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祖国Vaterland(一) -- 道孙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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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祖国Vaterland(十二)

      十二

      1964年4月16日,星期四

      “当国家社会主义统治的时间足够长以后,人民就不会再考虑,在这之外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阿道夫·希特勒,1941年7月11日

      灰色宝马轿车向南开,驶入萨尔大街。两旁是陷入沉睡的旅馆和关门上锁的商店。他们经过一座蜷伏在黑暗中的庞然大物,那是人种学和人类学博物馆。轿车在这里左转,驶入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向盖世太保总部驶去。如同第三帝国的其他东西一样,公务车也严格按照等级来划分。民警开的是一升引擎的奥佩尔和瓦尔特堡小汽车;在他们之上是刑警,可以配备1.3升的大众轿车——这是战前由费迪南?波尔舍博士设计的“人民轿车”的四门放大版本——或者斯柯达轿车;在这之上是盖世太保,他们给手下配备的标准公务轿车是宝马1800型轿车,配备大功率引擎,阴险的深灰色车身。

      马赫坐在后座上,旁边是耶格尔。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排那个逮捕他们的家伙。他是这次袭击行动的指挥官。当他们被党卫军士兵从地下室押出来、带到门厅时,这个恶棍给他们行了个举手礼:“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卡尔·克雷布斯,盖世太保。”当时他没什么印象。只是到现在,坐在宝马轿车里,仔细端详,他才认出这个人来:在布勒的别墅,这家伙当时和格洛布斯在一起。

      这个人大约三十岁,一张有棱角的脸,看上去接受过高等教育。如果不是那身军服的话,他可能被人当成任何人——律师、医生、银行经理、优生学家或者刽子手。他这个年龄的人都是从一个模具里培养出来的,人生轨迹也相同:参加希特勒儿童团、希特勒青年团;中学毕业后服役两年,或者参加其他国家服务活动;进入大学,加入纳粹党;毕业,在某个地方获得一个职业;结婚,加入“通过快乐获得力量”……他们读的是同样的书,听的是同样的演说,喊的是同样的口号,在冬赈活动中吃的是同样的大锅菜。他们是第三帝国这部大机器上的小零件,除了纳粹党之外不服从其他的任何最高权威,像大众轿车一样质量可靠、像大众轿车一样平淡无奇。

      宝马刚一停下来,克雷布斯就跳了下去,把后座车门打开。“这边,先生们,请。”马赫钻出轿车,打量着这条大街。也许克雷布斯就像导游一样彬彬有礼,但他们后面十多米外的另一辆宝马把这些人的态度暴露无遗。那辆车在他们之前就停下了,从里面出来几个身穿便衣的人,都带着武器。自从马赫和耶格尔在弗里茨?托特广场的公寓里被盖世太保以彬彬有礼的方式逮捕后,整个这桩事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没有手铐,没有指着肚子的枪管,没有宣读逮捕令。只是给总部打了个电话,然后礼貌地请二位先生前往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以便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克雷布斯还客气地请二人“暂时”交出武器。但是在客气的语调后面,是盖世太保那种阴森森的杀气,这是再和蔼的外表也掩饰不了的。

      盖世太保总部是一幢占地甚广的威廉皇帝时代建筑,五层楼高,大门面向北方,永远也照不见太阳。许多年以前,在魏玛共和国时代,这里是柏林艺术学校的校址。纳粹党上台后,先是逼学生在中庭里烧毁他们的现代艺术作品,然后由秘密警察接管了这座大楼。几年前,大楼底层和一层那些高大的窗户被装上了防护网,以防恐怖分子往窗户里扔炸弹——这事真的发生过。从外面望去,大楼里面的灯光晦暗,仿佛被浓雾笼罩。

      马赫曾经偷偷为自己制订了一条终生遵守的戒律:从不,从不穿过这座大楼的门槛。直到今天晚上为止,他一直遵守着这个戒律。三级台阶之上,是大楼的门厅。再走上几级台阶,是一座大厅。大理石地面上铺着红色的地毯。门厅很高,如同教堂一样,回荡出各种声音。午夜时分,这里仍然是一片繁忙景象。事实上,黎明前的几个小时是盖世太保最忙碌的时间。如同忙碌的蜂巢一样,从这座大楼的各个角落传出各种声音:电话铃声,皮靴声,电传打字机的哒哒声,口哨,叫喊,谈话……一个佩戴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官衔的大胖子从大厅里走过,揉着鼻子,不感兴趣地扫了他们一眼。

      他们沿着一条长长的走廊往前走,两旁是万字旗和纳粹要员的大理石胸像:希姆莱、戈林、戈培尔、鲍曼、罗森堡、弗兰克、赖伊、塞斯-英夸特……全都雕成古罗马元老的风格。在他们后面,马赫可以听到那几个便衣的脚步声。他偷偷看了一眼耶格尔,只见他直瞪瞪地望着前方,咬紧牙关,腮帮子上的肌肉都绷紧了。

      更多的楼梯。另一道走廊。地毯退场,塑料地毡取而代之。墙壁开始变得暗黑邋遢。马赫猜测他们在大楼的深处,什么地方的二层。“如果你们在这儿等一下的话,”克雷布斯打开一道上了年纪的木门,按了开关,日光灯管一根根地噗噗点亮。他站在门边,让他们进去。“咖啡?”“谢谢。”克雷布斯离开了。这里就剩他们两个人。在门关上的一霎那,马赫看到门外站着两个武装警卫。

      这个房间似乎曾经被盖世太保用作某种“接待室”。房间中央是一面粗木桌子,一边有一把椅子。靠墙摆放着另外六把椅子。一扇很小的窗户,一面墙上挂着约瑟夫·维耶茨(Joseph Vietze,第三帝国肖像和风景画家,为戈林、戈培尔、赫斯等纳粹高官绘制肖像而著称,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别墅陈列有他的多幅风景画作品)的著名作品: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画像。当然,是复制版,挂在塑料画框中。地板上有一些很可疑的褐色圆点,呈喷溅状分布,在马赫看来,很像干涸的血迹。

      位于莱比锡广场南边的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是德意志帝国的黑暗心脏。它同胜利大道、大凯旋门和帝国人民大会堂一样有名,但是却没有出现在任何柏林旅游手册里。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8号是原先的艺术学校,盖世太保总部就设在这里;9号是一座工字型的大楼,是海德里希的私人办公室;最东边,位于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和威廉大街交会处的,是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宫, SD(帝国保安部)的总部。一个复杂的地下通道网络将这三座大楼联为一体。

      耶格尔嘟囔了一句,一头仰倒在椅子上。马赫想不出来和他说什么,只好选择沉默。他向窗户外面看去。南边是弗里德里希?海宁花园,过去是公园,但是早已不对公众开放。在夜色下,花园里的池塘看上去像墨水池,灌木东一丛西一丛,就像特大号的刺猬。枝条光秃秃的酸橙树向天空伸出爪子。右边远处,是混凝土和玻璃的欧罗巴大厦——一些游客总是把这座建筑和欧洲议会大厦弄混。实际上这幢现代风格的立方体建筑是20年代由犹太建筑师门德尔松设计的。盖世太保慷慨地允许保留这座位于他们鼻子底下的建筑,作为这位犹太建筑师“贫乏想象力的见证”。和远处施佩尔的那些巨大公共建筑比起来,这座大楼就像一个玩具魔方。

      马赫记得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带皮利到这里玩。欧罗巴大厦的楼顶有一个露天餐馆。姜汁啤酒和果子奶油蛋糕,一个小小的草台班子在演奏——还能是什么呢?——《风流寡妇》。上年纪的妇人戴着她们为周日出游精心挑选的帽子,用干瘪的手指拨弄着骨瓷餐具。绝大多数人都小心翼翼地不去看黑色树丛后面的那座邪恶建筑。对于剩下的一小部分人来说,欣赏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8号和9号的建筑风格,可以在胆战心惊之余给他们带来一些刺激的快感,就像在监狱外面或者老虎笼子旁边野餐一样。在那几座大楼的地下室里,盖世太保在帝国内政部的授权下,可以采取一种被称为“加大强度的审问方式”。具体的方法由衣着得体、坐在温暖办公室中的人起草,而且执行时总有医生在场。几周以前,在韦尔德市场曾经有过一场谈话,有人打听到了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最新的审问方式:把一根细细的导尿管插入受审者的尿道,然后猛地抽出来。

      “连翩起舞,终日游戏,忽然听到‘我爱你’……”马赫摇了摇头,捏着鼻梁,试图理清头绪,仔细想。他在屁股后面留下了一长串线索,其中任何一项都足以把盖世太保引到施图卡尔特的公寓。他要求调阅施图卡尔特的档案。他和菲贝斯讨论过案情。他给路德家打过电话。他去找过夏洛特·麦吉尔。

      他为那个美国女人感到担心。甚至她逃离托特广场,盖世太保照样也能在明天找到她。“例行调查,小姐……这个信封是什么?……你怎么得到它的?……讲一下打开保险柜的那个人的相貌……”她很坚强,像女演员一样自信,但是在他们的手里,她甚至坚持不了五分钟。

      马赫把额头贴在冰冷的玻璃上。窗户是密封的。从这里到地面有十五米高。

      他身后,门打开了。一个黑黝黝的男人端着两杯咖啡走了进来。他只穿着衬衫,腋窝下有两块深色的汗渍。他把咖啡放在桌子上。耶格尔胳膊交叉,坐在椅子上,端详着他的靴子。“还要等多长时间?”那男人小声嘟囔了一句,他们俩都没听清楚。一小时?一晚上?一周?

      门又关上了。耶格尔尝了口咖啡,立刻皱眉咋舌:“猪尿。”他点了支雪茄,朝自己面前喷着烟圈。两人大眼瞪小眼。过了一会儿,马赫说:“你本来可以逃出去的。”“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别傻了。”

      马赫尝了尝咖啡,已经变凉了。日光灯忽明忽暗,嗡嗡作响,弄得他太阳穴发疼。这就是他们对待嫌疑犯的手法之一。把你丢在这里,直到两三点,困乏不堪,身体最脆弱的时候,防范意识也变得薄弱。作为审问过许多犯人的刑警,他自己也知道这套把戏。

      他把咖啡一口吞尽,然后又点着一支香烟。任何东西,只要能帮助他保持清醒。他为那个女人感到负疚,为他的朋友感到负疚。“我是个傻瓜。不应该把你卷进来。真对不起。”“别说啦。”耶格尔挥挥手,把面前的烟驱散。他倾身向前,轻声对马赫说。“你必须让我分担一部分责任,扎维。好党员耶格尔,恩,褐衬衫,黑衬衫,乱七八糟的什么衬衫,总之二十年来我一直献身于自扫门前雪的神圣事业。”他抓住马赫的膝盖,“他们会给我面子的。我有资本。我一向表现良好,所以会有特权照顾的。”

      他把脑袋凑过来,小声说着:“他们早就已经开始注意你了,朋友。单身,离婚。他们会活剥了你的。至于我呢?正好相反。毕恭毕敬的耶格尔,娶了一个获得德意志母亲勋章的妻子。青铜勋章。嗯,工作能力不太好,也许……”

      “这不是真的。”“……但是对党来说是个安全可靠的人。咱们这么说吧。昨天早上我没告诉你盖世太保接管了布勒的案子。你回来之后,我提议检查一下施图卡尔特这个老家伙。他们会看我的档案的。凭我的良好记录,他们可能会相信这个说法。”“不会起作用的。”“老天!为什么?”“因为这不是特权或者良好记录能够摆平的事。你没看出来吗?布勒和施图卡尔特怎么样?他们是党的高官,咱们俩出生之前他们就入党了。他们死的时候,那些特权又在哪里?”“你真认为盖世太保杀了他们?”耶格尔看起来吓坏了。马赫把手指放在唇上,向那幅画像的方向示意。“你不愿在海德里希面前说的话,也不要和我说。”他小声警告。

      黑夜在沉寂无声中慢慢过去了。大约三点钟的时候,耶格尔拉过两把椅子,摆到一起,然后舒服地躺在上面睡起觉来。不到一分钟,他就开始打鼾。马赫回到窗户旁边。在他身后,他能感觉到海德里希的双眼在盯着他。他试图不去理会这种感觉,但是没有成功。马赫转过身来,面对着画像。

      画中的人物穿着黑色的制服,一张憔悴的白脸,银狐般的头发——不像一个人,倒更像是一个骷髅照片的负片底版。一张X光片。画面中唯一的颜色,就是那张死人面模般脸庞上的淡蓝色双眼。一双细长的、亚洲人一般的眼睛,就像从云层裂缝中露出的冬日天空。

      马赫从未见过海德里希,也未与他交谈过。他只听说过这位大人物的种种传奇。他被书籍和文章描绘成尼采所称的那种超人。穿飞行服的海德里希(他曾经在东线驾驶梅塞施密特喷气式战斗机与苏联飞机缠斗),身穿运动服的海德里希(他曾经代表德国参加过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的击剑比赛),演奏小提琴的海德里希(据说他那哀婉凄美的演奏能让观众感动得热泪盈眶)。两年前,当希姆莱的座机在一万米高空中神秘爆炸后,海德里希接替他成为党卫队全国领袖(Reichsfuhrer-SS)。现在所有的人都在说,他是元首的继承人。刑警总部的传言说这位帝国首席警察最喜爱捆绑和虐恋。

      马赫坐了下来。一阵阵倦意像潮水般席卷而来。这就是麻痹:先是双腿,接着是身体,最后是头脑。尽管极力抗拒,他还是打了一个小盹儿。半梦半醒之间,他觉得自己听到遥远的地方有人在叫喊——绝望的惨叫。但这有可能是梦境。在梦里,脚步声越来越近。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房门砰然打开的声音。他被人粗暴地摇醒。“早上好,先生们。我希望你们休息得很好。”是克雷布斯。

      马赫觉得浑身酸疼。他的眼睛由于日光灯的光线刺激而不断眨巴。窗户外面,天空已经变成珍珠灰色,宣告黎明的到来。耶格尔轻蔑地咕噜着,伸直了腿,坐了起来。“现在又要干什么?”“现在我们谈一谈。”克雷布斯彬彬有礼地说。“跟我来。”“这是谁家倒霉孩子呀?”耶格尔从牙缝里挤出这么几个字,“推得咱们团团转?”不过他很明智,知道把声音尽量压小。他们走进一条走廊,马赫对正在进行的游戏有些担心。这种玩法是他没见过的。审问应当属于夜间的艺术。在你最困倦、最疲惫的时候来玩。为什么要拖到早上?为什么要给他们四五个小时、让他们恢复精力、统一口径?

