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岁月回眸 (1) -- 内燃机车

17 那段历史是误会

“三反运动”我们段上受冤的人不少。可我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是受益者。

技术员的等级从一级到五级，象我这样的学习技术员，一般先定五级，我破格升到三级。

成渝铁路通车后，接着修宝成铁路，工作人员大转移。全线从九个工务段合并成九龙坡、内江、成都三个段。资中工务段改成内江工务段下属的一个工区，定名资中建筑工区，我升任工区主任。原十八分段长王玉如、副工程师，三反中被戴上“贪污分子”帽子，分配到我这个工区“管制”。我现在估计，这可能是领导故意安排的，我这个学习技术员刚改成技术员，哪管得了六十公里线路上的这么多遗留工程。我自己下个“定义”，这是挂名的，真正的工区主任是王玉如。我下工地总和他一道去，遇到问题他说了算，谁也没有二话。我知道他是冤枉的，我虽然常和他开玩笑，可我真心实意想赶快给他摘帽子。管原十八分段这一段线路的主管工程师是谢淮昌，他当然在运动中也受冲击。后来他任铁二局的副总工程师，他常开我的玩笑，他说：“老胡是我的领导！”我说：“那段历史是误会！”

以后，更热闹了！押到金刚沱“学习”的几个“贪污分子”，都是些老工程师，被送回来暂时安排在我这工区帮助工作。陆永汉是隧道专家、丁原鄘是桥梁专家，陈如訚是原二十分段长，我这学习技术员，就算升了个三级技术员吧，我有啥资格去领导这批专家。他们帮工区画了些图纸，不久，都调到宝成铁路主管一些大型重点工程去了。

当时，我们工区的主要任务有：修车站站房、家属宿舍、车站给排水工程、桥涵未完工程等。这些工程都是发包给包商干的，包商和我们工区订了合同，要到内江工务段计划室去支取预付款，他们常遇到麻烦、领不到。资中到内江可能有四十多公里，来回一次挺恼火的，包商回来，垂头丧气，说工人要等米下锅哪！怎么办？

那年月，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知道哪来那么好！相互之间，信得过，决不含糊。吕协理员调到重庆铁路分局当宣传科长，他是单身，二十多岁，临行，他叫住我，递给我一个皮夹子，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摞存款折子，他说：“先放在你这里一下。”转身就走了。到底是多少钱？我不知道。为什么交我保管？我不知道。我也没问一声，这批钱留在我这里干什么？我也没怕担什么风险！收了！同志加兄弟，够义气。还有更怪的，全国铁路工会有个同志来资中出差，他走时，也给了我一笔钱，让我替他保管。我照样，什么也没问，收了！

现在，我遇到要钱花了，包商要支预付款呀！我管不了那么多，把他们两位留在我这里的钱，全部取出来，花哟！发钱时，我给包商交待一句：“唉！老兄，这回兄弟不讲信用，把别人的钱挪来借给你了。你们领到工钱后，可别坑了我呀，给我赶快补上！”别看包商，他们戴的帽子，可经不得阶级分析，但这事，不含糊，如期奉还，还大大感谢了我一番：“这回，多亏了你！”我这次用人家的钱，没讲信用，心里难受，我连问也没问，马上把这两位的钱，主动给汇回去。我这义务保管员，不当了！

归德乡车站是个四等车站，站房的位置在一个小石头山的地方。有一次，我和王玉如一道去检查工作，主管工程师柳明沅，把我们带到车站的位置，指着小山给我俩讲，他说：挖基础下去比较深，我们可不可以在挖基础的时候，不用爆破，直接把石头开成“料石”，用来砌站房，就不用砌砖了，一举两得。老王和我听了都很高兴，我说：“老柳，你咋想得出这个主意呢？”最后，这个站房全部是用石头砌的，成了个石头房，是成渝线唯一的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资中车站是三等站，质量要求高一点，木工班长刘荣森，廿多岁，身材魁伟，有一把力气，抬着木料上房，四平八稳，一点不含糊，在工人中威信高，我和他直接打交道多，成了朋友。后来，他在成都铁二局水泥制品厂当领工员，住在西北桥铁路宿舍，离我家很近，常来我家叙旧。这样，只要我家有点关于木工的活，一打电话就来了。那年闹地震，我们的地震棚，就是请他来搭建的。老朋友，心连心！

资中建筑工区到年底评了先进，领了一些奖金，怎么花？经过大家民主了一番，都说买个收音机来大家听听。那年月，是电子管收音机，价钱贵，还不容易买到。后来，我们买上了。大家的劳动果实，大家享受享受！

16 信和不信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总段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负责领导运动，我是副主任委员。

局里派来了工作组，组长是局工会的办公室主任兼组织部长程骏。刚开始是学习、讨论、自觉交代问题。有的挖空心思，讲什么“用过公家的几个信封、吃过包商几支烟”等等。刚解放不久，公私不分的很少，运动还算平静。

后来，刮起一阵风，来了个“打虎运动”。贪污一千元以上的叫“老虎”，是大贪污犯。那时的纸币一万元折合新币一元，一千元就是旧币一千万元。贪污那么多钱，哪有啊？后来，报上天天介绍“打虎”战果，有的一个单位就打出几十只“老虎”，比一千元还多的，有的是。这经验一推广、炸锅了，个个单位都要打“老虎”。

前些时候，报上介绍了个“周老虎”，他用年画拍出个假华南虎来。华南虎在中国已绝迹了，在哪去找呢？“周老虎”呀，你生不逢时哟！你要在1952年，还用得着那么操心吗？到处有“虎”，谁打假？

开始，我想，别的单位有“虎”，我们单位可能没有啊！按“推理”的办法，别的单位有，你这里还能没有？没有？右倾。好呀，局里派来了个“打虎队”，帮你打“虎”，你躲得过去吗？打虎队员，是某军事院校的学员，来了十多个，清一色的年轻人，一身戎装，威风八面。从哪里找老虎？他们带来的经验，叫做“深山密林必有虎”，凡是管钱管物多的地方，必有大贪污犯。凡是管工程、和包商有接触的，通通要坦白交代。

