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彭德怀回忆中有关四渡赤水的内容及其判读 -- 双石
家园 彭德怀回忆中有关四渡赤水的内容及其判读 作者按：研究历史，当事人亲历者们的口述史回忆录是重要的参考资料，但却不一定是最可靠的资料。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当事人亲历者在口述或撰写有关回忆文字时，会因地位、视野、心态、记忆及缺乏原始文献参照等各种各样的原因产生记忆错讹或对事实有意无意的曲解，这就需要研究者本着“不唯书，不唯上”的态度，根据其他的参照资料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判……
另外，兄弟将此文贴出时，实际上心中也很揣揣，唯恐被各路粉丝们用作相互攻訏的杀器——这是有悖兄弟初衷的。历史就是历史，就事论事最好，谁也不是完美无暇的圣人，回忆录口述史出现问题是正常的，千万别动不动就往当事人的动机上去揣测……
彭德怀回忆中有关四渡赤水的内容及其判读《彭德怀自述·遵义会议到会理会议》原文及判读——原文摘自彭德怀：《遵义会议到会理会议》，《彭德怀自述》第195～第200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原文：
一九三五年一月我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毛主席主持下进行的，清算了反第五次“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路线。我没有等会开完，大概开了一半就走了。因为三军团第六师摆在遵义以南之刀靶水，沿乌江警戒，遭蒋介石吴奇伟军的进攻，我即离席赶回前线指挥战斗去了。会议结束后，听了传达，大概意思是：改变了军委领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主席担任领导；撤换了博古的总书记，中央总书记由洛甫（张闻天）担任；准备艰苦奋斗，在湘、贵、川边建立根据地，与二方面军取得联系。这一切大家都高兴，完全拥护。大家希望毛主席兼任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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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这段回忆有以下错讹：
一、遵义会议并不是“毛主席主持的”，也并没有确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主席担任领导”；
二、“遭蒋介石吴奇伟军的进攻”有误，当时中央军未过乌江，过乌江进攻的是王家烈部黔军。
三、遵义会议并没有“准备艰苦奋斗，在湘、贵、川边建立根据地，与二方面军取得联系。”的决定，而是决定“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个决定议定于会议的第一天，彭德怀应该参与了这个议题的讨论，而根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称，关于这个议题的决议是与会者们“一致同意”的；
四、遵义会议决议开始传达是在二渡赤水取得桐遵大捷前后，此间，遵义会议议定的“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已经扎西政治局会议作出改变——“创造云贵川根据地，首先赤化黔北”，仍然不是“在湘、贵、川边建立根据地，与二方面军取得联系”。
原文：
蒋军追迫遵义，红军放弃遵义，继续向西转进。待各路敌追迫至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时，红军从间道插回桐梓。三军团向南转进，在娄山关与王家烈部约四、五个团遭遇，王部被我击溃，我军猛追至遵义，当晚强攻该敌，放弃城南逃，这就是第二次攻占遵义。第二天早上，蒋部吴奇伟军向遵义反攻，蒋到贵阳亲自指挥。三军团沿城南门外至西门外高地抗击吴军；我一军团隐蔽集结于城东南，待吴奇伟军全面展开向三军团攻击时，从敌侧后突击。从上午九时战斗到午后四时，一、三军团合歼敌一个师，余敌逃脱。这是退出中央苏区第一次连打了两次胜仗。打乱了敌人的追击部署，争取了某些主动。改换新的领导后，打这样一个胜仗意义更大。
打败吴奇伟的第二天，中央机关到达遵义城。三军团集结在城外西南十余里，打算休息三、五天，深入传达和讨论遵义会议。当时，蒋介石军正在向贵阳集结；滇军向云贵边之毕节、宣威-带集结；四川军数部向川南集结。我当时认为，应摆脱滇军，专对蒋军作战。只要寻机再歼灭蒋军三、四个师，我们就可以站住脚，而达到按照遵义会议的决定，在湘、贵、川、鄂边--即思南、秀山、铜仁、溆浦、辰谿、沅陵地区反复作战，粉碎敌军进攻，争取与第二方面军靠拢，建立新的根据地，停止战略退却。这时接到军委命令三军团归一军团林、聂指挥，进攻鲁班场驻守之敌约一个军。该敌到鲁班场已是第四天，野战工事已完成。我攻击一天末奏效，黄昏撤退，继续西进。到离习水不远之某镇，军委又决定打击追敌潘文华师，该师九个团，系川军刘湘主力，战斗一天又未取胜，我乘夜撤退，渡过习水河继续西进。敌军继续堵击、侧击，比较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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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湘、贵、川、鄂边--即思南、秀山、铜仁、溆浦、辰谿、沅陵地区反复作战，粉碎敌军进攻，争取与第二方面军靠拢，建立新的根据地，停止战略退却”并非遵义会议决定，只能是彭德怀自己的意见，而且仍有记忆错讹之可能——没有当年的原始文献佐证，当然，也有可能是彭自己没有正式提出过，所以无法在有关文献中反映出来。
