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闲聊厘金兼答地九 - 1 -- 老广
家园 闲聊厘金兼答地九 - 1 这个讨论起源是我在杰瑞的帖子里说了两句话，“后来不是曾胡加收厘金，太平天国就要了他的命了。”和“晚清后来靠关税和厘金还能搞的有声有色。” 其实我没有说厘金好，就是说他其了很大作用。后来地九质问我说:
创办铁路？大部分是靠外债吧？
汉阳铁厂？那是招商局和商股吧？
海军经费？这个倒靠点谱，不过很大一部分变成了颐和园里的石头船吧?
那风景倒是有声有色。
"清朝的关余和盐余，好象比田赋还多吧？"
看你说的，好象清朝没有厘金就过不下去似的。
再说，清朝灭亡时候，财政收入膨胀到两亿两，还是要靠税制向现代转型吧？
http://www.ccthere.com/thread/2211182
我回了个贴子：
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26487
告诉他汉阳铁厂资金来源很多来自厘金，铁路是厘金做为抵押的贷款建起来的，还清朝初创那点海军和福州船政局，江南造船厂还有船政学堂的出洋费用都是厘金支持的。厘金在清末财政中地位重大，而且到宣统三年时，地九很推崇的“现代税制”盐课收了４５００万两，厘金受了４３００万两，厘金是对所有商品征收的，盐课就是对必需品盐的征收，那个税对老百姓影响更大，更象恶税，我觉得应该是满清楚的。
地九起了个主题，介绍厘金的历史作用。
http://www.ccthere.com/thread/2227609
我看了一下，如果是答复，觉得有点避重就轻。 我说的无非两点，
１，厘金在平太平和捻军过程中，起了不可替带的作用，没有厘金，满清这关是过不去的。
２，依靠厘金和关税晚清后来搞的有声有色。
关于１，我想这个没有什么疑义。毕竟当事人的说法比较权威，曾胡左李都已经就厘金在晚清平乱的作用说了很多了。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事实最重要。地九对此没有正面回答， 当然也算是回答了一点, 就是清廷也算是广开税源了。这个我后面回答。
关于２，这个争议很大。我准备解释一下。我单开一题，一个是将来找的方便，一个是对晚清的财政我一直感慨颇多啊。道光时期清廷不过每年收个１，２０００万两银子，还民冤沸腾，下面士民天天嚷嚷还税重了，道光也自己觉得民负太重，自己天天想省钱，新衣服不敢穿，只敢花五两银子打打补丁，膳不敢排了，只敢吃五两一个的鸡蛋。仗也不敢打了，随随便便就签了条约打发蛮夷了。今天很多专家动不动就当年GDP占世界1/4, 就这样还才收了１，２０００万两银子，还就到极限了。后来到了晚清，中国一开仗就陪几亿两，但就这样，晚清后来修铁路还真修了不少，可以羞死孙大炮了（这点必须承认，俺可能低估大炮的脸皮厚度了），财政每年居然能收个２，３亿两白银。这个难道是说明从１８４０年到１９１０年７０年间中国经济增长了１０倍吗？要是真的，那比土共可牛多了，毕竟今天土共普通工人的生活还干不上包身工时代，无数新发现资料可以证明，民国时代农民的生活还是蛮不错的，就不要提当时大学教授们的幸福生活了。（板砖敬谢）.
