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十年网络 百年沧桑 更新见正文下链接 -- 马前卒

办完事回去的路上，我就琢磨，这几次折腾，和国家寻求发展路线也差不多。基本上大国发展都有自己的惯性，不到火烧眉毛的时候不会急转弯。火烧眉毛的时候，没空仔细琢磨往哪个方向转，如果前面有成功先例，那跟上就是，实在跟不上了才需要自己趟。英国第一个误打误撞地趟出工业资本主义的路来，其他国家穷则思变的时候也只能把这一条路走到黑，哪怕像日本那样不成功就成仁的走法也顾不得了。至少这条路有人走通过，至于这条路绕远不绕远，好走不好走，那不是生死存亡的关头该考虑的事情。可是俄国这条路刚走到一半，就发现路越来越窄，俄国这个大胖子有卡在这里的危险（日本刚刚把自己饿瘦了钻过去了）。正在进退两难之际，世界大战来了，彻底把那点家底打的粉碎。再走英国的老路既不可能也没时间，只好权且让列宁这个标新立异的家伙接手——反正情况也不可能更坏了。

列宁没几年就挂了，斯大林左看右看，世界革命一时也来不了，自己先活下去是正经——这就把国策基本定了。在一个狼和羊的世界上，不想当羊，那就是当狼，起码也是条和狼差不多的猛兽。西方国家先搞自由资本主义，小企业逐步滚成垄断集团，再操纵国家机器保证进一步的扩张。斯大林虽然没打算走这条路，但也深知没有强大的工业就没活路，因此用国家权力强行建设工业经济——不管有没有市场。这正好从另一个方向走进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大门。靠企业和独立资本家来搞国家，还是靠国家反过来直接搞企业，搞工业经济。结果都是一样的。这一点列宁没有想清楚，觉得资本主义已经没有发展空间了，应该搞革命。恰恰是这个革命给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方式——以革命党组成强大的国家机器，用国家机器来实现资本的扩张！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就这样成长起来，而且后发先至，国家机器与工业经济的结合更加紧密，更能提供足够的需求，更有利于调动资源协调经济发展。再过几年，1929大危机来了，苏联不仅不受影响，反而趁机快速发展，这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美国出了个罗斯福，也用国家力量提供需求，还带着美国去打世界大战，也解决了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市场问题。至于德国日本意大利，早就以法西斯的方式实现了国家和工业经济的结合。只有死抱着殖民帝国不放，觉得没必要加速变革的英法悲剧了，在接下来的二战中彻底边缘化，二战后才扭扭捏捏地转向。

革命成了工业资本主义扩张的新方式，但要成功的扩张，还有一个前提是这个国家足够大。因为只有大国才能从原有的农业社会中汲取足够的资源（从外面弄已经不可能了），打造最初的国家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为弱小的工业提供需求和投资。比如说新疆建设兵团的工商业启动资金，就是王震从兵团官兵的军装里省出来的，每年两套改一套不说，全部军装都减少两个口袋，节约布料卖钱搞工业。小国显然玩不了这一套，因为攒起来也没几个钱。此外，最初的国家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就是一个壳，这个壳除了苦练内功搞工业社会外，还必须挡住其他如狼似虎的帝国主义，你可以设想中国靠志愿军的轻步兵在苏联援助没到的情况下从鸭绿江冲到汉城，却不可能设想匈牙利红军在日翻捷克部队之后再去围歼协约国联军。这个世界太野蛮了，以至于小国从来没有主导自己命运的机会。

这就限制了苏联道路的后继者。如果说日本是因为个头小才在英国的卵翼下成长起来，中国就是因为足够大，才可能自成体系地搞国家资本主义。其他国家自主地搞场革命都难，更不要说靠革命红利搞国家资本主义了。东欧，朝鲜，东南亚那些国家其实只能算苏联和中国体系的延伸。