怎么打？让“老虎”站着，打虎队员坐着审问。打虎的轮番休息，“老虎”整天整夜站着受审，这叫“车轮战”。谁受得了？只好坦白，说某某包商送过他多少钱，交代少了不行，少了重写，够1000元以上，老实了，可以喘口气休息去。

不是包商送的钱吗，再审包商。说某某工程师已经交代了，你还想抵赖？于是包商说送了某工程师多少钱。数字和工程师交代的，少了，打虎队员会提醒你，少了，如果说多了，也会提醒你，多了。这样，几个回合下来，包商交代送的钱和工程师坦白受贿的钱数字相吻合。铁证如山，定案。

原来，“老虎”就是这么打出来的。为了扩大战果，干脆，把这些可疑对象，全部集中起来，办学习班，相互检举揭发。还把家属集中起办“母老虎”学习班。这样一来，凡是和工程沾边的，差不多都是“老虎”。于是，在总段开大会，宣布把十九分段长黄龙文当场抓起来。以后坦白从宽嘛，说啥都有！

办法好是好，可那些从没有见过这种世面，神经脆弱的人，咋办？二十分段技术员杨升坪，想不开，贪污的钱比工程款还多，你们也信？这咋说得清！和他爱人一道，来到沱江边，喝了点酒，双双抱着跳进了激流，找阎王爷说理去了。十九分段老领工员陶海春，管点小工程，包的工程单价低，包商开支工资以后，不会有多少盈利，他哪有那么多钱行贿哟？心想，这次是过不去了，用刀自戕，又死一个。十九分段测量工张乃其，人老实巴交，测量工和包商打多少交道？不就是跟着工程师摆摆仪器测量，咋可能贪污那么多钱呀！在总段集中“学习”时，一大早，趁人不注意，冲到沱江边，不用法庭审判，自己先跳江了。

全总段，充其量百来个人。四个人自杀。为什么？开始，我不相信段上有贪污分子，后来我相信有，现在，走到另一个极端，我说：“这段上的‘贪污分子’，我一个也不信！”

在这次运动后，我心里十分内疚。因我没管工程，不可能当老虎，可我干了件坏事！我在工会，到处收集运动进展情况，一个人弄了张油印小报，天天让通讯员送到下边去。起初，我还认为我在运动中立了功，后来认识到我起了推波助澜的坏作用。

中国的“运动”，似乎都有一个“平反”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实践了诺言，凡是找我来调查取证的，不论认不认识，我一概证明没有贪污。我自认办了件好事，对那些判刑的、开除的、受处分的，多少有点赎罪的感觉。

几十年以后，已到了八十年代，资中工务段闪将坳隧道有个事务员张浩，来家里找我，说他是“三反运动”中被开除的。张浩，这时估计都七十多岁了，满头白发，有点行动不便。他从身上摸出一张小纸条，纸都发黄，他说是他被开除，临走时，请我写的临别赠言，我一看笔迹，真是我写的，什么赠言？笑死人，我说：“回去好好改造，重新做人，要不，只有死路一条……”可能还有些“左”得出奇的话，愧煞人了！他来找我，是要求平反。我说：这几十年变来变去，找哪个单位来管你这事呢？难呀！他说：成渝铁路的遗留问题，通通划归成都铁路局来管，我的案子成铁局成都工务段已经接手了，现在主要是找不到证人，陈祖闛总段长、吕勇协理员我都找过，他们写的材料，都说记不得了，所以我来找你。

我一听来劲了，我坚信我当年的判断，我不相信资中工务段有“贪污分子”。我说：陈总段长、吕协理员我去找，你让办案的人来找我。

我先后把陈总段长和吕协理员找到了。我问他们记不记得杨升坪、陶海春、张乃其，他们说记得。我问他们，后来“三反”平反，查出过贪污分子吗？他们说，没听说。我问还记得张浩吗？开除的！他们说不记得了。我说：他的结论材料我看过，定性的钱很少，是生拉活扯硬凑出来的。我不信。这个证明我写定了，闭着眼睛写也没有错。冤枉了人家几十年，妻儿老小都受影响，好不容易活到今天，这点公道都不主持，我们还算有良心吗？我来，是希望你们两位把证明重新写过，干脆点，证明他没有贪污。

两位领导，被我的“推理”热情感动，给张浩重新写了证明。办案的人，来我家取证，是两个年轻人，他们根本不知道“三反运动”是怎么回事？我把经过讲了讲，说到死了那四个人，就会知道“贪污分子”是怎样“打”出来的，张浩的事，闭着眼睛也可以平，没错，我是当时的工会主席，我作证。

张浩晚年，得到平反。按退休职工待遇，另外，一次性补助了几百块钱！

15 多情和“无情”

中央电视台有个栏目叫《艺术人生》，朱军主持的。一次，他访问著名演员潘虹，问她：“如果在事业和家庭两者之间，让你作出选择，你首选什么？”

潘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选家庭！”

我把这个“答案”给儿子讲了，儿子不假思索地反驳：“潘虹已经有了事业，她当然说‘首选家庭’！”

不一定！这世界上有没有“舍弃”了上好的事业，离开了“组织”，不顾什么“前途”，历尽千辛万苦，甘愿“受苦”，去寻求“家庭”的呢？

有！肯定有！

谁？

孩子他妈——我妻就是一个。

妻回到南京实习，很快毕业了。工作地点选在哪里呢？

中国当时只有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和私立华西大学有“牙科”，那时不叫“口腔科”。每年毕业生极少，中央大学牙本科，有时一年只有一个人毕业，妻这一班毕业人数最多、有六个人。中国人口，那时号称四万万，这么多人，需要多少牙科医生？

妻来信说，大连、北京、南京都到学校来要人，到底去哪个城市呢？反复考虑，南京离四川近点，她自愿选择了南京华东军区总医院。这医院名气可不小！解放前，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在南京，全国最好的医院就是南京中央医院，现改了个名字叫“华东军区总医院”。分配到大城市这么好的医院，谁不羡慕呀！