所以这中间必然有点蹊跷，所以我对晚清财政兴趣还是蛮大，算是了解一二，这也是为什么地九大概是感觉踢门板上了，没有不敬的意思，只是有话要说。
家园 闲聊厘金兼答地九 - ４ 首先感谢在磨刀的胖猫和老拙的问题，是我疏忽。这里专门解释一下。大家可能纳闷按道理讲子口半税，外商占了便宜，怎么还嚷嚷废厘呐，这个一句话，谁让他和中国打交道。
厘金征收初始，洋货土货一并征收，而且收起洋货来还更切实。这个切实很有讲究，比如海关税则开始订立是值百收五，但收的很不切实，所以后来切实值百收五就成了清廷的一大诉求。
当初南京条约时，英国政府要求洋货内地转运税率不得超过关税的一半，但英国人后来一调查，发现内地转运税率实际低于关税一半，所以就没在南京条约里提这事。１８５３年厘金初起，洋人就遭了罪了，当时厘金成为洋货行销中国的最大阻碍。所以英国政府就提出修约，在１８５８年的天津条约里规定，所以进口货物在内地子口按照关税税率一半征收，就是称为子口半税。这个子口半税同时适用于外商在内地购买用来出口的货物，就是老拙受的情况。当时同时天津条约还规定，
１，洋商可以自由选择是缴纳子口半税或者缴纳厘金。
２，这个子口半税只适用于洋商，不使用于华商。
３，洋商在按海关缴纳关税填税单时，要名列货物名称，数量，运往何地，然后海关签章，代收子口半税。洋商在运往内地徒中，每过一处关卡，都要验货对单，如果货单不符，就是证明你或者是沿途私卖，或者是匿单少报，这个时候就“各货均罚入官”。
河里但凡有点社会经验的中国同胞，一眼就能看出这里面可操作的余地太大了。这是中国，所以国情复杂，就说这一条吧，外商可以自由选择纳不纳子口税。所以这个缴纳子口税和当地厘金关卡设置很有关系，比如天津条约后，北方各省，因为关口比较少，所以外商一般都选择缴纳厘金而不交纳子口关税，因为他们缴纳的厘金反而少于子口税。比如广东，厘金和子口税差不多，所以广东子口当年没有签发税单一事。福建在收了几年子口税后，干脆停收，一直停了十年，直到１８７４年才有重开，因为当时关口越来越多的缘故。而厘金负担重的东南几省和两湖则开子口单的情况多，但是有话叫子口增则厘金绌。子口和厘金有此盈彼绌的关系。而且各省也根据子口税水平调降厘金，使其和子口税相当。比如１８７４年福建恢复征收子口税后，厘金立刻调降。其实这里面是中央地方关系。
而且天津条约里两条要点，就是上面讲的第二，第三两条，就是说只有洋人运货时子口半税才起抵扣厘金的作用，如果是华人，那么厘金照收不务。所以除非洋人经手分销零售，这个厘金逃不掉，所谓认人不认货。你想能有几个洋人把货物进口以后，还专程运到内地啊。分销的基本都是华人。
而且第三条决定了，一旦发现货单不符，外商的货物就地全部没收。这样哪怕是外商负责分销内地，他也要每过一关就验一次货，而且极其彻底，查出毛病就没收了吗。你想比如约翰进口１０００匹洋布，如果分销四川，湖北的话，他要开两份税单，去的地方越多，开的单越多。然后长途跋涉，每过一关验一次，耽搁，刁难这个就不说了，所以外商意见极大。这样一来，不少外商就干脆不交子口税了，因为太麻烦。
而且要知道厘金分行厘和坐厘。而行厘又分卡捐和落地捐，子口半税免的是厘金里行厘中的卡捐。哪怕是约翰不怕麻烦千辛万苦的把货物运到地方后，他仍然要缴纳厘金里的落地捐。而且当时清朝地方政府对这个子口税单也是经常不认，所以外商对于这个厘金怨声载道。
所以子口半税出台后，起的作用不如想象。比如１８７５年，海关正税是870万两，子口半税如果都正常缴纳的话，应该是一半才对，但实际上子口税只有５３万两；１８９５年海关正税是１０４１万两，子口税只有５７万两；１９１０年海关正税是２３１１万两，子口税只有１８２万两。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列强总想着废厘，因为真的把他们弄得很烦。
