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一个造反司令的人生浮沉──观察文革的独特视角 -- 潇洒书生
家园 一个造反司令的人生浮沉──观察文革的独特视角 文革本身确是一场运动，但其运动过程同样充满跌宕起伏、易势突变，可谓“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在本坛涉及文革的文论中，绝大多数均围绕当时的大事件、大人物进行引证分析、各抒己见，殊不知，在文革大风大浪中苦斗苦熬的各路人马、各色人等俱有各自真实的际遇和激烈对冲的浮沉。
应当看到的是，文革不同时期均有首尾相连、整肃不断的各种运动，各派、各方、各层在绵延不绝的运动中，从未停止过角力较量。以官史定位为反面角色的“造反派”而言，除王、张、江、姚等少数头面人物，直到1976年10月6日才被捕倒台以外，当初由其利用、鼓噪起来扯旗造反、夺权掌印的大多数小将、先锋、打手在事实上早已成为了边缘人物。放眼当时的28个省市自治区，并没有多少地方是由造反起家的“四人帮”铁杆支持者掌握了绝对权力，多数地市州的实权也并不掌握在“造反派”出身的人手里。这个时候，文革初期在各地各级“呼风唤雨”的“造反英雄”都到那里去了？有的早就失势了，如北京学界的“五大领袖”，山东王效禹、山西刘格平、四川刘张夫妇等人；有的早就进了监狱，如陈伯达和王关戚等人；有的早就在重操旧业了，如工农商学中当初“跳得高、闹得凶”的大多数人。还有那些成千上万最早“揭竿而起”的热血青年，此时正满腹牢骚地在“广阔天地”日出而作。至于曾经风光一时、手握重权的什么军代表、工宣队，此时已经重返原单位“该干嘛还干嘛”了；军中在“文革”之初“头上长角”的军师级以上主官，早在“9.13” 事件后，被周公、叶帅“借势”扣上“林彪反党集团分子”的帽子“批倒批臭”，轻则褥夺职权“挂起来”，重则戴上手铐“关起来”。当然，时至1976年，各地各级确有不少造反豪杰挂着革委会“副主任”、“常委”的虚衔企图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再次夺权，但伟大领袖未予“放行”；久经考验的老干部们 “惹不起则躲得起”，以太极功夫委与虚蛇，但就是不肯再将“印把子”拱手呈上。实事求是地说，到王、张、江、姚等忠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主要代表人物垮台之际，他们手上能够全盘掌握的唯有上海等少数地方；即使是在上海，陆海空驻军的掌控大权也并不掌握在王、张、江、姚及其亲信手中。
如果历史的状态仍然停滞在文革早期的样子，即使毛泽东不在了，恐怕文革造反派的“江山”是难以撼动的。王、张、江、姚等人的思想追随者和行动依靠为什么越到后来、越往下走，愈来愈“外强中干” 了呢？观察、研究、分析历史，大视野、大思路固然需要，但，忽视那些起伏变化的过程、事件、细节，往往又难以深得“个中三昧”。下面，讲一位造反派头头的浮沉经历，可以得到一点有价值的线索。 4Mv kn>
游司令，生于1945年，重庆市近郊人士，1963年中学毕业即考入重庆最大兵工厂当学徒工。此君在总装车间干的是钳工活，技术水平一般，但性情开朗、花钱大方，在一帮学徒中渐积声望。老游的业余爱好与读书无缘，有得空闲便常邀三、五个好友到茶馆听评书或进餐厅“打平伙”。其所在单位团支部曾多次施以 “帮助教育”，指出他的所作所为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条件。据一些老工人讲，老游当年是比较知名的“不求进步”的“后进青年”。及至文革初兴，组织上号召单位干部、职工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文化大革命中再立新功。工厂不比学校，干部、职工大多有过经历政治运动的经验，对组织上号召 “大鸣大放”心有余悸，行动上难免迟缓。老游对近年来不断受到组织上的“亲切谈话”早就心怀不满，听到领袖号召“造反”自然心潮澎湃。但，老游也非莽撞之人，为稳妥起见，他和同为“落后分子”的老朱和绰号为“大脑壳”、“叶大汉”等兄弟跑到重庆大学的造反司令部取经，并虚心地向北京来渝串联的“革命小将” 学习。返回单位后，这伙青年人便打出“火炬造反组织”的旗号在企业内部掀起了“打倒走资派”的巨浪。面对来势汹汹的造反浪潮，企业领导人很快施出一计：将老游、老朱等几位兄弟以支援三线建设名义调到一个山沟新建的兵工厂工作。