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媒体·言论·普世价值（一） -- 梦秋

媒体·言论·普世价值（一）

厚积薄发兄的长文对于言论自由这个词汇作出了许多深入的阐释，以我的一些观察作为例子。链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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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我作为旁观者，有些想法从自己的眼界和角度出发，未免多少有些以偏概全，而且行文零碎，即使作为参考价值，也未免打了些折扣。我到新闻媒体行业工作，自从2007年初海归以来，已经两年有余，认识了一些媒体人，在两家媒体里有过工作经验，也给别的媒体写过一些东西。感性的认识在积累在量变，也许现在该到了一个总结的过程当中了。

在本文当中，我主要还是把一些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写一写。但是，我在这儿得明说了，我的经历和经验，与许多资深的媒体人相比相差甚远。如今河里熬蛋花汤的水平见涨，兄弟我虽然这身羽毛不算光鲜，也不敢在河里胡乱显摆，免得弄出一锅糊辣汤来，只能尽量就事论事。有诚意讨论者，我倒履相迎；有夹枪带棒者，请好自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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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资深河友曾经问我：“为什么你们干媒体都是普世价值者？”

我认为这话正问在兄弟我的软肋上。虽然我对普世价值者很有点不拿正眼看，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而且从我个人的本意上来说，我即使不算半个普世价值者，也至少算是普世价值的半个支持者。

为什么说到自己的时候总是“半个”呢？

因为完整的普世价值者基本上已经脱离了我们这种靠上级靠老板吃饭，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我所认识的普世价值者当中，一些人是大学教授，一些人在攻读博士学位，一些人是美国××基金的学者。不排除有些人自带饭票，不过除非能够像Runner Fan那样在千载难逢的灾难中抓住了点滴机会一举扬名，否则前途不过是网络宠物而已。就算是Runner Fan先生，你能说他不是这样一个怪物么？又想普世，又不想成为怪物，我只能当半个普世价值者。

普世价值者所提倡的“言论自由”，我从心底里赞成，支持甚至拥护——条件是，“言论自由”这个东西必须有个可以界定的标准。比如说，某个媒体爆出的“毛少将”的问题。我从根到须明白这些人的逻辑：毛即使现在不是少将，未来也一定是少将。现在毛少将的新闻，我们不是在造谣，最多是在预言。到时候你能说我预言不准么？能说我是在造谣么？歪理往往能够挑战言论自由的合理性。

当年我曾经在新浪看过这样一条标题：驻伊美军7人中有1人自杀。当时还没有“雷”这个词，即使有，我也会认为是驻伊十几万美军被雷了，而不是我。等到点击链接打开一看，原来是驻伊美军当中每死亡的7个人就有1个人系自杀身亡。这样整个新闻就清楚了。不过，后来再看驻伊美军的伤亡统计，人家从来都是只把在现场直接翘了的人算入阵亡名单。这个美军“死亡”范畴究竟如何界定的，新浪还在忽悠人。

这就涉及一个标题党的问题。要说国内哪个媒体先开了标题党恶劣先河的，这个还真不是普世价值者率先所为。在世纪之交，各个媒体都还中规中矩，不敢乱来。兄弟我在教书的时候，拉美发生过曾对查韦斯总统的政变。我正好上着现代传播知识这一课，当时就把两个媒体对此事的新闻报道拿出来做了个对比。

A报的报道只是一般性的事件报道，B报做的是深度报道。事实上，查韦斯在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他是否在政变中受伤。查韦斯脱下西服外套，开玩笑地对记者说：“是不是现场验伤呀？”由此可见，A报的报道，使用的标题纯粹是无稽之谈。而B报，标题当然有点玄虚，但是并不过分。

现在可以说说两家报纸的身份了。A报是大名鼎鼎的《环球时报》（当时似乎是一周三刊或两刊），B报是红极一时的《南方周末》。从报纸的性质上来看两者所具备的可比性比较少。但是我想在这儿说明一点的是，由于媒体信息来源高度重复，大家都刊登同样的信息，出版频率比较快的报纸（例如日报，或者一周两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为了获得受众的注意，必须采用抓人眼球的标题。而作为有充分时间做深度报道的周刊来说，他们争取的是特定受众的注意力。即使标题玄虚，在这家媒体的特定受众群体之中，并不缺乏理解标题的人，因此也不必要像《环球时报》那样用噱头吓人。事实上，《环球时报》至今也还在用大标题唬人。

