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媒体·言论·普世价值（一） -- 梦秋
家园 【原创】媒体·言论·普世价值（一） 媒体·言论·普世价值（一）
厚积薄发兄的长文对于言论自由这个词汇作出了许多深入的阐释，以我的一些观察作为例子。链接如下：
兄弟我作为旁观者，有些想法从自己的眼界和角度出发，未免多少有些以偏概全，而且行文零碎，即使作为参考价值，也未免打了些折扣。我到新闻媒体行业工作，自从2007年初海归以来，已经两年有余，认识了一些媒体人，在两家媒体里有过工作经验，也给别的媒体写过一些东西。感性的认识在积累在量变，也许现在该到了一个总结的过程当中了。
在本文当中，我主要还是把一些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写一写。但是，我在这儿得明说了，我的经历和经验，与许多资深的媒体人相比相差甚远。如今河里熬蛋花汤的水平见涨，兄弟我虽然这身羽毛不算光鲜，也不敢在河里胡乱显摆，免得弄出一锅糊辣汤来，只能尽量就事论事。有诚意讨论者，我倒履相迎；有夹枪带棒者，请好自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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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资深河友曾经问我：“为什么你们干媒体都是普世价值者？”
我认为这话正问在兄弟我的软肋上。虽然我对普世价值者很有点不拿正眼看，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而且从我个人的本意上来说，我即使不算半个普世价值者，也至少算是普世价值的半个支持者。
为什么说到自己的时候总是“半个”呢？
因为完整的普世价值者基本上已经脱离了我们这种靠上级靠老板吃饭，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我所认识的普世价值者当中，一些人是大学教授，一些人在攻读博士学位，一些人是美国××基金的学者。不排除有些人自带饭票，不过除非能够像Runner Fan那样在千载难逢的灾难中抓住了点滴机会一举扬名，否则前途不过是网络宠物而已。就算是Runner Fan先生，你能说他不是这样一个怪物么？又想普世，又不想成为怪物，我只能当半个普世价值者。
普世价值者所提倡的“言论自由”，我从心底里赞成，支持甚至拥护——条件是，“言论自由”这个东西必须有个可以界定的标准。比如说，某个媒体爆出的“毛少将”的问题。我从根到须明白这些人的逻辑：毛即使现在不是少将，未来也一定是少将。现在毛少将的新闻，我们不是在造谣，最多是在预言。到时候你能说我预言不准么？能说我是在造谣么？歪理往往能够挑战言论自由的合理性。
当年我曾经在新浪看过这样一条标题：驻伊美军7人中有1人自杀。当时还没有“雷”这个词，即使有，我也会认为是驻伊十几万美军被雷了，而不是我。等到点击链接打开一看，原来是驻伊美军当中每死亡的7个人就有1个人系自杀身亡。这样整个新闻就清楚了。不过，后来再看驻伊美军的伤亡统计，人家从来都是只把在现场直接翘了的人算入阵亡名单。这个美军“死亡”范畴究竟如何界定的，新浪还在忽悠人。
这就涉及一个标题党的问题。要说国内哪个媒体先开了标题党恶劣先河的，这个还真不是普世价值者率先所为。在世纪之交，各个媒体都还中规中矩，不敢乱来。兄弟我在教书的时候，拉美发生过曾对查韦斯总统的政变。我正好上着现代传播知识这一课，当时就把两个媒体对此事的新闻报道拿出来做了个对比。
A报：查韦斯记者会脱衣验伤（标题大致如此）B报：一场无政府主义的政变
A报的报道只是一般性的事件报道，B报做的是深度报道。事实上，查韦斯在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他是否在政变中受伤。查韦斯脱下西服外套，开玩笑地对记者说：“是不是现场验伤呀？”由此可见，A报的报道，使用的标题纯粹是无稽之谈。而B报，标题当然有点玄虚，但是并不过分。
现在可以说说两家报纸的身份了。A报是大名鼎鼎的《环球时报》（当时似乎是一周三刊或两刊），B报是红极一时的《南方周末》。从报纸的性质上来看两者所具备的可比性比较少。但是我想在这儿说明一点的是，由于媒体信息来源高度重复，大家都刊登同样的信息，出版频率比较快的报纸（例如日报，或者一周两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为了获得受众的注意，必须采用抓人眼球的标题。而作为有充分时间做深度报道的周刊来说，他们争取的是特定受众的注意力。即使标题玄虚，在这家媒体的特定受众群体之中，并不缺乏理解标题的人，因此也不必要像《环球时报》那样用噱头吓人。事实上，《环球时报》至今也还在用大标题唬人。
如果这里涉及到言论自由的话，我觉得这是言论自由的第一个层面：市场竞争。怎么说话，怎么说像样的话，新闻媒体必须考虑到市场这个因素。媒体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在明确自己的市场定位的同时，也被市场这一框架给套住了。如果需要考虑赢利的话，必须根据自己的出版周期、发行方式、读者群体来决定自己说话的方式。在每个大标题之下，其实都有媒体自身的考虑，尤其是头版头条，那都是编辑部精心策划的结果。我今年在某大报里工作，作为总编，头儿从来只看两个栏目：头版的文章标题和社论版的社论，别的交给副主编和栏目主编。这很说明问题。每个人都可以认为一条不合格的标题是大放阙词，殊不知在别的人看来，却是正中下怀。
