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那时候，我们如何和先进国们谈生意（续） -- 陈郢客
家园 del 家园 这个有意思 1978年荣获国际水星奖执行委员会授予的个人国际水星奖。这个奖项听起来好山寨啊，哈哈。
- 复 这个有意思
家园 实际是个人国际金水星奖。 国际金水星奖执委会授予李强个人奖 《人民日报》
1978.11.28
新华社墨西哥城十一月二十二日电 国际金水星奖执行委员会二十二日授予中国外贸部长李强一九七八年个人国际金水星奖，以表彰他为发展生产和国
际合作做出的贡献。
发奖仪式是在墨西哥城举行的。
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临时代办唐海光代表李强部长领取了奖品和证书。在今年的得奖人中还有墨西哥前总统、全国旅游委员会主席米格尔·阿莱曼，多哥总统经济顾问莫里斯·阿索尔等五十七个团体和个人。
出席今天发奖仪式的有：墨西哥旅游部长吉列尔莫·罗塞尔·德拉拉马和国际金水星奖组织机构的秘书长洛伦佐·盖洛。
国际金水星奖是五十年代在意大利创立的。这种奖主要授予为生产的发展和国际合作做出重要贡献的国家元首、著名人士、组织、企业和新闻记者等。
家园 真正当得 “又红又专”呀 家园 奇人送宝 恭喜：你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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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真正奇人也 高山仰止啊！在这样的人手底下即使做一小兵也是一种荣耀。
TG能凝聚这么多能人志士，也是一个奇迹。现如今的为政者，恐怕已经丢掉了或者忘掉了TG能成大业的法宝了。
家园 saf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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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陈MM好文，花之 70年代世界上有中日共同体之言论，应该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殊称谓，美国自然并不乐于见到这种情况。
家园 【原创】那时候，我们如何和先进国们谈生意（前传） 倘若“一言以蔽之”，毛周时代从未“闭关锁国”，是美帝在强力封锁我们；那时候我方竭尽全力，但凡有一丝缝隙，也要敲钉子钻进去，改善构局。
中美联合公报和乒乓外交众所周知，中日关系迤逦前行和围棋外交，可就少人所知了。
早在1962年10月，日本前通商大臣高崎达之助率团访华时，中国贸易代表廖承志就与他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备忘录规定从 1963～1967年，平均年贸易额每方各为3600万英镑（当时1英镑约合人民币6．89元），双方还指定了政治方面的联系人廖承志——松村谦三。在该备忘录签署后，中日开始了关于化肥合同的具体协商。
在廖承志的回忆录里，这份备忘录是1962年11月9日达成的。备忘录又称为Liao-Takasaki Agreement，liao即廖承志，Takasaki即高崎。备忘录规定：中日双方同意发展长期综合的易货贸易，自1963年至1967年作为第一个五年，开列双方有计划地长期供应的主要商品货单，平均每年进出口中交易总额为3600万英镑。中国出口货单为煤炭、铁砂、盐、大豆、玉米、杂豆、荞麦、锡等；中国从日本进口化肥、钢材、农药、农业机械和成套设备。
那时候我们想换点工业产品，只能拿农产品和资源去换，这便是我国当日客观情状。古往今来，最艰辛的就是第一桶金。今天有人不解当日身家，难免话语隔膜，甚至有“何不食肉糜”的天真。
就具体合同来讲，1964年8月27日《人民日报》第五版说，“我化工进出口公司和日本化肥业界代表团 签订关于日本向中国出口化肥的协议书”。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和日本化肥业界访华代表团，今天在北京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关于日本向中国出口硫铵和尿素的协议书。这个协议书是双方根据廖承志办事处代表和高碕达之助办事处代表一九64年四月十九日备忘录贸易会谈纪要，经过友好会谈以后签订的。
