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略谈伍子胥的水战思想 -- 龙旗辫子兵

伍子胥教吴攻楚，其基本方略，便是“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左传.昭公三十年》）罢通罴，罴即疲。伍子胥的基本战略思想，便是利用游击战术以疲楚师，伺机攻楚。这一思想，与毛泽东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敌驻我扰”的游击战术是相通的。可以说，伍子胥，是中国游击战术的开山鼻祖。

　　游击战术最盛行于20世纪，中国的抗日战争，越南的抗法战争，阿富汗的抗苏战争，都是应用游击战术击败强大国家的经典战例。游击战的一个基本条件，便是部队的机动性。抗日游击队的机动性，一方面来自于本土作战的优势，另一方面，来自于老百姓对侵华日寇的憎恨，对抗日武装力量的掩护。“地利”与“人和”是保障游击队机动性的两个基本条件，也是二十世纪所有游击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然而，游击战争多用于落后国家的本土保卫战，极少用于大国争霸。所谓“谋国必用正兵”，乃是因为大国战争中很少有一方能够在“地利”与“人和”上取得如游击队一般的压倒性优势，因此，部队的灵活机动难以保证。那么，3000年前的伍子胥，为何能够如此巧妙的将游击战略用于吴楚的争霸呢？这其中的奥妙，在于吴国独有的兵种――水军。

　　吴国――春秋时代的“水权”大国

　　农耕时代的战争，其主要目的在于争夺土地，战斗的焦点是取得对陆地的控制权。春秋时代无疑是陆权时代，陆军中的车兵，是中原各国军事力量的主力。

　　最早在战争中使用战车的是苏美尔人，希腊、罗马都有短暂的战车使用的记录。不过，在西方历史上，由于技术落后，战车套马均采用脖套式，将缰绳系于马脖子上。这种套法的弊端在于一但战车负载过重或行驶速度过快，很容易导致战马的窒息。这一弊端限制了战车的速度与灵活性，从而限制了战车的应用。在西方军事史上，战车的主要用途是作为将领的代步工具，战争中，将领通常到达战场后即下车步战。因此，冷兵器时代的战车在西方军事史上昙花一现，从未成为一个独立的兵种。

　　我国的战车与西方战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中国的战车起源于商代。由于采用的胸套式的套法，将缰绳系于马的胸口，使得战车的速度、机动性与载重能力大大提高。古代战车采用四马驾辕，车上载甲士三人，一居中驾车，两人立于左右，分别持长矛与弓箭，战车后有步兵72人（这是中原大国的军制，楚国由于地广人稀，一车后有步卒50人），作战时，“车驰徒奔”，是陆战冲锋极为厉害的武器。战车长期应用于中国古代战争中，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兵种，即车兵。春秋时期，楚国为了争霸中原，其军队主力，便是车兵。

　　而吴国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春秋时期，其风俗“断发文身”，文明发展较为落后。鲁成公二年，公元589年，楚国亡臣申公巫臣出使吴国，曾教吴王寿梦以富国强兵之法，“吴于是始通于中国”。吴紧邻于楚，吸收中原文化而强大起来的吴国为了争夺霸权，从此开始了对楚的征战。

　　尽管吴国的强大是靠吸收了中原大国的先进文化，但是，由于地处长江中下游，河道纵横，因此，吴国以及同处“百越之地”的越国，其作战的主力部队，都是水军，而作为春秋时代最为普遍的主力武器――战车，始终不能够在吴国大行其道。

　　考之《左传》，时大国出兵，以兵车作为作战单位，中原各国曰乘，楚国曰广。《左传》于战争记载极为详细，凡大国出战必曰兵车若干乘（广）。如鲁隐公元年，郑庄公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太叔段；齐桓公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戌卫曹邑(闵公二年)；城濮之战，晋出兵车七百乘(僖公二十八年)；晋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纳捷甾于邾(文公十四年)；郑子产讨尉止，用兵车十七乘(襄公十年)；共与子展伐陈，用车七百乘(襄公二十五年)；秦哀公命子虎帅车五百乘救楚(定公五年)……而吴越两国出战，则只记人数，从未言及兵车多少。《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吴子以罪人三千人先犯胡沈与陈”；定公四年吴楚柏举之战阖庐之弟夫概“以其属五千先击子常之卒”。从这种记载的不同可以确定，吴国的主力部队是步兵，而非车兵。

