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就是给一些人找恶心来了 -- 柳叶刀
家园 送花 家园 柳叶刀大兄别来无恙？ 看了大兄的帖子，感觉您有点火气啊。
关于过去，您写自己亲眼看到的事情，无愧于自己的良心，这就够了。
每个人都能够真实记录自己的所见，汇集起来，就是历史hi（s）'story。这是润树大兄解释给我的。我觉得很有道理。
当然这里也有问题，就是每个人看事物的角度不同，难免会导致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看法。所以正常的争论应该得到理解。
我是68年生人，岁数也不小了。我不想单纯为文革或是邓氏新政唱赞歌，虽然在英国多年，也可算是新政的得益者之一。不过工作之余，难免想象我自身之外的大问题。我想西西河的主流河友，背景与我类似的不少。
中国自邓小平以来的发展可谓神速，但是有几个问题。一是发展的速度的评估指标。用同样的指标来评估新政之前的共和国时期，不知道有谁做过，结果如何？二是发展的基础。有一个人吃了三张饼后感觉吃饱了，于是后悔曰：何必吃前两张。大家都觉得这人好笑。为什末新政以来的经济发展成果，就可以与之前的经济基础一刀两断，而不令人觉得可笑？三是这种发展的代价。新政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质，不过是照抄了西方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开拓海外市场带动国内经济的老做法。早期的西方国家的优势是通过工业化提供的低价优质产品实现的，现代的做法是通过高价优质以及市场营销实现。而中国是通过低成本的劳动力导致的低价格占领海外的低端市场。这样做并非无当。只是，是否有更公平的，更符合社会主义理想的，更好的路径？
我目前是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有意义的。这不可避免牵涉到对新政之前，包括文革时期的状态的回顾。
我真的没有看到有谁在这里歌颂文革。实际上在我的印象中，网络上对文革的批判和控诉已经够多。您讲述自己的经历，与目前对文革的整体的批判倾向并无丝毫抵触。而那些试图回顾邓氏新政之前，包括文革时期的政治经济上的有益的，符合社会主义理想的举措的观点，却是逆流而上，听者寥寥。这种气氛并无助于真正认识理解问题。
位卑未敢忘忧国。与柳叶刀大兄共勉。
家园 谢谢你的关心， 前些日子我女儿得了流感，我也中标了，上周在家歇了几天，因此才有前一段的连续发帖，让你见笑了。
每个人都能够真实记录自己的所见，汇集起来，就是历史hi（s）'story我是这句话的忠实信徒，所以才有了“小眼看文革”。对于文革，我自然有我的立场，这是根据我对文革的亲身观察（并不局限于我的家庭的经历）和思考得出来的，但是我在写作中采取了述而不作的态度，尽量不作评论（说实在的，我也没有各位的水平去写评论），让读者自己作判断。当然这样的做法也会招致批评：
只是像故事会一样的叙述，仿佛各位只是一个文革的看客，然后各式各样的文革故事就由看客们传给我们这些听客。这是很好玩的，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大概他们就是希望我闭嘴了事，因为
网络上对文革的批判和控诉已经够多。许多人都声明：很支持各位前辈，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可是当他们看到任何对文革负面的文章，就跳脚，就马上为之贴上“伤痕文学”的标签，着手准备批判，这是不是有点叶公好龙呢？如此说来，他们还是只愿意看到歌颂文革的文章。
我多次鼓励在文革中有着正面经历的人把他的经历写出来，和大家分享，可是至今我还没有看到。
我很欣赏年轻人对文革的思考，但是理想主义者也应该脚踏实地，不然只是在建设空中楼阁呢。为什么总理可以在临终前满怀信心地高唱“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会实现”，只有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才是真正的强者。
- 复 谢谢你的关心，
家园 才看到这个回帖，我想您是误解我的话了 只是像故事会一样的叙述，仿佛各位只是一个文革的看客，然后各式各样的文革故事就由看客们传给我们这些听客。这句话前面我就已经提到了：
在我看来，作为文革的亲历者，要否定文革首先要从否定自我开始！
而对您其他的问题，燕人网友的回复说得很好。