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经理张光斗和日本化肥业界访华代表团团长、日本东洋高压工业公司总经理野村末一，代表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
中国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廖承志、雷任民、刘希文、赵安博、侯桐、王晓云以及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
日本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日本化肥业界访华代表团副团长水野一夫和代表团全体团员。
在京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以及在京的日本有关友好商社代表，也参加了签字仪式。
这份三年化肥合同，便是本文化肥谈判的前传。备忘录之前，中国唯有从欧洲进口化肥。（有美帝3201文件为证）3年合同将满，继续谈判，我们侃价侃得很不错。这得归功于我方成功的策略：
欧洲对于中国的判断，并没有日本准确。日本的情报分析，向来是一流的。我方遂从欧洲下手，又搞了一个“2小时”的最后通牒：all or nothing，数秒声中，欧洲屈服了。拿着这个，才有定力和日本耗。何处入手，快攻还是硬耗，对象次序分毫不错，才有谈判的成功。
从化肥一事也可看出，60年代初，中日关系明显有了突破。而这也是我方长久的努力换来的。
【1954年·破冰之旅】
1950年，朝鲜战争。和美帝打上了，我方对日本，遂有经营之意。1952年签署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1953年中国政府基于人道主义，开始协助日侨回国；1955年签订了中日民间渔业协定；1956、1957年宽大处理并释放了日本战犯。所谓民间外交，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对日工作的机制。大政方针由毛主席、周总理决定；党中央的涉外工作有个外事小组，由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任组长，廖承志任副组长；国务院设外事办公室，由陈毅任主任，廖承志任副主任；外事办公室下设日本组，由廖承志直接领导。中方不仅懂得宣扬“中日两国有两千年友好往来历史”，亦懂得中日关系的客观现状以及对日工作的长期艰巨性。周恩来指示说，“日本自由民主党虽然有许多派，但台湾问题上却是一致地含糊其辞，大多都有野心，真正接近我们的目前为数不多。在台湾和祖国统一之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日本的斗争是长期的”。
1954年10月，由李德全、廖承志率领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这是新中国派往日本的第一个民间代表团。1953年2月在北京商谈协助在华日侨回国问题时，日中友好协会和日本和平联络会议，曾非正式地提出邀请中国红十字会派代表团访问日本，我方表示可以考虑；日本红十字会会长岛津忠承最终正式提出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
岛津回国之后，因此受到吉田政府的责难，政府担忧“可能被中共和日本左翼运动利用、影响日美关系”。归国的3万日侨，对民众亦是极好的宣传。在日中友好协会的倡导下，日中友好月活动在全日本各地轰轰烈烈展开。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达成了印度支那的停战协议，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朝鲜和印度支那的停战，日本从美国拿到的“特需”（军事订货）靠不住了，吉田政府不得不考虑在中美间的平衡。吉田访美，希望从美国获得“经济援助”；而同意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入境，便是有利于向美国讨价还价的一着棋。
此时，正值吉田茂的自民党内部闹分裂。左右两派社会党也在为夺取政权而联手，并准备和保守党的新党采取联合行动。日本左派社会党、右派社会党和改进党的领导人亦有动力和廖会晤商谈。日本经济界亦看重“实利”，有生意不做王八蛋。他们的心声无外乎是：
