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兵拜河：一个老人的回忆录（一）前言和幼时 -- 您很象飞行员嘛
家园 一个老人的回忆录（四）----黄埔军校 三、参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23)租界——国中之国
我同黄祖轲从鄂西到武汉，见董必武，他名义上是武汉中学校长，实际是在做党的地下工作，并负责介绍两湖、四川、河南等省知识青年去广东参加革命。他给我们写信介绍到广东考黄埔军校。
投考黄埔军校，规定要中学毕业（旧制中学四年毕业不分初高中），黄祖轲有武汉中学毕业证，我是由华容东山同乡包泽英搞到一张“岳阳联合中学”毕业的假文凭。包是上海大同大学的医科学生，寒假回家路过武汉和我们见面的。我们从武汉乘英国太古公司轮船到上海，这时正在过春节，要在上海等几天再乘太古公司的海轮去广州。沿途要保守秘密，因为当时国民党的活动只能在广州公开，其他地方都要保密，听说在上海和香港都关押着去广东考黄埔军校的知识青年。我第一次到武汉、上海，亲眼看到“租界”外籍巡捕，他们依仗着主子的威风，骄傲无礼，随意打骂我国人民，特别是打骂拉黄包车的劳动人民。那时英租界的巡捕是印度人，他们头缠红布，人们叫“红头阿三”法租界的巡捕是安南（越南）人。黄祖轲在武汉住了四年，他对汉口租界情况很熟悉，据他说，租界是“国中之国”是中外冒险家的乐园，是罪恶渊莆。许多作恶多端、搜刮了民脂民膏的军阀、政客、地主、富坤住在租界，他们凭借外国人的势力，过着无耻靡烂生活，也有不少中外流氓住在租界鬼混，什么“按摩院”、“仙人跳”、“人兽交”等等无奇不有；而偷、盗、诈骗，则是极为平常的事，有些初到租界不小心的人，常常会吃亏。
由于等候船期，我们在上海住了五天，到过法租界霞飞路（现名淮海路）游乐场，看到了几个奇形小孩，有的头大如斗，其他部分很小；有的手和脚相连；还有两个小孩孪生在一起。据说这是冒险家和流氓们买来生理正常的婴儿经过人工造成畸形，供人们参观，藉以廉钱的。在英租界黄浦公园，日租界的虹口公园，法租界的法国公园，都在入口处挂有“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的牌子，有个叫哈同的外国流氓，初来上海时一无所有，鬼混了几年就发了大财；在英租界他有华丽的高大洋房，有宽敞的园地，有名的“哈同花园”，就是这个流氓的私人花园，在进口处也挂了“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在赛马场、赛狗场和南京路上的“永安公司”、“先施公司”、“新新公司”（现已入为百货公司或商场）等游乐场，还看到了油头粉面、口涂胭脂、眼角发青的卖淫女郎，后面跟着婆妈，含着苦笑找客；在马路两旁人行道上的下等妓女（又名野妓），每到黄昏甚至大白天向行人使眼色，如果行人看她一眼，就会被她拉住要求你到她家喝茶，如果你不慎，除了花钱以外还会得到“花柳病”，遗传后代，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就是这些不慎人的写照。那时上海患性病的人很多，因而医治花柳病的街招到处都是。按说这种病很难治好，而且肯定还会遗传给后代。
我在汉口上船时，黄祖轲给了我一本《孙中山先生十讲》，在船上看了两遍，对照上海这些情况，感到中国非革命不可，而革命如能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办法执行，租界一定可以收回，不平等条约一定可以取消，腐败落后的中国也一定可以得救。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由于我没看到有关中共的书报，也没听人说过，只知道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成立了工农政府，俄国劳动人民得到了解放，所以孙中山先生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促进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24）黄埔军校
一九二五年二月中旬，我同黄祖轲到达广东黄埔。黄埔在广州城东四十里，是珠江下游的一个小岛，也叫长洲，是由香港到广州的水路必经之地。岛上有集镇、田园，树木葱绿，风景优美，站在炮台上遥望珠江，水天一色，大小船只往来如梭，感觉不到这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策源地。军校房子宽大，可容纳两千人，原是广东海，陆军军官学校的校舍。当时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兼长洲要塞司令，廖仲凯任军校党代表，周恩来同志任政治部主任。