那时，支援三线建设也是“革命需要”，谁要不愿去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老游、老朱等几个兄弟伙只有服从“革命需要”，卷起铺盖、挥别战友，来到那正在草创阶段的山沟兵工厂。这个新厂的多数人都来自老游等人原来的单位，所以，老游等几个兄弟很快就安下心来，努力发展自己的组织。这个厂也已经有了名为“军工井冈山”的造反派组织，其骨干多是转业、退伍不久的军官、士兵，为其出谋划策的主要是企业科室的几位中层干部。老游等人一看，断定“军工井岗山”绝对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保守派组织，于是，便亮出“反到底”的组织大旗与之对抗。这时，占据上风的是“军工井冈山”，而老游等人论口才又辩论不过对方，论实力又不如对方人多势众。见到难以打开局面，老朱等人出了主意：搬救兵。根据协商的结果，由老游带着“军师”小范等人，到成都、泸州、宜宾等地寻求支持。他们跑了一大圈，见到了四川造反组织的头面人物刘、张，宜宾地区造反派的首领王茂聚，得到了他们的坚决支持；在泸州，他们发现这里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居然与厂里的“军工井岗山”是声气相通的，吓得赶紧逃跑回厂。这番游历以及结交的大人物，最终成了老游“说不清楚”的历史包袱。这是后话。当时，老游等回到工厂总的说来是扬眉吐气的，他们将从其他兄弟造反组织学到的经验进行了推广应用，改组了队伍并更名为“红旗司令部”，成立了勤务员小组和武装战斗队。在商议分工时，老游自告奋勇负责战斗队的工作，因而成了“红旗司令部”的“军事指挥员”，老朱则担任了“红旗司令部”的一号勤务员并负责全面工作。老朱比老游年龄稍长，重庆市游泳健将出身，身体强壮却不喜舞枪弄棒，学历不高但与几个“重大”造反出身的毕业生往来密切并倚为高参，其地位逐渐后来居上。时间到了1968年，四川政局基本上已由刘结挺、张西挺夫妇控制，而这家兵工厂所在地区的大权已经落到与“红旗司令部”同一立场的组织手中。朱、游等人得到强援支持，势力反超“军工井岗山”，并在一次“军工井冈山”游行场合，率领几百名骨干冲击闹场，用钢钎、棍棒“痛打”致伤数十个“小爬虫”。当地革委会筹备组立即发来贺信，肯定了“红旗司令部”的“革命行动”，庄严宣布“军工井冈山”是“反动组织”。至此，“红旗司令部”彻底掌握了工厂大权，老游被任命为“红旗武装战斗队”司令。这支战斗队有两百多名骨干队员，配备了半自动步枪、全自动冲锋枪、高平两用重机枪。根据当地革委会筹备组的要求，老游率部乘坐解放牌卡车攻占了县城，扫荡了公检法机关和武装部并抢夺了一批枪支弹药。老游把其中的部分 “战利品”分给了地方造反组织。这里不能不提到“军师”小范。这个小范是中专生，籍贯上海，其父是小资本家。小范读书甚多，爱好广泛，对液压技术工艺的研究颇有心得，但由于“出身问题”在文革前一直受到压抑。文革初始，小范报名造反不成，因为造反组织的头头都忌讳其“出身问题”。于是，小范找上老游，投其所好，出谋划策。老游依计行事，屡屡得手，便将小范归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正儿八经地接纳入伙，倚为左右手。小范见大局初定，献策老游：工厂的走资派太逍遥了，必须“伤筋动骨”，大张正气。老游点头称是。在小范的策划下，在老游的指挥下，一帮老红军、老八路和“当权派”被轮番批斗，我父亲等解放牌干部则被打得遍体鳞伤。其时，老朱与老游因权位之争已心生芥蒂，见老游猛斗走资派，老朱也率众参加了“看谁最最革命”的“大批判竞赛”。老朱略比老游“高明” 之处在于，他对老红军、老八路等只搞“文斗”，而对所谓“小走资派”、“小爬虫”和“历史反革命分子”进行武斗。与我家来往较多的工厂理化科科长老陈因被不堪所在单位造反派的一再毒打，趁人不备吞服化学制剂自杀身亡；食堂管理员老都因看不惯造反派狠批老干部，说了几句公道话，被同事检举后立即成了“现行反革命”，成天挨打挨斗，一天夜晚他在假装更换灯泡时触电自杀身亡。其间，老游等率领战斗队参加了著名的“武装支泸”战役，在对手饱受全川造反组织围攻并即将崩溃之时，当地炸药厂引爆了，震惊中央。解决四川问题摆上了最高当局的会议桌。一直受到刘张为首造反组织压制的成都军区主官张国华将军、梁兴初将军出面收拾局面。他们报告，四川形势险恶，是钻进造反组织的阶级敌人在搞破坏。周公等借势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把造反派的各大头目“请”到北京办学习班 “提高认识”，另一方面，在林彪的支持下，解放军开始对动乱失控单位提前实行军事管制。1967年至1968年，是我们和周围人所感觉到的“最残酷的时期”。