但是，由此我们也可以断言，通往言论自由的第一步，是在市场竞争的过程当中，实现有策略的说话。我需要说清楚的是，《环球时报》为什么是一家成功的报纸，除了它本身固有的信息量大这个特点之外，它在合适的时候打出了民族主义大旗，这一点上，《环球时报》的标题功不可没。只有有策略的说话，才能够达到让受众信服的目的。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谈论《环球时报》的时候，依旧没法摆脱此报档次不高的印象。《纽约时报》干脆赤裸裸地说，《环球时报》是中国最大的“小报”。它的读者群，基本上也就集中在高中毕业生到25岁年轻人之间。也就是在这群人当中，才存在着“自由”的空间。
我自己的杂志，实际上也存在着小报化这个问题。2008年CNN辱华事件，当时我们老板决定用“卡弗蒂去死！”作为封面标题，还要配上一张他本人脑袋上画上红叉的大头照，一如文革时期的大字报。这个我在我从前的帖子里说起过。最后的结果当然是没有遵照执行，关于此人的报道也没有成为封面故事。我毫不怀疑，如果我们采取了这种做法，这期杂志在完全没有外部力量阻挠的情况下，会卖的非常火。但是作为媒体的底线、作为社会的底线，这种极端的做法都是不可容忍的。无需真理部出手，我们在编辑部内部就把这种经典的哗众取宠的做法给消灭在萌芽状态。
这里引发了关于言论自由的第二个问题：社会的宽容度，在美国则被称为“政治正确”。也就是说，在新闻报道上，怎样才能不去触动社会作为整体的道德底线。想必大家对2008年重庆的《旅游新报》的遭遇还记忆犹新。在四川地震之后，这家媒体使用了几个模特在一堆“废墟”上拍照作为自己的地震“专辑”，结果招来全社会的口诛笔伐（外链出处）。事后有些人声辩说，那些“废墟”并非真正的废墟，也有人说，地震“专辑”的本意是好的，是为了纪念大地震那灾难性的影响力。不管怎么说，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这个媒体从记者编辑到老总，完全缺乏必要的道德修养。别以为跟着全社会装着悲天悯人的样子，自个儿捐了钱就良心平安了，接下来做什么事就不是犯罪。
同理，今年台湾的风灾也让很多人长了眼。在这儿就不多说了，讨论已经够多。有人羡慕台湾的言论自由。没错，风灾来临，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宝岛上言论自由有多么充分。可是反过来说，无节制的言论自由，那就意味着这个社会没有道德底线。对于那些即使老百姓受灾，也要给自己扣顶绿冠的媒体来说，不存在道德底线。如果整个社会都跟着疯狂，那这个社会就彻底没救了。
如果我们光是嘲笑台湾而不自省，那么中国大陆的媒体遭人诟病的日子就远远谈不上结束。我们的许多媒体工作者缺乏一种大是大非的判断能力，换言之，容易出现是非不分的情况，喜欢跟着整个社会鼓噪。我这儿有一个事例，不知道是否可以用于说明这一点：今年石首事件发生的时候，我的一个编辑同事将香港媒体采访的图片（有血腥镜头）发到编辑部的内部邮箱，并表达了激烈的态度（当然是不利于官方的态度），引发了我跟他在msn上的争论。
这位同事坚持认为，香港媒体报道的石首事件才是事实的真相。我既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这种说法，但是我告诉他两个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香港媒体惯于用大幅有冲击力的照片渲染事实；第二，在这份报道当中，香港媒体采用了一边倒的报道方式，立场鲜明地站在“受害者”一边。接下来基本上我们之间互相无法说服对方，下面是msn记录的一部分：
我：里面说的这些事实，我无法判断什么是捏造，什么是真实。同事：那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判断。
我：所以，自己的判断不等于别人的判断之时，在传递信息的时候最好不要加上自己的判断。
同事：我没有加自己的判断啊。
我：不，里面的信息是一边倒的。
同事：我没有说过一句啊，全部都是转来的。
我：这就是一种倾向。
同事：另外一方的在网上就看到了。
我：有多少人看了你的这个东西，会主动去搜索另一方的？
同事：我也只是给大家看看，官方没说的东西。
这次辩论闹得比较大。我也没法说服我这个同事。最后我对他说：“有时候你做事情缺少一种政治上的直觉，还是凭着道德感来做的。这种品质在生活当中叫做正直。但是在真正的政治领域，这叫做问题。不论是做国际新闻还是国内新闻，我们都需要用政治敏锐感取代道德判断，这对我们的工作来说，是一种必须。”
这里我所说的“政治敏锐感”，并不是官方媒体所秉持的那种“跟党走”的做法，而是一种可以判断出新闻事件本身性质的感觉。在我个人的世界观当中，如果不对新闻事件保持一定的批判性，那么很容易就会堕入“非黑即白”的窠臼当中。“一边倒”是新闻工作者的大忌（当然，直属真理部管辖的媒体往往可以排除在外）。很多新闻，包括现在流行的“气候变化”、“巴以冲突”，“伊朗核问题”，如果仅仅采纳了一边倒的看法，从此就无法跳出那个思维的窠臼。我之所以跟这位同事辩论，倒不是他相信了香港媒体的说法。他信什么和我无关。他的问题是将这些东西放在我们的内部邮箱里，让所有编辑们都看到了。用传播学的说法，就是把mass 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变成了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人际传播），无意中放大了传播的效果。这就好比一个人本来是从电视当中接收信息，现在变成了一次会议上用ppt展示信息，其影响各有不同。这里还需要补充一句，这个同事所转发的香港媒体的报道，是被GFW拒之门外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这个同事转发这些信息所发挥的影响力更大。