不管咋说，咱们这些事后诸葛亮站在苏联的尸首上可以随便展示自己的见识，说什么共产主义者主导的革命也可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其实这从苏联之前的历史来看，也有脉络可循。从英法美到德国日本，国家对企业的扶持、干预，乃至直接投资一个比一个多，原因很简单，外面可盘剥的地盘越来越少了，如果国家不伸手干预，那本国的工业资本主义很难形成能出去拼杀的体格。只是当时还没到1914，外面的地盘就算少了，毕竟还不是没有，1929年大危机也没有到。所以各国政府终究没有迈出靠政府信用来解决需求这一步。因此列宁觉得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变无可变，共产主义指日可待了。

再回到刚才的话题。俺说苏联的解体不算大事，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才是个历史拐点。因为休克疗法本身是自由主义大忽悠的一个笑话。好比个街头卖假药的，本来也就想忽悠个百八十块的拉倒，没想到俄罗斯这个继承了百万家财的憨货说啥信啥。那，说不得要骗他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骗的有多惨？前几天在sb看了个回复很贴切：“戈尔巴乔夫在台上时，俺有一次看新闻联播，他去考察农业，听播音员说苏联全部粮食年产一亿九千万吨！可损耗居然占四分之一！败家子呀…………后来听说俄罗斯产量才7、8千万吨，大吃一惊，听说还出口………..就没话说了”。其实，俄罗斯最低谷的时候，粮食产量到了四千万吨。一向被指为苏联弱项的农业都这德行，自由主义大忽悠战果辉煌。

然而，正如我一个做业务员的同学所言：“骗人要骗的成功，第一条就是得自己真信”。 诚哉斯言！谁也不是傻子，要想骗的一个大国团团转，光靠几条白纸黑字的方案是不行的。要有一批立场一贯坚定的知识分子搞理论体系，还要有成功的案例当样板。为啥已经进入国家资本主义时代的北约集团能拿出这两样东西给苏联呢？

这就要回到列宁的青年时代去看问题。那个下限放到1914年的“漫长19世纪”其实就是一个资本主义适应工业时代的过程。现代工业一方面扩大人类的经济能力，一方面也扩大了有效率的经济单位的规模。企业越来越强，联合越来越多，从卡特尔、辛迪加到托拉斯。这确实是一个自由经济向垄断经济转型的趋势。但列宁看不到身后的事情，看不到1929大危机和苏联本身对资本主义的冲击。以为垄断化过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到头了，以为垄断企业养私兵，养议员就够牛了，殊不知这个进程到他死只进行了一半。后面的官僚化，国有化、军事化、虚拟金融化、法西斯化他都没看到。直到冷战开场，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构才算基本确定下来。

马克思主义者信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是没错的。但问题在于人类社会还有自己的惯性。即便经济模式和结构彻底变了，从一种文化，一种政治外壳转向另一种总需要几代人时间。受过原来那种文化影响的人口越多，影响越深，这个惯性就越大。但无论如何，人的记忆和习惯会随着生命结束而结束，所以几代人时间一般也能过渡过去。在农业社会，社会结构的转型可能需要上百年，正好给了上层建筑过渡的时间。相比过渡期前后上千年的稳定期，过渡期被忽略掉也无关大局。现代社会就不一样了，经济结构可能几十年就要转型，稳定个几十年后再花几十年往另一个模式转，文化、艺术、社会心理、社会分层肯定也要跟着变，但问题是上层建筑变化不能无限提高，结果就是一路小跑也跟不上经济结构的变化，许多上层建筑的结构和表现甚至落后于经济结构一个时代。即经济结构不可逆转地改变几十年之后，已经要再往新时代转了，上一次经济调整带来的社会结构转变才走到台面上来。

