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人事】――话说山东系列 -- 神仙驴

回过头来，讲讲上世纪80年代后期，李昌安、马忠臣与田纪云真是同病相怜，三人的关系也明摆在那里。

1985年，中央领导大幅换血，一批年轻人走马上任，前面已经说过了，中央的田纪云进入政治局，地方上李昌安成为省长，泰安撤地建市，中央候补委员、泰安地委书记马忠臣出任新的泰安市委书记，原县级泰安市委书记宋法棠升任地级泰安市的市长。

80年代中期，农业结构调整，国民经济出现大幅增长，农业大省山东全国瞩目。田纪云经常来家乡视察调研，李、马获益匪浅。作为旅游胜地的泰安，第三产业的长足进步，使得马忠臣在省内名声雀起。

1986年3月，马忠臣被平级调入省政府，出任省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副书记。马之前的省府秘书长刘勇、石涛、谭福德等先后离任。5月，马忠臣正式出任副省长兼省府秘书长。目前为止，田纪云是最后一个以副总理之尊兼任国务院秘书长的要员，而省政府没有“省务委员”的建制，副省长兼省府秘书长起的是省府大管家的作用。马忠臣虽然当时还不是第一副省长，前面有其他三马――马世忠、马长贵、马连礼副省长，但看起来，美好的前途已经在向他招手了。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最高领导层忽然换马了。

1986年年底的学潮，直接导致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下台和赵紫阳的继任。这件大事众说纷纭，这里无意评判，但是它却着实对中央、地方的人事布局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几个方面，一个，是在高层占据重要位置的部分“年轻人”去补充经历从而离开关键岗位，比如王兆国、郝建秀离开中央书记处、中组部部长尉建行出任新设的监察部部长职务等等；一个，是部分老成持重的老干部再度获得重用，比如宋平由国务院系统转为中央组织系统；一个，是赵紫阳等对自己信得过的人的提升。赵的基础在于国务院系统。另一方面，李前总理也逐渐起用自己的人马。

1987年，政局诡谲。这里在下揣测，如果按照赵的意思，国务院系统已有的三名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中，姚依林“老卖年糕”，只能维持一届的副总理无疑；李、田二人，按个人喜恶，自然是更认同田，政府布局里，自己让出的总理由谁代理至为关键，最好是田。当然，结果大家都知道，不是老上级推荐就可以的，最后李代而田僵。其实此后田未必没有机会，不过1989年赵的不智也导致了田的晾干。

就在1987年春，马忠臣被点名进京出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机关党组副书记，但是并未就职。原因是阻力太大，大到什么地步，在下也无所知。既然堂堂中办主任都只下放成了普通省长，那么马的提升因素遭受打击从而使得马的进一步提升受阻，放在当时景况下，也就毫不奇怪了。田纪云以地方厅级干部的身份可以成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得益于那时的干部政策和上级的有意栽培，这时候，只有副省长职务（还没有进核心――省委常委）的马忠臣只有上级的有意栽培，就远远不够了。于是，作为“外省人”的山东省省长李昌安，平级调入国务院出任副秘书长，这个资格和级别自然让挑刺的人无话可说。

这里，国务院秘书长可谓国务院的大管家，为联系部委方便，一般比其他部委级别要高，通常由副总理（田纪云前）或国务委员兼任，现在已形成惯例。1987年时的国务院秘书长是陈俊生，准备在来年七届人大上出任国务委员。从关系上讲，陈与赵比较近，也与后来的政治局常委、时任监察部部长的尉建行关系不同一般。这套事情以后有机会讲。

国务院秘书长一般是进入国家领导人序列了，兼任国务院机关党组副书记的副秘书长，则是铁定的正省部级。回过头来，马忠臣虽然未到任，但是再回山东任职的时候，级别就必须令人高看一眼了。省政府内，马忠臣连跃“三马”，排到第一副省长的位置。

当然，还是资历的问题，李昌安空出的省长职位，对于马忠臣而言，还是可望而不可及。1987年6月，老资格的省委副书记（位居前列的陆懋曾即将退居二线、李昌安调走、李振早已退居二线）、有地方工作经验（此时还兼任济南市委书记）、正当壮年（时年57岁）的山东莱西（胶东县，先归烟台后划青岛）人姜春云被任命为副省长、代省长，主持省府工作。马忠臣不是更年轻吗（时年51岁）？来日方长，急什么。

就这样，山东进入了80年代末的高层换届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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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之补丁8 一马不当先

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央从地方调大员入京，曾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说法，这五马却都不姓马。而到80年代后期的山东省政府中，却一度出现四马当道的“马家军”盛景。

当时，这六位副省长的前四位，无一例外的都姓马，他们是：马忠臣、马世忠、马长贵、马连礼。后两马逐渐淡出政坛，前两马却是新秀。到1988年，马仲才当选为省委常委。一时间，山东的三“种马”（玩笑话）马忠臣、马仲才、马世忠，在齐鲁政坛纵横驰骋，也算是少见的一幕。

