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求助】河里有对哲学有研究的大牛请指教一下 -- 潜水两年

哲学，本是外来词，在我国古籍里，无所谓哲学。

哲学这个词，在欧洲为时以久，因而其含义也有今昔之异。但要把中国古人的思想，纳入此今日的外来的框框如“削足适履”之嫌，颇非易事。历观近人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诸书，不仅有“削足适履”只嫌；而且广挂头衔，割裂承受，随心所欲，使人惋叹。因此，兴而有作，尽我之力，还它历史本来面目；因我国古人重人际之特点，依违西人哲学一词之范畴，，作如下之叙述。

第一节 哲学之由来

哲学是一个特殊的知识部门。在欧洲，古希腊的哲学任务，在于揭示形形色色的自然现象之起源。它包括了数学，天文学，医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法学，政治经济学等等。一直到公元前七世纪，它仍然与科学，宗教，文学艺术紧密的结合着。从古希腊的神话里，那些虚无缥缈的神灵鬼怪，灵魂不死，神与神的战斗，善神，恶神等等，流传至今。

公元前七世纪以后，古希腊的智慧者们开始了对世界本源的兴趣。公元前五百年左右，赫拉克利特曾说：“凡是能够看到，听到，学到的东西，都是我喜爱的”。而毕达哥拉斯不仅对哲学，而且对数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力图用数学说明世界的生成。

古雅典继承了古希腊的繁荣，虽然为时不算太久，但却硕果累累。公元前五——四世纪，哲学出现了从自然科学分化出来的趋向。

古雅典哲学，是由“智者”聚集而形成的。所谓“智者”，在古希腊时，就是专职的职业教育家。他们长于逻辑学和修辞学，有多种爱好和才能。在“智者”运动的高潮中，出现了苏格拉底，而古希腊的哲学，正是从苏格拉底开始，用目的论来说明世界，并建立了他的美德论和方法论。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沿着苏格拉底的研究方向，真正建立了一个包括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美学，国家学说，自然哲学等庞大的则学体系。

从上面描绘的轮廓，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1． 哲学起源于神话

2． 从用神话解释自然，进一步对世界本源的关心。

3． 自苏格拉底以后，直至柏拉图，才真正建立起哲学体系。哲学再与自然科学分离，终而成立近世所沿用的宇宙观，认识论，方法论为内容的学科。目的论是研究伦理道德，社会，政治等哲学基础的，亦列入哲学范畴。

第二节 哲学的类容

自柏拉图起，即认为哲学应包涵宇宙观，认识论，目的论。近百年来，方法论又被列入哲学范畴。因此，今天的哲学内容及其各项任务是：

宇宙观——研究宇宙的本体及其发生，归宿的学问

认识论——研究对宇宙间的一切事物的认识及规则

目的论——研究人的道德行为准则，国家，社会政治的哲学基础

方法论——研究形式逻辑及辨证法这些治学上的方法

以上四个范畴，是今日世界上一般所采用的。前已言之，，中国的文化起源，历史演变，风俗人情，伦理道德，思想演变等等，均不同于外人，所以这四个范畴，在中国各个阶段的历史时期，未必都能适用。有此无彼，不必强同。

第三节 中西哲学之异同

人类社会的发展，从原始到开化，从低级到高级，从知之无到有知，从知之甚少到日多，是迄今世界上各民族之所共具。而人类生活及欲望，也从“朝不保夕”的为生存而搏斗，逐渐迈入富裕，愉快，向更高的层次进步，也是大势所趋，难以逆转的潮流。

在古代社会里，人民知道的甚少，知识浅薄，对自然界的现象，无法解释，因而出现了种种神话传说，尊鬼祭神，这是毫不足怪的。中国古代祭祖杀殉，就是这个原因。他们认为：人活着的时候要享受，死去只是脱下躯壳，仍然要享受，所以要大批陪殉的人和物。从发掘出来的墓葬，充分的可以说明这一点。西洋在早期的奴隶社会，不也正是如此吗？

我国才春秋以前，学为官有。目前，所能见到的文件，除部分诗经外，都是官方的著作。发掘出来的甲骨，也是官方的。此时的中国社会体制，已不同于西方当时的城堡国家，已具有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封建领主制。

