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非理性决策的诞生——从不受欢迎的乳癌防治药物说起 -- 游识猷
家园 网上查到了一段资料 认为人的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爬虫脑、动物脑（哺乳脑），人脑，也是按照进化的顺序相继排列的。
神经科学家总是津津乐道地指出，成年人的脑是宇宙中唯一最复杂之物，同时也是人类所知最少之物。平均而言，它重约1.6千克，大部分是娇弱、柔软的组织——娇弱得可以说是身体中最难接近、取出、处理和研究的。一位苏联神经科学家曾把它的黏稠状比作西瓜的内瓤，但就算这样，也还是高估了其结构上的强度。放在桌子上，一个新鲜的脑会迅速屈服于自身的重力，坍塌成一堆(更像是凝胶而非西瓜)。8个小时以内，它就将开始分解，是尸体中最先腐败的部分。确实，宇宙中没有什么是如此复杂又如此娇嫩的了。大家熟悉的人脑形状有点容易误导人。作为一个无处不在的图像符号，其最显著的形貌，那厚实的、裂开的脑，已逐渐成为人类思想无穷潜力的标志，甚至是人类统治这星球的当然手段。然而，它与逗笑的缠头巾的相似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有记载的大部分历史中，它的待遇就是如此。
一直到17世纪，解剖学家都还是将脑迂回曲折的表面描绘成一大片无特征的皱褶，随机的样子很像小肠的折叠。在对其用途经过一番苦苦思索之后，他们下结论说，这些皱褶的功用无非是产生鼻涕，由大脑从鼻窦中挤出，再就是产生眼泪，通过眼睛排出。只是到了最近150年中，科学家才开始察知那些皱褶里到底在发生什么，才开始了解它们仿佛在最近100万年里取得的快速进化，无疑是达尔文的世界中最令人惊叹的成就。回头来看，人脑乃是适应的胜利，它无论在大小还是声誉上都如此出色，以致一直到此前不久，它还成功地隐藏着其与所有哺乳动物的脑相同的部分，而这些相同部分还相当多。
哺乳动物的脑主要有脑干、小脑和前脑三部分。脑干里安置着身体的基础设施。它监控和调节无意识的生理过程，如呼吸、血液流动、消化和腺体分泌。它由延髓(即脊髓的延伸)，一个称作脑桥的结节和一段称为中脑的短短的连接物组成。小脑则位于这个组合之后，而且名副其实。它外部有条纹，由两个半球组成(至少灵长类是如此)，垂挂在前脑悬臂状的后庭的下方，像个马蜂窝。虽然小脑的作用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但人们相信它是肌肉精细操控的“自动导航员”。如果最近的研究正确，那么它还参与了短期记忆、专注、冲动控制、情绪、认知和未来计划等活动。研究者怀疑，它也许是某种备用单元，一个后备大脑。失去小脑，虽然谁也不愿如此，却不是致命的。脑的其余部分似乎能够补偿。然而，前脑却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因为它，人才得以成为人，才会去搜寻天才、犯罪性或者精神错乱的解剖学位置，而搜寻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对于前脑，神经学家似乎有不同意见。有人把它看作两个互补却又时常竞争的半球，是理性和冲动的不稳定联合。另一些人则把这同样的内心挣扎归因于一个冷脑和一个热脑，整个脑是冷静计算的来源，而称之为边缘系统的一群套叠器官，则引发了热切的本能和欲望。左脑一右脑二分法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神经外科医生对严重癫痫的病例采取的办法是切断胼胝体，即两半球之间赖以通讯的纤维束。在大多数情况下，癫痫不再发作，而病人则遗留下奇怪的分裂人格。热脑和冷脑的概念出现得更早一些，它反映了一个信念，即较高级的功能，特别是智力，在字面上和比喻意义上都处于较低级的功能之上。正如我们期望理性应能控制激情，厚实的大脑包覆着边缘器官——丘脑、下丘脑、海马回和杏仁核——并且，在正常情况下，支配它们。一些心理学家喜欢把嵌入的边缘系统称为爬虫脑，他们发明这个名称又是为了向麦迪逊大道和好莱坞推销自己罢了。他们说，冲动的动物脑，寻求的是支配、安全或食物，它需要立刻得到一切——从一杯圣代冰激凌到一辆运动型多功能车，极少考虑可行性或后果。没有那个冷的、理性脑的介人，爬虫脑会十分不合理地要求得到它渴望的东西。
