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面月球：冷战太空竞赛与我们的故事 -- 万年看客

大卫.斯科特

1970年春阿波罗13号失败之后的任务调整对吉姆、阿尔和我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我们的任务是阿波罗15号，预定于1971年7月发射。

1969年底我受命成为这次任务的指挥官时，任务等级是H——和之前的登月任务等级一样。8个月之后任务等级提升到了J。这意味着我们这次12天的任务中工作量将明显加重。我们原计划在月面停留一天半并完成两次出舱行走，现在月面停留的时间延长到了3天，出舱行走的次数增加到了3次而且长度也大幅提升至共计20小时，还要首次使用月球车。

除去对新规程与新设备的实验性运用之外，阿波罗15号还是一项科学性极强的任务。我们出舱行走的大部分时间都要花在对月球表面的详细地里勘测上面。用为出舱行走长度的增加，我们必须携带更为复杂的仪器，持续时间更长的维生背包与更好的太空服。这次任务中投入使用的新设备如此之多——其中还包括一辆尽管可折叠但依然相当笨重的月球车——这意味着月球舱亟需升级并提升各项性能。

我们将是第一批必须适应在月面生活的人，我们决定，在月面的日程安排应该参照休斯顿工作日的周期节奏。我们必须保持最佳状态，因此必须预留出睡眠的时间。之前的登月任务在月面停留不超过36小时，乘员们不睡觉也能挺过来，但这次不行。

在月球上睡觉没有听上去这么简单。为了休息得好，我们决定在睡觉的时候把太空服脱下来，调好闹钟，关灯并戴上眼罩。

我们位于月球正面的着陆地点在前后14个地球日里都会受到阳光照射，形成一个月球日，因此我们停留在月面的时间里将会受到完全的光照。接下来的14个地球日那里将会一片漆黑。我们计划在月球日的清晨登月，因为那时温度较低，如果是中午温度能达到华氏230度。清晨着陆还意味着当我们沿着自东向西的轨道在月面着陆时阳光从登月舱的背后照过来，较低的光照角度意味着月面的影子会比较长，有助于我们分辨地形。

我们计划在月球舱的内壁挂设吊床来睡觉。有天晚上在肯尼迪角我们打算模拟一下，结果没成功，因为我们太沉了。在六分之一重力的环境下这么做将会容易得多——感觉就像羽毛床垫一样——但是在地球上这样做很不舒服。

我们还试图模拟在低重力环境下驾驶月球车。一开始我们用绳子吊住瘦骨嶙峋的月球车，绳子另一头拴在高大建筑内部的活动支架上。但是实践证明这样做很难模拟月面的实际情况。为了开发与测试我们的地理学研究工具与操作规范，我们在肯尼迪角训练中心的后面找了一大块空地，横七竖八地摆上一大堆岩石来模拟月球的地貌。这片区域被我们称作“月球赛道”。在地球上驾驶月球车挺容易，可在月球上就是另一回事了。

由于月球车有可能出故障，我们还必须研发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步行地理考察方案。月球车故障不仅会带来长时间月面行走的风险。宇航员暴露在危险地太阳耀斑射线之下一直是科幻小说作家们津津乐道的题材。太阳活动可以得到精确地预报，我们在安排任务时也会尽可能地避开相应阶段。但是阿波罗15号的时间的确与一段太阳活跃期重合。谁也无法保证我们不会受到太阳耀斑的影响。

我们还要开发一套月球定位系统。在月面迷路是致命的，我们随身能携带的氧气有限，而且在一公里的距离开外月球舱就会隐没到月平线之下。月球没有磁场，因此普通的罗盘没有用。为此我们设计了一个日晷式的罗盘。

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新任务，就好像阿波罗项目由一个一百人的交响乐团扩编成了二百人的交响乐团，大量新乐器投入演出，每一件都要单独调音。

阿尔身为指挥舱驾驶员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唐尼市训练，我和吉姆进行月面考察时他将要在月球轨道上单独执行一系列复杂任务。之前从没有美国人单独在飞船中呆过3天这么久。阿尔一个人就要执行早期阿波罗任务中三个人才能执行的任务。

阿尔在加州的时候，我和吉姆则呆在肯尼迪角的长岛——格鲁曼公司（Grumman Cooperation）在那里组装测试强化版的登月舱——或者休斯顿。我们接受了更为复杂强化的模拟训练，以便应对所有在着陆与长时间出舱行走期间可能出现的一切意外。结果在实际执行任务时我们还是遇到了至少一次意料之外的情况。

我有幸又一次领教了KC-135 “呕吐彗星”的风采。上次我乘坐这架飞机还是在双子星8号任务的训练期间，当时迪克.戈登就是我的后备，和现在一样。训练进行期间，迪克和我还有吉姆与他的后备杰克.施密特经常前往位于休斯顿的埃灵顿空军基地或者肯尼迪角的帕特里克空军基地乘坐KC-135，偶尔阿尔.沃顿也会过来，因为我们从月球返回的时候他要执行一次出舱行走。

飞机的尺寸和波音707差不多，在空中不断进行抛物线飞行，机舱里的重力也从2G到失重之间变换。我们这一回的训练难度有所加大，机舱内部原有设施都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模拟的月球舱舱门与舷梯，用来练习出入月球舱。此外还有一个模拟的月球车座椅，用来练习如何穿着太空服开车。

要在如此短暂的失重时间段内完成如此复杂操作的模拟很不轻松。机舱里装着个扬声器，在失重阶段的开始和结束都会响起。一次零重力能持续15-20秒，六分之一重力的持续时间差不多，但是飞行轨迹有所不同。扬声器响一次，我们就做一小部分动作，例如爬上月球车座椅并系上安全带，再响一次就停下来。如果飞机向下俯冲，扬声器会在飞行员将机头向上拉的时候响起，我们则立刻采取保护姿势以免伤着自己。

除去几位工程师以外，总还会有几位安全顾问和我们一同登机。他们会指示我们怎样的姿势更安全。我从未在训练中晕机或受伤，但是其他人，尤其是偶尔得到许可一同登机的记者们，经常口吐酸水。他们会被人用安全带固定到机舱后部，因为训练时间不会因为某位记者晕机而缩短，他们能得到的就只有一大堆呕吐袋。

最后一次失重飞行是最长的一次，我们一共进行了130多次抛物线运动。之前我们并不知道的是，阿尔事先做了安排好让我们能创个记录。我们着陆以后，一位守在现场的摄影师拍下了全体登机人员的合影以作为纪念。

我还花费了很长时间来练习操作登月训练车——也就是所谓的飞天床架或者LLTV，尼尔在阿波罗11号任务之前的相关训练中曾经迫降逃生。一开始我们有4台飞天床架，但是它们在技术上都还不成熟，而且表现很不稳定，因此在阿波罗15号任务之后就只剩下了一台。

