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秦无衣:梁山泊好汉排座次 前言 -- AleaJactaEst

　　倘若没有吴用意想不到地出现在梁山泊边上的石碣村，也许阮家三兄弟只能默默无闻地度过平淡无奇的渔家生涯。但是，他们撞筹加入抢劫生辰纲的行动组之后，他们的命运，一夜之间就改变了。

　　严格来说，在“撞筹”之前，阮家兄弟还不能算是江湖上的人物。他们虽有一身本事，但除了像吴学究等有数的几个人外，江湖上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名声。他们之所以铤而走险，走上叛逆的道路，并不是因为真正的活不下去。说白了，他们是不甘寂寞，想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他们虽然貌似安份守己，但是一腔野火，按捺在心中，随时都可能爆发出来。他们缺少的，只不过是一根火药引子而已。

　　正是这种无处伸张本事的胸怀，使他们与一般的渔民区别开来。正像短命二郎阮小五唱的“打魚一世蓼兒洼，不種青苗不種麻”。他们尽管日常只以打魚為生，但“亦曾在泊子裏做私商勾當。”（这里的“私商”的意思，我以为应该是指没本钱的买卖之类，即黑活）私下里在黑道上赚些闲钱，日子还没到过不下去的地步。

　　只是后来水泊被王伦一伙强人给侵占了，让他们打不得鱼，几斤重的鲤鱼都捕不到。因此生计开始寒碜起来，不免满腹牢骚，蠢蠢欲动了。

　　然而，他们又是“義膽包身，武藝出众，敢赴湯蹈火，同死同生，義氣最重”

　　的人，一方面空有一身功夫，一方面又不忍心与山上的几个半吊子好汉火并，甚至拿了王伦一伙去官府受赏。他们身处江湖之外，却懂得江湖上的游戏规则：捉拿草寇献官势必要招来江湖好汉的耻笑。这点很像当初史进义释朱武三人的故事，大家遵循的是一样的游戏规则。后来山上来了个武艺高强的林冲，眼看着在水泊边上谋生的日子渐渐难过了。

　　这时，吴用来得正是时候。四人在酒喝到很好的时候，一拍即合。像阮家兄弟这样抱着“若是有識我們的，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去。若能勾受用得一日，便死了開眉展眼”的，吴用的一番让人血脉贲张的话，自然是搔到了他们的痒处。他们决定拿命来博一博了。这叫慷慨豪爽，快意人生。

　　其实，梁山上的好汉们多数人并不是被逼上山的，他们就像三国中的魏延一样，天生的脑后有反骨。在他们看来，造反实在不需要有什么理由，他们就是想寻找一种独立于主流社会的浪漫的活法：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还在其次，主要是大家都有共同的游戏规则。 他们建立的一套秩序是以主流社会作为镜子的，但活法却是相对自由的。这其实是一种理想，也可以说是施耐庵的“白日梦”。

　　北宋末年，物质财富空前充裕，远远没有达到乱世民不聊生的地步。大家看看梁山上的一百零八将，有几位是因为填不饱肚子才上山的？！另一个可能的理由是官逼民反，但是除了为数不多的像林冲，柴进以及解珍，解宝兄弟等人那般的遭遇外，其实没有几个人真是被官府逼上梁山的。比如“白衣秀士”王伦，原本就是個不及第的秀才，因鳥氣合着杜遷來梁山泊落草，这明明便是半个无赖了。而生活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一带的方腊，他的造反纯粹是基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理论，——皇帝合该轮流做：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所以单以官逼民反来为梁山好汉们的聚义做注脚，显然也是行不通的。正像前面说的，梁山好汉其实应该是一群理想主义者。如果有人以为我这是在替坐江山的人张本，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也没办法。如果皇帝还算清明，你把他赶下去自己来做，最多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而已。这是何苦？！

　　中国的既得利益者往往喜欢使用双重标准来看待造反。所谓“胜者为王败者寇”，实在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生存真理，也是中国历史的写照。但是，既得利益者倘若反过来去讴歌造反者，则颇为让人费解了。个中意味，真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怪趣了。这是闲话。

　　因此阮氏三雄一开始造反时，干脆就打出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口号：

　　“酷吏贪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算是他们有自知之明。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当不了皇帝，而且也不想去夺那个只能让他们身心不自在的鸟位。活阎罗阮小七在平了方腊后，将伪龙袍罩在身上，不过是觉得好玩而已，却差点惹来杀身之祸。他们本来就是因讨厌威严与强权而起身造反的，因此自然不屑于再去接受那套威权了。所以阮小七最后还是回到了蓼儿洼。

　　在阮氏三雄看来，做皇帝没有做好汉来得舒服。谁愿意做谁去做好了！

　　即便如此，后来在陈忱的《水浒后传》中，阮小七也仍然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甚至还为皇朝的正统出了力。这是后话了。

　　在《水浒》中，最流行与最趁手的兵器，大约该算是朴刀了。

　　在水浒年代，朴刀就像现代武侠小说中的佩剑一样Popular.但凡江湖上冲州撞府，浪迹四海的好汉们，身边总少不了一杆清亮锋利的朴刀。它既可以防身，同时也可以像后来畅销书中的侠客佩剑一样，显示风度。

　　从功能上看，朴刀更像是一种民间通用的搏斗器械，而很少出现在千军万马的战场上。文献学家一般也不将它列入在十八般兵器中。朴刀的朴实的平民风格，恰好与孤芳自赏的，高雅华丽的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中也不难看出水浒纯朴的盗义作派，和现代多少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超凡脱俗的武侠幻梦，泾渭分明般的区别。以现代武侠的眼光来评判，《水浒》根本就不是一部武侠小说。

　　与那种尚武的民间搏斗风气相对应，斗朴刀也就成了闯荡江湖的必修课。在那时的江湖上，倘若不会斗得一手好朴刀，就像现在在白领阶层中混而不会几句洋泾浜英语一样，是要受到无情的耻笑的。当然了，水浒好汉们斗朴刀是为了生存，而白领阶层操洋泾浜英语，则是为了体面。这是两码事。