　　吴国地处水乡，人人善于泅水。《韩非子.说林》便屡屡称赞“越人”的“善游”。古代将长江中下游平原直至南海的地方通称为“百越之地”，吴国也在“越人”的范围之中。因此吴国的步兵一旦上船也就是水军。所谓“以舟为车，以楫为马”，正是吴国部队的真实写照。《左传》定公四年，“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身于淮纳，自豫章与楚夹汉”。《国语.吴语下》，吴王夫差使王孙苟告劳于周谓“遵汶伐博，簦笠相望于艾陵”。可见，柏举、艾陵之战，吴国均是以步兵乘舟，沿水路推进的。

　　当时，吴国民风尚武，多出刚烈勇武之士。专诸刺王僚、要离刺庆忌，反映出吴国民风的刚烈强悍。同时，“天下之铜精集于越而锡集于吴”，铜，锡都是铸剑的原料，因此吴国宝剑之锋利，冠绝天下。由于武器精良，作风强悍，吴国的水军所向披靡，为诸侯所具。吴楚之间征战多年，吴国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楚人至屈原尚且畏惧吴国之武功，《天问》有“吴光争国，久余是胜”。《淮南子.主术训》载“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干舟而浮于江湖”。可见，当时的吴国的水陆合一的水军，是一支深为各国所恐惧的力量。

　　由这些史料来看，春秋时代的吴国，在军事上颇类似近代的英国，是以海权（水权）为国家主要军事力量，并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的。

　　伍子胥的水战思想

　　伍子胥为报平亡杀父之仇而投奔吴国，为了借吴国之力报仇，伍子胥对于吴国的军事特点，做了深入的研究。楚国当是已是强国，动辄调动千乘兵车，《左传.昭公二十年》楚灵王问左尹子革语曰“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作为新兴国家的吴国，必然不能与其正面抗衡。只有采取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机动战术，徐徐削弱之。凭借敏锐的军事洞察力，伍子胥将目光集中与吴国的水军。

　　近代海权思想家马汉曾经反复指出，海军在战争中拥有远远胜于陆军的机动性。的确，河道之于吴楚之地，类似海洋之于地球，是连接个个军事目标的通途。作为特殊的运输途径，吴国的水面力量相比于楚国的战车，自然具有更强机动性，也因此更为经济。三千多年前的伍子胥当然不会有如马汉一样的海权意识，但是，很显然伍子胥注意到了这一点。

　　在攻击中，吴国的水军无疑比楚国的车兵更为灵活机动，因而也就占据了战争的主动权，可以做到“彼出则归，彼归则出”；在撤退中，楚国的车兵又无法对吴国的水军实施追击，“彼欲击我，我其不能”（《盖庐》）。同时，车兵的调动耗费的国家力量远比水军为大，“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孙子兵法.作战》），长此以往，“楚必道敝”， “彼则数出，有躁气，我有静志，起而击之，可使毋兹”（《盖庐》）。

　　楚国相对于中原大国也以南蛮自居，并且根据自身的地理特点，也备有少量水军。然而，楚国的水军，无论数量与质量都难以与吴国相提并论。水面控制权的丧失，使得吴国对楚国的骚扰屡屡得手。对于这一点，墨子有着深刻的分析：“昔者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楚人顺流而进，迎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难；越人迎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而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势，亟败楚人。”（《墨子.鲁问》，这里的越人实际上是吴人）正是经过了对楚国长达6年的水上游击战，吴国削弱了楚国，并最终于柏举之战中“五战五胜”。攻入楚国郢都，楚昭王出奔，伍子胥鞭平王之尸而报仇雪恨，吴国也从此成就了霸业。《左传》中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记载没有提到孙武，可见，攻楚兴吴，主要的功绩无疑当归于伍子胥。

　　水战全赖大舟，伍子胥是水战的大师，对于大舟的制造极为重视。《汉书.艺文志》兵法中收录了伍子胥《水战兵法》十篇，今虽已经亡佚，但《太平御览．兵部四十六．水战》中保留了一则《越绝书》的佚文：

　　伍子胥《水战兵法》：“大翼一艘，广丈六尺，长十二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擢五十人，舳舰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当用长钩矛长斧各四，弩各三十四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

