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薄一波出狱赴晋再说最后的特科（六） -- 老拙
家园 【原创】从薄一波出狱赴晋再说最后的特科（六） 中共认为，“九一八事变”之后，特别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窥视华北准备大举入侵之时，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所以应该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
蒋介石说，不对，“攘外必先安内”。
1936年夏，蒋介石逼着阎锡山在二者之间实实在在地做了一次抉择。
1936年初，李守信伪蒙军已经侵占了察东的张北、宝昌、康保、尚义、沽源、商都、化德、崇礼等8县，并控制了察东的正兰、镶白、正白、镶黄、太仆寺等8旗，在张北设立了伪司令部。德王随即与李守信公开合流，在察东成立了“察哈尔盟公署”和“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自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4月间，在日本的推动和帮助下，德王在锡盟乌珠沁右旗索王府召开了名为“内蒙古王公全体大会”，公开提出了建立蒙古国的政治目标。5月12日，德王与李守信等更公开在化德（嘉卜寺）成立了所谓“蒙古军政府”，德王亲任总裁，掌军政大权，李守信兼参谋部长，并聘日本人村谷彦治郎、山内、稻茨、山本信亲、崛井德五郎等分任主席顾问及军事、财政、外交、教育等顾问。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日本关东军和伪蒙军自然要把夺取西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以及绥远省，视为完成“蒙古建国”的下一阶段战略目标。察绥一带局势，渐趋紧张。
8月初，南京方面得到消息，称日人准备乘两广事变，桂系进军广州之际，推动察北伪军攻绥，然后宣告冀察自治。察绥这时的情报也显示，伪蒙军正蠢蠢欲动，有内外响应进占绥东之计划。蒋介石得到“日本军队不会加入”的情报，又得知英国与苏联达成借款协议，于是电示阎锡山：“英俄借款签约，此实为国际外交形势划一新时期。近来日更现恐慌之象，诚有岌岌战栗之势。料其对我国之外交当必渐转，彼本外强中干，于此再加一当头棒，则鬼态毕露矣。对绥增兵实不可犹豫，华北得失与存亡全在此举，务恳增足五师兵力于绥远前方，以挽危局。”
可是此时晋军主力仍集中于晋西与陕北防御红军，特别是考虑到此时红二、四方面军正在由川康北上，阎锡山更加担心红军汇合陕甘后会重演2月东征山西的战略，因此他坚持要求蒋介石调中央军援绥，电称：“陕甘匪氛近复日炽，朱（德）徐（向 前）既侵入甘境，毛（泽东）彭（德怀）等部又日渐恢复。一旦合股，势更猖獗。将来在陕北晋西之中央军及晋军各部，能否如期转用，尚难预定。前蒙允为晋绥军后盾之关（麟征）胡（宗南）等师又均开往豫湘，晋东及太原附近更不能不稍加布置。以有限兵力，深难期周到。拟恳钧座早为统筹之计，或命关胡等部逐渐北开，或另指派他部担任援助。总期适时接应，方有胜算可操。”
看看，阎锡山不是怕中央军赖着不走，而是怕中央军不能来援。实际上，他在对蒋介石说：安内则势难攘外，攘外则无力安内。除非中央军来援，否则只能顾着一头。
蒋介石怎么办？一方面，他给阎锡山开个空头支票说：“俟桂事解决即可抽兵北上协防”；另一方面，他再演“日记抗战”，在日记中批评阎锡山“无定识与定力”，他相信：“对倭方针，在现时非万不得已，不可放弃忍痛一时之策略，但应抱定牺牲抗战之决心，所谓忍痛，非屈辱之谓也。盖余始终认定倭寇不敢与我正式战争，不久彼必觅旋转之途径矣。”“盖彼用其全力，持久三年，决不能亡我中华，我之危险，已较前减少过半矣。况彼内在之矛盾，与其国际环境之孤立，而树敌太多，决不允许其如五年前之荒伪放浪。”最后，决定“暂缓”他的“察绥进攻计划”，转而指示外交部长张群加紧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谈判，说明目前国人对日本情绪之激愤，强调中日两国缓和关系之紧要，试图再次尝试与日本达成全面解决中日关系问题的方案。
对于蒋介石来说，这个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还是“攘外必先安内”。可是对于阎锡山，这个问题并未解决，因为日本关东军和察绥伪军并不会因蒋介石的谈判而终止对绥远的夺取计划。而绥远一失，则山西难保。