1969年，“九大”召开，军工厂被军事管制，一批团营级军官成了工厂的军代表，他们虽然也有派性，但并不支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红旗司令部”独大现象颇有戒心，便以实现“两派大联合”为由重新扶持早被打垮的“军工井冈山”的人马。不久，传来山东造反派最大靠山王效禹接受审查、四川刘张夫妇受到批评的消息，接下来，游司令的战斗队被军管会接管、改编为基干民兵营。随后，军管会以“不要脱离生产、不要脱离群众”为由，“劝说”造反派头头返回工作岗位，于是，老游重新成了钳工，老朱挂着革委会副主任的虚衔重操外线电工的“老本行”。据老游回忆，他们当时已经感觉不妙了。随后，中央号令的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一打三反”运动在军代表的组织下，迅猛展开，矛头直指“打砸抢”分子，另一方面，像我父亲这样在文革前搞业务的干部被“解放”出来协助工作。在 “一打三反”运动中，有的造反小头目检举“军师”小范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于是，小范先于游司令被召到北京参加所谓“学习班”交待问题，不久，小范居然在军人的严密监管下跳楼自杀了，与此同时，“武装支泸”的指挥员王茂聚也在“学习班”期间“自绝于人民”。小范死时，其子刚刚出生不久，其妻是一个技术员，多年后再嫁一个当地的售货员，家庭生活很不幸福。游司令后于小范进入“学习班”。他说，这哪里是去学习，完全是去交待与刘张、王茂聚相勾结的问题。几个月后，游司令戴着“犯了严重错误”的帽子被放了回来，这回，他在工厂又成了“监督改造对象”。林彪事件后，批判“极左”的活动开始升温，整党建党工作开始上路，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接替革委会行使领导权，一批老干部被军管会吸收进入了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两派人物基本丧失了权利。不久，又一次“清理阶级队伍”在老干部的主导下开展起来，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很快“查明”游司令是一个“反党反军反革命分子”。我记得是一个夏天的上午，在游司令等命名的“红旗广场”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游司令和“大脑壳”等人被五花大绑地押上主席台，军代表宣布“揪出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坏分子，取得了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新胜利”。老游没有想到在他主持修建的批判场所，他也有机会享受被“砸烂狗头头”的待遇。批斗会结束后，老游和陪斗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被押上卡车“游街示众”。最后，游司令和战友“大脑壳”被投进公安局的大牢直至判刑。
其实，文革的运动重点和斗争方向，从1968年就开始着手“拐弯”。此时，刘邓“司令部”已彻底摧毁，绝大多数老干部被作为“走资派”饱受批斗，军中以林彪的势力独大，王、张、江、姚等人已跃居权力中枢。同一个人或同一派人，在朝与在野、势弱与势强的不同状态下，其欲望、心思、目标也是因应变化的，造反起家的人掌握大权以后同样不喜难以控制的造反人物。即便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诸位文革大佬在彻底“放倒”刘少奇等“走资本主义路线当权派”以后，所思所想的还是着力于巩固和攫取更大权力，尽管他们所想要的“稳定”或“抓革命、促生产”的真实意图，未必与周公等文革“幸存者”的心思相一致，但周公等“借机行事”的功夫也确实了得。恰在此时，毛泽东也对时局和人事有了新的看法，提出要纯洁队伍、巩固成果。在此大政方针已定的形势下，偏偏还有不少英雄好汉在此前后仍执着于造反，大搞“揭批查”，更有甚者居然热衷于对尚在“上位”的新老当权派“刨根问底”起来，他们既弄出“伍豪事件”，又到处收集文革新贵如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历史问题”，致使当时“上位”诸公忐忑不安，深恐有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为九大胜利召开打好基础”的共识之下，中央推出的了一系列政治运动。