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我们身边的经济学 -- foundera
家园 【文摘】我们身边的经济学 我们身边的经济学
序
经济学家的角色
问学多年，但我始终被一些似乎十分简单的问题所困惑：为什么搞理论的人经常被人质问乃至嘲笑?你们的理论能解决我们的什么问题?你们搞理论的人不了解情况，搞出来的理论有什么用?但是我们经济学家却从来没有对我们政府的官员们“吹毛求疵”：你们没有本事解决问题还当什么官?理论家能解决问题还要你们这些官员干嘛?
似乎，政府官员总以为实践在他们那边，经济学家搞出来的理论只能经过他们操作，才算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他们公开声称，他们真正需要的并不是理论，只是解决问题的方案。而对经济学家来说，拿出方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否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方案。
经济学研究是经济学家的职业。但是，作为经济学家，进行纯学术研究其实就是为了通过它来提高经济学家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了这样的学术基础，经济学家才能更好地积极参与和评论政府的决策和政策的制定，也才有能力对社会经济现象发表自己的评论和观点，这些社会活动可以视为经济学家的社会职能。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政府，经济学家的参与显然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事实上，从国际上来看，经济学家的社会形象和在政府中的影响力在战后的确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
第一，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来，经济学毫无疑问经历了200年来最辉煌的发展阶段，一方面，经济学在模拟科学方面远远走在了其他社会科学的前列，数学和统计学被大量地在经济学中应用，使经济学的研究技术相当的先进和发达，这使得经济学家对经验数据的分析能力大大改善，从而提高了经济学家在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评论方面的发言权；另一方面，经济学作为一种独特而合理的“世界观”，在过去的几十年被广泛地应用 于其他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其思想不断地渗透在政治学、人口学、人类学、法学、社会学、宗教、家庭和环境问题的研究当中。
第二，以凯恩斯宏观的“宏观经济学”为契机，在战后，经济学家所发展起来的关于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管理的思想及其政策处方，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得天独厚的经济里得到了西方许多政府的采纳和付诸实施。尤其是西方经济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的成功增长使经济学家迅速被推崇为“学以致用”的学问家。从此以后，政府和社会公众对经济学家投以仰慕之光，给予经济学家以很高的期望，大学也开始大量地为政府输送经济学家，正像我在别处所说的那样，经济学家纷纷入幕政府，出谋划策，频频亮相于大众传媒，他们建议政府，评论政策，甚至左右舆论，预测未来，领尽了风骚。
第三，战后由于国际经济机构和组织的大量出现，经济学家的作用已超越了这个国家的范围，大批职业的经济学家开始在世界的经济发展、重大国际经济协商方针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他们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模式担纲顾问，提供咨询并参与政策的确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家园 前言 前言
经济学家不能够告诉人们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只能揭示各种不同变量的成本与利益，以使民主社会中的公民能够做出更好的选择。在本书中，我们向有兴趣的读者展示了有关各种不同社会行动的成本与利益的一些概念。经济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娱乐中围绕着我们。我们常常甚至不能意识到经济学对公共问题产生影响的程度。然而，它在多数公共问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我们是在谈论资源、违禁药品、预防犯罪、高等教育或是职业性体育竞技。
对于初次学习经济学入门课程的学生来说，这本书是作为主课教材的一种补充。将它与一本详尽解释经济理论的书一同来阅读，既可以显示出该理论的相关性，又可以用来分析我们周围的世界。理解本书中的任何章节，并不需要预先具备经济学知识。但需要告诫读者的是，我们对某个专题的分析处理绝非是彻底而完善的。我们仅仅是试图揭示所涉专题某些方面的外在经济架构。进一步的课堂讨论无疑将会揭示出这些问题的更为复杂的本质。
我们为使用本书的教授们准备了一份简短的、我们认为有用的教学指南。它包括每一章的讲授提纲、图表解释、附加思考与讨论的问题以及选择的参考文献。该指南可向出版社索取。
当我们开始策划出第六版时，我们曾请求Harper&Row 出版社对《公共问题经济学》一书的使用者做一个调查。这一调查的结果确实令人感到惊讶：一大批使用者请求我们恢复在第四版和第五版中出现过的某些问题；另一些人建议增设一些新话题；还有些人劝我们不加更改地将第五版翻印即可。最终我们达成了某种妥协。这一版中包含了几个全新问题，其中有股票市场、水资源、交通堵塞和减价优惠券。并且有些在以前的版本中出现的问题又重新被收了进来，比如：收入分配与政府计划、生态学与收入分配。最后，对其余的问题在需要的地方作了资料更新和修订。
在本版中我们增加了一套教学手段，以帮助学生读者更好地理解对每一部分和章节都适用的经济分析的理论。这些手段有以下几点：
1、 在本书五个部分的每一部分之前，有一导论式的讲解。
2、 经济学术语在本书正文之后的术语表中都做了解释。
3、 每一章均包含总结性段落，对该章中所覆盖的经济学原理给予清晰明了的阐述。
4、 每一章结尾均附有适用于课堂使用的讨论题。
若干年来，很多讲授者向我们提供了意见、建议和批评。我们有幸获得了对这一版本的有益的书面评论，这些评论来自下列审阅者：
维拉诺瓦大学的John F．Stehle；特拉华大学的Eleanor D．Craig；西部密歇根大学的Bassam Harik；派伯丁大学的Marcia Frost Watkins；康奈尔大学的David Easley；旺德比尔特大学的Richard V．Burkhauser；加州大学福勒顿分校的John H．Haehl；西部华盛顿大学的Michael K．Mischaikow和赖斯大学的Gaston V．Rimlinger。
我们对这些审阅者所提供的难以计数的有益帮助表示由衷的谢意。我们还要感谢许多其他曾给我们写信的讲授者。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对一切可能存在的错误承担责任。我们继续欢迎各种评论和建议，以便今后做进一步的修订。
道格拉斯?C?诺斯 罗杰尔?L?米勒
- 复 前言
家园 第一章 能源经济学 第一篇 供给与需求 第一章 能源经济学
供给与需求分析构成几乎所有经济分析的基础。在这一篇中，我们将审视许多问题，其中一些问题从表面看并不涉及经济分析。然而，事实上每一个问题都具有某一经济侧面。例如：当你阅读有关能源、违禁药物、农产品和水资源问题时，你将发现供给与需求分析的应用贯穿其中。
在阅读这些问题时，注意牢记以下几点：
1、需求规律与供给规律为已知，其他条件不变。
2、价格变化影响需求与供给数量。任何其他非价格变量的变化使整个需求或供给曲线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在需求与供给数量和需求与供给之间有一清楚的界线。
3、供给与需求规律涉及每一质量单位的价格与供求量之间的关系。
需求与供给规律并不需要每个人对价格变化作出反应才为有效；唯一要求是某些边际购买者或边际生产者对价格变化作出反应。在经济学中所有运动均是有关边际变化的。
●第一章 能源经济学
有关目前便宜的 供给之持续期的问题，不能不引发我们浓厚的兴趣与焦虑……发现将成为一种越来越有效的媒介的趋势，而当我们拥有的 使用耗竭时，会有更大能量的替代物来临这样一种可能性并不存在……我们不能以从别国进口的方式来弥补未来对 的需求。考虑一下我们的(工业产量)在多大的程度上依赖于 ，以及我们对它的消费，与其他国家相比，是多么地广泛。不能设想我们将会没有 ，而比我们拥有它所做的更多……由此可以简单地推论：我们不能长时期地以我们现有的使用速率持续下去。
上述引语中的空白处应当填入何种具有魔力的字眼?大多数人会猜测是石油。因为它在今天的世界是受到持续关注的主体，尤其是自1973―1974年的能源危机以来。这一危机是因中东国家对运往美国、欧洲和远东的石油实行普遍禁运而引发的。
你认为这段引语写于何时?也许是在过去的10年里，当然是自1973年以来，也许是10或15年以前由某位准确预测未来的人写的?你的这些猜测都是错误的。如果你以“煤炭”一词替代“石油”而填人每一空白处，你才符合一本名为《煤炭问题》的书中的确切用语。这是一本由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所写的书，该书并非出版于1975年，甚或是1900年，而是出版于1865年。在1865年，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是在说着有关煤炭的事情，与今天人们所说的有关石油的事情完全相同，他是一位专家，但他以下结论已被证明是错误的：据估测，今天煤的可恢复储量相当于12兆桶石油的能量。要弄明白为何杰文斯的预言未能成为现实，就得明白我们目前能源问题的根源。我们需要审视的既有能源的供给，也有能源的需求。首先让我们审视供给方面。
能源以很多形式出现。今天我们已经熟悉天然气、石油、煤炭、核能，以及从更小的范围上说的太阳能。但是我们过去还曾有过其他形式的能源。石油毕竟是直至1859年才发现的。曾几何时，甚至鲸鱼油也曾是一种重要的能源。
在电被用来照亮我们的房屋和街道之前，不仅在欧洲，而且也在美国，照明的主要来源是鲸鱼油。在那时，还没有这种油的良好替代物。所以，整个世界的照明供给，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几乎完全地依赖捕鲸行业。我们那时还没有许多高级、复杂的模型来告诉我们鲸鱼油枯竭会是什么样。虽然人们知道这早晚会出现，毕竟鲸鱼油的供给不能永远与需求增长保持同步。
在美国内战时期，鲸鱼油的需求量大幅度地增加，并且供给量急剧下降。因为战争干扰影响了生产进程（需求曲线向外移动；供给曲线向内移动），捕鲸船只被征作运输船只。除此之外，南方私营主掠夺并摧毁了许多未被征用的捕鲸船只。结果造成美国捕鲸船只数量下降50％，总吨位下降60％。人造照明燃料的危机明显地降临到该国身上。
然而，颇为奇特的是，在酒馆或家中听不到人们议论这一危机。人们所议论的只是鲸鱼油价格令人惊恐的上涨。在晚上阅读要花费比以前多出很多的费用，以致于不少人认为不值得花费如此高的代价。抹香鲸鱼油从1823年的43美分一加仑涨至1866年的2．55美元一加仑的天价。鲸鱼油的高价使得人们开始保存鲸鱼油，因为它如此昂贵，容不得浪费。然而由此产生的另一件事很少为人们所记住：当价格上涨时，企业家开发替代品的动力也上升了。在欧洲，从煤里蒸馏出来的煤气突然成为一种经济上可行的替代物，由此引起鲸鱼油的需求量大幅度下降。并且，鉴于宾夕法尼亚州已经发现石油，鲸鱼汕的昂贵价格将引发追逐利润的商人们去开发某种颇具效力的提炼原油的工艺。
因此，该发生的一定会发生。1867年，煤油成为鲸鱼油的一种廉价替代晶。而到了1896年，抹香鲸鱼油的价格跌人几十年来的最低谷，仅售40美分一加仑。但几乎没有什么人将它用于照明，甚至在此价位上，鲸鱼油灯也销声匿迹了。石油时代来到我们面前。
不必谈论细枝末节，同样的讨论也可适用于英国从木材到煤炭的转换。直到15世纪，大多数英国人对树木有可能短缺的想法持嘲讽态度。然而，从大约1550―1625年，英伦三岛因农业和贸易的拓展而出现毁林行为。伴随着人口的倍增，树木变得越来越稀疏。结果当然是，木材的价格上升得几乎比其他所有商品的价格更为迅速。到了1640年，伦敦人依赖于用煤取暖，而不顾其产生的烟尘。那些曾因炭火使其器皿黯然失色，而对煤炭嗤之以鼻的工匠们，则几乎排斥一切地专用煤炭来作燃料。到了18世纪，英伦三岛几乎完全转而使用煤炭。
对于鲸鱼油与石油、木材与煤炭的讨论，可以引伸到美国(实质上，在70年代和80年代也成为世界性问题)所面临的能源问题。石油价格的上涨可以引发供给反应。当石油处在某个较高价位上时，诸如太阳能、鲸鱼油之类的替代品将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物品。的确，当石油处于相当高的价位上，使用风能和潮汐能发电，从经济上看，也变得可行。价格也对需求方起作用，在石油产品的更高价位上，个人通常作出减少使用该产品的反应。这毕竟是需求的第一基本法则――即需求数量与讨论中的商品价格呈反向变化关系，假设其他因素不变的话。换句话说，相对于其他商品价格，石油的价格――即它的相对价格上升时，需求数量将下降。
注意在此处我们使用“相对价格”这一术语。思考适宜的价格的另一种方式，是将此称作“真实价格”，因为我们不得不包含通货膨胀的因素。当今天的人们谈论有关汽油的“高”价时，他们经常忘记相对于过去年份的价格，今天所有的价格都高。因为过去10年来，我们正经历着通货膨胀率的迅速上升。如果说在1960年，每加仑普通汽油的价格是31美分，到了1977年，它已上涨到63美分，上涨了103．2％。然而同期，所有商品价格平均上涨了103．1％。因此，对于1977年的消费者来说，汽油的真实价格或相对价格与1960年的价格大致相同。
那么，对于汽油需求数量并未因假设的高价而下降多少，就不必感到惊讶了。然而，我们已经看到过去几年中供给和需求在能源领域中的根本变化。当时著名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即主要集中于波斯湾的石油生产者群体，成功地实施了对石油的禁运，禁止该组织成员国的石油被运往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这发生在1973年爆发的中东战争之后。从那时起，“欧佩克”行使了使其成员国受益的职能。它从根本上削减石油产量，并且行之有效地提高了价格（记住，提高价格的唯一途径是削减产量与销售）。1973年1月1日，“欧佩克”制定的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价格为每桶2．12美元；到了1982年，价格上升到每桶32．42美元。
当一种产品的供给被削减，而没有伴随需求削减时，可以预见的结果就是价格的上涨。换句话说，当供给曲线移进，而无需求曲线相同地向内移动伴随时，价格就上涨。但是，紧接着1973年的供给削减之后，美国国内不再允许石油产品的价格上涨，因为那时价格管制生效了。因为这些价格管制，我们经历了实际的短缺、排队和难以计数的“汽油已售完”的标志。当1974年春汽油价格被提高时，加油站前的长队很快便消失了。但是对美国原油的价格管制，与有关炼油厂的规则和管制的迷惑交织在一起，使得美国的石油价格保持在低于世界价格的水准。这是美国消费为何下降的原因之一。美国对所谓“旧油”的管制对生产造成了消极影响。与此同时，人为的低价导致消费增加，伴随着美国生产的削减，从而增加了对进口石油的需求。
将来意味着什么?只要注意供给对世界石油新的较高价格的反应，就会找到答案。长期的供给价格弹性似乎确实是十分奇妙的，让我们看看几个例子：
自1973年底以来，世界范围的原油生产总计已达900亿桶；新探明增加的储量已超过1100亿桶；因而在1973―1974年 间的巨大稀缺威胁之后10年，新探明的储量比生产增加得更 快。换言之，世界石油探明储量总存有量持续增加。再考虑一下另一事实：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石油生产占世界石油产量的70％，即使当时世界上仅有大约12％的可恢复的常规原油探明储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仍占有石油累积生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这意味着世界上其他部分并未对它们在地下所拥有的石油做出多少开采。迄今为止，美国以外的常规石油资源 探明储量仅有不到10％被开采生产。较高的石油价格已经引发 了在北海、希腊沿海和墨西哥沿海的大发现。假如历史是未来的任一标志物，由于现今较高的石油价格，我们将会继续看到世界范围内石油产量的增加。
总之，在这个星球上，可以企及的碳水能源的储量超过相当于20兆桶石油的能量。这相当于以现行速度可供5个世纪消费的能源。很难设想我们是在严肃认真地思考：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耗尽能源。
我们还得审视在过去的10年中，能源的真实价格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变化。当我们淡论真实价格时，是指我们正在为通货膨胀作矫正。例如，如果汽油价格在1950年是每加仑30美分，而在1970年是60美分。它的名义价格或绝对价格已经上涨了100％，如果所有其他商品价格也上涨100％，它的真实或相对价格将仍保持相同。事实上，从1950年到1970年，能源的真实价格几乎以20％的速度下降。
这意味着总体说来，美国所有价格的平均数比能源价格多上涨了大约30％。当我们审视自从1973至1974年的禁运以来，“欧佩克”石油的真实价格发生了些什么的时候，我们发现它上升得很少。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在加油站的汽油价格似乎一直在上涨。这是正确的，但是那是你在通货膨胀期间所看到的。通货膨胀被定义为所有价格之加权平均数的上升。你会预计到汽油价格的上涨。
尽管对石油产品的短缺有许多预测，可到了1982年，世界充满了石油。确实，在1981年和1982年的某些月份里，加油站里汽油的名义价格实际下降了。当然，那些认为石油是特殊商品，不适用于标准的经济分析人士仍坚持说：1982年的原油过剩将迅速消失，短缺将再次出现。
小 结
能源图景当然比我们在前几页中所描绘的更为复杂，但其基本分析总是趋于一致。当一种能源的价格上升时，消费者将被导向减少或停止消费，而供给者被导向更多地生产。如果该种价格被预期持续上升，其他可替代能源就会被更为迅速地被开发。供给与需求的法则适用于能源，如同适用于食品、服装或者你有可能希望探讨研究的任何其他商品或服务。
讨论题
1、70年代出现“汽油短缺”以及80年代萧条时汽油的名义价格削减为何是可能的?