“日中贸易必须开展，当前碰到的障碍是美国禁运，希望中国在改善对美国的关系中求得解决，他们非常重视中国如何解放台湾，希望不以军事方法去解决，日本怕卷入而吃不消；他们希望和新中国恢复正常关系，但日、美之间有七八亿美元的“特需”关系，希望中国谅解；他们说日本对台湾有6000万美元的贸易，希望中国能包起来，并对日本能有长期订货。”
这次破冰之旅异常成功，中国代表团在宴会、茶会、座谈会上会见的日本朋友有4500多人，参加欢迎大会的日本各界人士在7万人以上，沿途夹道欢迎的日本群众不下数十万。周恩来极为满意，特别关照广州、上海等地领导，盛情“犒赏”代表团。
【一个巴掌拍不响】
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内阁一个政策。1954年破冰是趁机的成就；亦在日本民众中收获了好感。日方也在下棋，权衡得失，当然亦会有反复。1957-1960年的岸信介内阁，事美为主，日本民间反美情绪高涨，终因1960年新签署的《日美安保条约》而倒台。
吉田政府的判断不错，日本民间左翼力量，颇有利于中国。当日送返日侨，释放日俘，亦是争取日本民众的大手笔。日本被美军占领，民众反美，亦酝酿了新的机会。新上台的池田勇人内阁吸取教训，在就任首相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关于对中共政策，没有必要一定和美国采取同样的态度。池田对松村谦三坦言：“我的立场是必须把脸朝向美国，因此，松村君，可否请您成为我对中共的另一副面孔？关于中共问题，一切委托给您了！” 这也是由日本的现实和利益决定的，池田内阁没有完全放弃“政经分离”政策，但也不像岸内阁那样露骨反华，于是有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
【没有大使馆之称的大使馆】
美帝1967年2月2日的2031文件将这份备忘录形容为：半官方的。中、日、美三方均心知肚明。周恩来说过，“形式上备忘录是非官方的，实际上是半官方的。……高碕先生也好，现在的冈崎先生也好，都是自由民主党的人士，能说他们同日本官方没有关系吗？廖承志先生是共产党员，怎么能说他同我没有关系呢？所以，实质上是半官方的。”
廖承志办事处实际上是在国务院外办领导下，组织外交、外贸等部门有关干部进行工作的机构，办事处设在外贸部内，负责人为刘希文。LT贸易的具体业务由外贸部主管亚洲地区的第四局处理。
高碕事务所的正式名称是“日中综合贸易协议会”，由松村和高碕访华团的主要随行人员组成，它与日本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实际上是通产省的外围机构。事务所设在高碕所经营的“东洋钢板”公司内。
中方代表孙平化、吴曙东、陈抗等人1964年8月13日到达东京开设联络处。日方代表相马常敏、田中聪介、大和田佑次1965年1月在冈崎嘉平太引导下，到达北京开设联络事务所。9月29日，中国七名常驻记者到达东京；同一天，日本九名常驻记者也到达北京。廖承志驻东京办事处被人称为“没有大使馆之称的大使馆”。
【日本：中美台的漩涡中】
美帝1965月11月14日的3299文件评论说：池田后上台的佐藤虽然坚决挺美反共，但到目前为止仍延续了池田内阁的基本策略，试图“经济和政治分割”，持续中日贸易。美方对此亦有微词。
当然，1960年7月19日-1964年11月9日的池田内阁，在中、美之间摇摆，加强了日本的独立性，也更符合中国的利益。周鸿庆事件及其解决充分证明了池田内阁选择了大陆利益并疏远台湾。
1963年9月19日，池田在会见美国赫斯特报系总编的时候说：“台湾反攻大陆的政策，没有根据，近于幻想。”蒋介石三天后在台北会见该总编时反讥池田说：“如同30年代初期的一些日本人士一样，预言非其所长”。
1964年1月14日，在蒋介石默许下，台北发生了袭击日本驻台大使馆的事件；台湾学生展开了不买日货，不看日本电影，不听日本音乐，不阅日本书刊，不讲日本话的“五不运动”。（——很像我们1999年五八事件）
1月11日颁布了禁止“中华民国”代理机构和企业购买日货的禁令；暂停与日本协商每年对日出口十万吨大米的贸易。池田内阁表示改从美国、西班牙和东南亚购买大米，接受中国大陆向日本提供的十万吨大米，日本继而迅速达成向中国大陆出售化肥，并且表明向台湾出售的指定数量的化肥已无法保证。
日台矛盾激化，池田偏离了美国的轨道，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在美国授意下，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和蒋介石会晤，对蒋介石遣返数百万日俘，战后善待日本人再次表示谢意；并以“吉田书简”形式保证对华贸易不再使用进出口银行的资金，对台湾反共予以精神、道义支持。