二、彭德怀记错了鲁班场与土城（《彭德怀自述》中称为“习水不远之某镇”）之战的前后顺序，土城之战是在一渡赤水之前，而鲁班场战斗是在二渡赤水桐遵大捷之后。
三、彭德怀在《往事回忆》中曾称“但当时中央意见相反，决定西进，在鲁班场和土城两役又打得不好，伤员无法安置，也增加了部队疲劳、困难和减员。……由于上述两战打得不好，就不能不放弃在湘、贵、川、鄂四省边区建立根据地的正确决定。被迫的带着极大冒险性的长征，幸赖红军英勇和巧妙的侦察工作，才免于覆灭到达陕北。①”但笔者参照当时敌方档案文献中反映的判断和部署后认为，彭德怀在“在湘、贵、川、鄂边——即思南、秀山、铜仁、溆浦、辰谿、沅陵地区反复作战，粉碎敌军进攻，争取与第二方面军靠拢，建立新的根据地，停止战略退却”的意图，完全在敌方预计与判断之中，而且从地理要素上来说，实现可能性很小，这与彭当时不在中央决策中枢，信息掌控渠道和战略视野有所局限所至。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另文讨论。
四、彭德怀对鲁班场战斗之前就已建议在茅台三渡赤水，鲁班场战斗“原则上不该打”，这似乎已成为当前主流观点的共识，但笔者在参照了周浑元纵队各师关于鲁班场战斗的战斗详报及中革军委当时掌握的敌情后认为：鲁班场战斗应该打，而且不得不打，得失相较，利还是主要的。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亦将另文讨论。
五、三渡赤水后，彭德怀曾提出建议“为迷惑敌人，应以九军团单独向西急进至扎西、威信地域，以迷引该地滇敌向镇雄、昭通方面；一、五军团继向回龙场及其以西引川敌郭师向古（蔺）、（叙）永，然后脱离该敌转向雪山关前进，掌握赤水河（注：可能是指赤水河镇）及其上游渡河点，在适当时机，一、三、五军团渡赤水河由毕节以东打回黔西、大定境，求得与王（家烈）、薛（岳）决战。”②但彭的这个意图也在敌方预计与判断之中，且当时中央东渡赤水的决策既定，改变决心在时机上也难以实现，故彭的建议未被中央采纳。这也与彭当时不在中央决策中枢，信息掌控渠道和战略视野有所局限有关。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亦将另文讨论。
原文：
军委派刘少奇来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原主任袁国平调军委另行分配工作。在开遵义会议时，毛主席向我介绍：这是刘少奇，很早加入党，中央委员。以前我不认识刘少奇，他来三军团工作，我表示欢迎。我和他谈过以下的活；现在部队的普遍情绪，是不怕打仗阵亡，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夜行军，就怕害病掉队，这是没有根据地作战的反映。遵义会议决定在湘鄂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大家都很高兴，但传达讨论不深入。我们曾想在打败吴奇伟军后，争取三、五天体息，讨论遵义会议决议，克服对敌作战的犹豫情绪。现在部队比较疲劳，特别打娄山关那一天，很疲劳。王家烈所部，是上午八、九时从遵义出发的，想先占娄山关（该关离桐梓和遵义各四十五里)。我们十一时许才接到军委告诉的上述情况和要我们相机袭占遵义的命令，即刻跑步前进。武装长途跑步，消耗体力很大，几天都没有恢复起来。我先头部队到娄山关分水线(制高点)时，王家烈部队只隔两三百米，如果它先占领，我处仰攻态势，就会增加伤亡和困难。那天因为我军居高临下，王家烈部战斗力也不强，我们伤亡不大，只有百人，就把敌人五个团打败了，但因正面突击，没有截断敌军退路，故缴获也不多。我还同他谈；湖南敌军战斗力也比以前弱。蒋桂战争时，湖南吴尚第八军一部投桂军，一部溃散。红军两次进攻长沙何键部，损失也不少。红军到达郴州、宜章间时，我曾向中央建议；第三军团向湘谭、宁乡挺进，威胁长沙；中央率主力迅速进占溆浦为中心的地区，发动群众准备战场；三军团尽可能在宁乡、湘潭、湘乡、益阳地区同敌周旋一个时期。博古他们未开纳，其实这个意见是可以考虑的。蒋介石部队也很疲劳，目前滇军和川军还是生力军。我军应摆脱堵、侧、追四面环敌的形势，选择有利的战机打一两个胜仗，转入主动，实现遵义会议决议，靠近二方面军，创造新根据地，就好办了。这是我和刘少奇谈话的内容。
过了两天，刘少奇加上自己的意见和别人的意见，了一个电报给中央军委，拿给我和杨尚昆签字。我觉与我的看法不同，没有签字，以刘、杨名义发了。
当时中央军委命令，从三军团抽调三、四百人，派得力干部率视在川、滇、黔边创新根据地，我们照办了。抽选了四百余人，派师政治委员徐策同志率孤在军委指定地区进行游击战，创造新根据地。徐是一九三０年鄂东南特委组织部长，派来三军团做政治工作的。此事，至一九六六年三月我到珙县视察煤矿工作，就便调查徐策同志所部下落，才知他们当年转战至五、六月间，只剩数十人，被敌包围，全部壮烈牺牲，没有一人投降。