马忠臣，前面n兄有所介绍，1936年生，是土生土长的泰安人。马的跃起，自然得益于两位泰安老乡万里、田纪云对家乡的关照。比较而言，万里是比较含蓄，田是年年视察。1983年田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此期间，山东还是老人执政，但马忠臣之外的三马已经是副省长了。

1982年来到山东的李昌安，直到1985年出任省长、1987年卸任进京，依靠力量主要还是田和“泰安系”。李和泰安的强势人物马忠臣一起，与上层是一荣俱荣。尤其这期间田纪云年年在泰安的视察，无疑是对家乡人的最有力支持。

关于马忠臣，一节的内容可能包容不下，这里先打住，转而说说马世忠和马仲才。

马世忠是杭州人，生于1932年，早年毕业于上海交大，分配工作来到山东，从工人做起，治到山东铝厂副厂长、总工程师。1983年，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排行第二的副省长，并兼任省计委主任。此时，省长仍是梁步庭，第一副省长是省委副书记李振。比较行将退休的两位前辈，50出头的马世忠正是春风得意。当然，缺乏地方历练的马世忠，能被迅速提拔本来就得益于当时的政策，提上来后，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在副省长的位置上坐了整10年。其间，一个又一个的副省长最后走到了他的前面。他的同事中，姜春云、王乐泉进了政治局，马忠臣、赵志浩、高昌礼、宋法棠、陈建国，要么主掌一方大省，要么主持中央部委，先天不足的马世忠，最后在坐了10年的省人大副主任位子上退休。

虽然马忠臣跟田纪云关系更为紧密，但是马世忠的境遇却与田更为相象。两人都没有主政地方的工作经历，由地方部门官员和企业干部直接进入上级政府，在政府内作副手10年后又转到人大10年，田始终没成为政治局常委、马始终没进入省委常委。

再插句话，类似于中国其他各个地方，山东也是比较排外的，尤其在高层。同样作为革命老区的大省四川、陕西、湖南等等都有类似情况的发生。与马世忠同样是由工厂提拔上来的韩寓群，由于有了在济宁的地方经历，最后反而出人意料的后来居上。虽然韩最后成了省长，但如果不是关键时刻的某些因素在起作用的话，出任省长的更可能是山东本地人。马世忠、韩寓群在山东工作多年，仍然要受不少束缚。当然，干部异地交流的增多，使得全国范围内，局面越来越好，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马世忠早在1983年即成为副省长，而马仲才成为副省级虽然晚了5年，却是一直坐到省委副书记，成为省委最核心的成员之一。

马仲才，1933年生，山东沂南人。他的冒出，也是由工厂起家。1985年，马出任莱芜钢铁厂厂长。这一年，泰安撤地建市，马忠臣出任市委书记。这时的莱芜，仍然是处于泰安市的管辖范围内，直到1992年，莱芜才升格成为与泰安平起平坐的地级市。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泰安与莱芜的人事交流仍很频繁，象后面胡建学章节中，还会提到，胡时期的市长张敬茂就被调到莱芜作市委书记。莱钢在省内地位特殊而重要，马仲才的厂长位子已经是厅局级，莱芜也因莱钢而设市、升格。马仲才1986年直升德州地委书记，1988年，进入山东省委常委并任秘书长，1991年官升一步成为省委副书记，1993年，60岁的马仲才转任省人大副主任，退出一线。

三种马其实除了姓名的相似，并无太多的共同处。

年后可能要慢些了，大家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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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该接茬讲泰安的马忠臣了。动笔后忽然发现遇到了当时撤地改市的事情，于是调整了一下顺序，单独加进来一点所涉及的山东区划问题。

文章的这个标题有点拗口，其实是想说，关于“市”的“事”，也是“时事”的内容。

在下对时政比较关心的方面，可以说是人事、外事、地市（借代区划）了，这市制改革正是其中之一。n兄的文中提到了1985年的泰安“破格”撤地建市的事情。那么这里就简单说说。

上世纪80年代初，山东省辖4地级市（济南、青岛、淄博、枣庄）、9地（专）区（德州、惠民、昌潍、烟台、临沂、泰安、济宁、菏泽、聊城）、县级市（德州、潍坊、烟台、威海、济宁）。1982年，全国新设市12个，山东即占其4。1月份，泰安县撤县置市（县级，下同），8月新汶市、滨州市纷纷成立，10月东营地级市新设。此后1983年将潍坊、烟台、济宁3个地区改为地级市。而直到1985年3月，泰安才成为山东的第9个地级市。1987年新设威海地级市、1989年升日照市为地级市、1992年莱芜升格为地级市、1994年临沂、德州地区改为地级市、1997年聊城改为地级市、2000年滨州、菏泽地区改为地级市。至此，山东的地改市、市管县的变革暂告一段落。其时的泰安撤地设市之举，放在全国大环境下，还算不上太出格。