我们一到黄埔，就找见了黄祖轲在“武汉中学”同班同学余洒渡，据他说，这个学校是一九二四年春夏之间由国共两党合办的。原名陆军军官学校，因设在黄埔统称“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五百多人已毕业，分配在新建立的两个教导团任排长、付排长、司务长、少数人任班长，也有少数人任连党代表或机关政治干事；（黄埔一、二期学生文化程度不齐，有大学生、也有小学未毕业的）第二期学生有四个中队，近五百人，正在学习；第三期入伍生有一千多人，已在一个月前开学，编为九个中队，张治中任总队长。
为什么国共合作办的军校，由蒋介石当校长？后来我才知道是这样：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一个盐商的儿子，后来到保定军官学校学习，一年后又被保送到日本振武学校学习，辛亥革命时，浙江人陈其美（英士）任上海“沪军都督”，蒋和陈因同乡关系，回国任陈部团长（人和枪很少）陈死后，蒋流落上海参加了杜月笙、黄金荣等人的青洪帮，并与戴季陶、张静江等做“交易所”生意。一九一七年到广东投入许崇智领导的粵军当参谋，一九二二年，由张静江介绍到孙中山大元帅府任参谋，这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叛变，炮击观音山大元帅府，孙中山到永丰舰避难，蒋介石也到了永丰舰上，（后来，为了纪念中山避难，永丰舰改名中山舰），他曾向中山先生提过书面意见，为中山先生所赏识，派去俄国考察军事教育，回来又向孙写了报告，孙令他筹办黄埔军校，孙自兼校长，李济深、蒋介石任副校长，后来由张静江的力保，蒋介石当上了校长。
由于我和黄祖轲没有赶上第三期学生入伍时间，军校不收。好在董必武给我们写了两封介绍信，一封给军校，一封给广东石井兵工厂厂长雷大同，我们又到石井找到了雷（雷大同是中共党员也是国民党员），由雷写信给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我们拿着信见了廖，这才批准我们免试进军校学兵连学习。这个学兵连刚成立，第一任连长姓名记不清了，第二任连长杭毅，排长先后有刘家树、高振鹏、罗奇、万全策，都是黄埔一期毕业生。课程和三期入伍生相同，由于我当过一年兵，参加过作战，当了第一班班长，我这个班的学兵有黄祖轲、康代宾（后来改名康泽，因他有个四川同乡在军校政治部工作的关系，保送到莫斯科学习，毕业回国当了国民党有名的大特务。）、黄逵等中学毕业生。
同年三月，学兵连的学兵个别填表，集体加入了国民党。我同黄祖轲表上填的入党介绍人是董必武、雷大同，当时我是心满意足的，在操、课方面下了苦功，同时也热情勤恳教育学兵，特别使我高兴的是我们经常在军校大花所听到周恩来同志和俄顾问的讲话，他们讲话通俗易懂，富于说服力，使我这个穷孩子出生的班长初步懂得了反帝，反封建的道理。
这时黄埔军校在俄顾问帮助下已成立了党军（人们叫学生军）两个教导团，第一团团长何应钦、第二团团长王柏令。钱大钧、蒋升文、雇祝同、刘峙、沈应时、刘宸尧等分任营长，正由蒋介石与俄顾问率领在广东东部对陈炯明所属的反动军队林虎、洪兆麟等部队作战，即有名的黄埔党军第一次东征。这两个团的军官，全部是军校教官和第一期毕业的学生，其中有不少是中共党员。他们打仗勇敢，在部分粤军和彭湃领导的东江农军协助下，从二月上旬到三月中旬就攻占了东江大部分地区，消灭了成千上万的敌人，陈炯明率残部退往闽南，林虎率领残部退往赣南，仅杨坤如困守惠州。
（25）复杂的革命阵容（略）
（26）孙中山先生逝世杨刘叛乱（略）
（27）工人运动
（有删节）这时广州革命空气更加高涨，六月二十三日，广州各界为了支援上海罢工和省港罢工运动，举行示威游行，黄埔军校师生也参加了，当游行队伍通过沙基时，河对岸沙面英租界的英帝国主义军队隔河用机关枪向游行队伍射击，当场打死五十二人，打伤一百七十多人，其中有黄埔军校学生文起代等人（军校学生死伤具体数字记不清了）、第二天，军校开了追悼会，学生总队长张治中在会上报告惨案发生经过时，泣不成声，全场师生员工近两千人嚎啕大哭，气氛极为悲壮！
（28）廖仲恺被刺汪、蒋当权