　　与朴刀相伴的是坚硬的杆棒，它们在实战的时候，相辅相成。朴刀的刀刃部分，大约有一尺半至两尺，形状有点像西瓜刀的样子，刀身坚韧薄利，倘若厚了，操作起来便不太方便。我觉得它应该具备相当结实的硬度的，至少不至于像如今一些花里胡哨的武打电影里的刀身一样，拿在手里，还在抖动。朴刀的刀柄应该是用特殊的木材制成的。如果我们将朴刀的全长假定为与一个七尺汉子（古尺）等高，那么，刀柄亦即杆棒部分长约刀身的两倍，应该是最为理想的比例。有人以为朴刀的刀刃占的比例较大，从实战的角度来看，我对这种看法持保留态度。大家不妨假想一下，从物理角度来看，倘若刀身与杆棒部分等长，甚至还略长于后者，那么操作者在力道的使用上，岂不要捉襟见肘了？

　　所以我认为，刀身与杆棒的最佳比例，应该是1：2.这与我们人体以肚脐眼为支点的1：2的最佳比例，应该是共通的。我这里还有一个考虑，那就是杆棒若果太短了，它在跋涉者的手里，又有什么实在的作用呢？！

　　当在遇到敌手的时候，当事者会娴熟地马上将杆棒与朴刀组装起来。在《水浒》第六十一回“吳用智賺玉麒麟 張順夜鬧金沙渡”里，卢俊义为了避讳，出走东南，辗转来到梁山泊下。这时他豪气顿生，“取出朴刀，装在杆棒上，三个丫儿扣牢了，赶着车子，奔梁山泊路上来。”

　　在这里，施耐庵比较详细地提到了朴刀安装的简便方法：那就是刀柄把口处与杆棒的接口处，应该有十分得体的切合，而且对接时有“三个丫儿”套扣着。这样组装之后的朴刀，至少应该要能承受对手几百斤力气的打击。不然的话，遇到强手，那对接处便很有可能折断。

　　因为斗朴刀既是斗刀法，更是斗气力。它是短兵相接，不是在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因此它很像是两个互不服气的汉子在掰手腕。但是善使朴刀的卢俊义，却也有使朴刀上阵的时候。盧俊义攻打方腊，率军突入歙州城时，他“當前躍馬，殺入城中，正迎着皇叔方垕。交馬只一合，盧俊義又忿心頭之火，展平生之威，只一朴刀，剁方垕於馬下。”

　　这无疑是水浒中最凌厉精彩的一刀了！

　　说到朴刀在江湖上的形象，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见到的一些出门办事的大老爷们。他们一般都带着两样物事：一是一把雨伞，一是一个帆布的手提“北京”牌行李包。他们在跋涉的时候，总是将提包串在雨伞的柄上，然后一前一后地吊在肩膀上，或徐或疾地赶路。拥有朴刀与拥有雨伞的人，似乎都给我们的平淡的社会，带来了希望和梦想。

　　想想看，断肠人在天涯！仅凭好汉们流落四方，腰悬朴刀，手持杆棒，满头的热汗辉映着斜阳的形象，我们便不能不为躁动不安的理想喝彩了。一杆朴刀，让整个江湖，熠熠生辉。

　　在梁山诸好汉中，除了那些原先终日固守在军营中的武将之外，大多数人都是顺手抄起一杆朴刀，便能好歹斗上几个回合的。我个人觉得有几场比较出彩的朴刀搏斗，不能不提起。

　　第一场是鲁智深在瓦罐寺时，先是生铁佛崔道成搦着朴刀来斗他，十几个回合后，崔道成只有架隔遮攔，掣仗躲閃，抵當不住。后来丘道人從背後拿了条朴刀搠将来，二打一，鲁智深饥饿之下，他的禅杖便招架不住了，于是落荒而逃。

　　他喘息未定，这时，第三条朴刀出现了：史进到渭北寻师傅王进不遇，一身落魄，正经过瓦罐寺，挺着朴刀，想寻些盘缠。这时估计是黄昏时候，他与鲁智深两人都看不清对方的脸，斗了二十合后，方才相互认出对方。——这该是好汉相逢最尴尬的时候：一个落发为僧，头脸上并无半根须发；一个身无分文，胡子拉茬。这是我在读到史进和鲁智深相逢对面不相识时的解释。不然的话，一年多的时间，两人如何却都认不出对方了？！江湖的负重，看来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潇洒！我们在阅读文本的时候，实在是太缺乏想象能力了！这是闲话。

　　第二场是林冲想要在梁山落草，须得拿到个“投名状”。这时，杨志来了，两人于是斗起了朴刀，有词为证：

　　殘雪初晴，薄雲方散，溪边踏一片寒，岸畔湧两条杀气。一上一下，似雲中龍，水中龍；一往一來，如岩下虎，林下虎。一个是擎天白玉柱，一个是架海紫金梁。那个沒些破綻高低，這个有千般威风勇猛。一个尽气力望心窩对戳，一个弄精神向肋忙穿。架隔遮拦，似馬超逢翼德；盤旋点搠，渾如敬德戰秦琼。斗來半晌沒輸贏，戰到數番無勝敗。果然巧笔画难成，便是鬼神須胆落。

　　这个精彩之处，似乎不用多说了。第三场是刘唐斗雷横，两人都用朴刀，也相当出彩：

　　雲山显翠，露草凝珠。天色初明林下，曉烟才起村边。一來一往，似凤翻身；一撞一冲，如鷹展翅。一个照搠尽依良法，一个遮拦自有悟头。這个丁字，搶將入來；那个四換头，搠將进去。兩句道：“雖然不上凌烟閣，只此堪描入画图。”

　　施耐庵的赞词里，多是些添油加醋的誉美之辞。但是上面这两段文字，却将斗朴刀的情形，描摹的十分的生动，罡风逼人。不排除施氏本身就是个斗朴刀高手的可能性，尽管元朝禁止民间拥有兵器。另外，北宋时的西夏国王李元昊使用的趁手兵器，便是朴刀。不过，他的这种朴刀，估计与江湖上通用的朴刀，并非完全同类。

　　朴刀虽是上不得战阵的兵器，但它正像江湖本来就不属于主流社会一样，它的锋芒敛蓄着的，可能就是那隐藏在杆棒上的力道：拙重浑然。

　　如此而已。

　　拥有一份令人崇敬的职业，拥有一个美貌贤惠的妻子，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男人的福分。

　　每每想到林冲，印象最深的，无非是一杆铁枪，跟那个雪血纷飞的草料场。那是红色跟白色组合成的悲壮的场面。如今我们头头是道的“逼上梁山”这个恕道，便是在那满裹着雪花的红白色里产生的。毛泽东引用了明代戏剧家李开先的唱词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那时，延安鼓捣出了几部京剧，像《打渔杀家》，《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差不多都是带有革命色彩的。而其中的阮小七跟林冲等人的形象，则充满了革命的英雄主义。这自然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而拔高了人物形象。