我想写这段文字的那位德国牧师也是时代的见证人。他的这个认识，比我们所常见的对文革的惨痛回忆要更有意义。毕竟，文革不是毛泽东，四人帮几个人的文革，而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回忆文革的损失，控诉文革中某些人的恶行。更重要的是，认识和理解文革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背景，辨清文革中当事人的责任，以及怎样才能避免文革中的惨剧再次发生。
在回忆文革的文章中，大多数人都自称是被动的接受者和受害者。只有巴金先生坦然承认了自己的未尽的责任。我不是在要求您的责任。您那时还是个孩子。我只是说，只有当个人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并身体力行之时，才会避免文革中那种惨剧的再次出现。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状态。但是作为读书分子，我们本该如此要求自己。http://www.ccthere.com/topic/2114343/5
家园 毕竟你们都是有学问的人， 我所能做的只能写下自己看到的，让你们来分析了。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也该懂得一点世事了，应该有分析研究的能力吧？
作为文革的亲历者，要否定文革首先要从否定自我开始！教教我吧，如何自我否定？
- 复 谢谢你的关心，
家园 回柳叶刀大兄 柳叶刀大兄，我完全相信您的真诚。你看有这末多网友给你送花，支持你发表的文章。
没有人能做到完全的客观描述。这个有点类似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当我们观测的时候，必然与被观测的物体发生某种联系，因而影响观测的结果。如果有人给您的文字贴上伤痕文学的标签，说什末怪话，我觉得您这样经历的人，应该对此看得很开。有人就有左中右。语言暴力我坚决反对，但是持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
当然人类社会的记录者和观测基本粒子的本质不同之处是，记录者本身可以影响所纪录的事件。简而言之，我们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我们实际上能够改变社会。一个人的力量很渺小。当他说要改变社会的时候，旁人都会笑话他。当时当大家达成共识，团结起来的时候，社会状况的改变就会实现。这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根本。
我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理想主义的。然而正如史文恭网友认识到的那样，那时中共和政府的组成人员的素质实在低。所以毛的理想不单没有得到如实地贯彻和执行，相反运动为某些丑恶现象的出现提供了机会。当然我不认为现在的政府和中共的素质就高，而且连早期中共的理想主义也抛弃了。这是如今不如文革的地方之一。
文革主要针对中国社会当时的上层人物，所谓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标签实际上非常有害。我们从您的回忆中就看到了这个标签的害处。社会的中下层不乏受害者，我的一位舅姥爷就不明不白地死掉了，但是普遍受到影响应该不大，或许还有一些受益处。比方说文革期间出现的赤脚医生，是非常值得赞赏的一种医疗制度。问题在于，社会的中下层永远是无声的。特别是这个时代中，邓氏新政的基础之一就是全面否定文革，所以我不真的期望看到有人谈文革中的正面印象。而文革前的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在恢复权利和地位之后，必然大放悲声。我认为这是所谓伤痕文字以及同类回忆文字压倒一切的由来。
我有时不禁要想，为什末文革会如此巨大地影响现代的中国社会？难道仅仅是因为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如果单凭毛的个人魅力，就造成如此巨大的社会变动，那我认为把毛看作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真神并无不妥。但是我认为这种看法未免过于简单化，简单到不仅把伴随毛共同成长的中共和中国的其他主导阶层视为无物，而且把社会其他阶层的存在和影响也一把抹消。
在文革中发生了本不该发生的悲剧。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肉体和精神的迫害。我敬佩的作家老舍，就是受到人身侮辱后愤然辞世的。这固然极为惨痛。可是如果我们看到老舍在文革之前的运动中的大胆发言，我们会不会想到人们实际上自己在为文革的高潮推波助澜，并最终为此付出代价？