（29）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就在一九二六年的初春，谣言一个接着一个传到第一军内部，我开始听到是说，第一军要缴第四军的械，又说第四军军长李济深阴谋倒蒋，并发现第四军攻击蒋介石的传单；接着又传说汪精卫要打倒蒋介石，说蒋介石对俄国帮助的武器分配到各军表示反对，将驱逐俄顾问回国等等。这些谣言来自何方，目的是什么？很难断定。我私下问黄祖轲和黄逵，他们说：“这是第一军内部孙文主义学会放出来的，革命将要受到严峻的考验”。也就在这时，第一军内部左右两派斗争更为激烈。三月二十日，广州发生了“中山舰事件”。当时传说，是因为国民政府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李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未到黄埔前就是中共党员，学过海军，这时因海军局长斯美洛夫回国，由海军局政治部主任李之龙代理局长）。派中山舰到黄埔，与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训练主任严重、军官团团长张治中、政治总教官高语罕等人内外合并，捉拿蒋介石。并传说住在广州的第一军、第二师也背叛了蒋介石。当时蒋介石在广州，不在黄埔，蒋事先已得到密告，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在三月二十日凌晨逮捕了李之龙，派兵包围了俄顾问罗延、加伦将军等人的住宅，派部队收缴了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拘捕了第二师第六团团长代表胡公等人。同时蒋介石还派兵两营到黄埔监视和软禁了邓演达、严重、张治中。后来蒋又向国民政府报告说是“误会”。
中山舰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许多人不明真相，据说是孙文主义学会捣鬼。当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的儿子）和在广东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同志等人主张对蒋介石的阴谋予以揭露和打击，但陈独秀右派主义领导集团不同意，他们怕国共分裂，怕得罪蒋介石，怕资产阶级退出统一战线，让了步。陈独秀还给蒋介石写信说中共党员在工作中太“过于负责”。说什么“从建立黄埔军校以来找不出蒋介石有反革命行动。甚至吹捧蒋介石是“民族革命中的柱石”。
由于陈独秀无原则的让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得寸进尺，把第一军所有中共党员软禁，并调到广州“集训”。同年五月蒋介石又提出一个“整理党务案”，经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其结果是半身不遂的张静江（浙江人，卖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当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陈果夫（浙江人，陈其美的侄子，蒋介石的亲信）当上了组织部长，蒋介石又兼军部部长；规定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委员会中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不得担任中央机关的部长；中共发指示给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须先经两党联席会议讨论；国民党员不准参加中共组织等等。
家园 花，没宝，哈哈 家园 一个老人的回忆录（五）----参加北伐 （30）蒋介石的花招
（31）戴季陶的理论
（32）怀疑
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黄祖轲、黄逵被软禁，接着随同全军政工人员押送到广州。从此我感到失去友情的寂寞！我所在连的连党代表应时杰和连长陈福颜，排长高觉民、杨昌薄（黄埔三期）相处关系很不好，但和我的关系较好，应走后，他们旁敲侧击，说我也可能是中共党员。但那时第一军当排长的中共党员很少，他们又知道我不是知识分子，也就放下来了，他们对我说：“做政治工作的都是中共党员，他们在第一军争权夺利，挑拨离间，企图搞垮国民党，他们上台实行工农专政”。这些话，我很不以为然。我认为中共党员个人品德，学识能力，并不比同级的国民党党员弱，特别是他们打仗英勇，我们第七团团党代表蒋先云，就是在第二次东征打惠州负重伤的，但这种看法，我只能隐压在心里，不能向他们流露。
回忆中共党员在第一军，练兵作战都是有功劳的，他们由于对革命工作热情负责，因而引起军事干部的忌妒。自己不愿干，又忌妒别人干，这正是我国政治腐败、经济、文化落后，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落后民族的通病。俗话说：“占着茅坑不拉屎”。当时第一军的军事干部就是这样。特别是在各级党代表被迫走了以后，原来纪律严明、生气勃勃的第一军一落千丈，军官们贪污腐化，日甚一日。我们连的连长陈福颜（河北新乐县人）狂嫖烂赌，染上了花柳病。因而我十分怀疑这样的部队，怎能有战斗力。