      克雷布斯刚刚刮过胡子。他的脸颊上有几处小小的口子,露着血丝。“洗手间在右边,”他说,“你们大概需要梳洗一下。”与其说是建议,还不如说是命令。

      洗手间的镜子上布满陈年水垢留下的痕迹。看着那张胡子拉碴、眼睛通红的脸,马赫觉得自己现在的样子与其说是警官,还不如说是罪犯。他按下塞子,把洗脸盆接满水,卷起袖子,松开领带,一捧捧地向脸上泼冷水,还有额头、脖子后面。冰冷刺骨的自来水让他恢复了清醒。耶格尔站在旁边。“别忘了我跟你说的。”马赫连忙把水龙头打开。“小心点。”“你认为他们连自己的厕所都要窃听?”“他们什么地方都窃听。”

      克雷布斯领他们向楼下走去。警卫跟在身后。去地窖?他们穿过门厅——已经比来的时候安静多了——走出了大楼。曙色即将降临。不是去地窖。在宝马轿车里等候的,是把他们从施图卡尔特公寓带来的那位司机。车队离开大楼,向北驶去,加入了波茨坦广场的早高峰车流。在各个大商场的橱窗里,都摆着镀金画框的元首照片——50年代由英国最著名的人像摄影师塞西尔·比顿爵士拍摄,如今已经成为元首的标准像。照片周围摆着嫩绿的月桂树枝和五彩缤纷的鲜花,看上去花团锦簇,雍容非常。元首日前夕典型的商店橱窗布置。还有四天,人们就可以看到万字旗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到处冒出来,整座城市将变成一座红白黑三色的森林。

      耶格尔握住扶手,看起来病怏怏的。“我说,克雷布斯,”他用哄骗的语调说,“咱们都是同级的干部,你至少可以告诉我们这是去哪儿吧?”克雷布斯没有回答。前方是大会堂的圆顶。十分钟后,当汽车转上东西轴心大街时,马赫知道了他们的目的地。

      他们到那里时已经快八点了。布勒别墅的铁门大开,院子里停满了汽车,到处都是穿黑制服的家伙。一个党卫军士兵在用金属探测仪搜索草坪,在他身后插着三面红旗,一群士兵在标出的这些地方用力挖掘。草坪被掀翻,黑棕色的土块压在草上,到处都是乱七八糟。远处还停着一整队的灰色宝马、一辆党卫队的军用卡车、以及一辆大号的装甲车,看起来像银行运金砖的那种防弹车。

      马赫感觉到耶格尔捅了捅他。在房子侧面,阴影之中,停着一辆车身很长的黑色奔驰轿车。司机斜靠在车门上。镀铬的散热器旁边挂着一面金属小旗:黑底,银色党卫军双闪电标志,旗帜的一角是一个神秘的符号,一个哥特体的字母K。

      德国刑事警察的总头子是个上年纪的老人。他的名字是阿图尔?内贝。他是一个传奇。早在党掌握权力之前,内贝就已经成为柏林刑事警察的头头了。那是在二十年代。他的头颅很小,手上的皮肤因为年老而干燥龟裂。1954年,为祝贺他的六十岁生日,帝国国会通过议案,在奥斯特兰总督区赠送给他一宗巨大的地产,位于明斯克附近,占地500多平方公里,包括4座村庄和2000多名白俄罗斯农奴——官方的叫法是“农业工人”。但是这个采邑的主人却从来没有到那里巡视过一次。他和他卧床多年的妻子住在夏洛滕堡的一座大宅子里,到处是消毒水的味道和氧气管的嘶嘶声。一直有传言说海德里希想干掉他,把自己的人扶上帝国刑事警察总监的位子,但是却不敢这么做。

      “Onkel Artur”——“阿图尔大叔”,韦尔德市场的人都这么称呼他。这是个无所不知的老人。马赫曾经远远地与内贝打过照面,但是从来没有与他交谈过。现在他坐在布勒的大钢琴旁边,用一只发黄的手指弹奏着一个高音符。钢琴没有调音,在满是灰尘的空气中,声音听起来很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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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图尔 ·内贝 现实世界中因参与7.20事件于195年被绞死

      站在窗户边,背对着房间的,是奥迪洛·格洛布尼克。克雷布斯“喀”地并拢脚跟,举起右臂:“希特勒万岁!探员扎维尔?马赫和马克斯?耶格尔!”内贝继续弹拨着钢琴琴键。“啊哈!”格洛布斯转过身来。“两位大侦探!”

      靠近了看,这家伙像一头身穿军服的公牛。粗壮的脖子把衣领撑得紧紧的。他的两只大手攥成拳头,垂在身旁。在他的左脸上有一道长长的暗红色伤疤,从颧骨一直划到嘴角。这个男人浑身散发出暴力的气息,危险的味道就像干燥空气中的静电一样环绕其周身。内贝弹一下琴键,他的脸就抽搐一下。在马赫看来,他很想揍那个老头一顿。但是没有这个胆子。内贝的职务比他高。

      “如果党卫队全国总指挥先生结束了他的个人独奏会,”格洛布斯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我想我们可以开始了。”内贝的手悬停在琴键上方。“为什么这个人有一台贝希斯坦牌的钢琴,却不调音呢?”他转过头来看着马赫。“为什么他会那么做?”“他的妻子弹奏钢琴,先生。”马赫彬彬有礼地回答。“她十年前就死了。”“哦,当然,当然。从那之后就没人弹奏它了。可惜。”内贝把琴键盖板盖上,用手指轻轻画着上面的灰尘。“好奇而已。”

      “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格洛布斯打断内贝的感慨,“今天早上我向党卫队全国领袖阁下汇报了一些事情。全国总指挥先生,如您所知,在他的命令下,我们才举行这次会面。克雷布斯将解释盖世太保方面的立场。”马赫飞快地和耶格尔交换了一下眼神。这么说这件事现在已经一直上报到海德里希那里了。

      克雷布斯掏出一份刚打好的备忘录,开始用精确而机械的、不带感情的语调宣读。“有关党员约瑟夫·布勒同志死亡的报告在昨天、即四月十五日凌晨两点十五分,由柏林刑事警察的夜班值班员用电传打字机报告给盖世太保总部。八点三十分,在考虑到党员布勒同志的党卫队旅队长荣誉军衔后,将这一消息通知了党卫队全国领袖阁下本人。”

      马赫把两手背在身后,指甲深深陷入手掌的肉中。耶格尔的脖子上,一条肌肉在神经质地跳动。“在布勒死亡时,盖世太保已经完成了对他的一项特别调查。考虑到这一点,并考虑到布勒在波兰总督区曾经担任过的职位,此案被定为国家安全案件,整个调查行动被移交给盖世太保。“然而,由于在通讯联络的过程中出现某些故障,这个变动没能及时通知给刑警探员扎维尔?马赫。他非法进入了死者的住宅。”盖世太保在调查布勒?马赫迫使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克雷布斯身上。

      “下一个:党员威廉?施图卡尔特同志的死亡。“根据盖世太保的调查结果,施图卡尔特与布勒在某起案件中有关联。再一次将情况通报给全国领袖本人。调查再一次被移交给盖世太保。而且,再一次,探员马赫,这一次是在探员马克斯·耶格尔的陪同下,非法进入死者的住宅自行调查。在4月16日00:12时,探员马赫和耶格尔在施图卡尔特的公寓内被本人亲自逮捕。他们自愿同意与我一同前往盖世太保总部,向更高一级的有关部门澄清有关事实。签字,卡尔·克雷布斯,二级突击队大队长,秘密国家警察 我在今天早晨六点完成此备忘录。”

      克雷布斯叠上备忘录,把它递给刑警头子。外面,铁锹在草坪上翻飞。内贝把那张纸塞进衣袋。“记录方面到此为止。当然了,我们也会准备一份自己的报告的。现在,格洛布斯: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迫不及待地想告诉我们,我知道。”“海德里希想让你亲自去看。”“看什么?”“你的人昨天在这儿进行小小探险时所遗漏的东西。请跟我来。”

      它在地窖里。甚至如果当时马赫砸开了锁头、走进地窖,他也怀疑自己是否能找到这个地方。在一堆堆杂乱堆放的破烂——天鹅绒布面绷裂的旧沙发、随意乱放的木工工具、卷成一卷卷的污秽地毯——后面,是木板墙。有一面墙是假的。

    • 家园 这部书的简体版国内已经有了

      在杂志上分期刊登的,名字叫《战争史研究》,据说本来要搞个单行本,做为《战争史研究》增刊的小册子,后来不了了之了。这本杂志估计河里的大大们应该有不少人知道吧。

      本来下了一个英文版,可是看起来太费劲了。

    • 家园 背景资料供下载

      剧透一下:这部小说中决定屠杀犹太人的万湖(wannsee)会议是一个主线,万湖会议前,第三帝国对犹太人并未决定是否全部屠杀(这中间有一个如何鉴别犹太人的问题)在这场会议中出席的人物都是这部小说中的重要人物,我就偷懒一下,不一一介绍了,有本电子书挺全的,地址如下:http://www.ghwk.de/engl/viten-engl.pdf

      据传给我这本书的我的在德国的师兄说这本书在国内很敏感,似乎属于禁书一类,大家就在这儿看看,别转载了,万一被河蟹部盯上了,要翻墙下河,我们这种生活在GFW下的人们可就惨了,先谢谢了

      最近还找到了一些德国首都的资料,预定会放到文化百家去。

      • 家园 祖国Vaterland(十一)

        施图卡尔特公寓的门口贴上了盖世太保的封条,盖着大印。门把手堵上了红色的封蜡。一张布告向胆敢探头探脑的好奇者宣告,这所公寓已经处于“秘密国家警察”的直接管制之下,严禁进入。马赫戴上一副薄薄的细皮手套,打碎了门把手上的封蜡。他试到第二把钥匙,就毫不费力地就把门打开了。“别碰任何东西。”借助走廊的灯光,马赫找到了电灯开关,扳了上去。

        他打量着周围。这是一座圆形的小门厅。深绿色的锦缎护壁,靠墙摆着雪花石膏和大理石的古董胸像,墙上挂着几幅小油画。门厅两侧各有一条走廊,正对着公寓大门则是两扇白色的门。他们推开门,走进一间富丽堂皇的客厅。

        马赫眨巴眨巴眼睛。他只在画报里的巴黎歌剧院介绍中看到过同样令人目不暇接的奢华场面。这个大客厅有20米见方,左边墙上有两扇门,右边有一扇,正对着门厅则是五扇法式落地窗。天花板很高,挂着华丽的水晶枝形吊灯,正在大放光明。这间客厅比楼下的门厅布置得更加奢华,到处都是价值不菲的古董家具。油画,雕塑,小件古董,花色黯淡的名贵波斯地毯。壁炉上面是涡纹装饰的威尼斯镀金镜子,前面摆着两座镶嵌着金丝和宝石的珐琅佛塔,就是摆在博物馆里也不失为一流的藏品——也许正是从华沙或者巴黎的某家博物馆里弄来的,马赫想。他回忆起布勒的别墅,以及哈尔德告诉他的故事。这套奢华公寓就是残酷的战争之树为权贵们结出的甜美果实。