　　这样的大舟，其功能类似于现代航母，是一种远程投送大规模兵力的利器。《艺文志》将《水战兵法》归入“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的“兵技巧”部，王先谦注《艺文志》将《水战兵法》称为“子胥军船之教”，不难猜测，造舟是《水战兵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伍子胥水战思想的重要组成不部分。

　　正是在伍子胥的重视之下，吴国的大舟制造工艺在当时领先于各国。吴国地属扬州，《尚书.禹贡》载扬州“齿革羽毛惟木”，可见吴越之地盛产木材。刘向《说苑》卷九载“晋平公使叔向聘于吴，吴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绣衣而豹裘者，有锦 衣而狐裘者”，可见吴国造舟之盛。丰厚的自然条件使得吴国的战船坚固庞大，无坚不摧的陆军步兵配合水上大舟，吴国的部队下从此成为了一支具有高度机动性和威慑能力的战略性力量。伍子胥以其水战思想，站在了春秋时代的军事战略思想的最前沿。

　　自然，由于客观的历史条件的限制，身处农耕文明时代的伍子胥不可能产生出发轫于现代商业文明的海权思想。但是，伍子胥的水军思想的诸多方面，已经与现代海权理论的观点契合。陆权注重占领，领土海权注重要塞控制。而伍子胥则对于军事要塞有特殊的关注。这固然没有在《盖庐》之中得到反映，但是，《左传》载鲁哀公九年吴王夫差筑城于邗以沟通江淮，便于吴军乘舟北上。哀公十一年，夫差于艾陵败齐师，获兵车八百乘，全部赠给鲁国“以威邹鲁之君”。战车是攻城略地的有利工具。吴国虽然擅长水战，但早在寿梦时代，申公巫臣便教吴国以车战之法，夫差不会不知道战车的重要性。这些行为，反应了夫差轻视领土占领而重视要塞控制的军事战略思想。伍子胥与夫差关系极为密切，在夫差之前以“长者”自居，夫差之立也是伍子胥“以死争之”而得，不难猜测，夫差寿自幼便受到了伍子胥的多方教诲。这种要塞控制的思想，大概就是夫差受之于伍子胥的。

　　吴国之败亡

　　吴国之败亡，不能传统历史学家那样简单归因于夫差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以及“亲小人，远贤臣”。实际上，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尽管夫差在后期疏远了伍子胥，但是，至少在战术层面，夫差仍然贯彻了伍子胥的水战思想。也正由于此，夫差才能够在艾陵大败齐军，并武力胁迫晋国，于黄池之会取得了盟主地位。吴国的败亡，有其深刻的战略层面的原因。

　　春秋时代诸侯兼并频繁，《春秋》所载不过两百多年，然“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实际的数量还远远超于此。农耕时代最重要的国家资源在于土地，各国欲求争霸，必须攻城略地，吞并小国以壮大自身力量。从这一点来说，夫差屡次用武中原，是顺应当时的历史潮流的。问题在于，夫差错误估计了形势，也错误选择了战略对手。

　　吴国的部队之所以能够战无不胜，依赖于其亦舟亦陆的水军。如前所述，吴国水军的优势有两个，一是武器精良，民风剽悍；二是中原大国无水军，因此吴军相对于中原各国，具有独一无二的机动性。然而，相比于近在咫尺的越国，吴国水军就很难谈到有多大的优势。吴越同处百越之地，民风相近，武器精良程度也相去不远。《周礼.考工记》有“吴越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同时，越国部队与吴国一样，也是水军。纵观春秋史，吴楚之战，吴国屡战屡胜。夫差对于齐、晋也保持着军事上的优势。而吴越之战，双方胜负相当，吴国并不占优。勾践先败阖闾于姑苏，后败夫差而亡吴国。夫椒之战夫差败勾践，乃是由于有伍子胥这样的战略大师，同时勾践刚愎自用，才偶然得手，围勾践于会稽。吴国欲图中原，必须先消灭身边的越国，一方面可以垄断水军优势，保持军事上的领先地位，一方面为自己建立稳固的大后方。越国也是如此。因此，吴国真正的对手，是越国而不是中原的楚、齐、晋国。与齐、晋的争霸不过是胜负之争，与越国的战争才是生死的较量。对于这一点，伍子胥有着深刻的认识，“非吴丧越，越必丧吴”（《吕氏春秋》），：“夫上党之国我攻而胜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车”。 “夫越国，吾攻而乘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 。可惜的是，夫差不能从战略上认识这一问题，将夫椒之战一时的优势视为对越的征服，放弃了灭亡越国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最终身死国灭，令人感慨。错误选择了战略对手，是吴国灭亡的根本原因。