后来列强为了子口税问题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华洋一体纳税，但这个还是没用，地方还是不认，华商去争，少不了挨顿打。所以子口税后来一直到清朝末年裁厘加税改革，一直没有起到应有作用。这个不用废什么口舌，看税额数字就可以了。列强裁厘的建议起自１８６８年中英修约谈判，当时的新定条约是要对与洋布，大呢，洋绒三大类华洋一体纳税，厘金从对人不对物改为对物不对人。同时取消外商的在厘金和子口税间自由选择的权利。清廷也同意了，结果新定条约被英国议会给否了
１８７６年，马嘉理事件中英谈判，当时赫德提出对于棉织品，毛织品，五金，食糖四大类进口货，茶丝糖棉花四大类出口货进行海关正子一并纳税，厘金概免。但清政府又没有同意。
１８８０年，威妥玛提出裁厘加税，在提高关税前提下，免除厘金。清政府也接受，但在海关税率上争议不下，清廷希望12.5%, 后来折衷到11.5%,但列强对清廷是否有能力切实裁厘有疑问（他们大概已经知道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句话了），所以后来就流产了。
１８９６年，李鸿章出使西欧，便是和西方讨论提高关税一事，当时因为银价贬值，清廷希望以金带两。但李闭口不提裁厘，所以英国也就就断然拒绝。１８９７年再次和英国交涉改行金镑征税，但清廷同时训示“免厘一节，万不可允”。英国当然也不让步。
１９０２年，庚子后中英谈判新约，当时英国人认为“在这些问题里，最重要的就是拟议中的裁撤厘金”，当时清廷在庚子新败的情况下一直谈了八个月。后来１９０２年９月２５日签约，和厘金有关的大概几条：
１，“向设各厘卡及抽类似厘捐之关卡概予裁撤”而且“不得改名，或籍词将此项关卡复行设立”（惨痛之语）。
２，进口关税提高到12.5%.
３，洋药税厘并征方法照旧，“应将该厘金视为加税。”
４，“盐厘名目改为盐税，可按现征之厘金数目及别项征捐，加入课税之内。”
所以这个条约应当算是裁厘加税修成正果，但可惜当时中国门户开放，该条约中原规定需要所有列强“允立此约”，才能生效。结果０２年签约，到了０６年，只有６个国家和清廷商谈此约，英，美，日批准此约，葡萄牙政府批准了，但是议会否决了，德国，意大利不了了之。沙俄，法国连谈都不谈。所以这次裁厘就此告终。然后民国期间的事情，我就不讨论了。超出本文范围。
最后在重复下列数字，１９１０年，海关正税收入２３１１万两，子口半税只有１８２万两。
家园 呵呵 这不即是古代版本的 只有政策 下有对策 呵呵
～
眼熟啊
家园 你提到的废约叫阿礼国协约或阿礼国条约 1858 年的中英《天津条约》第 27 款规定 :“此次新定税则并通商各款 ,日后彼此两国再欲重修 ,以十年为限 ,期满需于六个月之前知照 ,酌量更改。”
根据这一规定 ,19 世纪 60 年代末中英两国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修约交涉 ,香港在中国沿海贸易中的地位问题也首次成为条约谈判的内容。
从现有文献来看 ,在修约交涉中 ,究竟是中方还是英方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已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 ,双方都有利用修约的机会解决这一问题的愿望。1862 年 ,英国以帮助镇压太平军为名 ,诱使清政府解禁了《天津条约》明确禁止洋商贩运的牛庄和登州的豆石。1863 年 ,中丹《天津条约》将洋商从事沿岸土货贸易的权利正式变成了条约特权。同一时期 ,外国轮船大量应用于中国沿海贸易 ,并逐渐取代了帆船的垄断地位。所有这些进一步促进了中国沿海贸易的大发展。因此 ,对外国商人特别是在中国对外贸易和沿海贸易中占绝对优势的英国商人来说 ,重新确定香港在中国沿海贸易中的地位问题变得更为迫切。1867 年修约前夕 ,香港商会在给英国公使阿礼国(R. Alcock)的建议书中 ,明确要求争取货物从一个条约口岸通过香港转运到另一个条约口岸时 ,永远享有与其他条约口岸一样的关税特权。
