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暴笑痴这个帖子有意思，所以认真的回一下 -- 王威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775年开始的美国革命和1789年开始的法国革命让这个原本看起来过于安静的世界，前所未有的骚动起来。这一边路易十六才王冠落地、身首异处，另一边，在英国，高炉的火光映红的天空，红色的火焰构成了新时代的画面。

在牛顿的暮年和皇家学会衰落之时，英国正陶醉于乡村工业和商业冒险家海外贸易的最后的极盛时期。繁荣终于消失。贸易更具竞争性。工业革命发生了。

人类失去乐园了。一个农耕时代的乐园，虽然那样的时代，人类其实生活的贫穷而困苦，也没有多少辅助手段去减轻劳动强度，但是我们缅怀这样的时代，厌恶工业时代。

技术就是为了应用，再也不会有人不切实际单纯的以为，科学就是为了揭示真理。之前科学一直关注于对大自然本来面貌的探求。然而，到了这时，改造自然以从中获取新的动力成了人类的新自信。

一切是可以改变的。那个时代奋进的人们表现出创造的冲动——关键的词是“欢乐”，关键的概念是“解放”。蒸汽机、运河、铁路，工业革命已使世界更加富有，也更为狭小，人类第一次要超越自身，超越神，去创造自己的世界，我们的世界，即人的世界。

随着世界的联系紧密，越来越小，欧洲人在学术上日渐统一。最终确立了19世纪的科学思想的模式——实验成为科学研究的基础。人们看到的医生形象再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大多数的行医者都带现代色彩，崇尚科学知识。

然而，人们无法理解这一时期医生的无助感，医师无法综合运用这些新知识，因为这些知识本身残缺不全，还没有构成完善的体系，虽然没有医师都知道新科学的重要，但是脚步却跟不上，比如西登哈姆应用方法学，将疾病症状详细分类后，列出了1800种不同疾病。但是，医师没有症状学的“法则” ，根本无法利用。他们动辄得咎，困惑中加上困惑。

病人们面对这样的医生，难免要说出一些刻薄话出来，我们不妨摘录一些时人的言论，看看18世纪病人眼中的形象——

“医师就是将他所知不多的药，倾入他所知更少的人体的人。”

——Voltaire

“医师就是开出处方，等病人死亡，或者自然痊愈的人。”

——John Taylor

“我们可以设定一个原理：当一个国家的医师越多，人口就越少。”

——Joseph Addison

是的，科学在眼下，似乎无助于帮助医师们将各种资料分类，理成清爽的系统。一切的知识是那么的零碎，想要从这样零碎的资料整理出一个能够替代体液论那么“完美”的新秩序，结果却一次又一次的陷入泥沼之中，病人的痛苦并未减除，他们依然患着和过去一样的疾病，更糟糕的是，工业时代的来临，让医生们措手不及的要应付涌现出来的原来想都没有想过的病。

尽管如此，社会的进步带来人文之光，人道主义与民主运动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平等的概念深入人心，使得医业成为有史以来最慈爱的一代。可以说医师引导着这项改革，为各种不幸的人争取更慈悲的医护，协助减轻他们的伤病。而城市化的结果促使政府开始把居民的福利视为自己的责任，不再像原来仅仅只是一种口头上的承诺和理念上的愿望。医疗领域前所未有的拓宽，从工厂、矿山到监狱，从穷人、残障，以及政治犯与罪犯。

因此，病人在刻薄的医师之后，又马上会补充上赞美的话，这话也一样由衷的发自内心——

“医学之美，不因为它在宫廷内，而因它常在贫穷人家的窄小居处中。医师获得的赞美，是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如此热心，有如此勇气，完成如此光辉的任务。”

——Vicq-D’Azyr

“当我思及医界的勤勉，他们的仁德令我震惊。他们以最具说服力的忠告，减少病人上门，并且治愈病人。”

——Oliver Goldsmith

在这样一个饶舌的时代，人人都争着发表意见的时代。从漫画家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出——病人对医生的感情，还是和疾病一样的古老，既崇敬又刻薄，既怨恨又无法离开。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是医生安慰病人的话，也是医生安慰自己的话。

测量主宰的新世界

随着海外殖民地的拓展，欧洲的帆船在全世界的各个海港进出， 17世纪的欧洲文化与艺术已经开始从文艺复兴时期迈入了巴洛克时期。

　　巴洛克Baroque此字源自西班牙语及葡萄牙语的‘有瑕疵的珍珠’(barroco)。欧洲人最初用这个词指征“离经叛道”、“不合常规”“矫柔造作”。现在，‘巴洛克’惯指的时间是17世纪以及18世纪上半叶(约1600年 -1750年，这一时期，上接文艺复兴(1452年 -1600年)，下接 古典、浪漫时期。