打个比方，我们上中学时都学过内燃机的基本原理。无非就是四个冲程，进气、压缩、做功、排气，每个冲程曲轴转180度，一个周期下来转2圈。从理论上说，气缸的进气口出气口都有单向阀控制，进气冲程进气口开，排气口闭，排气冲程相反，压缩和做功冲程两个口都关。往返循环，做功不止。这个简单的理论模型放在低速转动的机械中是很符合实际的，也很容易被人理解。但问题在于实际应用的内燃机几乎都是高速转动，这时空气本身的惯性就不可忽视了。可能是压缩冲程已经开始了，进气口还没闭，空气的惯性可以使气缸内的气体一边进气一边压缩，也可能是排气冲程已经结束了，但排气口还要再开一会，一边排气一边进气，既利用了空气惯性，也使气缸里残气变少，燃烧充分。但发动机始需要稳定地转，这种滞后不能阻止本冲程的继续进行，也不能阻止下一个冲程及时开始。所以实际应用的发动机理论必须充分考虑这种滞后。

类似的，经济基础变革就好比发动机从上一个冲程进到下一个冲程，在竞争下必须及时更新；社会结构和各种社会学理论就好比空气的流向，在自己的惯性下，不一定和经济基础完全同步。再考虑到整个世界的发展水平并不平衡，在一个地区过时的思想和社会结构在其他地方未必没有生存空间，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了。具体到我们这个地球的20世纪初来说，已有的工业国成功案例基本都是靠私人企业的自发扩张起来的。其中最成功的英国（截止到1914年），正是在其他地方完全没有工业的情况下，放自己的企业和商人出去跑马圈地，圈成世界霸主的。政府和舰队只是个保驾护航的守夜人，企业碰了壁（比如鸦片卖不动），才出手干预。因此亚当斯密那一套颇能忽悠人。西方也一直打着这旗号搞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已经左右国家政权的垄断企业打着“尊重私有产权”“保持企业活力就是保持国家活力”的自由主义旗号行垄断之实，说着说着，自己也就相信了。

等到世界大战打完，世界上多了一个苏联，和美国控制的其他工业国打对台戏。这场对抗实质上是两个国家资本主义集团之间的对抗。既然是对抗，就要在宣传中体现出自己和对方的不同，好定义道德制高点。苏联自命共产主义，美国自然不能说咱们其实是一个操作系统，就得强调自己是自由世界，自己的经济因自由而有活力。这样，本来应该跟上经济发展的上层建筑又因为阵营分明的冷战而固化乃至宗教化。冷战的结果是用3亿工业人口对抗6亿工业人口的苏联解体，一时间原苏联统治集团也被这几十年的忽悠迷茫了。糊里糊涂地就把对手的面子当里子，真心实意地学习“西方经验”搞休克疗法，搞市场经济。苏联解体变成俄罗斯，本来不过是个悲剧，俄罗斯可以保持一个50年代英国那种准大国的架子，这个忽悠结束后，完全就是个惨剧了。

对了，成功的忽悠还需要成功案例，越近越好，这个西方也不缺。在日本也加入工业国的行列之后，各个工业国都像列宁一样，认为新增一个工业国不太可能。但工业实力薄弱，资本不足的殖民地和弱国不妨诚心诚意地相信自由市场经济，做好殖民地和资源产地的本分工作。所以殖民地小国颇有不少代理人认真地搞市场经济。再客观一点说，对于那些弱国来说，确实搞工业是亏钱的，如果工业搞不出一个完整体系来，搞多少亏多少，远不如顺应市场规律，挖矿卖资源，进口物资来的合算。所以自由资本主义的思想相当诱人，也能在特定国家收到实效。苏联是91年倒的，就在不久前的70年代末，智利就靠休克疗法翻过一次身。可智利是什么国家啊，那是一个除了铜矿就是石油，除了石油就是金矿，除了金矿就是森林，除了森林就是海岸线（打渔啊）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当然是玩命挖矿就行，私人放开了挖肯定比政府绞尽脑汁培养本国制造业强。所以休克疗法一试就灵。可惜苏联不是一个光靠卖石油吃饭的国家，卖资源一向是个贴补而不是大头。苏联经济几乎包括了所有的经济门类，水准还相当不错。这种复杂程度的经济交给市场去配置，让政府撤出对经济部门的管制和协调，在理论上不是不能混，但实际操作中恐怕要300年才能达成最优资源配置——到那时候没准其他国家都不住地球了，或者说市场经济所必需的“试错法”已经把整个经济试没了。所以苏联经济在比智利还爷们的休克疗法中变成了大茶几。到现在，久病成医，俄罗斯已经拥有了对休克疗法的免疫力——变成了一个纯粹吃资源的国家。休克就休克，谁怕谁？现役坦克减到2000辆又怎样？苏联的核武库还要20年才过期呢，休克了你就敢动我？