　　金圣叹说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寫的只是太狼。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徹，都使人怕。這般人在世上，定做得事業來，然琢削元氣也不少。”

　　看到一个网上的马甲，叫做“长得帅不是我的错”，我不仅微微而笑了。在跟上梁山的那些满脑子平民意识的汉子们比起来，林冲的家庭生活是幸福的。他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张氏，他的丈人，原先也是禁军教头。那时又正当林冲壮年时候，约莫三十五六的年纪。

　　但是，问题出在他的太太张氏身上。

　　美丽是祸水，对此我深信不疑。长得俊俏倒也罢了，只要你眉目五官没有什么大的出入，谁都可以夸你是美女。但是美丽却不一样了。美丽是焕然生辉，是会生电的。因此，张氏便被高衙内盯上了。高衙内是半个西门庆，倘若他朝思暮想的对象的丈夫不是林冲，而是武大，那么他的人生，就不会是在被窝里结束的。高衙内跟王英，周通，贾瑞一样，都是怜香惜玉的汉子。女人也因为在他们的手上，才变得可爱。男人多是喜欢意淫的。女人则不同。女人需要的，正是男人们得不到的东西。男的不坏，女的不爱，其实是有几分道理的。

　　林冲打着扇子在大相国寺里徜徉行走着，他对自己的现状，十分的满足。因此他脱离了张氏跟侍女锦儿，独自散步来到菜园子，看到了鲁智深，正在那里挥舞着禅杖，汗津津地在表演武功。

　　张氏去大殿上烧香，我想该是去祈子的。她可能是很想给林冲生个豹子的。仅从这点上看，我觉得张氏应该是《水浒》中最有亮丽色彩的女人了。大家之所以恨高俅，潜意识里还是因了张氏。张氏是个百年不遇的女人。这在后来林冲被发配到沧州时，写了休书，而张氏却又死活不承认这一点上，可以看得出来。

　　因此，在离开汴梁之时，林冲的脑子里，便有了张氏的罩影。张氏不久后就自尽了。这是对权贵的蔑视，也是林冲在风雪山神庙时，淋漓尽致挥洒快意的一道陪衬。那道休书，其实也就是林冲的绝命词。此后他久久没有去接张氏上山，是因为他觉得，梁山不该是女人呆的地方。

　　说了这么多闲话，该回到题目了。那天林冲在小店里打了一葫芦的酒回来，正值大雪纷飞。施耐庵写道：古時有個書生，做了一個詞，單題那貧苦的恨雪：

　　“廣莫嚴風刮地，這雪兒下的正好。扯絮撏綿，裁幾片大如拷栳。見林間竹屋茅茨，爭些兒被他壓倒。富室豪家，但言道壓瘴猶嫌少，向的是獸炭紅爐，穿的是綿衣絮襖\，手撚梅花，唱道國家祥瑞，不念貧民些小。高臥有幽人，吟詠多詩草。”

　　这写雪的词到底写的怎样，只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其实，也只有我们汉文化的背景，才能容许林冲走到这种欲哭无泪的人生尽头的！

　　这时，陆谦出现了。这位早年就跟林冲一起学读“人之初，性本善”的谦谦君子，其实正是林冲被逼上梁山的罪魁祸首。当年读古龙先生的文章时，看到“最致命的敌人，往往就是你最好的朋友”这句话时，不禁泪如雨下。我是不敢去想象朋友的真诚的，因为那也是我个人的生存希望。我们从小到大，培植起来的感情，难道就那么不堪一击吗？

　　我们并不是为了什么活着，道理很简单，我们生来就是命中注定的。像陆谦这样，因为嫉妒而燃烧了自己，同时也燃烧了朋友的人，他的生命，又值得几何？

　　在火料场上，林冲将友情杀死了。这个结局告诉我们：人生总不会是完美的。

　　早年读水浒时，对“花和尚”鲁智深的绰号中“花”字，百思不得其解。“花”字作为形容词，给人的感觉无非就是好色兼且行为不端的意思。Playboy那一类的。但是，这些口实，实在是落不到为了救金家父女而拳打镇关西的鲁智深的头上去的。

　　所以，我觉得。这花和尚的“花”字，其实应该是北宋末年流行的“刺青”。

　　试想一下，鲁达膀大腰粗，身上刺了大花绣，那是何等的壮观？！一个“花”字，集阳刚之气与酷美于一身，那人物形象，实在难以摹状。

　　不过，我在做出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推测的时候，是须得担着干系的。因为我拿不出更多的证据来详细解释这个“花”字。

　　在北宋的军官之间，刺青应该是个禁忌的。这又让我对花和尚身上的刺青，产生了怀疑。《水浒》中对鲁达的描摹，最生动的是在他醉打小霸王周通的一幕。“众人灯下一看时，只见一个胖大和尚，赤条条不着一丝，骑翻大王在床面前打。”

　　这叫潇洒。鲁智深只要走到哪里，他对虚伪的社会的蔑视，都是灰色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人活一辈子，那身外之物，便无足轻重了。

　　刺青盛行于北宋的民间，是为时尚。就像现在的美国的街头，诸多粗壮的男人臂膀上无奇不有的Tattoo，还有年轻女人大胆露骨的丁字裤头上面的花样百出的花绣一样，都是用来吸引人们的目光的。时尚是对主流社会的反动，同时也是个性的象征。没有时尚的日子是沉闷的。我们知道，即便是在文革时候，也仍然有着那个特定年代的时尚：例如正宗的军帽，军包，军鞋，军装，洁净的白衬衫等。

　　因此，宣和年间的年轻人选择纹身作为时尚，他们标榜的其实也就是不同于潮流的风格而已。这与梁山好汉们刻意逃逸出主流社会，另立山头的叛逆作风，是一致的。难怪大家一提到刺青，便想起了黑社会。这无疑跟一提到《古兰经》，就想到了恐怖分子一样的荒唐。

　　时尚的对立面，便是主流的传统力量。这使时尚与主流社会的审美趣味，格格不入。主流社会甚至经常毫无道理地将时尚视为离经叛道的作派。我记得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喇叭裤席卷全国。那时我正在上中学，有一次穿了条裤腿宽约一尺二的裤子去学校，立刻遭到我们班主任的无情训斥。而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霹雳舞”盛行，我父亲则骂我整天在操练的神奇动作是在作践自己，是堕落。