我和这位同事争论的起因之一还是源于香港媒体关于石首时间的一边倒报道。至于官方的报道（这里特指中央媒体，而不是当地媒体），我个人认为算不上一边倒。官方的报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部分真相。这些真相当中包括冲突的表面事实：如时间地点人物以及伤亡。但是在做这些报道的时候，在细节上做了许多模糊处理，留下了进一步报道的空间。在肩负政治责任的情况之下，官方媒体的报道是谨慎的，用一句找骂的说法，是和谐的。而香港媒体过于放大了现场的冲突，制造了轰动效应。当他们需要对这条新闻再度跟进的时候，说死的话已经不能改变。后期报道就会流于形式。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有关研究，但是我推测：香港媒体报道当中的现场感要远远强于官媒。至于长远报道，官媒和港媒究竟孰优孰劣，很遗憾，我看到的两者都只有短板。前者有可能遭到干预，后者则会屈服于市场。
回到我原来那个“半个普世价值者”的说法上来，总得要把自己的立场说清楚一点。
我觉得么，世界上的确有些东西是普世的。但是制度不是普世的。民主选举等等是一种制度，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人的存在，总有对生活的期待和向往，有着种种美好的感情和高尚的审美能力。这些都是普世的。如何在不同情况之下用合理的手段达到维持自身存在的最高境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对不起，话题越说越大，打不住了。回头继续说下去。
通宝推：Wjwu,胡丹青,卷心菜,landlord,神仙驴,高子山,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原创】媒体·言论·普世价值（四） 媒体·言论·普世价值（四）
看来我的第三篇文章写得过于匆忙，有许多朋友有疑问。河友atene对我的前后论据论点提出了一些批评（链接出处），认为：
国内媒体人／你应该分辨清楚什么是“制度性”的言论不自由，什么是任何新闻媒体工作者的都会碰到“普遍性、工作上”的问题，然后做能做的事，而不是把所有的不顺心都指向真理部，否则，无论于人于己都是无济于事。这个问题因为是我打算在第四篇文章中谈论到的，所以没有事先说明。当然，里面也有一些我自己缺乏对外国媒体了解，思考不成熟所导致的原因在内。实际上，我对河友atene这个批评的回应，昨天在回应河友坐言起行的时候（链接出处），已经粗略地提到了：
外部势力的干预，按照我的总结，可以分为行政干预、议题干预和广告干预。这里面的种种细节，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了。后两者是西方国家控制媒体的典型方式。当年水门事件发生的时候，《华盛顿邮报》吃过这一苦头。这里说说议题干预。国内某大报领导人当年还是新华社记者的时候，曾经跟随美军进入伊拉克前线。后来这位领导人跟我们说：“看到的东西全部是完成时。人家只给你看这些东西。”这就是议题干预。通过特定的组织形式，使新闻记者获得的可报道的信息被完全置于官方的控制之下。外部势力的干预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无论中外媒体，对于这三种方式的干预，我想都会当作是侵犯言论自由，或者新闻自由的行径。但是媒体从业人员对这三种干预方式的“悲愤”程度是不一致的。因为这里面的干预可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议题干预和广告干预可以内在化，成为newsroom politics的一部分。我相信，全世界所有的媒体对于言论自由以及新闻自由受到各种方式的限制感到悲愤。但是这种悲愤，不具备正义性。因为言论自由以及新闻自由的最终结果，并不一定具备正义性。我在这里需要重申一下，我在第三篇文章当中持有这样的观点：
媒体工作者常怀有一种受迫害的悲愤。但是如果只会看到这样的悲愤，进而引发悲情，那是失败主义者的论调。大声痛骂现代的社会还是“道路以目”的时代，这既不现实，更不会引起阳春白雪一样的共鸣。如果我这个观点在上文当中没有说清楚，我在此处再澄清一次：反复控诉真理部的“迫害”，制造一种悲情效应，本身就是无力和屈服的表现。从当年的“冰点时评”到现在，媒体的“悲情”并不能赢得受众的信任，也不会提高媒体工作的质量。在受众眼中，会哭的孩子虽然可怜，可孩子就是孩子，永远不会成熟。
对于newsroom politics，我在这里也一并重申一下我的定义：
关于newsroom politics，我已经说了，是媒体所在社会环境种种矛盾内在化的体现。作为媒体从业人员，我认为newsroom politics反映了一个社会享有新闻自由的程度。Newsroom politics本身不是能够和新闻自由相比较的概念。它是新闻自由在编辑部内部的一种体现。Newsroom politics表现为编辑与编辑，编辑与记者在选题、策划、配图、素材整理、标题等新闻制作各方面之间存在的矛盾。
Newsroom politics在全世界的新闻媒体中普遍存在。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是newsroom politics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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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这个系列当中最后一篇文章，主要是希望从我的新闻学知识当中讲述一下西方媒体的演化。虽然在国外学习了新闻学，但是我的新闻史还是很不系统，在这里仅仅以美国新闻史为主要方向。我的大部分参考资料扔在几千公里之外的家乡，有些史实的列举仅仅依靠记忆。如果有朋友对我所列举的知识和观点有异议，欢迎指正。