20年之后的事情到时候再说，现在回头来看中国这个也是靠革命来推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案例。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中国人民的力量是如此之大，几乎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胜利。而蒋介石政权是如此残暴无能，以至于中国人民只用了3年就取得了胜利，以至于战争能力过剩的美国，也不再愿意支持这个没法支持的盟友——可惜他们在越战时没这么聪明。胜利的第二年，朝鲜局势急转直下，美国军队直抵鸭绿江。鉴于500年来中国受到的致命进攻均从东北和朝鲜开始，中国志愿军又斗志昂扬地拿着十几种口径的万国造武器出国作战。虽然没有海空支援，补给断断续续，但以轻步兵为主的志愿军还是把美国人赶到了三八线以南，然后艰难地守住了这条防线。志愿军的无畏战斗一下子使中国真正获得了大国地位。对敌人而言，中国从此不可轻侮，对盟友而言，中国值得下本钱支持，尤其是没有一个重量级盟友的苏联。

中国对美作战的战果让乐观其成却又缺乏正面对抗美国信心的斯大林大吃一惊，然后苏联武器援助和米格战斗机都来了，一起把朝鲜的局面维持住。更重要的援助是一整套现代工业体系，苏联人提供了关键物资，还有各行各业的专家手把手地教中国建立工厂、研究所和大学。这些援助折合成现金和工时并不算多，也就是数亿美元的规模。远不如美国援助台湾，苏联援助东欧的规模。但从实际效果来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技术转移。因为在这之前（可能也包括之后），从未有一个国家主动促成自己的邻国（一个巨大的邻国）工业化。只有不靠外部需求发展的苏联才可能在特定时期这么干。

诚心诚意的技术援助和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建设精神结合，迅速创造了人间奇迹。1949年，中国还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纯粹到全国钢铁产量15万吨。相比之下，1947年，人口更少的印度已经有100万吨产能。15万吨是啥概念呢？北京那个鸟巢就用了11万吨钢——这是修改设计之后的结果，原设计要15.7万吨，正好是49年全年的钢产量。要是造个鸟巢，全国人民连个菜刀都不能买。这意味着普通人家里很少见到钢铁制品，农具往往只在关键部位用铁包一层，车轮是木头的，稍上点档次的马车才有包铁轮子。家里的水桶、水瓢，不是木头的，就是一个大葫芦一剖两半。我奶奶从那个年代过来，直到90年代还习惯性地收集一切钢铁、玻璃容器，认为把这些宝贵的物资卖废品是极大的浪费。直到她老人家1997年去世为止，弄的我家老院子的墙根下一直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罐头瓶。

