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延安整风的模式和功能 -- 花老乔

1935年的遵义会议虽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最高领导地位，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毛泽东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权威。在广大党员和干部心目中，共产国际和精通马列的苏联留学生比农民革命家更具意识形态的号召力。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立即凭他与苏联、共产国际的特殊关系支配了党的意识形态，擅自发表与中央不一致的意见，挑战毛泽东的权威。此后毛泽东与王明国际派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日趋激烈，中共党史称之为「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曾十分感慨地说：「不搞一个主义，即使当上了领袖，在其活着的时候就有可能被人打倒。」直到1942年前，毛泽东一直没有找到排除王明等国际派对党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并且使自己思想彻底笼罩全党的办法。

　　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支持王明等国际派的项英阵亡，苏联留学生在党内军事实力大大削弱。与此同时，苏联正好开始卫国战争，无暇顾及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而当时抗战也进入相持阶段，前方根据地缩小，可以抽调大量干部参加学习。毛泽东认为和苏联留学生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时机成熟，便立即发动一场集体的意识形态认同运动，这就是「延安整风」。

　　很多人不理解延安整风对统一党的意识形态的奇妙功能，也很难明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为甚么要花如此长时间和这样大的精力去搞整风学习。如国民党的王世杰曾经问周恩来，你们怎么拿那么长的时间来作历史总结？事实上，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创造出一种可以将全党思想高度统一起来的群体意识形态认同模式。在毛泽东的一生中，通过这种群众运动模式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运用，战胜了国际派和其它反对派，使自己的思想始终保持着对全党的控制。

　　延安整风分三个阶段，历时近三年。第一阶段是整风动员和大民主。在这一阶段，为了使每个党员都主动参与，运动一开始强调畅所欲言地向党和领导提意见。1942年2 月毛泽东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一系列讲话，宣布整风运动开始。4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整风的「四三决定」。为了让每个党员的意见都能充分表达，各部门可以出自己的墙报，党员亦可张贴大字报。6 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康生为副主任。全国各地党委停止其它日常的政治、经济、教育业务活动和党史研究，集中精力搞整风。仅在延安，参加的干部和党员达一万多人，共分成五大分区，一千多个整风小组。

　　整风运动的第二阶段为批判对立面，让全体党员在大批判中集体修身，纯化无产阶级立场。它以大批判和审干作为手段。在整风第一阶段大民主中，党员各抒己见，把对领导的不满一一发泄出来。它也就为运动第二阶段批判对立面准备了条件。1942年3 月，整风运动刚开始时，中央研究院的王实味发表〈野百合花〉，批评党的官僚主义和高干特权，接着又办起墙报《矢与的》，要求暴露延安的黑暗面，提出「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一时类似的大字报纷纷出笼，吸引了延安各阶层的注意。这时，毛泽东决定以王实味为思想斗争的对立面，把运动引向第二阶段。5 月2 日至23日，二百多名文艺工作者在延安举行座谈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强调共产党员必须端正无产阶级立场，解决文艺为甚么人服务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如果文艺工作者立场正确、道德动机纯正，就不应该对党和人民的缺点冷嘲热讽。在端正立场的指导下，王实味被指责为立场有问题和动机不纯。6 月，开始了批判王实味的斗争。王实味因过去和托派有接触而被打成托派和奸细，10月初被开除党籍。

　　显然，一旦端正立场、检查道德动机是否纯正成为运动的主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就必须落实到纯化每个党员的无产阶级立场和道德品质修炼。于是党员有了一整套如何评价自己和别人的全新标准。整风运动也随即转入反对宗派主义的审干阶段。审干包括自我检查和群众评议，最后由党组织作结论。它要求党员重新交代、反思自己的经历和党内工作经验，以达到思想上入党。随着审干运动深入展开，对党员的道德评判进一步变成一种抢救运动。即党组织通过群众揭发、批判斗争，迫使有问题的党员悔过自新，把他从堕落的边缘抢救过来。审干、抢救运动足足持续了近一年。运动的第三阶段是党作出决议，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确立。

　　凡是经历过中共发动的群众运动的人，对群众运动这三个阶段都一清二楚。令我们关注的问题在于：毛泽东为甚么可以用这种三阶段整风模式达到批判国际派、确立自己思想霸权的目的？我们知道，在中国共产党员心目中，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权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马列经典和苏联经验，另一个是无产阶级革命道义。国际派大多为苏联留学生，他们对马列经典倒背如流，充分掌握着第一个权威来源。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儒家化，将其诠释为一种建立在无产阶级立场之上的道德理想主义，他所能利用的是意识形态权威的第二个来源。通常这两个来源同样重要，很难争高下，而一旦动员全党投入整风运动，在群众运动中激发出来的道德批判，就会助长第二个权威来源迅速压倒第一个权威来源。

　　必须注意，在儒家化马列主义的语境中，如果一个人道德动机不纯正，学习再多的经典都是不能掌握马列主义的。而且马列主义的整个道德基础被界定为无产阶级立场，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党的干部）并不是出身于无产阶级，因此他们的阶级立场极易受到质疑，他们也无法判定自己的无产阶级道德性是否纯粹。这样，只要以批判对立面为手段的群体修身运动充分展开，每个人都会在自己身上发现与运动批判对象相类似的问题，并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群众运动中反省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是否纯正。这种以纯化无产阶级立场为主调的群众运动，会带来人们思想方式的两个重要变化。第一，运动吞噬了一切原属于个人的生活思想感情空间，在党组织面前，党员已没有个人秘密可言，自己的一切都须坦白交代。外界（群众和党组织）的道德指责往往构成一种巨大精神压力，迫使每个个人成为群体一部分，并接受思想改造。一种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把人结合成团体的紧密关系和改造人内心世界的力量由此诞生。延安整风以前，中共并没有效的方法来整顿干部思想，使其和中央高度一致，而延安整风导致党员的自我空间日益缩小，甚至到了不存在的地步。它使全党意识形态认同达到了空前的统一。第二，由于运动中无产阶级立场的纯化成为接受马列主义的基础，于是仅仅引证马列经典和苏联经验就不再具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诠释――一种以无产阶级立场为基础的道德理想主义，则理所当然地成为全党指导思想。

　　事实上，正是随着整风运动的展开，原来在党内宣传部门颇有势力的王明一落千丈，最后被解除了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而毛泽东思想权威逐步树立。1945年4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任弼时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作出了正式的结论，并用毛泽东思想来重写党史，这个党史的新版本迅速为全党接受。延安整风结束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思想被写进了党章，成为党的意识形态最高权威。刘少奇在1945年明确提出「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