以我的这位舅姥爷为例。他不过是北京一家工厂的小车间主任。运动开始后，被人发现吊死在工厂的大烟筒上，也不知道是自杀还是他杀。我家里人都议论，肯定是他平素得罪人，有人借运动的机会下毒手。在您的回忆中我们也看到，运动中很多平素还可以的人都会露出狰狞的面孔。难道这些整人害人的，都是受到毛的鼓动和诱惑？
在运动来临之际，个人操守被让位于社会潮流。人人都愿意说，大势如此，不得不尔。可是大势如何形成，难道不是人人趋同而形成的？
德国人回忆纳粹党的成功时，有著名的一段话，我想大家都知道：“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我想写这段文字的那位德国牧师也是时代的见证人。他的这个认识，比我们所常见的对文革的惨痛回忆要更有意义。毕竟，文革不是毛泽东，四人帮几个人的文革，而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回忆文革的损失，控诉文革中某些人的恶行。更重要的是，认识和理解文革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背景，辨清文革中当事人的责任，以及怎样才能避免文革中的惨剧再次发生。
在回忆文革的文章中，大多数人都自称是被动的接受者和受害者。只有巴金先生坦然承认了自己的未尽的责任。我不是在要求您的责任。您那时还是个孩子。我只是说，只有当个人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并身体力行之时，才会避免文革中那种惨剧的再次出现。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状态。但是作为读书分子，我们本该如此要求自己。
不过，说实话，哪怕在西西河这个高素质网友汇集的地方，我也看不到令我乐观的因素。
- 复 回柳叶刀大兄
家园 这个一定要花。 文革是个悲剧，我想现在也没有人会想来第二次。但是我们真的知道文革是怎样形成的吗？现在所有人都把这个罪名归到老毛一个头上，对我们看清历史有什么帮助？
一个社会形成那样全民疯狂的情况，那就不单单是一个领导人病了。到底是什么使那个社会病成那样？如果我们还不好准脉，难道不怕下次又病一场。
- 复 回柳叶刀大兄
家园 我还是来说几句吧， 虽说“位卑未敢忘忧国”，但是对于我这样庸俗小民，挣钱养家糊口才是第一件要紧的大事，谈论国家大事只能等到闲暇之余偶尔为之。况且我这样的实在也不配谈论国家大事，还是留给那些熟读这个论那个论的高人来谈吧，我所做的只是为自己和愿意看的人留下一个备忘录罢了。
说到文革的动机，这是个很唯心的问题，我想即使太祖再世都没法说得清楚的，我宁可把这留给大师们去研究，我们小老百姓鼠目寸光，只能看到决策之下产生的效果；把自己看到的记录在案，就是我可以做到的。记得有人质疑由于我的家庭背景，由我记录下来的历史是否客观，这又回到了前面的问题。历史就是由一个个私人的小历史所组成，即使不能做到完全的客观描述，起码也反映了社会的一个层面，如果我们由于这样那样的理由而抹去了社会某个层面的记录，这样的历史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历史了。
网友卓娅和舒拉有一句话说得好：
在推动历史前进的斗争中，一个人的悲情无足轻重，但一代人的悲情对于这个民族来说恐怕是一道“伤痕”了。很多人都把赤脚医生当作文革期间出现的新鲜事物来歌颂，却不知道文革前许多农村已经建立了卫生员制度，基本上每个公社都有了卫生院，省市县医院每年都组织医疗队下乡，送医送药上门。倒是文革打乱了整个医疗体系，导致许多病人延误了治疗，甚至丧失了生命。不是有网友说起他的妹妹当年需要手术，但有能力的大夫不能操刀，差一点的又不敢上，结果因为延迟手术，造成终身残疾吗？我父母的医院在文革高潮中被切成了几块，加强了几个县医院。且不说城市里的职工到哪里去看病，医学院没有了教学医院如何培养新的医生，那些到了县医院的医生也没有办法发挥作用，因为一个医院也是一个配套工程，没有了其他科室的配合，一个医生能起什么作用呢？以前有了疑难病症起码知道往上级医院送，文革中都不知往哪儿送了。
再说赤脚医生吧，光会背几条语录的能尽到医生的职责吗？因为赤脚医生的自以为是而耽误病人的事情我们听得还少吗？在我插队的地方，许多赤脚医生不过是公社、大队干部们用来安插亲朋好友的好去处。