我们是否真的拥有两套心智，还远远没有得到证实。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每一个心灵都一直在经历着理智与情感、冲动与犹豫、短期策略与长期计划的冲突。意识脑努力控制无意识脑，使无名的恐惧和焦虑平静下来。但是如果说人，也就是说人脑，或热或冷，可以用一种驱动力来概括其特点的话，那就只能是好奇心。好奇心使人脑得以解释宇宙中几乎所有的事物，而值得注意的例外则有两个——宇宙和它本身。
是什么使人脑与动物脑，与真实的爬行动物脑区分开来？一个因素是脑的尺寸，因而是它的表面积。但是人们后来看到，尺寸并不决定一切。例如，象脑约为人脑的4倍，而蓝鲸脑已几近人脑的6倍。自然，它们都比不上人类的40:1的体重与脑重的比率，但如果比率是那么紧要的话，则卑下的田鼠，挟8:1的体重与脑重比，当坐哺乳纲的头把交椅。虽然就大脑的思考部分，即它的外壳层而言，人脑比鼠脑厚4倍，表面积更是大了400倍，但是人鼠之间的差别比单纯尺寸所能解释的还要大上好几个数量级。比起尺寸来，大脑的分化要重要得多。正如亚历山大城的医生埃拉西斯特拉图斯(Erasistratus)在公元前4世纪所猜测的，优势在于皱褶，人脑的皱褶比任何动物都要发达。
天才与普通人的脑皱褶有所不同吗？这种可能性已经困扰了研究者一个半世纪之久，直到现在还有支持者。这些皱褶虽然不是天才的解剖学基础的唯一候选者，却很容易成为首选，因为，与古代解剖学家的记录不同，它们并不是完全随机的。而哪里有花样，人们就假想哪里存在意义。要理解这些花样，你不需要有医学学位和一本《格雷氏解剖学》(Gray"s Anatomy)。相反，只要一幅草图就够了。
家园 未必啊 负责任的流行病学家其实还是不敢那么轻易下结论的，特别是在有潜在的推销药物的嫌疑时候。另外，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绝对地“理性”，况且个体层面的因果关系和群体的平均水准也许完全不是一回事情。
谨慎不是坏事。
家园 非理性决策的诞生（中） 四、 风险与收益，非理性的选择
科学家们的想法很简单，以他莫昔芬为例，假设一名女性原本五年内的乳癌罹患率是2%，服用他莫昔芬将把这个几率降低到1%，同时增加大约0.2%的子宫癌罹患率，同时带来几率微小但可能发生的白内障血栓等疾病。简单的计算就可以知道，综合起来，服用药物的结果令这名女性癌症罹患率下降了0.8%。癌症是极可能危及生命的一种疾病，其他副作用不但发生几率很小，而且相比癌症，它们造成的不便简直不值一提。理性考量起来，人们理应尽力采取一切手段减少自己罹患癌症的可能。
问题就坏在“理性考量”这四个关键字上。
科学家们那长期泡在各种数字比较中的惯于线性思考的大脑让他们远离了普罗大众的思考模式，现实中的大众，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做出一个个非理性的抉择。
这些年在传统经济学之外兴起了一门比较有趣的新学科——行为金融学。主要研究感情因素、心理活动对人的经济活动的影响。传统的经济学把人的行为假定成符合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但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Herbert Simon却发现了这么一条看似稀松平常的真理：人类不可能完全依照理性行动。当遇到难题时，很少人能直截了当地按照线性方式提出解决方法。大部分人都迷失在一大堆相关事实与信息里，一旦达到自己理解的极限后很快放弃思索，最终依据自己的直觉做出决定。[5]
那么我们的直觉是怎样判断的呢？认知心理学家Kahneman和 Tversky曾经画过一幅图，就是所谓的决策权数函数(decision weighting function)，又被称为价值函数。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这种价值函数的图形有三个特点：参照依赖(Reference Dependence)、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和敏感度递减(Diminishing Sensitivity)。其中损失规避这一条，体现在图形上时，就表现为价值函数在收益象限是凹曲线，在损失那个象限则是凸曲线。这意味着同样的改变，人们对损失敏感得多，而对收益相对而言则更为“麻木不仁”一些。