由于西周王室的凌夷，周室东迁，周天子逐渐失势，因而导致官学下移。而孔子时代相仿而稍后的苏格拉底，已经聚徒讲学。是则中国讲学之风，因体制之不同而迟于西欧。

私人讲学之风盛，因而学说纷立，中国文化，至孔子时，是一转变的关键所在，此所以尊其为第一号伟人的道理；也从此时起，中西文化有日见其异的差别。

孔子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幼年失父，勤奋好学，继承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以安定社会，拯救生灵，促进进步为己任，后人所谓“内圣外王之功”。所以孔子教弟子以诗，书，礼兼及射，御，其主要目的还在行“道”西欧则不同，就以苏格拉底而论，他所教授门徒的目的，内容，远不与孔子相同。即以苏格拉底本人来说，他主张“认识自己”，强调“美德就是知识，知识的对象即是善”，有美德才能治理国家。他的门徒柏拉图虽然也有个理想国，所从事的对象远及美学，方法论，灵魂，理念，教育，法律等方面，与我国孔子而后的重视人际关系的学问，有着显著的差异。这不能不说是与各自所处的社会制度有关。奴隶社会的城堡制度与中国春秋前后的差别是极大的。在着两条不同方向的发展下，中国人着重在人际关系“道”的发展，西方则多元方向的发展，两千多年中，在各自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不同的结果。

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的闭关自守，妄自尊大的大门被砸开了，人际之间的距离大大缩小了，意识形态的交流，渗透，融合，虽然哲学是个外来名词，但已在中国生根落户，融合中西，各取所长，济己之短，地球上将出现更完美的哲学。

哲学并不是空谈，而是人类前进中的尖兵。哲学史的撰述，正是给尖兵提供装备与经验。

第四节 中国哲学史的取材问题与写作态度

历史，指的是在继往的时代长河中已经发生过的事之记载。历史上的人物，事迹，今人已不可见，惟有靠遗留下来的记载与笔录，我们得知其梗概。然而，历史书的作者，不论是官修，私修，个人，集体，正史，野史，都会限于时代环境，主场，背景的不同，因而不免有取舍，褒贬之不公，中国第一位伟大是史学家司马迁，其所著之史记，今日观之态度较为端正，然当时即曾被称为“谤书”。陈寿的三国志，假如无裴松之做注，史实将减少一半以上，而且抹杀，歪曲了某些事实，晋书中对司马懿装病，其老婆怕女婢泄密，不惜杀人灭口，书中却大加赞扬。石勒一世英雄，死时明令：“三日除服，不禁婚娶，不禁酒肉，不得奔丧，殓以时服，载以常车，毋纳器玩”，其卓识有过今人，而史书称为异族。史已如此，作为史学分支的哲学史，从一个人的生平，背景，言行叙述起思想传授，好扬恶憎，更是在所不免的了。难道厚诬古人，欺骗今人，也算是公平之举么？所以，从事史学叙述，首先是态度问题。清人章学诚论史时，首先提出史德，就是这个道理。治历史如此，治哲学史更不例外。在德的统帅下，然后才能谈到才，，学，识。也就是说：态度端正了，在加上卓越的才干，广博的学问。敏睿的见识，才能治好史学。所谓史德，所谓端正态度，就是要求治史者能做到“信”：资料翔实；“公”用心公允，不存偏私。因而既不厚诬古人，又不欺骗今人，即不从主观臆测，又不做似是而非，甚至是视而不见的处理。

其次，关于史料的占有，应坚持：“真”——不断章取义，不做无根据不事实的抄袭；一定要言而有据，通观全篇。“信”：不歪曲字义，引用绝对可靠的资料，伪托，存疑的著作，一概不引；引之，也只能做为辅佐资料。“博”：中国古籍，浩如烟海，六经以外，尚有甲骨，金石，既应占用现有典籍，还应注意到地下新出资料。“联”：历史是条长河，前浪影响后浪，后浪推动前浪。因而前人影响后人，后人发展了前人。孔夫子的伟大在于他第一个办学，第一个整理典籍，第一个系统地提出以平天下为目的的之“仁”的哲学及修身之道，替中国文化打下第一根基柱，而不是后人的学识，才能不及他。有孔而后有墨，有孔墨而后有庄老，而后有孟，苟，韩非，任何割裂的做法，都是对历史的歪曲与否定。

第五节 先秦哲学史料

先秦哲学史料，指的是公元前二二一年前秦统一战国以前的历史资料，这段历史，在空子之前，只有诗经，书经，礼记，易经，以及甲骨，这些资料中书经中可疑尚少，礼记中则可疑极多，易经中爻辞大半可信，但却扑朔迷离，难以完全理解，不少地方，根本无法理解。春秋及三传，基本可信，论语为曾门弟子所记孔子曾子言行录，基本上可以代表孔子思想；大学，中庸取自礼记，礼记一书，可大半定为曾门弟子作品；墨子为墨翟与其后墨徒之合集，搀杂成分不多。庄子一书内容庞杂，既有庄周思想，又有黄老及儒家思想。老子一书似尚纯正。孟，荀之作，伪杂少见。商君，韩非，文实相称。公孙之书。宜与他书互参。惠施，尹文，宋（金开，音型），邹衍等人议论，散见于他著，或与列御寇相似，均系伪托，管子，吕览，均属综合前人之作。前者系战国时伪托，后者为吕不韦集宾客为之，效之者有其后的淮南鸿烈。孙武兵法，屈子离骚，尚为可信，然其非思想专著，揽入亦可。