当然，现在的交通条件和当年大不一样。前不久，河里有朋友的小孩需要做截骨髋臼修复手术，居然请到北京积水潭医院的专家来主刀，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许多人都津津有味地谈论《红灯记》的艺术成就，把这当作伟大旗手的光辉业绩来歌颂，却没有人提到伟大旗手是如何打击、迫害阿甲等文革前《红灯记》原创团队的艺术家们，从而将这出戏据为己有的光辉事迹。
也有人使劲鼓吹文革中国民经济如何增长，搬出了大堆的统计数字，甚至搬出总理的话来证明他所说不缪。我有不少同学、朋友那时在工厂当工人，没有几个是正经上班的，他们的工厂却是年年超额完成计划，也不知道是谁干活了。
在运动来临之际，个人操守被让位于社会潮流。人人都愿意说，大势如此，不得不尔。可是大势如何形成，难道不是人人趋同而形成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为什么建国初期那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形势不见了？简单说来，我个人认为五七年的反右扼杀了党外的民主，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更彻底地扼杀了党内的民主。全中国人民对此都负有一定的责任；CCP作为执政党，他的党员、干部也都负有一定的责任；那么太祖作为党的主席、事实上的绝对权威，难道不应该负最大的责任吗？难道一代伟人的太祖不明白“中共和政府的组成人员的素质实在低”吗？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阅人无数的太祖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其实你说得也并不太对，中共的队伍中间曾有过一批素质非常高的干部，他们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完整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以及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这是中共能够夺取政权的原因之一。但是，五十年代末的一系列的运动确保了劣币驱逐良币的退化进程，使得一个曾经朝气蓬勃的党变成了一个充斥着猥琐小人的官僚机构。
有人把文革抬高到五四运动的高度，说“它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通过这样的运动和革命而浴火重生。”在我看来，文革中沉渣泛起，在某些方面甚至回到了大清国的年月。
我倒不怕有人给我贴标签，文革中帽子满天飞的场景都见过了，还在乎这些吗？天气暖和了，蒼蝇就会出来，这是自然规律，只是对一些人只愿意看经过粉饰的历史的态度感到好笑而已。你曾经抱怨过当局对左派的言论诸多限制，如何不公。我想说这比起文革中因言获罪，甚至掉了脑袋的情况要进步了许多。你难道希望当局把你们请到台上去，把舞台让给你们吗？
有这么一些人，居心叵测，他们煽风点火，想掀起一场革命而从中渔利。这是要革谁的命？革命的对象是谁？谁能保证革命成功后，现在的弱肉不会变成新的强食者呢？不说内战了，即使是“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社会还能付得起这样的代价吗？兴也百姓苦，亡也百姓苦，我们小小老百姓只想过安定平和的日子，所以胡哥提出“不折腾”非常及时，我非常赞同。
昨天沾女儿的光，见到了州长，这是在去州府的车上写的。也只有这样，才有时间写这么一篇与我说来长篇大论的东西。
通宝推：随机微分算子,foureyes,赵沐浴,
本帖一共被 2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问题是，谁有资格来宣布这“一代人的悲情”？ 网友卓娅和舒拉有一句话说得好：在推动历史前进的斗争中，一个人的悲情无足轻重，但一代人的悲情对于这个民族来说恐怕是一道“伤痕”了。
第一，谁有资格来宣称，那是“一代人的悲情”？
第二，如果有人一定要说“一代人的悲情”，那么为了公平，我希望他们能给予另一代人的悲情以相同的地位。这代人就是在文革中经风雨、见世面，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你自己不是也承认，文革中培养的工农兵学员、721大学和夜校学员在文革后被有意糟蹋了吗？还有郭凤莲、邢燕子、董家耕……这些曾经朝气蓬勃，本应前途无量的年轻人的命运因为文革结束而被彻底改变，如果你一定要说“悲情”，那么这些“悲情”你会如何对待？
西方人有一句格言：与普通的真理矛盾的是谬误，但与伟大的真理相矛盾的，则同样是伟大的真理。在我看来，文革就是“伟大的真理”。面对“伟大的真理”与“伟大的真理”之间的矛盾，我们需要做的不是简单的站在某一边给另一方“找恶心”，这是浅薄的。