中国方面 ,清政府也在为香港绕运事件所困扰。1868 年 ,正当中英为修约展开激烈辩论的时候 ,江苏发生美商自香港转运土糖案。1869 年初总理衙门接到南洋通商大臣的奏报后表示 ,条约和规章对洋货、土货的规定是有所区别的 ,香港虽已割让给英国 ,系外国码头 ,但广东所产土货多从香港转运其他口岸 ,此种货物不是来自外洋而是产自本土 ,应与洋货区别对待 ,并随即饬令江海关“分别妥办 ,如系土货似未便擅给免单 ,致滋洋商包揽、华商冒混之弊”。但江海关税务司狄妥玛( Thomas Dick) 声称 ,各口海关向来将香港视同外洋 ,对运往香港的土货收取
出口正税 ,如果该货再从香港运往通商口岸则又征一进口正税。这种征税方式 ,使得香港“已受作为外洋之亏 ,故应得作为外洋之益”,从香港转运进口的土货既然进口时是照洋货办理 ,则复出口也应照洋货发给免单或存票 ,“以昭划一”。就当时的贸易制度而言 ,这种分析不无道理 ,为避免中外纠纷 ,总理衙门只好接受狄妥玛的意见 ,于同治八年五月晓谕各口 ,以后自香港转运的土货仍照洋货办理。
但事实上 ,清政府极欲调整香港在国内贸易中的地位 ,将真正外国进口的洋货与绕运香港的土货区别对待。虽然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上的利益需求各不相同 ,英方是为获得最优惠的贸易待遇 ,中方是为保证税收 ,但二者恢复香港在国内沿海贸易中本国口岸地位的要求是一致的 ,因此 ,1869 年 10 月签订的《新定条约》(英方称《阿礼国条约》) 中 ,双方在此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英国答应 :“香港运来之货 ,若实系中国出产 ,则与洋货有别 ,该货入内地时 ,须照各项土货之例 ,逢关纳税 ,遇卡抽厘。”中国则答应 :“英商运土货前往香港 ,按照往通商各口之例 ,一体发给出口正税之凭据 ,俾于复进口时 ,照例完纳复进口半税。”
这实际上等于在沿岸土货贸易中再次将香港置于其他条约口岸同等的地位。清政府对此安排很满意。同样 ,阿礼国也将其视为两全之策 ,认为这一协议既满足了英商的要求 ,又平息了中国官员的不满。在他看来 ,中国地方官员的需要无非是 ,来自香港的中国产品在进入内地的时候应该以中国产品对待 ;英商的需要则是 ,中国产品从香港运往条约口岸的时候 ,应该以中国产品对待。
但是 ,阿礼国低估了英商的野心。英国商人只是向他提出 ,取得土货自香港转运进口与在条约口岸之间转运一样的缴纳半税的权利 ,并没有同意取消该项货物的子口税特权。也就是说 ,英商的真实企图是在沿岸贸易中既得子口税之利 ,又得复进口半税之利。这与条约规定以及中国的贸易制度是相矛盾的 :如果将香港作为外国口岸对待 ,那么应该遵循的是对外贸易制度 ,土货出口香港之前或从香港运入条约口岸之后 ,在内地都可享受子口税特权 ,但复进他口时等于从外国重新进口 ,必须缴纳全部进口正税 ;如果将香港与其他条约口岸同等对待 ,那么土货运往香港或从香港运入其他口岸都属于完全的国内贸易 ,应该遵循的是国内贸易制度 ,在复进他口时仅需缴纳半税 ,但不能享受子口税特权。阿礼国与清政府的谈判正是在这样的原则上进行的 ,所以《新定条约》在同意英商自香港转运土货仅纳复进口半税的同时 ,按照国内贸易规则将运往香港的土货排除在了子口税特权之外 ,其第 4 款规定 :“英国允 ,英商照章领照 ,赴内地置土货 ,运赴海口 ,沿途逢关纳税、遇卡抽厘。中国允 ,此项土货如系出口运往外国者 ,一年之内 ,准将沿途所纳税厘与子口半税银数比较其多余者 ,照数发还 ;若报明出口复进口 ,多则毋庸给还。”