和革命前已经是地球一霸，钢铁产量和法国相当，能够在外国技术支持下自造战列舰的俄国（当然，大部分现代工业都是英美资本控制）相比，中国这个基础可以说是一穷二白。甚至和当了上百年殖民地，英国人留下五万五千公里铁路的印度相比，中国也差得远。殖民帝国的统治者当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问题是殖民者也不能先知先觉，不会想到有一天要灰溜溜地卷铺盖卷回欧洲，还以为自己的帝国可以千秋万代呢。所以殖民帝国还是在大部分亚洲殖民地留下了不错的基础设施，尤其是矿山和交通设施。为了保证对殖民地的基层控制，往往还会建设一个工业时代的教育体系，培养二鬼子的同时也传播工业化知识。这些东西在二战后都成了独立国家的宝贵资产。但偏偏中国太大了，一直没有被一个帝国主义独占过。19世纪时，大清国靠中法战争和左宗棠西征，还有那么一点点威风和架子在，中国因此只能算半殖民地，人家只能零散地投资修点铁路。等到甲午战争一败涂地，庚子年八国联军进京后，中国实质上只是个军阀割据地区的地理名词。可中国还是太大，没法被人独吞，殖民地经营太晚的美国就跑上来提出 “门户开放”政策，中国成了列强的公用殖民地，只有台湾被日本割掉，日俄共享的东北在帝俄崩溃后也被日本独吞。其他地方都是列强共处，利益均沾。公用殖民地+军阀割据就意味着没人投资投技术搞全国的基础设施，列强一起在上海修个豪华办事处就算了，其他地方任用代理人一味掠夺。结果就是中国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工业化教育水平平均下来还不如朝鲜、东南亚。日本当年占了东北和中共东部之后，还是缺钢铁，缺石油，必须发动太平洋战争去抢东南亚，为抢东南亚不惜先打珍珠港和美国开战。其实不是因为东南亚比中国腹地资源潜力大，也不是因为东南亚的人力动员潜力大。而是因为那地方基础设施完备，占了就能用。中国就算占了，找到资源并开发出来也要一代人之后，说啥都晚了。所以就算鬼子知道大庆油田，也不会真的往那边修铁路专线，也不会钻研深井技术，还是得左手打珍珠港，右手去印尼抢油田。

1949年的时候，全国称得上有工业人口和基础设施的地方就三处，东北、上海、台湾。其中上海是个点，无关大局，其他两个地方算是有一定的工业化交通设施、零散的几处现代企业、相对系统的中级教育体系和普遍化的小学教育（还谈不上普及）。这种地区在农业国内战中就有决定性作用了。共产党抢先去拿了东北，奠定全国胜局，国民党靠海军拿了台湾，因此内战至今还没终局（海南岛开始也在国民党手里，但对全局影响不值一提）。只是这种资源对内是决定性的，横向一比就不行了。日本本来就是最弱的工业国，投到殖民地的资源还优先济着被视为本土的朝鲜台湾用。东北虽然也摊了一些，但在日本撤退、苏联拆迁、内战争夺之后，剩下的玩意和其他前殖民地比实在寒碜的多，朝鲜战争的时候造不出飞机大炮也就罢了，连胶轮大马车和棉衣都得动员后才呲牙咧嘴的抽出来。东北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工业化水平不问可知。

直到1966年的时候，搞了10年工业的中国农业产值还占经济总量的一半，小学教育还没普及，各个工业部门还停留在仿造外国产品，抄袭工业标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水平上。幸而此时中国的工业不需要摆开了和外国产品竞争。闭关锁国之下，中国的流水线上生产的产品、技术学校里教的工业技术可能不是国际上最一流的东西，但问题在于马上就要到10亿的人口大部分还停留在几个世纪之前的农业时代。赶快用手里的东西把这十亿人拉到工业化社会的门槛上才是最要紧的任务。