刘少奇到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肘，正是蒋介石在贵阳城指挥他数十万军队欲消灭我军之时。在毛主席的英明指导下，我军采取穿插战术，从贵阳城之西北绕至城东，然后又从南向西进，摆脱敌四面包围的形势，把所有敌军抛在我军后面。我军胜利地渡过金沙江，进入会理地区，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我对这一段穿插、渡江是敬佩和高兴的，并没有什么“右倾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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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那天因为我军居高临下，王家烈部战斗力也不强，我们伤亡不大，只有百人。”记忆有误，娄山关之战首先是红军仰攻娄山关，打得比较吃力，经苦战得手，然后才是“居高临下……”。
二、彭德怀所言“我对这一段穿插、渡江是敬佩和高兴的……”或有记忆错误之嫌，实际上此间他在关于西渡北盘江路线问题上是与中央有不同意见的，而且还由此产生了很大情绪。当时彭的建议是走“弓弦”，而中央的决心是“弓背”，彭德怀对此有很大意见。曾经在给中革军委的建议电中提及“三军团原应由鸡场、江龙场、关岭（今花江镇）取捷径抢先占领（平彝——今富源、盘县），可能此先机已失……”③。笔者详研当年双方档案文电后认为，彭德怀的意图过于明白无误，且滇军主力刘正富旅当时正在平彝，中央军主力亦正由黔滇大道向西疾进，中央红军很难抢到这个先机。这仍与彭当时不在中央决策中枢，信息掌控渠道和战略视野有所局限有关。
三、“我军采取穿插战术，从贵阳城之西北绕至城东，……”有误，中央红军从未到过“贵阳城之西北”，“绕行”路线是息峰东南之清水江畔向西进至贵阳城东，冲过龙筑公路。
四、在中央红军入滇以后，彭德怀认为：“在因为我军行动错失掉争取平彝、盘县的先机，使战略已陷于不利地区。明日我们继续向西北前进渡过东洪江，争取几天休息，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④。对“战略已陷于不利地区”的判断是个很严重的判断，这“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的语气又相当急迫严峻——极易使人产生其它联想，而此间差不多又正是林彪致中央电文中提出了“弓弦”和“弓背”问题之时，这很可能是毛泽东在会理会议时产生“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的”这个误解的缘由之一。
原文：
大概是五月中旬，中央在会理召开了一次会议，名曰“会理会议”。这时有前述刘少奇和杨尚昆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又有林彪写给中央军委的一封信，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在会议时我看了这封信，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出动配合。如第二次占领遵义的第二天，打吴奇伟军的反攻，一、三军团就完全是自动配合把敌打败的。这次，毛主席在会议上指出，林彪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还有刘、杨电报，这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谈话内容也是完全正当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说：因鲁班场和习水两战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烦闷就是右倾。我也批评了林彪的信：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林彪当时也没有说他的信与我无关。此事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对，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同志庄严申明了：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
我记得刘少奇未参加会理会议。会议决定立即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靠拢），建立川、陕、甘边苏区。当时我想，电报与信和我完全无关，竟落到自己头上，今后可要注意些，可是事一临头，就忘记了。
在这二十四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利用（以后张国焘利用会理会议来进行挑拨，我说是小事情，是我的不对）。象会理会议，我没有主动向主席说清楚，是我不对。