最后，引用廖承志1979年致蒋经国公开信的结尾，与前辈共勉：“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家园 你难道还看不出这只不过是在造神封圣吗？ 家园 “造神封圣”对我来说其实也没啥了不起， 顶多再回去扎上一个小辫儿罢了，只可惜了自推翻满清之后几代人的牺牲。
可笑的是还有人在论证建国后造神封圣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并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在身体力行。
家园 转一贴，不为了恶心谁~ 作为护宪运动的“反右”运动：起因、后果和责任归属
右而左
在《小议“人民民主专政”与“法治自觉意识”》（下略为《小议》）文里，我留下了这样的质问：如果毛泽东真是被指控的那样，搞人治，那他为什么要主持立宪，给自己上一副“镣铐”？这符合人治的逻辑吗？
这个问题关涉毛泽东时代的许多重大“公案”，例如“反右”和“文革”。这里先说说“反右”。
1954年，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草案。宪法草案成为宪法，经过了各民主党的讨论，经过了全国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讨论。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里还有这样一段记载：
在表决前，李济深、宋庆龄、张澜、黄炎培等21人发言。他们认为，这将是中国自有历史以来第一部人民的宪法，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人民的宪法，也是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大道的宪法。在宪法草案中体现了建设性、和平性、团结性和进步性。张治中在发言中，用三句话概括了这部宪法草案的特点：第一，结构严谨而明确；第二，内容完整而充实，第三措辞简洁而明确。
这些事实有助于说明，1954年“人大”替代“政协”成为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宪法替代共同纲领，成为国家根本大法，是遵循各党派和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的，宪法代表的也是各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确立的是国家未来发展的根本方向。
宪法在实行中于1957年遇到第一个严峻的挑战。在宪法上签字画押，同意接纳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2-3年之后，某些民主党派要求“轮流做庄”。这是从根本上违反缔约原则，违反民主与法治的本质精神。他们的诉求不是通过建议修改宪法的方式去实现，而是通过制造社会动乱去实现。不详谈，请参考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转》提供的相关资料（注意：章伯均的“政治设计”之梦在最近30年中逐渐清晰起来，最近北大的贺xx还直截了当提出“合法性”问题）。
于是，共产党内部许多人要求毛泽东带领共产党反击这些民主党派的进攻，毛泽东经过反复调查、详细核实许多疑点、在获得党内一致同意后，决定带领共产党发起“反右”运动，有关“反右”的报告还是时为党的总书记后来成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作的。这里非常明确的事实是：
1， 反右运动，是共产党对某些民主党的党派斗争。
2， 斗争的起因是某些民主党践踏宪法，并实际制造社会动乱。
3， 斗争的根本目的是捍卫宪法，核心则是遵守还是废除人民民主专政。
因此，“反右”运动应该合理的定性为一次护宪运动（扩大化另谈）。可是，长期以来，这场共产党应对其他党派挑战、以共产党为胜利的护宪运动，在话语体系中几乎变成一场“毛泽东个人发起的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运动”。“反右”运动自己不能说话，似乎一直在为这种指控默默作证，并进而为指控“毛泽东以言代代、独裁专制”，也就是“搞人治”提供证词。在人人都号称自己“独立思考”的现代社会里，没有人对这个“证人”所作的伪证提出过任何质疑。这是令人悲伤的。