        “再给我讲一遍当时的经过。”“门房把门打开。我们走进来。他喊了喊,没人应答。于是我们分头检查。我打开了这扇门。”她领他退回到门厅,指指右边那道走廊。尽头是一道小一些的门。马赫只在杂志上看过与这类似的浴室。比他自己公寓的客厅还要大。象牙色和黑色的大理石,烟玻璃和镀铬的浴室设备。和古罗马浴池一样大的下沉式漩涡按摩浴缸。插满鲜花的花瓶,玫瑰、百合、满天星、羊齿蕨和铁线兰,花朵已经开始枯萎。洗脸池的水龙头也是镀金的。就在这儿,马赫想,德马尔斯基小姐泡在浴缸里,用美甲师修过的手指翻着欧洲版《时尚》杂志。她那头金发被选帝侯大街的美发师漂成白金色,她的波兰祖宗也被施图卡尔特设法漂白成高贵的日耳曼人。

        “然后呢?”“我回到客厅。”他们沿着原路走了回去。马赫再度仔细打量这个房间,注意到一些有趣的细节。宁芙,居住于山林水泽的美丽仙女,到处都是宁芙。镀金的宁芙头戴花冠,双手撑着镜子;青铜的宁芙举着台灯;象牙雕刻的宁芙扶着座钟。墙上也挂着许多宁芙。身披轻纱的宁芙,与睡莲一起在池塘中沐浴的宁芙,和年轻猎人嬉笑的宁芙,林中仙女和水中仙女……还有安菲特律特(海中五十仙女之一,海神波塞冬之妻)和忒提斯(海中女神,阿基里斯的母亲)。

        落地窗外,可以看到托特广场的灯光。厚重的金丝织缎帷幔和薄如蝉翼的挑纱窗帘被拉到两旁,用带穗子的天鹅绒粗绳挽住。另外三面墙上挂着许多镜子。在金碧辉煌的家具和美奂美仑的古董中间,马赫的黑色制服和夏莉的蓝色风衣显得格外不协调。

        “我听到门房在卧室里尖声呼叫,于是跑进去,看看出什么事。”她指着右边那扇门。门里面是一间与客厅等宽的房间。借着客厅的光亮,马赫分辨出这里是一间书房。房间另一头,通往主卧室的门开着。他走进去,摸索着把门边的壁灯打开。她扭过脸去。在昏黄的灯光下,干涸的血迹看上去变成了黑色。一块一块的黑色图案奇形怪状,看上去就像心理医生用的墨迹图。墙上和天花板上也有血迹,一道道干血悬挂在墙上,仿佛一株株小树。“他们在床上?”她点了点头。“然后你做了什么?”“喊警察。”“门房在哪儿?”“浴室里。他一看到那场面就吐了。幸亏没吐在地毯上。”“之后你又看过尸体吗?”她怒气冲冲地瞪着他。“好吧,好吧,小姐。”马赫举手投降。“可以了。去客厅等我。”

        人的身体里有六公升血液。足够给一间公寓刷墙用了。马赫工作时设法避免往床上和墙上看。他走进衣帽间,打开衣橱,检查每一件衣服,用戴手套的手摸索口袋和褶边。他把床头柜挪开,检查后面。他没有翻抽屉,因为前一批盖世太保肯定都检查过了,不过最后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把抽屉拉开。里面的东西果然被检查过,然后乱七八糟地塞了回去。从手法上看,应该是一个笨手笨脚的民警搜查的。损坏的证据比发现的还多。什么也没有。冒这么大的风险,难道得到的是这个结果吗?

        他把胳膊伸到床底下时听到了那个声音。过了一秒钟才反应过来。“爱难开口,心难碎,连翩起舞……”“抱歉。”他冲进客厅时,她吐了吐舌头说,“我不应该碰那玩意儿。”他把巧克力盒从她手上拿走,关上盒盖。“你在哪儿找到的?”“桌子上。”有人把施图卡尔特过去几天的邮件都拿到客厅里了,一封封地拆开检查过。拆开的信封都扔在桌子上,旁边是电话。他刚才没有注意到这些信。怎么可能?!那盒巧克力的包裹也被撕开,丢在桌子上。马赫把它拿起来。同样的专业包裹,苏黎世的邮戳,星期一下午,16时。这时他注意到她手里拿着一把拆信刀。“我告诉你别碰任何东西。”“我说了对不起。”“你以为这是在做游戏?”哦,天哪,她比我还疯。“你现在必须离开这儿。”他试图抓住她的胳膊,但是她闪开了。“没门。”她面对着他往后退,用那把刀指着他。“我和你一样有权利待在这儿。你敢把我扔出去,我就拼命喊,把柏林所有的盖世太保全都招来。”“你有一把刀。不过我有一把枪。”“啊哈!可是你不敢开枪。”

        马赫伸手搔了搔头发。你以为你比别人都聪明,但是现在蹦出来这么个女人。你把她从酒吧里叫出来,带到这儿。她无时无刻不在想法混进这里,可是你竟然希望她乖乖地离开。马赫觉得自己看上去一定像一个白痴。“你跟我撒谎了。”“你也对我撒谎了。所以咱俩扯平了。” “这儿很危险。我求求你了。你不知道他们……”

        “我知道的事,我的采访资格被取消了,原因是这座公寓里发生的什么事。我被勒令离开你们这个疯疯癫癫的国家,一回到纽约就会被解雇。这老头害我失去了工作。所以我一定要找出原因来。”“你怎么以为我会相信你?”“你怎么以为我会相信你?”他们对峙了一分钟。他的手还在挠头发,她用一把银质的拆信刀对着他。外面,欧洲议会大厦楼顶的大自鸣钟在报时,奏出《欢乐颂》的头几个音节。他看了看表。十点整。

        “没时间和你玩这个了。”他快速地说着,试图用急迫性打动她。 “这儿是公寓的钥匙。这把能打开楼门。这把是公寓大门钥匙。这把是床头柜的钥匙。这是桌子抽屉的钥匙。这把……”他看着独特的圆柱形匙身和排列成小孔的匙齿,若有所思地说,“应该是保险柜的钥匙。保险柜在哪儿?”“我不知道。发誓。”

        他们快速地搜索了整个公寓。书房、主卧和主人浴室里都没有保险柜。客厅另一边的两扇门分别通往一间小沙龙、两间客房和餐厅。左边那条走廊的尽头是厨房和洗衣房。所有的房间里都没有保险柜。过了十多分钟,他们垂头丧气地回到客厅。马赫开始挪动家具,摸索墙纸,检查油画后面的墙壁,掀开地毯。突然她说:“这面镜子松了。”很小的镜子,三十厘米宽,挂在发现邮件的那张桌子上方。马赫抓住镜框,它动了动,但是取不下来。“试试这个。”她把刀递了过去。马赫小心翼翼地把刀背伸到镜子后面,试探着。左边三分之一高度的地方,刀子碰到了什么东西。一个小杠杆。他用刀拨弄着,忽然碰到了什么机关,镜子一下子弹开了,露出后面的保险柜。光有那把钥匙还不够。还有一个号码锁。马赫小声诅咒着。“对你来说太难了?”她幸灾乐祸地问道。 “在困境中,”马赫反唇相讥,“一个足智多谋的警官总会找到机会的。”他伸手拿起电话。

        五千英里之外,肯尼迪总统正露出他那著名的招牌笑容。他正在一座体育场里对几千名老百姓发表演讲,面前堆满麦克风,身后是红、白、蓝三色条幅,和“选肯尼迪当下届总统”、“六四年之后再来四年”的大标语。他说了句什么话,马赫没听懂,但是下面的人群却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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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叔叔大家都认识的哦

        “他刚才说什么?”他们坐在施图卡尔特公寓的书房里。电视发出幽幽的蓝光。他们正在收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实况转播。在第三帝国,非法接收和收看境外(尤其是美国)的电视节目,被列为危害国家安全的重罪。只有高官要员的住宅和高级涉外饭店才可以安装卫星电视信号接收装置。

        她为他翻译:“德国人有他们的政治制度,我们有我们的。但是我们都是同一个星球上的公民。正如我们两个国家记得的那样,我真诚地相信,我们之间能够有和平。”她踢掉了高跟鞋,聚精会神地趴在电视机跟前的地毯上,马赫则坐在长沙发上。

        “啊哈,这段话更有意思。”等屏幕里的那个人又讲完长长的一段话之后,她才开始翻译。“他说他秋天访问德国时,准备提出改善人权的问题。”她摇摇头,哈哈大笑。“这个老搅屎棍,他唯一关心的是改善他在十一月大选里的得票情况。”

        “人权?”“你们集中营里关的几千个持不同政见者,战争中失踪的几百万犹太人,拷打、酷刑,对政治犯的死刑。抱歉提到这些。不过我们那儿是个堕落的布尔乔亚国家,认为人应当享有人权。过去二十年里你没听说过这些事?”她话中的轻蔑语调令他很不自在。他从来没有和一个美国人说过这么多话。以前只碰到过几个美国游客,还有几个受宣传部邀请、来柏林参观的美国亲纳粹分子,比如查尔斯林德伯格和库林格神父。受盖世太保邀请,美国的红十字会官员参观过几所样板集中营。

        听她的意思,好像她对德国最近几十年的历史比他更清楚。他觉得应该说点什么来反驳她,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你的口气就像一个政客。”他能想到的最有力反驳就是这个了。她没有搭理他。他继续看电视屏幕。不考虑老花镜和满脸皱纹的话,肯尼迪看起来就像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他会赢吗?”她没说话。有一阵他以为她不再搭理他了。过了一会儿,她才接茬。“我觉得会。对于一个75岁的老头来说,他的状态相当不错,你也得承认这点。”“没错。”

        马赫站了起来,走到窗户旁边,点燃一支香烟,不时望望窗外。托特广场上的车很少。这里本来就是个住户不多的高级社区,达官贵人们不是出去度假了,就是去阿德隆酒店吃晚餐,去国家歌剧院欣赏普契尼的《托斯卡》——世界闻名的女高音玛丽亚卡拉斯正在帝国做巡回演出。一对年轻恋人正在托特的塑像下手挽手。作为恋人,他们的举动非常不自然,太客气了,可能是盖世太保的密探,这事不好说。一阵强有力的发动机轰鸣声,一辆黑色的保时捷跑车从广场旁边飞速驶过,红色的尾灯消失在远处巨大建筑的黑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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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德隆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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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丽亚卡拉斯,与故事本身无关,不过,纪念一下吧

        “战争中消失的几百万犹太人……”光是和她谈论这个话题,就可能把他送上党卫队内部法庭。不过她的见闻对他来说是一个崭新的知识宝库。某些信息对她来说也许是空气和水一样平淡的琐事,对他来说却是比金子还珍贵的情报。如果他能把她劝服得不那么针锋相对……也许会得到一些宣传部样板新闻之外的信息。不,这念头太荒谬了。他现在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

        一个金发播音员在念着新闻。背景是肯尼迪和希特勒的照片,以及那个法语单词:“DETENTE”——缓和。夏洛特麦吉尔爬起来,在书房的酒橱里找到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给自己倒了满满的一大杯,然后舒服地坐到沙发里。她举起酒杯,嘲笑地对屏幕行了个纳粹举手礼。“敬约瑟夫肯尼迪,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平使者,狗娘养的私酒贩子,反犹主义老混蛋。祝你穿在烤肉叉上在地狱里烤。”

        书房里的时钟指向十点半。十点四十五。十一点。她说:“也许你的朋友改变了主意。”站在窗边的马赫摇头。“他会来的。”又过了几分钟,托特广场上出现了一辆蓝色的斯柯达轿车。它绕着广场慢慢地兜了个圈子,接着又兜了一圈,然后停在这座公寓楼的对面。马克斯耶格尔从驾驶座里爬出来。另一边的车门里钻出一个小个子男人,穿着夹克,戴着顶软呢帽,手上提着一个医生出诊用的提箱。他抬头看了看这座楼,发现了灯光,转身向后退缩,但是耶格尔揪住他的胳膊,把他拖到公寓楼下。

        门厅的蜂鸣器响了。“你最好不要开口说话,”马赫叮嘱说,“这样最好。”“随你的意。”她嘟哝着说。他走到门厅,按下蜂鸣器通话键。“你好,马克斯。”他按了开门键,打开楼下的大门,接着把公寓门也打开。走廊上没人。

        过了大约一分钟,传来轻柔的一声“叮咚”。电梯到了四楼。马赫把门拉开,那个小个子男人低头走进施图卡尔特公寓的门厅,一言不发。这个家伙大约五十岁,长着一张黄鼠狼一样的脸,身上带着在后街小巷和黑道上厮混多年的那种鬼鬼祟祟味道,像他口中发出的气味一样难闻。耶格尔跟在他的身后。那个人看到夏洛特后,退回到门厅里。