　　时尚总是伴随着年轻人出现的。这让我觉得《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位小孩的天真之处，其实跟时尚的风气一样，都是浑然天成的。正是因为标新立异的观念得以在凝重的主流社会中渗透，我们这个世界的面目，才显得有点可爱。每当看到身着皮衣，手臂上刺着Tattoo的摩托车手在高速公路上从我的身边风驰电掣般飞过，我都会想象到一个亮丽的远方。虽然那远方多少总是模糊不清的。

　　水浒中，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刺青，便在于九纹龙史进，和浪子燕青身上。

　　话说王进在史家庄，要离开的當日，“因來後槽看馬，只見空地上一個後生脫膊，刺得一身青龍，銀盤也似一個面皮，約有十八九歲，拿條棒在那里使。”

　　大家不妨想象一下，一个白生生的肉体上刺了九条青色的龙，该是什么样子？

　　反正我是不敢认真去想的，想的精致了，身上不免要起鸡皮疙瘩。我在阅读《水浒》的时候，其实还是叶公好龙的心态多一些。就比如你在读李逵快意江湖的故事时，跟见到他本人的感觉，完全是两码事。　　但是既是时尚，肯定有它的合理性与Fans.史进的一些桃色故事在书中并没有被大肆张扬，但是有些蛛蛛马迹，还是难免暴露了出来。想想看，他居然跟东平府的一个娼妓李瑞兰都过从甚密，其花心可见一斑。我想，史进之所以能在情色场上如鱼得水，应该跟他的一身酷美的刺绣有关吧？！但是，有点不明白的是，史进在身上刺了九条龙，居然没有人告他图谋不轨？或许，北宋对时尚的态度还是相当的宽容的。

　　至于燕青身上的花绣，那是卢俊义叫人刺的。卢俊义自己的诨号是“玉麒麟”

　　，其精美的肤色可想而知，算是惺惺惜惺惺的心理。但也不排除他有娈童之癖好。

　　那时的女人喜好刺绣，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燕青在李师师面前给宋江拉皮条时，李师师笑道：

　　“聞知哥哥好身文绣，願求一觀如何？”燕青笑道：“小人賤體雖有些花样，怎敢在娘子根前揎衣裸體！”李師師說道：“錦\體社家子弟，那里去問揎衣裸體.

　　”三回五次，定要討看。燕青只的脫膊下來。李師師看了，十分大喜。把尖尖玉手，便摸他身上。

　　从这里看来，刺青几乎跟风流也成了同义词。刺青是给异性看的，它标志着****望的觉醒，它通过自虐的形式，达到某种精神上的快感。年轻人乐衷于吸引异性的目光，将岁月留在皮肤上，原也无可非议。但是人总是要成熟的，不知道那些Tattoo，能否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然褪色？！人的一生，实际上也就是生命自我搏斗的过程。最难堪的，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思想。

　　我觉得，只有白皮肤刺青才好看，这不难从施耐庵设计的史进，燕青的纹身看得出来。如果李逵刺青了，我想是不会有什么美感的。

　　读完《水浒》，最为遗憾的是，我们在“浪里白条”张顺的身上，似乎没有看到刺青。当然，这又是闲话了。

　　在梁山上的五虎上将中，“双枪将”董平的人品，应该算是最差劲的。他是河北上党人氏，见在东平府任兵马都监。

　　一提到双枪，我最先想到的是周伯通和荆无命这两大善用左右手的武林高手。

　　但话本中耍双枪的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是董平，二是钱彩《说岳》中的陆文龙。陆文龙的双枪曾经让岳家军为之色变，最后还只能通过王佐自断手臂，演了一出苦肉计，才降伏了他。单以武功而论，陆文龙胜于董平。

　　耍双枪的，须得左右手都能得心应手，才能具有巨大的搏击能力。这可能也有天生的因素。连环画中的陆文龙，是一手拎着两杆枪的，每支枪都有两个锋利的枪头。我想，当使用者在用一支枪与敌手搏斗时，另一支枪便应该会起到出其不意的威胁作用吧。这是闲话。

　　董平人品之差，从两件事上可以看得出来。一是当梁山的部队来到城外时，宋江先要劝和，以德服人，便借口向东平府借粮。这时，险道神郁保四与活闪婆王定六两人自告奋勇，要去下书。

　　这是梁山上最具喜剧色彩的一对使者组合：前者身高一丈，是梁山的铁杆旗手。后者行动敏捷，个子矮小。同时，他们的诨号和名字也十分的匹配：险道神对活闪婆（注：“闪婆”即民间传说中与雷公对应的电神），保四对定六。

　　但是两人在到了东平府时，他们收到的效果，却没有喜剧色彩了。董平听了他们是来借粮的，便“大怒，叫推出去，即便斬首”。虽说“借”在那时只是打劫的一种委婉的说法，比如当年陈春借道史家村什么的，但倘有大将风度，是不必比较这说法的。可董平就是桉耐不住。

　　幸好那程太守还说了两句“两国争战，不斩来使”的话，才使得郁保四，王定六免了性命。但董平却把他们打得皮开肉绽，乱棍打出。

　　董平的性格之狭隘与好意气行事，于此可见一斑。在他的身上，似乎只有冷酷。他连最起码的军人气质都不具备，更谈不上义字了。相比之下，我觉得大名府的兵马都监闻达，李成，更有些人情味。有的人是天生不会做人的。不过，我觉得董平是想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的人。

　　但做人与演戏是两码事。这是董平的悲哀！

　　第二件事，便是董平在向程太守索要他的掌上明珠，遭到后者的的拒绝时，便出卖了东平府，杀死了程太守，夺了程小姐。这实在是让程太守死不瞑目的。更要命的是，大家想想，这程小姐以后这日子还怎么过？以此看来，董平是个相当阴毒的人！他的横刀夺爱，虽说比杨雄等人有些风采，但以下犯上，大“义”灭亲的做法，是深为如武松等人所不屑的。

　　关于董平“风流将军”的名号，作者交待道：

　　“原來董平心灵机巧，三教九流，無所不通，品竹調弦，無有不會。山東、河北，皆号他為‘風流雙鎗將’。宋江在陣前看了董平這表人品，一見便喜。又見他箭壺中插一面小旗，上寫一联道：”英雄雙鎗將，風流萬戶侯‘“。