每每当一台登月训练车出现故障导致乘员不得不弹射的时候，NASA管理层里面就会传来一片大呼小叫。很多人觉得这个样子怪异的机器过于危险，为训练中的宇航员带来了不必要的风险。但是我本人以及其他各位阿波罗任务的指挥官们都认为不经训练就操纵月球舱在月面登陆更加危险。驾驶这个东西总给人一点汗毛倒竖的感觉。这和驾驶其他飞行器的感觉一点都不一样，最接近的就是直升机。

我们也接触过短期密集的直升机驾驶训练。迪克.戈登在佛罗里达澎萨科拉市的海军直升机学校一起上过两周课，好好地过了一把飞行瘾。为了让我们不至于生疏，我们也在埃灵顿空军基地练习驾驶直升机，我经常在周六清晨的清湖地区练习直升机起飞与降落。

但是LLTV是学习协调飞行的最佳模式，即双手并用，要想操作月球舱完成前后左右上下的运动，这种操作是必须的。一般的飞机只能往前飞，尽管它也可以完成俯冲摇摆之类的动作。飞机驾驶员只有四度自由，即前后与上下。相比之下直升飞机就像LLTV一样有六度自由，即前后、上下与左右，只不过驾驶直升飞机更容易，因为直升机上没有这么多助推火箭。我们要从500英尺的高度驾驶LLTV安全着陆。引擎中用来控制高度的过氧化氢经常出问题，由于休斯顿气候潮湿，引擎排出的过氧化氢蒸汽经常凝结成浓厚的烟雾，可以在短时间内完全遮盖人的视线。但是这种训练的价值依然不可估量，在发射前我每月都要驾驶两三次LLTV。

训练的另一大重点是为我们即将进行的地理研究做准备，这意味着野外考察。我很喜欢这一部分，我很喜欢户外运动。三天时间里我们有机会摆脱模拟器与其他硬件，劳碌一天之后还能享受一杯啤酒。

野外考察的间隙，我们经常为那些我们详细研究过的月球环形山与山脉起名字。严格说来，这些月球地标的名字必须得到国际天文联合会的批准，而且他们对我们起的一部分名字很有意见。他们曾经给我们写过一封十分严肃的长信，对我们将某环形山命名为“无名环形山”的做法表示抗议。“不能这么起名字，这种做法根本不合逻辑。”

不过我们起的名字一直沿用了下来，NASA所有的地理学家与科学家都用我们起的名字。各种官方文件里用得也是我们起的名字，这比国际天文联合会的抗议更有力量。

一开始我们不太了解地理任务的复杂程度。我一向喜爱地理学，历史与考古方面的爱好使我很喜欢通过分析岩石样本来了解地球亿万年来的变化。不过NASA内部的一部分人对我们这方面的训练很不感兴趣。比如：不管我如何努力，迪克.斯雷顿和地理考察就是不对付。当时和他交流很困难，他看上去有些心不在焉。

我尤其记得有一次会议，那次迪克来晚了。我全力试图说服他允许我多带一件地理考察工具上去，一把轻质铝耙子。迪克就是不能理解我的做法，我跟他说我需要这个耙子来拾取小块的岩石碎片，而他只是一言不发地深陷在椅子里嚼雪茄。此外我还想带一个高倍远距离摄像镜头以便在时间紧迫的前提下拍摄月球地貌以供日后研究，他也反对这项提议。

我理解他对月球舱携带额外重量的关切。由于我们这次在月球表面停留的时间比以往都长，携带的仪器自然也更多，此外还有月球车。这样一来这次的月球舱重量已经超过以前任何一次了。对于飞船来说，重量至关重要，也是NASA密切关注的重点之一。在早期的阿波罗任务中，技术人员要对每一件舱内携带的物品进行检测，尽一切可能削减不必要的重量，他们甚至减少了急救包里创可贴的数目。但是我很肯定我选择的这两件物品的重量可以得到弥补，因为这次月球舱携带得燃料和之前的任务要少一些，原因在于我们这次在离开月球表面后要直接与指挥舱对接而不是先绕行月球一圈。

迪克最后终于理解了我的想法，但是我还得花费时间与更上一层的领导说理。NASA的高层管理人员与工程师当中有很多人反对将更过的科学研究纳入这次阿波罗任务。我猜他们的想法大概是这样的：“石头都差不多，见识过一块就够了，没必要多费事。”但是随着载人登月并安全返回的主要障碍逐一排除，这方面的意见也逐渐得到了扭转。我坚信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们的地理导师，才华横溢而充满热情的李.西弗（Lee Silver）教授。

李.西弗是个很能带动气氛的老师，教学方式妙趣横生。他懂得如何将最复杂的问题深入浅出的讲明白。他懂得如何让我们充满热情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月球地理考察的价值。李和我们地理项目的领队戈登.斯旺有着密切地合作，两人有着多年交情而且都很善于与他人合作。但是通常都是李领导下属地理学家们带着我们外出考察，前往可能与月球地理环境比较类似的地区。为期20个月的训练期间，李和他的团队每月至少带我们出去一次，每次我们面对的地理情况都更复杂，更有挑战性。

我们去过夏威夷，里奥格兰德河，莫哈维沙漠，奥克帕山脉（orocopia mountains），科索山（coso hill）还有加利福尼亚的圣加百列山（san Gabriel mountains）。我们要学习如何观察分析地理现象，如何提取关键的岩石样本来阐释地壳某一特定部分的形成过程。在月球上，我们的目标就是寻找能够解释我们这位太空近邻神秘起源的岩石。

一开始我们都不理解自己究竟要干什么。第一次去奥克帕山脉考察回来之后，老师让我描述自己的所见，我除了“老天，山上东西真多”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李.西弗教我们使用地理术语，很快“山上的东西”在我们口中就变成了花岗岩、玄武岩、砂岩与砾岩。有时在前往宿营地的途中他会突然停车，领着我们爬上路边的山坡，叫我们描述眼前的地理构成。

李最喜欢的任务之一就是让我们搜集“一套”岩石来体现某个地区的地理多样性。首发组员与后备组员之间一直存在着友好的竞争，这次我和吉姆一组，迪克.戈登与杰克.施密特一组，我们两边都希望拿出最漂亮的一套岩石样本出来。杰克是第一位以地理学家身份入选宇航员队伍的宇航员，他的专业知识一直是激励我们学习的动力。同样，这也意味着他和迪克这一队相当难缠。有一次我们去夏威夷，吉姆和我在一个相当偏远的山坡上遭遇了暴风雨，因此在完成地理任务时缺乏了一点热情，结果忽略了一点很重要的东西，而迪克和杰克没有忽视这一点。事后他们俩嘲笑说我们这边“就因为几个雨点把正事耽误了”。这种竞争不伤感情，但依然令我们不敢掉以轻心。

我们的知识准备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就开始了模拟月面地理考察的训练。我们背上仿制的背包，用随身电台与模拟任务控制中心保持联系，电台那一头是山对面帐篷的另一名地理考察团队成员。这项练习很有助于我们向不能亲眼得见的人描述特定的地理景观。

