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从“第十九子”说起 -- 履虎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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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从“第十九子”说起

    三年前,俺敲了一个请教帖,发在西西河、小隐等几个论坛上。俺读《南史》,在齐本纪中读到一个材料,南齐高祖萧道成为了篡夺刘宋政权,搞神秘主义,指使爪牙编造谎言。史料中说:

    参军崔灵建梦天谓己:“萧道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年已使授其天子位。”考自三皇、五帝以降,受命之次,至帝为十九也。

    比《南史》更早的记载在《南齐书祥瑞志》中:

    清河崔灵运为上府参军,梦天帝谓己曰:“萧道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年已授其天子位。”自三皇五帝至齐受命君,凡十九人也。

    俺起初没有在意这段材料中的数字,“十九子”。等再次读时,俺屈指数了一数:三皇五帝,这是八人;夏商周秦汉魏晋宋,又是八人。两个八相加,二八一十六,南齐之前的受命君主只有十六个,萧道成排到了第十七位,还差两位,凑不成“第十九子”也。

    帖子发在网上,网友们的各种答案来了,归纳了一下,主要的意见有两种。一种意见认为,若是把“新莽”、“桓楚”以及“牛继马后”等等的加将进来,也能够凑足“十九”这个数。另一种意见认为,夏有禹、启,周有文、武,汉有高祖、世祖,晋有武帝、元帝,若是从中选择两对较为合理的出来,也能凑够“十九”这个数字。

    网友的这两个意见俺都不敢同意。俺认为,三皇五帝共八人是不会错的,夏商周秦汉魏晋宋又是八人也不会错!那么,问题出在哪里了呢?这,可就要从各种体系的“三皇五帝”说起了。

    先说“帝”。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三代之前,“帝”的本意是“天”、“天帝”,有时也写为“上帝”。人间的统治者最高也只能被称为“王”或者“后”。后来渐渐的,传说中的一些“圣王”被赋予“帝”的称号,如“黄帝”,“帝舜”,“帝夷羿”,“帝鸿氏”,“帝禹”等等。这些“帝”有异于一般的“人”,是一种半人半神的形象。直到春秋时期,才开始把人间的“王”,比作古代的“帝”。“僖公二十五年”中有这样一段史料:

    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对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

    在太史公的《三代世表》中,周人不称先祖为帝,仅仅是称为“王”称为“后”。例如,弃称“后稷”,古公亶父称“大王”,季历称“王季”。周朝的天子更不称帝,一律称王。而对商王与夏王,则称为“帝”。商朝最后的天子商纣王,就是“帝辛”;夏朝最后的天子夏桀,就是“帝履癸”。卜偃所谓“今之王,古之帝也”,所指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到战国时期,大国的君主不满足于仅仅称王,于是乎有了《战国策》中的所谓“西帝”、“东帝”,有了鲁仲连的“义不帝秦”。

    战国时期,“五行”之说盛行,群体性的事物,往往被人朝向“三”、“五”、“九”等数字上比附,于是乎有了“五侯九伯”,有了“五伯三王”等等的合称。这样的,众多的“帝”们也与时俱进,开始朝着“五”的方向发展了。

    意指人间君主的“五帝”一词,在孟子时候尚未出现,《孟子》书中只提到“三王五霸”,在《告子下》中孟子是这样笼统地论述的:“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五帝”一词貌似最早出现在稍后的《荀子》一书中,荀子把“五帝”排在“三王五伯”之前,合称为“五帝三王五伯”。《荀子大略》篇曰:

    “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

    荀子的这个“五帝三王五伯”,同孟子的“五霸三王”有什么联系?是否就是孟子“五霸三王”?而且,荀子只是笼统说出“五帝三王”这一合称,至于具体的都是哪几位名列其间,荀子却没有明白举出。

    在《议兵》篇中,荀子却有了另一种说法——“四帝两王”:

    是以尧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

    观此段材料,荀子似乎是把尧、舜、禹、汤合称为“四帝”,把周的文王武王合称为“两王”。

    回到“五帝三王五伯”上来。俺自己私下揣摩,“三”和“五”貌似都是泛泛而谈,硬要排出具体哪八个人是荀子的“帝”与“王”,恐有穿凿附会胶柱鼓瑟之嫌。

    荀子关于“四帝两王”的这段议论,到了游说策士口中又有了发展变化。《战国策秦策》中有这样一段材料: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