　　这里先不说宋江的心态。只看董平的功夫之外的行当，似乎一点也不下于燕小乙了。看来董平除了是员虎将之外，还是个小资了。宋江终日看惯了身边弟兄们的黑肉，自然一见便喜了。

　　但是对于董平来说，“风流”两字，又是如此的沉重！在斩杀了他的岳父大人之后，他选择了原先该是为他所不屑的“义”时，他的血淋淋的双手，在操作起双枪时，还会是那么的得心应手吗？！他在获得他的欲望的载体——程小姐之后，他真的享有了爱情了吗？！

　　他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得到！其实，机巧有时反而还是不如木衲的。比如王英，他之能心安理得地获得床头的情趣上，真可以说是呆人有呆福。

　　而董平的床头，则无疑充满了血腥味！

　　风流的定义，不一而足。记得1994年4月，我们中心开研讨会，我去机场接文怀沙，中间吃饭时，我们在同一桌上。文怀沙饭量很好。座中一位教授说他刚从东平开会过来，我刚想说“双枪将”，文怀沙已经脱口说道：“风流将军。”

　　但是我至今仍然没有吃透董平的风流所在。我只知道，董平在梁山好汉的名额大收尾的时候，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之后董平马上转战东昌府，在与张清交战时，张清所发三枚飞石，都被他躲过了。倘若这是出双簧，则令人十分的寒心！

　　董平的结局十分悲惨。在打方腊攻打独松关时，先被炮火击伤左臂，后来为了救张清，被江东悍将张韬，一刀躲成两截！

　　“刑天武干戚，猛志固常在”。

　　这是陶渊明《读〈山海经〉》中的两句诗。陶氏在红颜弃轩冕之后，结庐九江南山下，种秫酿酒，与蓬头老妻觥筹交错，餐风卧菊，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两句诗却是他的“金刚怒目”之作，看来，他并没有真正醉着，这是“偶尔露峥嵘”了。鲁迅在《春末闲谈（1）》中说：“‘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连这位（按：指陶渊明）貌似旷达的老隐士也这么说，可见无头也会仍有猛志，阔人的天下一时总怕难得太平的了。”

　　这里提到的“戚”，即是斧头。

　　我想，用鲁迅这句话来比照水浒中的“黑旋风”李逵，是最好不过的了。李逵基本上也算是个“无头”的猛士，他刮起的两柄斧头旋风，但凡天下有不平事，不分青红皂白，便排头价砍将过去，那是多么的令人心惊胆颤！其人一生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是当之无愧的“天杀星”。　　其实，李逵的性格，并不像他的手段那般残忍。他甚至有着一颗赤子之心。他的纯朴的信念，让水泊上多少的以义气自居的好汉们，相形见绌。在李逵的信念中，救人与杀人其实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只要看不顺眼的，就该死！跟他说什么忠义，无异于对牛弹琴。他想要剁碎的，不但是人的脑袋，还有诸多的清规戒律。他的心目中，没有任何的定律，这已经是佛家的最高境界了：所以他被尊为了梁山第一活佛。

　　因此，李逵的可爱之处，并不在于他的那对让人望而生畏的阔大板斧，而在于他的“无头”，亦即头脑简单上。这是一种天真与纯朴的良性，是未经江湖的狡诈洗炼过的原白色。这与他的粗鲁蛮横的黑色外表，相映成趣。

　　我们在读水浒时，可能只看到李逵的出手的凶狠，杀红了眼时，便不计好人坏人，板斧到处，血肉横飞。然而我们却看不到他的杀人的动机，其实就是对整个现实世界的反动。在他的思维里，只有1+1等于2的干脆，只有将整个不平世界杀得个干干净净的，“方快我意”！

　　这种形象，不就跟“无头”的刑天一样吗？！

　　而在俗世中，“无头”的李逵，却成了滑稽角色。施耐庵在他的身上，极尽揶揄之能事，以至于使李逵的粗黑的形象，染上了生动无比的搞笑色彩。中国式的喜剧，历来都是插科打诨式的，缺乏真正的喜剧神彩。李逵因为他的率真，从而成了个插科打诨的搞笑角色。这固然丰满了他作为彻头彻尾的反动角色的另一面，不过细想起来，总是有些不忿的，——尤其是他陪宋江赴死的时候。我以为，宋江其实至死都没有真正的理解过李逵的。这使李逵的死，成了悲剧中的悲剧。

　　因此，如果剔开李逵的被嘲笑的诸多性格弱点，而单从他的朴实性格从头到尾的去剖析隐藏在他的话语后面的思想，那么他身上的悲剧色彩，就非常沉重了！

　　我想，这不单单是李逵个人的悲剧，而是梁山群体好汉的悲剧。试想想看，诸多本来都是本着与李逵一样的理想上山的头领们，他们仅因为李逵的纯朴的白色思维，而去善意的嘲笑他，甚至作弄他，这难道不是对他们自身的理想的嘲弄吗？！

　　李逵在梁山诸好汉救了宋江上山，大家大摆宴席的时候，他跳將起來道：

　　“好哥哥，正應了天上的言語.雖然吃了他些苦，黃文炳那賊\也喫我殺得快活。放着我們有許多軍馬，便造反怕怎地！晁蓋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吳先生做箇丞相，公孫道士便做箇國師。我們都做箇將軍。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在那里快活，不好地不強似這箇鳥水泊裡！”

　　“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这句话差不多已经将梁山好汉们骨子里的潜意识，全都抖落出来了。其实山寨上大多数头领们造反，都像是新娘子出嫁一般，扭扭捏捏的，难免作态。只有李逵赤条条地便直奔花轿去了。李逵在造反态势上的“裸奔”，反倒引起了一群花花公子们的耻笑。大家用笑声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那种不安的心态，最后在宋江的导引下，逐渐公开，最后终于心安理得地都接受了招安了。

　　在这里，李逵实际上成了一块粗糙的试金石。他的思维，是原白色的。而其他的好汉们的心里，或多或少地都存有污点。

　　李逵的这句豪言壮语，不免让我想起了《说唐》中另一位善于使用斧头的好汉程咬金。程咬金的性格非常贴近于李逵，包括下井探取龙袍那一段，都是对李逵在高唐州故事的Copy.程咬金的角色是拾施氏的牙慧，他的那三斧头，似乎比李逵的板斧更没有章法。但是，程咬金居然做到了李逵说了还没有做到的事：他总算过了一番皇帝瘾！