2、为什么1973―1974年间我们会在加油站前排起长队?
3、是否有可能出现实质性的全面资源枯竭?为什么或者为什么不?
家园 第二章 迷幻经济学 第二章 迷幻经济学
大麻通常是非法的；海西西(一种以印度大麻叶制成的麻醉品)、麦司卡林(一种产生幻觉的药物)、二甲基色胺(也称DMT)、裸盖菇素和四基大麻酚(大麻中的主要有毒致幻成分) 均为非法迷幻物品。这些毒品的非法性质，当然不会使得老少吸毒者免除对毒品的使用。然而它确实能对这些毒品的生产、分销和使用增添某些奇异的特征。
在我们审视毒品之前，我们可以用考察历史经验的方法来了解一些事物。对于曾经历过禁令时期的多数人来说，这一历史经验已被证明是难以忘怀的。
1920年1月16日，美国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正式生效。该法案禁止“在美国境内生产、销售或运输令人致醉的烈性酒类，或以饮料的名义进口到美国或从美国出口”。1919年通过的沃尔斯戴德法案更加强化了第十八条修正案：禁止购买、占有和饮用令人致醉的烈性酒类。(用于宗教目的的葡萄酒类除外，美国基督教会联邦理事会的一份报告显示：1924年，教会从政府仓库中提取出了300万加仑的圣餐用酒。这导致了有关禁令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使得美国人突然变得更为宗教化了的有趣推测)
一种昔日为合法的商品一夜间成了非法商品，其结果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本应对此结果有所预见的。既然烈性酒和葡萄酒的合法供应实际上降至为零，而公众中的许多人继续需求该种商品，很快便有了替代品的供应。烈性酒和葡萄酒的非法供应流人市场，偷运的威士忌酒源源不断地从加拿大边境穿越入境。因为在加拿大，威士忌酒的生产是合法的。
当然只有较少的企业家愿意向美国公众提供烈性酒。为什么?主要是因为做此生意的成本突然间提高了。那些潜在的非法酒店不得不考虑被监禁或被罚款的较高风险。他们还面临着经营酒吧已增加了的成本，因为日常的经营项目是以一种偷偷摸摸(即更高成本)的方式进行的。再者，非法酒店的经营者不得不面对不可避免的事实：不得不与有组织的犯罪相勾结。他们除了得贿赂本地警察以外，还得贿赂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对前者的支付减少了自己被监禁入狱的可能性，而对后者的支付减少了自己遭攻击和丧命的可能性。
作为一般性总结，我们可以说禁令也许减少了企业家以与先前相同的价格所愿意提供的酒精类饮料的数量。如果在1919年某人所喜好的一瓶威士忌可以用3美元的价格获得，那么在1920年，它不是卖得更贵，就是被一种较低质量的产品来填补。
嗜好威士忌酒的人们在禁令期间面临的另一难题是，他们不能再从报纸广告和告示牌上搜寻以最优价格购买布尔邦(一种烈性威士忌)的信息。此类信息已经转入地下，甚至质量和价格的知识也突然成为贵得多的商品。一般说来，消费者有数种获得信息的来源。他们可以从朋友那里、从广告中以及个人的经验中发现有关产品的信息。当商品为合法物品时，它们可以拥有商标以便于识别。商标不可被抄袭照搬，法院对它进行保护。有了如此易于辨认的商标，消费者便可通过朋友和广告的推荐，了解每一种商品的质量和价格。如果他们对某一产品的经验与他们的预测不一致，他们可以用不再购买那种品牌的方式，确保自己不再遭受那种“劣质”商品的侵害。
当一般种类的商品成为非法物品时，获得有关商品质量信息的途径将会减少。商标名称不再受法律的保护；因而盗用著名商标的弄虚作假接踵而来。判断哪一种商标晶牌是“最好的”变得极为困难。所以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某些不幸的嗜酒者因受劣质威士忌酒毒害而导致双目失明或死亡，某些比酩酊大醉严重得多的风险成为现实存在。
对于某些人来说，饮用威士忌酒的新成本被那种在非法酒店氛围中的违法乐趣所高估。而另一些具有更为敏感伦理观的饮酒者，则被烈性酒的非法性质所排斥，并且受此威慑，而不再像禁令以前消费得那样多，即使烈性酒能以与先前相同的价格获得。当很难对这些考虑的净效应进行估测时，有一个事实是清楚的：禁令对富人和穷人的影响力是不同的。高收入的饮酒者并不因为对他们所需要的威士忌酒付出更多的钱而感到特别不满和退却。他们几乎不冒什么导致失明的风险，因为无论是高价标签，还是获得有关产品质量及供给的信息成本，都不能将他们与他们所喜好的饮料分开。大概他们在禁令之前就已经十分乐意接受比当时价格更高的标价。
与此相反，某些低收入的嗜酒者在禁令之前，也许正是对可接受质量的威士忌酒支付他们所能承受价格的最高限。价格的突然上升，给他们留下两种选择：要么不喝；要么不得不喝得少一些，或者采用违法私酿和用浴缸储放杜松子酒的形式。由饮用污染的威士忌酒而引起的伤害、疾病与死亡的分布，直接反映出人们的收入分配状况。
在禁令期间所发生的事与现在正发生的对多数迷幻物品和幻觉剂的嗜好之间，有一种明显类似的东西。如同非法酿制的烈性酒，这些毒品因其非法性受到了严格限制，这导致了制造、分销、零售与消费毒品中相对较高的风险和成本。（虽然有不少州以多种方式使得少量使用和占有大麻“不构成犯罪”或“合法化”。）然而在谁会获得更多所需求的商品问题上，两个时期之间存在着差异。富裕的使用者仍然能够购买质量好的违禁品，他或她甚至可以付钱给中间人，以便到处进行必要的搜购。而那些中等收入的使用者只能勉强以劣质品应付。而那些“领头羊”或那些几乎总是贫穷的，而消费量很大的使用者，却经常以低于别人的价格获得较好质量的迷幻物品。出现这一状况原因涉及经济学与社会学。首先，这些饮用者的贫穷是因为他们从事的职业是低收入的工作，如果他们是在工作的话。所以，当他们离开工作而花费时间，所失去的并非很多。因而我们可以说他们不工作的机会成本，与那些高收人工作的人们的机会成本相比较是较低的，后者在他们选择不工作时必须牺牲更多的收入。“贫穷”的使用者仅仅在他或她急需迷幻物品，花费更多时间寻找最佳价的购买时，才对较低的机会成本作出反应。这在禁令期间也确实如此，但是并没有很多进口，因为并不存在如此大的沉溺于威士忌酒的社会“领头羊”集团。另一方面，面对中等收入的迷幻物品消费者的难题是多重性的。如果这一消费者花费时间寻找有关购买何种迷幻物品，在哪里能找到它们等信息，他或她就面临离开工作所花费时间的更高机会成本。潜在的坐牢威胁无论是对机会成本，还是对心理和情感成本来说，都是更大的威慑物。既然这个人也许不能或不愿意向某个中间人付钱去做必要的搜寻(如同富裕的消费者那样)，他或她就只能以那种质量被许多低收入的“领头羊”所不屑的迷幻物品勉强应付。
既然特定迷幻物品的消费在其他国家是合法的，那么富裕的消费者为何不乘飞机到海外去获得和消费这些迷幻物品呢?以尼泊尔为例，在那里，高质量的大麻可以以大约两美分一盎司的价格获得，而在美国，同样的质量和数量，价格可高达40美元。因而尼泊尔迷幻物品的相对价格是美国迷幻物品价格的两千分之一。是否如此?可当我们在考虑总成本时，我们明白必须包括去尼泊尔的往返飞机票，加上飞行时间的机会成本(减去任何用于亲眼看一看这一奇特国家的货币价值)。其相对价格就变得接近以下公式：
$0．2+$800／40$：20×在美国非法出售的大麻价格（对于被发现、定罪和监禁的使用者来说，增加的成本当然不包括在购买美国迷幻物品的40美元之内。然而，在美国被发现的概率和被定罪的成本相当低，以致于不会引诱任何人支付少20倍的价钱，来享受在尼泊尔无须担忧被逮捕而吸食大麻的乐趣。）
至此，我们已经考察了非法迷幻物品的需求方面。我们已经审视了很多人是如何购买，以及他们愿意付出多少钱去购买特定质量的迷幻物品的决定因素。现在让我们简略地审视其供给方面，我们希望找出很多人是如何愿在不同的价位，提供特定质量的迷幻物品的决定因素。这就是人们通常所知道的供给定律。迷幻物品的供给与禁令期间威士忌酒的供给具有许多类似的地方。多数迷幻物品的生产与分销的非法性质，使得供给商要承担很大风险。下列因素愈大，风险也就愈大：
(1) 被发觉的概率；(2)定罪的概率；(3)潜在的监禁刑期和／或罚金。做此生意的成本包括确保秘密和避免被察觉的措施、支付给有组织犯罪团伙的保护金(对于某些不易于生产的特定迷幻物品，如海洛因)以及支付给警察的潜在贿赂。
如果大麻成为合法的物品将会发生什么?我们是否会看到一个充斥着迷幻物品的国家?从供给方面看，企业家们将能够以与先前相同的价格，提供更大的数量。因为做此生意的成本下降了。没有所涉及的风险，没有向有组织犯罪团伙支付的必要。没有在生产和分销中保守秘密的高昂成本。价格将最后下降到恰好包含合法生产与合法营销较低成本的某一水平。事实上，我们甚至能够获得更多的大麻，就像发生在殖民时期的情况。那时英国议会设立了一种奖金，以鼓励美洲的种植者生产大麻，或者cannabis sativa，一种用于制作大麻的植物。在那时，cannabis satira是美国商业的一种宝贵商品，其种籽用以制油，植物的茎柄可以制作成带子、细绳、袋布和粗绳索。用大麻纤维交互织成的任何材料都因之而增加了韧性和耐久性。这一作物对于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他宣布任何携带大麻种籽而不种植大麻的定居者是违法的!
当一种合法产品在销售者中间有着无约束竞争时，质量相对低劣的产品是很难与优质产品一同立足的，除非前者的价格较低。否则优质品的销售者将会将此告知购买公众。既然产品是合法的，信息的自由流动将确保某些购买者拒绝购买劣质产品，除非这些产品的价格相应地较低。
以敞开大门做广告的方式，还会减少传播和获得有关供给的信息成本。销售者之间的竞争和购买者所获得的增加信息，将共同使得产品的质量提高。
从需求方面来看，合法化将理所当然地消除被察觉、定罪、监禁及其伴随成本的威胁。因为有了更高的整体质量，产品质量副作用的风险将会减小。所有这些成本的减少将导致消费者有更大数量的需求，即使价格是在合法化之前所通行的价位上。很 难预测大麻的价格是否会在合法化之后立即上涨或下跌。由于消费者多半会有更大的需求，供给者将生产更多。如果需求超出供给，短缺就会产生，消费者将发现他们自己在支付高价，来获取同样数量上的现已合法的产品。然而从长远来看，可以有把握 地预测，如同往常一样，价格将下降到恰好涵盖生产、分销成本和正常利润的某一水平。此点当然会比今天所支付的低(事实上，假定在世界范围都能获取，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美国的迷幻物品供给在生产的近似成本上是富有高度弹性的)。
如果迷幻物品整体合法化，并且这一系列事件发生的话，在此系列中新增的一个环节，将是相对于酒精类饮料价格下降的迷幻物品价格的下降。这是否会导致离开饮酒的趋势，比如说，趋向于吸食大麻呢?答复依附在一个“如果”上，如果大麻是酒精类饮料的替代品，这也许会发生。但是如果两者是互补品，而非可替代品，那么大麻的增加将导致酒精类饮料的消费增加。在任何情况下，上述分析并不支持或反对迷幻物品合法化的论点。每一进程中均涉及有关的社会成本，还有利益。对使得某商品合法化成本的描述，并不―定强求法律的变更。毕竟在通过一项禁止遗弃妻子的法律时会花费有关成本。但是社会已经判定，宣布遗弃行为为违法的益处要远远超出这些成本。
小 结
当某一商品或活动成为非法时，就会有典型的供给方面的反应和需求方面的反应。由于非法性质导致了生产成本的上升，一种非法商品或活动的供给(曲线)将下降(供给曲线将向内移动到左边)。这意味着较小数量的非法物品将在每一价位得到供给。从需求方面说，我们可以预测需求有所减少(需求曲线将也向内移动到左边)。历史上，在这些情况下，供给的减少都大于需求的减少，因而违法商品的市场出清价要高于合法商品的市场出清价。
讨论题
1、供给与需求分析是否同样地适用于所谓强烈的、令人上瘾的迷幻物品，比如说海洛因?
2、无法做广告的特性对一种非法商品的每一常量价格的可变性具有怎样的效应?