如果我们把言论自由这个话题放在历史的语境当中，可以看到许多媒体今天的所作所为并非没有历史渊源。
平面媒体的兴起，仅仅是过去300多年以来的事情。以美国为例，虽然杰斐逊有过那句著名的“要政府还是要报纸”的话语，美国媒体的真正崛起，还需要从南北战争之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扩张算起。只有到了信息能够快速传递的时代，新闻媒体才能发挥其巨大的影响。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信息的快速传递，是工业革命的成果之一。而工业革命意味着政治权力在特定区域之内走向集中，资本和市场在高度扩张。我们不能忘记，新闻媒体的迅速发展，其历史语境当中政治权力、资本和市场也在迅速发生变化这一事实。
在社会学领域，是否有人研究过19世纪新闻媒体的崛起于政治权力、资本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以我的知识面来说，未曾读到相关文章。我只能凭着自己的感觉判断：如果没有政治权力、资本和市场的快速扩张，新闻媒体未必能够崛起。至少，在美国未必能够崛起。
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新闻媒体的报道都是以一种近乎文学的方式呈现各种各样的信息，与其说是信息消费，莫如说那是一种文学欣赏（我在自己的帖子《普利策小小传》当中以一种文艺腔的形式说起过，链接出处）。但是，作为美国新闻的传统，政治和新闻从美国尚未建国就已经开始。美国的建国之父本杰明富兰克林本人就是一个出色的新闻人。至于新闻媒体在美国独立的过程当中扮演多大角色，这个话题，我没有研究，还请各位朋友帮助回答。
1870年代之后，达纳、普利策和赫斯特等人作为美国媒体大亨，将新闻媒体的信息属性和文学属性剥离开来，媒体才真正肩负起传递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新闻的责任。注意，是传递信息的责任，而不是道德审判的责任。在那个时代，新闻报道是极端自由的，不负责任的。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新闻媒体为所欲为，无所忌惮。这样才出现了媒体参与挑动美西战争，挑唆刺杀美国总统麦金莱的这种新闻史上闻所未闻的壮观场面。赫斯特挥舞着手枪跳到西班牙军舰上面抓俘虏这个场面，成为最能说明那个时代美国新闻自由化的证据。
也正是因为那个时代受众对于新闻媒体毫无批评认识，这才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协约国和同盟国双方互相指责对方犯下了夸张的战争暴行，媒体进而将这种暴行放大，以激发本国公民的“爱国情绪”这种典型的“宣传”场面。英文当中的propaganda（宣传）这个词，我认为它的最早来源并不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之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当时受众对媒体的信任之深，从美国某电台在1938年播出的“火星人来临”导致全美大慌乱，可见一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心理学家拉斯韦尔重点分析了当年媒体纷纷用敌国暴行来推动本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心理因素。换言之，拉斯韦尔分析了民众为什么容易受到“宣传”的影响。这可以认为对媒体展开了批判性解读。在我的印象当中，1920年代美国有一个专门的培恩基金对媒体进行了首次批判性研究，具体内容记不清了，有哪位知道情况的朋友，请帮忙提供一下信息。1950年代，传播学的老祖宗威尔伯施拉姆提出了《报刊的四种理论》。这四种理论是：集权主义理论（即最早的新闻报道模式），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和苏联共产主义理论。施拉姆等人的观点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他们所说的四种理论，正好是人类进入近现代史来的几个发展阶段之一。
将这四种理论掐头去尾，自由主义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可以用来解释西方国家新闻媒体大部分时候的表现。美国的报刊自由主义化的时期，正好是美国处于完全的、绝对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当中，媒体完全以市场和收入作为导向，不存在后来的媒体规则，包括客观、公正和中立（实际上，这三条媒体规则也是互相矛盾的，要做到中立，就很难做到公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结束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是不是按照列宁的说法，进入了濒死的帝国主义阶段呢？相信很多人都有结论。但是，我觉得列宁的这个“濒死”的说法的确引发了很多美国人的担心和忧虑。美国社会具有强大的修复和改革的能力。施拉姆等人提出的社会责任理论，正好为美国媒体服务于美国的主流价值观提出了理论依据。