很快，妻在这里入了团，有了“组织”。

她到职后，不久来信说，她检查出肺部可能感染了结核。那个年代，对结核病，还是一件谈虎色变的事。她说，医院在伙食方面对她有些照顾，还订了鲜牛奶，让我放心。她听说我父亲病逝，还汇了二十元给我，南京的工资标准比四川高些，不过二十元也是笔不小的巨款，是我一个月的工资。我去信给她讲了我解放前“闹结核病”的事，虚惊一场，让她不要怕，好好养病。

后来，总段有了一部电话。一天，有人叫“胡主席”？干啥？接电话。哪来的？重庆。我跑过去拿起电话，我问：“哪位？”对方答：“我，曾瑜！”“你在哪里？在南京？”“不！重庆！”

天哪！她咋会在重庆？孙悟空？会飞？那年月，从南京回重庆，难呀！

可能是因为有病，想家。也可能在外地，寂寞，爱胡思乱想。她在学校爱以大姐自居，因她是高年级的，理所当然，常把我当小弟弟照顾。实际年龄，她比我小三个月，是我的妹妹。这次她别出心裁，从南京要跑到工地来“照顾”我！

她在南京时去找晓霞，一个穿军装的女干部、团支部书记。晓霞听她一讲，也觉得有理，都二十六、七岁的人，该谈婚论嫁了。我老胡调不去南京，她自愿要求回四川，怎么办？那个时候是大区，南京调四川，要经过华东局到西南局，这手续太麻烦。可能军区总医院是大机关，也许是军、师级单位，领导通情达理，提出个折衷办法，征求她意见。我们医院不替你在四川联系调转工作的事，档案、组织关系我们封好，交你自带，你回去自己找工作，怎么样？

妻立刻象脱缰的野马，只跟晓霞打个招呼。真走啊！

南京回四川没有直达客轮，要在汉口、宜昌转船，单是船行时间可能一周左右，中途等船，还不知要多长时间。我们几个男同学一路同行，还觉得困难重重，她一个年轻女娃子，带着行李，这找旅馆、买票、上下船、托运、抢占舱位，一个人怎么干？重庆到资中，即使买到车票，汽车很破旧，常常抛锚。在内江还得住一夜。这一路，不要说走，想一下那个过程，就会打退堂鼓！

我真不知道这一路，她是怎么走过来的。她上午赶到资中，自己问到段上。有人喊：“胡主席，来客了！”我从办公室出来，看见她那狼狈样，为这“独行女侠”的勇敢和刚毅，为她这种不要事业要家庭的英雄行为，刚说出“你到了”三个字，我真感动得哭了！

她来这里可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算个“家属”。不对，我俩又没结婚，只能算个“准家属”吧！陈总段长爱人陈光军，原是重庆八一小学校长，现在携家带小到段上来照顾“老头”牺牲“事业”要“家庭”，谁说没有？老妻一来就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同志”！

我呢？我是“狂人”！就象教徒信奉上帝一样，我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解救众生，哪管什么家呀！妻子这样千辛万苦地来了，我根本没心思顾到她，一天忙事业，压根没想过什么结婚成家的事。那时，全段上下掀起了一个速成识字的热潮，妻和陈光军一块，加入了教家属学拼音识字的行列，算是找到个事干。我现在不会“发短信”，不会使用电脑打字，常想，要是她还活着就好了，她在资中学的拼音本领可当我老师了。那段日子，她从无怨言，也不唠叨，相安无事过了许久。

资中有个宏仁医院，解放前是个教会医院，他们不知道怎么晓得我们这里“潜伏”了一个大医院来的医生，硬要邀请她去上班。我们提了个条件，修完路就走人。人家满口答应，她到这医院去上班了。这中间，我生了次病，医生还怪吓人的说是传染病，在宏仁医院住隔离病房，妻穿上隔离衣来侍候我，稍好点，还扶着我在院里散散步。不知什么时候，我忽然想起我们该结婚了。

相声演员姜昆说相声，讲“照革命像”，我们可是“结革命婚”。婚前我给我的朋友，发了个结婚请柬，宣布何日结婚，敬谢馈赠。结婚当天在总段20平方米大小的会议室，买了几斤糖，开了个茶话会，宏仁医院的来宾，成了妻的娘家人。我们没买任何衣物，上班时穿什么，婚礼时照旧。为什么这么办？不是我们没钱买件新衣，是表示这样才象个“革命者”。家属们可不这样想，送我们进新房时，我才发现，大家借了许多新的床上用品，把屋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孩子们向我们撒了许多喜花。妻进屋赶快把这些新东西收起来，生怕弄脏了。第二天，象没事一样，我俩各自去单位上班。我高兴，这解放区的天，真是喜气洋洋，太惹人爱了。

以后妻子怀孕了，妊娠反应比较大，我没问过一句、没说过一句安慰的话。本来应该住在一块，她行动不便好照顾她，我可偏偏搬到工地去住，工棚四面通风，住“五风楼”。我这是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用实际行动改造自己呀！我施工的工地离家只两公里，我难得回去一回，用文革的语言讲，我在“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有时，妻说：“肚子里的娃儿不老实，老踢我！”我说：“长大也会是个干革命的。”你看，你看，我满脑子装的些啥！

妻要临产了，我从没想过该给她增加点什么营养，弄点什么好吃的，更不知道该为婴儿准备点什么穿的、用的。反正，我什么也没问过、没说过、没办过，在宏仁医院生产那天，我没到医院去，大人、小孩是死是活？好象和我没什么关系似的。孩子生了，我见着妻从没说过一句关爱、感激的话。可能我当时想，无产阶级就该这样“冷漠绝情”，这才是“舍小家、顾大家”呀！

这里，我要提醒一下未婚的姑娘们，你们找对象，不光不要找我这种狂热的信“主”的教徒，也不要找独生子，因为一生都是别人关心他，他“本能”就不会说一句关心人的话。妻呀！错！错！错！你“多情”遇上了“绝情”！