如果这里涉及到言论自由的话，我觉得这是言论自由的第一个层面：市场竞争。怎么说话，怎么说像样的话，新闻媒体必须考虑到市场这个因素。媒体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在明确自己的市场定位的同时，也被市场这一框架给套住了。如果需要考虑赢利的话，必须根据自己的出版周期、发行方式、读者群体来决定自己说话的方式。在每个大标题之下，其实都有媒体自身的考虑，尤其是头版头条，那都是编辑部精心策划的结果。我今年在某大报里工作，作为总编，头儿从来只看两个栏目：头版的文章标题和社论版的社论，别的交给副主编和栏目主编。这很说明问题。每个人都可以认为一条不合格的标题是大放阙词，殊不知在别的人看来，却是正中下怀。

但是，由此我们也可以断言，通往言论自由的第一步，是在市场竞争的过程当中，实现有策略的说话。我需要说清楚的是，《环球时报》为什么是一家成功的报纸，除了它本身固有的信息量大这个特点之外，它在合适的时候打出了民族主义大旗，这一点上，《环球时报》的标题功不可没。只有有策略的说话，才能够达到让受众信服的目的。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谈论《环球时报》的时候，依旧没法摆脱此报档次不高的印象。《纽约时报》干脆赤裸裸地说，《环球时报》是中国最大的“小报”。它的读者群，基本上也就集中在高中毕业生到25岁年轻人之间。也就是在这群人当中，才存在着“自由”的空间。

我自己的杂志，实际上也存在着小报化这个问题。2008年CNN辱华事件，当时我们老板决定用“卡弗蒂去死！”作为封面标题，还要配上一张他本人脑袋上画上红叉的大头照，一如文革时期的大字报。这个我在我从前的帖子里说起过。最后的结果当然是没有遵照执行，关于此人的报道也没有成为封面故事。我毫不怀疑，如果我们采取了这种做法，这期杂志在完全没有外部力量阻挠的情况下，会卖的非常火。但是作为媒体的底线、作为社会的底线，这种极端的做法都是不可容忍的。无需真理部出手，我们在编辑部内部就把这种经典的哗众取宠的做法给消灭在萌芽状态。

这里引发了关于言论自由的第二个问题：社会的宽容度，在美国则被称为“政治正确”。也就是说，在新闻报道上，怎样才能不去触动社会作为整体的道德底线。想必大家对2008年重庆的《旅游新报》的遭遇还记忆犹新。在四川地震之后，这家媒体使用了几个模特在一堆“废墟”上拍照作为自己的地震“专辑”，结果招来全社会的口诛笔伐（外链出处）。事后有些人声辩说，那些“废墟”并非真正的废墟，也有人说，地震“专辑”的本意是好的，是为了纪念大地震那灾难性的影响力。不管怎么说，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这个媒体从记者编辑到老总，完全缺乏必要的道德修养。别以为跟着全社会装着悲天悯人的样子，自个儿捐了钱就良心平安了，接下来做什么事就不是犯罪。

同理，今年台湾的风灾也让很多人长了眼。在这儿就不多说了，讨论已经够多。有人羡慕台湾的言论自由。没错，风灾来临，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宝岛上言论自由有多么充分。可是反过来说，无节制的言论自由，那就意味着这个社会没有道德底线。对于那些即使老百姓受灾，也要给自己扣顶绿冠的媒体来说，不存在道德底线。如果整个社会都跟着疯狂，那这个社会就彻底没救了。

如果我们光是嘲笑台湾而不自省，那么中国大陆的媒体遭人诟病的日子就远远谈不上结束。我们的许多媒体工作者缺乏一种大是大非的判断能力，换言之，容易出现是非不分的情况，喜欢跟着整个社会鼓噪。我这儿有一个事例，不知道是否可以用于说明这一点：今年石首事件发生的时候，我的一个编辑同事将香港媒体采访的图片（有血腥镜头）发到编辑部的内部邮箱，并表达了激烈的态度（当然是不利于官方的态度），引发了我跟他在msn上的争论。