家园 第三章 妓女经济学 第三章 妓女经济学
1945年，一位法国政治家――名叫玛岱?理夏兹女士要求关闭巴黎的所有妓院。她指出：178家获得许可证的妓院、6000家有妓女服务的旅馆、10000名面首（男妓）和6000名夜间女郎“正在毁坏巴黎人的道德和健康”。并且，她预言，妓院的关闭将使6000间客房可以用来提供给学生以及那些在战争中被炸弹驱赶离家的人们。
巴黎市议会被她的数据所打动，限令妓院在3个月内关闭，此举的效果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可从最低限度上说，显然还未能被证明是十分令人满意的。因为近来正形成和兴起一场富有活力的运动，以恢复世界上这项最古老“职业”的合法性。虽然在很在程度上同对卖淫的经济学分析与对迷幻药的分析相类似，但也有几个特别的不同之处。
妓女所提供出售的服务，像所有其他服务一样，具有两重性：即数量和质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者是互为相关的，数量可以用降低质量的方式增加；服务的质量是指在其他物品中（1）一种经验的功能（人力资本的投资）；（2）服务提供者内在特点的功能，例如相貌与智力；（3）现行营业支出，例如在外表、环境与健康方面所花费的金钱有多少。
肯定地说，在质量的这三个方面，替代是可能的。也许同样的质量可以用天生丽质，或者花钱在化妆和衣着上努力以获得同样的质量。某些夜间女郎能以衣着打扮的方式补偿相貌的丑陋。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她们能够用衣着来替代天然禀赋。
对于许多享用妓女服务的人来说，质量的健康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在法国，使得卖淫合法化的决策，在有关某些顾客染上性病的概率上，具有引人注意的结果。让我们来探询一下为什么。
当卖淫合法化时，难以计数的生意场所存在，其生存目的就是提供妓女的服务。既然所有的场所都是生意越来越好，他们可以毫无风险地做广告。因为顾客可以轻而易举地比较价格和质量，信息成本相对是低廉的。如果一家妓院的妓女让顾客染上性病的信息公开化，那么该妓院不得不大幅度降价，或被迫承受营业上的损失。
尽管廉价的信息使得任何一家妓院让不健康的妓女工作是不明智的，法国政府依然要求每周进行体检以确保性病的发生保持在一个最低水准上。由于绝大多数妓女活动于妓院等场所中，对她们进行体检相对比较容易，因此，1947年前妓女很少有染上性病的。
当卖淫是合法生意时，该种服务的提供者索取她们的机会成本，而未加入任何风险因素，因为没有监禁或罚款威胁的存在。那些需要该种服务的人不需要投入他们大量的资源（时间和努力）去获得信息，以帮助他们避免劣质产品的风险，譬如由性病的威胁体现出的风险。
自1947年以来，法国发生了些什么？显而易见的是，那里不再有合法的妓院，大多数女郎走上了街头。做生意的成本增加了。街头妓女必须避免被监视和逮捕，不是靠圆滑灵敏，便是以贿赂警察的方式得以解脱。有些女郎必须比以前更多地在外停留，这就增加了不舒适的成本。还有，她们不再从“规模经济”中获益，而在以前，这种“规模经济”可以降低她们这一行具有“诱人气氛”之类的“附属配套物”的成本。于是，在与以前的工钱相同的水准上，1947年以后，愿意继续从事这一行当的妓女减少了（因此，供给图标转向左内侧）。
在需求方面，顾客们不再对产品的质量充满信心，因为合法妓院之间的竞争消除了。先前，任何有着坏名声的妓院都会蒙受损失。而今，单个妓女可以更加容易地降低质量（即患有性病），却仍然获得顾客，因为顾客获得信息已经变得更为困难了。再者，也已不再有政府的医务检查。
可以预见的是，鉴于有关质量的信息已经变得更加昂贵，那些能够支付寻找健康妓女的成本的人，始终是富有的公民；而那些贫穷的主顾已经染上性病。不仅如此，非法卖淫的成本对社会其他公众有影响。假如一位中产阶级的大麻吸食者，因吸食非法烟卷而死于砷中毒，社会其他公众并不承担什么成本。但是假如一个码头工人染上了性病，他就不是独自承担这一成本的人，因为他可将此疾病传播给他人。这一点可部分地解释为何目前在法国有一种有关再次使卖淫合法化的狂热，在那些与卖淫相关的人群中，无论是供给者，还是需求者，染上性病的比率已经高速增长。
小结
在法国，对卖淫的禁止引起了妓女数量或增长率的下降和妓女平均质量的下降，或许也引起了需求者数量的下降（即使价格与以前相同），对顾客来说，也许引起了平均价格的上涨。作为一种附加的效应，性病在普通民众中，变得更加常见了。
讨论题
1、对卖淫的经济学分析与对非法迷幻药的经济学分析之间有何相似之处？
2、请预测在美国全面实行卖淫合法化的结果，假设仅在主要城市实行卖淫合法化会怎样？
家园 第四章 更安全产品经济学 第四章 更安全产品经济学
可口可乐瓶炸伤人脸；电动开罐器使人触电；旋转式割草机使操作者的手致残；夜礼服起火将着衣者烧死；汽车毫无警示地失控乱撞，因为车的组装有问题。与产品相关的事故数量使人感到震惊，这些不幸事件导致的成本就更是如此了。因为，由这些导致灾难的产品引起的伤害、致残和死亡所损失的收入迅速上升。近来有一个保护消费者、反对不安全产品的运动。事实上，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一直在发挥作用。它的任务是监督美国产品安全的水准，大概是要确保人们在驾驶汽车、剪割草坪或饮用啤酒时，不会遭受“不应有”的风险。分析改进产品安全性立法的有效性，也许有助于审视受一个未加限制的市场情况支配的产品安全水平。
让我们以一个电动牙刷制造厂家为例。假如它是第一个进入市场的厂家，它是如何决定它所生产的牙刷应达到何种安全水准的?当然使其产品绝对安全是很好的想法，但是绝对安全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它是可能的，就不会是不花代价地到来的。
要使得一种产品更加安全，通常涉及更高的生产成本，并且它通常导致更高的价格，从而降低了需求的数量。我们的电动牙刷制造厂家有可能了解这一点。起初，它并无有关公众需求何种安全水准的信息，所以它可能任意选取一种。让我们比方说，五万分之一的买主被电击，对所有用户来说，由于他们在某个早晨，甚至未能看清浴室中的舆洗镜时遭受了伤害，这一概率当然会提高牙刷的真实成本。
现在假设另一个厂家也加入进来，并认为该安全水准是不够的，这一厂家想制造一种在15万用户中仅有一例被电击的电动牙刷，它的生产成本也许略微高一点，但它可做广告说自己的产品更加安全。假如有关安全性的市场需求大于由第一个牙刷制造厂家所提供的产品安全性的假定是正确的，它将以得到更大的生意份额而结束。如果第一个厂家希望参与竞争的话，就将不得不仿而效之，否则它将退出该行业。
事实上，有可能发生的是，某些消费者会偏好更为便宜、即便是有点缺乏安全感的产品，而另一些人则偏好价格更贵，而安全性更高的产品。其结果是，当电动牙刷市场扩大时，会有不同的分块市场。这些市场具有反映消费者在价格与安全性之间的主观权衡的不同价格――质量组合。
那么，这就是制造厂家借以发现公众所欲求的产品安全水准的机制。这是一种在时间的任一点上并不十分准确的试错系统，因为信息永远是不完全的。这一论点的关键方面是，产品安全的水准是由需求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由该产品的购买者所决定的。在这一特定场景下，生产者之间的竞争的确将会产生所谓产品安全的最优水准。但是这一最优安全水准假定：所有消费者被告知他们所冒的风险，并且能够做出有关他们所欲求的价格――安全性组合的理性选择。然而，我们知道，信息并非是免费获得的。当此类产品变得更为复杂和数量更多时，成本变得突出重要，消费者变得更为困惑了。这是对政府安全法规的理性阐述。让我们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在汽车案例中起作用的。
汽车是一种对其安全性具有最多关注的产品。安全法规是由拉尔夫?奈德尔于1965年在他的著作《任何速度都不安全》中向世界所披露而引发的。后来他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国会与总统都被他的言辞所打动，因而通过了建立国家高速公路安全局的法规(以后改名为国家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委员会)。大多数人都了解汽车制造厂家现在必须遵守下列规定：双重刹车装置、双层薄片玻璃、无车厢内部突起部位、安全带，还有可能要求充气气囊系统，等等。我们不怀疑新的汽车将会比没有这些法规时更为安全，使用者将承受比以前较少的伤害。然而，我们仅仅是在谈论汽车安全性的供给方面。新汽车的供给的确是更为安全了，但是新汽车的价格也更高了。要想知道为什么，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制造一辆野马牌或马立布汽车的成本。
无论制造厂家出售多少数量的新型轿车，它都具有不可避免的特定成本。这些成本首先包括设计与市场营销调研的成本，用以判定何种汽车最好销售。一旦做出生产某一特定型号汽车的决策，制造特定工具的成本，也就是制造新车体的模型、夹具的成本都必须予以考虑。接着是建立新轿车生产线的所有成本。并且如果新车型是要被公众所接受认可的话，它就得通过促销手段(即电视广告、广告标牌、无线电商业报道)予以介绍，这些都要涉及成本。
上述所有成本均被称为固定成本或沉淀成本。一旦汽车厂家花费了这些成本，就永久性地沉入其中，不论该种轿车是有100人购买，还是100000人购买。
除了这些成本之外，还有其他根据生产出的轿车数量变动的成本，最为明显的是劳动力和材料投入。生产越多的轿车，就要求越多的劳动时数和生产厂家更高的工资总额。生产越多的轿车，就要使用更多的钢材，购买更多的车内装饰件，定购更多的方向盘，消耗的材料总量也就越大。这后一组的成本被称作可变成本，因为它们随着产量波动，虽然未必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并且我们必须认识到轿车公司必须获取利润。否则就会退出该行业。在一个长期的竞争性行业中，一个厂家的利润率通常不会比任何其他厂家高得多，虽然差别明显地存在。然而，当人们探讨相对于福特、克莱斯勒和美国汽车公司(已并入克莱斯勒公司――译者注)或是所有制造厂家的平均数而言，有关通用汽车公司颇为显著的获取相对高利润的能力，一直有着多种解释。其中之一是涉及被称作“规模经济”的现象，或者用更为熟悉的说法，是来自批量生产的收益。这意味着当通用汽车公司对其所有的投入翻上一番时，它的产量超过这一翻番。因此其生产规模越大，每单位的平均成本就越小。通过生产数以百万计的轿车，通用汽车公司可以在清算出售每辆轿车的较高利润的同时，索取与其他公司相同的价格。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通用汽车公司将其价格降低到现行价格之下(因为它仍在获取利润)，并逐渐获取了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直至其他任何公司都不存在?我们怀疑是否通用公司真的享有规模经济效益，它未能这样做的原因是由于有反托拉斯法。通用汽车公司并不想像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那样在1911年被四分五裂。
那么，决定我们购买新轿车所应支付价格的是什么呢?短时期内，每个公司将赚取最多数量的钱，如果它忽略沉淀成本(让过去的就过去吧)的话。它应当出售轿车直至某一数量，在这一点上再出售一辆汽车的收益将不能包含生产这辆车的成本。给予某一公司最大利润的价格将与制造那一假设的最后一辆轿车有关的成本大致相等。
当然，我们都知道，没有哪家汽车制造厂家会以这种分析程序的计算尺度来考虑问题。（即使单个的决策制定者们并不以此方式推理，我们也可以预料使用这一理论的行为。）然而，我们还知道，在较长时间里，该制造厂家必须包含所有成本并赚取“合理的”利润，否则厂主们就将进入另一个他们能够赚取更多钱的行业。
那么，在所要求的安全特性这一问题上，以上陈述的隐含意义是什么?它正是说，此类便利工具的成本早晚会由消费者来支付。座位安全带、可折叠式操纵杆和双重刹车系统均要求额外的资源。有人必须为它们支付，并且最终该帐单将由轿车的购买者支付。虽然制造厂家也许会分担一部分成本，如果它所赚取的钱多于在开始时的竞争性利润的话。
政府有关轿车安全特性的规章已经提高了轿车的价格，使之高于无此类规章时的可能价格。（当边际成本增长时，价格也会增长。）为每辆轿车安全特性所估测的成本约为450美元。
除非人们所要求的轿车数量对价格变化是完全无反应的，当价格上升时，只有较少的轿车被购买。一些家庭将拥有较少的轿车，或较少地更换他们的轿车，或者更多地依赖于出租汽车、公共汽车和火车。
由于进口轿车是美国产轿车的替代品，美国的公司就不遗余力地促使国会公布对所有轿车强制实行统一的联邦安全标准。否则，进口汽车的相对价格就会下降，当然，更多的人就会以国内轿车销售价格来购买这些汽车。
然而，因为有了联邦汽车安全标准的存在并依从其规范，是否有更多的生命已经被挽救或者将要被挽救，却仍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当提供更大的安全性后，某些个人将减少驾驶的谨慎性。那么，经济学家的标准模型将预言：驾驶较不安全轿车的个人将会更为谨慎地开车，而驾驶更安全轿车的个人将会较少谨慎地开车。
使用这样一个模型，山姆?佩尔兹曼教授发现，此类预言有一些经验支持，因为：(1)拥有安全装置的轿车与未装用的轿车相比较，汽车事故发生率超过了合乎比例的份额；(2)驾驶者所冒风险也有所增加，例如酒后驾车数量增加了；(3)相对于那些装有安全装置的汽车驾驶者来说，过路行人因汽车的死亡百分比已经增加。
例如我们注意到，在轿车已经被要求装备安全装置的时期内，事故的数量上升了，而驾车者的死亡率却并未上升。这些数据再次与此观点相一致，即个人有可能更加毫无顾忌地驾驶，因为他们的轿车上装有所要求的安全装置。
另一个证据显示出类似的结果。在德克萨斯州所做的一项交通事故调查中发现：车体重量少于3000磅的轿车，占所有汽车注册总数的不到20％。这些轿车的驾驶者占出事轿车总量的13％和受伤总数的16％。另一方面，重量在4000到5000磅的轿车占注册总数的31％，但是此类车超过出事总量的57％和受伤总数的51％。轿车越是安全，比如说像用轿车重量衡量的那样，占有者的驾驶习惯越是不够谨慎。
再者，即使这种冒风险的效应被降低到最低限度，我们仍必须认识到对安全的改进并非是免费的。安全性能增加要求使用真实的资源，并因而提高在此不能得到解决，但是我们又必须考虑的成本问题。例如新的安全标准每年挽救100或是1000人的生命，而要多为消费者花费比方说5000万美元，它是否值得去做?在某个价位上，我们可以将每辆轿车制造得如同坦克一般，以便让使用者来说是完全安全放心的。这样一种权宜之计也许也能解决某些污染和拥挤问题，但是这个主意是否会获得压倒一致的热情?是颇有疑问的。事实上，如果他们是在持续更高的价格上，用一种不同的对轿车增加安全性能等级的交换，我们也许会发现多数人不会赞同较高水平的安全性能。大多数人会情愿接受额外的风险，以换取较低价格的汽车。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已经将这一变换与消费者隔开。在本章开始时所讨论的从市场力量中产生的价格-安全组合的选择，已经被一个统一的最低水准所取代。对于安全性能的要求已经被强制执行，而不是从消费者自身的要求中衍生。更有甚者，这一最低水准随着每年所通过的新法规而保持上升趋势。
当然，即使驾驶者必须为他们的轿车支付更多的钱，有关强制执行安全标准的争论依然存在，某些驾驶者的行动可以影响在此问题上没有发言权的其他人。如果某一驾驶者的刹车闸有问题，他就会撞倒、碾过行人，而这些人绝不会因他们的伤亡而得到充分的赔偿。所以刹车闸被要求安装在所有的轿车上。然而要注意，这一论点并不适用于比如说有垫衬的冲撞，它只会保护轿车的使用者。
我们以指出一种现行存在的关注汽车安全性能的交换方式来结束本章。一方面，政府正在要求增加轿车所用安全产品的数量。另一方面，政府已经并继续要求越来越好的节约燃料的办法，为了获得更好的节约燃料的办法，汽车制造厂家已经制造出越来越小和越来越轻的轿车。国家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委员会已经发现，如果你开的是一辆超小型轿车，并且与一辆车身较大的轿车相撞，你的死亡风险比大车驾驶者的风险高8．2倍。如果你开的是一辆中型轿车，并且与一辆大车相撞，你的死亡风险仅比大车驾驶者的风险高1．3倍。汽车保险者也由此正在做出反应。例如，国家农业保险公司对多数大型轿车给予15％的折扣率，而对许多小型轿车征收15％的附加费。因此，有了这样的交换：要想获得较为节省燃料的车型，你必须承担更大的伤害和死亡风险，如果你在一辆小型轿车中遭遇意外事故的话。
小结
安全性能是一种商品。不管它应用于何种产品，安全性能要求制造厂家付出额外的成本，并由此对消费者产生更高的价格。在一个非限制性的市场，通过一个试错(trial-and-error)系统，一系列安全一质量一价格选择将会出现。有些消费者将选择较低价格，较少安全性能的产品；另一些人将选择高价位，更为安全的产品。当安全水准被法规所指定时，如同对汽车所规定的那样，可预见的效果是消费者对此产品更加毫无顾忌的使用。某些方面的证据证实了这一假设：装备有安全设施的汽车与不相称的事故份额相关；酒后驾车的数量有所上升；过路行人占死亡事故的较大百分比。然而，与保护第三者有关的安全法规不从属于同一分析。所以，某些反对安全法规的争论，与垫衬的冲撞和可折叠式方向盘有关，但是争论偏向于刹车标准、轮胎标准及其类似物。
讨论题
1、是否在有些情况下，汽车厂家想撤回并不增加额外生产成本的安全措施?
