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比邻中国》－德国前总理施密特 -- atene

面会赵紫阳

从两人的谈话里，施密特可以感到，邓只负责改革的框架，具体实施及细节由胡耀邦和赵紫阳负责。不过，看起来这两人性格的性格差异很大：赵深思熟虑且稳健；胡常喜冒进。因此当时的一个疑问是，如果邓不在了的话，这两个人如何和睦相处。

赵紫阳和邓的区别在于，赵希望经济和政治改革同时进行，而邓的直觉告诉他，这样会导致混乱。和后来的朱镕基总理一样，赵紫阳在经济方面的专业知识水准令人印象深刻。

通过改革陈年积疴的国企，赵紫阳希望为企业扩大活动余地、注入活力，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进入企业管理层，削弱党委在企业中的领导地位，在计划经济中引入价值规律。同时，为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要控制货币和贷款发放量；为此，银行系统亦需变革，央行将只负责货币发行量，其它的商业活动将由工商银行承担。

施密特提醒，引入改革意味着，当世界经济出错时，中国会受到强烈冲击，指出当前发达国家，特别是负债累累的拉美国家，受到滞胀的重创。希望中国在开放的同时能避免其它发展中国家犯过的错。

赵紫阳承认对此亦有担心，表示中国在接受外资贷款上比较小心，贷款要用在开发自己的加工能力上，要保持进出口的均衡。（之前中国积攒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自1983年年底被大量用于设备引进，外汇储备会很快用光。）

赵紫阳在金融和经济方面的能力是从哪来的？邓答曰“边干边学”。中国通过各类学校和大学培训来积攒经济改革所需的经管人才，派出10000名学生去美国、1000名去德国学习，除此而外，组织短期培训工作小组对企业人员进行培训。邓言称，要提拔更多的年轻人到管理岗位，“他们一定要找到能干的年轻人。”

如果有天分的中国或者俄国人拥有和西方青年人同样的教育机会， 你就不会奇怪，在这些国家时不时会有天才冒出。

可是，如果没人实行天才的想法、没人听从天才的命令，天才也是无用的。相对于俄国，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着异乎寻常的执行能力。他们从哪来的这种能力呢？

一党统治在中国历史上早有先例可寻：文官制度（Mandarin），这种由高等文官组成的体系对于几千年来这个国家的稳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共产党和传统的文官选拔制（科举）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其成员不仅出自贵族或者封闭的统治阶层，而且砖瓦匠的儿子也可以当官，就如同木匠的孙子也能当上共产党的总书记。

天安门广场的悲剧

西方媒体所谓的“屠杀”缺乏一个判断的准绳。只要把这件事件和余波仍在、死了好几千人的布拉格之春比一比，就会发现（西媒）所用的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 。这种事件被别有用心地滥用了。对有些西方政客和媒体来说，中国对世界是威胁，而俄国是民主国家 。这种道德上的片面性是受政治和时政新闻利益驱使的 。

施密特认为事情的起因之一是，年轻人对成年人的反叛，这种现象在民主国家也存在。60年代后期德国也经历过这些。胡耀邦的下台及其出其不意的早逝，让中国的年轻学生把他捧成偶像。其实，胡与戈尔巴乔夫的立场相差一大截；而且学生对什么是民主所知不多。初始，年轻人的游行令人感到兴奋、充满刺激，有人觉得这将是场动人心魄的事件，然后这股情绪会传染给越来越多的年青人。

各行各业的人开始参与游行的原因，是因为通货膨胀影响到其生活。但是，经济危机并不意味着学生应该把国家推向崩溃。通货膨胀问题源于邓，包括赵紫阳，没有真正认识到，即使社会主义国家也需要一个货币政策。施密特和赵紫阳讨论过这个问题，赵紫阳虽然对其有理论上的认识，但是未能在实践中得以贯彻。至少赵紫阳承认有这个问题，邓则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回避态度。施密特感觉，邓低估了货币供应量的作用及其由此引发的通膨的（破坏）程度。

整个80年代要求民主化和自由化的风潮越来越厉害。如果在这方面放得宽松些，局势会不会好一些？有无可能避免89的矛盾激化？

很难说。。。。。。从古至今、从中到外，反对政府的活动从来都是存在的，只是激烈程度有所不同。学生运动一开始是遵守制度的。西方人不明白，在儒学中个体和个人自由从来没有象在西方那末重要。（这场学生运动）其实不是什么争取自由的运动。而且西方人很容易忘记，欧洲的个人主义是启蒙运动的一个发明；这个概念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在德国扎了根。