池田内阁时代，正是中国可以“有所作为”的时期，中国也抓住了机遇。
【围棋外交】
围棋的大发展亦和中日关系不无关系。据陈祖德回忆，“陈毅元帅到北京之后，成立了围棋的国家集训队。这个决定很多人不理解，当时人们认为围棋和体育运动没有联系，而且当时全国只有10个体育项目成立了国家队，围棋是第11个项目。”中方曾试图以围棋作为打开中日关系的一个突破口，围棋亦受益于此。1960年，第一个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1962年中国围棋队访日，成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前奏。“前外交部长唐家璇曾说，乒乓外交大家都知道，但比乒乓外交更早的是围棋外交，而这正是陈毅元帅的功劳。”
据陈毅之子陈江淮回忆，“这样就促成1960年第一次日本围棋代表团来访问，以后有的时候是他们来，一年他们来，第二年我们去，有的时候是一年两家都来往，但是我父亲只要日本的围棋代表团来了，他要在北京的话，他一定接见他们，一定跟日本人聊天，这个对日本棋手感受也很大。”“日本代表团在21天的时间里，与中国围棋手进行了30局让先比赛，中国棋手仅胜两局。这是一次不成为对手的比赛，但正是以这次比赛为开端，中日两国的民间交往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中日的民间交往，亦是那代领导人苦心经营的结晶。
1971年，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毛泽东在报告上批了醒目的八个字，“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不仅仅是中国乒乓球队征战日本的重要指导思想，更是新中国体育外交的真实体现：体育承载的内容太重了，和国家利益息息相关，个人名利亦成为靠后的选项。乒乓球队这次出行，留下了“小球转动大球”的佳话。今天很多人已经隔膜了彼时语境，自然难以还原那个时代的体育。
今日流行交换游戏，围棋兜上一圈，换来钢铁化肥，的确是很有想象力的生意经。风云际会，自有种种机缘。
通宝推：天涯无,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文摘】她原来已经下定决心丢掉外语 我们为了接待美国记者来华，经周总理批准，特地把北京外事单位一批懂英语的干部调回北京，参与接待工作。有一位社科院的干部回北京后，对我们说，她原来已经下定决心丢掉外语，准备当一辈子农民。这一次把她救了出来，后来她成为研究美国问题的顶尖专家。http://www.infzm.com/content/35100这一段回忆的作者是江承宗，曾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参赞、驻安提瓜和巴布达大使、驻巴巴多斯大使。
外语人才在中国都多到要去做农民的份上了。这大概就是毛时代所谓的“并未闭关锁国”吧。
另外一个有名的段子就是二代目到日本以后，坐了新干线，看了新日铁，就说了一句话：“我现在是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按照陈mm的说法，毛周当然是神机妙算，高瞻远瞩，“并未闭关锁国”。但是为什么毛邓以下的TG高干，邓小平以下，居然会被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震撼到如此程度。他们岂不是天天接受领袖熏陶，天天在看《参考消息》，“并未闭关锁国”的么？
周公自然是TG一大神人，连尼克松喜欢《美丽的阿美利加》这样的细节也可以被他探知而攻心。但是为什么美国尼克松之后更有尼克松这样的狠角色，TG周公之后，却再没有周公那样的人。而只剩下去软脚缺钙的高级干部，和去广场拜“民主女神”的群氓？这岂又是一句“并未闭关锁国”所能敷衍的？
龚自珍有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看了陈mm最近发的一些帖子，气魄倒是很不错的，可就怕是应了那句“过犹不及”。
家园 谢兄台赞誉，答复一二。 1.出处是南方周末，最后捎带一笔，姓名均无，我只能保持打酱油的立场。
说点杂话，我恰好涉猎过“干校”资料，主流的不主流的都看了一些，这才知道远非我当日想象。
战凤翰先生有本《柳河“五七”干校》，你搜搜就知道这本书出版有多艰难，有多小众了。谁做成电子书发到网上，功莫大焉。