我曾经在一个帖子里这样评价“反右”前后的民主党派和相关知识分子：本是强奸了美丽少女的流氓，提了裤子，整好衣冠，却说自己是救美的英雄。我说的不符合事实吗？
今天资产阶级阵营的人，“官僚资本家”，既得利益的“精英”知识分子及其后代，诅咒毛泽东，指控他人治，说“反右”是“迫害知识分子”，尚可理解，因为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发言的内容。因为毛泽东身居最高位，的确并非代表他们阶级的利益，而是处处限制他们的特权。
但是，那些普通劳动人民出身的人及其后代，跟在这些“精英”知识分子屁股后面，自以为人格和思想都独立，不在制度层面依据基本历史事实说话，却捕风捉影大肆声言“毛泽东迫害知识分子”，“毛泽东搞人治”，就有点不可理喻。因为毛泽东无论在语言上还是行动上，都是代表他们自己所在的普通劳动者阶级，与企图剥夺宪法中规定的人民权力和权利的少数人，包括为虎作伥的少数知识分子进行决斗（参见《小议》对权力结构的分解）。
与“反右”有关的连串的事件，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学术灾难和法治变形。
政治后果。各民主党派知道政治上不可能动摇共产党的权力，不可能实现自己的党单独主导或者与其他的党联合主导中国政治大方向的目标，便陆续开始分别在共产党内部寻找利益代理人。从此，共产党没有外患，却开始了内忧。政权刚成立的时候，有共产党高层领导，到天津省亲时，接见有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说：共产党需要你们的工厂，没有你们的工厂，工人怎么就业。就这个意义上讲，剥削非但无罪，还有功（大意）。这样的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在“反右”之后很快成为其他党内党外利益集团物色的目标，并给共产党造成某种分裂，表现为后来一系列的党内围绕“社”和“资”展开的斗争。直到今天这些政治后果还没有消除。
学术灾难。毛泽东去世后，“反右”被描述为“毛泽东个人迫害知识分子”的“民族灾难”。有关话语成为一种“显学”，不仅涂黑了毛泽东，还涂黑了一段清白的历史，知识分子通过不断的哭诉和堆积谎言，完全淹没了后一代人的实际判断力，造成他们对历史研究和历史本身的庄重感、责任感的失落。这导致精英知识分子的骄横、中国思想界的混乱、民众的迷失，并直接阻塞思想领域、社会学领域、哲学领域，实事求是研究毛泽东留下的各种有价值的遗产，甚至完全拒绝毛泽东许多实际合理有效的改造中国社会的做法。这个灾难的影响将是很长远的。
法治变形。由于“反右”被作为人治的直接证据，毛泽东就被要求为后来所有非法治的做法，包括后30年里发生的各类法治事故，背书和买单。这让整个社会不去追究破坏法治的真正元凶，只是简单拿毛泽东当替罪羊，导致现实的中国人人喊法治，而法治却似乎离中国社会越来越远。在今天的现实中，的的确确处处还有“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发生了许许多多人治因素严重干扰国家法制体系正常运行的事件。但是，不能就此认为，现实困境是毛泽东留下的“人治”遗产造成的，恰恰相反，是没有坚持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法治思想造成的。
对于以上不幸，我要说的是，1，许多网友在搞无原则的阶级调和，把阶级矛盾的某些方面的暂时缓和，当作阶级本身的消灭，以为人人有300块钱的存款，或者3分地，无产阶级就不存在了；2，许多网友搞理论调和，把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说成是“一脉相承”。在凤凰上拔下一个毛来，指着毛说这就是凤凰。凤凰毛就真是凤凰了吗？
我以为，毛泽东对今天法治的困境不该负责，因为破坏宪法执行和贯彻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另有其人或者另有利益集团。寻找这样的人和集团其实一点也不难。
1957年“反右”是一次严肃的护宪运动，与毛泽东迫害知识分子风马牛不相及。这是上文从骨干事实得出的结论。谈论历史首要的是掌握骨干事实，因为只要树干整体在，即使少叶缺枝，依然是树，而没有树干整体，枝叶堆成山，也不成为树。用毛泽东喜欢的话说就是，“纲举才能目张”。