　　这个世界，要是多了些“无头”的人，是不是会更加盎然生趣呢？！

　　金圣叹对施氏写李逵有一段妙评：“只如写李逵，岂不段段都是妙绝文字，却不知正为段段都在宋江事后，故便妙不可言。盖作者只是痛恨宋江奸诈，故处处紧接出一段李逵朴诚来，做箇形击。其意思自在显宋江之恶，却不料反成李逵之妙也。此譬如刺鎗，本要杀人，反使出一身家数。”

　　在梁山众好汉中，猎户出身的两头蛇解珍，双尾蝎解宝哥俩的排名，居然在第三十四，三十五，实在让人有些困惑。

　　山寨中，不乏兄弟同堂的，比如宋江兄弟，张顺，张横兄弟，阮氏兄弟，穆弘，穆春兄弟，还有朱贵，朱富，孔明，孔亮，蔡福，蔡庆，童威，童猛等。但是阮氏三雄位列天罡星，是因为他们是梁山的创业人之一，而张氏兄弟，则是因为与宋江有着特殊的交情。然而解家兄弟，则和宋江既无交情，又对山寨没有什么特殊的贡献。说到他们的出身，更是寒碜：他们只是登州的两个穷困潦倒的猎户而已。

　　这于山寨素以论资排辈，按功行赏的作风，颇有不符。

　　我想来想去，觉得可能是因为解家兄弟是真正的因了被官府土豪所逼的委曲，才被迫上了梁山的。而梁山也是需要装些门面的。倘若整个山寨中不是流氓，草寇，杀人犯，就是军官，地主，三教九流等，那么未免显得不太光彩了。就像当年的政治局中，也有陈永贵这样的老农在做大一样，让苦大仇深的解家兄弟位列天罡星中，那个高悬的“义”字，不就更加冠冕堂皇了吗？！

　　我以为，这应该是个很重要的理由。

　　以武功而论，解家兄弟俩一个使的是浑铁钢叉，一个使的是莲花铁镋，虽然属于冷门兵器，但是他们出场时，却没有什么精彩壮烈的表现。解珍心性惡，人號兩頭蛇。双尾蝎解宝有時性起，恨不得騰天倒地，拔樹搖山。他们在此之前，似乎跟江湖还是搭不上杠的。他们甚至没有阮氏兄弟那般出头的欲望。他们以狩猎为生，并因此得趣。他们的名声，可能也是因为打猎出色而传播出去的。打猎在虎狼为患的年代，无异于为民造福。

　　我觉得，以动物作为生存对象的人，跟以人作为生存对象的人，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而以动物作为生存对象的人所缺乏的，正是对人心叵测的防范心理。解家兄弟便是如此。

　　于是，一只老虎，一夜之间改变了解氏兄弟的命运。他们粗犷的本色，开始着落上人性了。

　　我们看到，他们兄弟俩在登州山上设下埋伏，在熬了一个夜晚之后，终于有一只大虫中了药箭，骨碌碌翻滚到了当地的大户人家毛太公的后庄里去了。然后便是一段公案，又引出了大大小小六筹好汉，一起投了梁山泊边上石勇开的酒店。

　　解家兄弟的命运，本来到此应该打了个结了。

　　说句老实话，在反出登州的大动作中，他们只是处于被动的角色，如果不说是任人宰割的话。在接下来的第三次攻打祝家庄的战役中，作为内线人物，解家兄弟的作用，远远没有孙家兄弟来得重要。突破祝家庄的首功，当是病尉迟孙立。然而，在最后排座次时，解家兄弟的地位，居然在曾经解救过他们的孙立之上。对此，我不知道该做如何解释。

　　难道这是施耐庵玩弄的一个Trick？

　　不过，后来想到了前面提到的理由，又觉得心安理得了。其实，解氏兄弟是在梁山众好汉中，除了林冲之外，唯一的被“逼”上梁山的人物。他们走到了绝路，便有了造反的最强硬的本钱，那就是，从今往后，我们兄弟俩可以谁的账都不买！

　　而以他们兄弟俩的武功联手，即便是五虎上将中的任何一位，都可能不是他们的对手。

　　这可能才是宋江等人最顾忌的！阮氏兄弟与张氏兄弟，都是在水里混的。说到在山上讨生活，那是解家兄弟的天下。

　　倘若他们真的是蛇蝎之心，又善于在黑夜暗处捕捉猎物，那么，梁山好汉中，谁敢去得罪他们兄弟俩？！

　　我觉得，可能这也正是梁山的闪光点吧。那年头，可能也就是谁横谁上座！这非常符合梁山座次的排列！

　　从张择端浩帙的巨幅长卷《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出，北宋末年的东京一带，已经到达了物质空前繁华的地步。其中既有官宦豪贾人家的深宅大院的富贵华丽，又有街市上诸种其乐融融的平民生气。在这里，我们根本看不到像梁山泊那样刀枪翻舞，剑拔弩张的另类世界。

　　徽宗道君皇帝本身就是个风流人物，手下有词家周邦彦管理的“大晟院”，还有高手云集的画院等。道君皇帝自己也会作画，按曲填词，甚至写得一手好“瘦金体”书法，还会踢球。他还专门修了一条暗道，通到李师师的妓院里，得闲时便上那里去温存一番。——我觉得，像作为权威至高无上象征的皇帝，与作为社会最低贱角色的妓女的风流组合，多少给我们灰暗凡俗的人世，带来了一种曼妙的色彩。

　　然而，帝国的统治者们也许还没有窥觉到，在遥远的东北方的丛林中，正有一个兔起鹘落的狩猎民族，正虎视眈眈地对着中原，枕戈待旦。如果不是女真人的入侵，北宋的前景将是多么的灿烂？！ 然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暴力才是历史的真正的主宰。道君皇帝后来在冰天雪地的东北坐井观天的时候，再回味起东京的奢华，不知是何感想？！这是闲话。

　　大名府是北方的边防重镇，坐镇那里的是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婿梁中书。说句老实话，梁中书还不算是个很坏的地方父母，他爱才如命，手下有闻达，李成，索超这样的猛将，他甚至还想提拔犯有重罪的贼配军杨志。他至少在表面上还是爱民如子的，那时的大名府，应该说是个相当富庶的地方。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梁中书的恶名，主要来自于那每年一次的来路不明的十万生辰纲的进贡，——这其实是他的夫人的主意，这使他的官声政绩大打折扣。除了这一点，我觉得梁中书还不失为一位好官。