        “那女人是谁?”他惊慌地问耶格尔。“你没提到有女人在场。那女人是谁?”“闭嘴,维利!”耶格尔喝道,把那男人推到客厅。“别理她,维利,看这儿。”马赫一边安慰着,一边扭亮台灯,让它照着保险柜。“英国货,”维利?施蒂耶费尔看了看保险柜,“金属防护外壳。厚十五毫米的钢板。机械构造很巧妙。八位密码。或者六位,如果你幸运的话。”他转向马赫,带着哀求的口气说:“求您了,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再被逮到一次,我就得上断头台了。”“你不快点干的话,这次就得上断头台。”马赫恐吓他。“十五分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然后我就离开这儿。求您了。”马赫点点头。“可以。”

        施蒂耶费尔又多疑地看了夏洛特一眼,然后开始工作。他脱去外套和帽子,打开手提箱,拿出一付橡胶手套和一具听诊器。马赫把耶格尔拉到窗边,悄悄问他:“你怎么说服他的?”“你以为呢?我跟他说,第四十二条对他来说仍然有效。这家伙不用多劝,一点就透。”《德意志帝国刑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对于惯犯和“反道德”的罪犯,可以在他们没有作案时就实施“预防性拘留”,只要有怀疑就可以。国家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罪犯在血液和基因里带着牢牢的天然烙印,犯罪癖好是与生俱来的,就像音乐天赋或者金色头发一样。罪犯的先天特征,而不是他所犯的罪行,才是定罪的最大依据。一个小混混,在第一次参加街头斗殴时,从受害者身上抢走几马克,就有可能被判处死刑,如果他的长相显得獐头鼠目的话。判决书会宣布“他显露出对犯罪的病态爱好,这种犯罪倾向深深植根于他的本性之中,排除了他作为国家和民族有用一员的可能性。”但是第二天,在同一个法庭上,同一个法官可能会让一个因为一句话便射杀自己妻子的党员当庭交保释放,因为后者“没有社会危害性”。

        施蒂耶费尔经不起下一次逮捕了。他刚因为抢劫银行在斯潘道监狱服完八年徒刑。现在他只能乖乖地和警察合作,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提供情报、充当线人、撬门压锁——没有其他选择,否则很容易就被“预防性拘留”,即使他什么坏事也没有做。出狱以后,维利施蒂耶费尔在工人阶级居住地维廷区开了一个修表小摊,向当地民警发誓从此清白做人。但是看他现在的动作,很难相信这点。维利熟练地把听诊器的探头放在锁止机关所在的地方,塞好耳塞,然后开始耐心地转动号码盘。

        “快点,维利。”马赫搓着手,手指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耶稣基督!”耶格尔压低声音,“我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回头给你解释。”“不,谢谢。我和你说,我不想知道。”施蒂耶费尔的全身绷紧了。他已经找到第一个锁止机关的位置。“1。”这是密码锁的第一位号码。耶格尔不断斜眼偷窥那个女人。她故意装出一副仪式端庄的姿势,坐在一把镀金椅子上,双手姿态优雅地放在膝盖上。“一个外国女人!老天啊!”“6”

        时间就这样一点一滴地过去。每过几分钟找出一个号码。11点35分,施蒂耶费尔向马赫提出了问题。“这个保险柜的主人,他的生日是哪天?”“你问这个干什么?”“告诉我。这会节省时间。我想他把自己的生日设成了密码。1、6、1、1、1、9,我已经找到这几位数字了。11月,16日,19……”马赫掏出笔记本,开始拼命地翻阅。啊,在这里!“1902。”“0……2……”施蒂耶费尔露出了满意的笑容。“通常都是主人的生日,”他说,“或者元首的生日,或者民族觉醒日。”他把保险柜的钢门拉开。

        那个保险柜很小。宽和高都只有二十厘米。没有钞票或珠宝。只有纸——陈年旧纸,已经发黄。马赫把它们拿出来,放在桌上,开始翻阅。“我要走了,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马赫没有搭理他。用红色丝带捆绑的是一叠财产文件。位于威斯巴登的某所大庄园——家族地产。股权所有证:法本、西门子、蒂森、斯柯达、赫希、美孚石油,上面的金额都是天文数字,大得骇人听闻。波兰和法国的庄园地契。保险单据。一张玛丽亚德马尔斯基的照片,大概拍摄于五十年代。

        突然,站在窗边的耶格尔发出警告:“他们来了。你这个傻子!大白痴!”一辆没有车牌的灰色宝马轿车正在托特广场上向这边开来。速度很快。后面是一辆军用卡车。两辆车在施图卡尔特的公寓楼下急刹车,把车道堵塞住了。两个穿黑色皮夹克的男人跳出轿车。卡车车厢尾栏板被踢开,几十名手持冲锋枪的党卫军士兵跳了下来。“快跑!快跑!”耶格尔冲马赫大喊大叫。他开始把夏莉和施蒂耶费尔往大门那边推。

        马赫用发抖的手指继续翻阅那摞纸。在最下面是一个蓝色信封,没有任何标记。里面有个有分量的东西。信封是开着的。他看见封口背面有铜版印刷的花体字:“Zaugg & Cie. Bankiers”。他把这信封塞进口袋。下面,公寓楼的大门被砸得砰砰响,警报器发出高音蜂鸣,在四层楼之上都可以听见。

        “他们肯定知道我们在这儿。”“现在怎么办?”耶格尔问。施蒂耶费尔的脸都变灰了。那个女人被吓得像雕像一样,一动不动。“地下室!”马赫冲他们喊道。“我知道出去的路!上电梯!快!”另外三个人都冲进走廊。马赫把文件塞回保险柜,关上门,拨乱号码盘,把镜子推回去。没有时间把门把手上的封蜡塞回去了。他们按住电梯,等着他。他飞身闪了进去,电梯门马上关上了。三楼,二楼……马赫祈祷着,希望电梯不会停在地面层。没有停。电梯门打开,外面是地下室光秃秃的水泥墙壁。楼梯间那边传出党卫队士兵沉重皮靴的声音。

        “这边!”被他拆下来的通风口金属遮板还放在墙边。施蒂耶费尔不需要告诉,就向通风管道爬去。他先把那个提箱丢进去,然后向上一蹿,但是没有抓到可以借力的东西。他两手撑着通风孔边缘,两腿在光滑的墙面上乱踢乱蹬,试图找到落足点。“帮帮我!”马赫和耶格尔托住他的双腿,把他推了进去。皮靴踩在水泥地上的声音越来越大。他们一定发现了地下室的入口。一个人在大声发号施令。

        马赫对夏莉说:“你是下一个。”她表示反对,指着耶格尔说:“你一个人没法把他塞进去。”耶格尔攥起拳头,然后又放开了。她是对的。他太胖了。“我留下来,想法混过去。你们俩快出去。”“不。”现在形成了僵局。

        马赫掏出信封,递给夏莉。“你带着这个。我们俩可能被搜身。” “那你呢?”她一手提着高跟鞋,正准备蹬上椅子。“别轻举妄动,直到我和你联系。别跟任何人说。”他一把抓过她,抱住她的双腿,把她塞进了通风孔。她可真轻。党卫队士兵已经冲进了地下室。在走廊上。一扇扇门被踢开。马赫把金属遮板放回原处,然后把椅子踢到一边。

        • 家园 送花谢宝,很有意思的文章,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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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祖国Vaterland(十)

        瓦尔特·菲贝斯在他的办公室喝着荷兰杜松子酒。窗户旁边的桌子上,有五个脑袋在瞪着他:五个白石膏做的人头,一半头皮掀开,露出里面粉红色的大脑。五个脑袋排成一排,远远看上去就像洗手间里的五个水池。它们从左到右按照种族优劣顺序排列,每个脑袋下面都有文字说明。这是第三帝国官定的种族等级:

        第一等,纯种北欧人,包括绝大多数荷兰人、丹麦人、挪威人、瑞典人,他们是第三帝国最理想的种族,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保持着纯正的北欧血统,身材高大,长颅窄面,金发碧眼。讽刺的是,在德国本土,属于这个种族的人却不多。

        第二等,旧石器时代以后混入微量凯尔特或其他“无害”血统的北欧人,或称法利克人(Phalic),这些人包括大多数德意志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爱沙尼亚-芬兰人,他们面部稍微圆一点、颅骨稍微矮一点,但也是金发碧眼。

        第三等,有少量阿尔卑斯-迪纳里克血统或东波罗的血统的混血种,他们的头发稍微暗一些,眼睛的颜色也可能是绿色或者褐色,住在东南欧或波罗的海东岸的日耳曼人大多属于这个类型;只有属于以上这三个种族的人可以参加党卫队。

        另外两个等级的人头面带责备地盯着菲贝斯,他们不能在第三帝国担任高级公职:

        第四等,迪纳里克或东波罗的血统占优势的混血种族,或者这两个血统的纯种,囊括了属于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乌克兰、俄罗斯、捷克、克罗地亚等种族的帝国臣民,尽管他们当中也有金发碧眼,但是颅骨的比例却不符合某些标准:面部太宽,或者眼睛之间的距离太大;最末一个等级则是带有非雅利安人血统的混血儿。

        在新欧洲的这个种族等级序列中,大多数法国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和西班牙人被定为“地中海种族”和“阿尔卑斯种族”,他们的地位在第三等级和第四等级之间,但是由于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外国公民,因此他们的脑袋没有被陈列在菲贝斯的办公室中。

        马赫的种族属性介于第一等和第二等之间。至于菲贝斯,很讽刺的是,他勉强够得上划入第三等的标准。第三帝国最狂热的种族主义者很少是那些金发碧眼的雅利安超人——用《黑色军团》的话说,“他们对于自己属于统治种族一事太过理所当然”,因此很少去操心这方面的问题。相反地,对“雅利安人血统纯正性”最热衷的却是那些对自己血统不那么自信的家伙:弗兰肯大区(巴伐利亚北部)某个长着罗圈腿的黑头发校长;下巴伐利亚某个戴着厚厚眼镜的肥胖店主;图林根地区某个红头发、面颊抽搐的神经质会计师,志愿参加党的义务工作,利用节假日时间对希特勒青年团的年轻团员们传授种族学知识……胖子、瘸子、丑八怪。捍卫“雅利安种族纯洁”的急先锋,就是这些人。

        “什么是纯种的雅利安人?”“像戈培尔一样高,像戈林一样体态健美,像元首一样金发碧眼”记得当年这个老笑话的人,不是进了KZ,就是干脆消失无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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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笑话确实很好笑

        这么说,威廉·施图卡尔特的档案是在菲贝斯这里了——这个长着近视眼、弯腰罗锅、一嘴龅牙、头戴绿帽子的老菲贝斯。帝国把他最乐意干的工作恩赐给了他。种族间性行为和同性恋的数量猛增,已经超过了强奸、人工流产,这个“反德意志民族的重罪”,可以被判处死刑。如今已经进入六十年代,这些新罪名已经成为第三帝国最主要的性犯罪活动。菲贝斯带着狂热和欣喜的劲头,为帝国、为元首侦破这些案子,日夜不休。用耶格尔的刻薄话说,党员菲贝斯同志在这些与性有关的案子中间一边打滚,一边高兴得直哼哼,快活得就像粪堆里的一头猪一样。

        但今天不是。他在办公室里饮酒,眼神模糊,秃脑袋上的假发两头翘起,像蝙蝠翅膀一样呼扇着。“报纸上说,施图卡尔特死于心力衰竭。”马赫对他说。

        菲贝斯眨了眨眼睛。“但是档案室说,他的资料被你拿走了。”“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当然有。咱俩是同事,对吧?”不待邀请,马赫就一屁股坐了下来,点着一支香烟,“还有,咱俩同病相怜,都有‘家庭事务的困扰’,对吧?”“不光是家庭事务。”菲贝斯咂吧咂吧嘴。“给我一支。”

        马赫递过去一支香烟,然后点着自己的打火机,送了过去。菲贝斯深深地吸了一口,表情看上去就像一个偷偷抽烟的学校男生。“这案子对我震动太大了。马赫。不骗你。这个人对我来说就像英雄一样。”“你认识他?”“听说过他。我这种地位的人,怎么能和他相识呢?”菲贝斯自卑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怎么?你为什么对他产生兴趣?” “国家安全。能告诉你的就这么多。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啊。明白了。”菲贝斯又给自己倒了一大杯酒。“我们俩非常像。马赫。你和我。”

        “是么?”“没错。只有你泡办公室的时间和我一样多。咱俩都把老婆孩子那套东西给抛弃了——那堆狗屎!咱俩都是为工作而生。工作进展顺利,你就觉得高兴。工作要是不顺利……”菲贝斯的脑袋开始往前耷拉,“你看过施图·卡尔特的书吗?”“很不幸,没有。”

