税也很高。这些GDP真的是北京人民创造的么？这些税真的是从北京人民的GDP中抽出来的么？当然不是了。我记得某年十月，北京人民交的税，占了北京GDP的一半，这么高的税，难道北京人民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么？事实上因为许多公司的总部在北京，所以利润都在北京反映出来。如果以价值来说，这些价值是遍布全国的分公司创造出来，而在北京这个关键性环节上被表现出来，因为总公司相对于分公司有更强的讨价还价的能力，所以总公司员工的高福利是建立在对分公司员工的剥削的基础上的。

相似的，有云南的烟税。这些税并非是云南烟厂创造的价值，而是全国烟民在转移收入。关税亦如是，在哪个环节收税，只是取决于收税的成本和效率而已。

就米国而言，金融资本不论是其垄断地位，还是信息的不对称占有，都决定了商业银行和投行在货币流转中能分得最大的一块份额。特别是政权在手，三权分立的表象不能改变垄断资本对米国在技术上和实质上的控制。政权是用来制定游戏规则的，控制政权的人当然会设法让这个规则对自己利益最大化。

就国际而言，强权制定规则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弱者小国如新加坡则追随这些规则，试图最大化利用这些规则以确保自己的利益。当强权发觉利益分配格局不符自己利益时，就改变规则。如尼克松突然宣布停止兑付黄金。

垄断资本对规则的变化控制也并不仅限于政权。曾几何时，工农业剪刀差，初级工业品和高级工业品的剪刀差，是发达国家剥削第三世界的基本方式；而今，原材料反而成为垄断资本的暴利来源，制造业反成为微利行业，关键环节的位置发生了移动。在这种变化的背后，是苏联的崩溃，第三世界国家再不能随意实行国有化。

3。货币循环

货币从哪个环节流入经济体，又从哪个环节流出经济体，对经济体的运行的影响是不同的。

货币流入流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称作货币投入和货币回笼。至于是如何回笼的，是准备金率从4%升到17%，还是货币乘数因为恐慌从13跌到8，在以前，政府并不关心。政府只关心市面上的M1M2M3总量，和利率汇率，达到了他想要的水平。

但事实上不同的环节的货币流入，对经济总体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传统上中国是以放宽贷款指标来增加货币投放的，92年后外汇结存成为一个主要渠道。老朱上台以来则是以发国债（包括央行票据）的方式，把钱投行银行（坏帐核销），公务员（涨工资），基建项目。减税和退税是另一种方式，事实上某个环节所得到的减退税，其利益并不能被这个环节所独占，而是传递到上下游，因为这个环节的讨价还价能力/垄断地位和信息不对称占有，并没有发生改变。对于公用事业的补贴，也是一种。

货币在经济体中的循环，有可能会短期集中于某个局部，就好比大循环中出现了一个局部的小循环。典型就是实物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分野。绿锅连续降息，美元如泡沫般涌出来时，最初这些资金就一直集中于证券和房产，而在集中于证券和房产的资金被用于新建房和实物开支之前，这部分资金就如同和实物经济中的资金循环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中。事实上相对于数十万亿计的资产泡沫，从虚拟经济流向实物经济的那个管道是如此之细，流量是如此之小，以致于可以忽略不计。

三、二元化的中国

波士顿咨询眼中的中国，0.4%的家庭占有了70%的财富。有人说，那些闹群体事件的人，眼中只看到占有中国70%财富的0.4%，而没有看到占有世界70%财富的1%，只会针对中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而不会针对欧美垄断资产阶级，是窝里横。

偶却想到了另一件事，中国的二元化。

这个二元化，不是指中国的拉美化，也不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二元化，而是指中国内部分裂成发达资本主义，和殖民地两部分，或者说，一种内部的殖民地化。

我们说起米国和英法老牌帝国主义的差别，其广大的国内市场是一条。Scale，是中国和拉美的根本差别。拉美两极分化后，国内的购买力立刻就显得不足，而国民经济也几乎都被外资所控制。而中国太大，即使把一半的人口剥削成赤贫的殖民地人口，剩下的人口依然有庞大的购买力；而国民经济如此大的规模，加之强有力的官僚资产阶级，外资想虎口夺食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和米国不同的是，米国的国内市场大，是建立在平民的收入差别不大，普遍地拥有相当的购买力的基础上的。而中国的国内市场，有相当一部分人口，或者说至少一半的人口，是没有什么购买力的。

老牌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是利用工农剪刀差，以增加宗主国在财富分配中的份额。具体的表现就是对于殖民地市场的排它性占有，以军事强权达到经济垄断地位，在货币上使得殖民地的利润低下，大头在宗主国的环节上表现出来，从而可以维持宗主国的较高生活水平。

这和中国的现状是一样的，以农民工的低收入为代价，保持Top 0.4%的高生活水平。做营销的都知道中国市场从00年起在营销界被分成四级，外资品牌基本只能一级和二级市场生存，国有品牌能渗透到三级市场，而四级市场的购买力极微弱（不过听说宝洁在孟加拉有针对这种极微弱购买力市场的超小包装），基本上是低价劣质品的基本地盘（当然也有例外，同样的药品，大城市里卖30块的，这四级市场可能只要两块钱）。

对于企业来说，这个第四级市场是不存在的。长虹在97年提出进军农村市场，然后大败而归，是第一家付出学费的企业。被殖民地化的这半个中国，是政府关心的对象。但是宗主国化的0.4%与殖民地化的半个中国，这种关系的形成有其背后的原因，利益格局已经形成，要改变，不是那么容易的。年初的劳动法，是一种尝试，效果如何，还是要等几年再看。

被殖民地化的半个中国，他们穷是因为地理条件不好，工作不努力，孩子生太多，没受过高等教育么？部分是因为这些，但是主要原因是，他们在巧取豪夺上的能力比不上那0.4%，因为那0.4%占据了经济流转中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