这位同事坚持认为，香港媒体报道的石首事件才是事实的真相。我既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这种说法，但是我告诉他两个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香港媒体惯于用大幅有冲击力的照片渲染事实；第二，在这份报道当中，香港媒体采用了一边倒的报道方式，立场鲜明地站在“受害者”一边。接下来基本上我们之间互相无法说服对方，下面是msn记录的一部分：

这次辩论闹得比较大。我也没法说服我这个同事。最后我对他说：“有时候你做事情缺少一种政治上的直觉，还是凭着道德感来做的。这种品质在生活当中叫做正直。但是在真正的政治领域，这叫做问题。不论是做国际新闻还是国内新闻，我们都需要用政治敏锐感取代道德判断，这对我们的工作来说，是一种必须。”

这里我所说的“政治敏锐感”，并不是官方媒体所秉持的那种“跟党走”的做法，而是一种可以判断出新闻事件本身性质的感觉。在我个人的世界观当中，如果不对新闻事件保持一定的批判性，那么很容易就会堕入“非黑即白”的窠臼当中。“一边倒”是新闻工作者的大忌（当然，直属真理部管辖的媒体往往可以排除在外）。很多新闻，包括现在流行的“气候变化”、“巴以冲突”，“伊朗核问题”，如果仅仅采纳了一边倒的看法，从此就无法跳出那个思维的窠臼。我之所以跟这位同事辩论，倒不是他相信了香港媒体的说法。他信什么和我无关。他的问题是将这些东西放在我们的内部邮箱里，让所有编辑们都看到了。用传播学的说法，就是把mass 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变成了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人际传播），无意中放大了传播的效果。这就好比一个人本来是从电视当中接收信息，现在变成了一次会议上用ppt展示信息，其影响各有不同。这里还需要补充一句，这个同事所转发的香港媒体的报道，是被GFW拒之门外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这个同事转发这些信息所发挥的影响力更大。

我和这位同事争论的起因之一还是源于香港媒体关于石首时间的一边倒报道。至于官方的报道（这里特指中央媒体，而不是当地媒体），我个人认为算不上一边倒。官方的报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部分真相。这些真相当中包括冲突的表面事实：如时间地点人物以及伤亡。但是在做这些报道的时候，在细节上做了许多模糊处理，留下了进一步报道的空间。在肩负政治责任的情况之下，官方媒体的报道是谨慎的，用一句找骂的说法，是和谐的。而香港媒体过于放大了现场的冲突，制造了轰动效应。当他们需要对这条新闻再度跟进的时候，说死的话已经不能改变。后期报道就会流于形式。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有关研究，但是我推测：香港媒体报道当中的现场感要远远强于官媒。至于长远报道，官媒和港媒究竟孰优孰劣，很遗憾，我看到的两者都只有短板。前者有可能遭到干预，后者则会屈服于市场。

回到我原来那个“半个普世价值者”的说法上来，总得要把自己的立场说清楚一点。

我觉得么，世界上的确有些东西是普世的。但是制度不是普世的。民主选举等等是一种制度，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人的存在，总有对生活的期待和向往，有着种种美好的感情和高尚的审美能力。这些都是普世的。如何在不同情况之下用合理的手段达到维持自身存在的最高境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对不起，话题越说越大，打不住了。回头继续说下去。

• 【文摘】河里以往关于国内网络和媒体言论自由的讨论

环球时报就是小报，新浪的标题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体育版面尤甚，有个叫金刚的编辑最猛。。。

你说的那个香港报纸是苹果吧。呵呵。感觉东方日报的话会比较收敛点。

中国媒体（市场化媒体和新闻网站）还处于初级竞争阶段，南方之所以突出，恐怕是他们已经跳出这个阶段，所以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未来的中国媒体，恐怕就要和西方的那样，要么定位自己就是小报花边新闻，要么为不同利益团体分左右服务的精英报纸。