怪！怪！怪！这一生，无论在什么时候，处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我怎么“绝情”，从妻嘴里，从没有说出半句埋怨、悔恨的话。都退休了，有次，我们搬家，她第一次大发议论，她说：“老头，这一生我们搬过许多次家，你一次没参加过；我生三个娃娃，你一次没问过、看过、管过；我病得路都走不动了，你没请假回家看过，更不用说关心了。这回搬家，你可得参加！”

我怀着十分、千分、万分歉疚的心情，终于说出一句请罪的话：“我那些时候在‘干革命’，没有觉悟。要是现在，我肯定不会这样！老太婆，这辈子，真对不起了！”

这次，我又哭了！

14 百年爱心

陈祖闛，四川开县人，1904年出生，百岁老人。他的百年爱心，铸就了百年辉煌！

陈祖闛出生于铁路世家，他随叔父陈自靖长大。早年，四川为修川汉铁路，曾在成都创办四川铁道学堂。他叔父先后从四川铁道学堂、唐山路矿专门学院（唐山交大前身）、交通部交通传习所铁道研究所毕业，和我国铁路老前辈杜镇远、茅以升等同学，曾任北京、唐山、上海三所交通大学校友会总干事。

祖闛年轻时，想到法国勤工俭学。叔父让他先后到蔡元培办的北京孔德学校、和好友杜镇远处学习法文，因法国经济不景气，去勤工俭学的人处境困难。四叔让他转入利群学院补习英语，后考入交通大学北京学校预科俄文班，毕业后免费升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成为接管中东铁路的储备人才。

二十年代，中东铁路名义上是中俄共管，实质上是帝俄的势力范围。哈工大虽设在中国的土地上，可陈入学后，睁眼一看，尽是俄国老外，找来找去，只找到七个中国同学。当然，这为陈后来精通俄语创造了条件。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了哈尔滨，陈带领全家回到北京。他到香山找到杜镇远，杜老伯夸奖他学成回来，留他吃饭，还给了他二十块银元，让他到正在修钱塘江大桥的茅以升处找茅老伯。

钱塘江大桥是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全长1300多米，正桥16孔，孔径67米。三十年代，像这样的桥，全世界为数不多。陈先分配在北引桥；后管全桥的材料检验，和外国包商较劲；再调到正桥四号墩。基本经历了施工的全过程。1937年8月经过试运行，质量优良，军运列车源源不断运送了大批军用物资，支援了淞沪保卫战。

同年，陈祖闛转战湘桂铁路湘江大桥。1938年，参加叙昆铁路勘测。1940年，参加綦江铁路勘测。1941年，到西北公路工务局。1945年到南疆公路。1947年，到成渝铁路及隆筑铁路勘测。1949年末，重庆解放，协助成渝铁路军代表陈志坚、刘备耕接管铁路并筹备全线复工。

陈祖闛为正工程师，选线专家，他到资中段后，先后五次徒步踏勘全段线路。从东到西，发现许多桥涵，太靠江边，他便和同行的分队长商量，是不是靠山移一点，免受洪水冲刷；走到已完工的牛寨溪中桥和球溪河大桥的时候，经过大家反复查看、研究，认为孔径不够，排水不畅，决定增加一孔。在二十分段境内，发现聂颈子隧道，因石质好，只稍外移一点，改为明挖，省工省料，决定取消。

最重要的一处改动，是唐明渡到麻柳河一段，十一公里线路，弯曲太大，经过他多次踏看后，让工程师杨光杰、周明敏实地试测，最后决定改线，增加一个闪将坳隧道，缩短线路2．3公里。

1951年，陈祖闛光荣地被选为第一届全国铁路劳动模范。

成渝铁路通车后，1952年，他调任铁二局推先科长，后任技术处副处长。在整个西南铁路建设中，差不多各条线路，他都徒步参加审查设计文件，编制施工组织方案，安排施工储备，参加过若干重大决策，有过光辉业绩。特别因他精通俄语，在全局学习推广苏联先进经验，帮助苏联专家举办学习班，编写《铁路新线施工手册》、《技术管理办法》……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苏联专家到各地检查工作，要求他同行、便于直接翻译各种技术名词，深得专家好评。

陈祖闛这个副处长，从五十年代初一直到他七十年代退休，他领导过的科长都当上正处级干部，成了他的上级主管时，他还是原地踏步。这是为什么呢？

他在西北公路局当总段长时，段上的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到外地开会，临行时，给他打了个招呼：“有事帮我关照一下哈！”这个“招呼”演绎成了“代理”，再“演绎”成“历史反革命”。这个政治历史问题，是谁检举揭发的呢？是他向党“交心”、自己写的。好在，他是全国铁路劳模、专家，按内部矛盾处理，够宽大的了！

在此，我们不妨再来回顾一下陈祖闛的“历史”：在哈工大读书期间，胡伦在法勤工俭学，后转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奉命回哈尔滨作地下工作，不幸被捕。其妻来哈营救，患阑尾炎，因同乡关系，陈慷慨解囊，叫车送她到医院手术，后不幸病逝，陈又向乡友集资，把她葬于极乐寺公墓。解放后，胡伦在重庆作政协负责人，两人相见，胡提起陈不避风险，救妻、葬妻的事，老泪横流，感激万分。

1947年，敌特追捕革命志士黎明，地下党员向勋介绍黎明到陈家住了两月，安然脱险。

1948年，向勋介绍革命志士向云勉来陈家避难，陈设法转移掩护向云勉，直到解放。

刚解放，陈在大街上遇见成渝铁路警务处大特务吴梦尘，他立即报告并领着解放军，亲手抓住了这个漏网的“大鱼”。

晚年，他还长期按月捐助希望工程；帮助小保姆读夜校至大学毕业；主动自愿向华西医院申请捐赠遗体。

这些就是一个所谓“历史反革命”，用行动写下的响当当的真实历史！

陈祖闛退休三十多年，人们又是怎么看待他呢？

成渝铁路军代表陈志坚，主动给铁二局的老同志写信，希望能吸收他入党。陈老总向我征求意见，我说：“你是个信仰坚定的终身不悔者！”1988年11月，他84岁高龄光荣入党。