周恩来同志离开第一军后，国民政府派邓演达为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由于邓是国民党左派，又有谣传说邓是第三军派来监视蒋介石的，加以中山舰事件也谣传说，牵连到邓，因此第一军中、上级军官不欢迎邓到职，挡了驾。三个月后，部队准备北伐，才派来一个有名的右派谬斌来当第一军党代表。这时的第一军已经是死气沉沉，操场野外见不到师长、团长，营连长也常常穿着便衣到茶楼、酒馆、妓院去玩。这样的部队，任何人都会怀疑还能打仗吗？
（33）进军北伐
一九二六年五月，国民革命军正在准备北伐时，第七团从潮汕铁路线上的奄埠开到广州附近的石排，改为第一师第一团，叶剑英同志担任团长，张际春同志任第二营营长，我们第四连二个排长都升了级，高觉民调到另一个团当副连长，杨昌溥升任本团第二连连长，我升任本连中尉排长。六月中旬，叶剑英同志调任师参谋长，记得他在离开第一团时集合排长以上军官讲话，他说革命军队里的干部何处需要就到何处去，好比机器上的零件，只要这个机器是一个工厂一个型号。几天后，张际春同志也调走了，这时孙元良任第一团团长。孙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是四川小军阀孙震的儿子，公子少爷习气很严重。这个团第一营营长万全策，二营营长郑作民，三营营长杨步飞，都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
这时广西已经统一，湖南也有变动，广州国民政府先后任命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唐生智为第八军军长，开始向湖南反动军队聂开鑫及湘北、鄂南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军队进攻。在广东的第四军两个师和一个独立团（团长叶挺，全团军官多数是中共党员）也于七月初进到湖南，进军北伐的序幕从此揭开。
七月九日，蒋介石就任北伐军总司令职，在广州北较场开誓师大会，宣布邓演达任总政治部主任，白崇禧任参谋长。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留广东主持后方军务，由副军长陈可钰代理军长；第二军军长谭延留广东代理国民政府主席，由副军长鲁涤平代理军长；第五军李福林部留守广东；第一军的一、二两师为总预备队，归副军长王柏令指挥，第一师师长王柏令兼，第二师师长刘峙，何应钦另率两个师由东江攻福建；朱培德的第三军集中南雄、始兴一带，待机进攻江西；程潜的第六军两个师随第四军，后向湘赣边境前进也准备进江西。当时大军北伐，号称二十万人马，轰动全世界。。
在大军出动时，第一军的中、下级军官有些人怕打仗，人们叫他们是“怕死鬼”。我所在的第四连连长陈福颜称病住院，部队走后他另找工作不回连（后来在老家河北新乐做小生意，一九三四年，他到北平找何应钦，他原是何的卫士，何又派他到二十五师任连长，事有凑巧，关麟征安排他到一四六团当连长，这时我任这个团的中校团附，我们见面时他感到很难堪。我开玩笑对他说：“你如果参加北伐也可能不在人世了。”）
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工农群众工作做得好，北伐大军进展很快，八月初占长沙，接着就攻下了岳阳。九月中旬，第四军兵临武昌城，吴佩孚的主力部队大部被打垮。第一军于八月二十日进攻岳阳，二十三日，蒋介石令王柏令率领第一师由岳阳乘火车开回株洲，随即转进到浏阳，归第六军军长程潜指挥，准备进攻江西。当时另一直系军阀孙传芳号称苏、浙、皖、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在北伐军攻湖北时，吴佩孚要他由赣西出兵攻湖南，孙传芳不理采。
（34）攻克江西
江西守敌是孙传芳统率的所谓中央军第一师邓如琢（邓兼江西总司令）部驻南昌，第二师谢鸿勋部驻修水、武宁、铜鼓，第六师杨如轩部驻赣州，另有滇军杨池生师也在赣南，此外还有江西地方军第一师唐福山部驻萍乡、老关，第二师蒋镇臣部驻吉安，第四师赖世璜部驻会昌，还有第九混成旅张风岐部驻南昌、樟树，补充旅刘宝题部驻抚州，总兵力共七个师两个独立旅共约十多万人。北伐军攻江西，开始是第一军一个师，第六军两个师，第二军、第三军，总兵力约八万人。九月六日打响第一枪，第二军当天占老关、萍乡，七日占安源，十二日占袁州（宜春）。第六军七日占修水，十日占武宁。第一军的第一师也在八日占铜鼓，十一日占奉新。赣南方面，由于赖世璜举兵内应，赶走了两杨，北伐军即任命赖世璜为独立第一师师长。此时万安以南全被第三军朱培德部占领，国民政府即任朱培德为攻赣总指挥，赖世璜为国民革命军十四军军长。