安内乎？攘外乎？阎锡山思来想去，决定还是要联共抗日。
8月下旬，阎锡山派亲信梁化之赴天津找朱蕴山接洽, 请朱二次来太原与阎会谈：“ 百公嘱转先生, 扫径以待, 敬候高轩。”
朱蕴山与王世英、南汉宸商量一番，来到太原面见阎锡山，与阎锡山达成上次会谈提出的那三条：“第一，取消反共团体‘公道团’；第二，取消对陕北红军的封锁；第三，成立一个以抗日为宗旨的独立群众团体。”
朱蕴山离晋前, 适逢阴历七月十五中元节, 散步太原市中山公园文流湖时, 发现太原市竟召开追悼晋绥剿匪阵亡将士大会, 很不痛快，写《中元节夜游太原中山公园》五言长歌五十句，次日交梁化之转阎锡山，并责问说：百公既然决定联共抗日，仍召开“剿匪”追掉大会，恐与执行政策不利。梁说这是过去决定的会, 今后剿匪标语可以改正。午后, 梁来送行说, 以后山西方面可以保证不再有剿匪标语出现。
但是无论如何，这三条都还是虚言。“公道团”是阎锡山遍布全省城乡的基层组织，不是一声令下就可以取消的；在与陕北红军建立直接联系前，取消封锁实际上难以执行，他阎锡山总不能把黄河边的晋军都撤走吧；而抗日民众团体，阎锡山既不会主动去建立，恐怕也缺少这方面的能手。
然而想什么就来什么，1936年8月底，在阎锡山举办的“公道团暑期训练团”任指导员的杜任之，与他领导下的五个政治干事联名贴出一张壁报，发起组织‘抗日救国同盟会’，号召全国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男女老幼团结起来抗日救国。这张壁报，顿时就轰动了整个训练团。公道团的薄右丞当天就把此事报告了阎锡山。阎锡山派梁化之亲自到训练团找杜任之谈话说：“会长认为组织民众救国会很好，不过‘抗日救国’是共产党的口号，我们不能用。会长主张‘守土抗战’、‘牺牲救国’，就把‘抗日救国同盟会’改成‘牺牲救国同盟会’好了”。
就这样，阎锡山同意梁化之开始筹备建立后来闻名全国的山西“牺盟会”。
说到“牺盟会”，就该说薄一波了。
前面说到，张友渔他们“中外语文研究会”的那些共产党教授学者，于1936年5月从太原返回北平。回到北平，刘少奇就交给徐冰一个任务：设法通知关押在草岚子监狱北平反省院里的共产党员，履行手续出狱。为此，徐冰找来孔祥祯，因为孔祥祯就是从草岚子保外就医出来的，在里面的时候，还担任狱中支部书记。
孔祥祯，山西省泽州县人，1925年11月加入共产党，1926年赴苏联列宁格勒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1930年回国，被中共中央派往陕北特委任军委书记，领导和组织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纵队，指派谢子长为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开展陕北的工农武装斗争，1931年初，调往河北省唐山地区任军委书记，不久被捕关押在北平反省院。1932年12月经地下党营救，保外就医。1934年由徐冰单线联系，从事地下活动。所以就有前面杜任之说的：“徐冰介绍来的孔祥祯”。
听了徐冰交代的任务，孔祥祯也犯了难。离开草岚子监狱已经三年多，狱中的情况不知道，也没有通往狱中的通信线路啊。徐冰在屋里跺着步子说：“你先回去想想办法再说吧”。
孔祥祯在大街上转悠着，琢磨着。你说这事还真就这么巧，他突然就在人群中看见了当年在狱中的难友魏文伯。魏文伯也是反省院中的一个老病号，常常大口大口地吐血，1935年底保外就医出狱。两人见了面，都不谈自己的组织关系，孔祥祯也不敢将自己的任务告诉魏文伯，只是问他：“里面怎么样？”
魏说：“跟以前差不多”。
“我有些东西想送进去，有认识的人吗？”
“有个族侄叫魏茂林（当时叫王伯平），跟里面的看守有关系。”
“可靠吗？”
“非常可靠。”
孔祥祯一听大喜过望，马上赶去报告徐冰，把徐冰乐得抓着孔祥祯的肩膀直摇。当下，就由徐冰口述，孔祥祯执笔，给狱中党支部书记殷鉴写了一封信。殷鉴是孔祥祯出狱后的党支部书记。据魏文伯说, 他走时, 仍是殷担任这个职务。
这封信送进去时，殷鉴已不是支部书记，改任支委,，他接到信后,，交给支书薄一波和另一名支委刘澜涛，经小范围研究后, 认为来信可疑, 特别是感到党中央、北方局不会作出这样的指示，而且他们十分担心这是敌人设下的圈套。有的还发出疑问：“吴维德（孔祥祯在狱中的名字）是个什么人？我们也不能完全相信。
就这样, 第一封信犹如泥牛入海…
实际上，这时候薄一波也正在设法用另一个方法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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