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别了,巫师! -- 外务府行走

“萨缪尔 亨廷顿是美国政治学界的男巫！”

上个星期日的下午，国际关系学的电视名人金灿荣教授在人民大学的讲座上语出惊人，我和台下200多个各年龄段的听众听的兴致盎然。

一个星期后的几乎同一个时间，我打开电脑，看到这样一条消息：“萨缪尔 亨廷顿，美国政治学家，于2008年12月24日逝世于马萨诸塞葡萄园岛，享年81岁。”

我绝没有责怪金教授乌鸦嘴、扫帚星的意思，只是突然意识到，我还没看过亨廷顿的照片呢。在维基百科上，我看到了亨教授老态龙钟的笑脸，有点像格林斯潘。

这不是我想象中的亨廷顿，他应该是个阴郁的中年人，就像《哈利波特》里面的斯内普教授。

我对亨教授有特殊的感情，因为在七年的大学校园生活里，他是我第一个知道的外国政治学家，他的《变革中的政治秩序》是我买回来的第一本政治学著作，三联出版社的，淡青色封面，遗憾的是，到现在我也没从头到尾看过一遍。后来我读了政治学的研究生，对于亨教授越发亲切起来，这不光归因于当时“文明冲突论”的轰动效应，更重要的是对一个懒学生来说，一个学界名人，著作只有那么两三本，主题又比较浅显易懂，看着不累，既可以用来糊弄老师，又可以在师妹们面前卖弄，那真是太让人敬爱了。我一字不拉地看了他的三四百页的《第三波》、掐头去尾地看了他的《文明冲突及社会秩序的重建》，对于前者，我印象是他在里面不厌其烦地告诉各国的民运分子应如此这般，如此那般，基本就是一本民主化菜谱；对于后者，除了早已耳熟能详的主要观点外，倒是对书后半部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佩服不已，尤其被俄罗斯和西方联军的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那段描述雷到，好在那时还没有流行“穿越小说”这种文体，不然我真以为是地摊商贩包错了书皮。

亨教授，您在天之灵请原谅我后生小子的胡说八道，其实，我对您的真实看法不是这样的。

在大学里，当周围同学迷恋于各种新潮理论范式和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时候，我不知为什么对政治发展问题情有独钟。我坚持认为，理论只有同实际结合才是有意义的，象牙塔里的抽象和演绎，除了让研究者结党营私、自以为是外，实在看不出什么积极价值。而亨廷顿，自始至终，是政治发展领域的学术大家。

1927年，亨廷顿出生于纽约城，18岁毕业于耶鲁大学，天才少年。然后当兵，芝加哥大学拿到硕士，23岁哈佛大学博士毕业，留校任教，就像康德一生没离开柯尼斯堡一样，他从那时一直到死都在哈佛政府学院担任教职。但如果以为他像康德一样独坐书斋，那就大错特错了，从年轻时代起，亨廷顿就对国际政治抱有浓厚兴趣，而且极具入世精神，他先后同巴西和中美洲政府保持密切联系，研究拉美的政治变革，担任过美国国务院顾问，研究越南战争期间南越的乡村发展，后来又供职于三边委员会，担任过白宫负责安全计划的协调员，可以说，这种广泛的阅历，使他在政治发展和民主化问题，乃至全球问题上有绝对的发言权。

我在上研的时候不揣冒昧，曾试图粗线条地画出亨教授的学术轨迹：

在西方的政治学范畴内，政治发展绝对是一个偏门外加冷门，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发展，是随着二战后亚非拉殖民地解放运动而产生的，西方学者这时才开始注意到除了他们自己和共产主义敌人外，原来这些广大的殖民地也是人间社会，而有人就有政治活动，这些地区的现代化和政治体制运作和发展，就构成了政治发展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但是，可想而知，政治发展在西方政治学界内的地位，就像一个学金融的大学高才生，不去证券公司，而非要下乡帮农民搞小额贷款。同样的，亨教授们面对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脑子里有的只有西方民主制度的基本材料，因此政治发展理论的早期使命，就是如何帮助乡下农民脱贫，过上西方民主自由的幸福生活。我看过亨廷顿早年参与编辑的一本书，叫政治现代化什么的，里面都是阿尔蒙德、维巴，包括亨教授等诸多大腕的早期作品，大致可以反映这种观点吧。当然，结局是不幸的，民族解放运动后的亚非拉国家除了选择社会主义外，大多数都选择了威权独裁的统治道路，而伴随而来的是长期的政治动荡、骚乱、政变、政府更迭、经济危机不一而足。亨教授面对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于1968年发表了其不朽名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在这部书中，亨教授以马基雅维利式的坦率揭示了不发达国家政治衰朽的真相，请听：“不同国家之间的政治区别，不在于政府的组成形式（民主抑或独裁、自由民主抑或共产主义）而是政府的（能力）水平”，“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动荡主要原因在于过快的社会变迁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动员同政治机制发展缓慢的不匹配”“政治的主要问题在于政治制度化发展水平落后于经济和社会变迁”。由此，他得出结论，经济发展和民主化并不必然带来政治发展和稳定，而秩序本身就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目标，无论是通过民主或者独裁、专制或者市场的方式。请注意，这本书出版于1968年，当时正值自由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越南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亨教授的理论是对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理论的一击闷棍，自然引起极大争议。而这一理论的精髓，毫无疑问，在若干年后颇对中国新权威主义派学者的路子，于是亨教授的大名在中国大地早就如雷贯耳了，这远早于他的“文明冲突论”。