2.江先生算秘书出身，不知南方和他的访谈，动过手脚没有。我非常理解建国初为什么要整顿旧的外交部，陈毅这个外交部长的风采，令后人怀念不已。只懂外语乏大局观、主心骨、胆识、阅历的人，对于步履维艰的新生国家，好处实在有限，。
3.至于邓公到日本看“电气化”震惊这段，与本文关涉不大。
华国锋逝世，西河有过文章，说华土气，邓公洋气。
我挖掘过70年代的造船业，发展迅猛，非常令人吃惊。（陈郢客:【原创】从张春桥的文章闲话中国的造船业（上））
邓公对于我国自产的万吨轮是非常不感冒的，1991年，邓小平提到这件事时说：“闭关自守不行。‘文化大革命’时有个‘风庆轮事件’，我跟‘四人帮’吵过架，才一万吨的船，吹什么牛! 1920年我到法国去留学时，坐的就是五万吨的外国邮船。”（邓小平文选 [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我国船舶业史，有80年代生产困难之语。
事实上，80年代，对于造船业、军工业、中小化肥厂（曾为我们化肥产量提供了60%的贡献），都是相对比较艰难的岁月。
毛周对于青藏铁路的态度都是一定要上，死命也要上。他们懂得关涉重大。1979年，青藏铁路1期——格尔木段完工，2期勘测工作也完成到离拉萨只有400公里处。
这时高层却决定下马，说停就停了。阴法唐为此奔波努力了十多年。一直到1994年江才启动2期。前任摘树，后任乘凉。青藏铁路算完成在胡总任上，而一期工程一直被简略写为“1984年通车”，原因不言而喻。
邓公和卡特的建交会谈，2005年卡特日记抖出相当内幕，你可以以邓公的名字和卡特日记联合搜索，这种事情，毛、周是不可能同意的。
以三国演义的角度而言，毛周时代，在苏、美之间保持了微妙的平衡；80年代完全倒向美国一方，亦有些过。1989年5月，中苏才恢复了某种关系。然后苏联很快倒台了。苏联一倒，中国亦付出太重的代价。
中韩建交，如今复盘，亦不算胜手。
……
在那个时代，邓公就是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顺势而为，亦是不凡。我说过，百年牛人邓公，千年牛人毛公。
每个人都有弱点的，谁坐在那个位置上，弱点均会产生相当代价。
我觉得对待历史，就事论事是恰当的态度，尽可能克服印象主义。
以李强、江core的生平简介而言，中间那一段都是语焉不详的，然后套话文革中受到冲击blahblah，呵呵，哪个时代也少不了套话。主流话语嘛，必然要这么干。其实上，李强、江core在文革里是要用的人才。当日有反帝反修，后日有戴三块表，八荣八耻。呵呵。将来百年后，套话可能也被后世的八卦历史学家较以高下的。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谢陈MM的宝 恭喜：你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可通过工具取消
提示：此次送花为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家园 百年与千年之差固然巨大，总还算可比。后来者若 只得十数乃至个数，岂非华夏之悲。
陈mm好文总能引人深思，与人启迪，大牛之名不虚。
送花谢宝：
恭喜：你意外获得【通宝】一枚鲜花已经成功送出，可通过工具取消
提示：此次送花为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家园 其实我还有更好的例子 本人大学的太师父，算是中国英文词典界的权威泰斗。文革当中发配到崇明去挑粪。他本人的师父辈数人，亦是上吊的上吊，跳楼的跳楼。直到WG结束以后，他才有机会回到学校，开始编纂中国最大最权威的一本英汉字典。这本词典后来成为联合国工作语言之间翻译的权威工具书。
这位太师父，如今当然是越老越狭促，天天在报上发些对毛时代不酸不甜的酷评。但这只不过是知识分子的可爱又可哀本性而已。
从大局回头看看想想，当初如果紧跟太祖路线，让这位太师父挑粪到底，本来就“并未闭关锁国”的周自然是用不着英文词典的，有可爱的小mm做私人英文教师的太祖爷，自然也是不需要蝇头小楷的英文词典的。还有那些天天可以跑香港，游东欧的李强部长们自然也是不需要英文词典的。
可是共和国的普通士民们，却要通过什么渠道去“并未闭关锁国”呢？而联合国的众多蛮夷，却又如何在没有权威翻译词典的情况下与“并未闭关锁国”的天朝交流沟通呢？
到底是英雄史观，还是人民史观，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陈mm写1949年以前，是人民史观为主，到了49年之后，却成了几个天顶星人逸闻趣事的英雄史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