我不否认“反右”运动对中国当代史确乎存在某种至关紧要的影响。我以为这种影响是通过我前文总结出的三大严重后果而慢慢显现出来的(那三大后果也只是抓骨干而已，大家可以见仁见智，补充和完善)。三大后果并不彼此孤立，而是一个整体。政治后果，决定了社会的阶段性走向，学术后果为政治后果推波助澜，其结果就是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也就是法治，在毛泽东去世前严重变形，在毛泽东去世后则是严重倒退。到底谁该对这一切后果负责？
第一责任人毫无疑问是1957年参与制造了动乱的民主党派。这是恶果的直接总根源，而这个根源又在于他们的阶级立场。
中国两千年来，虽然有草莽英雄，各领风骚若干年，但从来没有真正属于人民的统治历史。到了毛泽东，这段历史出现了。所有原来处在统治中心和紧靠中心的阶级，不甘心被边缘化的既成事实，便在毛泽东为了避免类似1956年东欧变故的事在中国发生而倡导“双百方针”的时候，制造事端，导致最具有言论自由含义的“双百方针”被破坏，进而导致共产党不得不发起护宪的“反右”运动。
第二责任人是党内机械马克思主义者和意志薄弱者，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有正统“五阶段论”和列宁主义的分别。前者坚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五步走”，不能省略资本主义阶段；后者则认为暴力革命后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一如既往，并不死抱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因为那只是一般概括，并非一定每个国家必然要经历全部五个形态），而是在认同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和发展，并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实践列宁主义。机械马克思主义者，取马克思“五阶段论”而舍列宁主义，提倡社会主义一定时期可以是“剥削有功论”，60年代出现的类似“厂长负责制”的管理方式和“三自一包”小农经济，都是其表现，在后一个时期，则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最终表现。“市场经济”是实质，“社会主义”只是门面。
党内两种马列主义观的存在，给民主党派失败后在党内寻找代理人创造了客观条件。同时，在当时主导中国经济的各级领导人中，不少核心领导人曾长时间在白区领导地下党工作。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他们要与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大佬们，保持密切联系，并建立起私人感情，甚至建立婚姻关系。这些关系一直延续到1949年后。这些人掌握共产党权力给民主党派在共产党内部寻找代理人准备了具体对象（那时在毛泽东主抓党务和外交）。
如果党内没有以上在理论上合乎民主党派胃口和感情上完全接受资本主义可以试行的高层领导人存在，那么“反右”就会局限在一次运动本身，不会扩散和入侵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法治，“反右”之后共产党内部会更加团结，不会产生“资”和“社”的斗争。
第三责任人是知识分子。第一层意思是指以各种方式参与了违宪活动的知识分子，他们分布在各民主党派中，共产党内部也有一些。即所谓“党外右派”和“党内右派”。第二层意思是指在毛泽东去世后，利用为“右派”平反的政治条件，对少数蒙难的“右派”故作哀号状，并借机堆积谎言而无所不用其极的知识分子。两层意思涵盖的知识分子之间会有一些重叠，即先违宪后哀号者，也就是我说的强奸“美丽少女”（宪法）后把自己打扮成救美英雄（民主自由英雄）的人。
“反右”运动中，有一些小知识分子，尤其青年学生，由于直接参加了“动乱”，触犯了刑法，被正确处决的，被错误处决的都有，也有以其他形式蒙难的。后来的不少哭嚎者对于这些无名的死者，根本不在意，却把自己的个人历史美化，把自己的小灾小难夸大，把那些在“文革”中，而不是“反右”运动中，自杀的极少数大人物进行炒作。对照两个时代，人民的真实生存状态看，他们是在拿别人的悲伤作道具，把这些人的躯体，风干制作为刀、剑、枪炮，一起射向那个他们仇视的、民众与他们平起平坐的、让他们觉得没有斯文的人人政治地位平等的时代。他们到底有多少真诚，我是怀疑的。现在有些地方，子女死了父母自己偷着乐，却花钱雇来一批嚎丧妇女大发“哀号”。我以为，相当多的鞭笞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就是这类子女和这类嚎丧的妇女。