2、节省燃料和汽车安全性能，何者更为重要?是否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
家园 第五章 少种玉米和多反抗经济学 第五章 少种玉米和多反抗经济学
1890年，当玛丽?利斯在堪萨斯州农村作巡回竞选演说时，她恳请农民们“少种玉米，多反抗”。从那以后，农民们便依此行事直至今日。
在19世纪末，他们的活动采取了政治运动的形式，目的在于：(1)扩大货币供给，他们感觉到货币将会使农产品的价格增加得比其他产品的价格更快；(2)引入用以降低运输农产品运费的铁路价格规则；(3)控制垄断，他们认为垄断将会使他们产品的成本下降。当20世纪初农产品的价格上涨时，农民们坚持种植他们的玉米，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幅度地扩大了他们的生产，以对飞涨的价格作出反应。战后欧洲国家对所有进入他们国境的农产品均课以高额税收。伴随着其他因素，这一限制使美国农民可以卖出的玉米数量减少了。20年代农产品价格显著下降，农民的组织开始将他们的问题看作是一个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他们采用难以计数的共同努力以限制生产，但是这些努力失败了(除了在少数特殊作物，比如烟草的案例中，相对较少数量的生产者使得互利协议更为现实可行)。多数作物是在竞争条件下生产，也就是说，很大数量的销售者(和购买者)在对待一种商品时是无差别的(一位农民的玉米与另一位农民的玉米是相同的)。因而不可能使生产者在一种自愿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可是20年代由自愿合作未能做成的事情，却在30年代通过政府的指令完成了。一项对农业实行价格支持的计划在那时形成，并且保持原封不动地延续到几年前。我们很乐意对价格支持计划在其运作时的结果作一考察。
我们可以首先用考察实施价格支持之前的农产品市场的方式，以便最为清楚地看出其结果。在这个竞争市场中，大量的农民供应某种商品――我们将以花生来作例子，单个的农民们在不同价格上供给的数量总和构成了一种商品的总供给图表。每一农民仅供给总量中的一小部分，他无法影响该产品的价格。如果他提高自己的价格，任何希望购买花生的人可以很容易地以市场出清价格或者均衡价格从其他人那里购买。再者没有哪个农民肯挣得比可能的售价更少的钱，而在低于市场出清价格的价位上出售，因为他可以在市场出清价位上卖出他生产的所有产品。所以，农民卖出的每一单位产量价格相同。最后(边际)那一单位的价格与所有其他单位售出的价格完全相同。
该农民将继续生产花生直至某一点，在此点上，如果再多生产一个单位，其生产成本就会超出所接受的价格。每个农民面临着同样的生产决策，应注意的是，价格越高，农民会引致附加单位的更高成本，并且仍然有利可图。同样，价格越高，所有农民加在一起会生产得更多。但是同样，单个农民无法影响价格。也就是说，每个农民将以在市场出清价格上(它与他的生产成本加上正常利润①相等)出售花生的方式而告终。（①这实际上是社会成本，因为他被要求保持种植花生，而不是改而从事其他行当。）
每个农民能够卖出其花生的价格，取决于人们在购买它的时候感觉如何，并且取决于他们的偏好、收入和替代商品的价格。一般而论，食品的需求对价格变化的反应是相当迟钝的，因为没有可以取代食品的相近商品。花生的需求对价格变化的反应更明显，因为可以获得替代商品。即便如此，花生的价格需要采取大幅度的削减，才能使得人们的购买比通常多得多。相反，单位价格的提高也并不会使人们的购买少得多(花生的需求是相对的价格无弹性)-这一情况对生产花生的农民来说是具有深刻意义的。
农业生产和产出的成本每年可以有较大的变化，在众多因素中，天气的变化十分重要。在好的年份里，生产规模可以相对较大。但由于花生的需求是相对无弹性的，农民们将不得不大幅度地削减他们花生作物的价格，如果他们想要全部卖出的话。他们甚至不得不在该年承受某些损失。当生产规模在某一年因为比如说旱灾的缘故而相对较小时，相反的情形就出现。
总而言之，短期的花生市场竞争导致该产品的价格变化，并且导致生产者的利润变化。
那么现在通常的价格支持计划进行得怎样?政府决定了用什么来构成“公平价格”。这一关键性决定的公式就是：农民在历史上因购买所支付的价格，与他们所接受的在“好”年景里他们作物的价格之间的比率。鉴于此价格高于本应普遍通行的价格(均衡价格)水平上（自称为市场均衡价格），政府如何才能使这一仲裁价格“粘住”?政府同意在此价位(平价)（这只是一种可能性，通常支持价格是在平价的75%至90%之间）上购买花生。在历史上，政府不是储存花生，便是以通行价格在世界市场(与国内市场相对)出售它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价格经常是低于支持价格的；所以，政府承受了“损失”。例如在1976年，非食用“榨取类”花生(用于榨油)的支持价格为每吨394美元，而世界市场价格是每吨256美元。于是其结果为，美国政府每年向种植花生的农民提供5000万到2亿美元的补贴。
为了避免太大的过剩，1941年政府允许最大限量为1600万英亩的土地用于花生种植。然而从那时起，每英亩的产量增加了3倍，并且分配的限量也并未降下来。更为甚者，大量的“非法”花生――根据最初的分配计划不被官方所许可的土地上所种植的花生，已经在过去几年中种了下去。既然可以在支持价格的价位上出售花生，并以此方式获得每吨165美元的毛利，那么某些农民以“非法”方式种植花生便不足为奇了。
于是价格支持意味着两件事：(1)对于购买这些产品的消费者来说，意味着较高的价格，这些产品的固定(平价)价格超出了原本有可能通行的价格；(2)更多的政府资源(纳税人的钱)花费在农业上，而这些钱原本有可能花费在其他方面（并且，资源过去和现在都被献给获得和保持这些补贴上，在水门事件调查中暴露的非法牛奶合作支付，就是一个恰当的案例。）
如果价格支持与种植土地的限制确实增加了农民的财富，那么就会有动力促使更多的企业家开辟新的农场，以分享利润。这是种植烟草的农民所碰到的。三十多年以前，他们围绕着这个难题，寻找到一种立法的方式，即向50万名种植者在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上分配种植烟草的权利。从那时起，出于各种实际的目的，没有新的土地资源用于烟草生产，因为对在未经许可的土地上种植烟草征收了75％的禁止性税收。
获得许可的土地所有者因而被赋予烟草种植的垄断地位。如果今天你要购买―些这样的土地，你还期望能像垄断者那样赚钱吗?如果你的答复是肯定的，那么你会感到惊讶。该土地的价格很早以前就已经升至仅能为新的所有者带来具有竞争性收益率的水平。赚到钱的人是那些烟草种植许可证的最初拥有者，他们每英亩收获1500至3000美元(以现值计算为4000至8000美元)的利润。同样的分析可以用于价格支持生效之后的农业土地所有者们。某项研究这样总结道：“价格支持计划纯利润的大部分已经被资本化，并渗入到土地的价值中。”
鉴于控制烟草生产的计划也包括对每一个土地所有者可以拿出多少烟叶来出售，以及在何种价位上可以出售的限制，其结果即为：(1)有比原本有可能提供的数量更少的烟草供给；(2)出现比原本在自由竞争条件下有可能通行的价格更高的烟草价格；(3)烟草产品随之出现的较高价格。
这个分析取决于这些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如果人们吸用或多或少相同数量的香烟和雪茄烟，不管价格的相对较小的变动(即如果烟草产品面临需求弹性)，那么较高的价格只意味着更多的收入将被奉献给烟草制品，而较少地用于其他事情。鉴于情况似乎如此，烟草计划因而产生了从吸烟者到烟草种植许可证最初拥有者的收入转移。
1972年和1973年，政府官员、与此相关的外行们以及许多职业经济学家宣称，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永久性食品短缺的纪元。然而，目前的农业形势与50年代和60年代的情形极为相似。也就是说，政府不得不定期努力消除“过剩”的黄油和奶酪。政府不得不同意种植食用糖的农民有关对进口糖数量加以更多限制的要求，政府还得去处理牢骚满腹的花生种植农们的游说，他们要求政府的价格补贴补不得减少。到了1981年底，未售出的过剩玉米已达5000万公吨。当然，有关农产品永久性短缺的概念未能流行。
小结
一个对农产品无限制的市场会产生均衡价格，在此点上，需求数量与供给数量相等。这样一种价格支持体系将导致过多的供给数量，即如果价格支持的价位高于市场出清价格，以及如果有某些手段来处理“过剩”产品的话。较为典型的是，政府已经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购买了“过剩”的农产品。只有当世界价格超出了价格支持的价位，过剩才会消失，如同在1973年出现过的那样。从农业部门历史中所要吸取的教训是，消费者与生产者均对非均衡状况作出反应：即相对较高的价格，无论是由市场力量或是政府干预所引起的，总是促使生产者更多地生产，消费者更少地消费。
讨论题
1．为何会有在某年进行永久性食品短缺的讨论，而在另一年又谈论其过剩问题?
2．世界上某些地方有饥馑出现，此类事件如何能与本章中的分析相一致?
家园 第六章 “伯尔南布科有轨电车线路”经济学 第六章 “伯尔南布科有轨电车线路”经济学
以下这段话听起来似乎有理：煤气、水、油、电、住房、交通――只要你能说出名称来，价格全都太高!那么，价格定得低一点，提供一个阻止骗子们以非法价格得逞的强化系统。它会有用吗?我们可以将某一企图贴上“伯尔南布科有轨电车线路综合症”的标签，将它作为一种童话故事加以传播。
从前，伯尔南布科市是巴西的一个发展迅速的城市，伯尔南布科市有一家外国公司获得了建设有轨电车系统的专营许可。他们建设了该系统，人们乘着有轨电车来回奔波。最初的票价(谁还记得清楚那时候的事儿?)是一个格鲁赛罗(巴西旧货币单位)的十分之一。
注意，当时的票价是由政府发布公告而制定的，这一点很重要。那家外国公司收到了其投资的回报，即相当于资金用于其他方面所能获得的回报，也许略微高一点。可问题是格鲁赛罗的真实价格开始下跌，因为通货膨胀到来了。当格鲁赛罗的价值从一美分下降到半美分、四分之一美分时，车票仍是由政府发布公告制定的，不再能够产生足够的收入来包含该系统的成本。又过了一阵，它甚至都不能覆盖当时的运行成本(可变成本)。当每一列有轨电车行驶在街道上时，该公司实际上就是在亏本。该公司收紧银根，它当然不打算对此系统投入更多的钱。所以车厢和铁轨逐渐被废除，每过一段时间，一段松动的铁轨就会翘起并穿越地面刺向乘客，如同戳烤猪一般。实际上，以降低服务质量的形式，有轨电车的营运者已经在向乘客提高真实价格，而这些乘客是在向不同的服务价值支付同一票价。有轨电车大多时间是空置的。最后一次听到其消息，是该公司试图削减运行时间并准备出售，甚至将此营运权交给政府。这是一个没有欢乐结局的神话故事，但是为什么要为此烦恼呢?
我们烦恼的原因是，我们大多患上了“伯尔南布科有轨电车线路综合症”，价格合法地保持在均衡水平之下，是日常生活中的事实。
除了汽油危机之外，我们还面对天然气危机、垃圾处理危机、水资源短缺危机和电力危机。这些危机中的某些也涉及其他问题，而每一危机中的主要因素是价格订得如此之低，以至于在此价格上的需求数量超过了供给者愿意提供的数量，由此造成短缺。
以电力为例，后果正变得越来越广，表现形式如部分地停止供电、全面停止供电和有时实行限量供给。在其他一些行业，例如交通和供水系统，电力的供给者面临单价恶化的问题。对它们固定价格的产品的需求并非一成不变的，譬如高峰时段。在电力供给的例子中，部分停止供电出现在那些具有非常需求的时段。例如，在东部沿海地区，高峰需求在夏天最热时来临，即空调器集中工作之时。与此相对比，在西北部，高峰需求出现在寒冷的天气，因为电力供热的缘故。需求的变动不仅仅是季节性的，这种变动在一天之内也会出现。在某些地区使用负荷最高的时段是从下午5点至晚上10点，随之是早上7点相对较少的需求。简而言之，我们具有一个行业，它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每天的很大一部分时段里，其能力未被充分利用，可是它却在很短的间隙里被超负荷地过分滥用。为了能够满足这些在高峰期间的需求，典型的电力运行也许必须维持很多过剩的设备，以便使它能够平均仅以其能力的55％进行营运。
不难准确地指出这一问题背后的经济学道理，在收取单一、同等电费的情况下，高峰负荷期间的用户正是由所有其他用户对其进行补贴，因为维持过剩设备的费用是均等地由所有用户负担的。如果电力公司要想调整单一价格，对在高峰期间的使用索取比在其他时段使用更高的收费，可获得的证据表明：在更加昂贵的时段里，需求将会较少。高峰负荷期间的使用将会趋于减少，而在清淡时段的较低价格将会鼓励在这些时段里的更多使用。沿着这一思路做出富有技巧的计划，可能有效地消除超负荷以及部分停止供电和全面停止供电的现象。
这样一种对单―价格所进行的调整是否现实可行?它能起作用吗?如今它在法国是起作用的。从1954年开始，法国电力局制定了一种电力税收价格体系，附有为在任何特定季节和一天中的任一时段，收取最接近额外供电之真实成本的不同价格。因为在夏天的几个月中，用电需求在日间最高，因而对在日间用电时数比在夜间索取更高的价格。区别定价也将供电来源的变化加以考虑。因为冬天切断了用于水力发电的水流，必须使用更为昂贵的火力发电。因此法国消费者在冬天要比在夏天付出更多的电费。在对法国经验进行了认真的考察之后，有位经济学家写道：“对(旧的)定价策略的明显改善被似乎有理地提出。”（托马斯?马尔夏克“法国国有化产业中的资本预算：编制与定份”。载《商业期刊》1960年1月第151页。）
近来，对美国电力使用的高峰负荷期定价已经由环境保卫基金会强烈地提出，它在威斯康星州公共服务委员会在美国首次实施高峰负荷期定价方面获得了成功。环境保卫基金已经提出高峰负荷期定价的论点，不仅仅是在威斯康星州，而且还在纽约州、密西根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其他地方提出同样论点。
小结
只要提供运输服务的公司能够对它们的投资获得正常的回报率，它们就会提供相同质量的服务。如果强制实行的价格管制有效地减少运输公司投资的回报率，该公司将会许可质量下降，以便使每一恒定质量单位的价格保留在原有水平。提供电力服务的公司也是如此，如果不允许索取为投资者带来正常回报率的价格，质量将会下降。改进电力价格体系的一种方式是向在高峰期间的用电索取更高的价格，这被称作高峰负荷定价，并且它在美国的某些使用区域显然是正在被颇为成功地运用着。
讨论题
1．当我们说到质量的下降，提高了每一恒定质量单位的价格时，我们的实际意思是什么?
2．高峰负荷定价如何减少部分停止供电和全面停止供电的潜在可能?
家园 第七章 工资与价格管制经济学 第七章 工资与价格管制经济学
当你不让价格体系运行时，将会发生什么?这不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自从罗马皇帝戴克里先时代以来，政府对上升的价格一直是强制实行价格与工资封顶。如同不久之前，1971年尼克松总统强制实行的此类价格与工资管制。甚至在广泛地被经济学家们认知为价格管制及其在1974年被撤销的灾难性后果之后，那一年11月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仍显示出有62％的美国人民喜好这些管制。直至本书写作时为止，始终存在进行价格管制的可能性。
对在第一句中所提出的问题的答复是，你不能阻止价格体系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运行。但是你能使它们运行得如此低效，以至于它有可能产生该体系令人惊愕的费用；它能随心所欲地惩罚某些人和奖励某些人，并且，在极端的情况下，导致该体系本身的完全崩溃。为了明白这一点，我们必须对商品与服务的本质以及它们进行交易的方式了解得更多一点，将经济交易看作是为某一堆商品支付一笔钱的即时交换(如为一块面包支付50美分)，这是一种有益的简化。但是商品并不是一堆的：它包含了许多不同的特性，这些特性构成了品质差异。比如说考虑一下那块面包，面包是由许多原料制做成的，在面临上升的成本与价格封顶之时，面包师具有削减这块面包体积或降低面粉质量，或其他投入品的数量和质量的选择权。然而，比如说与一辆汽车相比较，面包是一种相对简单的商品。在价格封顶面前，汽车制造商同样具有上千种变换汽车质量的选择权。
注意这一点的隐含意义，在一个由价格封顶强制实行的恒定价格下，质量的下降事实上是一种价格的上涨。因为我们以与从前相同的价格所得到的是一种劣质汽车。可是，我们只不过才开始考虑将价格封顶的管理者所面临的难以完成的任务。提供商品真实成本的季节性变动有哪些?隆冬时节的莴笋价格是否应当与夏天的莴笋价格一样?如果是一样的话，我们可以断定莴笋会在隆冬时节消失，假如对它强制实行夏季价格的话。并且如果我们强制实行冬季的莴笋价格，那么我们就是在给夏天的莴笋生产者们带来意外的收获。那么我们在国际竞争中所进口的商品如何呢?我们是否也对它们实行价格封顶呢?如果我们这样做，它们的价格上升了，就意味着我们将不再能够进口这些商品，这将导致短缺，随之会阻碍生产或提高对那些使用这些商品作为他们生产投入的生产者们的成本。
如前所述，有一点清楚的，一种有效率的价格管制体系根本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一问题甚至更为复杂，因为某些价格比另一些价格更为易于实行封顶。需要实施工资或价格封顶的商品与服务的数量大得难以想象。简直有上亿种单个商品与服务，管理者必须对它们进行谋划和强制封顶。譬如工资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合同中规定了工资，因而工资封顶比价格封顶更容易实施；而这种封顶会导致质量发生变化。其结果就是某些种类价格能有效地强制实施，其余价格将会改变。于是，我们将面临该体系中普遍存在的收入实际再分配现象。这种再分配有利于那些能避开价格封顶的人们，而损害那些其产品或劳务能轻易地被、有效控制的人们的利益。
我们已经考察了工资与价格固定的两种主要困境，首先，质量的隐性变化和其他调整实际将会导致该体系中许多部分真实价格上涨，并导致在其他部分价格控制的无力；第二，对财富和收入武断的重新分配对对某些人是惩罚，而对另一些人则有利。但是，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工资和价格管制使市场不能行使它的首要任务，这个任务就是作为一种自我调整机制，在一段时期内解决供给与需求变化的问题。
使得市场机制具有效率的正是作为信号的价格，它最终导向一方面是供给者行为的变动，另一方面则是购买者的变动。因此，当某种商品的价格上涨时，它们反映出相对于供给的需求上升的事实。其后果是，供给者认识到，对该商品更多地投资以扩大产量蒋会有利可图。随之而来的是，供给相对于需求增加，于是价格下跌。所以，没有任何人曾发布过命令，价格机制运行的结果解决了由短期供需不均衡带来的问题。在价格机制未被允许运作的地方，我们观察到短缺成为长久性的问题，因为价格封顶阻止信号过程发生作用，使得供给者在对其商品与服务以需求发生变化时，调整产量变得无利可图。纽约市租金管制的历史也许是最为著名的现代案例。它不仅已经导致可获得公寓之供给的定量分配，而且还引起建筑供给商建造新公寓的失败。
这业已导致纽约城长期面临的公寓短缺现象。在第18章里我们会更为详细地探讨这种重要的现象。然而，租金管制还有更为严重的后果：由于纽约的税收基础主要依赖于房地产业，当它遭受侵蚀时，市财政收入就会减少。这使得今天的纽约市正设法摆脱已实施了35年的租金管制。
工资与价格管制的全面后果是灾难性的，但是公众对它们的持续偏好显示我们的分析是不完善的。有些人从此类管制中获得利益。如果你已经在纽约租用一套公寓，你至少在短期内是获益的。并且，如同在本章开始时所描述的工资与价格全面冻结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群体可以避开管制――它们也是赢家。最后，很清楚的是，许许多多的人就是不理解此类管制的长期含义。若有一部法律，上面写有你不必再为商品与服务支付更多的费用，那是很富有感染力的。但是要理解市场运作的方式并不容易。工资与价格管制的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比其简单的经济学表明的要难对付得多的问题。
小结
工资与价格管制，当它们有效时，会造成短缺和质量的下降。要行之有效，工资或价格管制必须定在市场出清价格或工资率之下。还必须有一种避免躲避和推诿的强制性机制。但是因为在美国每年都有简直是以兆计算的交易发生，当供求力量事实上支配着高于管制的价格或工资的市场上清价格或工资时，任何一种强制性机制要想完全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工资与价格管制的存在会清除、或者至少削弱市场机制中价格作为信号的作用。
讨论题
1．如果在本章所概括的工资与价格管制具有有害的效应，它们为什么会如此受欢迎？
2．假设对加油站的汽油价格进行强制性管制，顾客与加油站老板以何种方式能够同样避免或逃避这一管制?