在长达数月的地理训练期间，我们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星际实地地理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更像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因为和地球地理学相比，星际地理学的研究条件要苛刻得多：环境极端恶劣，时间又极其有限，而且有生之年无法回到同一地点再度考察。星际实地地理学家不像他的地球同行那样可以在某个地点花费几周甚至几月的时间，之后还能返回并做进一步研究。我们必须作瞬间判断，在极短时间内评估某件样本的科学价值，而不能对其仔细端详。我们必须完全依靠本能行动，只花5秒就得选中一件样本，再花10秒加以描述，接着就装袋并继续前进。

要想完成如此雄心勃勃的计划，最重要的就在于着陆地点。可以考虑的着陆地点有好几个，每个都有人支持。最后我们在华盛顿开了一次会议，将最终着陆地点限定到了两个，一个叫马吕斯山（Marius Hills）另一个叫哈德利沟（Hadley Rille）。

哈德利沟位于雨海附近，宽度大约1.4公里，靠近月球表面最高的亚平宁山脉，人们相信这里含有月球早期的地壳。

我作为任务指挥官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各方辩论极其激烈，会议快结束时人们问我有什么意见。

我认为哈德利沟这个地点更出色，这里的地貌更加多样化。此外，有些地点具有特别能激发探险者热情的气质，我感觉哈德利沟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它看上去很美，我相信它一定是个好地方。

最后的结果咬得很紧，不过会议结束时大家还是做出了决定：我们要在哈德利沟着陆，我们的考察目标是沟底与亚平宁山脉的山脚。

这将是一次了不起的机会。

阿列克谢.列昂诺夫

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是整个航天员队伍的训练主管，领导着一干教导人员，教练，工程师以及技术人员。我的前一任是我在上升2号时的指挥官帕维尔.巴亚耶夫。但是在1969年12月20日，帕沙确诊得了十二指肠溃疡。之前他一点症状也没有，因此动手术动得太晚，已经穿孔了。1970年1月10日帕维尔.巴亚耶夫去世了。除了尤里之外我和他的关系最密切，我再也没有和其他任何人结成与他们两个一样深厚的友谊。

帕沙去世后不久，我就受命接替了他训练主管的位置。要将执行礼炮项目与领导全体航天员队伍以及监督训练状况结合起来极端困难。

礼炮项目一开始，上面分给我20名航天员进行训练，其中12人事先已经分成了4个三人小组。我们接受了更为强化的体力训练，因为在太空长时间逗留所带来的身体负担正在逐步为人们所认识。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一开始人们认为失重对人体有益，因为心脏和身体其他部分的受力得到了减轻。甚至还有人想过要在太空开设医院，认为零重力条件有助于完成某些高难度手术。但后来人们逐渐发现，长时间的无重力对肌肉以及免疫系统会造成极大的损害。

1969年的夏天，之前只进行过4次载人任务的联盟项目加快了速度，为礼炮项目做准备。仅1969年10月就进行了三次联盟任务，从中人们了解了大量关于长期飞行的知识以及任务操作的复杂程度。1970年6月，联盟9号创造了太空停留18天的记录。返回地球以后，一位乘员已经虚弱得在出舱时连自己的头盔都拿不动了。

很明显，太空站里必须安装健身器材，好让航天员们保持肌肉力量。

由于按计划航天员要在礼炮空间站停留相当长的时间，项目相关的医疗训练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我们都必须学习各种急救措施以防万一，例如拔牙和记录并分析心电图和脑电图，还有从指尖和动脉抽血取样。

项目还包括一系列天体物理方面的研究，比如对日冕性质与猎户座的观测。我们不仅要观察天体，还要了解其内部的物理特性。我们和国内多家顶尖天文院所进行了合作，它们为我们提供培训课程与测试。

阿波罗11号之后，我们很少听到美国太空项目的进展，直到阿波罗13号事故上了头条为止。连续7天的事件依然没有得到电视报道，但是在报纸上还是占据了相当篇幅。

不过我们的训练强度如此之大，以至于我基本没有精力理会外界的事情。1971年4月，我们做好了发射礼炮1号的准备。它重达18吨，是世界上第一座轨道空间站。

按照计划，无人礼炮空间站进入轨道4天后，一艘联盟飞船——即联盟10号——将搭载3名乘员与空间站对接，乘员以内部转移的方式进入空间站。我是后备组员的指挥官，因此又一次来到了拜科努尔。

礼炮1号的发射十分完美，但是4天后的对接出了问题。联盟飞船的对接装置发生了故障，不得不紧急解除对接并返回地球。故障查明之后，另一艘联盟飞船计划于1971年6月6日发射，任务不变，只是更换了对接装置。作为前一次任务的后备指挥官，我受命成为了联盟11号的指挥。准备时间只有一个月。我的组员是瓦莱里.库巴索夫（Valery Kubasov）和派脱.克洛丁（Pyotr Kolodin）。

所有我的个人物品——内衣、睡衣、用细线系在腕环上的素描本和彩色铅笔——都已经装进了礼炮1号里面，以便万一我要搭乘联盟10号上天。这些物品后来引起了相当的骚动，因为礼炮号上的通风系统出了问题。

米辛打电话给我质问道，“你怎么能让你的蜡笔惹出这种事？”

“不可能，”我保证说，“我用盒子和胶布把它们密封起来了。”

一开始人们还以为问题是由我的个人物品引起的，他们认为系铅笔的细线缠住了太空船内部的零件。除了这些技术上的小插曲之外，我觉得联盟11号的兆头还是很不错的：我在航天员队伍里的编号就是11号。

但是命运又一次给我开了个残酷的玩笑。

发射前不久，库巴索夫的肺部出现了问题。事后的检查发现他对当时喷洒在拜科努尔航天基地附近树木上的杀虫剂 过敏。

一开始，一名后备组员——弗拉基米尔.沃科夫（Vladmire Volkov）——调过来顶替了库巴索夫的位置。然后，在发射之前11小时，全体首发组员都被撤换了。人们害怕库巴索夫得了传染病，可能已经传染给了克洛汀和我。我认为这很不可能，因为发射前两周我们身边的所有人都得戴面具以免传染我们。克洛汀和我直到现在都没有发病，我不认为我们受到了感染。

但是最后决定已经下达了。我不能继续担任指挥了。替换我的人是格里高利.多布罗沃尔斯基（Gyorgy Dobrovolsky），替换克洛汀的是维克多.派特沙耶夫（Viktor Patsayev）。替换库巴索夫的沃科夫的任命不变。

这一决定令我又惊又怒。后备组员们的反映更甚于我。他们的训练强度赶不上我们，本来在两个月之内没有上天的打算。如果你看看发射之前的乘员合影，你甚至能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一丝惧色。

那天晚上我为派特沙耶夫画了一张素描，题目是《派特沙耶夫的双眼》。他的目光很纠结。派特沙耶夫是个很礼貌体贴的人，他甚至专门来向我道歉。

我们这次撤换对我来说就是一场苦涩的昨日重现，让我想起月球项目遭到撤销时的巨大失望。对克洛汀来说情况更糟糕，我毕竟已经进入过太空了，可他还是第一次。他沮丧得都哭了出来。

