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十六国风云 1.1 -- 应侯范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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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多谢!

                            看了那篇文章,很有收获。

                            一个感慨是,一个强大的政府,往往沟洫/水道/水利这方面做得很不错,可是后人总是不能保持,往往是过了数十年,甚至更短,就从井井有条变成一塌糊涂了。

                            • 家园 黄淮之间的漕运是个历史难题

                              随着关中环境恶化和农业破败,朝廷越来越依靠江南、江淮地区的农产品,黄淮之间的漕运就是生命线,但是黄河和淮河本身都是不稳定的水系,运输水道从魏晋开始就不稳定(那篇论文中记载两晋就有泗水的东道和蒗荡渠的西道之争),晋以后,由隋到唐宋的政治中心东移,也与此有关。到元朝政治中心干脆就移到北京才算解决。

                    • 家园 关于兖州与颍川的

                      1、试想,A、B郡毗邻,A郡一连五六年就没有断过战争,有时候这个战争还会蔓延到B郡来——这种情况下,能说B郡是安全的么?

                      陈留、荥阳,那几年可不止是邻郡有战火、偶尔被冒犯而已,它们东、北、西都有战场,还不时被强敌犯境。

                      2、所以汲桑很可能并没有到达陈留郡(从延津过黄河,南岸是濮阳国,濮阳之南是陈留)——老兄既然也是“很可能”,那我也可以说“很可能不是”,对不对?

                      3、没有明确证据说明战场在陈留;虽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魏植的力量也较弱(可能类似于封云),一下子就被苟晞灭了——老兄既然说“不排除这种可能”,那我也可以说“可排除这种可能”,对不对?

                      4、“王弥收集亡散,兵复大振。分遣诸将攻掠青、徐、兖、豫四州,所过攻陷郡县,多杀守令,有众数万;苟晞与之连战,不能克。夏,四月,丁亥,弥入许昌。许昌在颍川郡,颍川属豫,陈留属兖,这时应该同在战火之下,颍川并不比陈留更安全。”

                      ——王弥当时是流寇性质,过把瘾的那种,他入了许昌之后就入了洛阳,离了洛阳之后就去平阳投靠刘渊去了。流寇扰袭岂能与匈奴进犯相提并论?

                      而且,当王弥进攻许昌的时候,东海王正在鄄城,如果东海王认为颍川情势更危急,他为什么不调头回防呢?甚至于王弥入了洛阳之后,东海王也没有大动作,而王弥最后竟然被王衍打败,可知当时王弥力量之弱小。

                      5、是不是也可以猜测东海王是用重兵保护粮道呢?——如果这话属实,那么此前东海王一直屯兵许昌,也是重兵保护粮道?

                      6、战火仍在黄河之北,位于黄河以南的陈留郡和颍川郡,它们岌岌可危的程度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陈留和颍川之间并无天险——陈留郡就是黄河南岸,颍川郡呢?它可在颍水两岸,就地理上讲,南北百隔好几百里,怎么可能“岌岌可危的程度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若说没有天险?——什么才叫天险?只有长江、蜀道才算天险?大大小小的军事设施,难道不构成军事上的阻隔?若说“位于黄河以南”,“没有天险”,难道黄河南岸到淮河之间,就夷如平地?东晋时期南北往来胶逐争夺的就是这块地方。

                      7、《晋书.王弥传》中说“弥复以二千骑寇襄城诸县,河东、平阳、弘农、上党诸流人之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者数万家,为旧居人所不礼,皆焚烧城邑,杀二千石长吏以应弥。弥又以二万人会石勒寇陈郡、颍川,屯阳曜,遣弟璋与石勒共寇徐兗,因破越军。”——这一段史书透露出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是,此后近一年,王弥的活动区域就在颍川附近。粮道一次两次被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块区域不安全,不在我方控制范围内,有粮也不敢发了。

                      8、就如老兄也是“很可能”,“不排除这种可能”——在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情况抠字眼,我觉得很没意思。个人认为但看大势,黄河南岸与颍川那个安全,这是一目了然的事。

                      但老兄既然不认同,那就求同存异好了。

    • 家园 【原创】十六国春秋3.4 下

      洛阳皇宫西部有大名鼎鼎的凌云台,从台上可以鸟瞰整个洛阳城。

      在被围的那半个月里,晋怀帝与东海王肯定不止一次登上凌云台,查看敌情。所以到了十一月甲申那一天,他们在台上目送洛水之畔的刘聪大军拔营、撤走,心头肯定会大松一口气。

      然而,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高兴得太早了。那些姓刘的匈奴都走了,但是王弥留了下来。