这一条款的出台并不是专门针对香港 ,而仅仅是按照贸易规则所得出的必然结论。但却因为其无意间对运往香港的土货在子口税特权上构成排斥 ,因而引来了英商的一片反对声。香港商界虽然承认对一个条约口岸运往香港然后转运另一个条约口岸的土货发放一般的税收凭证对该殖民地是有利的 ,对更新以前享有的那种有价值的特权也是有利的,但认为将运往香港的土货排除在子口税特权之外 ,则得不偿失 ,这些土货缴纳的内地税将远远超过复进口时作为洋货比土货多缴纳的半税 ,更重要的是 ,通过香港运往外国的中国货物将因此丧失退税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 ,香港英商又叫嚣香港是英国口岸 ,不能做出这种明显不利于该殖民地的规定 ,应该让运往香港的中国货物与运往其他外国口岸一样享受退税的权利。以大卫 (S. H. David) 和科德维尔 ( Henry C. Cald2well) 为首的香港居民还特地写信给外交大臣克拉兰敦(Clarendon) ,反对《阿礼国条约》第 4 款将香港排除在外 ,声称有些土货运往香港 ,仅仅是为了方便转运外国 ,因此将香港排除在外 ,不但是不公平的 ,而且似乎是有意阻止中国出口商品经香港的转运贸易。
由于英国商界对香港贸易条款及其他条款的反对 ,《阿礼国条约》最终流产 ,香港依然维持着以前的地位 ,从香港转运的中国土货依然享受着进口洋货的待遇 ,通过香港转运土货 ,作为中外商人在中国国内贸易中逃避厘金的重要手段得到更为广泛的利用。
家园 闲聊厘金兼答地九 - 3 下面来答复一下地九的文章
http://www.ccthere.com/thread/2227609
首先要感谢地九解释春秋拨和协款的概念。但是地九所说
因为总体上，财政收支是平衡的，此项经费不出于厘金，便出于盐课，或出于关税，或出于地丁，由于总收入不变，出于哪一项就没什么特殊意义。
这个就不一定有道理，因为厘金和关税是晚清的新税种，没有他们晚清不会挺到１９１１年。而且地九在另一个帖子里
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25453
就是说袁练新军是靠的盐课所以厘金不必要。这样有点前后不一。
所以老广以为，铁路经费等是由厘金坐抵押借外债得来的，所以厘金就意义重大，对此本人不敢苟同，因为那个时期（太平天国失败到甲午战争之前)，清朝财政是基本平衡的，或至少缺口不大。
这个基本平衡不知道什么意思，没有厘金还能平衡吗？而且地九反复提到铁路建设里厘金是抵押，所以和厘金关系不大。我想这里，地九可能是按照现在的意思理解抵押了，当时的抵押不是这样的。而就是要用这款子来还本付息的。所谓厘金抵押贷款，就是从签约以后，每年要拿这笔厘金来为这笔贷款还本付息。比如晚清为偿还甲午赔款，而举借贷款，需要以厘金，盐课(主要是盐厘)作抵押，借款银行们是要去现场监督税款征收的。比如汇丰的贷款,汇丰的条件就是“由海关总税务司代管厘金”，抵押的是苏州，松沪等７处厘关，然后海关就派人去接管厘关，每到厘关都要设多名洋人来监管。比如地九推崇的盐课，就是盐厘了，后来就是五家银行监管，直到民国。所以当时所谓抵押，就是还本付息的意思。你买了房子能够到处说是银行帮你买的吗？那个是你自己的血汗钱买的。
至于地九说的咸丰的几个搜刮措施，真正刮到地皮的就是厘金。他说的盐斤加价是１８９５年为了甲午赔款设立的。当时增加的就是盐厘，知道后来清廷税改把盐厘归到盐课。所以盐课三大项，就是场引正课和杂课的课项，还有就是盐厘，和盐斤加价，但盐斤加价是后来的事情了。