纽约时报有个记者去采访阿富汗据点里的美国大兵，那人一听是纽约时报的来头，不满得说，情愿是纽约每日新闻来个记者采访。

显然这个大兵平时不会看什么纽约时报，看看小报的了。

而纽约时报记者采访他的稿子，也不是给他们这样的大兵看得。

现在的中国市场化媒体，还没有分化到这个程度。（党报天生是专供领导党员等看得，而且不愁销路，不计入内）

建议楼主先按自己的思路把观点阐述出来，先不要参与跟帖的讨论，在观点阐述完毕后，再就阐述的观点进行讨论，这样就不太容易乱了，大家也都言之有物，目标明晰。

作为我的个人经验，我总是对身边的人这样说：

即便报道是全都是事实，也永远不会有一家媒体能做到报道事实的全部。

无论党报大报小报苹果报芒果报，所能做的，以及正在做的，就是根据某些“价值”来选择“某些人”所需要的事实。

这里的“价值”可以是普世或者不普世，“某些人”既可以是领导也可以是平头老百姓~~这里的选择很复杂，差别更是天上地下。

媒体言论普世价值（二）

“为什么你们干媒体的都是普世价值者？”

这个问题值得我一次又一次地回想，值得我去进一步寻找更多的答案。用普世价值者常用的言论来说，是要“拷问灵魂”。但是我以为，这个问题当中的“你们”两个字是一种泛指。而大多数媒体同仁们当不起这种泛指。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半个普世价值者。一方面需要相对宽松的环境透气，一方面希望生活更加“腐败”一些。真正的普世价值者，真所谓仓廪足而知礼节，自然对一个理想的言论环境孜孜不倦起来了。

关于南方系在国内的影响，现在已经是日渐发酵。鄙人不才，跟一堆普世价值者在一个屋顶下工作，其中不乏南方系当年的大佬。虽然每日跟这些人说说笑笑，暗地里腹诽的情况也不少。假设你每日上网，看到的msn签名都是“民主倒退，司法倒退，马勒戈壁的国家，每天都是耻辱”，心情当真好不到哪儿。

不过，这并不是媒体工作者真正郁闷之处。国外学习的时候曾经看到过某个调查，认为美国大部分新闻工作者都是自由主义者。这里面的“新闻工作者”究竟该如何定义，我是早就记不清了。笼统说来，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不论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多少思想上的自由化总是有的，程度不一而已。按照我毫无根据的猜测，新闻工作者的自由化程度，并不亚于国内人文社科类学者（这绝不是一个笑话！）

为什么新闻工作者的自由化程度比较高？

在国外学新闻学的时候，有一个观点我记得很清楚：有研究者认为，新闻媒体当中存在着“newsroom politics”，也就是说，编辑部里永远存在着矛盾。但是这个观点认为，newsroom politics是新闻机构当中最大最表面化的矛盾。许多政治正确的问题，许多市场需求问题，往往化作编辑部里的矛盾。在外界看来，新闻媒体是一个整体。无论是编辑还是记者，他们的观点总是一致的。而这恰恰是一种误解。

需要承认的是：newsroom politics的确存在，而且是编辑部里最主要的问题，并且永远不能得到完全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表现在编辑和记者就选题、策划、终稿、配图、标题上的冲突。编辑和记者的矛盾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编辑可以枪毙记者的文章。这个问题我已经经历了许多次，而且在未来还准备经历许多次。

我在这行业里经历的第一次毙稿是在我刚入行两个月不到的时候。那一次我牺牲了国庆时期的黄金假期，前往某个大学面对面地采访了他们的EMBA项目。那一次采访，以我一个生手同时面对美国一所知名大学的四个领导者以及管理人员。对方回答的问题无缝可钻，滴水不漏。我既把握不了采访节奏，又被他们的回答带着走。最后的采访记录出来，极其糟糕。审稿编辑立刻就把这篇稿子给毙了。从此给我幼小的新闻理想投下了浓厚的阴影。