我对米辛抗议说这是我们的项目，我强调道我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太空站的设计，就连我的画具都送上去了。但是米辛不听，从莫斯科来给任务下达最后许可的军事委员会也不听。当时库巴索夫的肺病还没确诊。

“你别忘了，”米辛争辩道，“你和库巴索夫是同寝，你甚至还可能用过他的杯子喝水。我们不能冒你也得肺病的风险。”

他说得是对的，我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当时失望的感觉依然几乎要将人压垮。为了安抚我，米辛为我在黑海安排了一次休假。但是我坚持留在拜科努尔观察联盟11号任务的第一阶段。这一次的发射与对接都很成功，乘员转移进入太空站时监控室全体起立并热烈鼓掌。

乘员一进入太空站我就急着要确定我的个人物品没有引起问题。我当时站在米辛旁边，打开对讲机以便与太空站的乘员对话。

“你们能不能确定一下我的蜡笔还在盒子里？”我问道。

“没错，还在。” 多布罗沃尔斯基回答道。

“那问题是不是我的内裤引起的？”我一边说着一边扭头看了米辛一眼。

“没有，它们也放得很好。”

一锤定音之后，我离开拜科努尔前往了黑海。对礼炮号的进一步检查表明通风机的过滤网吸入了一些细小纤维，导致其自动停止了运转。

23天的任务进行得十分顺利，尽管乘员们事先没有多少时间来为各种繁重的科学实验进行准备。当我从为期两周的休假返回时，任务已经接近尾声了。

我们必须立刻开始接受下一次联盟任务的训练。下一艘联盟飞船预期在联盟11号返回地球后一个月后发射。不过正当联盟11号为重返大气层做准备的时候，我正在莫斯科附近加里宁格勒的一个新建任务控制中心跟进着事态进展。按照惯例，在这个阶段后备指挥官要与任务指挥和总工程师一起监控任务进行的情况， 与乘员保持无线电联系并进行必要的指导与建议。

我当时正在监控着航行日志里标明的所有飞船系统的操作。乘员们调整过了位于返回舱与轨道舱之间的气阀之后，我建议他们关闭阀门并在降落伞张开后将其重新打开。

“把这一条写在你们的航行日志里面。”我这样指导他们。

尽管这样做与飞行规范不符，之前我接受的训练依然令我认为这样是最安全的做法。根据设计，这个阀门一开始应该关闭，然后在在降落伞张开后自动重新打开。但是我担心这样做有风险，根据这一设计，阀门可能会在海拔尚高时提前打开并造成舱内失压。

看来乘员们没有接受我的建议。不幸的是我的直觉是正确的。压力平衡阀门的确开启过早——在进入大气层之前就开启了——结果导致了舱内失压。尽管联盟11号在预订地点成功着陆，搜索队打开舱门是还是发现乘员已经全体死亡了。他们的身体还热，因此搜索队试着给他们进行了人工呼吸，但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根据心电图记录，多布罗沃尔斯基在失压后两分钟死亡，派特沙耶夫活了100秒，沃科夫只有80秒。

联盟11号之后的所有任务都遵循了我的建议，阀门也得到了重新设计。

搜索队报告乘员的死讯之后，我立即与另一名航天员阿列克谢.耶里色耶夫（Alexei Yeliseyev）飞往着陆地点。我们受命成为了政府善后委员会的成员，主要工作是保护飞船以及为现场拍照。我们花了三个小时才赶到现场，此时遗体已经转移走了，现场唯一能证实这场惨剧的就是鲜血浸透的座椅，以及人工呼吸在地上留下的痕迹。

委员会的结论是如果乘员穿着太空服他们本可以幸免于难。因此之后的所有任务中航天员在发射和返回阶段都要穿太空服。这也意味着此后的联盟飞船只能搭载两个人了。

联盟11号的惨剧对航天员队伍的士气打击极大。所有人都明白，我们现在正处于测试飞船的阶段，这三个人的死亡带来了飞船设计的重大调整，从而毫无疑问地避免了日后更大的损失。但是他们的死依然是个悲剧，对此我不但感到悲哀，而且还十分沮丧，因为我相信，如果上天的是我一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故。

我一直没有告诉别人乘员之所以牺牲是因为没有接受我的建议。但是多年以后，设计中心的顶尖专家之一、维克多.派特沙耶夫的妻子弗娜还是通过检查当时的通话记录发现了这一点，并且将其公之于众。

多布罗沃尔斯基有两个女儿，小女儿还是我女儿奥克萨娜的朋友。沃科夫有一个儿子，派特沙耶夫有两个。事故发生之后我一直躲着他们，我无法直视他们的眼睛。尽管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错，我依然无法原谅自己。直到很久以后，这些孩子们才开始了解我当时究竟如何竭力避免这场悲剧的发生。

大卫.斯科特

1970年4月，阿波罗13号即将发射的前几天，指挥舱驾驶员肯.麦汀力（Ken Mattingly）不慎接触了麻疹病人。那天晚上迪克.斯雷顿来找我。

“嘿，大卫，13号有点问题。”他说。“我想问问你怎么看。”

“好，”我答道，“怎么了？”

他解释道他打算用杰克.斯维戈特（Jack Sweigert）来替换麦汀力，或者替换全体组员，或者推迟发射。他问我怎么看用杰克.斯维戈特来替换麦汀力。

“在距离发射这么近的时候我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我说。“我也不好说你该怎么办，但是我认为换人绝对不是好主意。”

我知道麦汀力的口碑很好，而对斯维戈特我基本上不了解。但是我知道在发射前几周后备组员基本挨不上模拟训练舱的边，这段时间里首发组员享有对一切资源的优先权。此外团队协作也很重要，当年执行双子星8号任务时我和尼尔之间 “传球不用看”的默契程度对于任务的成功至关重要，而临阵换人是达不到这种默契的。

“我不认为杰克.斯维戈特已经做好了准备——不是说他的个人能力有什么问题，而是从训练角度来说。”我说道。

“好吧，”迪克答道，“谢谢。”然后他就离开了。

第二天我得知麦汀力被斯维戈特换掉了。

“老天，”我心想，“这回麻烦大了。”

这自然是阿波罗13号的指挥吉姆.洛维尔做出的决定。就我的理解，他要在换人和推迟任务之间进行选择。如果发射再推迟几天，最佳发射时机——即月面反光状态最佳的时期——就会错过，那他们还得等一个月。

不过我不太明白他们为什么如此着急。阿波罗13号没有担负什么压力，肯尼迪的最后期限已经完成了，我们完全可以等一个月，看看麦汀力得没得麻疹。万一他真得了麻疹，起码斯维戈特有了一个月的时间接受更为强化的训练。我认为临阵换将给任务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阿波罗13号发射之后，我坐在我家的客厅里收听NASA的任务广播，我把线路和我家的立体声音响连接在了一起。很快我就听到了出麻烦的第一个前奏。