另一位军代表刘备耕，他给我来信，希望写一篇介绍陈祖闛生平的文章，他说：“找不到发表的地方，寄我办。”遵嘱，我写了篇文章，铁道部的刊物《铁路春秋》采用，后收入《中国铁路历史钩沉》巨著。

他百年华诞，铁二局为他祝寿。成都铁路局的总工程师周丕烈和我应邀出席。到会的老同志，大多是我俩当年的老领导，我俩坐得远远的。铁二局党委书记伏殿成，特地过来看望了我们两个“外宾”。他诚恳地评价：“这个老工程师，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没找过组织上的麻烦，真是个好同志！”这总可以算是对他生平的最后评语吧！

这次庆典，我为陈老总写了首短诗：

人生七十古来稀，世纪华诞更难期；

岁月沧桑多乐事，铁树满园展新枝。

我走到他坐的轮椅面前，悄悄向他说了句祝贺的话：“你看见了嘛，西南铁路不是遍地开花了吗？！”

13 没休息的岁月

1950年7月，中国铁路工会西南区筹备处成立。1951年4月，资中工务段工会成立，我糊里糊涂被民主推荐成段工会主席。开始我还是业余兼职，不久我就调到总段，成了脱产兼职的工会干部。

那时，我思想上没有半点杂念，从没想过什么“专业”，更没有想过什么“前途”，只知道“干革命”，高歌猛进向前冲。

我到总段后，政治协理员吕勇调来了。他马上把我转为青年团员，在资中地区建立了团支部，我任支部书记。

在总段，我发现这里的人很忙，从总段长开始，每晚人人都加班到十点以后，从不休息礼拜天。这里我再强调一下“从不”两个字，你信吗？我敢说，如果讲忠心，可比“比干”，这些曾经被戴上“旧”知识分子帽子的人，他们改善了成渝铁路的设计，并且在那么短的时间就修通了这条铁路。

总段开始没有电话，每天有两个通讯员，向东沿途步行收发文件，去往银山镇方向；向西去往雷姑坪方向，当天来回。当时就是用这样原始的方法交流信息。

全段开始没有一个医务人员，职工看病都要向地方求医。记得我在19分段，一个人住在很大一个仓库里，没蚊帐，害了疟疾，硬是走了几十里路到县城才看上病，拿了药。

民工刚来时的情况，比这更狼狈。有的民工上路，没带被子，只背了一捆草。有的一个队，几百人，没有一个洗脸盆，早上炊事员挑两桶水出来，当作大脸盆、共用。当然，没有卫生员，没有星期天，……这一切都得适应呀！

总段有时也请分段的同志来开会，最初还要自带行李，走路要走几个小时，挺难呀！客人到总段来，招待什么？总段隔壁，有个小面馆，卖红烧牛肉面，一角钱一碗。来了客人，就到这个面馆吃面，算是上好的招待。这类事，我常干。

怎么发工资？那时不叫多少钱一个月，叫多少“工资分”一个月。比如一个干事173个“工资分”，我当三级技术员时是274“工资分”，二级是303个“工资分”。什么叫“工资分”？一个“工资分”规定含多少种日常生活资料，像米、面、布，每种含多少数量，把这些生活资料的种类、数量，按当月的“市价”计算，就算出了这个月每个“工资分值”是多少钱，发给本人。“工资分值”随物价变化，每月都在变。一般是一半发钱、一半发米。为什么实行这种“工资分”制度呢？主要因为：如果物价波动，大家生活不会受影响。你问，这种办法不是太麻烦了吗？在那物价水平波动大的年代，也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对吗？

到了年末，我领工资时，忽然发现多了许多钱，让你大吃一惊！原来年终“发双薪”不说，如果一年不请假，还要加发十二天工资，意外收获，让你高兴一阵子。

今天看昨天，觉得什么都原始。晚年，陈总段长老讲：过去“选线”，要躲隧道、大桥，尽绕沱江、长江边走，成渝路绕成505公里，要是现在，300公里，够了。

12 凉风坳风光

随着成渝铁路开工号角的吹响,我们学习大队的学员陆续“奔”赴工地。这里用“奔”字，是我们把工地当圣地一样向往！

从重庆出发，几辆大货车同行。因沿线还有土匪骚扰，第一辆车，是一个排解放军，护送我们去工地的，车前边还架了挺机枪。这说明，修路是在社会秩序还没完全恢复的条件下动工的。

车队可能载有五、六十个人，分配到沿线各个段的都有。大都互不相识，人和行李混装，分不清什么等级高低，没有软席、硬席的区别，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道德标准。

老成渝公路，路况很糟。司机哪是开车？像跳摇摆舞，刚躲过一个坑，接着又是一个，实在躲不过了，车子猛烈颠簸一下，全车人东倒西歪！停车休息时，我看见人群中有个人像陈祖闛，入路前我找过他一回，在学习大队听过他一次讲课。不知道他这次分配到哪里？一会，匆匆忙忙，上车赶路。我没过去和他打招呼！

车队过内江，有个穿解放军装的中年人，有人来接他，喊他韦总段长。同路，算是有缘，见识了个“高管”。第二天中午到资中，车停在资中工务段门口，段上的人拥出来迎接，想不到陈祖闛也在这里下车。有人争着给他提行李，还听见有人喊他：“陈总段长，总算把你盼来了！”原来我俩分配在一个单位，他还是我的总段长！

在总段休息了一天，四处看了看，听了听。我忽然下意识里冒出一个问号：“我可能是陈老总要来的吧？”总段机关在资中水南街，隔条沱江，对面就是县城。这条街，老长，有资中糖厂，还有岭南中学，是个区？是个镇？说不清。机关所在地是个大宅院，前门临街，后边笔直悬岩、紧靠沱江，院里房子很多，宽敞高大，全段人员办公，连家属宿舍都在这里。后边依地形、沿台阶修建了花园，称得上曲径通幽。几十年后，我去寻过旧，这里已成为县委机关。可以想象，这院落多气派。我了解到：资中工务段管辖六十公里线路，下边有四个分段，17分段在银山镇；18分段在水南街，和总段面对面；19分段在归德乡；20分段在雷姑坪。分段下边一般有三个支段。分段、支段都只有五、六个人，总段有十多个人。工作人数“极小”，承担的任务数“极大”，仅一年多时间，胜利铺轨通过资中。