此后我被数次毙稿，原因有，文章缺乏整体感；体裁太陈旧，政治有问题、观点随大流等等等等。没有一篇文章是因为“缺乏文采”被毙掉的，这个情况形象地说明了新闻写作当中重信息重观点胜于重文采的特点，也给我带来了一个至今挥之不去的印象：新闻媒体可以有自己的风格，记者不能有自己的风格。

编辑部的矛盾还表现在选题的冲突之上。我最近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做关于气候变化和环保的报道，一直想就9月份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和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做个纵深报道。但是我把这个选题报到编辑部的时候，编辑部总是以政治性不够拒绝放在纵深栏目。等到我提出把这个选题放在环保栏目的时候，编辑部又认为，气候变化这个话题太严肃，环保栏目应该放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环保话题，例如环保新技术或者环保新时尚。

在军事和体育栏目上，很多选题更是无从谈起。以军事为例，我们的头儿不懂军事。如果在选题当中就某个技术性的东西，比如说，歼十作为舰载机使用的可行性展开讨论，头儿就会头大无比，立刻把这个话题给毙了，最好一分钟也别多想！从前向晨枫老大约稿的时候，曾经有过一篇关于二战美军吉普的文章。我第一次推荐失败。隔了几星期之后腆着脸皮再推荐，遭了头儿一顿劈头痛骂，理由是，吉普这个东西太老，我们又没有历史版！2007年《集结号》上演，我又向领导推荐写写《集结号》里的武器，领导回答，这个应该放娱乐版，你去跟娱乐版编辑商量看看。用屁股都想得明白，娱乐版那小妞儿怎舍得用机枪大炮占了她的领地。于是我只好郁闷。当然了，上面说的这些冲突，还仅限于编辑和记者们之间的认知差距问题，在确立媒体整体风格之后，这些麻烦不是不能协调。

如果不是认知差距问题，而是观点冲突问题，事情就很严重了。今年迈克尔杰克逊归西的那一周，经过我的手向两个著名的乐评人约稿。由于篇幅调整和整篇文章的观点协调一致问题，其中一个乐评人的文字被大幅度压缩，观点被修改。这当然是一件很不爽的事情。回头人家在我躲在影院里看《变形金刚》的时候噼里啪啦来了一堆短信将我劈头臭骂了一顿，害得我只好关手机了事。这事儿怨谁去啊，谁让你把人家的文章给阉了！

另外一件事情也跟我有关。今年中美战略和经贸会谈，请了一位美国的××基金会赞助的学者写了一篇相关稿件。文章当中有一句话，大约是：“如果中美能够结成同盟关系，必然对推动世界走出经济复苏，实现长久和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观点有点弱智，但是我又不好跟头儿明说。后来找了个理由告诉头儿，观点表达太鲜明，代表的是个人立场而不是杂志立场，处理方式：删除。的确删除成功了。这是阉割，不是切割。你把人家画龙点睛的一笔给抹掉了，会招人恨的。但是编辑干的就是这个活。

不要以为这种newsroom politics无伤大雅。一个记者之所以能够提出选题和进行采访，那是因为他在这一块的选题上已经有了积累，下了功夫，甚至连采访对象都已经找好了。你让他突然放弃这个选题，前期工作就会彻底完蛋，而且还会得罪人无数。2008年越南一度发生经济危机。领导指示，可以做一做前期策划。我那个小脑袋转的呀，费了老大功夫，找到了几个在越南的资源，只差在护照上盖个戳儿就可以走人了。这当儿头儿后悔，说了一句，越南的经济危机是个经济问题，财经类记者会安排采访的，你就别管了。我那会儿差点就急红了眼。话是你说的，反悔的又是你，工作都我来做，这不岂有此理么？