　　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伍子胥的水战思想，尽管初具现代海权理论的雏形，却不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中国本土的“海权”理论。海权思想的产生，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自由贸易的兴起的基础之上的。大规模的商业生产促使国家需要自由贸易与广阔的海外市场以释放勃兴的生产力，而海上自由贸易的持续发展和扩大则为海上力量的不断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而伍子胥所处的春秋时代正是农耕时代的发展期，国家力量的强大依赖的不是贸易与市场，而是土地。因此，伍子胥的水战思想，只能应用于吴越之地。夫差能够听信伍子胥的忠谏，灭亡越国，一旦问鼎中原后，吴国的步兵在与车兵的长期对抗中也必然处于下风。或是抛弃水军采用车兵或骑兵以利征战，或是为中原大国而击败，是吴国的必然命运。越国在灭亡吴国之后，就面临着与吴国同样的问题。虽然勾践也曾会盟中原，成为盟主，但迅速被楚国击败，至无强时代为楚所灭。楚国之所以能击败越国，在于军事技术的改造。“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使为舟战之器，作为钩距之备，退者钩之，进者拒之。量其钩距之长而制为之兵。……楚人因此若势，亟败越人”（《墨子.鲁问》）。历史的大背景使得伍子胥的水战思想并无太多的发展空间。在后来3000多年的历史之中，中国虽然不乏如郑和“宝船”一样的强大海军，不乏如施琅一样的海战专家，但中国始终不能诞生具有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海权，这都是历史的大背景使然。农耕经济无法为海上力量的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余论

　　海权思想，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才真正为中国人所认识，却至今没有在中国大行其道的现代战略思想。马汉曾经指出，商业、航运、殖民地是催生现代海权的基础条件1。然而，这三者在农耕经济方式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绝无产生的可能。时至今日，尽管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新中国已经屹立于东方五十五年，并在国际社会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迄今为止，中国海军仍然仅仅是一支近海自卫力量，即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不符，也无法满足保障国家安全的基本需要――海外华人华侨屡屡受辱乃至遭受屠杀，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时代呼唤着中国海权，时代迫切需要中国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

　　正如俾斯麦所言2：那些傻子总认为自己的经验最为可靠，而我则更相信他人的经验（大意）。作为缺乏海战经验的今日中国人，固然需要深入学习他国的海战经验与海权理论，更需要认真研究、梳理中国人自己的海战思想。所谓“一国有一国之战法”（蒋百里）。中国海军需要拥有自己的作战风格与战斗传统，如此，才能在军事领域做到独立自主，知己知彼。

　　伍子胥的水战思想，具有现代海权思想的雏形，且其水上游击战术，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发挥。海军相对于陆军而言具有更高的突然性与机动性，而与空军相比，海军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调动最庞大的军事力量。美国航母在现代局部战争中多用于“急先锋”的角色，海湾战争在这方面是个很好的例子。1990年8月2日，美国的“独立”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处在东印度迪戈加西亚岛附近，而“艾森豪威尔”号核动力航空母舰战斗群正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1小时，两舰分别受命驶往安曼湾和红海。两天后，“独立”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到达北阿拉伯海，而“艾森豪威尔”号战斗群则到达了苏伊士运河。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布什总统发布全速进军命令之后的48小时内，伊拉克军事目标就处在这两艘航空母舰上舰载机的攻击范围之内。 真正做到了“动于九天之上，藏于九地之下”。东方特别是中国军队最擅长游击战与运动战，走向海洋的中国也必将拥有自己的航母，因此，深入研究伍子胥的水战思想，对于未来中国海权力量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最后，要指出的一点是，本文中采用的“水权”，乃是由马汉的“海权”概念引申而得。马汉的海权概念不同于今日所谈的“海权”，其英文原文为“sea power”，即海上力量。由此，所谓“水权”，指的是“水面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