从什么“斗批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两派群众组织大联合、老中青“三结合”、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整党建党”到1970年的“批陈整风”和1972年的“肃清林彪反党集团”、“批判极左”思潮等等运动，几乎从未间断地在中国大地上风起云涌。现在，尚缺乏对这些运动进行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深入研究。 '
在这些运动中，“极左”是其主要标识，“扩大化”秧及了许多无辜，如“一打三反”运动，全国就有28万人受到处理，有9000多人失去自由，像遇罗克、张志新等好人就受害了。另一方面，鲜为人知或乏人研究的是，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的“扩大化”还把一些“革命闯将”也“扩大”进去了。在文革初兴时出尽风头的 “五大领袖”也很快退出政治舞台，如山东王效禹、四川刘张夫妇等掌握一省大权的“造反派”相继丢失权柄，林彪、陈伯达等文武高层则“盛极而衰”并彻底出局。值得注意的是，从“大联合”、“三结合”开始，一些被打倒或批斗的昔日“当权派”也陆续“检讨出关”并重新掌权。其中，卖身投靠者不乏其人，而“嘴上高呼万岁，心头另有想法”的“同路人”还是居多。随着这些昔日的“当权派”恢复工作的越来越多，实力也越来越大，他们在各种运动中也“照猫画虎”地在高举大旗之下干了不少“挖墙角”的实事，即用“极左”的手段收拾“极左”的造反分子。再如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一些好人挨了整，也有一些造反分子被“挖出”本人或亲属或祖宗有“历史问题”并因此被打成“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坏人”而受到整肃；在“整党建党”运动中，一些好人被清除了，而更多在文革中被“停止组织生活”的人被借势“解放”出来恢复工作，还有一些造反分子被“查出”入党手续作假而被恢复工作的当权派“穷追猛打”。在基层的我们所看到的是，斗争的“扩大化”所波多的范围和挨整的对象，不再仅仅只是过去的那些当权派或地富反坏等“老运动员”了，也开始包括那些靠“造反起家”的人和在文革中搞“杀人放火”的打手们了。尽管对后者的打击不可能彻底，但这种情形在当时对所有的人都造成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不同影响。由于这些“极左”分子是当权派们严格按照“极左”的标准、方法、政策被“揪出来”的，即使是“四人帮”也不好多说什么。1970年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时，陈云夫人于若木以“反铺张浪费”为由，在湖南衡阳干校贴了一张揭发江青“生活上违背毛主席要求‘勤俭节约’教导”的大字报，江青虽然闻讯暴跳如雷，但也只好在当时“忍下了这口恶气”。又如，成都军区的张国华政委、梁兴初司令员尽管彼此之间有心结，但面对在四川造反夺权、操纵武斗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则“同仇敌忾”，充分利用 “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运动削弱其羽翼，并伺机收集其“反党乱军”的罪证向中央反映，甚至动员一些受害者在军人保护下不断前往北京“血泪控诉”，致使刘张在七十年代初就失去了权力。
“此消则彼长”。邓小平等出山后，当时基层的老百姓是这样议论的：如果刘少奇、陶铸不是叛徒而且不死，可能也会出来工作。
大约在1974年左右，幽默的川人便编了一副对联，其上联曰：当权派、派当权，当权派整当权派……，另有一联则流传至今：说你很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多年前，有人找到单位要求为其在1970年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并被遣送回农村老家的父亲平反，我一查才知道：此人在文革中，曾任造反派私设牢房的看守。清理阶级队伍时，有人检举他曾经当过国民党的保安团士兵，经过较长时间的内查外调后被定性为搞“阶级报复”的坏人，被五花大绑捆送回乡劳动改造。为此，单位造反派头头也被安上 “重用阶级敌人”的名义受到军管会的有组织批判。这事，按照今天的观点来看，应属处理过重。单位将此事上报上级组织，上级领导为此提出严厉批评：你们的立场有问题！造反派不存在“平反”问题。