从效果上来说，毙选题对一个记者的杀伤效果要小于阉割文章的效果。至于毙稿和阉割么，杀伤力在伯仲之间。同时，我们需要承认，有许多外部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今年8月份我的一次报道，引发了风波，被某个部门强行介入给拿掉了。这一次的打击有够大的，整个编辑部都很受伤。后来没有追究下来，我已经烧高香了。我在去年的地震时期曾经写过一个帖子《新闻人与地震的距离》，说到我们的记者周雅婷在地震现场发回来的那些负面报道。许知远当时很不知高低地将周雅婷的文章提前放在了网上，弄得满城风雨，天知道是不是在真理部挂了号。但是记者在前方发来的文章总不能轻易毙掉吧？那好说，剪刀加浆糊，把周文修改得面目全非。临到头来，文章已经付印之际，老板还是十万个不放心，亲自打电话给印务部门，让他们在输出菲林的时候，把周雅婷的名字给抹掉。对于记者来说，如果这不是莫大的羞辱，又能够是什么呢？你难道说她在现场看到的不是事实？话说回来，还是我原来在上面说的那句老话，在现场，看到了事实。但是不能用道德判断来代替本应有的政治敏锐感。一个记者的道德判断仅仅局限于他所看到的一小部分现实。如果本身没有对事实的全面认识，不如干脆在事实当中寻求某种平衡——这一点是许多西方新闻学所持有的观点，我认同这一观点，但深信，许多西方媒体未必能够做到。即使做到了平衡，也是对现场情况的一种扭曲。尤其是他们所报道的对象是“他者”，是与自身并无密切利益联系的群体。

周雅婷的这个例子，是西方新闻理论里说到的“self-censorship”（自我审查）的典型表现。我本人所在的媒体是个完全市场化经营的、毫无官方背景的媒体。如果让真理部揪了小辫子，停业整顿一个月，我所在媒体集团几百号人就得统统去给人才市场开party。老板这么谨慎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当我在某大报（其实也是挂着大报名声的小报）里工作的时候，self-censorship也一点没少见。原来我负责写社论，每天早上得跑去找总编汇报社论选题。大概在4月，中铝收购越南矿山，武元甲带头写信到越南党中央表示反对。这事儿是法新社先给捅出来的。回头我们这边的记者知道这么回事儿，打电话到外交部去问。外交部一概回答：不知道！一来二去，总编大怒，吩咐我写一篇社论：外交部的老虎须，今天你给我捋一捋！

那我当天就写了社论开骂。要说明一点，社论背后站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我只不过写了这一天社论的初稿。接下来下了班。第二天早上一看，夜班编辑和审稿的主编们早把我的文章改得七零八落。里面骂外交部的话就剩了一句：我国外交部门对此事表示不知情，其原因让人感到疑惑（大意如此）。文章的本意是在骂我们国家的某些部门不作为。后来让接管我文章的编辑们整个扭了个方向，变成我们国家的某些部门应当如何积极应对风波。嗯，有些话，正反两面都说得通。善哉善哉。不过由此我发现我们的总编虽然是个新华社出来的老报骨，踩红线的事情他干得倒是不亦乐乎。只不过背后一群人适时地拽住了他，这里面有《人民日报》评论部来的人，能量够大。虽然大家都有牢骚，“从心所欲，不逾矩”那一套，还是玩得滴溜溜乱转。

这里面就是一个游戏规则问题。有红线，大家都可以踩一踩。聪明的就不会有事，是笨蛋呢就活该倒霉，到一边去yy普世价值去。今年的6月某日是一个著名的纪念日。后来我的朋友告诉了我一件事儿：国内某英文报纸A成为唯一报道这个纪念日的新闻媒体。这倒不是人家老总通了天，而是在说话的份儿上揣摩透了真理部的心思——比如说，真理部似乎就没有规定在这一天不能发表支持当年PLA英勇行为的报道。那好，咱就照这个话题说下去。纪念日自身的是非留待以后讨论，关键是得出声，让别人记住这一天。但是，另外一个国内英文报纸B的红线就踩错了。这家媒体没敢正面发文章予以纪念之。而是在纪念日过了一两周之后，发了一篇描述现场安保措施的文章，然后在文章里用括号偷鸡摸狗地补上了这么一段：Tian’an Men Square (where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happened 20 years ago).