可能是第三天的早上，陈总段长在他办公室和我单独交代了几句，他说：“我想把你分配到19分段凉风坳支段，那里工程大些，对你学习锻炼有好处。”同来的人，分派到其他各分段的都有。

从总段到凉风坳，得背起被盖卷走路，三十多华里，要走大半天。支段靠沱江边，河边上去有个高坡，坡上有杂树、翠竹、人家，隧道从这高坡穿过。离隧道口不远，有几间小屋，是支段办公室和宿舍。支段长谢宗贤，四十多岁，是帮工程师。那时的技术等级，正、副工程师下边是帮工程师，往下是技术员，再往下就是我这号人：“学习技术员”。支段有一个领工员沈志芳，三个测量工杨仲和、张乃其、王文华，再加上我这个“新兵”。隧道长500米，这么个小隧道，现在看是小菜一碟，当时可是成渝铁路最长的隧道，解放前这里设了个工程处，由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高级工程师主管。隧道设在直线上，导坑已打通，只剩下“挖底”和“砌拱”等任务。整个隧道都没电，用电石灯照明，出碴用土斗车，现在看，这种原始的施工方法，实在太落后了。可比起成渝线其他的隧道施工，还算先进的。就在旁边不远，有个罗汉道隧道，用桐油灯照明，用人工挑抬出碴。

我初来工地，什么都是从头学。因为包商负责施工，平时到隧道里看看工程质量，隔几天搞一次“抄平”、“放中线”，避免隧道“超挖”、“打偏”，月末收方计价，给包商发工钱。那时候，生活困难，工资很低，老百姓从十几里外赶来当临时工，一天只领一斤半蚕豆，吃都不够。军工的工资一样低，挖土方一天挖三立方米，领三斤二两米。“抄平”、“放中线”开始是谢工干，慢慢放手让我干，当你看经纬仪、水平仪时，测量工“吊悬锤”、“掌塔尺”，他喊叫“好”，你看仪器的人，马上定位，误差自然就少了。

收工回来，我有时发神经，不顾大家的疲劳，硬要把大家聚在一起，教他们学唱《南泥湾》，表现我革命，得意哟！谢工有三个小孩，小的可能有三岁左右，我最爱逗他玩。十多年后，一次在贵阳遇见谢工一家，他妈把小三叫来，对他说：“小时候，胡叔叔那么喜欢你，快叫！”他可能上大学了，怪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不知为什么？后来，我调到了分段。分段长黄龙文副工程师，设计、施工经验都丰富，有才学又厚道。分段有个老技术员，还有一个中专毕业的实习生，只我们三个人。我改干内业工作，具体画土石方断面、算工程量；画地形图。我画平行线，尽用三角板推，毛里毛糙的，觉得简单极了，不耐烦。后来，施工计价时，我画的线稍偏一点，数量相差很大，我犯了大错误，黄段长悄悄给我改了，没骂我，我暗自难受。我按照测量的“点”划地形，画出来的图，我看不懂。后来，我到现场实地看了看，才慢慢明白了一些。

我还管过炸药！黑火药、黄炸药，都放在我办公室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民工队来领药，我就发给他们。我管的“雷管”很多很多，我放在我办公桌的抽屉里，有人来领，拉开抽屉就发。后来，我才知道，这哪是管炸药，这是在玩命。以后，在山上修了炸药库，专门保管炸药、雷管。

和我们分段在一块办公的，还有一个归德乡支段，支段长叫邓荣昌，他一天到晚，干得很辛苦。和我这样分段的人，联系较少。

工地人少，我偶尔也觉得无聊，一个人跑到沱江边，看碧蓝碧蓝的滔滔江水，陶醉在梦幻般的情怀里，心想：看吧，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多快呀！再过五年、十年，我们伟大的祖国，会变成什么样呢？你们能想象得出来吗？

11 军民共建

早在1936年，国民党政府成立成渝铁路工程局，到1949年解放，14年间，共修建桥、隧、土石方工程约占总量的14%。

建国后，修铁路，都是铁道部领导。成渝铁路不是！解放初，西南军政委员会派赵健民到中央请示修路时，中央决定：“西南铁路暂定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技术业务由铁道部指导。”修路的指导方针是：“依靠地方，群策群力，就地取才，修好铁路。”

现在的工程局，有庞大的施工队伍，若干个工程处，工人有时多达几十万。那时，工程局下边只设：九龙坡、油溪、永川、荣昌、内江、资中、资阳、简阳、成都等九个工务段，简称“总段”，下设分段、支段，只管几百个工程技术人员。领导关系暂属西南军政委员会。

刚解放不久，为什么就决定修成渝铁路？因为这一决策，不仅可以带动工商业发展，促进经济繁荣，安置城乡失业大军，还可留住一批工程技术人员，避免外流。老成渝、川黔、湘黔、中国桥梁公司……等单位，确留下了一大批知名的专家、高级工程师，为后来完善旧线设计，提高质量，消除隐患，使线路完全符合铁路二级干线标准，起到了重要作用。

成渝铁路工程局，解放不久改名重庆铁路工程局。1950年6月改名西南铁路工程局。再后，因承担的任务不一定限于西南，又改称铁道部第二铁路工程局，简称“铁二局”。后又改为贵阳铁路局。现在叫中国中铁二局集团公司。

1950年6月15日，成渝铁路举行正式开工典礼，邓小平政委致词，他讲了重要意义，希望少花钱、办好事，希望军工尊重技术人员，技术人员尊重群众意见。……

成渝铁路的施工队伍从哪里来？当时叫“军工筑路”。西南军区直属部队、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个军区，各成立一个军工总队，每个总队四千到八千人不等，加上民工和失业工人，统称“两万军工带领十万民工修路”，这支队伍属西南军区管辖。