接下来的10年，中国在苏联援助结束的情况下自力更生，造三线，笨手笨脚地把工业复制了一份到西部；把几千万教育水平稍高的知青赶到农村，当民办教师，当赤脚医生，搞乡村科普；同时被赶到县城以下的还有无数电影放映队、宣传队、剧团、乐队、医疗队；上千万的农民被招工、征兵，走出家乡，以平等而不是仰视的角度去见识工业社会。用今天的话来说，那是一个伟大的山寨时代，原来被少数人垄断，移植于欧美苏联的工业技术、神奇科学、贵族文化、高雅艺术，统统被放到中国这个大染缸里山寨，然后以最通俗乃至粗俗的方式向最底层普及。等到这个时代结束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门类齐全，运行顺畅的工业体系，有了完全国产的卫星、导弹、原子弹、核武器和反导武器，有了成昆铁路和超高压输电网。几乎每个县都建起了自己的小水泥、小化工、小五金、小纺织厂，这些厂子如果放开了和欧美的跨国集团竞争，估计是一触即溃，但在封闭的环境下，这些红砖厂房+中专技术员的破烂企业却使中国的县城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变成工业城市，变成生产性城市而不仅仅是附近农村的一个行政中心，千千万万人开始购买本国工业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事情，中国有了一个普及性的中小学教育网络。县级师范训练的年轻人在夯土的操场上教学生打篮球，夜校老师在没有电灯的教室里讲电路原理；民办教师在农忙的打谷场上把人造卫星指给学生看，下放的工程师在学工的火柴厂里给农村学生讲元素周期表，头脑灵通的农民跟着县科技站的实习生放引雷增氮火箭弹，打防雹高射炮………..

这就是我父亲那一代下乡知青或回乡知青的青年时代，是他们多年以后回想起来牢骚满腹的年代。因为教育在他们面前展现了一个充满诱惑的工业社会，现实却告诉他们，不能上了学，往大城市里或者工业国一跑了之，必须继续在这个贫困的农业社会里流汗，才可能享用那个未来。在大部分国家，教育和工业训练如果超前于经济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动荡，但毛泽东和他的党勉强压制住了这种动荡，坚持在穷困的社会里继续训练最庞大的农业人口。于是中国有了以亿计算，受过基本工业纪律和技术训练的劳动力，有了一个中高端完整的工业结构，但人均消费品生产则未必比海地这种国家强多少。至于训练了人口之后怎么办？是把人口拉出去打工还是靠自己这点小资本慢慢滚？说实话，当时的中国还没想好。但无论如何，凭直觉判断，这是一条比海地乃至拉美更有前途的路。

这就是1978年的中国，是那个周恩来宣布要用一代人时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中国。从建国算起只建设了29年，从一五计划算起是23年，从志愿军回国，彻底进入和平时期算起只有20年。80后的宅男回忆一下从记事到看这篇文章的时间，就能对毛泽东时代的和平建设期长度有一个直观感受。

1980年之后的事，对老马来说算是亲身经历了。现在回想80年代，和本文有关的事情大概有这几样。

首先能想起来的就是80年代的自由主义忽悠阶段。那时候听美国之音理论上是敌台，实际上是风尚。一个政治笑话或是一个政治传言头天晚上在美国之音里出现，第二天晚饭后就能在街头乘凉的人群里流传。我当时还是这乘凉的人群中打闹的小孩子，但也模糊记得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教师、青工）在谈到工作、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时，往往要加一句“这事要搁在国外…………”。快到89年时，《丑陋的中国人》，《酱缸震荡——再论丑陋的中国人》这一类东西影响极大，封面上那几个恶心的扭曲人形我至今都认为是平面设计的典范。那时候电视少，成人看《河殇》，孩子也没选择不看。现在20多年过去了，内容几乎全忘，只有重看结束词才能回忆一二，唯有危机时低沉的语音，描写中国文明时昏黄的色调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最后画面一转，黄色文明转成天蓝色的西方先进文明，高楼大厦，蓝天白云，林荫大道，立刻让人有扑过去洗个澡，彻底冲掉身上黄色尘土和肤色的想法。现代传销手段+只有一个台的cctv。这个宣传效果真是没治了。河殇播出之后，有一段时间，人民日报登载的解说词成为知识分子之间最受欢迎的传阅品，因此不少单位的人民日报第五版都没了。对于我这样的小学生来说，将来最好的前途莫过于重点中学、大学……….乃至留学。这个“留”学一度也被我理解成一个学历级别。总之外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资本主义就是好，偶尔有几个非洲拉美的援外人员说起国外的实情，让我这样的听众感觉非常的矛盾——还有这样的外国？

下面转《接上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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