文革时期的角力冲撞、力量消长，有许多的谜至今乏人深究，但，运动中的运动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以及积攒累积所导致的后果是明显的。没有任何过程是会毕直运动的，于时局于人生，时过境迁而分化整合，易势转化也总是有可能的。这就是历史。
关键词(Tags): #文革经历系列， 通宝推：米宝,长少年,柳叶刀,家园 黄沙河是一块“宝地” 少年时代曾多次出入黄沙河。这地方产煤开矿，另有一座监狱（简称“四监狱”）。我之所以会去黄沙河，是因为得了病，而监狱医院有高人门诊。记得黄沙河矿有一熟人，他姓王，是x光大夫，他不是犯人。四监狱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几幢平房是国民党战犯的居所。这些战犯虽然不能走出监狱大门，但在高墙之内还是要比一般刑事犯和反革命犯要自由一些，伙食也要好一些。1975年特赦时，战犯就走了。至于“胖子”提到黄沙河煤矿听说早就破产了，而四监狱也改关押四川的女犯了。那些曾在四监狱服刑的战犯倒有一些故事，很有意思。
家园 heihei嘿嘿 我幺爸就是红旗派宜宾地区的小头头，冲击宜宾地委就有他的影子，我老爹更喜剧，雄赳赳站在卡车上，给我奶奶丢下个条子：亲爱的妈妈我去打麻匪去了。
我爹比我幺爸世俗聪明，很快就逍遥了，我幺爸不知进退，很快就丢到黄沙河挖优质煤炭去了。
家园 四川武斗的大会战──“武装支泸” 游司令在文革时参与了非常有名的“武装支泸”会战。现在，很多人都不晓得这回事了。这里介绍一下：这是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９６８年7月间，由刘结庭、张西挺策划、四川省帮派头头王茂聚、郭林川调动大批外地武斗人员，在四川泸州进行的旨在消灭对立派组织的一系列大规模武斗事件和流血惨案。泸州是四川“文革”的重灾区。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的影响下， １９６７年1月22日，本市“造反派”组织夺取各级党、政、财、文大权。部分领导人被关押、批斗。
2月初，驻泸部队奉命执行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工作。2月19日，成都军区用飞机在泸散发中央军委8条命令的传单，随即，驻军和公安机关逮捕本市部分群众组织头头。在随后的反“二月逆流”的风潮中，泸州群众组织因为权力分配、军队支一派、打一派的影响，逐渐正式分化为两大派。
１９６７年７月以后，四川相互对立的两大派群众造反组织，为争当“左派”、“核心”、争夺领导权，不惜兵戎相见，武斗战火遍及全省。７月６日，泸州两大派群众组织首次在城内进行武斗。双方主要使用钢钎、大刀、长矛、棍棒等群起殴斗。武斗持续数日，死伤多人。随即，在“文攻武卫”的口号下，两派组织开始强夺、哄抢军队和民兵的武器，组织大批武斗队伍，为进行大规模武斗做武器准备。
７月１８日，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王茂聚发动第一次“武装支泸”，组织外地大批武斗人员赴泸州，武斗骤然升级。双方使用从部队和民兵武器库抢来的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和火箭筒等现代化武器进行“战斗”，持续数月，造成大批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著名文物景点钟鼓楼被火箭弹击中焚毁。
９月５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刘结挺、成员张西挺及宜宾地革筹负责人王茂聚、郭林川再次组织“武装支泸”，调集成、渝两市和宜宾地区１８个县、市武斗人员数万名，由王茂聚亲自指挥，陆续抵达泸州“参战”，武斗规模更大，波及泸、纳、合等县。
此次武斗使用了尚未装备部队的步枪、机枪等新式武器，动用了迫击炮、无后座力炮等重武器。城区及附近郊区工厂停产、商店关门、交通断绝，一些建筑物被毁，一些居民被流弹击中，双方人员伤重。