先秦典籍虽不多，但年久语异，误解甚多，文字涩晦，歧异到处可见，要在用之者通其全篇，慎其选择。

第二章 殷人西周时代的传统观念及概念

第一节 引言

我国历史悠久，但是，成文的历史，只能上溯到殷代。殷代以前的史实，只能视为传说。其所谓的尧典，舜典，大禹谟云云，何人手笔，尚无完美说法。至于有人否定尧舜是否确有其人，恐亦非当。若以为是儒家所臆造，何以先秦诸子书均曾道及？不过，那个时候，中国仍处于部落社会。史书上所说的“万诸侯”当即是此意。以周以前的面积，“中国”之大，不过是西起陇东，东至海，南至江淮之间，北在长城以南这样一个约一百万平方公里以内。那时人口既少，灾害又多，从大禹治水，尧舜时的大旱传说，即可知人民的生活艰难。而司马迁的史记所载五帝本纪中，列出黄帝，颛顼，帝喾，帝尧，虞舜，并且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又叙述黄帝战炎帝，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这不是部落社会中的强首领是什么？所谓：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这不是部落社会是什么？所谓“同姓而异其国号”，不过说明这一部落势力在一个长期时间里很强大，另一个原因，要为“家天下”埋伏笔了罢了。所谓“禅让”，不过是未动武的权位更迭，自知势力不逮，漂亮一点退让罢了，“禅让”不过只是儒家给予的美化。

夏据说传了十四世，姬姓，为殷汤所灭。殷为契后，子姓，二十九王，灭于周。但迄今为止，最早的文献，为殷墟的甲骨：至于尧典，舜典，大禹谟等，那时有无文字，还大有疑问！司马迁生于公元前一四五年，未听说他见过甲骨文。那么，他用的资料，只是“纲罗天下，防失旧闻”，从传说中，及周以后的文献典籍中收集而来的罢了，其可靠性中，除几件大事，要人外，其余不一定可靠。但是已经给我们画了有文献前的社会的轮廓。

第二节 殷人的社会结构

自汤武灭夏以后，建立另一个王朝——商，殷人开始建都于毫，后来又迁与嚣，相，邢等，至盘庚才定居于西豪。殷人建国至此近四百年。至纣时，乃为姬发所灭

从殷人“自契至成汤八迁,汤始居亳”。“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均见史记：殷本纪）这十三次迁徙中看，殷人居于黄河两岸，虽非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起码也是由游牧民族变化后，生活还不大适应，生产还不能维持正常生活的初期农业社会。所以盘庚迁都后的二百多年中（竹书纪年谓：自盘庚徙殷至纣灭两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只是扩大其都邑，所谓“南距朝歌,北距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说明盘庚迁都后，真正进入农业社会了。

在部落社会里，经常会发生战斗的，捉来的俘虏，最初是被杀掉，后来又把俘虏绑起来，逼迫他做劳役，这样，就产生了奴隶。胜利者掌握了大批奴隶，替他做无偿的苦役，仅保全其生命，随着时代的演进，天子的威力诸侯是无法抗拒的，战争少了，俘虏来源也少了，既有的奴隶虽还不是“人”，也不肯随便杀掉了：奴隶跟随奴隶主时间长了，也起了分化，因而在殷人的社会结构中，最大的胜利者是成汤，贵为“天子”，其宗族住在都城的称为王族，这种王族又称大宗。“（王其乎 于京师”，“告于大邑商”）被分派到被征服的异地去，则被称为“小宗”或“子族”，作为被征服部落的首领。

殷王都城称大邑，大邑之郊的一定范围内称王畿，王畿之外称甸服，由势力大的方伯或邦伯统治，但这些方伯或者邦伯基本上是忠于天子，代为行令的。那里也有大大小小的诸侯与城邑。西伯姬昌之为什么会称霸西方，姬发为什么会灭纣，原因就在此。

殷的王畿是颇大的，这是殷天子所直接统治的地方。不但富裕人口众多，而且兵力强盛，所以四方不敢背叛。

甸服之外是候服，它仅是名义上的臣服，不时会叛乱。纣王末年，用兵徐淮，就是明证。甸服以外的地区，也有大大小小部落，他们的文化，生活水平，远不及甸服地区，更比不上王畿了。象泰伯入吴，吴当时还是“断发文身”呢！