地九所说的关税应该指的是近代海关，这个在二次鸦片战争后才创立。之前的海关，最高的１８５１年才收了１２０万两，厘金创设的当年，海关税收才５０多万两。后来近代海关开始建立，但是一开始也就是１００多万两，到１８５７年才到２００万两，１８６０年到３００万两，太平军最后覆灭的１８６４年到了７００万两。洋药也是二次鸦片战争后才创立到１８７５年才２４０万两，洋药厘金到１８７５年是３２０万两。所以洋药在太平时期也不过几百万两的规模。至于捐输，本身很不稳定你能说一下，最高的５００万两是那年吗？我怀疑是晚清末年了。而什么当百钱之类的，能搞会发行成本就不错了。而同期厘金早就到了很稳定的１０００－２０００万两，同期厘金资助湘军军费１０年达到上亿两。淮军就是靠东南几省的厘金而后来居上的。那个分量重是显而易见，清平太平主要靠湘淮两军，而他们就是靠厘金。
另外我不理解地九说的"清政府采取了哪些财政措施呢", 首先减赋，他不减也收不上来，当时江南十室九空，这个是正常措施，而且太平占了天京后，清从江南几省就收不上什么了，严格讲这是政治措施。
其次裁军，这个要知道当时湘军可是正经八百的职业军队，人当兵不是为了解放全中国或者城市户口什么的，人家是为了比绿营高得多的饷银。现在裁了人，保安就摆平了，裁湘军，那是要给package的，不给，是要造反的。曾剃头的package就来自厘金。至于投资，我已经说了很多了，厘金和关税作用巨大。
另外关于比较，
1、鸦片税 PK 盐税
这就不用多说了，鸦片税收入即较盐税少，而危害大，同样征收100万两银子，显然是盐税要优于鸦片税。
这个我不是很理解，地九难道想鸦片流通免税？老百姓每天都吃的盐上几千万税的就是向现代税制转化，祸害中国的鸦片却要免税才好。反正这个我是不能理解了。当时在禁烟不可能的情况下，这个是对中国最好的办法了，当时中国和列强能争的最多也就是税率高低了。列强当然希望税率越低越好。用当时英国对清廷的照会里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名为禁烟，实则免税”；“与其禁之，不如税之”。引这段话是真的心痛，老毛１９４９年那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不是瞎嚷嚷的。
关于厘金和子口税，我下文再说。厘金也好，子口税也好，海关关税也好，实际上都是流转税，都是从量从价计算的。厘金起初叫厘金是表示其税率低，后来到处设厘当然就成乱政了。但当时是有其意义的，当时说进步也不过分。
家园 哈哈，终于中了一回 恭喜：你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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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厘金的税制和征收方法决定了它从开始就是坏税 啥叫“后来到处设厘”? 这个“后来”之近----
咸丰三年仙女庙出现第一个厘卡，到咸丰五年，江西设六十五局卡，湖北设四百八十馀局卡，已经有御史上奏“大江南北设卡过多，收捐太杂。”朝廷要开始第一轮酌量裁并；咸丰十年，以张家口办理釐金不善，激成事变，文武各员俱获严谴。咸丰末年，“各省釐局过多，上恐有累商民，命除各省通衢要口外，其馀局卡概行裁撤。”
同治元年，广东官绅办理釐捐，营私病民；四川总督骆秉章亦以粤省釐捐积弊为言。上诫端书以“釐捐原出于不得已，总期有益军饷。无戾民情”。御史丁绍周言：“釐捐各委员徒事中饱，民怨沸腾。”
等等，等等。
家园 咸丰话都说的轻松 不是厘金，军费从那里出来，太平军能平得了吗？后来洋务运动钱又从那里来。骆秉章有种把四川厘金停了。清流的话怎么样，关于厘金的折子多了，如果都是骂的，为什么废不了？