当时军工带民工，主要担任土石方工程。一些桥梁、隧道任务，另由工务段发包给包商承担。

这两个系统怎么统一领导呢？新成立一个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由西南军区副司令员李达任主任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西南铁路工程局长赵健民任副主任委员，统一指挥军工和工务段铁路职工的一切工作。

军工筑路到了1950年10月，因抗美援朝另有任务，除留下少数干部，继续带领民工，各总队都陆续归还建制。到了1951年2月，又调来七千多“工兵部队”，参加修路，干了近一年，1952年1月回归建制。

军工总队回去后，1950年11月，西南工程委员会下边另设民工指挥部，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各设区指挥部，以下辖支队、大队、中队。

1951年3月，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开始筹建专业施工队伍，在民工中选拔优秀骨干，于6月成立工程总队，留下军队干部四百四十多人，担任各级领导。这批民工，开始是临时工待遇，以后逐步转为铁路正式职工。经过一段时期培养，这些从事土石方作业的工人，陆续转为修建桥梁、隧道，掌握施工机械的骨干，开始有了专业的筑路队伍。

对于包商那一部份人员，资中工务段首先把包工队改为自办工程队，由段上直接领导。后全局推广，专业队伍逐步扩大。慢慢演变成了工程局现在这种模式。

这个演变过程，可能早被人遗忘！现在，我特意提一下，作为史料记载在这里。

10 傻丫头

我到了学习大队，心安理得。第一件事，填表、写简历，建立一生中第一份个人的人事档案。暂不讲我“写自传”自己“惹事”，先讲一个我朋友的故事。

张光婷，重庆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中学生，“暑期学园”学习后，分配到西南铁路工会女工部，和我同事。她一天无忧无虑，嘻嘻哈哈，每逢星期六在食堂办舞会，她拖着我这样的“老笨”，在舞池里乱转。我说我不会跳、不跳了；她不听，拖起就走，说我教你。

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看不见她了。

二、三十年后的一天，我从资阳回成都，上了一趟短途列车，我发现车厢里的列车员像张光婷，她一下把我认出来了，拖着我进到她的休息室，很窄，只能坐下我们两个人。

我问：“你咋当起列车员来了？干了多少年？”我太吃惊了。

她答：“几十年了！”很平淡。

再问：“为什么？”我不平。

她答：“听真话吗？吓着你了！我是‘特嫌’！”

什么根据？

“我向党交心，自己写的。”

“自己写的？你发神经！”……

列车哐嘡、哐嘡不断地响，她从休息室出去为旅客张罗一番，回来开始说下文。

那是1951年，叫向党“交心”，写自传。没有什么可以写的呀！他们说向党交待得越多，表示越忠诚，党就会越相信你。我实话实说，写了个毫不沾边的事。

我家在巴县元明乡，我有个“毛根朋友”叫刘光月，她家很穷，很小就在我姨妈家当保姆带娃娃，那哪是带娃娃，是小孩带小孩。1948年，我在街上偶然碰上了她，她说她已经结婚了，丈夫叫陈剑平，射洪人，经常打她。这以后，刘光月常到学校来诉苦，我没法，只好劝她说：“你小时候那么苦都过来了，忍了吧！”次数多了，我就说：“不让他，跟他闹。”刘光月很害怕，她说：“我不敢，他凶得很！”

因为陈剑平有时要来学校接刘光月，我们见过面。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他寄来的一封信，心里直跳，以为是他看上我这女学生了。打开信一看，里边有一张表，我看不懂，怕极了，我几下就把信撕了。从此，我主动和刘光月一家中断了联系。

火车要过隧道了，她赶快去开灯、关灯，回来，我听她再往下讲。

1953年，审干，组织部门告诉我，说陈剑平是特务，已镇压了。这样，我成了“特嫌”。

1954年，我被“清洗”出工会，去搞成人教育，教夜校。我觉得太闲，主动要求教小学，在宁夏街一小，我教的班级，小学升初中的成绩，在几个铁路小学中，名列前茅，成绩还可以。

1964年，下放我到房建段劳动，理由说我是“三门干部”。这时才有人悄悄告诉我，说我这“特嫌分子”，怎么能教育好下一代？我当工人，踩泥巴、编墙、抬水泥、运砖……啥都干，天天死心踏地在“改造”。1966年铁二局把我移交给铁路局，甩在离成都家里比较远的一个车站，我最小的孩子才五岁，怎么办？没法，我去找领导求情，我自己要求当列车员！领导开恩，大笔一勾，换到客运段，一直干到今天。”

我知道她已用不着安慰了！我问她，你跑过哪些线路？她说：“成铁局管的都跑过，现在老了，领导照顾我，让我跑短途。”

这些年，我有时见着她，已恢复当年活蹦乱跳的本色，情绪很好。只听说有一段时间生过重病。老了，我闲得无聊，想起这件往事，给她打了个电话，不讲客套，拿起电话就问：“你自己戴的那顶帽子摘了没有？”

“摘了！”

她说：拖到1979年，全国都在平反冤假错案，我实在想不通，就去找领导，要求把我为什么是“特嫌”的事说清楚。

我这事，人家早已忘了。我这一闹，才把我人事档案翻出来看。办案的人后来给我讲，他气得一脚把这鬼把戏“翻”了，我才“归队”、回工会。办案人还笑话了我一句：“当年你这个傻丫头，谁叫你乱写呀？”我心里怪不是滋味！“不过，同志哥，我现在已经懂事，这句话只是我心里想的，人面前不得说。”