在北伐军攻占萍乡时，邓如琢即令驻南昌樟树的张风岐旅增援唐福山师，接着又亲率他的第一师开樟树，以致南昌空虚，程潜指挥第六军和王柏令师分别由安义、奉新向南昌急进，于九月十八日占领牛行车站（南昌北站），兵临南昌城下。十九日在工人、学生和省警备队的内应下，北伐军突入南昌城。此时孙传芳到了九江，指挥新到九江的北军虏香亭、郑俊彦两个师向涂家埠、乐化急进，企图抢占牛行车站以截断北伐军的后路，又令邓如琢回师反攻南昌城。程潜感到孤军深入的危险，即令驻在牛行车站的第一师第一团协同第六军之一部开赴乐化附近，堵截北军前进，同时令突进南昌的北伐军向赣江西岸撤退。由于第一团团长孙元良不听指挥，动作也太慢，致使乐化战斗失利，伤亡也不小，第二连连长杨昌溥阵亡。（杨原是我同连的排长），接着又放弃了牛行车站，以致由南昌撤退的北伐军受到重大损失。记得乐化战斗的这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北伐军撤离南昌是中秋节的第二天。
北伐军退出南昌几天后，蒋介石亲率第一军第二师到达瑞州（今高安县），程潜向蒋告状，要求严惩孙元良，十月初，蒋介石到奉新，把第一军一、二两师集合在奉新城外河滩训话，大意是说这次攻南昌失利，是由于有些将领和军官不听指挥，特别是孙元良。为了整顿北伐军的纪律，我已把孙元良枪毙了。接着又假惺惺地装着孔明挥泪斩马谡心里难过的样子说：“孙元良太年青了，我不该让他当团长。”是的，孙元良的确太年轻，那时才二十一岁，胡宗南比他年纪大，同时也只是第一师第二团的中校团附。当时有不少人怀疑总司令真的枪毙了孙元良。人们认为枪毙一个团长，无非是为了杀一戒百，但为什么不当众执行呢？后来真相大白。原来蒋校长爱护黄埔学生，实际上是植党营私，树惠于人，建威在己，他私下给了孙元良一笔钱，送他去日本留学了。公开宣布枪毙了是欺骗程潜和整个北伐军官兵（第二年即一九二七年九月，我任第一军补充团第三营营长，路过杭州去浙西，这时孙元良回国，住在杭州西湖饭店，碰巧我也住在西湖饭店，无意中和他碰见）。
北伐军第一次攻进南昌，撤退时遭受损失，第一师师长王柏令也有重大过失，他在进南昌的第二天就身穿便衣玩妓院，把部队交副师长王俊指挥，撤退时未跟上队伍，还是穿便衣逃出的，程潜将这一情况也报告了蒋介石，因此蒋不能不撤王柏令的师长职，以王俊升任第一师师长。第一团新任团长徐图远，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他原在第七团当过少校团参谋长，第七团改称第一团时调任北伐军总部中校参谋，流氓气很重，在团内毫无威信。
进兵江西的北伐军三次攻南昌，一、二两次未成功，第三次是在十一月上旬进行的。当时第三军已进到吉安、抚州。在湖北作战的第四、第七军和贺耀祖独立第二师已转进到赣北截断了南浔铁路，特别是第二、第六两军，由于有中共党人李富春、林祖涵（林伯榘）等同志领导的政工人员发动工农群众大力支援，逼进了南昌城，而南昌守敌又都是溃退下来的残兵败将，孤立无援。十一月六日北伐军第三次兵临南昌城下，命令在城内困守的北军开城投降，集合到七里街附近听候改编。北军却提出要方本仁进城收编。这个方本仁是前任江西督军，垮台后逃到广州。广州国民政府认为江西地方部队都是他的旧部，遂委任他为江西宣慰使兼十一军军长，要他随北伐军进入江西，策动唐福山、蒋镇臣等江西地方部队响应革命。九月中旬，方本仁派他的参谋长贺守中到吉安，劝告蒋镇臣在响应北伐军，被蒋扣留，接着方本仁亲自到吉安，也被蒋扣留。在赖世璜倒戈第三军进到吉安时，方本仁才逃出。
十一月八日夜间，北伐军在一个工人同志帮助下，从德胜门旁边一条阴沟爬进去两个连，打开城门，北伐军一个团蜂拥而入，未费多大气力就占领了南昌城，一万多守敌尽成俘虏。十日，江西人民要求将被俘的张风岐、唐福山、岳思寅及兵站司令候全本等人交人民审判，得到北伐军的同意。于是人民群众在唐福山、张风岐的背上各贴旗一面，上写纵兵殃民的某某人，绑在省长公署大门前的石狮子上任人参观，又将岳思寅、候全本用露天小轿抬往城内外游示众，人人拍手称快。后来由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第三军党代表朱克靖、江西省工会、省农协、省学联等组成“江西人民载判犯委员会”判处了唐福山等人死刑，执行枪决。
南昌攻克后，孙传芳从湖口乘船逃回南京，他指挥的虏香亭、郑俊彦、周风岐等几个师也纷纷逃离江西。到十一月底，江西全境已无北军。这时北伐军立即准备向浙江、安徽两省攻击前进。
（35）东南砥定