我对社会责任的理解，简而言之，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媒体需要担负社会责任。显而易见，社会责任理论是对自由主义理论的一种反动，一种矫正。施拉姆等人总结出这个理论之时，美国媒体已经完成了从自由主义体系相社会责任体系的过渡。1920-1930年代，美国媒体出现的“扒粪运动”（即反腐报道），是美国新闻史上的重要阶段。虽然媒体反腐自从普利策时期以来已经存在于媒体当中，但是以众多的媒体群起扒粪，说明媒体已经逐渐承担起了道德判断的责任。有意思的是，“扒粪运动”到底在美国新闻史当中扮演多重要的角色，似乎新闻研究者并没有给出太多的结论。在我阅读过的不多的，关于新闻史的书籍当中，“扒粪运动”对于反腐倡廉的推动，其效果其实有些可疑。
不管怎样，施拉姆等人提出了媒体的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媒体不能够不负责任地报道各种消息，而应该与社会主流的道德观一致。这是对新闻媒体言论自由的一种限制。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媒体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报道规范，即我刚才提到的“客观”、“公正”、“自由”等原则。这些规范后来逐渐上升为媒体实践的指导原则和至高无上的宗旨。在这个指导原则之下，媒体才敢于以道德审判者自居，才敢于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从而获得了道德的优越性。
自从罗斯福总统开始，美国官方在媒体控制策略的手段逐渐成熟。1920年代以来，媒体也进入了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二元化阶段。这里需要说一句，每个新的媒体手段出现的时候，总会有个别美国总统因为不熟悉新媒体手段的运作而吃亏。而他们的接班人则会从中受益。罗斯福总统充分利用了电台作为自己的宣传平台，肯尼迪总统受益于和尼克松的电视辩论。至于奥巴马在竞选时期网络攻势的风生水起，相信大家都有印象。
媒体逐渐走向集中垄断，以及美国官方的媒体控制策略的成熟，大大强化了美国媒体利用主流价值观影响和控制美国社会的能力。为了反抗这种信息垄断和观念灌输，在1960年代（希望我没记错），美国社会当中出现了对反主流媒体的呼声。这就是civic journalism，也叫做public journalism的兴起。我在这里抄录一段维基百科对civic journalism的定义：
The civic journalism movement (also known as public journalism) is, according to professor David K. Perry of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an attempt to abandon the notion that journalists and their audiences are spectators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processes. In its place, the civic journalism movement seeks to treat readers and community members as participants. With a small but committed following, civic journalism has become as much of a philosophy as it is a practice.我其实更愿意用“市民新闻”来形容civic journalism。这是一种将新闻非职业化的做法，以摆脱新闻作为道德审判官的影响。它的具体做法是，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参与到新闻制作的过程当中，通过大量的信息渠道（并非通过主流的新闻媒体），提供各种观念态度有别于主流新闻的信息，作为对受众的有益补充。更进一步地说，我觉得civic journalism是一种“社区新闻”，因为它的影响力无法逾越一个社区。重大新闻的参与者不多，而且往往拥有特权，信息来源往往是排他的。Civic journalism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其信息虽然多样化，但是来源的可靠性容易受到置疑。其实，civic journalism更像是互联网普及之前的BBS。由于没有现在网络的联通性，这样的BBS只能在小规模的社区当中流行。在西方大学当中普遍存在的学生刊物，就有这种特点。最后，civic journalism的兴起同样有着时代的烙印。其时代背景是越南战争。这场战争的众多参与者和旁观者成为那一时代最重要的媒体证人。
有趣的是，我知道的西方新闻学研究当中，提到了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媒体崛起。这方面的研究表明，为了平衡西方媒体的影响力，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媒体在非西方国家当中日渐受到欢迎。