人们在沙龙上谈论国家大事、文学、艺术，交流骑马、射箭的心得，贵族沙龙形式的聚会风靡整个欧洲上流社会。一切都在变革中，培根主张一切知识来自经验，他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激励了数代人的探索精神。尼德兰发生了革命，产生了新型国家荷兰，英国推翻了专制王权，建立了议会制。君主政治渐独立于宗教之外，虽然宗教裁判所对人们思想自由之控制越来越严厉，但是火刑台显然无法阻止最伟大最优秀的大脑——伽里略、牛顿等贡献他们无法抑制的蓬勃热力，欧洲渐渐占据了世界文明的中心。

早期由哲学家们关心的关于构成世界的元素的性质。现在交由科学家来关心了。公元1592年，伽利略(Galileo 1564-1642)来到帕多瓦(Padua注) ，他对拥挤的听众传布新知，其中大部分是医学生。他详细解说自己发现的新理论，还发明了许多器具，如望远镜、体温计和钟摆。他告诉自己的学生，测量的时代到了。

伽利略的威尼斯医生朋友桑托里奥在他的启发下（Santorio Santorio1561-1636)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支体温表，还发明了测量心率的摆锤），开始用一个短摆来测量病人的脉搏，并把它叫做"脉率计数器".脉搏表上的钟摆可以调整长度，使摆动次数与脉跳配合，指针就会正确测出脉搏。桑托里奥骄傲的说，他的“脉搏计”(pulsilogium)可以“使脉搏具有数学上的确定性……而非捏造或推测的。”

他最具野心的计划是他制造了一种像小屋大小的秤，他坐在这杆大秤中，经常测量体重，观察体重变化规律，如此坚持了30年。他发现一旦将身体的某部分直接暴露于空气中，即使不进食、不排泄，体重也会发生变化，他把一个区别归因于“不可见的出汗” 。人体新陈代谢这一秘密第一次被抓住了。

而另一位帕多瓦的毕业生哈维在多年以后，则应用伽利略的动力与机械原理，研究血液循环的问题。通过测量，了解经过动脉的血量，最后解开了心脏功能的迷团。

一切是可探测的，一切是可衡量的。科学应该以实验与实际测量为准的新科学理念迅速的深入人心，科学这一词的定义不再是合理的推论，而是一次又一次数据完全吻合的重复实验。

通过测量建立的精密医学的定律使医学面貌一新，内的新的医疗器械和药物的出现，使过去许多只能用巫术来解释的病症真相大白，这大大的改变了医学的进程，直到今天，疾病的现象，都可以在实验室中通过一次次的检测描绘下来，即便是很平常的小感冒，我们也能够通过小小体温计来衡量自己的病情。

化学从炼金术中分化了出来,奠定了近代化学的基础。

德国的医生、医药化学家，安德雷李巴乌(Andreas Libavius，约1540-1616)极力强调化学的实用意义，他编著的 《工艺化学大全》(1611—1613年问世)，总结了他多年的实验经验。使化学终于有了真正的教科书。从而推进化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他还设计过 一所实验室的建筑详图，但直到1683年，这所实验室才在阿尔特多夫(Altderf)修建起来。

而另一位贡献卓著的医药化学家赫尔蒙特(J.B.van Helmont，1597-1644)则对化学进行定量研究，广泛使用了天平，他所做的“柳树实验”和 “沙子实验”，是早期化学实验发展史上著名的两个定量实验。被尊为从炼丹术到化学的过渡阶段的代表。不过，他相信从人体的化学反应中，可以找出生命的秘密。他对消化过程的研究进行观察，最早注意到观察尿量变化，在对人体的功能有了相当认识后，从而反对放血的手术，他激烈的批评道：“吸血虫坐上了医学的宝座。”

他之所以成为医生说来有趣，是因为他和一名女士握手后染上疥癣，当盖仑派的医师将他诊断为肝脏疾病时，他决定自行设法医治，最后利用硫磺软膏治愈疥癣。他做了许多实验，将他的理性观察与神秘的结论聚集起来，在《创造集》一书中他写道：“病人一旦自某种疾病康复后，不仅在血液中获得纯净的香膏，未来不会再受相同病魔的侵袭，同时，他的血液绝对可以用于治愈邻人相同的病症。” 这一免疫学上的新理论表明尽管精密科学已经大为进步，神秘主义仍维持着原状。新和旧既冲突又共存，一方面，大科学家的智慧仍有许多死角，另一方面，神秘主义者也有他们聪明之处。

总之，物理医学和化学医学的区分研究强烈地显示了这样一个信号：医学正处在一个科学的黄金时代。新的科学增大了人的视野，在显微镜下，已往未知的微小世界都出现在眼前。标度盘、钟表、量尺、天秤与镜片，现在都成为科学与医学常用的工具。