十一月下旬，第一军的一、二两师，进抵上饶、玉山，十二月上旬进入浙江的江山、龙游等县，我们第一团到了兰溪。这时我升任第三连连长。何应钦带的部队攻福建，进展很快，防守福建的北军周荫人部节节败退。浙江内部也起了分化，部分浙江地方军倒戈，因而第一师仅在龙游县属的洋埠附近打了一仗，在桐庐附近稍有接触（我在桐负轻伤未下火线）。二月中旬，第一师即很顺利地进入杭州。杭州城内的商店和居民，在门口摆设香案以迎接北伐军进城，有的还鸣放鞭炮，说是迎接“天兵”。这时第一师师长王俊调任宁波防守司令，由副师长兼师长第三团团长薛岳任师长。
北伐军之所以很顺利的占领浙江，是因为浙江省长夏超内应，但由于夏超的准备工作未做好，力量不足，被孙传芳派兵镇压，夏超战死。接着浙江地方军周风岐倒戈一击，赶走了北军白宝山师，广州国民政府任周风岐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六军军长。
三月初，第一师进到嘉兴、嘉善一带，准备前进上海。此时孙传芳的部队在长江两岸节节败退。芜湖，安庆已为北伐军占领，南京也指日可下，鲁军（张作霖驻山东的部队）毕庶澄部队到南京，防守沪宁铁路线上的大城市（包括上海），松江大桥北端筑有坚固工事，不易攻克，第一师奉白崇喜命令（白任北伐军东路总指挥）经平湖、金山，绕道攻上海。第一团于三月二十一攻占龙华。这时上海几十万工人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举行了第三次起义，直鲁军的总指挥毕庶澄逃入租界，他的中、上级军官也大部分逃跑，有组织的工人武装占领了上海各要点，缴获了很多敌军武器，俘虏了上万敌军。由于我这个连是先头大部队，有几个武装工人同志向我报告，说是离北站很近的宝山路商务印书馆货栈还有敌军一个连固守，不愿缴枪，要求我带队前去解决，我立即带队前去，守敌见是北伐军到了马上挂出白旗，缴枪投降了。
就在这时，北伐军第二、第六两个军也攻克了南京，沪宁铁路上的直鲁联军纷纷向长江北岸溃退，从此东南砥定，北伐告一段落。
家园 花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家园 好玩 我于一九四一年十月，脱离国民党辞去国民党军队少将师参谋长职务，闲居广西桂林，专心攻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说。在几个得力的朋友帮助下，走向了光明大道。因而也不能说是“虚度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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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真好玩啊
家园 一个老人的回忆录（三）----青年时代、当兵打仗 二、在摸索中进入成年
（12）学 徒（略）
（13）地主兼商的店（略）
（14）肖家桥畔（略）
（15）当兵
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在肖家桥听到有人说湖南督军赵恒惕正在岳州（今岳阳市）招兵。新兵每月薪饷贰元（一元等于两串多铜元），还每月可分到一元左右的伙食补助，华容已有很多青壮年去当兵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再三考虑，认为当兵可能是我的出路。
“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是旧社会流行的谚语，因为那时的军队是封建军阀们争权夺利、升官发财的工具，决不是象他们所标榜的是什么“保国卫民”的武力。事实上他们的军队也无力保国，更谈不上卫民，只会骚扰人民。因而有正当职业的人都不愿意当兵，特别是当兵要打仗，打仗就会有伤亡，念过孔孟书的人会懂得“明哲保身”，不会冒这个风险。我想当兵是有多种原因的，我在十一岁时离我家一里地的地主邓运章的女婿袁柱臣参加武昌革命军起义后回家探亲，他身穿陆军服，头戴金边帽，脚登皮靴，腰跨东洋刀，显得很威武，我当时很羡慕，心想我长大了也要去当兵，邻居黎家两叔侄黎文焕、黎家振在辛亥革命第二年应募去武昌当兵，一年后都当了班长，我也羡慕；民国以来，南北军阀混战，一九一八年冬天，北洋军阀军队从湖北监利南渡长江打南军，在塔市抢劫并烧毁了房屋三分之一，我痛恨北军，去湖南陆军当兵是抱有报复思想；而起主要作用的是我对家庭不满和想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也就是想“向上爬”。因为历史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如岳飞、薜仁贵、关羽、赵云等都是从当兵起逐步爬上去的。