１９６８年３月３日，泸州市两派组织再次发生激烈武斗。两派武斗人员隔长江、沱江对战，枪、炮互射，相持不下。４月８日，泸州人民北路百货站库房被流弹击中烧毁，，一些建筑物和大批物资被毁，经济损失达２2７万余元。
1968年3月，中央文革在北京空军政治学院召集四川省的主要负责人和各大派组织的头头办学习班。3月15日，会议做出决定，严厉批评了五十四军和“八· 一五”派，对成都的“红成”派和川大“八·二六”派也提出了指责。该精神被称为“三·一五”指示。4月27日，周恩来再次传达毛的“最高指示”，“叫反到底不要翘尾巴”。后称之为“四·二七”指示。由此，在北京学习班的刘结挺和张西挺决心在四川有恃无恐的大干一场，并向中央表示，要“彻底解决四川的武斗问题”。随即，刘、张指派邓兴国回川，传达其 “打下中江，收复蓬溪，稳住潼南，打回南充”的方针。在实现打中江的目标后，７月４日，刘、张、王、郭发动第三次“武装支泸”。调集数十个县、市的武斗人员，配备无线电台和各种新式武器，四路齐发，水陆并进，围攻泸城。
７月２８日，城郊大驿坝１１６３油漆仓库被炮弹击中起火，损失３２万余元。经过这次大规模武斗，一派被赶走，泸州为另一派所控制。但市区及泸、纳、合、叙、蔺等县武斗仍断续进行，并未停息。
１９６8年７月２３日，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发出布告，重申严禁武斗，命令人民解放军采取强制措施，坚决制止武斗。３１日，驻泸部队２３００余人在城区进行武装游行，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央“７·２３布告”。接着，部队先后派出宣传队１８８６个、５４００人次，宣传中央指示；举办学习班３２期，集训武斗人员１０００余人；收缴各种枪１４０７支、炮１７门、枪弹１２万发、人民币１０多万元及部分炮弹、物资.
至８月底，市区武斗基本停息，武斗工事基本被拆除，武斗人员大部分被遣返原单位。
１２月２５日，中央下达对《关于解决四川省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严厉批评四川武斗，点名批判刘、张、王、郭等人。随即指令泸州两大派群众造反组织头头到北京学习班学习，彻底解决泸州地区武斗问题。
至１９７０年２月６日，古蔺县两派在该县轿子顶的武斗停止，全区武斗始告平息。
泸州武斗造成的损失无法一一统计。仅三次“武装支泸”即打死２０００多人、打伤１６０００多人（内８０００余人致残），非法动用国家资金３亿多元、粮食６８４０万余斤，损失汽车１０００多辆和大批物资。
泸州是“文革”武斗的“重灾区”，前后持续３年零７个月，使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尤其泸州市区，武斗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损失最重。
在“武装支泸”中，刘、张、王、郭竟然组织人马，“随军拍摄”了纪录片《突破口上红旗飘》，第二次武装支泸中，影片记录了武斗队员进攻之前的宣誓场面，进攻场面，双方进行武斗大战的场面，有武斗死者的尸体，王茂聚为武斗死者送花圈的场景，以及9月4日市钟鼓楼在武斗中被击中后燃烧的场面。“武装支泸”的材料及纪录片《突破口上红旗飘》被人送到北京，引起中央文革大怒。在1969年8月京西宾馆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上，“武装支泸”作为四川文革的突破口，受到清算。
为了解决四川的派性斗争问题，中央对军队进行了重新调防，五十四军调防云南，十三军入主重庆。
1969年8月28日，中央在在京西宾馆召开第三次解决四川问题会议，四川省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和各大派头头参加。周恩来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文革小组负责人到会。
在此次会议中，周恩来批评了两派头头在四川大搞派性武斗，造成武斗事件不断，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四川的工作仍然跟不上中央的要求。指责王茂聚调动部队参与攻打泸州。康生对与会的两派头头也进行了批评。
会议向与会者散发了中央在此前整理的刘结挺、张西挺、邓兴国、黄廉、周家喻的《反动言论录》，并组织与会者观看了纪录片《突破口上红旗飘》。当晚，王茂聚“畏罪自杀”。京西宾馆会议，对四川的两派头头进行了系统清算，对有效制约两派斗争起到了积极作用。
