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信息产业向何处去 [1-3] -- 邓侃

http://www.commencement.harvard.edu/2001/rubin.html

【4】执政者的烦恼

Figure 4. The ago of turbulance. Alan Greenspan autobiography, 9/17/2007

Courtesy http://news.edu5a.com/Files/BeyondPic/2007-12/12/07121219590443265.jpg

2007年9月，前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发表了自传。自传中有相当篇幅涉及中国经济。

自传中提到1994年，格老对上海一位基层干部的访谈。1989年以前，这位干部每天凌晨4点钟起床，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把郊县农场运来的农副产品，分发到市区内各个菜市场。后来，上海引入了市场机制，农产品供应商和经销商直接见面，经销商自由竞价，谁的出价高，供应商就把产品卖给谁。市场机制实施以后，这位干部的睡眠变得安稳了，因为不用每天凌晨4点早起。当然也有代价，以前有很多人明里暗里给干部行贿，现在没有了。

格老对此的评价很高，他说，“市场决定价格，产品的分配服从供需关系。这个事例，清晰地刻画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紧接着，格老又说，“我不禁反问自己，‘这位官员是否深刻地理解了自己刚才说的那番话？’”。格老之所以觉得上海基层干部的故事，值得反复咀嚼，是因为他认为，市场经济有可能削弱中共的执政能力。

有人说，格老作为老牌共和党人，总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也有人说，格老不过是站在执政者的立场，剖析什么样的体制，在什么情况下，会遇到什么问题，以及用什么办法解决问题。这样的剖析基本上是心平气和的技术分析，并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下面从格老的自传中，摘译几段他对中国经济和政治的评论。是意识形态作祟，还是中性的技术分析，留给诸位读者自己判断。

“随着市场经济的成长，中共的控制力在收缩。共产主义体制像是一座金字塔，一切权力的源头在金字塔的顶端。譬如总书记向他手下十个人发号施令，而这十个人又分别向他们的下属发号施令。政令就这样一级一级下达并扩散到金字塔的底部。这个系统之所以能政令畅通，是因为各级官员，都对其上级负责。这就是中国政府执政能力的来源，这就是党的领导的实现方式。”

“但是，如果权力金字塔的某些中间层，被市场机制所取代，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就谈不上了。不可能既采用市场机制，又维持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方式，这两者是相互排斥的。引入市场机制，已经导致了党的权力体系内部的严重扭曲。到目前为止，党的元老们似乎还有能力，巧妙地化解这一本质上两难的困局。然而，日益富裕起来的社会，逐渐把中国农民从土地和贫困中解脱出来，赋予他们反抗不公正待遇的能力。我不相信党没有意识到，奔向小康和重视教育的举措，会把中国引向一个政权权威严重弱化的社会形态。”

“今日之胡主席，他的权威似乎比不上江，江比不上邓，而邓比不上毛。如果沿着这条权威日益削弱的路线走下去，中国终将与西欧民主福利体制合流。前进的过程当中，必然会遇到许许多多磕磕碰碰，这些磕磕碰碰会阻碍中国实现邓孜孜以求的经济发达的目标。”

“中国的改革者们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有目共睹。旧体制的卫道士们的抵制。大量的农村人口没有从经济腾飞中得益。虽然少数农村人口获得了城市户口，但是大多数农民仍然不被城市接纳。旧的苏联体制的国营企业仍然残留很多，这些企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支撑这些企业的银行系统，自身也岌岌可危。现代金融和财会专业技能匮乏。任何金字塔型权力结构，都难以防范各级官员滥用权力，所以腐败也如影相随。最后，缺乏政治自由，短期内市场机制的健康运转，似乎与政治自由无关，但是政治自由是一个重要的安全阀，让民众宣泄对于不公平不平等现象的不满。此外，中国的领导人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广大民众的仇福心理，以及对于工业污染的普遍愤怒。”

“所有这一切，如果处置不当，搞不好会演变成星火燎原之势。尽管在相当程度和规模上，中国经济已经转轨到市场体制，中国仍然是以行政指令为主导，而行政指令继承的是中央计划体制的衣钵。其后果是，中国经济缺乏弹性，我担心假如遇到美国911事件那样的冲击，中国经济是否具有足够的减震抗压的能力，保持经济发展的平稳。”

“中国改革遗留的问题，从根子上说，在于中国领导人如何把经济从中央计划体制解脱出来。1980年代，邓的改革实施了松绑放权，从而带来了初步的繁荣，但是最近几年却没有进一步的举措。核心问题是中国的汇率体系的错误方向，还有严重限制城乡居民自由迁徙的法律条文。在这两个方面，从中央计划体制中解脱出来，是保障中国延续过去一个十年以来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或许不是所有的必要条件，但至少是所有必要条件中主要的部分。”

格老写这番评论的心态和动机，无从确切地知道。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必要从心态和动机上，猜测这番评论是否具有建设性。从字面上理解，格老的论述是从执政者治理经济的角度出发，分析中国现行制度的成效，面临的困扰，以及改进的办法。例如，谈到政治自由，格老没有站在普世道德的制高点，谈论人类终极的理想，而是认为“政治自由是一个重要的安全阀，让民众宣泄对于不公平不平等现象的不满”。