　　燕青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优裕的环境中长大的。他原是个孤儿，后来被富甲一方的卢俊义收养。因為他长得一身雪練也似白肉，盧俊義就叫一個高手匠人，與他刺了一身遍體花绣，“恰似玉亭柱上鋪軟翠，若賽錦\體，由你是誰，都輸與他”。施耐庵介绍燕青道：

　　“不則一身好花，那人更兼吹的，彈的，唱的，舞的，拆白道字，頂真續麻，無有不能，無有不會。亦是說的諸路鄉談，省的諸行百藝的市語，更且一身本事，無人比的。拿一張川弩，只用三枝短箭，郊外落生，並不放空，箭到物落，晚間入城，少殺也有百十個虫蟻。若賽錦\標社，那里利物，管取都是他的。亦且此人百伶百俐，道頭知尾。本身姓燕，排行第一，官名單諱個青字。北京城裏人口順，都叫他做浪子燕青。”

　　这是个地道的玩家。我们可以想象着，倘若燕青漫步走过《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河边时，该是怎样的一种潇洒的情景？！

　　但是，以梁山泊的游戏规则来看，一个玩家倘若玩不出名堂来，那么他就什么都不是了，就像被武松斗杀的西门庆一样。玩的出色，方是好汉。燕青就是这样一个出色的玩家。当卢俊义身陷囹圄时，他甘冒着诸般委屈，用弓弩救了卢俊义一命。在泰安庙会上，他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擎天柱”任原，出尽风头，为梁山争得了风光。他不但能够摆平“擎天柱”，也能摆平徽宗皇帝的包二奶李师师。水性杨花的风尘女子李师师贪慕燕青风流，主动出击，结果上了燕青的钩。从这点来看，燕青的魅力甚至超过了同样风流的道君皇帝。在宋江招安的事宜中，正是因为燕青摆平了李师师，才能将宋江的一腔意愿，上达天听。

　　然而，在卢俊义的眼里，燕青最多只是个听话的家奴而已。像他这样叱咤一方的大角色，自然是不会将那些吹弹唱舞等放在眼里的。而燕青有一点可能看得比卢俊义更加明白：梁山既不是卢俊义这种人的归宿，也不是他的归宿。

　　因为他是个小资。而在八百里的梁山上，是找不到他所喜爱的那种浪漫的情调的。他的一身技艺，在一帮只知大碗喝酒，大块割肉的好汉中，简直就像是对牛弹琴。就说乐和吧，在燕青看来，铁叫子的弹唱水平，可能是相当业余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燕青将行会的头牌李师师轻易地勾搭上手看得出来。

　　实际上，我觉得作者其实是有意的将燕青作为古板的卢俊义的性格与人生的补充。不管我们带着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卢俊义，他在施耐庵的眼里，都是一条不可替代的好汉。我想，如果说施氏真有同志情结的话，那么，卢俊义再加上燕青，便是他最理想的意淫对象了。

　　施耐庵说燕青“雖是三十六星之末，果然機巧心靈，多見廣識，了身達命，都強似那三十五箇.”在平定方腊，班师凯旋之后，燕青果然又表现出他的精明过人的小资意识：他将细软装作一担，并奉劝卢俊义跟他一起“纳还原受官诰，失去隐迹埋名，寻个僻静去处，以终天年。”但是，卢俊义却没有他的这般超脱与远见，他执迷不悟，最后惹来杀身之祸。诗云：

　　“略地攻城志已酬？，陳辭欲伴赤松遊.時人苦把功名戀，只怕功名不到頭.”

　　燕青还给宋江留了四句口号：

　　“情愿自將官誥納，不求富貴不求榮.身邊自有君王赦，淡飯黃虀過此生。”

　　梁山诸好汉中，最后真正能勘透世事的，也就浪子燕青，行者武松而已。

　　但凡做公的人，倘若吃不透黑白两道骨子里的奥妙，便很难在江湖上生存。

　　在水浒中，所谓黑白两道，我觉得主要应该是指主流社会与叛逆群体这两大比较笼统的处世规则。前者以官府为主导，后者则是另类诡谲莫测的江湖。

　　富户出身的美髯公朱仝，与铁匠出身的插翅虎雷横，原都是郓城县两个耿直而且敬业的都头，专管擒拿贼盗。他们尽忠尽责，不越规矩，也不图甚么大的发达。

　　因为他们出场的时候，都是三十多岁的人了，虽然一身功夫，却也只能管治一方的治安工作。但是他们心满意足。他们在地方上，都算是相当有面子的人了，两人都仗义。这时，他们吃的是白道上的饭。然而，他们的工作对象，却是黑道人物。按理说，他们的职责应该是黑白分明的。

　　雷横一出场，就逮住了流浪汉刘唐。这是黑白两道的冲突。本来雷横应该带着刘唐去送官的，但是碍于晁盖的面子，他只好将刘唐放了。从这里，又可以看出黑白两道的妥协。妥协的着力点，自然又在于一个“义”字。

　　“义”字使黑白两道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它冲淡了白道中最重要的游戏规则：法理。本来，以朱仝跟雷横的身份，只要依照白道的法则办事，他们和黑道是可以错身而过的，但是，他们可能早就感染上了“义”字的病毒，因此，当生辰纲之案事暴露的时候，他们命中注定地要从白道转到黑道了。他们先是放走了晁盖，后来又放走了宋江，再后来，朱仝又冒死放走了雷横。这些，都是那个举足轻重的“义”字在作怪。

　　单从主流社会法理的角度来看，“义”字是非常可怕的力量，它可以将貌似神圣，坚如磐石的法则，剥蚀得一文不值。但是，当必要的时候，主流社会本身对“义”的存在也多是持默许甚至是鼓励的态度的。在中国历史上，黑白两道其实是相辅相成，互为转换的，原因就在于“义”字是辩证的。因此黑的可以说成是白的，白的也未尝不能说成是黑的。在义理面前，法理本身也就是一种假设而已。就像法理是对黑道游戏规则的宣判一样，义理也很有可能成为主流社会任何法理的终结者。

　　朱仝与雷横两人之所以徜徉于黑白两道之间，原因就在于他们信奉与执行的是的两个不同的游戏规则。他们信奉义理，然而执行的却是法理。世人都知道黑白分明，但那“义”字，就像水银一样，只要漫向哪一方，那另一方就要失重了。