        菲贝斯拉开抽屉,拿出一本皮革封面的精装书,递给马赫。《德国种族法评注》。马赫注意到书的切口已经被翻得很脏,封面的烫金书名已经褪色,装订线也开始松动,可见它经常被书的主人翻阅。

        马赫飞快地翻着书页。这本书用大段大段的章节仔细解释了1935年通过的三部法律:《帝国公民法》,《德意志血统和尊严保护法》,《德意志人民遗传健康保护法》。它们被统称为《纽伦堡种族法》。书中一些段落用红墨水画上了着重线,旁边写上了大大的惊叹号表示赞许: “为了避免玷污种族血统,新婚夫妇在婚前必须接受强制的婚前检查”,“患有性病、先天低能、癫痫症和遗传疾病(参见1933年的《绝育法》)的人,结婚前必须接受绝育手术”。还有表格:“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通婚状况统计表”,“给定数目的任意人群中属于第一等杂种血统的人口统计”(注:在纳粹德国,“Mischlinge”(杂种)这个词特指混入犹太血统的混血儿。第一等是有1/2犹太血统、但本人不信犹太教的,第二等是有1/4犹太血统的,第三等是有1/8犹太血统的,以此类推)

        对于马赫来说,这完全是一本不知所云的奥义天书。菲贝斯解释说:“这里面大多数内容已经过时了。你知道,这些法律基本上是针对犹太人的,而犹太人,你知道……”尽管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俩,但菲贝斯还是下意识地来了个“德意志一瞥”:“……他们全都迁移到东方去了。但是施图卡尔特仍然是我的偶像。这部书就是整个帝国种族系统的基石。”

        马赫把这部圣书递了回去,菲贝斯双手捧过它,脸上露出慈爱的神情,像圣母抱着圣婴。“谢谢。其实我想看的是施图卡尔特的案卷。”马赫等着对方表示反对。但是令他很惊讶,菲贝斯一边抓起酒瓶子给自己再倒一杯酒,一边用漠不关心的语气说:“自己看吧。”

        有关施图卡尔特的刑警档案已经发黄,看上去有些年头了。档案中最早的文件可以追溯到四分之一世纪以前。1936年,施图卡尔特成为内政部“保卫德意志血统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由律师、医生、公务员组成,专门对那些申请与非雅利安人通婚的申请进行评判,决定是否批准相应的婚姻请求。不久之后,有关部门就开始受到匿名举报,说施图卡尔特接受金钱贿赂,非法签发结婚许可,同时还与一些女当事人有暧昧的关系,对她们提出性要求。

        第一个具名的举报者是多特蒙德的一名裁缝,马塞尔先生。他向当地的党支部提出抗议,说他的未婚妻被施图卡尔特骚扰了。他的申诉书被移交给刑警。之后警察部门没有对施图卡尔特展开任何调查,反而把马塞尔先生和他的未婚妻关进了集中营。之后还有数起类似的举报,其中一起战时投诉来自他居住的那个街区的街道委员会主任(纳粹党的最低级党组织),对这些投诉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处理的。

        1953年,施图卡尔特开始与玛丽亚·德马尔斯基,一个18岁的华沙女孩交往。为了嫁给一名国防军上尉,这个女孩宣称自己的德意志血统可以追溯至1720年。内政部的调查结果是,德马尔斯基提交的路德派教堂洗礼登记文件是伪造的。第二年,德马尔斯基获得了在德国政府部门工作的许可,她的雇主是一个叫威廉·施图卡尔特的家伙。

        马赫扬了扬眉毛。“这家伙这么做,怎么可能十年里一点事儿都没有呢?”“他是个党卫队旅队长,马赫。你没法投诉一个旅队长。你看见马塞尔的下落了吧?谁要是敢检举,下场很可能和他一样。还有,谁也没有拿得出手的证据,照片、情书,一概没有。不过……”“嗯?不过什么?现在有了证据?”“你接着看下去吧。”

        在案卷中有一个棕色的马尼拉纸信封,里面有十多张彩色照片。是用质量最好的阿克发胶卷冲印的,画面极清晰。画面中,施图卡尔特和德马尔斯基一块儿躺在床上,猩红色的高级丝绸床单上,两具白花花的肉体。画中人物的面孔很好辨认。这些照片全都是从一个固定的角度拍摄的,可能安放在床对面的柜子上或镜框中。那女孩的身体看起来肤色苍白,营养不良,被压在施图卡尔特的肥大身躯下,仿佛就要被折断一样。在一张照片里,她跨坐在施图卡尔特身上,细瘦的胳膊伸到脑后,脸侧对着照相机的镜头。德马尔斯基的脸庞看起来比较宽,斯拉夫人的特征很明显。但是从她那一头浅白色齐肩金发上看,如果说这个女孩是日耳曼人,似乎也有一些根据。

        “这照片不是最近拍的吧?”“差不多十年以前。老头儿头发没那么白。小妞儿后来胖了一点。看上去更像妓女了。”“他们这是在哪儿?”照片的背景很模糊,依稀可以看出棕色木头的床头板,红白相间的条纹壁纸,一盏壁灯、上面有黄色的灯罩。“不是他家——至少不是现在的样子。可能是在饭店里。或者妓院。你发现没有?他们有时候直盯着镜头看,所以我想照相机可能是安装在一面双面镜子的后面。他们是在照镜子。”

        马赫又仔细看了一遍照片。他用手指摸着照片的背面。相纸很挺括,很新。应该是用老胶卷翻印的新照片。在克罗伊茨贝格的昏暗小巷里,一个拉皮条的人肉贩子会向你兜售这种翻拍的色情照片。“你在哪儿找到这些照片的?”“尸体旁边。”

        案卷里说:施图卡尔特先射杀了他的情妇。玛丽亚·德马尔斯基衣着整齐,脸朝下仆倒在施图卡尔特位于弗里茨·托特广场的公寓床上。子弹是从后颈射入的,凶器是党卫队为高级军官配发的卢格手枪(如果这把枪真是凶器的话,那也一定是它第一次开火,马赫想)。伤口里的鹅毛和棉花表明凶手是隔着枕头开枪的。为了消音。接着,施图卡尔特坐在床边,吞枪自尽。现场照片上,他僵硬的右手还紧紧握着那把枪。

        “他留下一张字条,”菲贝斯说,“放在餐厅桌子上。‘通过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能让我的家人、帝国和元首免遭耻辱。希特勒万岁!德意志万岁!’署名:威廉?施图卡尔特。”“敲诈?”“有可能。”“谁发现尸体的?”“啊!这一点最有意思了。”菲贝斯一字一字地挤出来,仿佛每个字都带着毒汁:“一个美国女记者。”

        她的陈述也在案卷里。夏洛特·麦吉尔,25岁,一家美国通讯社——世界欧洲报导(World European Feature)驻柏林的特派记者。“一个真正的小婊子。我们把她带进来的时候还在大嚷大叫,宣布她的什么权利。权利!哈!”菲贝斯又倒了一杯酒。“操!我想咱们现在对这帮西方媒体记者(汗一下)真是太客气了,你说是吧?”

        马赫看了看她的住址。除了这个记者以外,唯一一个目击证人是施图卡尔特那座公寓的守门人。这美国女人声称在楼梯上看到两个男人,接着她就发现了尸体。但是守门人发誓说当时没有别的人在场。还有一个信封,装的是从施图卡尔特身上找到的一串钥匙。

        马赫突然猛地抬起头,表情紧张地盯着菲贝斯背后那扇毛玻璃门。那老酒鬼吓了一跳,从椅子上蹦了起来。“怎么回事儿?”“没什么。门外面有个影子。”

        “老天!这鬼地方……”菲贝斯冲到门边,打开门,向走廊上左右张望。马赫迅速把信封塞进自己的口袋里。

        “走廊上没人。”菲贝斯关上房门,“你的胆量也越来越小了,马赫。”“是啊。有时候经常出现幻觉。反应过度。大概我该去休假了。”他合上案卷,站了起来。

        菲贝斯在酒精的影响下前后晃动着脑袋,斜眼瞪着他。“你不把这玩意儿拿走?你不是和……呃……盖世太保一块儿办这个案子么?”“没有。两码事。”“哦。”菲贝斯一屁股坐了下去。“刚才你说‘国家安全’,我以为……没关系。盖世太保把这个案子接过去了。谢天谢地。格洛布斯亲自负责。呃!你听说过他吧。一个恶棍。没错。恶棍。不过他会把这事儿查个水落石出的。”

        亚历山大广场的档案处提供了路德的住址。根据警方档案,他仍然住在达勒姆区。马赫又点了一支香烟,然后开始拨路德家电话。电话铃响了半天,但是没有人接。就在他要挂上电话时,话筒另一头忽然传来了一个妇女的声音。“喂?”

        “路德夫人?”“是。”她的声音比他预想的要年轻。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仿佛刚刚哭过。“我的名字是扎维尔·马赫。我是柏林刑事警察的一名侦探。我能和你丈夫谈话吗?”“抱歉……我不明白。如果你是警察,那你应该知道……”“知道?知道什么?”“他失踪了啊!他星期天就失踪了。”她又开始哭起来。

        “啊,我很抱歉听到这个消息。”马赫小心翼翼地把香烟放在烟灰缸的边上,让它保持平衡。天上的父啊!又一个!“他说他因为生意上的事要到慕尼黑去,星期一回来。”话筒另一头的女人擤了下鼻子,“不过我早就和警察局的人说过这些事了啊。你肯定知道,现在是很高级的官员在处理这个案子……”

        路德夫人突然中断了说话。马赫能听到话筒的另一头有小声交谈的声音。一个男人的多疑声音。她对那男人说了些什么,然后又转回来对着听筒说话。“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格洛布尼克在这里。他想和你谈谈。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马赫挂上了电话。

        在离开办公室的路上,他想着上午在布勒家里接到的那个电话。一个老头的声音。“布勒?请讲话。谁在那边?”“一个朋友。”然后电话被挂断。

        在戈滕兰车站附近,比洛大街自东向西横穿柏林交通最繁忙的街区之一。这片街区长达一公里,那美国女人的住址就在这一带。那栋公寓楼比马赫想像的还要破败不堪:五层高的砖楼,墙面上积满了一个世纪以来从柏林-安哈尔特铁路上飘过来的火车煤烟,其间还星星点点地点缀着白色的鸟屎。公寓大门前的马路牙子上坐着个胡子拉碴的酒鬼,脑袋左右扭动,挑衅地盯着每一个从他身边走过的人。马路对面是个高架地铁车站。马赫在路旁停车的时候,正好有一列地铁进站,红黄相间的车厢和蓝白色的电火花为这片陷入黑黢黢暮色中的灰暗街区添上了几抹色彩。

        她的公寓在四楼。不在家。马赫读着钉在门上的英文字条:“亨利,我在波茨坦大街的酒吧里。爱。夏莉。”马赫只认识少数英文单词,但要看懂这个字条还没问题。他拖着疲惫的脚步走下楼梯。波茨坦大街很长,两边有许多酒吧。

        “我在找麦吉尔小姐,”在底楼,他对公寓看门人说,“知道我在哪儿能找到她吗?”

        见到银黑色的党卫队军服,看门人像合上电闸一样立即精神起来,原先百无聊赖的神情变为热切的巴结面孔。“她一个小时以前出门了,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她出去十五分钟以后,一个年轻小伙子来找她。是个外国人,穿得很时髦,短头发。她午夜之前是不会回来的,这我可以向您保证,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

        马赫不禁想,这个长舌头的老太太向盖世太保汇报了多少关于她的房客们的情报呢?“她有没有常去的酒吧?”“‘黑妮’,就在拐角。那些死外国佬都去那儿。”

        “您的观察能力会为您赢得赞赏的,夫人。”

        五分钟后,当马赫终于摆脱那个喋喋不休的女人时,他对“夏莉”的情况已经了解得足够多了。他得知她的头发是深棕色的,剪了一头齐耳短发;知道她个子很小,很苗条;知道她出门时外面穿了一件蓝色风衣,“还有高跟鞋,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对,高跟鞋,就像个妓女”;马赫还知道了这个女人已经在这里住了半年;知道她经常半夜才归家,下午才外出;知道她拖欠了上个月的房租;那胖女人还想把他拖到垃圾桶旁边,指给他看“那贱妇扔出来的酒瓶子,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不了,谢谢您了,夫人……不,她不是妓女,我不想对她立案侦查。没有这个必要……不,我不想看她丢掉的酒瓶子。您已经帮了很多忙了……”

        他开车右转,驶上比洛大街,接着再次右转,进入热闹非凡的波茨坦大街。黑妮酒吧就在左前方五十米远。大大的招牌上,一个穿着皮围裙、留着大胡子的胖子正在快活地举起一杯溢满泡沫的黑啤酒。招牌下面是霓虹灯拼成的酒吧名字,有几盏灯早就烧坏了,远远看去,店名变成了“HE IS”。

        时候还早,酒吧里静悄悄的,只有角落那里坐着一桌人,正在用英语大声交谈。六个人,她是其中唯一的女人,一边大笑,一边用手指头缠绕着旁边一位年轻男子的头发。那男子也在大笑,忽然看见马赫走过来,低声向众人说了句什么话,笑声全都停住了。这几个人全都扭头看着马赫,他对自己的党卫队军服和马靴踩在木地板上的声音感到很窘。

        “麦吉尔小姐,你好。”马赫彬彬有礼,仿佛一名英国绅士,没有像典型身穿军装的德国人那样“咔”的一下并拢脚跟,“我是扎维尔·马赫,柏林刑事警察探员。”他把他的证件递过去晃了晃,“能和您借一步说话吗?”