“休斯顿，” 斯维戈特的声音听上去有些急迫。“我们出问题了。”

问题的严重程度没有明示。但是情况似乎是组员们试图对供应指挥舱的一个氧气罐进行常规启动时出了问题。

我那天晚上没有别的什么事。所以我决定，本着学习的目的，到任务控制中心（Mission Control Center, MCC）去看看，了解一下氧气罐的问题要如何解决。

这是我唯一能看到任务进行的地方。这次任务没有多少电视台报道。自阿波罗11号登月的高潮之后，电视台方面就失去了对太空项目的热情。

全世界都收看了阿波罗11号任务，观看阿波罗12号的人也有不少。到了阿波罗13号的时候，我猜人们大概以为这次不会有什么新花样了。这次任务已经没有新闻价值了。所以各大电视台都没有对其进行直播。阿波罗13号的乘员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发回的影像没有立刻上电视，而是要为《桃乐丝.黛剧场》(Doris Day Show)让路。

我来到MCC的VIP室的时候，才听说阿波罗13号飞船上发生了爆炸。很明显情况极其严重。现场乱作一团，当时正好是交接班的时间，事故发生时当值的人员都已经很累了，但是谁都不愿意离开。所有人想得都是尽快发现并解决问题。

事情过了很久之后人们才发现，服务舱所使用的氧气罐中的一个在组装过程中不慎在地上摔了一下。没有人跟进这件事，罐体因此留下了细微的裂痕。然后在发射前的测试中，一个出了故障的加热器开关由于过热而融化卡死了，电流随之烧化了电线的绝缘皮。当氧气罐内部的风扇开始转动以便冷却氧气的时候，氧气罐就爆炸了，破坏了乘员所在的指挥舱的电力供应。

这意味着乘员们必须转移进月球舱——按照设计只能供两人乘坐——并利用月球舱来返回地球。

很有趣的一点在于，在阿波罗9号任务中我们尝试过利用月球舱来操作指挥舱并返回地球。所以当放弃任务并转乘月球舱的决定刚刚做出，我就应召加入了对操作程序进行模拟的行列中。

飞船遭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不光是电力不足，氧气和水也不足，而且二氧化碳浓度还一路上升。我们最终能成功地把阿波罗13号的乘员们带回来实在是十分幸运。这次的情况用千钧一发都不足以形容。

在庆祝阿波罗13号乘员平安归来的庆祝活动结束之后，关于撤销月球项目的呼声再一次高涨起来。人们发自内心地担心下一次我们的运气不会这么好，下一次可能会出人命。

国会也在不断就太空项目的开销施加压力。早在阿波罗13号升空之前，NASA载人航天的成本就受到了指责。项目开始失去前进的势头，劝说国会投票支持向NASA投资也越来越困难。

比方说，NASA的载人火星任务就被砍掉了，人们认为它太昂贵。就连较为保守的载人太空站计划也遭到了广泛的质疑。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在如此低潮的时刻撤销阿波罗计划是不可想象的。

阿波罗13号之后NASA的保守做法是按照原计划执行两次H任务，这两项任务和阿波罗13号配置相同，不过只进行有限的月球探测，然后就此结束阿波罗计划。

结果在国会的支持下，NASA采取了一项极为大胆的举动。1970年的夏天，NASA宣布阿波罗计划的最后两项任务——即阿波罗18与19号——将要取消。但是那之前的三项任务——阿波罗15、16、17号——的内容将极大扩展。任务相关的科学活动也将显著增加。这将对我有直接影响。

1969年11月阿波罗12号返回地球后不久，阿朗.谢巴德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1964年时他因为耳朵出了问题无法上天，因而被任命为宇航员办公室的主任。1969年时他接受了手术，痊愈之后被任命为阿波罗14号的指挥官。但是在此之前他一直和迪克.斯雷顿在挑选组员方面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

“你要成为阿波罗15号的指挥，阿尔.沃顿与吉姆.艾文做你的组员。”阿朗说道。“迪克.戈登，文斯.布兰（Vance Brand）还有杰克.施密特（Jack Schmitt）是你们的后备。没问题吧。”

何止是没问题！简直是好极了！这是我的任务，我有权掌控一切，为首发及后备组员协调任务的各个方面将成为我的责任。作为指挥官，我有权拒绝任何人成为我的组员。但我通过给阿波罗12号做后备已经了解了阿尔和吉姆的杰出能力。此外迪克，文斯还有杰克也是一支优秀的团队。已经没有再讨论的必要了。

“很好，”我说。“咱们动手吧。”

阿列克谢.列昂诺夫

甚至就在美国宇航员在阿波罗8号任务中首次成功完成绕月飞行之后，我们依然坚持进行着我们自己的月球项目。我们为之做了极大的付出，没有理由因为美国人拔了头筹就全盘放弃。月球项目是整个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我们这些受训的人坚定地相信我们应当继续完成这一项目。

我曾经直接向中央党委以及军工部门的高层申诉，要求继续进行我们的项目。一开始他们同意了，决定将目前已经完工的两艘联盟飞船中的一艘用来执行无人任务，如果一切顺利，第二次就进行载人任务，由我指挥。

但是阿波罗11号返回地球不久，我们的绕月项目就被废弃了。

无人绕月任务即联盟7号于1969年8月7日发射，飞船上装载了乌龟和白鼠。任务一开始进行得很顺利，发回了很多月球的美丽照片。但是返回的时候隔热层出了问题，动物都死了。载人任务中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载人飞船的设计稍有不同。

但是不再继续进行绕月项目的决定已经下达了，然后我们的登月项目也被取消了。

这自然是个政治决定。政治局不敢承担让另一位航天员死在太空中的责任。风险太高了。

此后我们依然进行了一系列无人月球任务。其中最成功的是月球17号，这次任务将第一辆全自动月球车（Lunokhod）送上了月球表面。这辆车在月面游荡了将近11个月，发回了大量极有价值的信息。

载人月球项目的撤销对我个人来说是极为沉重的一击。我十分沮丧而愤怒。我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都花费在了这个项目上，但政治领导人们却不允许它成为现实。

尽管这一决定不是米辛做出的，他向政治局介绍情况的方式还是对事情的最终结果有着重大影响。如果他的立场再坚定一点，结果很可能不同。由于总工程师的态度看上去有些模棱两可，他们撤销项目也自然更容易。

我很肯定，如果当时是米辛负责我的上升2号任务，他肯定会找个借口进行推迟。他大概会用我的飞船执行无人任务并且耽误整个项目。

不过如果科罗廖夫还活着，我敢肯定我们的月球项目还会继续下去。他的领导肯定能保证我们首先完成绕月飞行。这或许并不能保证我们首先登月，但是科罗廖夫很懂得从错误中学习。他一定能总结N-1火箭早期的失败并加以改正。就算美国人的登月项目失败了，他也一样敢于冒险将自己的组员送上月球。