    上引苏秦的这段话,貌似把神农、黄帝、尧、舜、禹合称为“五帝”,把汤、文王、武王合称为“三王”,而齐桓公则是“五霸”的代表。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由“大一统”代替“五湖四海”的时期。四面八方的各民族,都汇集到华夏民族中来,都把自己原来的传说体系带了进来。政治思想文化统一了,祖先的神灵上古的帝王也要统一。而且,凡事都要凑成“三”、“五”、“九”等成数。于是乎“帝”一定要列出“五帝”,并出现了多种“五帝”之说。G了一下,关于“五帝”的构成,大致有如下五种体系:

    第一种,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第二种,宓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

    第三种,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

    第四种,少昊、颛顼、帝喾、尧、舜。

    第五种,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

    自《太史公书》问世,貌似《五帝本纪》里所列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体系最被后人接受。但是,这个“五帝”体系是否绝对准确,就连太史公自己也不敢“板上钉钉”。在《封禅书》中,太史公使出一招“如封似避”,来了一个自我否定:

    二年,(刘邦)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

    我们再看“皇”。“皇”的原义主要是“大”和“美”以及“辉煌”,多数情况充当形容词,不作名词用。在《诗经》《楚辞》中经常见到此意的“皇”字,例如“皇皇上帝”,“皇天上帝”,“皇祖后稷”,“朕皇考曰伯庸”等等。到战国后期,由于上帝的“帝”字已经成为人间最高统治者的称呼,于是“皇”字开始具有了名词的性质,“皇”代替了原来的“帝”和“上帝”,用来表示超自然的神灵。例如,在《楚辞》中就出现了许多诸如“西皇”、“东皇”、“上皇”等等的彼岸神灵。

    在先秦诸子中,最早的名词的“皇”字貌似出在《庄子》。而且,“皇”字一出现,就与数字“三”连在一起,合称“三皇”。并且,“三皇”一出现,就与“五帝”连在一起前后相应,合称“三皇五帝”。《庄子天运》篇中是这样记述的:

    子贡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声名一也。而先生独以为非圣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进!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为非也;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民有为其亲杀其服,而民不为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竞,民孕妇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谁则,人始有伦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人有心而兵有顺,杀盗非杀人。自为种,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骇,儒墨皆起其作,始有伦。而今乎妇女,何言哉?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

    《庄子》中的“三皇”,虽然没有明确所指,但是我们阅读之后的感觉,貌似所指已经不再是超自然的神灵,而是人间的最高统治者。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天皇、地皇、泰皇”,因为连在一起,一共三位,所以后人一般认为这就是所谓的“三皇”。还有人把“三皇”与“三才”相比附,于是“三皇”又成了“天皇、地皇、人皇”。至于指“泰皇”为“人皇”,不是俺履虎尾的首创,那是唐代古人司马贞。《史记索隐》云:“天皇、地皇之下即云泰皇,当人皇也。”俺是按《索隐》观点讲的。

    秦汉及以后所定的“三皇”大致有五种:

    一,燧人、伏羲、神农;

    二,伏羲、女娲、神农;

    三,伏羲、祝融、神农;

    四,伏羲、神农、共工;

    五,伏羲、神农、黄帝。

    回到“第十九子”这个问题上来。萧道成怎么才能被排列为“第十九”呢?“三皇五帝”是八个,夏商周秦汉魏晋宋又是八个,明明是“二八一十六”也,还差两个,怎么办呢?

    于是俺猜想:这大概是南朝宋齐之际的“五帝”体系,不是《史记五帝本纪》的体系,而是第三种“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体系,其中没有尧和舜这两位吧?

    这样一想,俺心中豁然开朗。“三皇五帝”是八人,然后,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秦汉魏晋宋,呵呵——正好一十八代,紧随其后的萧道成于是就变成了上天的“第十九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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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虎兄分析的有道理

      送花

    • 家园 君子之文,优点在区分了“世代”。

      中国古代好像也是很讲究对“世代”的分类的,探讨问题把“世代”的大体系把握好才能准确立论。

      各位高手讨论得很精彩,下一步深入的话,是不是应该从这个角度入手??

      • 家园 多谢大头兄!