        她有一双深色的大眼睛,在酒吧的昏暗灯光下闪闪发亮。“请便。”“私下谈谈,我是说。”“我和警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她凑到旁边那位年轻男子的耳旁,同他耳语了几句话,他们俩全都笑起来。马赫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耐心地等着。过了一会儿,那男子站了起来。他穿着运动夹克,里面的衬衫没有扣扣子。他从衬衫胸袋里抽出一张名片:“亨利·奈丁格尔。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很抱歉,马赫先生,但是麦吉尔小姐说她已经把她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你们的警察了。”马赫没有搭理他。

        那女人说:“如果你不愿意走的话,为什么不加入我们?这是《纽约时报》的霍华德·汤普森先生,”年纪最大的男子抬了下眼镜,“这位是合众国际社的布鲁斯·法隆先生。彼得·肯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阿瑟·汉内斯,路透社。亨利,你已经知道他是谁了。我们正在喝一小杯,庆祝那件‘大新闻’。来吧。美国人和党卫队——我们现在已经是朋友啦,不是吗?”

        “小心点,夏莉。”使馆的那个年轻男子小声提醒说。“闭嘴,亨利。哦,天哪,要是这个人还不走的话,我就跟他一块儿走。看这个……”她从桌子上拿起一张揉皱了的表格,把它塞到马赫鼻子底下。“因为这堆乱七八糟的事儿,我收到了这个。我的签证被提前注销了,因为‘未经许可便与德国公民进行密切交往’。我本来应该今天离开,幸亏我的同事跟宣传部说情,才又延长了一个星期。看上去不错,是不是?正好在‘大新闻’之前把我撵走。”“这事很重要。”马赫催促他。

        她盯着他,表情很镇定。大使馆的家伙把手放在她胳膊上。“你不必一定跟他走。”这句话看来帮她拿定了主意。“你住嘴好吗,亨利?”她挣脱他的手,穿上了风衣。那个岁数最大的男人用英语说了什么。“我知道,霍华德,别担心。”在酒吧外面,她问:“我们去哪儿?”“我的汽车。”“然后呢?”“施图卡尔特的公寓。”“有趣。”她个子真小。即使穿上高跟鞋,也比马赫的肩膀矮几厘米。他帮她打开大众轿车的车门。当她弯腰钻进车内时,他可以闻到她口中的酒气。还有烟味——美国香烟,不是德国的——还有香水。上等货,他想。

        在他们身后,大众轿车的1300cc引擎发出嗡嗡的声音。马赫开得很小心,先是向西进入比洛大街,然后绕过柏林-戈滕兰车站,向北驶入胜利大街。站前广场上,“巴巴罗莎”战役中缴获的几百门俄国大炮排列在两旁,炮口向天,直指多云昏暗的柏林夜空。首都的这一部分地区通常在晚上非常安静。柏林人通常更喜欢去选帝侯大街两旁的高级咖啡馆,或者克罗伊茨贝格区那些下流放荡的小酒吧。但是这天晚上,胜利大街上哪儿都是人——成群结伙,带着敬畏的神情瞻仰着那些大炮、以及那些山一样高的公共建筑物,要不就是四处闲逛,浏览商店橱窗。

        “什么样的人会晚上出门跑到这儿看大炮呢?”她好奇地望着车窗外的人群。“游客。十几岁、二十来岁的小年轻。这种人在柏林有三百多万。”把这个美国女人带回施图卡尔特的公寓是件非常冒险的事,特别是现在格洛布斯已经知道某个胆大包天的刑警在寻找路德。但是他需要亲眼看一看那座公寓,核实一下那女人所讲的事。他没有行动计划,对于在那所公寓里会找到什么也一无所知。他想起元首说过的一句话:“我遵循天意为我指明的道路,就像它为一个梦游者指出道路一样”,不禁莞尔。

        在他们前方,探照灯的笔直光柱打在帝国人民大会堂穹顶上空的金色纳粹雄鹰身上,远远望去,那只站在地球之上的巨鸟仿佛悬浮在空气之中。在Welthauptstadt (世界首都)上空振翅待扑的一只食肉猛禽。她看见了他的表情。“你在笑什么?”“没什么。”他在欧洲议会大厦外面驾车右转。聚光灯照射下,十二个欧盟成员国的旗帜在夜风中徐徐飘扬。中央是一面超大的德国国旗,足有其他国旗两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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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讲讲施图卡尔特。你是怎么认识他的?”“很难讲。我父母认识他。我爸爸战前在美国驻德大使馆工作。他娶了一个德国人,一个女演员。她是我母亲。莫妮卡·柯赫。可能你听说过她?”“没有,没听说过。”她的德语非常流畅,毫无瑕疵,一定是从童年就开始说这种语言。从母亲那里学的,一定是。

        “啊,她听到这个一定很难过。她总认为自己是战前德国的一个大明星。不管怎么说,他们俩都认识施图卡尔特。不是很亲密,但是认识。去年我来柏林时,他们给了我一份熟人名单,可以去拜访探望。差不多一半已经死了。其余大多数不愿意和我见面。美国记者不是一个值得鼓励的交往对象,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抽烟你介意吗?”

        “请便。施图卡尔特是个什么样的人?”“非常讨厌的糟老头子。”黑暗中传来打火机的火光。她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他一把搂过我,把手放在我的……呃……后面。当着公寓里那女人的面。那是圣诞节之前。从那之后我就一直离他远远的。上星期我收到纽约办公室的一封电报,他们想做一个阿道夫·希特勒75岁生日的专题,想采访一些过去就认识他的老家伙。”

        “然后你就给施图卡尔特打电话了?”“对。”“然后预约星期天与他见面。然后等你到他那儿时,发现他已经死了。”“既然你都知道了,那干嘛还要问我?”“我不知道,小姐。我不知道。这才是关键。”在这之后,他们一言不发,静静地开车。

        弗里茨·托特广场离胜利大道几个街区远,作为施佩尔“大柏林都市规划”的一部分,兴建于50年代中期。这座广场面积不大,四周都是豪华的公寓楼,中央是一座小小的纪念花园,矗立着托拉克教授为“帝国高速公路之父”(Autobahn)弗里茨·托特制作的雕塑。“哪座楼是施图卡尔特家?”她指了指广场另一端的一幢建筑。

        马赫驾车绕过广场,围着那座公寓楼转了一圈,最后停在楼下。这里是禁止停车的区域,他把柏林市警察局的特许停车牌摆在车窗下面。这座新古典主义的公寓楼比党和政府在战后为老百姓修建的“人民公寓”豪华得多。气派的花岗岩墙基,白色墙面。高大的法式落地窗。大理石阳台。房楣上点缀着神话人物雕像。公寓楼后面是一座附设的私人花园,用铸铁栅栏围起来,只有住户有钥匙。马赫猜测每套公寓的价格都在百万马克以上。

        “几层?”“五楼。哦,你们的四楼。”她耸了耸肩。在欧洲,人们把楼房的一层叫做“底层”。他抬头向上望去。四楼的窗户漆黑一片。好兆头。如同柏林的其他公共雕塑一样,托特博士的这座塑像也被聚光灯照得通明。在反射过来的灯光下,她的脸色显得很白,看上去好像生病了一样。这时他想起了在菲贝斯那里看到的现场照片——施图卡尔特的头盖骨被子弹崩开,脑浆流了一床——理解了她的心情。

        “我不一定非得这么做吧?”坐在车里,她怀着希望对马赫说。“不。但是你会的。”“为什么?”“因为你和我一样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就是你跟我到这儿来的原因。”她又开始瞪他,然后丢掉手中的香烟,在烟灰缸里捻灭。“那就快点儿吧。我还要回去和朋友在一起。”

        公寓的门钥匙在马赫偷来的那个信封里。一共五把。马赫试了试,发现其中最大的那把黄铜钥匙可以打开公寓楼的大门。他们走进门厅。这里的陈设和大楼的外观一样豪华。过分装饰、镀金成癖、竞相奢华的“新帝国风格”——洁白的大理石地面上面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镶金叶的天花板上挂着水晶吊灯,角落里摆着洛可可式的镀金家具,红色天鹅绒长椅和茶几,估计都是19世纪的古董。到处打扫得一尘不染,空气中有一丝栀子花的香味。谢天谢地,看门人不在。大概下班了。事实上,整幢公寓楼都静悄悄的,给人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大概一些住户已经离开城里,到郊外的别墅或庄园去躲清净了。聪明的人总是在元首日之前离开柏林,躲开汹涌拥挤的人群。

        “现在干什么?”“告诉我当时发生了什么事。”“看门人坐在桌子旁边。这儿。”她指了指门厅入口处的一张桌子,“我告诉他我来探访施图卡尔特,他让我上四楼。我没法坐电梯。当时正在维修。有个人在那儿工作。所以我走楼梯上去。”

        “什么时间?”“中午。12点整。”

        他们沿着楼梯向上走去。楼道很安静,和门厅同样豪华。波希米亚水晶壁灯散出柔和的淡黄色光芒。墙上贴着锦缎墙纸,楼梯上也铺着厚地毯,连楼梯扶手都是雕花黄铜的。“我走到二楼的时候,两个人从上面冲下来,差点撞上我。”“说说他们的外貌。”“这事儿发生的很突然,他们很快就从我身边冲过去了,我没看仔细。两人都是三十多岁。一个人穿褐色衬衫,另外一个穿绿色的夹克,带风帽的那种。短头发。就注意到这么多。”“他们看到你有什么反应?”“把我扒拉到一边。动作很粗鲁。穿夹克的对另一个人咕哝了一句,我没听清。电梯间里有很大的噪音。接着我找到了施图卡尔特的公寓,按门铃,没人来开门。”

        “然后呢?”“我走下去,找到门房,让他帮我把施图卡尔特的公寓打开,看看他是不是没事。”“为什么?”她踌躇了一下。“我觉得这两个人有问题。什么地方不对劲儿。直觉。你知道,你和一个人约好,去拜访他,明知道他在家里等着你,却不来开门……”“然后你让门房开了门?”“我告诉他,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我就去喊警察。如果施图卡尔特博士发生什么不测,他就要对警察解释这一切。”

        很精明的做法,马赫想。纳粹党当政后的30年里,当局一直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大多数德国人养成了习惯,不愿意为任何事承担直接责任。“然后你就看到了尸体?”她点点头。“门房先看见的。他大喊大叫,然后我冲了进去。”“你提到你在楼梯上看到的那两个人了么?门房怎么说?”“他忙着在那儿吐呢。吐得一塌糊涂。然后他坚持说没看见任何人下楼。他说这两个男人是我捏造出来的。”“你认为他在撒谎?”她想了想。“不。我想他可能真没看见那两个人。不过我也不明白,他怎么可能看不见他们。”

        他们还站在二楼的楼梯上,就站在麦吉尔看见那两个男人的地方。马赫转身下楼,她犹豫了一会儿,也跟着下去了。在一层楼梯平台旁边,有一扇门,可以通往一层的走廊。他半是自言自语地说:“他们有可能藏在这里,我想。还有别的什么地方可藏呢?”

        他们继续往下走,走到底层。这里有两扇门,一扇通往门厅。马赫试了试另一扇门。没有锁。“或者他们可以躲到这里。”他扭开了这扇门,什么也没有,只有一道寒酸得多的水泥楼梯,通往地下室。借着日光灯的光亮,他们走了下去。楼梯很长,他们转了好几次弯才走到底下。面前是一扇厚厚的钢门,看上去足有一吨重。马赫伸手试试,很轻松地把它拉开了。一定上了油。

        门里面是一条长长的水泥走廊,两侧有许多房门。马赫一扇扇地拉开。厕所、淋浴房、储藏室、发电机室、水泵和空气过滤机,这里是一处防空掩体。根据1948年《帝国民防法》的要求,所有新建建筑物都要配备地下掩体,配备发电机和空气过滤装置。这个掩体设计得很周全:火车式铺位,食品柜,单独的卫浴设施。家具全是金属做的。民防法规定防空洞里不能用易燃材料。马赫拖来一把金属椅子,摆到通风口下面,那个通风口离地面两米半高。他抓住通风口的金属遮板,轻而易举地把它拆了下来。所有的螺丝都被拧下来了。“建设部要求每个防空掩体都要留出直径一米半的通风管道,”他一边向错愕不已的夏洛特解释,一边解下武装带,连同手枪一起挂在椅背上。“就是没考虑到会给我们留下多少麻烦。对不起,介意吗?”