我竭力争辩，试图继续我们的工作。但是高层已经打定了主意。我所指挥并训练的月球小组在漫长而艰苦的三年之后还是解散了。

上面命令我们将注意力转向正在设计中的轨道太空站项目，我被任命为这一新项目的指挥。太空站的名字是“礼炮”（Salyut），这是向加加林鸣炮致敬的意思。

俄国人的老话说得好，脑门抹灰白费劲。也就是不要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的意思。我知道我必须接受这一决定，否则很有可能再也无法上天。

但是投身礼炮项目意味着我要进行彻底的转型。除了高强度的身体训练之外，晚上下班我还得把各种图纸和计划书拿回家继续研究。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有时候我的双手都会发抖。

大卫.斯科特

阿波罗11号任务的组员返回时气氛一片欢腾。他们带回了月球的岩石，他们身体状况良好。一段时间的卫生隔离结束之后他们就踏上了环球访问的道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阿波罗11号的成功减轻了4个月之后的阿波罗12号任务的压力。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有时增加了压力。有时第二次的任务难度要比第一次大一些，有时第一次的成功会使人多少有一点懈怠。但是我们必须让所有人保持最佳状态，保持项目的正常运行。

作为阿波罗12号的后备指挥官，阿尔.沃顿（Al Worden）与吉姆.艾文（Jim Irwin）做我的组员，我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保持气氛轻松，尽我所能的化解紧张情绪。阿波罗12号上天前的几天，我们找来了一位卡通画家，为彼得.康拉德和他的组员画了几张肖像，贴在他们的飞行计划旁边。我们还找来几张《花花公子》的封面女郎照片夹在里面。他们在太空里打开文件的时候很是笑了一场。彼得.康拉德和他的组员都是很爱找乐子的人。

为首发组员的返回组织庆祝聚会也是后备组员的工作。我们可谓竭尽全力。我们拍摄了一部30分钟的山寨版“NASA严肃纪录片”。战斗机飞行员们有时候就瞒着老板们整这一出，从没露过馅。我甚至还去好莱坞的一家档案馆找来了《傻蛋三人组》（Three Stooges）的太空题材喜剧的胶片。

我们还暗地里联系了NASA的摄影室。平时组员训练的时候身边总有摄像师在场记录他们的举止。我们叫他们把组员训练时出洋相的镜头交出来。摄像师很乐意参加这么机密而又搞笑的事情，对我们十分配合。

任务结束之后，我们选取了几段彼得.康拉德与阿尔.宾（Al Bean）在月球表面的影像记录，然后邀请他们两个来了个重新配音。结果就是他们在银幕上一边采集月球岩石一边哼哼小调。我们还拍摄了其他几组模拟登月的镜头。其中之一是一个穿着像彼得的人盘腿坐在地上，怀里抱着一块大石头，好像那是个泰迪熊。这一段的配音用得是彼得在月球表面的原声：“嘿，阿尔，我找着块石头……你看，阿尔，这是块石头。”

我们还决定采用当彼得与阿尔在月球表面行走时迪克.戈登留在指挥舱里绕月飞行的场景。背景音乐用得是NASA主流宣传片里常用的宏大音乐。随着音乐，一个肃穆的男声缓缓说道：“迪克.戈登：孤独的守望者。”

为了调侃这一幕，我们找了个没人的晚上打开了模拟器训练室的大门，带进去一名摄像师，一名身着绿色比基尼的文秘，还有吉姆.艾文——他是阿尔.宾的后备——他的身上是迪克的穿着，脸上套着个猴子的面具。当播音员问道“迪克果真独身一人吗？”的时候，秘书小姐就站到吉姆身后，抚摸他的后背。

这部电影我们一共只做了6个拷贝，首发组员和后备组员一人一个，然后我们就把母带销毁了。我们害怕NASA不会满意我们如此滥用官方资源的行为。但是他们也看出了这件事好笑的一面。我们在阿波罗12号的庆功宴上播放影片时所有人都笑得前仰后合。

我们还遵循了另一项名为“胸针聚会”的良好传统。军方会向进入过太空的宇航员们颁发“宇航员之翼”奖，NASA宇航员办公室也会给他们颁发金质“宇航员胸针”。胸针上的图案是三颗流星飞过环行轨道。某人正式入选NASA成为宇航员的时候，他/她会得到一枚银质宇航员胸针，首次上天之后则换成金质以表彰他的成就。宇航员胸针最早是空军设计的，用来表彰加斯.格里森完成水星MA-2任务。宇航员办公室继承了这一做法，在接下来的太空任务中一直加以采用。空军把这个图案画在战斗机机翼上，海军也是如此。阿尔.宾在阿波罗12号的胸针聚会上骄傲地获得了他自己的金质胸针（迪克和戈登在双子星10号任务之后就得到了）。

但是接下来的阿波罗13号任务一下子扭转了美国太空项目内部的气氛。

阿列克谢.列昂诺夫上校

太空传输部队，共青团大道，莫斯科

1969年7月21日的早晨，莫斯科共青团大道上，名为太空传输部队的军用引擎研究中心正式落成。这个机构里集中了当时最先进的情报采集和监视设施。那天上午早些时候——也就是休斯顿的晚上——所有的监视屏幕和无线电接收器都对准了离我们这颗行星25万英里之外的地方。

当时在场的有几位航天员——可能是第一组里的十个人——还有许多高级军官，此外还有月球项目方面的情报专家。屋子里挤满了人，我们全都目不转睛地盯着阿波罗11号发回来的模糊图像，看着她操纵者老鹰号登月舱向月球表面降落。

两个月之前我观看了阿波罗10号指挥官汤姆.斯塔福操纵他的月球舱在距离月球表面几公里的高处飞行。很明显，下一次的阿波罗任务就要试图着陆了。我原以为美国人会挑7月4日国庆节的时候进行登月，但是12天之后的7月16日，阿波罗11号升空了。我们知道，这次他们肯定要登月了。

此时此刻，很明显我们无法执行类似的任务。问题缠身的N-1火箭使得我们无法在年内甚至来年进行登月尝试。因此那个7月的早晨，我站在电视机前，心里百感交集。

阿波罗11号飞离肯尼迪角的时候，我默默地为他们祈祷。我希望人类能够成功踏上月球。如果不能是我，那就让他们成功吧，我想。我们俄国人管这个叫“白色妒忌”——妒忌与钦佩的结合。我妒忌美国对阿波罗11号一直如此关注，现在他们已经实现了人们的期望。但是我同时也满心钦佩，钦佩他们的成就。

我看着粗糙的黑白图像中尼尔.阿姆斯特朗试探着爬下登月舱的舷梯踏上月球时，那感觉实在奇妙无比。我屏住呼吸，看着他用一只脚的脚尖先轻轻碰一下月球的土壤，然后才从踏板上抬起另一只脚，双手松开纤细的金属梯，完完全全地站在月球的表面。

只有两次电视转播曾给我带来如此的震撼。阿波罗11号的登月与2001年的911事件。

前者是人类能力的极致，是对人类勇气与智慧的礼赞。后者则是人类邪恶的极致。我深深地感到，如果那些犯下后者恶行的人们见证过前者的壮举，他们永远不会有胆量犯下这等滔天大罪。

