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当前中国的性革命（文笔流畅、生动特作推荐） -- 不速之客

当前性革命概述1976－1985：性革命的准备“文革”把性依附于政治，那么政治一变，性也必变。文革结束之后，1976年到1985年间，中国性文化出现了一个恢复与过渡时期。当时的主要特征就是从性的外围开始，首先把那些被文革弄得过份荒谬的事物，恢复到大体相当于50年代的状况。首先，婚姻的价值又被重新承认甚至被发扬光大了。从1976年开始，大批知青返城，急匆匆地踏上婚姻之路。1979年后，大批文革中被棒子打散的中老鸳鸯们又重圆旧梦。1983年左右，最高层开会发文件，动员工青妇一齐上阵做红娘，解决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又创一个世所罕见。其次，爱情重新“抛头露面”。虽然国产文学仍在念着50年代那一代人的经，但舶来品却挟来一股浪漫情爱之风，逼出《小花》那样的“膜拢爱恋”和《庐山恋》的绝对纯情。不过，几十年风雨剥蚀的大陆之土难生仙果，纯情文学很快就只剩一个永远不老的琼瑶了。第三，生活环境中又开始有性的色彩了。仅举一例足矣：笔者1984年搬家时蓦然发现，我的、妻子的和孩子的所有旧衣服，已经没有一件再能穿出去了，旧照片也全都没法再看了。第四，那时人们的心气也不一样。“现代化”一词险些又成为社会共识，而且国家似乎是老树发新芽，人人都觉得只要闭眼走下去，总会有自己一个位置的。因此性这个东西还是放在方圆之内为好，免得惹事生非，干扰前程。所以，尽管80年代韧东南沿海已有“黄潮”登陆和“半夜鸡叫”（“小姐”揽客），但中国性文化还是奋力地向升平迈腿。可是，从1980年起，两个表面看来与性无关的事物横空出世了。它们给中国人性观念的巨变打开了大门，也为性革命做好了准备。它们就是1980年公布的新《婚姻法》和1980年开始提倡和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婚姻神圣”的瓦解 在新《婚姻法》中，离婚的必要条件被修改为：第一，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第二，经调解无效。这似乎无关大局的一改，其实真够得上石破天惊。它使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奉行自由离婚的领先国家。从此，中国人逐步地确立了一系列新观念：爱情是婚姻的灵魂、爱情至高无上、没有爱情的婚姻才是不道德的……。《婚姻法》把爱情成为婚姻的目标与衡量标准，各种婚变的可能性大增。从此，“五四”以来无数先进分子所苦苦追求的爱情理想，终于开始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开花结果了。于是，我们麻木惯了的心灵必然出现慌乱与盲动。80年代初期，哪一家传媒没有不吝篇幅地开设过“道德法庭”来诅咒“当代陈世美”？多少人为“秦香莲上访团”撒下了一掬同情之泪？人们都天真地以为，那些钻《婚姻法》空子的家伙只是支流和一小撮。其实是把所有文革后向上流动的个人的婚姻，都纳入了“道德法庭”的监视范围之内。有谁想到过，仅仅十几年以后，中国处处高歌“不求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我们一直在批判西方的性关系解放，一直在打“飞进来的几只苍蝇”；可是时至如今，我们应该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一旦高扬起爱情的旗帜，不管什么样的民族，它的婚姻形态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巨变。独生子女国策?D?D生殖革命，性革命的亲娘 从1980年起，独生子女政策如同无尽的涌浪，如同水银泄地，不但成为国策，而且成为绝大多数城市夫妻的自觉行为。独生子女国策给中国人的婚姻和性文化带来了几个意想不到的客观结果：首先。“性的快乐主义”得以“合法化”。决策者大概从来没有意识到：性只是为了生儿育女的观念，是数千年来抑制性挟乐主义的最大法宝。