冷战的结束，可以说是美国主流媒体的胜利。也可以说，冷战结束给美国主流媒体注入了兴奋剂，使其更加习惯于从所谓的主流价值观对各种新闻事件作出道德判断。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国际新闻报道当中。但是，从1990年代中期兴起的网络媒体有可能已经改变了这种状况。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是层层剥去主流媒体新闻卫道士在“言论自由”这个招牌之下的画皮。从自由主义时期，到社会责任时期，再到civic journalism和网络媒体的兴起，我想，媒体的发展总是在围绕“言论自由”进行着一波又一波的互动。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本质现象，总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赢得更多的自由权利。
由于缺乏对网络媒体（尤其是对国外）的研究和观察，我在这里不想表述太多的观点。媒体的发展已经进入平面、电子和网络三维空间。新闻媒体已经成为一个庞大而且复杂的社会现象。我在这里说了这些话，无非是表达我个人的观察。我在回复坐言起行河友的帖子里这么说：
我写的东西本身就是一种很凌乱的想法，是我在工作了一周之后有感而发写下来的一些东西。虽然我在文中尽量真实地描写事实和感受，但是从整体上，我的文章当中缺乏论述和证明。我也不打算对自己的观点作出证明。这些观点仅仅来自于我工作中的感受。总体上来说，您提的这些问题需要由非媒体人、或者媒体研究者进行解答。我在这里引用河友何恤之的几句话，用来形容现在的新闻媒体——不光是国外媒体的，也是国内媒体的现状与焦虑：
可现在识字的人比知识分子多多了，你们失去了你们曾经定下的标准而被逼入“责任感”的角落，你们的坚持只不过是被整个社会边缘化然后丢弃，最显著的例子是南方系的普世如今就只剩下普世了，就是好啊就是好，从前有个太监，下面呢？没了。你们自豪啊你们责任感啊你们经受磨砺啊什么的对大部分识字的人来说是无所谓的。如果将“识字的人”换成“能上网的人”，也许更能够形容媒体人这种心态。
我作为媒体从业人员，在工作当中恪守我应有的工作准则，并能为我在这个行业当中所作出的贡献而感到骄傲。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道德感，自己的良心，自己的操守。新闻工作者并不比别的行业的人在这方面更加优越，也不比别的行业的人更加缺少这方面的修养。怎样评论和看待他人，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
我今年参加凤凰电视台评论员阮次山的新书《与世界领袖对话》的新书发布会。虽然我不喜欢这说话打结的评论员，但是他说的一句话还是值得所有媒体人深刻铭记的：
“你不要以为和大人物对话，并把他们问倒，就是你的光荣，你的成绩，你的辉煌。你就会因此高人一等。你结束了一个采访，跟他们握手。走出来之后你还是一个平常的人，还是个小人物。说得难听点，是个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都影响不了的普通人。”我是个小人物。今天我写下这些东西，仅仅是由于我喜欢我眼前的这份工作。我对它怀着热情。即使焦虑、担忧它的未来，我也怀着热情，并尽量将它做好。
通宝推：厚积薄发,Wjwu,神仙驴,
本帖一共被 2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没争议的呢，没争议的还叫新闻吗？…… 什么是新闻，什么是媒体，什么是好新闻，什么是好的报道新闻，一起尽在不言中了。没有争议的真的就不是新闻吗？最多就是不挣钱的新闻罢了。
其实在今天的中国最重要是如何改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我们现在谁不受委屈，不过为了这个目标，这些委屈还是值得的。
家园 应该把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区别开来 我不认为媒体自由和言论自由有非常大的重合之处。
即使从普世价值的角度来看，媒体自由也是应该被严格限制的。媒体因其影响力重大，在实质上成为了一种权力。对于某种权力，强调的应该是制衡而非自由。民主制度的支持者们肯定不会强调民主制度会使得总统有很大的自由，而会强调民主制度的一个优越之处在于总统权力会受限制。应该同样地看待媒体所拥有的权力。
而言论自由，我认为应该更正确地表述为个人言论自由。这是一种权利。
当然这两种自由也会有某种重合之处，尤其在网络时代，某个著名人物的个人言论，也可能有重大的影响力，那么如何界定这是权力还是权利？
我在西西河上某文中看到一个观点，就是言论自由的实现的条件，就是这些言论不会引起重要的后果，深以为然。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我有个朋友也是南方系的 我有个朋友也是南方系的，说起他们内部的人和事来，一幅咬牙切齿。道貌岸然的，男盗女娼的，收红包的，各色人等，一样俱全。
家园 《Frost, Nixon》就是个很好的示范 一个非主流的，搞搞娱乐节目的主持人因此在主流中成名了。媒体从业者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呵呵。
不过我并不觉得这有多么了不起，尼克松和媒体的关系本来就那么差。
重要的是，我从中看出了非常重要的采访技巧。
家园 媒体，就是个战场 为什么叫宣传战线？就是因为媒体这块在和平时期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各类资本各种势力在背后运筹帷幄，各种报纸、电视不过是冲锋陷阵的小兵。小兵们即使争夺“真相”，也是为背后的势力争夺真相。但一场战争可能会由于一个小兵的表现而转变，因此也不必太小瞧他们。