1969年7月21日早上的短暂片刻，所有人都忘记了我们是不同国家的国民。这一时刻团结起了整个人类。即便我当时身处军事研究中心，身边的军人们正在目睹着另一个对立的超级大国的成就，鼓掌之声依然不绝于耳。

不过很快庆祝的气氛就被专业谈话取代了。航天员们开始讨论在月球表面行走跳跃看上去多么轻松。我们一致同意，将来我们到了那里应该考虑到这些因素。

有一名军官知道我一直在接受关于月球项目的训练，他走过来拍了拍我的后背。

“就是这么一回事，”他说道。“这就是你将来的任务。”

从那一刻开始，人们看待月球的方式再也不一样了。我曾经花费过许多时光通过望远镜凝视那个银白色的球体，我曾绘制过它的图画，我了解它表面的每一处起伏。但那天晚上，当我回家再次拿起望远镜的时候，我能想到的是那里的表面上已经留下了人类的足迹。这一成就让我为全体人类而感到骄傲。

几天之后的一次聚餐上，我们全体航天员一起举杯祝酒，祝阿波罗11号的组员们平安归来。

并不是我国的每个人都为阿波罗11号的成就而高兴。米辛就大受打击，并开始为我们的失败寻找借口。他把美国人的成功归因于NASA的经费远多于我们。有人估计按照1969年的标准，阿波罗计划总共耗费了240亿美元，而我们花在登月项目上的卢比换算成美元大约是100亿美元。

他的抱怨忽视了我一直坚信的一点：要不是米辛如此痴迷于无人绕月任务，迟迟不肯将飞船交给航天员，我们本可以率先完成绕月任务的。

党的领导人没有就阿波罗11号进行公开评论，尽管他们的确向美国寄去了一封祝贺信。报纸也没有进行什么报道，《真理报》基本没有谈及阿波罗11号的发射，登月的事情也只在夹页里做了报道。

报道更多提到的是美国将各国国旗带到月球表面的举动，并对此表示了感谢。直到阿姆斯特朗的登月已经成为国际头条的第二天，苏联电视上才播放了一条关于阿波罗任务的简短画面。

没有对阿波罗11号登月进行实况转播是最为愚蠢而短视的政治决定，动机是骄傲与嫉妒兼而有之。苏联为了这一刻已经筹备了如此之久，有人觉得不能播放他人实现属于我们的目标的画面。我们的国家把政治计算放在第一位，结果是剥夺了广大公民们享受这一喜悦时刻的权利。

我国媒体更加关注的是次月美国新任总统尼克松承诺从越南撤军的演讲，对此给予了大量篇幅。

越战是这个十年里最重大的事件，军民死伤如此之多，很明显只有通过政治才能彻底制止杀戮。承认如此之大的人命牺牲毫无意义很可能是灾难性的，但是美国人民已经受够了。无论是美国还是俄国都不应再行干涉其他国家，越南就是前车之鉴。

大卫.斯科特上校

任务控制室，载人航天中心，休斯顿

我们势头正猛。阿波罗9号取得的成果如此之大，使得任务进度一点不落。接下来的是阿波罗10号，在这次任务中，汤姆.斯塔福（Tom Stafford）与基恩.瑟南（Gene Cernan）乘坐月球舱来到了距离月面5万英尺的距离，约翰.扬（John Young）则在指挥服务舱里接应他们。他们返回之后，我们集体观看了他们拍摄的月面影像，月球上的环形山与山脉——有些足有3英里高——从近处看去实在是美得动人心魄。

从1969年5月阿波罗10号返回地球时起，人们就清楚下一次任务是要撞线了。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剩下的就只有肯尼迪的最后期限了。

乐观主义情绪高涨。但是各种担心依然存在。阿波罗9号与10号进行得如此顺利，让许多人担心事情可能顺利的有些过头了。“我们的运气不会真的这么好吧？”有些人自问道，“阿波罗11号真能平安降落在月球上吗？”

我很高兴尼尔.阿姆斯特朗获选成为阿波罗11号的指挥官，麦克.柯林斯与巴兹.奥尔德林做他的组员。从我与他之前共事的经历来说，我知道他是个杰出的指挥官，能在最极端的环境下保持冷静。我猜宇航员队伍中的每个人在听到这一任命时都会在心里暗想：“真可惜不是我。”但是我相信，任何关于尼尔与巴兹就谁应当第一个登上月球表面产生的紧张关系都被人严重夸大了。

毫无疑问，这一人选将是尼尔。因为月球舱舱门的开启方式决定了巴兹第一个出去会很不方便。此外，尼尔是指挥官，他理应第一个出去。没什么讨论的必要。

我从没想过自己能入选进行第一次登月，比我资历深的人多得是。阿波罗9号任务之后，我受命成为了阿波罗12号任务中彼得.康拉德的后备。我曾经和彼得开玩笑说万一阿波罗11号失败了，我就打断他的腿，这样我就能成为下次任务的指挥官并第一个登上月球了。

尼尔在阿波罗11号的训练过程中也遭遇过若干惊险时刻。登月训练包括驾驶一台喷气火箭引擎驱动的机器，我们称之为登月训练车（lunar landing training vehicle, LLTV）。它能模拟月球舱在月面着陆的极端困难局面。这个造型怪异的家伙被我们戏称为“飞天床架”。这项训练很重要，但也很危险。有一次在埃灵顿空军基地进行训练的时候登月训练车就坠毁并爆炸了，尼尔在坠毁前几秒勉强逃了出来。

发射前几天，我给尼尔打电话祝他好运。双子星8号任务之前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如果不顺利，起码要精彩。”所以这次我把萝坦在阿波罗9号之前的一句评论转告给了他。

“OK，尼尔，上次很精彩，这次还是顺利些吧。”

双子星任务之后我和尼尔就没怎么见过面。宇航员队伍里的人总喜欢把大多数时间花在下一次任务的同组乘员身上。这也多少影响到了我们两家之间的相互走动。不过珍.阿姆斯特朗和我妻子的交情一直很紧密。阿波罗11号发射前几天，珍给萝坦打电话，想问问我们能不能帮忙在肯尼迪角发射当天给她安排一下，她不想和其他有可能闻声而来的上百万游客们挤在一起观看发射。

珍事先已经得到邀请，在佛罗里达沿海的一艘北美航空公司的游艇甲板上有她的位置。但是她需要我们在交通方面打点一下。我和北美航空的人关系不错，几通电话之后就联系到了一架商务机，可以拉我们一起去。

1969年7月15日的晚上，珍，萝坦和我乘机抵达了佛罗里达帕特里克空军基地。尼尔的一位朋友接我们到他家里抓紧时间补了几个小时的觉。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动身到船上去了。