会后，刘结挺和张西挺被扣押在北京。1978年，刘结挺和张西挺被作为“四人帮”在四川帮派体系的代表人物受到处理，三次“武装支泸”被定性为其犯罪的罪证。
家园 游司令自述之二：造反组织中的勤务员 文革时期，造反组织内部职务设置花样繁多，有的名称对于不知底细的后人来说可谓莫名其妙。比如，在一些造反派编印小报上有关“勤务员”的称呼，后人大多以为是一个小角色。游司令告诉我：在造反组织中，勤务员这一级就是最高领导层。为了与走资派那些“做官当老爷”的职务称呼相区别，我们都用了毛主席关于做”人民的勤务员”的说法，把组织当中的负责人称为勤务员，并根据地位高低依次编号为一号勤务员、二号勤务员……，我就当过红旗造反组织的三号勤务员，负责工人纠察队的工作。我被称为司令，是在成立武斗司令部以后。革委会成立后，勤务员这个称呼逐渐被提及很少了，派头头都喜欢别人喊他“主任长、主任短”的了。
家园 季羡林也曾经做过勤务员的。 家园 请细细说说 谢谢！
- 复 请细细说说
家园 维基百科里有的。。。。 而且《聂元梓回忆录》里专门有文字是对季羡林《牛棚杂忆》进行反驳的。
这两本书，对比来看，聂就很真诚很坦荡，而季就显得很虚伪和狭隘。
我在“文革”中的错误，我毫不隐讳，我愿意接受批判并且作出深刻检讨，但是，对于别的一些说法，我认为是应该予以澄清的。北大的老教授季羡林最近出了一本《牛棚杂忆》，讲北大“文革”期间的事。在我主持校文革期间，由于当时的形势使然，和我自己的思想左倾错误，政治水平不高，以及对许多事情的盲目和无力，没有能够控制北大的运动局面，使包括季羡林先生在内的一批北大师生受到各种错误对待，受到大大小小的冲击和迫害，我愿意承担我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推诿，不回避，愿意在这里向大家作出我的真切的道歉。尽管说，我并没有亲自指示对包括季羡林先生在内的任何一个北大师生进行批斗和迫害，但是，那一段时间里，北大发生的许多事情，我都应该作出深刻反省和检讨。
但是，季先生的回忆，其中的一些段落，我看了以后，很不以为然。不仅是说，季羡林讲的很多涉及到我的事情是与事实不符的，还在于他回忆往事时对待青年学生的那种态度。
季羡林把新北大公社的群众做的事，都归到我的头上，口口声声是聂记校文革，这太不严肃，也不符合事实。虽然说，我是校文革的主任，但是，当时的那种局面，比较混乱，不要说是对立的一派，就是新北大公社，几千人，我都能管得了？他们做的事情就都应该归结到我头上？我犯的错误，我不推卸责任，但是，总不能把北大校文革时期的一切，都要我来承担吧。反过来，季先生曾经担任过“井冈山兵团”东语系的“勤务员”，难道能就此推论，他在任期间，东语系那些反对我的学生做的一切事情，都要季先生承担全部责任吗？季羡林说他因为反对我而进了牛棚。群众整他，我并不知道。他怎么反对我，我至今都不知道。他反对我什么？是反对我写第一张大字报，还是反对我反江青反谢富治？他说北大的群众组织两派之间没有原则区别，他与我的原则区别在哪里？他也参与了北大的两派斗争，还是“井冈山”在东语系的负责人，他为什么一句自我反省的话都不愿意说呢？难道20年之后，还会仅仅把“文革”理解成我这样的“坏人当道”，他那样的“好人受罪”，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全然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家园 有多少事是越说越颠覆“传统印象”的呢？ 家园 为尊者讳或尊者自讳都不足取 我对季老先生是尊敬的，认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知识人，能写一手好文章的人。我曾在一篇文章中不赞同他有关“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并鼓吹国学要如何如何弘扬的说法，结果惹来其一帮拥戴者不分理红皂白的痛斥。何必呢？我的观点未必正确，可以说理驳斥嘛，但不可以抬出“尊神”的语录来作为批判的武器而不说明道理。这是危险的学风。聂元梓叫屈，不能因为她写过、干过什么就斥之为“胡说八道”。在那个年代，参加这派那派的人海了去了，当过什么勤务员也不算啥罪恶行径，说有其事并没有什么，相反刻意地掩饰倒会引起更多的疑惑。可是这传记那自述却不见哪怕一星半点的记述或自辩。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