毫无疑问，这个概念对西方人来说是个好发明。但是，中国从来没有这个概念，从汉代开始她贯彻的是儒学/孔学的伦理观，国家和集体的意义远远重于个体。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有关个人自由的教育从来不是重点，直到今天亦如此。个体自由从来不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

由学生发起的运动往往易失控，因为学生常走极端，他们尚不知自己该遵守的底线。当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如此，但是，只要时机合宜，声势强大的一小撮就能引发一场群众运动。这不只是共产国家的专利。尤记麦卡锡在五十年代引发的那场反共群众激情运动，当时有人也失去了理智。

所有这些运动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缺乏理性。他们所提出的要求完全超出当时的可能。89这场运动亦如此。比起一个专制体制，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更容易结束这样的群动，只需把政府选掉。无论如何，政客/政治家们，-不管是哪种体制下执政-，不能在群情激奋的群众示威前态度摇摆不定，应该时时把整个国家的福祉放在首位。

令人吃惊的是，中国政府在处理这种事件上没有做好技术准备。不象俄国，中国没有足够的驻地警察。德国一直有这样一支专门联邦警察队伍，他们训练有素，知道如何处理暴力游行示威。如果汉堡爆发示威，可征调周围地州的联邦警察。没人会想到调用军队。在中国，是另一套做法。学生的过分/无理要求、领导人面对骚乱的恐惧、领导层内部路线斗争的外泄（赵紫阳在外宾面前抱怨无实权）、在戈尔巴乔夫面前的丢脸（戈氏无法从被学生占领的前门进入人民大会堂）、技术准备不足，这一切指向最后的悲剧。

对于西媒/德媒事后认为中国将走回头路、独裁者执迷不悟等等言论，施密特批评：对那种不考虑别国历史、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的新闻写作手法，自己的评价不高，因为它把一些读者的赞扬看得重于对局势的现实分析。用西方民主国家的宪法标准来套中国和邓、用中国尚未能达到的民主标准来谴责他们，是自以为是和傲慢的。以中国历史作为衡量尺标的人会很快看到，有好几百人死亡的天安门悲剧并非不得了的大事，大跃进和文革中死亡的人数都是以百万而计的。

最后一次见邓小平

施密特想亲自了解上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领导层是如何作出决定，也想借此（在西方）引发不同的观点：当时苏联眼看着支撑不下去了，西方不能承受把从前与苏联的对峙转到与中国对立；为此，帮助中国坚持改革，是将中国融入世界的最好方法。

施大爷的这次访华行动受到德国媒体的大肆批评，包括他长期担任共同出版人/总编的周报《时代》。

1990年5月施邓再会，见面时邓说：“我们是真正的好朋友，能想什么就说什么。”

邓明确表示中国的改革会继续下去。施密特试图说服邓，中国应该加入G7，而邓仍然持发展中国国家的角度看问题：很奇怪的政治现象，7个国家支配整个世界。谁给他们的权力来制裁中国？即使增加其成员人数，大多数的国家也不会认同。

邓主动说到天安门事件：制裁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初建的前25年里没有任何作用，这次依然无效。很久以来中国就生活在制裁和孤立中。关于8x8，这件事情的影响会很快过去。“我们必须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事情的起因在党，甚至包括党的高级领导人。”

此一番话给施大爷留下深刻印象。他解读邓之所以如此开诚布公，是因为邓要表明，他和共产党对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不会受意识形态的迷惑。当时谈话记录上记载着邓的话：参加游行只是部分学生，开始只有40%，后来为70%。人们忽略了年轻一代。在党内领导人中出现支持的声音后（赵紫阳？），参加游行学生的人数开始上涨。但是，邓警告，对此事的作用不要高估。他特别强调，6月份没有一家工厂出现罢工 。这件事情对四个现代化的政策毫无影响。

关于台湾问题，邓对施大爷掏出心底话：解决台湾问题的钥匙在美国手里。一国两制不仅是为香港制定的，更是为台湾，对台湾会有更多的让步/优惠：接受当地政府保留军队。

三年后施大爷再次来华时，邓已身患重病，无法会客，施大爷很是惆怅，不能忘怀邓对他最后说过的一句话：“我希望 1997年到香港呆一小时，在中国的土地上走一走。”

邓南巡进一步巩固、推动了中国的改革。

将来的某一天，回首望去，很有可能人们不再把他仅仅看成是一个最成功的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而是把他当作20世纪最成功的政治家。他用自己毫不动摇的、实干主义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意志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融入世界，帮助中国人民走上长久的富裕之路。

施大爷：我喜欢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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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同意嘉木mm的这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