那一天天气很好。发射景象极其壮观。一切都十分顺利。在我的印象里，珍当时表现得十分冷静。发射结束之后我们又在船上逗留了几个小时，收听飞船乘员发回来的讯号并等待游客们陆续散去。发射的顺利进行令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但是没人开香槟或者拆雪茄，这得等他们回来。

回到休斯顿之后我依然通过任务控制室（mission operation control room, MOCR）来追踪着任务进展。这里是所有活动的中心，而我则坐在任务控制中心的VIP室里面，和任务控制室隔着一面落地玻璃窗。飞行指挥和他的团队就在玻璃窗的那一边协调任务的每一分每一秒。作为下一次任务的后备指挥官，我获准自由进入这一严格保密的区域。

我并不常去MOCR，因为优先权总是属于那些由于任务需要而必须到场的人。房间里是一排排的控制台，几十名控制员轮班倒地监视着大屏幕上显示的飞行轨道。在房间后部的中央是飞行指挥的位置。他能清楚地看到所有操作，是这出交响乐的指挥。房间前部左方坐得是充当联络员的宇航员，早期这里坐得是克里斯.克拉弗特。联络员旁边坐得是NASA的当值医生。

所有通向MOCR的房门都由NASA的保安把守，凭身份标识牌进入。环绕主控制室的走廊两侧还有许多独立的小控制室，负责任务的其他方面。小控制室里也有成排的控制台，要么沿着墙摆放，要么挤在房间中央，它们由电脑线与电话线与主控制室里的控制台连接在一起。每一个小控制室都是一个独立网络的中枢，这些网络由大量分布全国各地私人及政府设施中的区域性控制中心构成，其目的是为阿波罗项目提供不同特定方面的支持。这些网络无不庞大复杂而表现卓越。但是MOCR才是一切的中心。

我进入MOCR之后，通常会在房间一侧找个台阶坐下，戴上耳机，静静地观察并收听这里发生的一切。椅子是给正式值班人员预备的，一般没有多余的。1969年7月20日的那个下午，当尼尔和巴兹操纵月球舱“老鹰”号在月面着陆时，我就坐在那个台阶上。当时房间里的气氛实在是惊心动魄。

着陆前几分钟，飞船的电脑突然出了问题。组员报告电脑屏幕上不断闪烁“程序警报”的字样，表明电脑已经过载，无法进行着陆所必须的运算。最终问题还是解决了，但是警报灯已经闪烁了4次。真正让人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任务控制中心并没有意识到尼尔为了寻找一片足够平坦的开阔地用来着陆究竟做出了怎样的努力。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直到事后分析数据人们才真正体会了尼尔当时面临的困难。当时飞船上的导航软件还很简陋，我们对月球引力性质的理解也还不够完善。原定飞船要在一个几百英尺大小的环形山底部着陆，尼尔几乎耗尽燃料才躲过环形山边缘的一片乱石滩并安全着陆。

老鹰号最终的降落地点是宁静海，就像之前拍摄的照片显示的那样，这里看上去十分平整。照片没有显示出来的是环形山里的陡坡与巨石，它们很可能使老鹰号失事。

着陆之后，尼尔和巴兹又花了好几个小时检查各项设施并穿上太空服，然后才准备好打开舱门出去。当尼尔迈出踏上月球的第一步时，我没有多考虑他打算说什么。事先没有安排他发言。我以为他首先要做的是采集土样，以免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使得他不得不马上返回飞船。

不过这是历史性的时刻，尼尔很明显已经仔细想过自己在月球表面的第一句话应该说什么。事后我得知人们向他提供了从圣经到莎士比亚的种种引言，但是他最终出口的话可称完美。

“这是一个人的一小步……这是人类的一大步。”

这是典型的尼尔式风格，言简意赅。

肯尼迪的最终期限实现了。我们打败了俄国人。正如肯尼迪所说，苏联选择太空来证明他们制度的优越性。但我们向他们显示了我们的制度才更优越。在通向月球的竞赛途中我们后发先至，干净利落地赢得了比赛。

对于外界来说，首次登月是历史里的一个点，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对于我们这些内部人员来说，它则是曲折长路上的重要一站。它不是一张快照，而是电影胶片中最精彩的定格。最开始的时候谁能预测我们能通过电视来观看人类首次登月？尽管图像十分模糊，但毕竟是实时的，整个世界都能看到。

作为尼尔的挚友，我衷心的为他感到高兴。我知道他为了阿波罗11号的成功付出了多少。但是我的心情里也包含着另一种昂扬的情绪——“好极了，这能成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轮到我。”

大卫.斯科特

我们从任务中返回之后没遇到什么太大的反响。我认为公众大概没有真正理解我们的任务具有怎样的意义。为了激发公众的兴趣，NASA的公关部门决定拍摄一部关于阿波罗9号的纪录片。纪录片的基调十分轻快，主题音乐用得是披头士的《黄色潜水艇》。

吉姆，拉斯蒂和我都很喜欢这部片子，我们认为它深入浅出地解释了我们任务的若干复杂之处。但是NASA的领导层十分讨厌这部片子，他们认为它是对我们所取得成果的戏谑。类似的影片再也没有获准拍摄过。

尼克松总统在我们返回不久就邀请我们携妻子到白宫参加私人晚宴。尼克松对我们这次任务的说法是：“震惊世界的十天”。

那天晚上一开始的气氛很轻松。白宫的一个小房间里摆下了一桌宴席，席间我们说得都是子女、家庭以及休斯顿的生活。不过主菜撤下去之后谈话开始变得严肃起来。

除了副总统阿格纽之外，尼克松还邀请了一位相当直言无忌的民主党参议员列席，这时他开始就花在太空项目上的所有经费向我们发难。闲谈很快变成了礼貌但针锋相对的激烈辩论。副总统偶尔评论几句，而尼克松只是在旁边一言不发地听着。

这位参议员十分机敏善辩，作风顽强。“你们不可能在这个十年之内登上月球。”他断言道，“我们的钱都浪费了。你们究竟以为自己能取得什么成果？这些钱原本可以用来救济无家可归人员的，为什么要花在探索上？”

当时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是回过头来看，这应该就是尼克松的作风。他是想从我们的嘴里把宇航员对自己事业重要性的认识套出来。我们谈到了科学技术方面的效益以及航天探索对美国经济的刺激作用。我们还谈到——就像今天人们依然反复谈到一样——对太空探索进行投资实质上是一个社会对未来投资的慎重决定。就算不把钱花在太空，也不能保证这些钱就一定能花在穷人身上。

那晚结束时尼克松为双方的发言做了精辟的总结。他本人没有选择立场，不过当妻子们去另一间房间和香槟酒的时候，我们站着闲谈，他表现出了对太空项目的极大热情。毕竟，太空项目让他在我国历史的困难时期留下了高调进取的形象。

我们的辩论暗含着一股政治潜流，即太空项目对于赢得冷战至关重要。我们没有对盘问我们的参议员直说，但是我想得是十分基本的问题：“你想让我们赢得太空竞赛吗？你想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吗？还是说你想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之下？”

一切问题的底线在于，我们坚决相信我们必须证明民主制度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