家园 第八章 水资源经济学 第八章 水资源经济学
没有一年美国的某些地区不遭遇供水难题或供水危机的煎熬。一条典型的标题是：“在美国的某些地区，供水已出现永久性短缺，而另外一些地区也将面临同样问题。”
在最近十年开始时的一个冬季，纽约市仅有可持续四个月的供水量，政府官员仅允许饭店在有顾客要求时予以供水。密西西比河经常是浅得无法满足驳船和拖船的航运。甚至在佛罗里达州南部，在雨季，洪水日复一日对土地的冲刷下，也已出现了间歇性供水问题。
供水是一个问题，关于这一点已经毫无疑问，但是如同《新闻周刊》中的标题曾经提问的那样，水资源是否正被我们耗尽?这一点仍然是个问题。有关水资源的共同观点是，它是一种正在被滥用的宝贵资源，并且的确，我们正在耗尽水资源。然而，对供水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并不完全如此悲观，也并非如此紧密地与地球上和大气层中的水资源的实质性数量相关。对水资源的经济学分析追随着类似于对任何其他稀缺资源分析的轨迹。
供水行业是美国最为古老和最大的行业之一，对围绕着供水行业的哲学值得进行某些分析。很多评论家相信水资源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不应当像对待一种经济物品，也就是说，像对待一种稀缺物品似地对待它。关注住宅用水需求的工程学研究，较为典型地使用一种“需求”方法，预报者只须预报人口变动，然后乘上那些根据当前可获得的，显示每人平均用水量数据所作出的估算值。对这样一个预报的潜在假设是，无论将来对水索取的价格是多少，对水的需求将会是同等数量。那么隐含的是，需求的短期价格弹性与长期价格弹性都被推测为零。
很多住宅供水系统对一套住宅按月收取水费，每户每月付出一定数额的水费，而不管使用了多少水。1961年以前科罗拉多州的波尔德就是如此。
决定支付水费的另一种方法是在某个住宅使用水表。1961年在科罗拉多州的波尔德，自来水公司在它供水的每一住家(和商业机构)安装了水表。每个住宅对每千加仑的用水支付35美分，从根本上说，1961年以前对套房所收取的水费，意味着在边际点(对任何增加的用水量)所索取的价格为零。引入水表收费意味着水的边际单位价格开始为正。
表：在有水表和无水表情况下，实际用水量情况比较表
A ――――――B ―――――――C
16,18――――――128――――――――78
37 ―――――――175――――――――72
53，54――――――156――――――――72
70，7l，72―――――177――――――――63
73，75――――――175――――――――97
74――――――――175――――――――102
76，78――――――176――――――――105
79――――――――159――――――――86
A：水表线路 B：实际喷洒至理想喷洒水平（按户收费时期）C实际喷洒至理想喷洒水平（按水表收费时期）
资料来源：斯蒂夫?汉克“在动力条件下对水的需求”，载《水资源研究》Vol．6 no．5（1970年10月)。
经济学家斯蒂夫?汉克研究了在科罗拉多州的波尔德安装水表之前和之后对水的需求量。汉克首先开发了被他称作一年中每个月“理想的”用水量的估算，以考虑每一住宅的平均灌溉面积、每月中的平均用水强度、日照的平均时数和降雨量的效果的方式，完成了他的“理想的”用水量的估测。“理想的”一词并不隐含经济学的观点，仅仅指出保持每一住宅草坪美观质量所需的喷洒用水的最低限量。
从表的数据中(该表比较了在波尔德有水表和无水表的用水情况)，我们发现在按套房付费的情况下，个人喷洒草坪的用水比按水表付费制的情况下的用水要多得多。表中第三列所供数据是在按水表收费制生效后一年期的情况。第一列数字显示了由市政当局任意分配的水表线路数目。第二列数字显示了在按户收取水费的时期内，不同的线路使用了多少水。这是以与“理想的”喷洒相比较的实际喷洒数量来表示的。在第三列数字中，实际喷洒量是与“理想的”喷洒量相比较的，但是在一个按表收费定价的制度下进行的，在此制度下，每一用户按其实际用水量缴费。汉克的数据指出对水的需求数量是所收取水费的一个函数。并且，汉克发现：在推行按表收取水费的制度的很多年之后，对水需求的数量不仅停留在比安装水表以前更低的水平上，而且还在继续略微地下降。那当然意味着对水需求的长期价格弹性要大于需求的短期价格弹性。
水资源问题的威胁将成为80年代和90年代的主要问题，在美国的许多地方，水资源不被当作共同财产对待，无人对它给定明晰界定的产权，而且又被拒绝按市场出清价格收费的市政自来水系统所出售。这并不是说解决供水“短缺”是容易的或是不需成本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目前尚无水表系统的社区(他们每日按户收取水费)，资源将不得不花费在安装水表系统上。而且对于那些可以在共同水床开钻水井的农耕地区来说，监视农民对灌溉用水使用的成本太高，并有可能是难以监视的。然而，资源必须用水表以及最终得索取水费的事实，并不会阻止各个社区实施按表收费的系统。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特定的某一点之后，无论任何人有关水资源的哲学是什么，某种形式的定价将不得不予以制定，将需求数量减少到与供给数量相等。从长期看，经济学具有一种甚至影响那些政治决策制定者的能力，而他们拒绝承认自己需要解决资源危机的市场定价。
小结
在整个美国经常性地出现数不清的供水短缺，这些供水短缺往往被归咎为缺少雨水或对此资源的过多使用。然而，一位经济学家会争辩道，供水短缺仅仅因为不适宜的定价系统才存在，在该定价系统中，个人无需支付用水的全部社会机会成本。至少一项研究已经表明，在供水的更高价位上，需求可以大幅度地被迫降低。被市政当局当作共同财产对待或拥有，并且以每月按户收费的方式出售的水资源，将最终不得不以价格限量配给，以使需求数量恰好等于供给数量，并由此消除间歇性的短缺。
讨论题
1．根据你的意见，表8―1中所供数据是否反驳了“水资源是另一回事”的哲学?
2．如果在短期内供水需求的价格弹性与长期内的相等，你所预期的价格上涨后对水的需求量将会怎样?
3．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波尔德的数据，是否提供了任何有关供水短缺可以如何解决的提示?
家园 第九章 药品管制经济学 第二篇 市场结构 第九章 药品管制经济学
市场可以采取多种形式，通常所讨论的标准市场结构是：(1)纯粹竞争；(2)垄断竞争；(3)寡头垄断；(4)垄断。在这一部分里，将提供这些市场结构的范例。
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范例是进行公共交易的普通股股份。这样一个市场是极其有效率的，其结果是，以在该市场进行交易的形式而“获取暴利”是极其困难的，尤其是当一个人使用的是公共信息时。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是以减价优惠券的形式来加以描述的。零售食品销售网点能够以减价优惠券的形式施行价格歧视，对此我们进行了探讨。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下，此类价格歧视才会出现。并且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世界中，作为另外一章主题的广告才会出现。寡头与垄断的世界是以对药品、医疗行业和国际卡特尔和伦理管制进行分析的形式来描述的。
在整个这一部分里，心中应当牢记的一点是：我们正在展示人类行为的模型，而不是思想过程的模型。比如说，我们对医疗行业的分析，不能被匪明或以询问医师他们是否沿着我们分析的轨迹来进行思考的方式加以证实或证伪。我们的模型是以运用“好像”类型的框架而建立的。也就是说，我们推测我们研究中的个人正在行动，“好像”他们正企图使他们自己的自身利益最大化。
第九章 药品管制经济学
医疗药品是一柄双锋剑。如果药品被认真地制造，适宜于医治你的疾病，并且无副作用，你的疼痛和煎熬就会结束，至少是得以减弱。另一方面，如果碰巧你在医生的监督之下所吃的药品结果出现了副作用，那你可能会比根本没有吃药或者吃了没有副作用的其他药品还要糟糕。多年以来，联邦法规一直关注的不仅仅是其安全性，而且还关注药品的有效性。1906年第一部联邦法规《食物与药品法规》涉及到掺假与贴假商标的行径。安全性也被包括在掺假部分中提出。那一法案禁止食物或药品中包含有任何有毒或有害于健康的物质。从某种程度上说，该法案是成功的。作为该法规的结果，霍斯泰特尔的著名胃病苦药和基克普(北美的阿尔冈昆印第安人)印第安萨格瓦，与难以计数的充满糖蜜酒的调和物品与抗癌药品一起，从炼丹术士的药品架上消失了。最初的法规在1938年随着《联邦食物、药品和化妆品法案》的通过而得到扩充，该法案强迫制造厂家标明新药品的安全性能。它是由于公众对大约75人因服用磺胺制成的万灵药而死亡事件的强烈反应而诞生的。这种溶解于二乙烯甘醇的磺胺化学合成物是一种有毒的物质，通常用作防冻剂。
紧接着引起下一个大规模公众愤怒的事件是在大批畸形婴儿的出生之后发生的，他们(这些婴儿)的母亲们一直在服用一种称作萨立多胺的安眠药物。当这些畸形儿事件被公布于众时，恰是国家食物与药品管理委员会正在推动批准萨立多胺在美国全面使用之时。大约有250万萨立多胺药片已作为试用样品分发到内科医生的手中。在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坚持下，食物与药品管理委员会销毁了所有该药物的样品。参议员埃斯蒂斯?凯弗维尔利用萨立多胺药品丑闻作为弹药，一举通过他的法案，即被人们称为“1962年凯弗维尔一哈里斯对《1938年食物、药品和化妆品法案》的修正案”。凯弗维尔和他的同伴们希望首当其冲地避免新药品的渗透。在1962年的修正案公布之前，食物与药品管理委员会通常在180天之内批准一种新药品的申请，除非该申请能在此期间充分地显示该药品在其应有标签上予以说明的安全性能。1962年的修正案增加了“有效性证明”的要求，并且取消了对食物与药品委员会的有关时间限制。所以，从1962年开始，没有经过或尚未等到食物与药品管理委员会得出某种药品是安全和有效的结论之前，药品一律不得上市销售。
让我们在此重述一下问题是什么。法规得以通过，并且食物与药品管理委员会强制其生效以便避免两种事情的发生：即(1)营销不安全的药品；(2)“并非必需的”药品。从某种含义上说，防止其他较早的、已经过测试的、也能达到类似疗效的药品的扩散。顾客们大概得到了这一法规的更好保护，因为一般来说，他们并不具备获得(更不用说全面分析)有关对某一特定药品的安全性或有效性作出准确选择所需信息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在任凭内科医生的摆布。但是他们的医生，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在受医药公司的摆布。内科医生们不大可能紧跟有关药品的专业技术文献。为了保持医疗行业信息灵通，药品公司每年要 为每位内科医生花费几千美元。他们派出所谓详知细节的人去向内科医生们宣传新药，并提供样品供他们散发给病人，因而医生们可以自己了解这些药品究竟疗效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医生、医院和药品公司确有开出处方、营销和生产安全药品的动力。毕竟如果可以证明因使用某种药品而产生的副作用对某一个人有害，随之而来的诉讼会使得医生、医院和生产厂家每况愈下。再者，围绕着这样一种诉讼案例的负面性一定不会提高涉案的药品公司的未来声誉。并且最终所积累的诉讼以及受害公众获胜的案例越多，药品生产的总成本就越高，最终由消费者所支付的价格也就越高。假设药品至少有某种需求价格弹性(即该弹性不为零)，对消费者的较高价格将会导致需求数量的减少。
1962年修正案似乎一直是很有效的，而这是以介绍到医药市场的新药数目一直是大幅度地下降作为前提的。从1961年到1962年，引入的新化学实体与新药的数目约为340种。从1963年到1970年凯弗维尔修正案生效时为止，已降到每年平均为110种。不应感到惊奇，因为引入一种新药的成本已经大幅度地上升。在1962年的修正案以前，从受理新药申请到对该药的批准之间的平均时间为7个月；到了1967年，平均时间为两年半。换句话说，1962年修正案对此至少增加了两年期限，在此期间必须对新药不断地测试。在作出投资决策时，企业敏锐地认识到这一附加的成本。
此类成本的效应一直被某些人称作“美国药品延滞”，例如1976年在德国首次引人新的重要化学实体为39种，在法国为38种，在意大利为23种，在美国为15种。在英国上市而无法在美国获得通过的药品数量比相反的情况多得多。结果，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个人到国外寻求医疗。人们将自己的孩子送往英国以获得丙基戍酸纳(一种抗癫痫药――译者注)，即唯一已知的可以控制小孩子某些癫痫发作的药品。心脏专家们反对接受联邦药品委员会的严格限制，因为他们不能开出整个系列的所谓β心传导阻滞药品的处方，以帮助冠心病人防止心律不齐和潜在的致命性心脏病突发。联邦药品委员会到目前为止只批准了两种β心传导阻滞药品，而在英国则有9种此类药品。
现在我们得出一种认识：即对每一种利益来说，似乎都有成本。显然，对药品公司来说，对一种药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进行更加完整全面的测试是要花费美元的。但是如果这就是唯一的问题，那么也许就不会有对联邦药品委员会的众多批评者。如今批评者之所以这样多，原因在于个人所承受的成本。从1962年起，如果有更多的药品被引入美国，病人们的境况也许会得到改善。
现在让我们全面地考虑安全问题，每当一种新药被引入时，它就具有潜在的有害副作用。因此，引入这一药品的部分成本对那些使用它们的人来说是非所欲求的副作用成本。这被称为“类型I错误”。即为错误的概率，也就是说，引入了一种不应当引入的药品的概率。从1962年开始，我们已经用增加引入新药物所必须经过的测试数量的方式减少了类型I错误――即萨立多胺(一种具有致使胎儿缺肢畸型副作用的药物，现已禁用――译者注)的可能性。人们毫无疑问地因导致较少的副作用而从类型I错误的减少中获益。但是另一些人受到损害，他们是被称作“类型II错误”的受害者，他们的成本是疼痛、忍受煎熬和有可能出现的死亡，因为缺乏一种在没有1962年修正案的情况下有可能在市场上被推出的新药。那么类型Ⅱ错误，就是不引入本应该被引入的新药品的概率。为了更好地理解类型Ⅱ错误的成本，应考虑1962年药品修正案适用于阿斯匹林的可能性。要说明阿斯匹林为何有效是非常困难的，如果经常服用的话它有可能具有副作用――比如说十二指肠溃疡。可是设想一下，如果它从来就未被引人的话，那么成本将会是什么?人们就可能已经承受了头疼、关节炎等疾病带来的更多痛苦。公众对类型I错误是非常了解的，萨立多胺丑闻制造出轰动性新闻，然而很难估算出类型I错误的成本。就在最近，医生们已经开始发表公开言论，反对联邦药品管理委员会限制将新药引入美国的法规。当他们必须将自己的父母送往英国、加拿大或墨西哥以获得药品时，对他们来说极为清楚的是，他们的父母正在因联邦药品委员会严格的法 规而支付某种成本。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当共同努力消除联邦药品管理委员会的管制?当然不是。为了评价任何政策的有效性，我们必须考虑成本与利益两个方面。类型Ⅱ错误的成本是很难评估的。我们不得不提供一个对有可能开发的药品种类的估测，然后再进一步估测人们因引入此类药品而减少痛苦的价值。一位名叫赛姆?佩尔兹曼的经济学家已经试图去做这样一项研究。他的成果如下所示：
“1962年的药品修正案寻求减少消费者对无效药品的消费浪费。这一目标看起来已经达到，但是这一进程的成本似乎显然已经超过其所获利益。在此研究中显示出该修正案已经导致了自1962年以来新药品种类明显减少……那么，该修正案对消费者的净效益，如同在他们的……药品购买被征收了5％到10％之间的税。”(这两处省略号为原文所有，故此照录――译者注，赛姆?佩尔兹曼“对消费者保护立法的评估：1962年药品修正案”，载(政治经济学杂志)第8l卷(1972年9月／10月合刊)第108――1090页。)
佩尔兹曼的研究当然不是肯定的，特别是因为他不得不使用了许多人类生活价值、痛苦成本等等的近似值。但是他使得人重新思考一项经济行为的真实成本，他的研究可以被应用到经济中的许多其他政策问题之中。当我们减少与使用一种产品或服务相关的事故数目时，必然也减少了某一特定群体因使用该产品或服务而获得的收益水平。换言之，当一种产品被较为安全地制造出来时，所涉及的成本通常会提高该产品的价格。那些要不是因为价格上涨，而本应使用这一产品的个人有可能每况愈下，那些使用这一产品并且因此而较少遭受有害副作用的人们，就会改善其状况。
小结
对凭医师药方出售的药品市场的管制具有长期的效应。减少新药品带来副作用的可能性，却又使得有益于人们的药品种类不至于减少，这是不可能的。用统计学的术语说，这被称作类型I与类型Ⅱ错误之间的互换。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里，这种互换始终存在。如果我们想要消除所有类型I的错误，也就是说，具有消极副作用的药品，我们可能会使得所有伦理性药品成为非法药品。但是有关类型Ⅱ错误的成本――所有有助于减缓疼痛和忍受煎熬以及延缓死亡的药品的损失，将会是巨大的。
讨论题
1．药物生产所处市场结构之类型是否与类型I与类型Ⅱ错误之间的互换有关?换言之，如果制药行业是完全竞争或是纯粹垄断型的，我们的分析是否会不同?