这建立个人“人事档案”的事，我原来以为是学苏联、“一边倒”。现在才知道，这也是我们有特色的发明。

9 四十年的愿望

我抗命不遵，要去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去哪里呢？

后来，恰逢东北招聘团来重庆招聘技术人员，心想这大概可以如愿以偿了吧！东北，太远！干什么？不知道。心里七上八下。

这时，听说要修成渝铁路。我去沙坪坝见到徐光华、李盛琼两位老师。李老师说：修成渝铁路，好呀，建设家乡嘛！徐光华老师也认为合适，他帮助出主意：“听说成渝铁路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也是四川修的第一条铁路，占了两个第一啊！我有个朋友叫陈祖闛，就在成渝铁路工作，我给你写封信，你去找他打听打听。”

另外，我还听同学说：四川闹修铁路，闹了四十年，旧中国一寸钢轨没见着，解放了好呀，马上动工修建。啊，原来这是四川老百姓四十年的愿望呀！难怪，后来我听他们唱有关成渝铁路的歌，其中有一句就是：“四十年来说修路，派款又拉夫……”

拿着徐老师的信，我往城里去找陈祖闛。我是中午去的，他宿舍在嘉陵新村附近，从两路口上去，要爬很陡、很长的一段台阶，才到了他的住处。我敲开门，一个身穿长衫，高高瘦削的中年人，很和气的接待了我，他看了徐老师的信，他说：“想来修成渝铁路，好呀，欢迎呀！现在成渝铁路正在招聘人员，你拿着结业证书，来局里报名就是。”

接着，他以一个长辈关心晚辈的口气，给我讲了成渝铁路一些历史故事。他说：“修这条铁路可不简单，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王朝，和这有直接关系呀！”

这怎么和辛亥革命拉上关系了呢？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他们主要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夺取在中国的筑路权。如象法国要求修滇越铁路，英国要求修滇缅铁路，德国要求修胶济铁路，俄国要求修东清铁路……。成渝铁路是川汉铁路的一部份，当时就有英、法、美、俄、德五国要争夺这条路的筑路权，为了“保主权”，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争取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我国自己在四川成都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开始叫“官办”，后改为“商办”。修铁路的资金从哪里来？虽然名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租股”，就是按土地实收粮食的百分之三缴纳“股”金，这是一种强制性的摊派，或者说是变相的税收。这部份股金约占到全部股金的80%。这就是说，修铁路的实际股东是全四川的老百姓。

强制摊派老百姓拿钱修铁路，这叫爱国，也还说得过去。谁想到，川汉路在1909年12月开工，到1911年5月，清政府就宣布“干路国有”，这实质是要侵吞从老百姓那里收来的九百多万两白银。因此激起了民变，四川省有142个州、县成立了“保路同志会”，派代表向四川总督赵尔丰请愿，赵尔丰对请愿群众实行了血腥镇压，发生了成都血案。于是各地纷纷起义，组织“保路同盟军”，多达二十多万人，全省各地罢工、罢市、罢课，声势浩大。但清政府强取豪夺之心不死，急从湖北调动两旅鄂军入川。人民群众为保住自身的股金、血汗钱，奋起反抗，带领鄂军入川的湖广总督端方，在入川的路上就被“同盟军”杀了，四川总督赵尔丰也在成都被砍头示众。

由于从湖北调兵入川，当地军力大减，革命党人在湖北武昌起义，一举成功，为埋葬清王朝奏响了葬歌，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成功的前奏曲。

如今，在成都市人民公园里，还高高地耸立着“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纪念这次保路斗争！

当我了解这些故事以后，到成渝铁路搞“建设”的决心，已不可动摇了。

大概是第二天，我就拿着重庆大学给我发的临时毕业证书，到成渝铁路工程局去报名。那时候，觉得解放了办事真方便，来一个、考一个，当场就考。一个什么人，给我出了几个政治题，比如：五星红旗代表什么意义？一会就完了。又换了一个屋，出来一个人，简单问了我几个技术名词。得了，当着我宣布，你被录取了！

因为成渝铁路沿线还有土匪骚扰，暂不能到工地去，领导决定我们这些新招聘的人员，先集中起来学习一段时间。

我们集中学习的地点，好像是国民党时代的九龙坡机场，所以我们单位的名称叫：“九龙坡学习大队”，大队和一中队住在飞机坝，我分配在二中队，住地和一中队相隔较远，像个学校，有大食堂、操坝，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近些。中队下边有区队，我们二中队下边好像有三个区队。我到了学习大队后才发现，我们重大土木系同班的同学，大多数都来参加学习。听介绍，一中队的学员是散居各地的“旧”人员多一些，我们二中队刚毕业的大学、中专学生多一些，好像仅三区队有些领工员、测量工。我分在一区队，区队长李孔文，我们小组八个人，四个大学生、四个中专生，在一间十来平方的小屋里，睡地铺，开会、学习都在那里。

学习前半段，是学《社会发展史》，由大队长孙连捷作辅导报告，他一讲一天，甲乙丙丁、一二三四，太多了，我都认真记的。后半段，学技术，由局里派高级工程师来讲课，比如怎么注意排水，防止冲刷路基等等。

多年以后，我们当初小组的熊晫同志（后任西南交大副教授）告诉我，他在学习大队还挨过一次批判。我们的伙食是大灶，开饭时，每桌用一个洗脸盆装一盆菜，放在院坝里，饭是用大木桶蒸的，八个人围成一圈，大家在地上吃。有个礼拜六，有些同学回家去了，锅里的菜剩了一些，熊晫和几个同学要求增加点菜，和炊事员发生了点争执，后来熊晫被点名批评，说这是他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在会上熊晫声明了几句，队长李孔文看他是个新学员，找他谈了次话，才把事了结，知识分子开始尝到点挨批的味道。

很巧，二区队的区队长邵善臻，是我中大土木系的同学，随西南服务团技术大队来的，他那时是供给制，要发点津贴，星期天，他拉我去下馆子，硬要帮我改善一下生活。他参加革命早一点，规矩懂得多一些，他反复提醒我：“学习会上，不要发表负面意见哈！”那时我革命热情那么高，哪能说负面的东西哟。

学习大队从三月学到六月份结束。结业时评学习模范，我光荣地被“模范”上了，奖了一条小毛巾、一个小笔记本。那年月，算重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