楼主有见地，不过明显还是受到普世价值的潜移默化。不过，思想受困于自己的饭碗，自然不能看的那么开，可以理解。送花鼓励一下。
家园 有宝！ 恭喜：你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可通过工具取消
提示：此次送花为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家园 说个我自己的感受吧～～ 侯宝林的相声，“请佛龛”您听过么？
其实很多普通人，对媒体，对政府宣传都是抱着这种态度。你说得天花乱坠也好，真牵扯到自己一毛钱，估计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家园 感觉还是乱鸟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在把你的想法系统阐述完成后再回应质疑比较合适。
家园 【原创】媒体言论普世价值（三） 媒体言论普世价值（三）
在这里做一个重要的更正：在《媒体言论普世价值》（二）一文当中，我曾经说过国内某英文报纸B有意踩8×8的红线，结果偷鸡不着蚀把米。经过了解，B报纸这次错误也许并非有意踩红线。关于这件事情，背后有着一个更加奇怪的逻辑，在这里我不方便说出来，也就到此为止了。如果有B报纸的同仁对我上文的表述感到不快甚至愤怒，我在此表示歉意。接下来我写的东西思路会比较随意，也请大家谅解。平时码字太多，到了周末再写这些编外文章，想严谨都严谨不起来了。我尽量按照我所知道的事实来写，算是问心无愧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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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注意到这一点：在任何时候，8×8红线都是一件许多人想要踏之，并在上面寻找快感的事情。昨天在和几位朋友小聚的时候，知道曾经有过某家报纸在敏感日前一天刊登公益广告，结果最后被校对人员拦住的事情。这位细心的校对在广告照片上那一堆站在天安门城楼前的孩子们身上发现了一个独特之处：有个孩子的裤子上赫然写着：纪念1989。
照片是不是合成，我不知道。8×8是个禁区，这是个明显的事实。在这个国度当中，有很多的媒体禁区。官方媒体一提到赵紫阳，在大部分情况下就会使用“中国总理”替代，一提到自卫反击战，就会用“南疆战事”替代一样，许许多多的媒体禁区，其实并不是政治正确造成的，而是因为人为的因素，迫使它成为不可讨论的话题。在这些话题当中，不允许存在政治不正确，也不允许存在政治正确。凤凰台从前给“时事开讲”还是什么栏目做广告的时候说，“真理越辨越明”。且不说这句话的内涵是否正确，在很多事情上面，连“真理”都不能够分辨，很难说是不是媒体工作者的一种悲哀。
在每天官媒每天的工作当中，常常会有真理部“善意”地通知：今天不能评论这个话题，明天不能炒作那个话题。在英文报纸当中，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在一个意群当中出现的时候，不能用North Korea，而必须用D.P.R.K代替；台湾海峡在作为政治意义表述的时候，必须用Straits这个复数形式，等等等等，免不得会让记者编辑们牢骚满腹。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之下，又多了多嘴婆婆的管束，媒体工作者如果不大骂“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至少会常常这么想。时间一久，慢慢习惯，所谓“如果无法拒绝强暴，那就慢慢闭上眼睛享受”，不过如此。大家的阅历也就慢慢出来了。我们的审校部头儿说过一句极其经典的媒体工作规范语录：“这个世界，除了美国我们可以开口骂，别的国家都不能骂！”国际新闻尚可如此总结，国内新闻如何评说呢？当年的修正主义骂完了，一片河蟹。有争议的事儿不但搁置了，还隐藏起来。没争议的呢，没争议的还叫新闻吗？……
我上一篇文章说到newsroom politics。编辑和记者，编辑和编辑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各种外部因素在新闻媒体当中内在化的表现。作为记者，接触到现实，更愿意将现实呈现得生动而富有可读性。甚至可以这么说，寻找新闻事件当中的冲突，是记者的一种本能。我最近写了一篇奥巴马访华的文章。人还没来呢，你怎么样才能把这件事情当作新闻进行报道进行分析呢？上哪儿去寻找冲突呢？奥巴马访华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是中美关系这个大问题上。中美关系的历史是什么？充满冲突啊！那么就回顾历史，合并同类项，找出类似的冲突。可是，作为新闻分析又不能光写历史啊！那就寻找最近的中美关系的几个冲突点，比如南海事件等等。最后我找到的冲突点是美国提出“轮胎特保案”，中国在美元霸权上予以回敬。好了，整个奥巴马访华事件在我的笔下就成为中美对决的一场战役。别的分析角度有没有呢？当然有，关键是这样写，编辑喜欢！
作为编辑，会考虑到市场、竞争以及政治因素。实际上，言论自由的争论，在新闻媒体的新闻报道还没有出炉的时候，就开始了。从广义而言的言论自由，是指一个社会每个公民享有言论自由。从狭义而论，言论自由即新闻自由。我们这个年代早就不是几千年的“道路以目”的时代。没有人会怀疑言论自由的正当性，只不过在何种程度上实现言论自由，常常会成为众人争议的焦点。媒体工作者常怀有一种受迫害的悲愤。但是如果只会看到这样的悲愤，进而引发悲情，那是失败主义者的论调。大声痛骂现代的社会还是“道路以目”的时代，这既不现实，更不会引起阳春白雪一样的共鸣，因为这个世界毕竟还是下里巴人居多。每天乐意看到的八卦言论，并不少于国计民生的严肃信息。