殷之末年，姬发伐殷，史记上说他“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殷本纪）姬发在“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周本纪）。这说明当时“中国”境内的诸侯，起码在千以上，而诸侯的武力是不大的。姬发伐纣也不过“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周本纪），而“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距武王……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周本纪）这也足说明殷人的社会结构。

殷人的诸侯，实即部落演变而来，象周之祖先古公亶父之避薰育，幽人扶老携幼，复归古公于歧下，“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周本纪）。周人直到此时才摆脱游牧而定居下来，因而在部落里也有了行政分工。

人类社会总是在不断分化，演变，改革中前进的。统治者如此，被统治者也是如此。年深岁久，有的统治者；其后人沦为庶民，甚至成仆役；有的被统治者因缘附会，升入统治者行列。象伊尹“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史记：殷本纪），就是很好的例证。于是，靠了自己的宗亲，亲幸，分配各种职务，也就是势所必然了。傅说版筑，姜尚渔钓，不能不托梦中神授，正因为用人“唯贤”难以一下冲破用人“唯亲”的旧习。所以殷人的社会结构，是以“亲亲”为尚的奴隶所有制的部落社会。各层的权利结构，都是以“亲亲”为准则的。所谓诸侯，不过是些大大小小的部落；所谓方伯，不过是这些部落中足以服众的几个有力有势有名望的部落首领，他们都慑服于有强大力量的中央——殷王朝。

第三节 殷人的生活习俗

古人生产力低下，自渔牧时代，至定居兴农以后，虽然生活上较前有了一些保障，但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仍极有限。对于风霜雨雪，日月星斗等等，认为是不变的自然而然的规律。对于难以解释的事物，产生畏敬，无可奈何地归于“天”，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主宰。对于祖先死去后的依恋，归之于“鬼”这样便产生了敬天法祖的思想。统治者们便利用了这种思想。随着知识的积累，编造了种种神奇的传说。对于不可知的来临，借助于向神灵的问卜。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从乱婚到一夫多妻，一无姓，二无名，这些进化的足迹，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燧人氏，神农氏，共工氏，伏羲氏，黄帝，嫘祖……等等假托的人物。

到了殷商（契传说封于商，盘庚迁殷，故历称商朝为殷商，曰殷人）历史的长河，离开源头已远，生产力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禹治洪水以后，中应近五百年（汲冢纪年称；四百七十一岁。史记索隐称：十七君，十四世），所以，历史发展在慢，到汤时，人民定居，国家组织，已具相当规模。史记称：禹时已经“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夏本纪）“五刑五用哉”（同上）。未免有过溢之辞。而“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绥服”,“ 绥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同上）这种不同等的对待，对部落时代是实用的，可能的。但是分等进贡，已有刑罚，也是可以肯定的。更何况禹至汤时已有近五百年呢？

汤之所以胜夏桀，是因为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夏本纪）。汤要比桀宽大的多，所以他炫耀武力征葛伯以后，恩威并用，率以灭夏。

继承历史优良传统，是汤胜桀，姬发灭纣的同一办法。所以汤胜桀以后，继承了夏代的优点，改革了夏的弊端。夏时对周围部落的态度，贡法，汤继承了；汤更有明令：“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先王言不可不勉”。“不道，毋之在国”（殷本纪）这里需要一提的是：此处所谓“民”，并非连奴隶也包括在内，不然，今日所发掘的殷墓，殉葬殷人，数字极大，文献记录，也是如此如殷契卜辞二四五，“用三百羌于丁”，一次祭祀，杀了三百奴隶。殷人的德治，仅限于加惠于奴隶以上的“民”，奴隶是不在民之内的。

在论语中，孔子曾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又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可见夏时已确有一套规章制度。“所损益”，不过是对待诸侯及统治方式的改变，因而带来了对“礼”的损益。史记上说：“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殷本纪）。说明夏时已有历法，汤改用自己的历法而已，所谓“易服色”云云，不过是后人家上去的想象罢了。

所以殷的“民”以上的人，都生活在尊天，敬鬼，以决疑的社会中，尊敬天鬼，孝顺亲上，遇事要先问一问鬼神。现有的资料里，殷墟的卜辞，与尚书中的盘庚还是基本相符的。盘庚有上中下三篇，盘庚上说：“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盘庚中也说：“古我先后。既劳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盘庚下说：“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上中两篇是迁都的动员，下篇是迁都后的告谕，三篇中威诱相辅，但敬先尊祖却是一致的。而殷墟的卜辞中，如“伐舌方，帝受（授）我又（佑）”。“贞，咸弗广（佑）王”；“贞，咸保我田”。“王封邑，帝若（诺）”，“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足年”等等（卜辞均见于罗振玉殷墟书契），不但说明了殷人每事必卜，也见到殷人时间的记录。通过这些有限的资料，我们已可见殷人生活习俗的大概面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