2．将对类型I与类型Ⅱ错误的分析应用到汽车车灯的调整中去(提示：类型I错误将涉及把车灯位置调得过高，以至于严重地影响对面驶来之驾驶者的视觉)。
家园 第十章 医疗费用经济学 第十章 医疗费用经济学
大多数人不需要被告知如今去看医生或者住进医院会有多么昂贵。如果我们将消费价格指数与医疗价格指数相比较，可以看出，从1950年起，消费价格指数已经增加了280％，而医疗价格指数已经增加了350％。我们在1929年的医疗费用支出只有40亿美元；1965年我们的医疗支出增加到400亿美元；如今医疗费用已经超过2500亿美元。在1929年，医疗费用方面的支出仅占整个国民支出的4％，可是今天的支出已占10％。因此我们可以说，随着收入的上升，美国人不仅需要更多的医疗，而且其费用在上升的收入中占有更大的比重。（换句话说，对医疗需求的收入弹性超过l。）
如果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医疗费用如此昂贵，我们就得审视很多因素。它们包括：(1)过去对内科医师的限制；(2)由医疗护理与医疗救助所带来的需求增加；(3)因第三方保险所要求的医护需求数量增加；(4)医疗失误保险费用的飞涨以及随之而来的所谓防卫式治疗。 进入医疗行业并不意味着是不加限制的。最新数据显示：比如说，大约有75000人参加了医学院的标准入学考试，只有13000人被录取。申请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人数约达3500人，但 是学生规模保持在不到150人。有些学生申请的各个不同的医学院达10所之多，当他们被拒绝后，又重新申请二三次，有些学生不申请，因为他们知道可能性太小，这些学生的人数大概是碰碰运气学生数目的二三倍。再者，很多申请者未能进入医学院，因为美国医学院的数目受到严格的限制。
从根本上说，医学院受到来源于国家认证要求的限制，这一认证普遍禁止私营的医学院(以营利为目的的医学院)。医学院必须得到国家的认证，以便使其毕业生被准许参加行医所必需的许可考试。如果我们回顾本世纪的最初10年，我们发现当时美国有192所医学院，到了1944年，减少到69所。每10万人中的内科医师人数从：1900年的157人下跌到1957年的132人。这些数字急剧下降的原因便是美国医学协会在控制医生数量方面的成功。
对医学院的管制和认证是建立在所谓弗莱科斯纳报告的发现之上的。1910年，声誉卓著的卡内基基金会雇佣亚伯拉罕?弗莱科斯纳（弗莱科斯纳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的兄弟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院院长。弗莱科斯纳用于判定所有其他医学院的“质量”的模范标本便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检查美国当时已有的医疗教育机构。弗莱科斯纳的建议方案导致当时已有医学院的一半寿终正寝。（某些医学历史学家认为，在1900年以前，医生们所杀死的病人或许比他们所拯救的病人还要多。卡内基基金会与美国医疗协会在那时当然有对医疗质量的合乎情理的担忧）有趣的是弗莱科斯纳(他自己非但不是医生，甚至连科学家都不是)考察的是医学院的投入而不是它的产出。他不是去了解各个不同的医学院毕业生如何好或如何称职，而是看他们是如何接受教育的。这就等于说，你的老师根据你花费多少小时学习来给你打分，而不是根据你期末考试临场的实际成绩评分。
对医学院限制的目的是由美国医学协会医学教育理事会前主席所描述的。他在1928年曾这样说：“将医学院的数目从160所削减到80所(产生)的结果是学医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数目的下降。我们已经预计到这一点，并感到这是我们所希望得到的结果。我们已经有了大量过剩的水平低下与平庸之执业者。”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当需求曲线保持稳定或向外移动时，供给曲线向内移动。结果是内科医师的服务价格上升，并由此使得他们获得更高的收入。例如，根据1970年的人口普查，内科医师是各种职业中收入最高的，（然而这部分地是由于每周工作较长的小时数而引起的。）该年内科医师的平均收入为41500美元，而同一时期自营牙医的平均收入为28100美元，工程师为17700美元，大学中的正教授为16800美元。1974年，自我结合执业的内科医师们纯收入的中间数为72500美元。
我们可以向自己提问：美国医学协会公开声称的愿望是否得到了满足?该协会坚持说很多医生的资格是不尽人意的，公众正在接受那些对病人有所损害的医生们的服务。医学院许可制背后的观点是根除那些最不合格的学生，消除病人接受未经足够训练、然而已获行医许可的医生治疗的可能性。虽然奇怪的是，在1910年，美国医学协会并未寻求分析目前这一批内科医生资格的途径。为数一半医学院的关闭，消除了有可能是不称职的医生的未来供给，但是已经执业的有可能是不称职的医生却可以继续执业，直至退休或死亡。除此之外，看起来美国医学协会将希望医生们即使是在上过合格的正规医学院之后，也要对其重新定期考核以便他们能够继续行医。
也有可能的是，在有一半数量的医学院被关闭后，公众所消费的医疗质量并没有像美国医学协会所宣称的那样有大的提高。毕竟存在着两种医疗形式，一种是自我诊断和治疗；另―种是依赖于医疗行业中的某个人。如果一位内科医生的诊断和治疗的价格上涨了，那么预计人们就有可能会对医疗的需求数量下降，依靠自我诊断和自我治疗的数量就会由此而增加，人们就只会在他们的症状变得危急时，才去看医生。医生服务质量的提高会引起价格上涨，这或许会导致医疗总体质量下降，因为病人不再那么经常地去咨询医生了。再者，当获证的内科医生的服务价格上涨时，对替代性诊治服务的需求便增加了，而这些替代者们也许还不如一个甚至是极为糟糕地培养出来的医学博士。
伴随着对美国内科医生供给的限制，不时会有对需求的大幅度增加，而这种需求使得价格上涨。某些政府计划已经使得需求曲线移向右边。这些计划中的一项便是医疗护理，即对老年人的免费医疗。在医疗护理实行之前，国会对该计划可能花费的数目估算比后来实际花费的数目少了许多倍。这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解释，因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和对所索取的价格是相关联的。当医疗护理开始实行时，对许多人来说，健康护理服务的实际价格被大幅度地降低了，在某些情况下降为零。当价格下降时，需求的数量大大增加，以致于医疗服务供给超负荷地使用。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价格，于是价格发生了变化。医院病房收费自从医疗护理与它在州一级的对等物――医疗救助（现在医生们对他们所医治的贫穷患者与富裕的患者一样开出昂贵的测试处方。）实施以来，价格已经像火箭一般地上涨。
与其效果相似的是扎根于经济中私有部门的医疗保险计划。至少有9000万美国人是由某种医疗保险所负担的。一般来说，这一保险支付数额为被保险人在医院支出费用的某个百分率。由此产生一个问题：保险通常包含住院医疗服务，但只在很少情况下包括门诊服务。因而由保险所负担的个人，就乐意去医院得到由他们的私人医生所给予的照料。而他们的私人医生也乐意将他们送到医院以便获得报酬。如同医疗护理和医疗救治的情况一样，私人保险计划增加了对服务的需求数量，就是因为直接从口袋里掏出的费用很低或者为零。保险行业对此有个专门术语――道德风险。在经济学中，我们将这一术语转而用于描述需求曲线缓缓向下(即当价格下降时，所需求的医疗服务数量就增加)的情形。（当然，全部价格，包括保险金，并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但是保险金是一种固定费用，它并不随着看医生的次数或去医院的次数而变动。）很多医疗服务本可以被延缓或者根本不会被使用，比如，美容手术，以及其他可选择的外科手术。但是所索取的价格越低，就会有更多的美容手术与可变换选择的外科手术被实施。并且价格越低，人们就越倾向于在他们有轻微疾病比如说感冒时就去看医生。换句话说，当人们被直接索取内科医生服务的全额费用时，他们就倾向于更为审慎地使用此类服务。可是假如价格实际上被削减为零，他们中的某些人(至少是那些处于边际点的人们)将会以一有微小病症便去看医生的方式来作出反应。
更进一步说，由于有第三方支付的保险和医疗护理与医疗救治，医生们便与医院联合一致地开出越来越多的检查单，使用越来越多的先进技术方法。医院更乐意尽可能地使用最为奇特和诱人的技术方法，并且医生在开处方指令时，完全清楚病人将会从他们的保险公司对此费用的大部分予以补偿。问题是由保险所负担的病人们，在接受治疗护理时并不支付他们在医院所获得的医疗护理的直接费用。显而易见，他们最终是通过更高的保险金来支付，但是此费用的扩展超过了每一个人购买保险时所支付的费用。结果是对医院服务所需的数量将会超出原来可能有的数目。这就引起医院费用的上涨，而所有其他事物则保持不变。
假如我们具有一个全面而广泛的全民健康保险计划的话，上述讨论提供了对有可能发生事情的某种思考。全民健康保险并非是提供医疗服务的不同方式，而只是对其进行支付的不同方式。每个人的保险并未对有关保险的供给做出任何事情，它的主要益处将是确保某一个人所获得的医疗服务，将会由一个全民保险计划来予以支付。然而，这个计划必须有人来予以支付。医疗服务的全部机会成本将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由美国的全体人民来支付。在这一版本的写作中，全民健康保险对所有美国人来说，还未成为现实，虽然这些提案已在国会中被提出和搁置多年。最为具有深远意义的一点是由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爱德华?M?肯尼迪予以说明的。肯尼迪的全民保障法案的初步形式原本是由雇主与雇员向一个信托基金进行支付，并仿照社会保障体系而筹资建立的全面公共计划。由于没有什么扣除条款(指保险单内规定保险人对某一数额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条款――译者注)，也就是说，所有美国人一直能够得到差不多任何医疗护理，而不用进行任何直接的支付。没有任何扣除数额的效 应也就使得对医疗服务所需求的数量大幅度增加。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事实，比如给定65岁以上的老人在引入医疗护理之后对医疗的需求发生很大变化这一例子。有人提出解决这一难题的一种方法是，在任何全民健康医疗保险计划中包括一定的扣除额，比如说每一个家庭500美元。每个家庭就得在全民健康保险予以负担之前，不得不先支付500美元的医疗服务费用。关于这一方面，那些处于边际点上的家庭就会在打算因为感冒而去看家庭医生之前三思而后行。
我们不能像某些人所相信的那样，以照搬英国模式而拥有“免费的医疗护理”的方式来避免医疗护理费用的问题。甚至在英国也并不存在免费的医疗护理，英国人只不过是间接地通过对一般性税收收人的消耗，以单个病人与单个医生结清帐目的形式代替直接支付。美国能够使得医疗实现社会化，但是我们还将同样地支付所获服务的所有机会成本。如果医生的供给依然是由美国医学联合会所控制，并且有政府管制其工资等级表，我们最终就会拥有比现在更少的医疗护理，因为医生将会比目前的数量更少。这一最后陈述并不构成反对社会化医疗的论点。有着充足的薪水作动力，我们可以拥有我们所需数量的医生。事实上，医疗的社会化会允许低收入的人们(实际上是全体人民)获得所需要的医疗护理服务，对于这些服务，如果他们被迫直接支付的话，他们也许不会选择花费他们的金钱。更多的人将会被诱导去寻求医疗护理，因为该费用是间接地由整个社会，而不是由个人来承担的。如果这一社会感觉就是他们所向往的目标，那么医疗的社会化就是达到这一目标的一种可能方式。
医疗失误保险至今已经在新闻媒介中传播了好几年，起诉医生和医院的个人比以前多得多，陪审团判定给他们的赔偿金数目也比以前多了许多。结果如何?医疗失误保险费用如同火箭一般上升。
让我们看几个例子。1972年，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贝勒大学医疗中心，医疗失误保险赔付为11000美元；1976年，赔付额达150万美元。1974年，芝加哥市的西奈山医院医疗中心支付了高达600万美元的医疗失误保险赔偿金中的281000美元；1976年，同样的保险公司要求300万美元以提供同样的赔偿范围。假如医院支付了保险公司所要求的保险金，付给病人的医疗失误保险金的费用将会从每天的7美元涨至22美元。
前美国大法官格里芬?B?贝尔已经指出，整个美国“失误费用本身对每位需要医院服务的人每天大约增加5美元”。这是几年前该费用的6倍多。
很多医院已经停止对保险公司支付此类保险范围的费用，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进行自我保险，也就是说，他们每月将一定数额的资金存人一个储备帐户，以便支付在任何医疗失误诉讼案例中需要赔付的数额。不幸的是这意味着如果某位病人所赢得的医疗失误赔偿金数额是一笔异乎寻常的巨款的话，某些医院有可能倒闭。
被起诉可能性的增加已经引起医生们热衷于人们所知的防卫性医疗。这种防卫性医疗就是开出比医生本可能正常开出的指令多得多的测试指令，只是为了使他们自己避免法律诉讼。如今合理的、标准的医疗护理包括了比过去多得多的血液测试和X光检查，更多的与其他专家的共同会诊。当然，总得有人来为这种防卫性医疗付出代价，支付者不是纳税人通过医疗救治或医疗护理、购买保险者对一项私人医疗保险计划的参与来间接地支付，便是由患者直接地予以支付。
某些有关人士已经建议，政府应介入并主动向那些感觉“无力支付”如今较高费用的医院提供医疗失误保险。然而这意味着医院可以强迫普通纳税人去为医院的任何失误而付出代价。1979年，司法部提出了彻底改革法庭的计划，其目标直接定在缩减医疗失误保险费用上。司法部要求各州建立一个筛选专门小组，在进行审判之前过滤所有医疗失误诉讼。这样一种制度大概会根除无依据的索赔，并且鼓励对那些有法律依据的案例迅速地清理结案(实际上大约有一半的州已有文字记载的类似法律，但是这一筛选小组的性质是否合乎宪法已经受到质疑)。将来对医疗失误保险问题也许会有其他解决方案，但是今天它仍是一个难题。
我们以有关医疗护理人员的未来供给的讨论来结束本章。 我们不可以再说美国缺少内科医生。医学院毕业生的最新数字加上在外国培养的内科医生(他们正要移民到美国来)，将会消 除或者已经消除了这种“短缺”，除此之外，国会已经颁布了许多法案以增加医疗人员的供给。例如：1971年的“综合性人力培训法案”与“护士培训法案”得到通过。1970年初，已经有了一种预测，即到80年代中期将会有医学院规模过大和内科医生“过剩”现象出现。美国医学协会接受了这一预测，其原因并不难理解。目前的数据显示：自70年代以来，内科医生的收益也许没有与生活费用的增长保持同步。毫无疑问是由于有大量的内科医生 进入该行业行医。改变这一形势的明显方式是要削减未来对内科医生供给的增加。目前美国的医学博士增长率为每年增长3．8％，这一数字远远大于每年0．8％的人口增长率。如今每10万人中有177名医生，到1990年，以现有的速率，每10万人中将会有232名医生。
医生供给的这一增长已经引起除美国医学协会以外的其他人士的警觉与关注。报纸以大标题报道了医生过剩的发展趋势，并且卡特总统在任时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不仅希望医学院削减其班级规模，而且争辩(与美国医学协会)说，内科医生的过量供给将会导致费用的大幅度上涨。可美国医学协会说，供给与需求规律在医疗行业不起作用。但是仍有日益明显的迹象表明：医生供给的增加已经具有某种效应，有一范例是一种以“偏好供给者计划”而闻名的迅速增长的创新。在这一体系下，一批医生与一家保险公司、一位雇主或工会签定合同，并同意按其正常收费折价医治由合同签定者送来的病人。换句话说，就是医生们在削减价格以接纳更多的病人。在纽约市的一家赞助电台的广告攻势中，有一家公司主动提供由医生上门的巡诊。在纽约州的威思切斯特县，一家报纸登出了愿意对老年公民提供10％到25％折扣优惠价、接受医疗护理任务的费用以替代全额付费、以及上门巡诊的医生名单。供给与需求规律依然在起作用，即便是在医疗行业。
小结
在美国，医疗计划增长的费用来源于过去对供给的限制、作为向医疗护理和医疗救治病人索取零价格或低于市场价格后果的需求膨胀、第三方支付的保险以及医疗失误诉讼不断增长的费用的混合体；但是增加医生的供给将有助于减少这些费用的道理仍然是正确的。
讨论题
1．个人越是有更多的机会将医疗费用转嫁给第三方，比如说保险公司，就会越发减少他们照料自己的动力。保险行业将此称为道德风险问题。有无方法解决这一难题，以便有助于减少医疗费用?