作为制度的消费者，在我看来，任何制度都有优缺点。与其空想十全十美万无一失的理想制度，不如分析当前面临的问题，决定选择哪一种制度，最大程度地增进民众的福祉。专制的优点在于行动果断，适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缺点在于容易犯大错。民主正好相反，不容易犯大错，但是决策过程往往优柔寡断，拖沓冗长，各方妥协的结果经常是四平八稳的非最优决策。

对于格老的某些结论，我们可能会有不同意见，但是至少在分析问题的思想方法上，没有明显的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的偏见和禁忌。假如我们认同这样一种不带感情色彩的技术分析的思想方法，我们或许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格老对中国现行制度的分析是否正确，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否有效。例如关于政治自由，假如我们同意，政治自由是手段，目的是纾解民众的愤懑，那么除了政治自由以外，还有没有其它手段？作为手段，政治自由一方面或许能够排解民众的积怨，但是有没有副作用？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会不会演变成社会动乱，甚至武装冲突，会不会造成国家解体，军阀割据？

【5】Facebook == 非死不可？

不知道格老所说政治自由，具体包括哪些细则。言论自由算不算政治自由的一部分？最近，ZF在推广绿坝，民间和海外的议论很多。

之所以要推广绿坝，台面上的理由是抵制黄色低俗内容。黄色低俗内容对社会的危害体现在哪里？如果要深究的话，是不是可以做一点统计分析。先抽样统计一下从 1990年代初到现在，国内能访问的各个低俗网站的流量总汇，以此估算黄色低俗内容在网上传播的规模，以及20年来历年的传播规模的波动和趋势。同时，再统计一下从1990年到现在，历年国内性犯罪的数量，尤其是那些能接触到电脑和互联网的学生和白领阶层的性犯罪的数量。比较这两个统计结果，就不难判断，黄色低俗内容的传播，是否与性犯罪相关。

还有人说，黄色低俗内容其实无足轻重，精英们关于民主自由的说教也成不了气候，可怕的是敌对势力利用躲猫猫邓玉娇之类的事件，煽动群众暴动，造成社会动荡。

无约束的言论自由，的确有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在美国，但凡政府官员的言论涉嫌种族歧视，经常出现全民共诛之的局面。为什么美国舆论对种族歧视如此敏感？有一种说法是，美国被1960年后期黑人民权运动搞怕了，担心重要人物的种族歧视言论，会导致新一轮黑人民权运动，造成种族冲突的加剧，导致社会动荡。

如何控制言论？一个办法是堵嘴，另一个办法是引导。有网友提出一个引导的办法，(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47455)，他说，

“言论自由是一种福利。看看韩国就知道，言论自由，游行示威，也许对监督有用，但对政府决策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多少正面作用。但是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生活，某些人会感到很不爽。中国在新形势下，必须寻找这么一个路线，使得国家既有言论自由，又稳定，号称‘终极稳定’”。

　“美国就是终极稳定。台湾现在也算稳定。韩国有民主有自由，但是整天因为进口牛肉围攻总统府，显然不算稳定。那么中国有没有可能实现，甚至是在‘一党制’的框架内实现，‘终极稳定’呢？我认为有可能。”

　“所谓‘言论自由了政府就清明’，是一个神话。事实上一个国家言论自由的终极形态，是不管言论怎么说，政府我行我素。在这样的国家里，因为政府知道那些言论左右不了自己，所以从不限制言论。而公民也知道言论左右不了政府，所以也不试图靠言论去左右政府。”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只要言论是武器，言论就不可能自由。所以一个理想的‘言论自由社会’，必然也是一个‘言论无所谓社会’。你爱说什么随便说，反正你说了也是白说。我们如果考察美国和台湾，可以发现“终极稳定”的秘诀。这个秘诀就是让各种自由言论互相抵消。”

　 “2004年美国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在骂布什，布什怕被骂么？布什不怕言论自由，因为他知道不管报纸怎么说，总有足够多的人支持他。知识分子眼中的 Paul Krugman 是诺奖得主，德州农民眼中他是专家教授。当几乎所有记者都反对政府的时候，老百姓却支持政府，因为他们认为那帮记者根本不爱国。纽约时报和 Fox News 互相抵消的结果，就是美国的终极稳定。”

这个办法是不是可行？在第三节中，我们引述过美国前财政部部长Robert Rubin的话，决策实际上是基于概率的押注。决策的过程，一是估算各种可能后果发生的概率，二是估算每种可能后果如果发生，收益和成本分别是多少，尤其是我们是否能够承担失败造成的损失。

对于“终极稳定”的言论引导办法，我们需要估算引导失效的概率，以及万一引导失败，是否会导致社会动荡，我们是否能够承受社会动荡的后果。

从政府力推绿坝的现象分析，或许有关部门对自己引导言论的能力，缺乏自信。也有可能有关部门认为，万一引导失败，导致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极大，后果不堪设想。总之，赌不起言论失控的可怕后果。

假如有人问，近两年社交网发展势头强劲，作为风险投资商，是不是应该砸一些钱给国内的社交网？假如我们同意，社交网是另类的信息传递媒介，是另类的集会和组织方式，那么政府很可能会强化对社交网的监管。换而言之，社交网触犯政策的风险很大。是否投资国内社交网，需审慎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