在上述这种思想支配下，我无视了孔孟之道，什么“父母在，不远游”，什么“善战者服上刑，”都在我脑子里不起作用了。我下定决心后，向汪罗山借了两串铜元做旅费，不带行李（因带行李说明去当兵肯定汪罗山不会让我走）当天走了二十多里到三郎琳我姐夫易承先家住宿，第二天到巴陵县属土桥（今岳阳县属土桥镇）乘帆船过洞庭湖到岳州，随即报名入伍。这时是民国十年五月，即一九二一年六月，我还不满二十岁，个子高大，身强体壮，招兵人员表示很欢迎。
在岳州入伍的新兵，都集中在一起，进行紧张的训练。一个月后，我被编入湖南陆军第一师、第二旅、三团、三营、九连当二等兵。我们称呼的“士兵”，即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士又称为军士，兵称为列兵，军士即班长，上等兵即副班长。上士有文书上士、军需、军械上士之别。上士一般可升级为准尉司务长。军官分三阶九级，上将、中将、少将称高级军官，上校、中校、少校称中级军官，上尉、中尉、少尉称下级军官。我们连长周某某第一次给新兵上课，讲的是长官姓名、籍贯、出身等等，如说我们的督军赵恒惕，湖南衡山县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师长宋鹤庚，湖南湘乡县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团长刘兴，湖南祁阳县人，营长廖磊，广西人，都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连长、排长都是保定军官学校或湖南讲武堂毕业。师参谋长方崭英，日本士官毕业。旅长唐生智（唐是湖南东安县人）也都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因此，我们这个军队是很有名望、有前途、有文化的军队。
（16）援鄂之役
(此处有删节) 常德练兵，除操场、野外练习等术科外，每周还有十多小时在讲堂上学科。连、排长多数是保定军校和湖南讲武堂毕业。我对学术两科都感兴趣，讨厌的是“整理内务”，每天要把被子折成方块，摆成每班一条线，枪支得擦拭干净，每逢星期天营、连长要到每间士兵卧室检查“内务”，据说这是要养成士兵对上级绝对服从的“性格”。长官讲话要士兵绝对服从，稍有违反，轻则罚立正，重则禁闭或打“军棍”。所谓军棍是用木制的一种“刑具”，两寸宽、一寸厚、两尺长，上节用红漆下节用黑漆挂在营门口以示军威。记得一九二二年春节，我们班的副班长当采买，给官长伙房买的菜，连长认为不好，说是副班长揩了油，连长叫司务长打副班长的军棍，事后副班长回到班内我看到他大腿被打得皮破血流。在过春节时，放假三天，官长外出嫖赌，士兵也在胡来，平时讲军风纪，这时却没有人过问。
民国十一年二月即一九二二年三月，我患痢疾病，还有同连的两个弟兄也患痢疾，连长把我们三个人安排住在一间阴暗潮湿的房子里，每天或隔一天来一个中医看病，官长不来看我们，只有平时比较要好几个弟兄常来。十多天后病稍好，官长也不给我们吃好一点的饭食，还是要好的弟兄们送来面条、鸡蛋等补品。从此我感到南军并不比北军好，也深深感到这支部队决不像赵恒惕所标榜的是在保卫国家，保卫人民。同时我也认识到当兵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容易向上爬。
我在岳州入伍时，曾给汪罗山写过一封信，说明我要当兵的原因，他回信还责备我没向他说清。我也写信告诉了母亲。同我经常通信的是伯父第二个儿子韩凤山（原名韩鸿文），他大我一岁，我们小时候同在一个私塾念书，我们相交很好，有如亲兄弟。我失学后他仍在念私塾，这时他在故乡“改良私塾”教书，这时我接到他的信，说我母亲正在患病，希望我请假回家一趟，这样，我未经请假即开小差回家了。大概因为我是病人，走后连长又可吃一个空额，所以没有追捕我。（我入伍时也没有报真实家庭住址。）
我从常德回家，三百多里路程走了五天。到家时母亲卧病在床，见我回家又高兴，又流泪，两个月后就病故了。这时我已是二十出头的青壮年，既是成年人，也是当家人，但因与张昌菊不和，呆在家像蹲在冰窖一样的冷，又到离我家两里地李永发杂货店当店员。堂兄韩凤山几次劝我不要当店员，要我再读两年改良私塾后教书为好，我也考虑到老当店员不是出路，干什么都要有文化，现在家庭人口少（妹妹已出嫁）我可以再念两年书。在民国十二年正月即一九二三年二月辞退店员到一个比较高级的改良私塾念书。
（18）改良私塾（略）
（19）先秦诸子（略）
（20）半个老板（略）
（21）军阀摊款，官逼民变（略）
（22）再度从军