但是独生子女国策却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合法地、铺天盖地般地宣称：人们之所以过性生活，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儿育女，甚至不允许仅仅为了生儿育女。那么为了什么呢？官方从来没有回答过，但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明白：生完一个孩子，干嘛还要过性生活？用着避孕工具来性交，不是寻欢做乐是什么？老实人可能说：这是为了增进夫妻感情。可是难道告痛苦来增进吗？人们的性生活，除了表达爱情和寻求身心快乐，怎么可能还有别的目标？于是，渐渐地，有没有快乐（而不是有没有子女）开始成为夫妻衡量自己的婚姻质量的重要标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夫妻之间寻求那些更能够使双方快乐的性行为方式；性知识、性科学开始成为人们的急切的需求；几乎一切性方面的传统观念都被质疑了。说到底，只要一承认性里边还有快乐，从“文革”到“五四”到孔子，所订下的一切性行为准则和大部份性关系道德就都会一溃千里。试想，如果只有跟别人性交才有快乐，禁理何存？其次，惩罚非婚性行为的主要利刃被折戟沉沙。在独生子女国策之下，避孕与人工流产不仅是合法的，而且简直就是天经地义的。最现实的产物是：偷情更安全了；私生子女几乎不可能出现了。奸情的败露，历来是当场被捉者少，私生子女招灾的多。现在为了计划生育，避孕流产都是好事，谁还会傻到让婚前或婚外性行为生出孩子来？医生们做人流，连结婚介绍信也不要：“要道德？那中国就又多一个人！”结果，社会也就丧失了千百年来发现和制裁非婚性行为的最有利武器。这个“革命”，在我们中国进行得出奇地迅猛和顺利，几乎没有人反对过。而在美国的60－70年代，大批虔诚的教徒上街游行，或者在计划生育门诊部外面布置纠察线，阻止人们去避孕和做人流。他们很清楚：避孕套和避孕药丸的普及，必然斩断上帝用来控制人类性行为的手臂。因为，有了合法的避孕和人流，就不再会有私生子，卫道士们就根本无法再发现那些非婚的性行为，还怎么能够“杀鸡给猴看”？不过，人们大可不必因此而担忧所谓“未婚母亲”或者“少女夫妻”。因为在当今中国，哪怕你是未婚先孕，如果没有“准生证”，那惩罚恐怕也是一般人受不了的，往往只能人流了事。所以，中国青少年的性行为再普遍，也不可能出现那么多“少女母亲”。第三，女性的性革命成为可能。由于独生子女国策，女性不仅少怀孕、少生育，而且消除了对于怀孕的恐惧与顾虑，再加上青春期在提前，更年期在推迟，于是，中国这一代女性将有可能把空前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性生活。女性潜在的性欲望和性能力也必将被解放，而且可能会高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难怪在西方反对计划生育的人里，那些“老处女”般的正统教徒格外多。难怪在中国也出现了性方面的“阴盛阳衰”，“专治阳萎早泄”的广告贴遍大街小巷。大约中国男人相形见绌了吧？这，难道不是“女性性革命”的根基吗？第四，下一代的“性前途”成了问题。在国策的掩护之下，独生子女的一代如果真的搞起“性革命”来，他们的家长还能象传统中国人那样，搞什么“棍棒之下出孝子”吗？到21世纪的开端，第一代独生子女就要跨人婚恋期和性活跃期。可是，他们面对着6倍的成年人和成年人所拥戴的社会（两个父母＋两个祖父母＋两个外祖父母），是更加唯唯诺诺呢，还是更加“造反有理”？如果国策持续，2020年之后世界将出现一大奇观：唯汉语中将不再有叔、姑、舅、姨、兄、妹、侄、甥等字眼儿。那时的青少年会是一批“独秀”，还是一代“孤狼”？第五，所谓“性变态”将变得有理有功。按照独生子女的国策的逻辑（一切为了减少人口），所有那些传统上一直处于少数地位的所谓“性变态者”，都将足以充分地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甚至比天下所有夫妻更有功于社会和国家。这不仅指独身者、自愿不生育者，而且也指同性恋者、变性人，乃至其它种种不损害他人的“怪人”。因此，中国的男同性性关系日益在社会生活中显现出来。