会理会后，张国焘分裂和反张国焘分裂的斗争又来了，我站的位置不容我有任何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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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在自述中称：“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在会议时我看了这封信，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或有记忆错讹之嫌。据聂荣臻回忆，在会理会议前，林彪曾直接打电话给彭德怀，称“现在的领导不行了”，要求彭出来指挥，被彭拒绝。聂荣臻在回忆录中称，当时左权、罗瑞卿、朱瑞都在场。果如此，彭不可能是在会议期间才知道林的“前敌指挥”的真正意思，而且还“误作战场指挥”。
但是，聂撰回忆录时所称在场见证人均已故去，聂之说法难以取证，亦有“孤证”之嫌。
注释①彭德怀《往事回忆》，《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第25页。
②《3月20日21时彭德怀提出打击滇、川两敌的战略部署建议》，《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9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括符内容为本书作者所注。
③《彭德怀、杨尚昆关于我军改向七盘山以西前进的建议》，转引自张家德著《从黎平会议到巧渡金沙江》第259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括符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④《4月26日21时彭德怀电告军委》，《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425～第142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括符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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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一共被 2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嘿嘿，发通宝了，双石rp好啊！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家园 关于刘杨电报和林彪的信有没有档案记录 内容到底是什么，毛对此事一而再再而三的提起，想必是触动了毛。
中校同志有什么讲法。
家园 很遗憾，介两个原件俺都没瞅着…… 林的信不一定能找着了，但刘杨电俺想是存了档，有可能还在。
林信的内容全是当事人的回忆，其实大致能落实的就是这样一个大意：朱、毛随军主持大计，彭德怀任前敌指挥。刘、杨信的内容据杨回忆就是反映的部队的诉苦和牢骚，据说这些内容都是彭的意见（杨说他的牢骚最大），而且还对张闻天说过，但他又不在电报上签字（口述回忆中称是因为他“不同意其中的许多意见”），时间段刚好又撞上林总在抱怨弓弦弓背（介个真还就是由彭的意见引起滴），于是就怀疑下头这一伙人在搞小动作鸟……
家园 我怀疑彭属于有理说不清 娄山关一战后，军委反复寻找战机，结果都劳而无功。四渡赤水，中央保密，部队跑腿；鲁班场一仗，三军团损失很大，而且明摆着打不赢。
依照彭的脾气，他不可能没有牢骚，说白了，连林彪这样的好学生都一肚子火气呢。抱怨，牢骚，诉苦结果都让人家给捅上去了。又赶上林彪闹事，彭就坐蜡了。
否认吧，这些条意见，他都说过，否认了，那彭德怀成什么人了。不否认吧，他还真没有换领导的想法。林彪打电话，他自然是不干的。
发牢骚已经挨顿批评。既然是嘴上没把门的闹出了的毛病，那闭嘴别说了，免得越描越黑。彭大概是这个心理。
而林彪的意见怕是和林彪说出来的也不一样。林彪提出来建立个前敌指挥，彭的理解是加强战场协调，老毛坐镇中军。林的本意和毛的理解都是军事指挥换人。
林在一军团说是这个意思，所以聂荣臻的理解和老毛一致，彭没则个敏感。
家园 彭对刘帅的误会也与介个有很大关系 鲁班场战斗的意图当时只有决策中枢知道，刘当时是总参谋长，是决策参与者之一，而林是赞成打鲁班场的（董振堂也赞成）——按当时的约定俗成，彭林二位谁提方案就谁来指挥。林很可能在战前就得到了毛周朱准备三渡的机宜，而彭很可能就没有得到，还可能认为是护国之役在此间作过战的刘“出的烂点子”，所以有牢骚是正常的。彭当时并不是认识到“明摆着打不赢”才主张不打的，而是认为没有必要，直接渡赤水得啦！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不打也不成。
三渡赤水的最高期望值是调动所有敌军（特别是滇军）北进川境，尔后红军东渡南下在寻求机动，但这个目的只是部分的达到了，川军因为利害关系北进川境了，滇军也因利害关系不动，周、吴纵队均不积极（周纵队过了河马上又回来了），所以彭更认为当时直接就渡是正确滴了——他想直接西进，而中央认为不把滇军调开，直接西进是不成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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