        你说的“世代”,指的是什么呀?我没看明白,能再细一点儿说吗?

        • 家园 对“三代”的理解每个时代是不一样的。

          我记得治今文经学的魏源说过这样的话:

          “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那是传闻很多,最容易被现实利用的年代。

          中国古代是一直把“三代”以及“三代以上”的认识与政治理想联系起来的,是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念、批判思想对手的有力的武器。不光夏商周三代被推崇,以后到宋代理学那里汉唐宋还被称为“小三代”呢,到明朝宋代的意义又上升了一位,有人干脆把宋代称为“小三代”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三代”的概念是变化的,同样,“三皇五帝”的概念也是变化的。

          还是魏源,说:“史家正统之例,实《春秋》通三统之义”。“太史公作《五帝本纪》,列黄帝、颛顼、高辛、尧、舜,而不数少昊氏。斯义也,本之董生论三统,孔子论五帝德,《国语》柳下惠论祀典。盖少昊氏之衰,九黎乱德,颛顼修之,故柳下、孔子、董生、太史公论列五帝,皆祧少昊一代于不言,视《月令》郯子所论,识殊霄壤。此正统本于三统之明徵,岂徒胪列纪载,体同胥史,遂并董狐乎?

          不谈魏源的观点,这基本上是中国传统中的一个共识。吕思勉《三皇五帝考》认为:“五帝本无异说,古文家增一少昊,伪孔遂并三皇而易其人。异说虽多,固可穷其源以治其流矣。”这里明显有偏见,我想“清华简”的出土能澄清不少东东吧?楼主谈到的“颛顼”体系和史记的“五帝”体系之不同是有“政治含义”的。不同“世代”有不同的政治,自然体系的变动就不可或缺,多几个体系太自然了,即使没有“体系”,由世代需要也会创造出自己的体系的。这不是很自然吗?讨论中似乎对政治哲学因素的论述不够?

          “天皇、地皇、泰皇”孰贵孰贱怎么可能是固定不变的呢?“泰皇最贵”的解释也可以从经学的意义上去解释——虽然秦代今古文经学还没产生,但作为儒家经学理论资源的“三代”之说早就成为决定“人事”的重要依据。

          但是,秦代很特殊啊,始皇帝是“千古一帝”,自恃也很高很高,他是以“变革者”的身份来利用“三代”和“三代之前”的文化资源和政治资源的。当然,就既有延续,又有变化了。“三皇”系统和“五帝”系统,在这种意义上被嬴政所利用的。在“千古一帝”“万世一统”的意义上,自然是“泰皇最贵”。为什么?因为他不想看到孔子的所说的现象:“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他要打破这个循环。怎么打破?“泰皇”必须要对“天皇”与“地皇”有一定的制辖的作用。否则“天道”一变,还始什么皇帝啊?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泰皇最贵”出场了。“泰皇”是否就是“人皇”?这个问题在这个背景就不是那么重要了。或者说有其他的论证思路了。

             比如到汉代,谶纬横行,有了三统之说:以夏、商、周三代为“黑统”(人统)、“白统”(地统)、“赤统”(天统)。这种谶纬虽然荒谬,但是却是有上古文化来源的。秦始皇天统之后诉诸人统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段有点臆测,可以忽略。)

            有了嬴政的自我评价在先,“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大臣会同众博士”就比较实用主义了,这样“泰皇”、“皇帝”就隆重出世了。

            接下来说司马贞。

            作为国子祭酒的司马贞是著名的今文学家。玄宗开元七年(719)司马贞和刘知几曾经就郑注《孝经》和河上注《老子》有一场大辩难,十分有名。最后以司马贞大胜收场。司马贞《索隐》说:“孔子言我欲徒立空言,设褒贬,则不如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人臣有僭侈篡逆,因就此笔削以褒贬,深切著明而书之,以为将来之诫者也。”他是比较在乎褒贬的。“天皇、地皇之下即云泰皇,当人皇也。”这句话,其实和“泰皇最贵”有点矛盾的。其中似乎不免有褒贬之意。吕思勉说:“虽推测之辞,说自不误。”我看并不那么“坐实”,还是有一定思想背景在里面的。不从历史和政治背景去讨论,一味“坐实”,似乎有局限性。

          这些东西,我实在一点不懂,胡写一气,见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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