虽然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但是在全国非随机抽样调查中，城市已婚者占到0.5％，农村已婚者占到2.3％（刘达临，1989）；在91年和95年北京市大学生和97年全国男大学生中（包括具有性刺激含义的触摸）占到12％－17％，既有行为又有感情的占到4.2％（潘绥铭，2000）。在165样本的男（双）同性恋者中，有过肛交的占到48.5％；还有19.4％有过买淫；18.2％有过卖淫。（潘绥铭，1995）更重要的是，传统上被认为是“反常”和“伤身”的具体性行为，也将获得足够的合理性，甚至是优越性。接吻、自慰（手淫）、性爱抚、口交、肛交等等性行为方式，过去之所以被歧视，就是因为它们与怀孕无关，违背了“性的唯生殖目标论”。现在，这岂不是最大的优点？总而言之，独生子女国策实际上是一场“生殖革命”。回头望去，我们相信，当年制定《婚姻法》和独生子女政策的人们，没有一个曾经想到它们居然会带来这样的结果。这就应了马克思曾经引用的话：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瘙；也应了恩格斯的话：斗得你死我活的双方，忽然全都让位于一个新的、从来也没人想到过的新事物。当然，还是中国老百姓看得透彻：歪打正着，骡子下了个小马驹。危机?D?D性革命的基础1976-1985，决定未来的深刻危机已然存在。首当其冲的是：大家全都没有性的信仰与哲学了。“文革”实在是太彻底了，不但扫光了“西化”，也扫光了“传统”；除了“政治挂帅”，自己又没有创造出任何新东西。“文革”一完，不仅整整一代青年根本无法知道自己应该学习什么样的性观念，而且社会和父母也根本没什么可教的。上层只好说性真的是小事，下层则只好说性真的可以无师自通。尤其是文革中的一代人做父母后，自己性观念就处在矛盾或真空之中，结果各民族最自然而然的家庭性教育，在这个时空里反成了最没人能弄明白的事情。这就逼出了1985年后的社会化的性教育，而绝非几位研究者的匹夫之勇。可是，此后的社会再也不可能大一统了，而且还有个对外开放。如果人们清醒些，敢于承认我们不仅需要性教育更需要性的哲学，就会明白：苍蝇不叮没缝的蛋，上一次文化革命，实在是这一次性革命之母啊，而且现在才着急，实在是为时晚矣。（而且还在晚下去。批性革命者众，可曾有人讲清楚过：社会主义的性观念与性哲学究竟是什么？且不论有几人会信。）第二个危机是性方面的年龄阶层的显现。1970年以后出生的人，到1985年开始进入青春期。他们只知张学友，不知毛泽东。他们以为，性当然要西化，而且是当代西方化，谁叫中国这么落后来着？！此外，请不要老盯着“代沟”，中国的青年已经开始“反哺”社会了。您看看老年迪斯科、旅游热、时装表演和“黄昏恋”就会明白。1985年之后，实际上不是青年在呼吁性教育，而是青年在用“薄露透”、当众亲昵、浪漫爱情在给全社会上课；因此才有了中年人的“第二春”；“老来俏”也才变成褒义词。这可触动了中国历史上最敏感的“接班人情结”。过去只讲血统纯正，所以不怕亡国怕灭种。后来加大政治考虑的力度，“教育下一代”就成了最不容讨论的口号。就连性学研究也是不得不从性教育开头，以便名正言顺。奇怪的是，正当青年的“反哺社会”方兴未艾的时候，80年代末，全国各地突然冒出来众多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虽然所有的立法者大概都是想保护他们不受“黄毒”的侵害，但这等于明白地承认：下一代可以具有与目前的成人社会不同的利益，那么，他们的独立的、不同的权利当然也就顺理成章。他们很快就会要它、争取它的。大概从来没有人给中国的立法者们讲过：西方各国当初也是为了保护青少年，才法定出“性的承诺年龄”，即低于此龄者无权同意性交，因此一切与他们性交者一律按照强奸罪论处。直到1940年代莱赫的《青少年的性权利》一出，社会才恍然大捂：啊呀，原来这等于承认他们一到此龄就可以同意性交；还等于承认，如果两个同在此龄以下的青少年性交，法律就会尴尬而且束手无策。可是，这时想改变已经晚了，因为青年已从社会的边缘向中心推进，不久便发起性革命，直到令全社会为之一变。只不过中国的主导价值观仍然幻想着拿性教育当灭火器，而且绝不敢正视一个世界历史的事实――凡是开展性教育的国家，青少年性行为没有一个下降的，只是避孕套的使用率上升了。当然，性教育也没有火上浇油，它只是根本就与此无关。