        他脱下军装上衣,递给她,然后蹬上那把椅子。在通风口里面,他摸到什么东西,拽了一下,觉得很结实,于是使劲把自己拉了进去。果真是这样。通风口里的空气过滤机和风扇都已经被拆走了。他一点一点地往前蹭,手脚并用。通风管道里一片漆黑,他被灰尘呛得直咳嗽。爬了好一阵儿,他终于摸到了通风口的出口,吃力地推开一块金属板,只听得那块板子咣当一声掉到了地上。

        外面的空气新鲜而甜美。出口位于公寓楼后面的住户私用花园里,周围是婆娑的绿树和灌木。他扒在通风口,望着云隙中的点点夜星,犹豫了好一阵,最后还是原样退了回去,最后全身灰土地跳回到防空洞的水泥地面上,震得两脚发麻。

        那女人正拿着他的手枪指着他。“梆!梆!你死了。”面对马赫错愕的神情,她莞尔一笑。“美国的笑话。”“不好玩。”他一把夺回卢格手枪,别到枪套里。“OK。”她说,“好玩的在这里。两个凶手被目击者发现离开了现场。过了四天,警察才发现他们是怎么跑出去的。我说这个挺好玩儿的,你说呢?”

        “这要看具体情况。”他用力掸去衬衫和裤子上的灰土。“如果警察发现的证据表明他是自杀,在他的尸体旁边找到遗书,又是死者本人的手迹,那么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不进一步进行调查。”“但是你来了啊,而且果然发现了新的证据。”“我是好奇心很强的那种类型。” “当然。”她又开始露齿而笑。“这么说,施图卡尔特是被人开枪打死的,凶手伪造了自杀现场。”马赫犹豫了一下。“很有可能。”

        他说出这几个字后,马上感到后悔。就施图卡尔特这件案子来说,这个女人已经把他领到了这样深入的地步,对于一个第三帝国的警察来说,相当不明智。

        现在她的眼睛里露出嘲笑的神色。他暗暗咒骂自己,后悔不该低估这个女人。她和职业罪犯一样机灵。有一瞬间,马赫考虑把这女人带回酒吧,然后自己回家上床睡觉。但是想了想,他决定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这么做并不好。要知道发生什么事,必须有这个女人的帮忙。

        几分钟的静默。地下室的日光灯稳流器发出嗡嗡的声音。接着,他开口说话,语气略带嘲讽。“现在呢,我们必须检查党员施图卡尔特同志的公寓。”这句话的效果令他很高兴。夏莉脸上的讥讽笑容一下子无影无踪了。但是她没有拒绝和他一起去。他们快步沿着楼梯往上走,马赫不禁想道,也许这个女人和他一样对施图卡尔特的公寓感到好奇。

        他们走进门厅,上了电梯。在四楼,电梯门平滑地打开。他们正要走出去时,突然听见开门的动静。在他们左边。马赫一把攥住夏莉的胳膊,快速走出电梯,闪到楼梯间的入口处。借着墙角的遮挡,他看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穿着貂皮领大衣,怀里抱着一只名贵的哈巴狗,步态高傲地走向电梯。“你把我攥疼了。”

        “嘘!对不起。”他们躲在门后。那贵妇亲昵地对小狗说着什么,接着消失在电梯里。不知道菲贝斯有没有把施图卡尔特的案卷移交给格洛布斯。如果那老家伙发现公寓门钥匙不见,一定会明白是怎么回事儿的。他们得抓紧。

      • 家园 Vaterland(九)

        从郊区通往柏林的高速公路异常地安静。城里也没有多少车。当马赫回到韦尔德市场时终于知道了原因。大厅上方的公告板宣布下午四点半时将有重大的政府新闻宣布。工作人员都下楼集中,准备收看广播。马赫来得正是时候。

        宣传部早就发现,在人们下班前公布重大新闻的做法比其他方法好得多。由于人们都在工作岗位上,周围全是熟人和陌生人,所以对公布的新闻只好全盘接受,没有私下怀疑或思考的时间。而且,广播时间是精心安排过的,这样工人在听过广播之后可以早一点回家,4点50,比如说,而不是5点。这样即使连起初反感这种做法的人也起码可以从中沾到一些恩惠。威廉大街的宣传部雇佣的心理学家比记者还要多。

        刑警总部的人都集中到了大厅中。军官和职员,打字员和司机,全都挤在一起。大厅四角,四台大型电视机已经全部打开,屏幕上是一幅帝国地图,中央是一只纳粹老鹰。电视中播放着贝多芬的交响乐。接着是各种画面:猎猎飘扬的鲜红万字旗;胜利大道上的阅兵;火箭升天;康拜因在东普鲁士金黄的麦浪里收割;戴着褐领巾的金发男女儿童;鲁尔的工人炼出一炉钢水;红脸蛋的巴伐利亚农村少女在摘苹果;大型远洋邮轮徐徐下水……在过去,人们只能从“人民收音机”里听到音乐,没有画面。每隔一会儿,屏幕上就出现一名男播音员:“德意志人!请准备收听特别公告!”然后又是庆丰收式的画面。

        马赫经历过多少次这样的标准程序了?1938年,他和同学们被从教室里领出来,收听德国军队开入维也纳的新闻。在昏暗的中学室内运动场里,他们的校长,一名一战退伍老兵,泪流满面,女老师们都在拿手帕擦着激动的泪水。

        1939年。那时他在汉堡的家里。和母亲坐在客厅里。一个星期五的上午。11点。电台里直播了元首对国会的演说,德国军队已于清晨开始对波兰采取行动:“……从现在起,我只是德意志帝国的第一名军人。我又穿上了这身对我来说最为神圣、最为宝贵的军服。在取得最后胜利以前我决不脱下这身军服,要不就以身殉国……如果英国准备打一年,我们就打一年;如果英国想打两年,我们就打两年;如果英国想打三年,我们就打三年……Und wenn es erforderlich ist,will ich zehn Jahre kaempfen(如果有必要,我愿意打它十年)!”如雷的掌声。17岁的马赫注意到他母亲在哭。感到难为情,他把目光移向了别处。他望着父亲身穿帝国海军军服的照片。感谢老天!终于打起来了。现在我可以像你一样去打仗了。

        下一次演说他是在海上收听的。1943年4月,苏联投降!这全要归功于元首在战略方面的天才!头一年夏天国防军发动“蓝色战役”,夺占了高加索和巴库,斯大林的战争机器因为没有石油而干涸了。接着,克莱斯特率领四个强大的装甲集团军挥师北上。秋天,莫斯科沦陷。冬天,列宁格勒沦陷。讲和。割让乌拉尔山以西全部土地。1943年6月22日,夏至节那天,国防军的120个师在柏林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300万市民全部出动。

        接着是1944年。英国求和!这全要归功于元首在反情报工作方面的天才!马赫记得头一年所有的潜艇都被召回大西洋沿岸各基地,安装新型密码机。整整一年里只有14条船驶回英国。英伦三岛大饥荒。饿死三十万人。接着,利斯特元帅从高加索挥师南下,占领土耳其和波斯,同隆美尔在巴勒斯坦会师。印度发生反英大暴乱。英国议会提出不信任案。丘吉尔下台,国王退位。德军进驻伦敦。

        1946年。10月3日。美国同意停战!这全要归功于元首在科学方面的天才!当年夏天,美国用原子弹击败了日本,但是元首向美国本土发射了一枚A10型洲际导弹,在纽约市上空凌空爆炸。在那之后,从战略意义上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被美国集团和德国集团之间的冷战所代替。只有在乌拉尔山的东方,由于残存的苏联不断派出游击队袭击新德意志帝国的领土,才导致德国重新对其发动“惩戒”战役,最后变成20年来无休无止的边境游击战。死亡、胜利、战争、报复。一次次新攻势:秋明、阿克纠宾斯克、库尔干、车里雅宾斯克……

        但是战争结束之后还是有这样的新闻广播。1951年帝国元帅戈林的去世和他的国葬仪式,当时电视里播放了一整天哀乐;1962年希姆莱也得到了同样的最高规格待遇。他出访芬兰时,座机在波罗的海上空1万米处神秘爆炸。

        “德意志人!请准备收听特别公告!”

        马赫看看周围的观众。他们都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有些人在喃喃交谈。可能是同苏联的停战。那些儿子、兄弟或丈夫在东方前线服役的人脸上露出了盼望的神情。他看见了耶格尔,在同VA1部(法律部)的一个女秘书开着玩笑。他看到马赫在注意他,笑眯眯地挤了一下眼睛。

        一阵急促的鼓点。电视画面切换到一座建筑的外景。播音员:“现在我们即将从外交部进行现场直播。”

        画面又换了。一只雄鹰站在地球上,散发着光芒。站在这个布景前面的是外交部首席发言人德莱克斯勒。此公长着两道浓密的黑眉毛,尖嘴猴腮,活像一只大马猴。马赫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在一亿多德国人里面,难道戈培尔就找不出那么一个长得比较不像罪犯的发言人吗?

        “女士们先生们,我受命向你们发布外交部的公报。”德莱克斯勒开始对外交部新闻中心的记者讲话。他戴上眼镜,把稿子平摊在念稿台上,然后开始说话。

        “在爱好和平及世界安全的元首和大德意志帝国人民长期的善意要求下,在欧洲联盟的支持和配合下,德意志帝国外交部,代表元首本人,向美利坚合众国总统阁下发出正式邀请,邀请其对德意志帝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将本着坦率和诚实精神进行会谈,以实现德国和美国的最终和解。邀请已被接受。美国大使于今天上午通知外交部,肯尼迪总统将于九月在柏林与元首会晤。希特勒万岁!德国万岁!”

        一阵鼓点。画面再度切换到帝国地图和纳粹老鹰。电视里开始播放国歌。全体人员立正。马赫可以想象得到此时德国各地的情景。在船坞和工厂里,在火车上和汽车上,在办公室、学校和商店,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歌声直冲九霄:

        “Deutschland,Deutschland über Alles!über Alles in der welt!”……

        马赫的嘴唇也跟着一起动,但是没有出声。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

        über alles in der Welt,

        Wenn es stets zu Schutz und Trutze

        Brüderlich zusammenhlt!

        Von der Maas bis an die Memel,

        Von der Etsch bis an den Belt:

        |: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

        über alles in der Welt! :|

        Deutsche Frauen, deutsche Treue,

        Deutscher Wein und deutscher Sang

        Sollen in der Welt behalten

        Ihren alten schnen Klang,

        Uns zu edler Tat begeistern

        Unser ganzes Leben lang:

        |: Deutsche Frauen, deutsche Treue,

        Deutscher Wein und deutscher Sang! :|

        Einigkeit und Recht und Freiheit

        Für das deutsche Vaterland!

        Danach lasst uns alle streben

        Brüderlich mit Herz und Hand!