家园 嘿嘿 学习中 恭喜：你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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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这厘金就是一个双刃剑，用好了可以富国强兵 用不好则亡国灭族。老广这个切入点很有价值，同时葡萄从另一个角度的分析也有说服力。俺们河友长见识了。
家园 经版风云再起，英雄星际灿烂，我欣赏 家园 浙江财政税务志的一点厘金资料，供参考（二） （二）厘金的征收
浙江牙厘总局于同治三年（1864）从衢州移至杭州后，即在全省11府先后设立府局，其下设分卡12处，茶货厘、丝厘正卡74处，分卡214处，茧捐卡15处。杭绍二府并设纸柴炭公所和烟叶公所2处。对百货行厘按起验之法抽收，行厘之外，尚有落地捐及认捐。光绪二十四年（1898），嘉兴一郡除乍浦抽收行厘外，其余各卡外来货物一律改在目的地抽落地捐，土货亦令各铺户按年认捐，按月缴捐。光绪二十九年预筹加税免厘，浙江省厘局拟改办产销税，在对全省客土各货产销实况进行调查的同时，命招本业殷实商人承办认捐，分月缴捐。捐额承认之后，货物粘贴印花，沿途查验放行。先后禀准承办认捐的，计有锡箔、纸张、扇、洋货、土布、茶叶、靛青、毛猪、柴炭、竹木、磁器、药品、棉花、烟、酒等约30余宗。
浙江各项厘捐中以百货厘捐收入最大，收入多的年份，常在140万两左右，其余年份多为110～120余万两。丝捐其次，历年收入常在40万～60万两之间。光绪六年（1879）最多达到72万余两。
茶厘亦为浙江省厘金的较大收入、年收入常在8万～13万两之间。突出的仅有两年，光绪八年（1881）749149两，光绪二十三年（1896）144912两。
洋药厘金光绪十一年(1884)收56839两，十二年收246404两。十三年起改归海关代征，每年由海关拨20万两给厘金总局抵作税收。
土药厘金收数甚少，为厘金局的零星收入，加抽糖烟酒二成捐收数也不多，在1000两至3000两之间。7项厘金正项税收之外，还有整顿厘捐盈余一项收入，每年约可收33万两。
浙江自同治三年（1864）五月至十一年（1872）底止，共征收厘金17827675两，同治三年以8个月计算平均收银1371360两，以后各年平均收银2057040两。
光绪十一年（1884）至十六年（1889），浙江厘金收入最高年份为2117024两，最低年份为1990976两。`浙江历年厘金收入俱在200万两左右，在全国14省中仅次于江苏，居第二位。
家园 浙江财政税务志的一点厘金资料，供参考（一） （一）厘金种类
百货厘金 厘金税率初定为值百抽一，后逐渐议加增至百之六、七。同治二年（1863）更定章程，改为百货经过浙东浙西者抽收两起两验。逢起抽3％，逢验减半（1.5％），一起一验抽4.5％，两起两验抽9％，浙东起验捐分别上水下水，自安徽、江西、福建顺江而下者为下水，自宁绍杭溯江而上者为上水。下水自江西入境者常山起，兰溪验，义桥起曹娥验，宁波照票，凡抽满两起两验者各卡照票放行。上水自宁波办货者，宁波起百官验，义桥起兰溪验，西安（现衢州）常山俱照票放行，浙西杭、嘉、湖三府，港汊分歧不能分别起验，浙东贩运浙西货物即由浙西头卡并抽起验一次，计4.5％。光绪二十二年（1895）浙东改为一起一验合并征收。
浙江课厘货物共分12大类682项⑴绸缎绫罗呢羽类39项，⑵绣货类26项，⑶皮货类37项，⑷布匹类38项，⑸锡箔纸扎类74项，⑹铜铁铝锡类28项，⑺磁器类11项，⑻食物类74项，⑼药材类73项，⑽油类12项，⑾木竹类41项，⑿杂货类234项。