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吧。

一个新时代

在经历过漫长的黑暗时代之后，14世纪的鼠疫虽然严重摧残了城市生活，并不能阻止文明的持续进展。大约在14世纪初一个全新时代慢慢展现开来。

1453年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覆灭，大批学者携带希腊文化遗产，向西方迁移，这些希腊文化对仍然顽固地存在各个领域的旧的教条主义和经院哲学产生的巨大的震动和冲击。同时商业活动的日益频繁，使商人要拥有属于自己的话语权，他们需要自由地从事工商业，需要自由竞争，因此主张个性解放，提倡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把人作为思想、研究的中心，它要求人们摆脱信仰的束缚，去关心现实世界，当时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和造纸术已传至欧洲，知识由于印刷和在艺术、诗歌、建筑等领域新技术的应用而导致 的知识爆炸，更对欧洲文艺复兴起到推动作用。

1543年哥白尼在他《天体运行论》提出太阳中心说，从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

到了16世纪初，随着哥伦布发现了美洲，麦哲伦环球一周的航行，使人们的地理知识扩大了，眼界开阔了，中世纪局限的世界观这些航海壮举而永远消失了；两种思潮有如交响的战鼓的澎湃而来——一是复古，希望从希腊、罗马所留存下的宝藏中吸取养料；二是个性的解放，尤其表现在对人体和艺术特点的重新重视，并渴望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

肯定人生快乐，推崇个性，主张以个人为中心，这一文化上的新派别，被称为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一词来自于拉丁文中的humanitas，古罗马作家西塞罗就已经使用过这个词了。德国启蒙运动时代的哲学家将人类统称为Humanität，当时的人文主义者便称他们自己为humanista。人文主义包括了不同的思想流派和文化流派，但他们总的口号是“我是人，人的一切我应该了解”。他们渴望生活在一个新时代，一个与中世纪彻底决裂的时代。

“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这个词在1855年为法国历史学家Michelet首次提出，用以概括16世纪时“对世界与人类的探索”; 人再度成为舞台的中心，不再期待天堂与地狱，却转而探索自己与宇宙的奥秘。对知识与美的渴求，使得最前沿的学者们狂热的探求古籍抄本，重新找寻希腊艺术稳健与不朽的特质，以及希腊文献的智慧，从而发现了自我。科学研究的方法由质转入量。计昼测量开始取代了观察与推理，数学作为检验科学的进展的标杆，总之，许许多多的支流直流汇注入医学的领域。总之，文艺复兴时代成了“探索时期”(The Age of the Eye)艺术家不再模仿陈腐的生物图解，而直接从自然中找寻灵感。

当然这些变化仅仅影响了为数很小的富有的少数人，而欧洲人口的大部分的生活相对于中世纪基本没有改变。今天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文艺复兴代表了理性思考和思想的巨大变化，而不是物质上的巨大变化。在医学方面也是如此，占星术仍在使用，诊断和治疗依靠尿液检查和放血疗法，依然有形形色色的庸医骗子四处游荡。

然而正是理性思考和思想的巨大变化，出现四位伟大的学者，他们在各自占领的讲台上掀起了医学的四大革命。包括帕拉西塞斯公然烧毁盖伦和阿维森纳著作，认定每种疾病，都有其独特的治疗方法；外科的伯莱（Ambroise）归纳出了伤口感染的观念；精神科的维尔（Weyer）重新定义精神病学；而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维萨里（Versalius）重写了解剖学，彻底推翻盖仑这一笼罩在医学发展进程之上的巨大阴影。

文艺复兴给了医学两个最不朽的影响：人文主义和解剖学。前者使医生改进疗法，创新医疗器械，体察病人的在治疗时承受的痛苦并努力减轻乃至于消除这种痛苦。后者将解剖学从外科学中分离出来，变为医学中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分支。使得医学实践重新为人们重视，而不再纠缠于琐碎哲学的逻辑推演中。医生们为医学，为健康，也为科学及文化问题都赋予新的意义，激发了理念，观察的能力也为之一新。医师可以追寻前人的指引，温故知新。艺术家应用卓越的技巧与细密绘出的医学教本，再度协助医学的进步。

医学有别于其它科学是因为医疗的对象是人、是有灵性的生命，要有什么样的医疗或医生，就要有什么样的医学。文艺复兴是医学起飞的一个关键，医学新知在独立的大学里进行，不受教会控制；学术自由能挑战传统的谬误，更 重要的是从人体解剖推展真正的生命教育，唯有如此，才逐渐出现真正的人性化医疗，医学第一次成为人的医学。

中世纪医学的坚固城池终于开始全面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