第四责任人是我们传统的人治文化和由此造成的国民性。这是间接的却是终极的责任者，以上三个责任人是其物质载体，彼此交互作用并彼此强化作用效果。
人治文化的特征之一是有个庞大的特权阶级的存在，所谓“刑不上大夫”，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权大于法”。这个“特权”是源于儒家文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和轻视体力劳动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思想。毛泽东就是在与人治文化决斗，并改造我们的国民性。这从他一贯倡导法家，反对儒家，并身体力行，就可清晰看出，具体体现为与以上三类人的决斗。（有关这方面详细的论述见本文的“补篇”）
三类人的真实目的是要夺回失去的阶级利益和阶级统治地位。但是，他们用“为共产党建言、帮共产党整风、争取民主自由”等手段巧妙伪装了自己，蒙骗了自己缺乏知识而尤其信赖知识分子的善良的普通民众。对比毛泽东前后两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表现，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他们要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是为己的，而非为民的，因而是虚伪的，是为和他们结盟的阶级的，他们为结盟者摇旗呐喊，也就是为人治死灰复燃擂鼓助威。要我相信他们不是这样，他们就必须证明：当今时代一个煤矿工人的生命，一个产妇的生命，一个农民的生命，与当时一个“右派”的生命，在他们心中有同等的价值；无数在他们捧场而建立的强权下的鲜活生命的毁灭，也如同他们笔下的个别“右派”的生命毁灭一样，“感动”过他们!
有一种广泛流行的说法是，毛泽东要是1957年退下来，就是完人了：1957年前，毛泽东伟大、光荣、正确，1957年后，毛泽东错误累累，给国家和民族造成灾难（在反毛者的嘴里干脆就是罪恶滔天）。
我一直不明白，这个“灾变”是怎么发生的。毛泽东在1957年只有64岁，在1972年，则是79岁。他以79岁的高龄，把霸道的美国总统尼克松“逼”到中南海来，彻底打破西方的封锁，为中国完成内部的整合后融入世界，奠定下基础，赢得了包括党内赞颂在内的世界性赞颂。这表明他直到79岁依然思维敏锐、眼光独到、智慧完美，具有驾驭重大历史事件的能力。难道说，他在1957年至1972年处于“痴呆傻”状态，并于1972年突然返老还童，恢复神智，1972年后再度突然回到“痴呆傻”状态？有这方面的医疗证据吗？世界上有这样的临床病案先例吗？如果没有，同时又不能证明1957年之前毛泽东有犯严重错误的量变积累，那么这个质变就是不符合逻辑和历史事实的，就可能是人为的杜撰，那么我们就该更深刻反思历史，重估对他的评价。
我以为，毛泽东1957年要是退下了，共产党革命纵然有武装斗争的成功，却依然显得轻飘飘，目的不纯洁，中国当代史则显得空空荡荡。正是1957年后的毛泽东赋予了共产党革命最终的意义，也赋予中国当代史最终的内涵。今天的中国无论多么艰难，都将在阐释毛泽东赋予的最终意义和最终内涵中最终找到自己的出路。
由于毛泽东生前降住了龙头，坚持住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历史虽然受到以上所有那些后果的作用，也只是在行进中表现出痉挛、扭曲、痛苦和挣扎，却没有严重偏离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法治的轨道。毛泽东去世之后，历史虽然不再痉挛，但确实阶段性改变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较量中，民主党派笑到了最后。荣毅仁可以作国家副主席，而陈永贵必须在副总理的位置上走人，就是最直接的证据。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确然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智者的先觉和警告。当然，历史没有终结，还有下一个回合，我对此毫不怀疑。
事实是冰冷的、真理是无情的，许多时候由事实到真理只有一步之遥，但有的人就跨不过这一步。若是能力不足我尚可宽恕，若是目的罪恶我则一个也不宽恕。
(本贴到此结束， 将有一个“补篇”结合毛泽东对国民性的改造，谈我对“右派”遭遇的看法，请关注)
右而左
2006-8-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