我在这里说到的这一切，是以我本人的经历作为对照，经过一定的思考之后才写下来的。在上两篇文章的跟帖当中，一些朋友曾经拿德国媒体采访朱维群的事情提出了疑问。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个疑问就是，中国的媒体工作者是如此郁闷，难道他们的郁闷，西方媒体的记者就没有感受到吗？难道他们就不会感到言论自由收到影响，受到践踏吗？
我在此先声明一句：我本人并没有在外国新闻媒体当中工作过。别说工作，就连实习和考察的机会都没有。我所知道的关于外国媒体的情况，全部来自间接经验和了解。德国媒体采访朱维群，最后掐头去尾将大段采访文字去掉，只剩下无关紧要的东西在里面，这是事实，谁都可以看得到。如果从编辑部的运作来看，德国媒体修改采访稿的情况，其实合乎新闻的操作规范——换句话说，说什么是你的事情，怎么报是我的事情，两者并不相干。而实际上，事情往往并不是那么简单。
首先，德国媒体采访朱维群的时间并不短，长达两个小时。以平面媒体的篇幅，不可能全文使用朱维群的采访（当然，放在网络上例外）。其次，从采访者的角度来说，所有问题必须围绕着一条到两条采访主线。举例说明，我在采访阿富汗大使的时候，主要提问都是围绕着阿富汗安全和中阿关系这两条主线进行。另外一个周刊的采访则围绕大使在中国的生活进行，例如大使先生的中文是在哪儿学的；大使夫人是否会烧中国菜等等。采访者在一般情况下，会根据这些主线进行提问，一旦发现被采访者有绕开这两条主线的情况，在必要的时候需要强行打断被采访者说话，把采访带回原来的轨道上面（除非采访者发现被采访者说到的东西很有价值）。在采访朱维群的过程当中，我认为该记者的问题提得还不错，主线把握得很清晰，但是在采访大局上控制得差了一些，让朱维群对她发表了大段的“宣传性”的讲话（这也是朱维群的能力所在。当然，这也可能是我看到的版本已经被官方和谐了一部分）。朱所说的这些东西，在西方的语境当中即使不是完全不被接受，也是会受到很大抵制的。如果德国媒体不加修改地使用了朱维群的说法，那么将给这家媒体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这个，就是德国媒体的newsroom politics。这家媒体的记者，当然希望自己采访的东西刊登得越多越好。但是编辑们考虑的是，怎样才不把自己的广告客户吓跑。这里，就不能把缩减采访内容的责任，完全归咎在编辑们的政治观点之上。
有时候，为了赢得更多的注意力，扩大影响，编辑部对于某些被采访对象的言论，会采取一些更加出格的做法。
再举个小例子。前段时间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认为“没有美国的参与，‘东亚共同体’就无法运转起来。”（大意如此）。某报记者回去写完稿。第二天上版的时候，这篇新闻报道的标题给编辑定为“美国明确表态要进东亚共同体”。这事儿就闹大了。各大网络媒体纷纷转载，标题也越来越出格，最过分的是这条：“美国明确表态要进东亚共同体，声称获中国认同”。
这位记者当天看到自己报纸的这个标题，那小心肝儿给吓得咣当当发抖。为啥啊？过两天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有外媒直接拿这个标题来问新闻发言人，“中国认同美国的东亚共同体资格了吗？”美国大使馆要是有什么不爽，岂不是要拿这位记者兴师问罪？
现在，媒体统计自己的报道方式之一，是查看一下自己的文章被多少网络媒体或者别的媒体引用。某报上述做法，当然给自己增加了不少credits，但是却有违新闻伦理。关于这个“伦理”怎么理解，呵呵，就是另外的问题了。不过，上述德国媒体的做法，我冒着板砖说一句话，人家没有违反媒体的伦理。断章取义，本来就是媒体的毛病，但不是疾病，指望媒体改正这个毛病，永远不可能。只不过现在有了网络，想要玩断章取义这一招，可不大容易。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赞同你对德国《焦点》的看法。焦点本来娱乐性就强 好比中国的《周末画报》，并不是纯粹的新闻类周刊。符合大众胃口就行了。怎么可能帮你中国政府作宣传呢。
可是你把奥巴马访华写得像《环球时报》一样，我觉得有点失望了。
当然可能编辑喜欢那样的写法。
家园 解释一下 奥巴马访华的文章是给国内一个主流的经济类周报写的，所以相对有点严肃。给我自己的报纸这么写，是绝对会被毙稿的。而且这篇文章拿上去之后，被删减了一部分内容。编辑增加的东西使得全文中“中美对抗”的意识更加浓厚了。
谢谢你的跟帖。同为媒体中人，交流互相之间的看法是很有必要的。你别的帖子我就不一一回复了。只不过这里还是需要重申一点，我相信新闻理想还是存在的。这种理想是一种朴素的想法：就是将自己手头的工作做好。这个“好”字如何界定，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记者们刚开始入行的时候，总是想要尽量表述清楚新闻的“真相”。但是至于新闻有没有真相，什么样才是真相，这个问题要过了很久之后，记者们才能够略知一二。
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行业充满着敬业的精神。科学家要尽量做好自己的研究，教师要尽量教好自己的学生。这些是工作的伦理，是每个人应该有的理想。新闻理想，从这个角度来说，并不过分。如果没有这点子理想，新闻工作将堕落到万劫不复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