2．有些人争辩说：医生应当可以像任何其他行业中的人们那样提供可供销售的服务。你是同意还是反对?为什么或者为什么不?
家园 第十一章 广告经济学 第十一章 广告经济学
广告是最古老的人类活动之一。我们可以想象许多源于古代世界的“招贴广告”。在1850年左右广告以它的现代形式与受欢迎的报业高潮一同出现在英国。以便士计价之报纸的广泛可获性为广告提供了商业所无法忽视的积极的传播受众。在这些报纸上首先做广告的主要产品是特许专卖的或专利药品，以及更多的上等产品，比如：可可、缝纫机和茶叶。但是直到广告在美国流行起来，广告技术才有了迅速的发展。凯尔劳格公司最早提倡用保健食品来治疗消化道疾病。该公司很快认识到借助广告它可以出售诸如早餐麦片这样的保健食品。1913年，第一次真正的全国性现代化广告运动以第一种美国混合型香烟骆驼牌为开端而蓬勃展开，并且香烟制造商们已经持续成为广告业中的最大创新者之一。
在美国，各行各业每年在广告上的花费已经超过650亿美元。对许多人来说，这一巨大的数额代表着对社会资源的浪费。然而最近很多研究者已经开始表明广告的确耗费社会资源，但同时在特定的条件下，它最终能够导向降低消费者的总支出价格。怎么会是这样的?毕竟任一行业都要获取利润，如果广告费用被加到生产费用上，那么利润最终要摊派在对消费者索取的更高价格上。这一逻辑仍然是正确的，但是它所忽略的是被称之为竞争的关键性要素。如同我们将要在本章所看到的，某些行业的广告引起了价格的下降，因为它使该行业中的生意有了更多的竞争。
在零售行业，有某种被称为加成标价的东西，这是由零售商向消费者所索取的增加在批发价格之上的百分比，这也被称作为分销毛利。考虑一下玩具行业的情况，根据一位研究者的说法，50年代的分销毛利差不多是50％。到了70年代初期，毛利降到33％，这并非是由于零售商内心的变化所引起的――他们并未变得对利润不太感兴趣。相反，玩具业开始大量集中地做广告，尤其是在电视上做广告。直到50年代，美国玩具业从根本上说，一直是一个不做广告的市场。然而，1955年加尼福利亚州的马特尔公司开始在米老鼠俱乐部的演出中做玩具小型冲锋枪的广告。于是在圣诞节之前，马特尔玩具小型冲锋枪就从零售商的 货架上被抢购一空了。从那以后，玩具业就与电视广告紧紧地连在一起。
几乎同一时期，零售业发展起一种具有革命性的特征――折扣商店。在1960年，折扣商店的总销售额为20亿美元，10年之后，其销售额差不多为300亿美元。给予折扣的商人们发现某种十分有趣的事情：那些大量做广告的玩具周转极为迅速，这些玩具可以在比建议价格低得多的价位上有利可图地出售，并且给予折扣的商人们仍然能够获得利润。比如说，在圣诞时节，一个价值为5美元的玩具以2.99美元的价格做出广告，会吸引大批的顾客。在70年代初期，折扣商店占玩具零售销售额的30％，并且它们的玩具部或柜台的平均分销毛利仅为26％。显然，传统的零售商们也不得不以削减其价格的方式来进行竞争。事实上，具有商标晶牌并做好广告宣传的商品项目使得有相互比较的购物更为容易，并因此增强了零售商们之间的竞争。
让我们来考虑另一个被法律禁止在某些州做广告的行业：眼镜与配镜视力检测。很多州已经禁止对这些产品或服务做任何广告。这样一种禁止以一种重要的方式直接影响了顾客。顾客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去寻找发现在他或她所在的地理区域所提供的同一产品或服务的不同价格。换句话说，眼镜的全部价格将由购买价格、为获得眼镜而花费的时间与交通成本、以及有关在哪里可以获得这种眼镜的知识或信息成本所构成。消费者对某一行业变换价格了解得越多，从眼镜商到眼镜商之间的价格变动就会越小。（这来自于对不完全信息广告的现代争论。企业为了增加销售额面降低价格。如果顾客发现要想察觉竞争中的企业之间的价格差异，成本过于昂贵，那么每个企业将趋向于面对一个无弹性的需求表，并索取超过边际成本的较高加成标价。随之那些卡特尔发现如果与价格搜寻相关的成本可以被提高的话，强制实行卡特尔价格就较为容易了。这就是那些卡特尔偏好或赞同法律禁止做广告的原因。）有一种假设便是广告增加了顾客对某一行业变换价格的知识，并由此减少给定地区市场的价格变动。再者，薄利多销之出售者能够生存的唯一方式是，向来自颇为广大地理区域的数量众多的顾客，提供这种眼镜可以较低的价格获得的信息。如果该广告是被禁止的，这种薄利多销的出售者也许就无法生存下去。――项有关广告对眼镜价格之影响的研究是由李?本汉姆完成的，他的数据得自于1963午，当时大约有四分之三的州已经有了反对做广告的法规。本汉姆提供了两组结果，首先他比较了在有限制和无限制的各州中的个人情况，发现在有限制的那些州里，个人平均要比那些无限制的州为每副眼镜多付出6．7美元。他还在同一年里比较了限制最大和限制最小的那些州，德克萨斯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几乎没有什么限制，而北卡罗来纳州多年来则进行广泛的限制。这一比较显示了眼镜价格之间的平均差价――幅度甚至更大的达19．5美元。本汉姆指出虽然这也许是一种过高的估测，它的确反映出某种存在的差价。我们所看到的是，在允许做广告的大多数州，较大的企业或联锁企业与其他企业相比，相对来说，要做更多的广告，因而使价格保持在较低的水准。
我们在此可以注意到对广告的禁止将会倾向于对某一行业中那些最大的企业有利，毕竟这些最大的企业拥有最多数量的出色产品，而这些产品本身就是企业的广告。比如说，如果联邦贸易委员会禁止对所有类型和品牌的轿车做广告，通用汽车公司就当然会比本田公司更为有利。你是否能够设想一下，如果本田不能在电视、报纸和杂志上做广告，它要想引入自己的轿车与通用汽车公司进行竞争该会是多么地艰难?
对广告的禁止对其他行业也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1976年，国会出于总医务检查官对吸烟有可能导致肺癌的响应，决定禁止在电视上做香烟广告。人们指出，对电视观众不应当提供有害的或危险产品的广告宣传。这样一种禁止的结果却恰恰与本所欲求的效果相反，电视上缺少香烟广告引起了两种突出的现象，两者都已经导向有可能增加的健康问题。在禁止电视上做香烟广告之前，美国癌症协会与反对吸烟的政治游说者们成功地迫使电视台在电视上免费播放反对吸烟的广告。根据联邦通讯委员会所发布的《公平准则》，电视网络应当播放这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似乎每一论点只有两个方面)。因此，如果电视网络正在接受香烟广告的收入，根据另一观点，这些电视台就必须也接受反对吸烟的广告(并且是免费的)。因而在1976年以前，每一电视网络每天都有几个反对吸烟的广告。然而在禁止做香烟电视广告之后，电视网络不再有义务遵循《公平准则》而播放免费的反吸烟广告。所以反对吸烟的广告数量大幅度地下降，然而此类广告本已取得成效，尤其是在妇女与少年中较为明显。因为妇女与少年吸烟人数所占的百分率，自禁止播放香烟广告以来已经上升。也许这是一种巧合，但也许不是。
可能导致美国公众健康危害增加的另一现象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电视广告是一种有力、也许是唯一最为有效的手段，能将新的香烟晶牌介绍到市场上去。一旦人们沾染吸某一特定品牌的香烟，就很难使得他们改变或了解新的品牌；但是电视广告正是这样做的――电视广告使得他们了解可获得的品牌。本?克莱因教授已经发现，自从禁止在电视上做香烟广告以来，新的低焦油含量、低尼古丁含量的香烟的引入已经下降了42％。
大概吸烟者转换选择那些低焦油、低尼古丁的香烟品牌是有利的，因为它们减少了人们未来患肺病的概率。所以，对此类广告的禁止已经导致消费者固守他们所吸香烟的老品牌，而这些老品牌可能会有较高含量的焦油和尼古丁，因而对健康就更加具有危害性。
在一个拥有完全同一性产品的完全垄断的世界中，做广告的确没有什么作用。（这是因为在一个以边际成本定价的世界里，没有增加销售的激励。）但是当我们谈论有关广告时，我们是否在暗示一个垄断的世界?不一定。甚至一个完全垄断者也会需要在电话簿的黄页中列出其企业的名称，在街上竖立起标牌，使得人们得知它的存在。当我们从那一点起步，到我们通常所见到的广告种类，我们就显然不是在谈论有关完全垄断者，而是在谈论那些出售有差别产品的企业。在此我们正在进入垄断竞争或是寡头垄断(在有大量买主的情况下，少数制造商对市场的控制――译者注)的领域：即在此领域中，大量的销售者在营销有微小差别的产品，比如说牙膏和肥皂；或者是很少数量的销售者，比如说在汽车制造业中。广告似乎与这样的市场结构相联系，但是并不完全清楚的是，广告允许在这些市场结构中的企业拥有更大的垄断势力。的确，这一点可以进行争论，上述所引用的证据可以支持这一可能性――即广告对竞争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它是在某些企业的垄断势力上所耗费的。
诚然，大量做广告的品牌有可能与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垄断势力相关。毕竟那些成功地为其品牌做广告的企业会得到大量跟从的消费者，而这些消费者宁愿“主动出击，而不愿消极接受”。但是经验证据似乎并不能支持这一主张。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大量做广告行业中品牌项目的市场占有份额与很少做广告行业的品牌项目的市场占有份额，根据上述假设，我们应当发现大量做广告行业的品牌项目在市场上保持不变的占有份额。事实上，它显示出在大量做广告的行业，比如化妆品与盥洗用品等在市场上的占有份额，不如那些很少做广告的行业，比如食品等在市场上的占有份额稳定。所以高水平的广告所产生的结果是新产品高频率地引入。香烟、化妆品和早餐麦片粥的情况似乎就是这样。那么广告也许会引向对因品牌而造成的垄断势力数量程度的削减，而不是增加这种势力。
所有上述论点不应当被解释为表示广告业不存在难题。欺诈性广告无疑一直是一种两难问题。竞争性市场理论预言说，那些涉足欺诈性宣传的广告发布者最终将会被迫退出其营运行业。可是要用多长时间呢?是否有可以约束广告的防范措施来避免过多数量的误导在社会中传播?这是一个不得不由政策制定者们予以回答的重要问题。
另一个引起关注的领域涉及儿童广告。联邦贸易委员会正在寻求禁止某些将目标直接定位于儿童市场的电视广告形式，尤其是在星期六和星期天早上的卡通动画片节目里，此举引起了消费者主权问题。我们是否将五岁的儿童看作是有能力作出正确选择的消费者?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是否将他们的父母看作是有能力以恰当方式指导其子女作出消费决策的具有主权的消费者?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对这两个问题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并因此而希望对儿童广告，尤其是上电视的儿童广告予以更大力度的限制。
小结
广告的出现是为了增加有关质量与价格的信息。在若干项研究中，都已经显示出在某些不允许对特定产品，比如说眼镜做广告的州，价格变动比那些准许对这些产品做广告的州要大得多。当广告被禁止时，反而对该行业中最大的公司是有利的，因为他们的产品便是他们自己的广告。再者，潜在的竞争者们在进入被禁止做广告的行业时，会度过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广泛的广告宣传典型地出现在竞争性较弱的市场结构中，然而，广告创造垄断势力的说法尚未得到证明。即使是在一个竞争性较小于的环境里，欺诈性广告应该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
讨论题
1．没有信息内容的广告，比如说“购买昂可乐(Unco1a)”或者“有了可口可乐，事事都更好”之类的广告，你是否赞同?这种类型的广告是否能为消费者带来任何利益?
2．是谁在支付做广告的费用?