　　义理动摇了对法理价值观模棱两可的主流社会执法者的信念。细细探究起来，在中国，其实严酷的法理的筋脉，令人惊异的却正是富有弹性的义理！因此，执法者倘若勘不透这“义”字，他就将一事无成，甚至身败名裂。

　　在襄助晁盖和宋江出逃的时候，朱仝与雷横所代表的法理的尊严，开始向“义”字方面倾斜了。这时候，他们与其说是在冒险，不如说是在寻求一种新的希望。

　　他们早已从森严的法理中，窥透了主流社会网络的破绽。从他们的作为中，可以看出主流社会的法理是多么的脆弱！

　　由此再深究，在以义理为深层基础的社会结构中，法理的作用真的能施展开来吗？当执法者本身就不把法理当作是一回事的时候，那么法理就很有可能被种种非理性的游戏规则所取代。正所谓盗亦有道。正统的也就未必就是合理的了。

　　说白了，在中国，在“义”字当头的文化积重形态下，任何缜密的法理，都可能是破绽百生的。以义作为文化精髓的中国人，从骨子里就是排斥法理的。这一点，可以从朱仝和雷横身上看得出来。

　　因此，在施耐庵的意识中，梁山泊对主流社会法理的反叛，实际上也就是偷天换日、移形换位而已。反叛者后来又重归于主流社会，也正是在义理名义条件下的妥协，而不纯粹是利益的均衡。从招安的角度来看，黑道所奉行的最高准则，其实也就是白道那一套。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在梁山好汉眼里，皇帝是凝聚着法理与义理的权威，只有他，才能把黑白两道摆平。

　　在朱仝和雷横两人之间从白转黑的移位中，相比之下，我更欣赏雷横的愤怒。

　　那不是出于义气，而是孝道。雷横为人虽然有些不太坦荡，“虽然仗义，只有些心扁窄”。但是，他对孝道的执著，却不能不让人钦佩了。雷横朝着白秀英那一枷打下去，把自己所有的猥琐和半桶水的义气，霎那间全都打发了。

　　这时，我们看到了一条好汉。这条好汉不是因了几两银子与刘唐斗朴刀，私放晁天王与宋公明时报答小恩小惠时的雷都头，而是把孝道摆在了生命的巅峰。因此，雷横的杀身成孝，成为了水浒中一道不可多得的的亮色。这是闲话。

　　写到这里，忍不住又想起了王进。

　　且说呼延灼的三千连环甲马，每三十骑为一队，共为百队，阵次摆开，那马队铺天盖地而来，梁山好汉摆下的阵势，一下子便被铁马冲垮了。

　　这是农民与官军的实力较量。农民战争，依靠的是人员的牺牲与流氓精神。在历代的战场上，我们输掉的可能也正是这一点，从北宋一直输到如今的广阔的太平洋。我们热衷于歌颂农民战争，但是在那铁血灰飞湮灭的背后，有谁听得到铁蹄下那些脆弱的生命的呻吟呢？！

　　让我们回到话题。实际上，连环甲马阵只适合于在光秃坦荡的大平原作战的，因为它的整体布局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但是，任何战争的新颖奇异的手段，都是行伍人士乐衷于去搏斗的。

　　在汉家武士的骨子里，无论什么时候，都有一股恕道的血液存在的。在战场上，似乎从来没有真正成熟的男人。而在中国的历朝战争经验中，大部分壮观的史实，其实都是在虚张声势的。因此，历史变成了演义，我们在扭曲的历史中获得了快感。

　　每当话本中在不厌其烦地渲染战斗的惨烈与悲壮时，我都忍不住微微而笑了。

　　徐宁的一支钩镰枪，便将呼延灼的千军万马，轻松地搅倒在地。

　　神奇的外现形式，便是游戏。如此这般。而游戏总是以夸张的形式出现的。大家试想一下，倘若真正的将横扫千军的连环甲马摆布在沙场上，那么这阵势必须首先保障前面的地势是一马平川的。倘若有一棵大树卡住了某个马队，So，The Gameis over.

　　梁山泊的阵势在呼延灼的连环甲马冲击下，终于东倒西歪了。这时，一位原先入伙时并不起眼的汉子站了出来。他是“金钱豹子”汤隆，就是曾经赢了李逵一把的铁匠。他原是官军世家，后来没落了。他的一番话，顿使千军万马的血腥战场，巧妙地转化成一段颇有趣味的****雁翎锁子甲的故事。

　　从排山倒海的阵势，登时移位到鼠摸狗盗的精细生动的描写，从中不难看出施耐庵的趣味取向。依我看来，这也正是小说转换的力度所在。中国话本小说的精妙之处，就在于一个“化”字。深化与淡化，那就是笔锋的高低了。这是闲话。

　　所谓一物降一物。这是道家的化解能力。因此，徐宁只能是伴随着他的祖传的“钩镰枪法”出现的。而且，他的钩镰枪法，就像是一出游戏中不得不出场的关键的一个Step，没有他的出场，梁山好汉跟呼延灼的连环甲马便分不出胜负。

　　但是就在让人揪心的大动作付诸实施的时候，我们看到，出场的关键人物，还是没头没脸的时迁，薛永等人。我的意思是，此时作为让人肃然起敬的兵器“钩镰枪”，实际上已经悄然地被一付象征着华贵身份的“雁翎锁子甲”取代了。

　　这其中的推拿过程，其实也就是话本的最吸引人之处。

　　再回到连环甲马时，那不堪一击的伟大的毁灭，似乎都是命中注定的了。我们在给伟大命题的时候，很多卑微的能动作用也渗入了其中。庞大的连环甲马的对面，其实只是微不足道的时迁，汤隆，薛永等人。这不是武力与智力的决赛，它不过是我们在剥开某种真实面目后，偶然的发现而已。

　　这实在是一种阅读的惊喜！

　　然而，徐宁一上了战马，他的形象便岌岌可危了。一杆金枪，将他切实地套住了。他为了“雁翎锁子甲”，已经做出了最大的牺牲。幸好，跟他过招的人，都会给他面子的。这也是某种游戏规则。

　　细细想起来，真是难为了徐宁了。后来《说岳全传》中金兀术也使用了连环甲马，同样也被破解了。

　　其实，《说岳》中有很多地方是对《水浒》的Copy或延续，这是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