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如何逃得过真理部的火眼金睛！被收拾了才活该呢。不过看官得记着：A报纸没事，鼓励了他们今后踩红线的态度。而B报纸呢，自然呜呜地去哭它的普世价值和言论自由了。但是可以预测的是，A报纸会一直低调踩红线踩下去，B报纸少不得会找点机会把喇叭对着窗外，吹得全世界都知道，它说话不自由，受迫害。例子么，当年《中青报》的冰点时评是个太明显的案例。光是那一次真理部发飙，让多少个隐藏着的地下普世价值者脱颖而出啊。

除了newsroom politics之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本身特有的问题：一个有待渗透的、庞大的官僚机构。这一点对于报道国内新闻的记者来说，直接考验他们的情商和智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的“接轨”，国内的官僚机构逐渐有条件地接近某些媒体。当某些媒体称为“宠儿”的时候，另外一些媒体不免就会受到冷落。我本人相当羡慕《财经》杂志。它的那个头儿胡舒立（应该是前任头儿了）所具备的政治能量堪称黑白通吃，因此她从《财经》出走这一事件，纷纷上了外媒的报道。而对于我本人来说，我不过是个流浪记者，有今天没明日，官僚机构那是根本就不鸟你滴。今年做国庆特刊的时候，为了采访某个国内大学的校长，挖空了心思弄到校长秘书的电话，人家一句话：“校长履新，不宜接受采访。”他仙人板板的，牛逼个锤子么。我在国庆前还面对面采访了耶鲁大学的校长呢。你们两者不同的地方是，你作为国内一流名校的校长，顶着个副部级官员的头衔。耶鲁大学校长可没有。

假如你，作为一个普通记者，选题和文章被枪毙，或者观点被阉割，你可能会产生两种想法：其一，这是你本人的职业素质不过关，没有很好地和编辑磨合；其二，这个社会对你来说约束太多。这也不能写，那也不能写，又要考虑读者和市场，又要考虑官方爽不爽。许多媒体人的学历不低，产生第一种想法的人不会太多。大多数人产生的是第二种想法，恭喜你，离普世价值者不到30公里了。假如你在采访和写作的过程当中不幸看到了许多社会的阴暗面，并且成功地品尝到了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给你带来的痛苦，你会愈加感到普世价值的可爱和可亲。最后把你打造成为普世价值者的，是托克维尔、哈耶克等等，甚至可能是哈维尔和索尔仁尼琴的宏论和巨著。林昭和张志新被供起来让你膜拜，让你获得普世价值审美观的作品当中，有《1984》。

最后一点：在普世价值者营造的媒体环境当中，你会认为自己的观点态度行为方式，在道德上无可厚非。

不知道我是否回答了文章开头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们你们干媒体的都是普世价值者？也许是部分回答了吧。剩下的还没写完呢，回头继续奋斗。

• 【文摘】河里以往关于国内网络和媒体言论自由的讨论

右派是少数-----fox算是代表吧。

不光媒体，大学里也是liberal的天下，文科更明显。

这种按职业区分的政治态度，有的，也许能从职业特点上找到理由；有的，比如台湾的医生大多亲绿，还真不好这么套----也许和历史传承有关吧。

前文化部长，和某文学教授对谈，说革命文学里的典型一般是美丽善良的女性被穷凶极恶的男性......比如红岩或者青春万岁里面的江X，林X等形象----当时我就想起这两位了。

他们要有个更差的对比才让他们心理平衡. 所以要天天数叨中国来体现自身价值. 真理部一年封掉的媒体恐怕比不了美国一个月自己倒闭的零头. 2008年: 613家杂志关门, 2007: 643家. 剩下的要靠什么活下来? 自然不是真善美, 说实话讲道理. 当然真理部干掉一家,让一个编辑丢了工作, 就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 其实普世价值和当初共产主义,更早的一神教一样, 最有价值的时刻就是没有可能实行的时刻. 因为它的价值是来自于希望.

不过让我们这些搞理工的郁闷的是，本来很简单的事情，给你们一说，怎么变的那么复杂。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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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什么并非有意而为，简单的说，一次低级事故。

估计跟媒体行业里的人天然带有一种“为生民立命”的使命感有关。Fox显然是个例外。每个国家可能都有个把个极品媒体吧，不排除某些地方会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