家园 第十二章 国际卡特尔经济学 第十二章 国际卡特尔经济学
每个星期世界上300位首富和最有声望的钻石交易商被邀请到伦敦舰队街的―间办公室来看“奇观”，这些奇观就是由中央销售组织正出售的未经切割的钻石。中央销售组织在伦敦的九层办公大楼被人们称为“辛迪加”。它每年由此传送世界上粗切割钻石供给的80％，可另有一个组织控制了这一80％的供给，它就是德比尔斯，一家著名的钻石公司。1978年，它营销了价值达25亿美元的宝石，比1977年增长了23％。德比尔斯还生产约占世界钻石产量35％的钻石，显然它处于有利的垄断地位。每周来访的那300位钻石交易者得以观赏钻石，并被告知钻石的价格。讨价还价从根本上说是不允许的。事实上，据谣传，如果有人讨价还价，那他就不会再被邀请返回这里。
如果德比尔斯公司只是占世界钻石产量35％的生产者，它也许不会具有对钻石市场价格如此有效的控制；但它在形成一种非常有力的卡特尔方面一直很成功。它是世界上另外45％粗切割钻石的唯一市场代理者。以这种方式，它形成一种有效的垄断：它控制销售，或者更为具体地说，它控制向世界各地的钻石交易者提供的销售数量。它可以有效地管辖每年所提供销售的钻石数目，它可以做一个垄断者所希望做的事情，即限制产量并由此提高价格，使之高于在完全竞争情况下的可能价格。
另一个成功的国际卡特尔，也就是我们在本书的其他部分所间接提到的，它就是“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1960年，“欧佩克”开始作为一个旨在协助石油出口国的组织出现。到了1970年，该组织包括阿联酋、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利比亚、尼日利亚、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以后又有其他几个国家，包括厄瓜多尔加入了这一集团。在60年代，“欧佩克”的成功是有限的，因为持续扩展的石油供给保持了领先需求的地位。当需求增长时，新油田发现使得供给扩展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原油的井口名义价格在1960年至1970年之间实际上略微下降了。于是在1970年和1971年，对原油的需求增长率逐渐降低。同样在1970年，已经成为西欧市场原油主要供给者的利比亚，发生了一次革命。作为反对前政权政策的政治运动的一部分，新政权大幅度地削减产量。利比亚的削减使得1971年大规模的石油价格上涨成为可能。这些价格上涨幅度通过在的黎波里和德黑兰所达成的协议，而得到“欧佩克”其他成员国家的批准。这次价格上涨的成功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欧佩克”，虽然有些观察家坚持认为：利比亚是唯一对此负责的国家。
然而，：欧佩克”成功主要是在1973年中东战争的爆发。紧随这一战争而来的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其他几个较小的阿拉伯国家同意大幅度地削减它们的原油产量，由此为价格的大幅度上涨铺平了道路。应当记住当某方为纯粹的垄断者时，提高价格的唯一途径是削减产量与销售量。由于占据中东石油生产相当大一部分的沙特阿拉伯在1973年确已进行大幅度削减，石油卡特尔安排得以生效并且在若干年中持续生效。结果石油输出国的总利润得到大幅度的增加。
“欧佩克”的卡特尔化活动对世界石油价格所产生的效应是巨大的，1973年1月1日，人们还可以在每桶2．12美元的价位上购买沙特阿拉伯原油，在一年之内，原油的价格已经上升到每桶7．61美元；到了1975年上升到10．5美元，到了1978年，则上升到14．57美元。
其他国际卡特尔组织已经形成，其中有很多涉及到国际贸易中的商品。国际铝土协会已在试图控制整个世界铝土的价格，国际锡产品协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存在。香蕉输出国组织也在试图仿效“欧佩克”的成功做法。已经有下列产品的生产者有卡特尔存在：即铁矿石、汞、茶叶、热带木材、天然橡胶、镍、钴、钨、铌、胡椒、奎宁，也许还有比这多得多的卡特尔存在。并非所有的卡特尔都是成功的。我们现在提出这一问题：一个成功的卡特尔所必需的组成部分有哪些?
如果一个卡特尔想要成功，就必须达到四个基本要求：(1)它必须控制整个实际产量和潜在产量的很大份额。它还一定不能面对来自局外人的实质性竞争；(2)可获得的替代物必须是有限的，换句话说，对其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必须是相当低的，也就是说，必须有相对(但并不完全地)的无弹性需求；(3)对卡特尔产品的需求必须是相对稳定的，不管商业条件如何。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在任何给定价位上所出售的数量，在经济增长期内会比在衰退期内更大，并且卡特尔将会发现难以长久地维持任何给定价格与产量的结合；(4)生产者必须愿意和能够保留足够数量的产品以影响市场。每个成员必须抵制欺骗或作弊的诱惑，而消费者则一定不能够拥有该种产品大批量可抽调出的存货。
也许还有其他条件会使得一个卡特尔成功的概率更大，但是上述这些可以被看作是基本的条件。
卡特尔不稳定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欺骗或作弊。当一个卡特尔协议中有许多厂家或国家时，就总是有某些方面对此情形而感到不快。他们就想以索取比由卡特尔所规定的价格略低一点价格的方式进行作弊。那些生产卡特尔总产量百分比中较小一部分的成员们，从根本上面临一种非常具有弹性的需求，如果他们作弊而无其他人作弊的话。由一个作弊者对价格所做出的微小下降，将会导致总收入很大幅度的增加。
总是有那些盘算着从削价中获得好处的卡特尔成员。每个厂家将试图这样做，并认为其他人将不会做同样的事情。或者一个厂家可以判断出其他厂家无论如何都会作弊，那么它为什么就不能够做第一个呢?可是很显然，当一个卡特尔中有足够数目的厂家试图作弊，这个卡特尔就会崩溃。所以我们将期待着，只要这个卡特尔不是由法规所维持的，其生存将不断受到威胁。它的成员们将具有很大的削价动力，并且一旦有一两个成员这样做，其他成员就会效仿。
比如说考虑一下，铜业卡特尔，也就是铜输出国政府间理事会的失败。这个卡特尔是智利、赞比亚、扎伊尔和秘鲁于1967年建立的。如今它仍然存在，但它从未能够在世界市场上显示出任何实力。1974年，铜价开始下跌，从4月份到12月底，铜价下跌了55％。卡特尔无力使铜价回升，为什么?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愿意或者不能够限制它们的铜产量。在铜业世界里，没有一个沙特阿拉伯式的国家愿意将其生产削减50％，以便该卡特尔中的其他成员国可以享有更高的价格。应当记住，保持价格上涨的唯一途径就是使生产保持下降。
咖啡卡特尔情况也不好。咖啡价格已经如同游游拉线盘一般上下起落不定。每当价格开始下降时，大的咖啡生产国，比如哥伦比亚和巴西便催促其他国家削减产量。他们在国际咖啡组织理事会的年会上就这样做。再者，国际咖啡组织理事会已经发现咖啡需求的价格弹性实际上是：每当价格上涨了，需求数量就下降，有时是大幅度地下降。比如说，1977年哥伦比亚咖啡种植联合会的总经理认为过去两年中零售价格平均每上涨60美分，就已经导致消费额下降了15％。当时他对其他咖啡生产者的建议是什么?当然是降低价格。换句话说，甚至一个强大的卡特尔也不能对消费者减少更高价格商品的消费的可能性置之不理。
卡特尔的不稳定性，或者缺乏成功的状况并不局限于商业企业或从事国际商品销售的国家。你是否已经注意到一位持家者对超级市场的抵制是多么的短暂?在这一特定的卡特尔中有如此多的成员，以至于他们中的一员难以做到“不欺瞒”，并可能悄悄地出去，到超级市场购买某些食品。实际上不可能对所涉及的为数众多的持家者进行管制。
再考虑另外一个设想的例子，如果你在一个有100名学生的班级里，所有学生的考试分数都在某一曲线图上表示。你们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同意削减学习时间，这是否能轻易地做到，你们的卡特尔会成功吗?答案当然是依赖于每一个个别学生进行欺瞒的动力。如果只有一个学生想要欺瞒，并且他比其他所有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学习，该学生将会得到比他或她原本有可能获得分数更高的分数。如果有相当数量的学生这样做，这个卡特尔就解体了。
在本章中所讨论的几种卡特尔，在本版本的写作过程中，正在承受严重的压力。德比尔斯钻石卡特尔在力图保持钻石价格不下滑方面一直是不成功的。从1980年开始，对所有收藏品和所谓真实的或硬性资产的需求大幅度的下降，因为个人，尤其是在美国，不再寻求对通货膨胀套期保值。更有甚者，1981年，世界性的衰退开始出现。尽管对市场所供钻石的数量有所减少，钻石的批发价从它们在70年代末的历史最高点下滑了60％多。并且，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一个较大的钻石矿。也许德比尔斯将会在控制那些钻石供给产量方面也获得成功，但是如果并不成功，该卡特尔就会崩溃。石油输出国组织卡特尔在将原油价格保持在历史最高水平方面也是非常的不成功。原油的价格已在80年代初期的名义价格上下降，这意味着它在真实(或通货膨胀矫正的)价格上下降得更多。多年来相对较高的原油价格终于有了这样的结果――世界范围的供给在十几年期间，从最高的首次“能源危机”境况中得到大幅度的增加。
小结
卡特尔安排是卡特尔成员们借以限制供给，旨在保持高价的方法。毕竟，需求规律指出需求的价格与数量是呈负相关的。不可能在较高的价位上出售相同的数量，而其他方面保持不变。因此，潜在的卡特尔建立者们必须认识到他们必须在限制产量以提高价格方面获得成功。有若干个卡特尔已经这样做了，其中有钻石卡特尔和石油卡特尔。在所有卡特尔安排中，有一种使得卡特尔成员进行欺瞒的动力。假如他们可以不受监视地进行欺瞒，他们就会获得更高的利润。当卡特尔的所有成员同时企图欺瞒并且行之有效对，该卡特尔就会解体，价格也就下降。
讨论题
1．为什么所有的卡特尔都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
2．在某个有许多生产者的市场或者某个有很少生产者的市场中，建立一个卡特尔是否较为容易?
家园 第十三章 股票市场经济学 第十三章 股票市场经济学
很多人都在梦想着发财致富，其中一些人将在后来的岁月里因继承遗产而成为富人。比如说他们的父母与亲戚所拥有的股票――普通股和优先股、债券、房地产、名贵画作和其他种类的财产。然而，大多数人不会如此幸运。为了获得财富，他们将不得不努力工作，并对他们的储蓄作出明智的投资选择。
在将储蓄转化为能带来年复一年稳定收益率的投资，与将储蓄投向能在几个月或一年的过程中挣得“一大笔钱”的两个方案之间，有一个界限必须划清。某些人选择后一进程以企望“迅速致富”。然而多数人并不会拿他们所积累的储蓄进行赌博。他们将自己的储蓄投入以下所列的一个或多个方面：储蓄帐户、长期债券、养老金计划和股票市场。并且，他们通常将自己储蓄的大部分，在提取出来作为养老费用之前，进行二十至四十年的投资。
当然，有许多“迅速致富”的方案与股票市场有关。最为普遍的一种是在“恰当的时机”选择“恰当”的股票。可是什么是恰当的股票，何时是恰当的时机呢?显然，它们是当前买入价较低，而未来的售出价将会极高的股票。
也许你的父母或朋友们在股票市场上进行交易，也就是说，他们买卖股票。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也许已经在他们的谈话中听说过一些有关“股市”的奇特词句。他们也许谈论“热门”股票，或者股市上扬或下跌的原因，或是有关经纪人对股票价格的预测。比如说，当某人需求有关疾病的信息时，他(她)一般会去向医生咨询，甚至去见医学专家。如果某人需求有关如何修理小汽车的信息，他(她)也许会去请教另一类型的专家――汽车机械师。同样，当某人想得到股市信息时，逻辑上他(她)似乎应该去咨询股票专家――经纪人。
这一推理只是部分的准确。一位股票经纪人可以提供有关股票市场如何运作，以及有关买卖股票的成本等信息。经纪人也可以引导投资者离开非常有风险的股票――即那些给予投资者很少的获得巨大收益的机会、然而可能失去一切财富的股票。经纪人可以提供有关股票和债券恰当组合的建议和忠告，并且可以就未来的安全性与收益方面，根据投资者的特别需求，建议选择不同类型的股票。但是一般而论，经纪人不是能够使得投资者迅速致富的人。经纪人并不能绝对肯定地告诉投资者他或她将自己的美元投资于股市的最佳方案。
查看一下电话号码簿上的黄页，在“股票与债券经纪人”栏下随机选择一个名称。如果你要打电话给上面所列的经纪人公司，你可以要求与一位经纪人通话(一位经纪人便是一名销售员，但是他或她也许有着“帐户管理人”的头衔)。下列例子指出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当你在电话中找到经纪人时，你就会告诉他或她，你有5000美元想要用于投资，想得到些咨询建议。在经纪人告诉你任何事情之前，他或她会问你，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是想要从你 的5000美元投资中获得稳定的收入呢?还是想要在未来能获得可观的资本收益的绩优股票呢?
在你将自己想要采取的战略告诉经纪人之后，他或她也许会就购买最佳股票向你提供忠告，然后预告(猜测)股票市场在未来几个月中，是上扬还是下跌。经纪人的意见听起来似乎是充满信息和富于权威性的。
虽然似乎看起来有些奇怪，经纪人有关如何将你的钱用于投资的建议，一般来说并不比任何其他人的建议忠告更好。事实上，经纪人正确的机会并不比你自己正确的机会更大。这听起来是不可能的吗?也许是的。然而现存的事实是，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投资者已经从众多的角度检验和测试了这一命题。并且所有这些都形成了同一结论。
你以前也许从未研究过投资，你怎样才能猜出股票市场的走向?或者有关一家公司将如何在未来成为赢利的公司?
股票市场是世界上最富于竞争性的市场之一。投资者之间的竞争意味着所有投资者都尽其可能地去做好。在这样做时，每个投资者必须与所有其他的投资者相竞争。投资者要获得更高利润的努力，正是使得股票市场富于竞争性的原因。它比其他任何市场更富于竞争性，因为实实在在地有数以百万计的投资者在此进行“贸易”。除此之外，因为人们可以用相对较低的价格获得有关股票的信息，而更加富于竞争性。
几乎任何一份日报都会向你提供有关纽约和美国交易所，以及某些地区性股票交易所的股票价格。股票价格行情表每天都在报纸的金融版上刊登。此外，当前的股票价格信息还可以从大多数经纪人公司获得。这些公司具有几乎都有同步接收股票行情的电子显示屏，即使该公司距股票交易所也许超过三千英里之遥。
有关某一特定公司的信息也可以迅速地被广泛获知，每当某一公司公布其利润时，实际上有数以百万计的股民获得这一信息。此类信息并不像列出的股票价格一样容易获得，但它在美 国经济中非常自由地流动。
问题是，当一位投资者阅读到有关一家公司、一个行业或国家的经济将要如何发展时，多数其他投资者也已经阅读到这一信息，这类公共信息，任何人都能以十分低的成本得到。公共信息并不能帮助你实现迅速致富的计划。
要理解这一点，让我们看看一个范例，假定离你很近的一家公司已经发现一种汽油的替代品，你在报纸上阅读到有关消息。读完文章之后，你判断该公司的股票将是一个很好的投资目标，因为该公司将会从其发现中获得巨额收入。
但是更加审慎地思考一下这个念头，别人难道不也是这样想的吗?事实上，许多在此之前获知此发现的人不也认识到该公司能获得更高的利润吗?他们当然会的，有些人可能已经购买了该公司的股票。当他们相互竞标购买股票时，股票价格将开始上升。当你读到有关发现时，竞争中的投资者可能已经使股票价格上升，以此反映出“新”的信息。所以，到了关键信息为公众所知时，对某些人来说，试图迅速致富的努力已经基本上成为无用功 了。
因为股票市场是如此富于竞争性，并且因为有关股票的信息相当自由地流动，它遵循的是随机游走模式。作为一个整体的市场具有某些趋势，比如说来自于在其他事物中反映出的，公司收益总体呈向上趋势。然而，特定股票的价格和所有股票价格的平均值展示了相对于整体市场趋势的随机游走。任何对于过去股票价格的考察，并不会产生对预报未来价格有用的信息。多年的学术性研究证实，股票市场遵循随机游走这一事实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一个人要发现相反的结论，他或她就可能迅速地发财致富。
对于经济中将发生什么，有些个人是出色的预报者，他们也许具有某种与生俱来的能力，或许他们可能已经开发出一种优于其他任何人的预报方法。只要由这些个人所使用的方法不致于成为人所共知的知识，这些个人的确可以在股票市场挣得高于寻常的利润。正是诠释公众信息(并且还有内部信息)的能力，使得某些个人具有在股票市场上运筹帷幄的利器。
小结
进行公共贸易的股票市场是世界上最富于竞争性的市场之一。有关公司未来获利能力的信息通过购买股票的公众迅速地扩散。所以，该信息如果有的话，很少会允许某个个人在股票市场获得高于寻常的收益率。各种股票的价格遵循于随机游走模式，你不能以使用过去信息的方式预测出股票价格的未来。只有那些在诠释公共信息方面具有卓越天资的个人，才能有机会在股票市场上获得高于寻常的平均收益率。
讨论题
1．股票市场是富于高度竞争性的。因而你能否预测出在股票市场上你将以“旋转与交易”的方式获得何种平均收益率?
2．70年代股票市场上的收益率在历史上是较低的。利用竞争性模型，你能否预测出流人到股票交易所上市所有公司的资源数量将会发生何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