        Einigkeit und Recht und Freiheit

        Sind des Glückes Unterpfand;

        |: Blüh im Glanze dieses Glückes,

        Blühe, deutsches Vaterland. :|

        [编辑] 中译

        德国!德国!胜过一切,

        胜过世间的一切;

        为保护捍卫家园,

        如手足团结一致。

        从马斯河到梅美尔

        从埃希河到大海峡

        │: 德国!德国!胜过一切,

        胜过世间的一切!:│

        德意志妇女、德意志忠诚、

        德意志美酒、德意志歌声、

        应常存世间

        古老又美丽之响

        至我们行事高尚,

        终生不逾。

        │:德意志美女、德意志忠诚、

        德意志美酒、德意志歌声!:|

        统一、法制与自由,

        为德意志的祖国

        让我们以此奋斗

        如手足同心同力。

        统一、法制与自由

        是幸福的保证。

        │: 在此光耀,

        光耀德意志祖国!:│

        德国国歌,德意志之歌,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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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堆操蛋的活儿,”耶格尔说。他的脚高高跷在桌子上,吧嗒吧嗒地抽着一支雪茄。“谁要是说‘元首日’就是保安工作的噩梦,那才是扯淡。肯尼迪来的时候,全城警察都得累个臭死,连想都不用想。”

        马赫笑着看他:“我想,马克斯,你没有认识到这件事的历史性意义。”

        “我操它的历史性意义。我只想到我的睡眠。现在炸弹已经像炮仗一样到处乱响了。看看这个。”

        耶格尔把腿从桌子上挪下来,开始翻腾他面前的一堆卷宗。“你在哈维尔湖玩儿的时候,咱们这儿有人却得埋头干活。”他翻出一个信封和一张打字报告。这是份PPD档案——里面放的是死者遗物。耶格尔从信封里抽出两本护照,递给马赫。一本护照属于一个党卫军军官,保罗·哈恩;另一本是个年轻女性的,护照主人名字叫玛格达·福斯。

        “漂亮妞儿,是吧?”耶格尔说。“他们刚结婚。从斯潘道开车去坦珀尔霍夫。到地中海去度蜜月。男的开车。路过瑙讷大街,一辆卡车横冲过来,把马路挡住了。里面跳出来几个人,拿着枪。新郎慌了,改成倒档。嘭!撞上了路灯。正在换一档,砰!恐怖分子开枪了。一枪打中脑袋。嗝屁了。小玛格达跳出车,准备逃跑。砰!又一枪。新娘也完蛋了。蜜月也完蛋了。什么都完了。两家子人还在斯潘道高高兴兴地给新人祝酒,吃吃喝喝呢。两个小时以后才有人告诉他们。”

        耶格尔用一块脏手绢擤了擤鼻子。马赫看着新娘护照上的照片。确实很漂亮。金发,深蓝色的眼睛。24岁。死得真可惜。“谁干的?”他把护照递回去。

        “波兰人。”耶格尔一根根地竖起手指头。“立陶宛人。乌克兰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高加索人。格鲁吉亚人。俄国佬。红军。无政府主义者。谁知道呢?谁都有可能。那个倒霉死鬼把婚礼告示贴在了兵营的收发室,谁都能看到。盖世太保逮了一个清洁工,一个厨子,正在弄口供。这些兵营的佣人都是外国人。今天下午他们都被带走了。可怜鬼们。”他把护照塞回信封,然后扔到了抽屉里。“你今天混得怎么样?”

        “来块巧克力。”马赫把那个瑞士巧克力盒子递给耶格尔。小小的办公室里传来了叮叮咚咚的音乐声。

        “好吃。”

        “关于这个,你知道些什么?”

        “关于什么?《风流寡妇》?元首最喜爱的轻歌剧。我妈简直迷得发狂。”

        “我母亲也是。”

        每个德国的家庭主妇都为之发狂。弗朗茨·雷哈尔的《风流寡妇》。讲的是一个虚构的欧洲小国外交官受命勾引一个富有而美丽的年轻孀妇的故事,最后以大团圆的完美结束。1905年在维也纳首演,甜腻得像这座城市闻名于世的奶油点心。元首在学生时代就发狂地喜爱这出歌剧。雷哈尔在1948年去世,元首特地派自己的私人代表出席了葬礼。

        “还有什么要告诉我的?”耶格尔用他那大爪子从盒中抓起一颗巧克力,丢进嘴里。“谁送给你的?一个秘密的爱慕者?”

        “我从布勒的信箱里拿来的。”马赫咬开一颗牛奶巧克力,一股粘稠的樱桃汁流进了他的嘴里。“想想吧。你孤零零一个人,没有朋友。有人却从瑞士给你送来一盒昂贵的巧克力。没有任何留言。一个八音巧克力盒,演奏的是元首喜爱的音乐。谁会这么做?”他吞下另外半块巧克力。“也许里面下了毒?”

        “哦!老天!”耶格尔赶忙把嘴里的巧克力吐到手上,然后掏出手绢擦去嘴边和手上浓褐色的唾液。“说真的,扎维,有时候我常常在想,你是不是心智不健全啊?”

        “我在系统性地消灭国家安全案件的证据。”马赫强迫自己拿起又一颗巧克力。“不。比这更糟。我在大吃大嚼国家安全案件的证据。双重的害处。破坏司法制度,同时增加自己的体重。”

        “说真的,你该休息了。我说你应该马上把这盒巧克力倒到楼下垃圾筒里。然后跟我一起回家,和汉内一起吃晚饭。你看上去有一星期没好好吃过东西了。盖世太保把文件都拿走了。验尸报告也直接送到阿尔布雷希望特亲王大街。这个案子结束了。对咱们俩来说。”

        “听着,马克斯,”马赫把约斯特的坦白告诉了他,包括看见格洛布斯和尸体在一起。他掏出布勒的记事本。“这里面有几个名字我要查一下。谁是施图卡尔特和路德?”

        “我不知道。”耶格尔的脸突然沉了下来。“我不想再听跟这有关的事儿了。”

        一道石砌楼梯通向刑警总部大楼半黑暗的底层。在楼梯口,马赫犹豫了。他手里拿着那盒巧克力。往左拐是总部大楼的水泥中庭,楼里所有的垃圾都集中到那里的几个垃圾箱中。往右拐,一条稍微明亮一些的走廊通往资料库。

        他把巧克力盒夹在腋下,向右边走去。

        刑警总部的资料库在锅炉房旁边,天花板上密如蛛网的暖气管道让那里闷热无比,到处是被烤热的灰尘和故纸味道。在半明半暗的灯火下,杂乱地堆放着一堆堆、一摞摞、一捆捆的资料和档案。

        资料管理员是一个身材肥胖、面目凶恶的妇女,穿着特大号的黑色党卫军制服。这位胖女神以前是普洛岑西监狱的女看守。她要马赫出示证件,尽管十多年来他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来这里一两次。她照例仔细查看了证件,仿佛以前从未看过似的,然后凶巴巴地瞪着马赫的脸,然后把证件递还给他,同时翘了翘肥胖的三层下巴,表情介乎于感谢和冷笑之间。她竖起一根胖手指,第五百次警告他:“里面不许抽烟!”

        马赫从离管理员最近的架子上拿下一本《Wer Ist es?》,一本足有一千页厚的德国著名人物名录指南。他还拿了一本党内发行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人事指南》,哈尔德就是在这书里找到了布勒的资料。他抱着两本书,找了张灰尘少些的阅读桌坐下,把头顶上的阅读灯打开。墙那边,托普父子公司生产的大锅炉发出嗡嗡蜂鸣。除此以外房间里没有任何声音。这里真是个被遗忘的角落。

        这两本书里面,马赫觉得那本纳粹党人事指南更有用一些。这部书从30年代中期就开始出版。他经常在下午和傍晚来到资料室,在暖烘烘的屋子里翻阅早年的人事指南,看那些人的面孔是如何一年年地变老。早些年的人事指南上净是些如今已经入土的老家伙:波罗的海“自由军团”战士,啤酒馆暴动参加者,冲锋队队员,鼻梁折断、脖子比脑袋还粗的打手型人物,直瞪瞪地盯着照相机,仿佛是犯人在接受警察局的拍照。这些人里看上去最顺眼的,也是摆出一副19世纪乡下老农去城里照相馆的土包子样。

        但是从40年代末开始,这些老家伙一个个地消失了,人事指南上开始出现精明强干的技术型官僚。施佩尔那样的人物。知识分子。工程师。博士。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和专业训练。彬彬有礼,笑容温和,目光冷硬。

        找到了一个路德。教名:马丁。不过这个马丁·路德同志看上去并不像那个赫赫有名的同名历史人物。他长着布丁一样的圆脸,黑发,戴着一副牛角眼镜。马赫掏出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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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丁·路德现实世界中死于1945年,曾任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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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最有名的马丁·路德

        出生:1895年12月16日,柏林。1914-18,服役于德国陆军运输部门。1933年3月1日加入纳粹党和冲锋队。柏林市议会中担任达勒姆区代表。1936年进入外交部。先是“Dienststelle Ribbentrop”(里宾特洛甫办公室)的主管。1940年出任外交部与党卫队之间的联络官。然后调到“Abteilung Deutschland”(德意志人事务部)。1941年7月提升为外交部助理国务秘书。1955年退休。

        简历只有疏要的几行字,但是马赫已经在脑海里勾勒出了这个人的形象。野心勃勃的街头政客,干巴巴的官僚。就像几千名在纳粹党掌权后一星期内突击入党的官僚一样,政治投机分子。

        他翻到施图卡尔特那一页。威廉·施图卡尔特(Wilhelm Stuckart),法学博士。人事录上的照片是在摄影室里拍的标准像,看上去像一个自负的影星。一头灰色卷发,向外凸的颧骨,酒色之徒的多肉嘴唇。马赫继续做着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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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施图卡尔特,现实世界中死于1951年,1945年曾任希姆莱的法律顾问

        1902年出生于威斯巴登。在慕尼黑及法兰克福大学学习法律和经济。1928年以“magna cum laude”(马赫记得这个拉丁文词组好象是“优等成绩”的意思)毕业。1922年在慕尼黑入党。在冲锋队和党卫队里担任多种职务。1933年担任斯德丁市长。1935-53年任内务部国务秘书。著作:《德国种族法评注》,1936年。1944年授予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荣誉军衔。1953年退出公职,从事法律业务。

        这个家伙和路德截然不同。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像布勒一样的“老战士”;一个年纪轻轻就飞黄腾达的人。31岁就当上了足足有30万人口的斯德丁市长……突然间,马赫想起最近似乎在什么地方看过这些内容。什么地方来着?他想不起来了。恩……

        《Wer Ist es?》没有提供更多的资料,只是说施图卡尔特没有结婚,而路德结过三次婚。马赫在笔记本里找到两页空白的纸,画下两道线,分成三栏,在顶端分别写下布勒、路德和施图卡尔特的名字。然后是三个人的简历,提升日期,职位。这是他常用的方法之一,可以分析出一些看上去似乎毫无关系的人之间的某种联系。

        他们出生的年代很接近。布勒64岁,路德68岁,施图卡尔特61岁。都在30年代出任公职,分别是39年、36年和35年。职位也差不多,布勒和施图卡尔特是国务秘书,路德是助理国务秘书。都在50年代退休:布勒是1951年,路德1955年,施图卡尔特1953年。他们肯定彼此认识。布勒在上星期五同另外两人见过面。那么,还能分析出什么线索呢?

        马赫往后一仰,把腿翘在桌子上,看着天花板上交叉纵横、落满灰尘的暖气管道。

        他想起来了!

        马赫收回腿,坐了起来。

        在资料室入口报刊架上,有成叠的《柏林日报》、《人民观察家报》和党卫队官方报纸《黑色军团》。他找出前一天的《柏林日报》。翻到讣闻那一版。昨天晚上他还看过。

        “忠诚的纳粹党员,久经考验的国家社会主义战士,威廉·施图卡尔特同志,前内政部国务秘书,于4月13日因心脏病不幸在柏林去世,享年62岁。施图卡尔特同志一生忠于党的工作,终生服务于党和帝国。1922年……”

        地面似乎在微微旋转。管理员抬头凶巴巴地盯着他。“你怎么了?不舒服?”

        “我很好,谢谢。帮我个忙,好吗?”他拿起一张纸片,写下施图卡尔特的全名和出生日期,“帮我找找这个人的资料。”

        她看了看纸条,伸出手来:“证件。”

        他掏出工作证。管理员舔了舔铅笔,在查询登记表上记下证件上的12位号码。这样刑事警察手里就会有一份记录,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扎维尔·马赫在4月15日下午申请查阅有关威廉·施图卡尔特的资料。在盖世太保要求他停止办理布勒案件整整八个小时之后。不遵守党的纪律的又一条罪证。对此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管理员走到一座大档案柜前,仔细看了看标签,拉出一个小抽屉,飞快地翻动里面的卡片索引。“斯特鲁普,斯特伦克,斯特鲁斯,施图普纳格尔……”

        马赫插嘴说:“你跳过去了。”

        管理员冷笑一声,抽出一张粉红色的纸片。“施图卡尔特,威廉。有一份档案。被人拿走了。”

        “谁干的?”

        “你自己看。”

        马赫凑过去。施图卡尔特的档案在菲贝斯的手里。VB3,性犯罪部。

        中午的威士忌和傍晚的灰尘让马赫觉得干渴异常。走廊外有台饮水机,他接了一杯凉水。

        接下来该干什么呢?一个有理智的人会像耶格尔每天这时候要做的一样,锁上抽屉,拿起帽子和大衣,下班回家,和老婆孩子呆在一起。不过对马赫来说这不是一项选择。安斯巴赫大街空荡荡的公寓,吵闹的邻居,头一天的报纸,这些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他的生活圈子已经缩小到如此可怜的范围,唯一的消遣就是工作。如果他不选择这个,那还有什么可干的呢?

        而且还有件事。工作对于他来说已经成了一种让人上瘾的麻醉剂。永远有更多的迷团要解开。谁是魏斯一家?那具湖边尸体是谁?布勒和施图卡尔特的死亡有什么联系?是这些迷一般的问题在支撑和推动着他的生活向前迈进。所以,没有选择。

        马赫把纸杯扔进垃圾桶,向楼上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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