Kahneman和 Tversky认为，如果一个事件由多个元素组成，那么人们不会先把各个元素综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考虑收益损失。符合一般人直觉的做法是，分别权衡各个元素带来的收益损失，然后把最后的各项收益损失相加，再作出决定。值得一提的是，Kahneman在这一大方向上的一系列研究也让他在2002年获得了诺贝尔奖。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在他莫昔芬这个例子中，假如人们根据这个药物的整体效果来考虑收益，那么考虑到服用他莫昔芬的综合结果是让罹患绝症风险降低，总收益为正，价值函数会落在收益的区间（绿线标注之处），人们会倾向于愿意服用。
但是，大部分人会把他莫昔芬的效果与副作用分开来考虑，这时候就倾向于低估降低乳癌风险的收益（红线处），而高估升高子宫癌风险这一副作用带来的损失（蓝线处），最后把两项收益与损失一加，感觉上觉得得不偿失，结果倾向于不服用。
五、风险厌恶是有生理原因的吗？
经济学家能观察到公众的行为特征，但却没法子解释为什么公众会出现这样的行为特征。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对损失比对绝对值一样的收益要在意得多；却没法告诉我们，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我们这种敏感度的不平均变化？
那些拒绝他莫昔芬的高风险人群，难道研究者没有和她们解释清楚服用这种药总体是利大于弊吗？并非如此。但即使理性上知道是有好处的事情，有时候做起来还是 “知易行难”。对此我们通常会简单地归咎于自己的感性战胜了理性。那么现在问题来了：究竟情感是个什么东西？它又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情感要妨碍我们做对自己有利的事呢？
这些问题曾被古往今来的无数人从各个角度一再探讨，角度比较新颖的一次探索发生在2005年，普林斯顿的经济学家Cohen决定采用神经学手段来研究这些问题[6]，他期待通过扫描进行决策时的人大脑活动状况，逐步展现人类作出非理性决策的全过程细节。主要技术是用正电子发射x线断层扫描（PET scanning）以及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fMRI）技术来观察脑部的活动。尤其是fMRI技术，因为它可以在不需注射任何药剂的情况下观察大脑局部血氧浓度的变化，故此近年来此项技术的应用尤为广泛。但需要注意的是，fMRI的研究结果只能说明脑部某个区域的活动与某种行为反应之间存在着关联性——正相关或者负相关——这种关联性本身还不足以作为因果关系的判断。
Cohen做了一个被称为“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的实验。实验中两人一组，每组被给予一笔款项来分配，其中一个人是提案者，负责提出分配方案，另一个人则是决定者，负责决定是否接受提案者的方案。假如决定者同意，那么就照此方案进行分配；假如决定者反对，那么提案者和决定者两个人就都什么也得不到。
理性分析的话，只要提案中给了那个决定者一点点钱，他就应该同意。毕竟，一点总比没有强。但实验中，如果决定者被分配的部分低于20%，大部分的人都选择拒绝，宁可两人全都一无所获。为了排除这样的决定是因为那些钱太少而吸引力不够的缘故，研究者逐渐升高了测试所用的总款项。结果发现当决定者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对待时，有时甚至连高达决定者一个月收入的款项也被放弃了。
这种拒绝的产生很可能是受到情感的驱动：也许是对于不公平分配方案感到的愤怒，也许是想到能惩罚试图占便宜的另一方——毕竟那一方也同样一无所获——带来的喜悦。
无论如何，重要的是研究者发现了在此决策过程中相当活跃的两个脑部区域，一个是大脑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一个则是脑岛叶（Ins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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