因为即使在西方，官办的或者宗教所进行的性教育，也只不过是在喋喋不休地念叨着成年人想让下一代干些什么，而青年自已想干什么，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自己决定。中国离这一天没多远了。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如果您认真地听了崔健的歌，看了王朔的小说，您对2000年的旋律和色彩就不会那么想不通了。除了年龄，性别这个阶层也在分化。当讨伐“陈世美”还盛行于大多数报刊之时，女导演就厉声喝问：《谁是第三者》？当清除精神污染之举又快变成破四旧之时，女界却堂皇高呼；“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当报刊大写某女“决定”爱上某英模时，妇女报纸却首开专版来讨论：女性有性权利吗？就连最根深蒂固的“同一”（工农联盟）也分化了――农村人说：“结婚登记？那是城里人的事。我们从来不兴这一套。”第三个危机是讲法制。传统文化都不是靠法制控制性行为，因为只有唯道德论才允许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夜入民宅、“捉奸捉双”。可是一讲法制，那些曾经有效地控制过个人性行 为的基层组织和惯用手段就全都玩完了。1984年笔者见过一例：居委会来“捉奸”，门不开，递出一页纸。大妈们以为是结婚证，却是撕下的《法制教育课本》，上批“拿搜查证来。解放后，个人一直是单位所有制。但一讲法制，再加上一切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单位也没有那份雄心和闲心去管男女之事了，除非闹出乱子来。可直到现在，政府的口号仍是“齐抓共管”，真不知道谁和谁齐，又怎么个抓法。第四个危机是人口流动。不仅是农民流出本村本土，流入城市，而且城里人也流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大杂院和单位家属区，流进老死不相往来的塔楼和商品房，流进“门一关就自由”的单元房，流进越来越多的公共娱乐场所。我们以往的性道德，全靠“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现在看不到了，眼镜再雪亮也没用。当然，我们还可以杀鸡给猴看，可现在“猴”也看不见“杀鸡”了，怎么办？至少在城市里和外出者当中，中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独处过。性的自律、自导与自享又从何而来？相应的婚姻松散和商业化的性服务要是不出现，那才怪呢。总而言之,1976年到1985年是一个决定的时期，一切都在那时逝去，又都在那时生长。可是，中国的道德领导者们又在干什么呢？他们不敢认清这些危机，更不敢认清：此乃上次革命之嫡生。他们除了禁和堵的老一套，就是写些只有自己才看第二遍的字儿；而且拒不承认，如果这些字儿管用，就轮不着现在的人来写了。领导者到底也没学会从活人的生活中来理解社会，到底也没想出该对性来点什么建设式意见。结果，从1985年开始，中国的性革命就站出来说话了。早在80年代之初，全国各大城市里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性革命”的端倪。它的主要表现是：一些从文革中解脱出来的中上层青年男女，发起了“家庭舞会”、“黑灯舞”、“贴面舞”等活动。他们之间的各种非婚性行为也剧增，甚至出现了一些所谓的“性乱团伙”，进行集群性交，结果成为1984年首次全国“严打”的对象之一。但是，这些青年的活动，毕竟人数很少，社会影响不大，很难作为中国性革命开始的标志。直到1985年之后，以“ 精神文明”为口号的社会控制力量、以“ 性科学”为旗帜的知识阶层的自由主义力量、以“ 人性论”为理由的民间自发力量，一直处于三足鼎立的局面。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性文化和性的社会实践的变化已经如此之大，令大多数中国人不得不刮目相看，结果，人们开始感觉到：中国的性革命真的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