这一年的秋天，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争权夺利，爆发了又一次有名的“直系战争”。吴佩孚统率的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出于爱国思想，率所部李鸣钟、鹿钟麟由古北口、怀柔回师北京，反戈一击，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吴佩孚南逃，接着冯玉祥又赶走了住在紫禁城王官前清皇帝溥仪，全国人民都欢呼叫好！但是北洋军阀军队，并未打垮，它的二号人物皖系军阀段祺瑞上台，号称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是黎元洪和徐世昌当总统时的内阁总理。是亲英派，张作霖是亲日派，他们在英、日帝国主义的玩弄下，有时勾结，有时争夺，因而这两派军阀又连年混战，一直没有止息。南方各省的军阀，也连年不断的混战，受害最深的是四川、两湖等省的劳动人民。其它各省也无一片干净地。
时局如此混乱，社会如此黑暗腐败，我同堂叔合伙开的药店又亏了本，我内心感到十分不安，认为我们的国家不经过一场革命，许多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可是革命从何处着手，我又感觉到茫然！这时离我家五里地黄鹤岭有个地主黄舜卿的儿子黄祖轲，在武昌“武汉中学”毕业后，通过国民党地下组织的关系，认识了一个招兵买马，组织军队的团长张英武，花了一笔钱搞到了一张“招兵委员”的委任状，他知道我当过一年兵，要我同他一起到湖北宜都县白沙地区去招兵，并要我给他当“教练”。我同堂叔韩咏棠商量，他极力主张我去，这也因为打官司受了气，他答应给我旅费和照管我的家庭。（我走后他把药店搬到塔市，并雇请了一个店员）就这样，我又第二次从军。
黄祖轲，号立三，大我五岁。他虽出身于地主家庭，但思想很进步，在“武汉中学”念书时写过一篇进步的文章在报纸上刊登。他的校长董用威（即董必武）当时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黄与张英武认识，就是通过董老的关系。张英武是国民党地下党员，名义上是为湖北省组建新军，实际是搞国民党地下武力，准备在北伐时起义。黄祖轲花钱当招兵委员是为了参加革命，他的地主父亲愿意拿出这笔钱是为了让儿子当军官以“扬名声、显父母”他们父子的动机是完全不同的。
这年冬天，我同黄祖轲正在鄂西宜都白沙地区招兵训练，还没有编好连队，突然被驻在宜昌的北洋军队第八师王汝勤部队包围，逼迫我们缴枪解散（我们只有十多支步枪），这时张英武也在白沙，经他派人谈判，结果当官的发三十元、当兵的发十元作旅费，把新招的一百多名兵遣散了。这是因为北洋军阀段祺瑞听到有人密告是国民党人在组建军队。同时在汀西也发生了这一事例。
在鄂西这段时期，我同黄祖轲成了知心朋友，他对我谈了一些关于国民党的事情，他说早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先生在海外组织“同盟会”，联络海外和国内爱国志士进行革命活动，以后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有些同盟会会员做了大官，其中有些人腐化变质了，后来进行了清洗，改组为“国民党”。不久又改为“中国国民党”，总理是孙中山，他现在在广东成立军政府，孙为“大元帅”，在俄国帮助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提出纲领性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实行国民革命”。他又说，他有个同班同学余洒渡，在广东黄浦军官学校第二期学习，常和他通信，这个军校是俄国帮助创办，学生学习六个月，见习三个月以后当排长。他还对我讲，国民党奉行“三民”，并将这个主义内容简略地告诉了我。从此我认为三民主义可以救中国，可以改造动乱的社会。
在出事的当天夜晚，我问他我们怎么办？我说，我是不想回家了。他说，他也决不回家，并很决断的对我说，我们到武汉去找我的校长董必武先生，要他介绍我们两人去广东，考黄埔军校。当时他很激动，并念了我国旧民主义革命初期惨遭清王朝杀害的徐锡麟（或秋瑾）烈士生前做的一首七律诗，其中有“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漂泊我无家”的壮语。同时他又叮咛我，去黄浦参加革命是秘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时是民国十三年冬月，即一九二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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