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收入分配和经济危机 -- 万里风中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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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发展经济学的先驱者罗森斯坦—罗丹在《经济学杂志》6～9月号上发表了著名论文《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的工业化问题》，提出了资本形成的“大推进”(Big Push)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要从根本上解决贫穷落后问题，关键在于实现工业化。而要实现工业化，首要的障碍是资本形成不足。但在增加资本形成的过程中，必须达到足够的规模，分散的、小规模的、个别部门的投资不能形成经济发展的氛围，给工业化带来足够的动力。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工业化基本条件的不可分性(Indivisihility)，表现在作为工业化作为工业化起步拉动力的市场需求和资金来源的储蓄均不可细化分割，而必须达到足够的规模才能进行。二是缺乏工业发展所必要的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y)，表现在企业规模过小，缺乏规模效益，企业之间彼此提供的“外部经济”效应微小，投资的社会获利能力(Social Profitability)很低。因此，必须实行资本形成的“大推进”战略，即同时在各个工业部门全面进行大规模投资，使各个工业部门之间相互创造需求，提供市场，克服“不可分性”，产生“外部经济”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顺着这一思路，罗森斯坦—罗丹进一步提出了“平衡增长”战略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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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凯因斯都相信，市场经济体系存在一个内在机制，会导致有效消费需求会随着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而出现不足，形成经济危机。但在这个机制具体是什么上，两者出现严重分歧。马克思认为，这个机制是收入分配的两极化：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以剩余价值最大化为生产目的，使得收入会越来越向资本家集中，普通劳动者所占的份额则会越来越低（《资本论》，1867）；而凯因斯则认为这个机制是消费倾向会随收入的提高而降低：当一个人的基本消费需求得到满足时，在其增加的总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会逐渐降低，相应地，用于储蓄的部分则会逐渐增加（《就业、货币和利息通论》，1936）。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收入分配不公平这一外在的社会制度上，而凯因斯则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消费倾向趋于降低这一人的特质属性上。外在的社会制度是可以更改的，人的特征属性却无法更改。所以，两人给出的解决方案也随之截然不同。马克思认为，有效消费需求是可以提高的，但必需调整和改变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而凯因斯却认为，有效消费需求是不可以提高的，那么该怎么办？和马克思的另一个不同是，凯因斯将社会的总需求区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仅消费需求会因消费倾向问题而降低（储蓄会增加），投资需求也会因资本的边际收益降低也趋于降低，最终结果就是总储蓄大于投资需求，这就是经济危机。故此，凯因斯将解决经济危机的重点放在扩大投资需求上，当然这个事只有政府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做。

有效消费需求不足主要是分配不平等造成的？还是源自和人的基本特性有关的消费倾向？我的答案是前者。

全球的经济危机诱发因素是美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导致的信用膨胀（货币因素），而根源则是于全球普通劳动者，尤其是美国和中国有效消费购买力不足，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又主要在于全球收入分配两极化程度的加剧。

目前的形势要求全球、中国社会可能朝向压缩收入分配差距变革。未来将会出现以支持收入分配均等为导向的利益诉求、政治斗争和制度安排，社会不稳定程度可能增加，甚至出现动荡、动乱。罗斯福新政对中国当前局势有很好借鉴意义。

调节收入分配是需要激烈的社会变革的，这更多地是个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或许认为这超出自己的研究领域，或许缺乏必要的魄力，凯因斯对调节收入分配采取回避，而将重点放在了扩大财政指出刺激投资需求上。而罗斯福的则远远超越了凯因斯，他的“新政”向世人证明收入分配制度是可以在不发生激烈冲突的前提实现变革的。事实上罗斯福新政的核心内容就在于压缩收入分配差距上，在二次分配领域大搞社会保障建设，在一次分配领域则通过种种制度安排促进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在社会总收入的比例得到提高。罗斯福新政更是马克思主义的，而非凯因斯主义的。

• 简单的说，就是由于分配差距造成的相对需求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