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历史跨入20世纪最后10年，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柏林墙倒塌、苏东集团解体，人类历史似乎验证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对共产主义制度的胜利，与此相伴的是自70年代后期开始的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大批发展中国家及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选择西方民主制度，历史似乎一片光明。对于亨教授，不要以为他说了几句真话就会变成了民主制度的虚无主义者，他所代表的西方学者是坚定的民主信仰者和捍卫者，此时的大好形势让亨教授深感欣慰，他于1991年出版了《第三波》，对民主化浪潮原因和进程作了细致的分析。但是，也许他早前在政府部门供职的经历让他染上了事无巨细的毛病，这本书的学术价值不大，远低于其使用价值，更像一本民主化百科全书或者民运分子万能实用手册，就差教怎么制造燃烧瓶了。里面的理论分析一个本科大学生都可以干得同样好。即便如此，这本书的影响力却极大，“第三波”成了民主化的代名词，被一切对西方民主顶礼膜拜的人物，如陈水扁之流津津乐道。作为一个学者，创造一个历史名词，夫复何求？

但是，民主化的浪潮并非万事大吉，柏林墙倒下的尘埃还未飘散，海湾战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崛起使民主与集权制的对峙迅速演变为西方与非西方的分野。民主化解决不了非西方对西方文化与制度的抗拒，抑制不了被全球化边缘化的不发达国家人民被压迫感和由此产生的愤怒。1993年，亨廷顿在《外交》上发表了振聋发聩的《如果不是文明冲突，是什么？》，一石激起千层浪，他把文明冲突的前景骤然扔到了欣欣然的西方观众面前，在惊愕、怀疑、不屑和咒骂声中，亨教授的形象却越发高大起来，此刻他已经达到了一个学者所能企及的顶点，一个言之凿凿的预言者，抑或，一个先知或者巫师。1996年，他在《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扩展了“文明冲突”的理论和想象。该书被翻译成为39种文字，其影响力已经不必多言。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能够激起争论，就是成功，而5年后的911事件，让所有反对他的人都只能跟着重复那句咒语：如果不是文明冲突，是什么？！

到此，我可以回到开头，解释金教授的那句话：亨教授是美国政治学届的男巫。因为在他说话的时候，每个人都反对、都鄙夷、都不屑；5年后，那些鄙夷的人开始偷偷引用他的观点；10年后，每个人都堂而皇之地引用他的观点，仿佛那是天经地义。巫师，一个呼风唤雨，看透迷雾却不为时人所理解的巫师。

还是那句话，学者若此，夫复何求？

亨教授不是那种现在校园里被海龟青年学者顶礼膜拜的遵守严格学术规范的学术工匠，他的著作没有那么多的模型、数据库，没有那么多费解的术语和概念，他的思索更多是一种智慧，是一种凭借经验和洞察力产生的爆发吧。我并不是抵制学术规范，我只是担心学术规范会不会有一天把学术变成繁琐的经院哲学，而在中国这个现代学术的后发国家，规范和制定规范的权利会不会如同其他领域一样，异化成某些人蝇蝇苟苟、党同伐异的工具，而最终戕害的是无数向学的心灵。

亨教授自始至终是一个关注现实的学者，在他的最新一本书，2004年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一书中，他回到了美国自己的问题上，担忧美国移民带来的族群分裂和认同危机。这本书我没读过，连样子是什么也不知道，不好评论。但无疑，这一思想同他的文明冲突论一脉相承，同时也是对美国国运的又一个警示。仍然是一贯的巫师作风，但谁能说这不是一种危机感和对于自身文明的担忧，就如他在文明冲突论中所表现得那样。

现在，巫师走了，在金融危机和天气的双重暴风雪里，他没有看到圣诞节的到来。在我经常闲逛的国内某个BT论坛上，一个网友尖刻而又深刻地问道，老头走的时候是不是很绝望？这真是一个太好的问题。

我想，大凡学者，心中都有一个理想国吧。他们毕生所学，无非想通一条或几条解释世界的道理，连同一条或几条建设世界的道理。如果他们终其一生，能看到自己所期望的道路在脚下延伸，那该是如何的欣慰。就此来说，黄仁宇应该是幸运的，他穷其一生，颠沛流离，看尽黄河青山，终于想明白他所挚爱的中国出路在于“数目字的管理”，而他在世纪之交辞世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中国经过20世纪的动乱，终于走上了数目字管理的道路，此后将是康庄大道，他应该死而瞑目吧。但亨教授呢，他生于大萧条年代，故于大危机年代，终其一生为西方的民主制度而关注四方，不断预言，不断验证，他最终看到的是西方的动荡和世界的不宁，他能不绝望吗？

不过，别忘了，亨教授是个巫师，一个能够揭示秘密的人应该不会如此心胸狭隘，看看他的照片，满脸的皱纹中是狡黠的目光，他也许正在天上说，对这个世界，我实在是猜够了。

别了，巫师。请你保佑这世上的学者，以你的灵感指引他们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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