正厘而外，附属于百货厘金者尚有善举、储备公款、厂纱捐三项：
善举 太平天国战争后，为抚缉流亡，筹办善后，于厘金项下随捐一成作经费，在验捐时带收，原起捐抽3％，验捐抽1.5％的，加入善举则为起捐3％，验捐2％，全省有善举者30余卡，温台处三府所属各卡，与宁属宁镇船货卡均不抽收。
储备公款 始于光绪二十年（1893）由验捐项下照善举捐数划提，如浙西卡起验并捐善举一成者，储备公款也划一成，浙东卡善举向划2.5厘；也有划2.5厘，加上善举、储备两项附捐。正附合计浙东货厘税率为10％，浙西为5.5％。光绪二十三年（1896）宁绍台温处5府厘金抵还洋款，储备公款即行停划，杭、嘉、湖金衢严6府仍照划提解省作为厘饷局开支之用。
厂纱捐 浙江机器厂纱捐起于光绪二十六年（1899），除贩运出口完纳正税外，其运销内地由厘饷局发给护照概免厘金。光绪三十三年（1896）宁波通久沅、和丰二厂经浙海关详定应赴关纳税，杭州通益公，萧山通惠公二纱厂纱件，凡由轮船装载及用轮拖带者也归新关查验征税，至用民船运销内地者，则归首卡抽收，每担征银0.7两。
丝厘金 包括运丝捐、用丝捐、茧捐、丝茧谕单。
运丝捐 同治初年，设局收捐，从量计征每包80斤，收银20余两。同治三年（1864）厘捐总局规定先捐后售，每丝1包收银16元，由各卡责成丝行于乡民卖丝时先收捐款（每丝1斤，收洋0.2元），再准销售。
用丝捐 同治初年原照百货厘捐章程，见货抽收，嗣因用丝销本地为多，容易偷漏，局卡收捐，稽查难周。光绪十年（1883）改归各属丝行认捐，每两收捐钱4文，十二年加收善后捐钱2文，共计每两收12文。
茧捐 始于光绪九年（1882），每鲜茧百斤收捐4元，干茧1斤折作3斤，每百斤收12元，内代收沪捐2元，塘工0.6元，计正捐洋9.4元。双宫簿皮每百斤收捐2.4元，责成茧行先捐后售，光绪二十一年绍属创设缫丝厂定为大灶烘茧3000斤，每乘收捐洋300元，小灶烘茧2000斤每乘收捐洋200元，后以商户困难改为按灶认数计斤收捐。凡新茧上市，由牙厘局派员督同各茧行于买茧时向卖户按斤收捐。
丝茧谕单 开设丝茧行向须领帖，资本微薄无力领帖者，请给谕单也可营业，丝谕单始于同治三年（1864）上则丝行钱80千，下则钱40千。茧谕单始于光绪九年（1882），有灶正庄须请发上则谕单捐钱80千，无灶分庄可请下则谕单，捐钱40千。
此外还有因庚子赔款而加收的丝偿款、绸缎偿款，善后、塘工等附加，和代收丝沪捐、茧沪捐等。庚子赔款后，运丝捐每包加增至29元，其中正捐16元，其余皆属随征之沪捐及偿款、善后、塘工等附捐。
茶厘金 浙江省产茶有旺年淡年，茶厘章程也屡改易。光绪元年（1874）规定箱茶每引净重100斤收银1两，篓茶袋茶每引收银6钱，茶梗茶末无论浙江外省每引收厘银2钱，免完税课。关税每引收正耗银3分4厘，引课不论箱茶袋篓一律每引收银1钱。安徽、江西已捐之茶，无分粗细由入浙首卡每引收厘银2钱，其未捐过的即照浙茶捐章程办理。同治五年（1866）附加塘工捐，不论箱篓袋茶，凡经浙西者，每引加抽1两。光绪元年（1874）改收塘工捐5钱。
茶糖烟酒加成厘金 光绪二十二年（1895）遵照部文就糖烟酒3项除正厘外增加2成，二十六年（1899）又就烟酒二项续加2成，二十七年（1900）为筹集庚子赔款又就茶糖烟酒4项增加3成，三十年（1903）为练兵经费又加烟酒5成。茶糖烟酒厘金共加4次，计茶加3成，糖加5成，烟加12成，酒加12成。
洋药厘金 开始每包抽银7钱5分，后改每箱抽银40两，光绪11年改为每箱抽银86两。
家园 多谢
家园 关于厘金和太平天国 曾全集里面，他给同级的同事的帖子，和他给他老板的帖子，隔几个帖子就要提到设卡，筹饷。密度很大。
给我的印象是他打仗的钱主要靠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