1983年8月烟台地区改市，出现了一次混乱。就是原烟台地区下辖烟台、威海2县级市和14县，改市后，除了烟台县级市和福山县改为芝罘区和福山区、莱西县――就是姜春云的老家――划归青岛外，其他县还都是原样，惟独威海出了问题。烟台是市（地级），下面的威海也是市（县级），名称上拎不清啊。那也没辙，下发的省文中，威海仍为县级市，名义上是省辖，但由烟台市代管。时至今日，市下辖市的例子不胜枚举，最有趣的，当数1997年设立重庆直辖市了。当初，涪陵地级市及其下辖的南川县级市划归重庆直辖市，极短时间内，三类市的官员称呼就乱了套，部级的也是市长，处级的也是市长。当然同年涪陵设区，少了一层麻烦，然而南川、江津、永川等保留市的称谓还是容易引起混乱。

由地方升格降格引出的人事变化，就更是倍受关注了。地区改地级市，级别不变，还好说些，只是要注意区分改前的县级市和改后的地级市的重名问题。比如宋法棠，先担任县级泰安市的市委书记，后担任地级泰安市的市长，如果不注明，可能就会有人误会宋可能遭贬了。而升格降格就比较麻烦了。类似的例子山东篇里会遇到一些，比较典型的升降格可以说说济南，1994年由地级市升半格成为副省级市。地级济南市的市委书记谢玉堂，城市升格后改任市长，级别反而成为副省长级了。

呵呵，中国的市制有点乱哄哄的，由于级别问题跟人事相关，这里罗嗦两句地级市的情况，今后还会大说特说，今天暂且就先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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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海外媒体借李昌安影射万里李鹏的。不过从经历看，李确实与万里有一定的工作关系。李昌安，1935年生，辽宁台安人。李是北京机器厂、北京起重机厂等工厂的个人，1960年时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这“模范”称号，其实也关乎一个人的政治前途。本文就不拿模范作文章了。此后李一路畅通，坐到北京市计委副主任。后转任市国防工业第一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由此与中国航天事业结缘。此外，1980年10月，长城公司成立，主要从事空间技术服务和其他航天产品的外经外贸业务，李昌安兼任总经理，直到2年后去职。

第七机械工业部，前身是1956年成立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威名赫赫的五院院长先后是钱学森、刘亚楼、王秉璋。1965年国防五院脱离军队系统，改组为第七机械工业部，置在国务院系统中。文革后，1977年10月至次年12月，宋任穷担任了一年时间的七机部部长，在此位置上增选为中央委员，直升中组部部长。接替宋的是另一位老人郑天翔。

郑老是李昌安的直接上司。此前，郑一直在北京工作，1975年任市建委副主任、1977年重返北京领导核心层，1978年调入七机部，次年正式出任部长。1983年，年将七旬的郑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此时，七机部再度改组为航天工业部，1988年又与航空工业部合并为航空航天工业部，1993年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暨国家航天局。现任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是最年轻的中央委员张庆伟，这是后话了。

七机部另外一位年轻领导是山东荣成籍的宋健，那个时候坐到了部总工程师和副部长，尚不知李到山东与宋有何关系。

1982年，包括七机部在内的一批部门行将改组而产生人事安置的问题。李昌安是比较幸运的。作为科技工业领导干部，被补充进大省山东的领导核心内。这一转变，李负责起省委党务工作，真正开始主掌一方。

值得一提的是，1985、86年的山东，高层内不乏至今耳熟能详的名字：第四届省委（含增补）的名单中，我们看到了杨衍银（民政部前副部长、现任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贺国强（现任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高昌礼（司法部前部长）、张全景（中组部前部长）；1986年，马忠臣（前河南省委书记）当选为副省长；下一年，山东团省委八大，当选书记的是杨传堂（现任西藏区委书记），副书记是吴爱英（现任司法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而相比之下，李昌安的仕途就不是一帆风顺了。

1985年6月，李昌安任山东省省长，同年9月的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委员。

李昌安个人属于比较开放的类型，在传统的山东政坛却不能统统吃开。李昌安在山东的话题跟马忠臣有关，放在后面讲了。

两年后，李昌安被任命为国务院副秘书长。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召开，李是作为其籍贯辽宁的代表出席的。这期间，李的秘书文振富，现在还活跃在齐齐哈尔政坛上。一届副秘书长任期结束后，李昌安获任中国保利集团公司党组书记、常务副董事长。1995年4月，中国东方通信卫星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李出任董事长，到2003年卸任。目前的李，还担任着中国柔道协会名誉顾问的闲职，毕竟也是将近70的老人了，如在下般闲人尚不知还有这等爱好，不错。

无论怎么说，也算是人尽其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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