      王弥为什么不走?王弥是如此对刘聪解释的:“殿下先回平阳,以待后举,下官去兖、豫之间收兵积谷,等候您的指示。”刘聪则表示,随你的便。

      所谓“收兵兖、豫,以待王命”只是个借口,王弥这是在找机会脱离拘束,好去发展自己的势力。从壶关之役起,王弥就一直在刘聪鞍前马后地效力,打下来的城池由匈奴直接接管,论战功肯定也是刘聪优先。很明显,这符合匈奴刘氏的利益,但是不符合王弥的利益。

      与王弥成对比的是石勒,石勒自从有了自己的军队,就一直游离在太行山以东,开拓自己的地盘。石勒并没有参与此次的洛阳之围,刘聪、王弥在西部战场剑指洛阳,石勒却在黄河边上的黎阳修整兵马。

      对于石勒而言,洛阳被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周围的晋军都被吸引着去保卫洛阳,连死敌乞活军都抛下了冀州,跑去支援京师,整个冀州只剩下新晋刺史王斌,躲在安平国的信都城里瑟瑟发抖。不灭王斌,更待何时?

      石勒进军信都,没费多大力气就攻破城池,杀死了王斌。王斌从履任到殉职,仅仅间隔不到三个月,这回东海王自顾不暇,没有再派出亲信去接管冀州,王浚趁机自领冀州刺史,兼管幽、冀两州。

      等到刘聪撤军,洛阳城防压力减轻,东海王赶紧派出车骑将军王堪与北中郎将裴宪去讨伐石勒。石勒搬空了信都的粮食,一把火烧掉信都的军营与城防,回军迎击。正好这时魏郡太守刘矩向石勒投诚,石勒将其编入自己的中军左翼。

      王堪与裴宪根本不堪一击。石勒回到黎阳,还没有与晋军交锋,裴宪就弃军而逃,从黄河边上一直逃到淮南才收住脚步,王堪也吓得不敢渡黄河,退守兖州陈留郡的仓垣,与石勒隔河相持。至此,半个冀州已经被石勒控制。

      王弥也要学习石勒,发展自己的军队了。王弥选择到洛阳以南的豫州去补充兵员,一年前他曾经在那里打过游击,知道那里不太平,有数万家从并州、河东等地区出来逃难的流民流落在豫州的颍川、襄城、汝南、南阳等郡,与当地人闹得很不愉快。

      于是王弥也撤离洛阳,南出轘辕关。乞活军首领李恽、薄盛追了出来,在新汲追上王弥,王弥无心恋战,乞活军小胜一场,退回洛阳。

      王弥派两千骑军攻略襄城诸县,形势果然如他所料,散居在豫州的流民怨气十足,纷纷在各地烧杀抢掠,杀死地方官吏,响应王弥。王弥的军队很快发展到数万人。

      手中兵多了,王弥就开始对刘渊提要求了。永嘉三年十二月,刘渊进行新的军事部署,他任命石勒为镇东大将军,继续都督山东征讨诸军事,就是让石勒继续开拓太行山以东;都护大将军刘贤、征北大将军刘灵、安北将军赵固与王弥的从弟、平北将军王桑屯兵于魏郡内黄。内黄位于司、冀、并三州交界的地方,这支军队可以看作是石勒的后援,也可以看做守卫平阳的东部守军;至于王弥,刘渊让他继续游荡在黄河之南。

      王弥这时向刘渊提出要求,替自己的左长史曹嶷求官为安东将军,请求让曹嶷去攻略青州。青州是王弥的家乡,又有负海之险,倘若被王弥占据,肯定就是地方割据,即使将来晋朝覆灭,刘渊也少不了还要进行另一番鸟尽弓藏的搏杀。不过那是以后的事了,当时的青州还在苟晞手里,慷他人之慨,刘渊当然不会心疼,何况当时刘渊根本没有办法制约王弥,王弥在行动之前还知道请示,那已经是很给面子了。

      王弥的请求得以获准,晋末一度割据青州的军阀曹嶷由此登上历史舞台,他对十六国的历史走向也有一定影响,容后再禀。

      关键词(Tags): #十六国#五胡乱华
      • 家园 一个疑问

        十一月,甲申,汉楚王聪、始安王曜归于平阳。

        该作何解?

        是刘聪和刘曜是在十一月甲申日(十一月二十日)这一天回到了平阳,还是离开了洛阳?我倾向于前者。

    • 家园 【原创】十六国春秋3.4 上

      四、永嘉三年的洛阳之围

      永嘉三年冬十月,距离上次惨败仅仅过了一个月,匈奴汉国再次大兴兵马,进攻洛阳。主帅依然是刘聪,他与刘曜、王弥、刘景率领精骑五万为前军,司空呼延翼率领步兵为后军。

      按古人的观念,秋主杀伐,暗合春种秋收的天道,所以执行死刑、出征打仗这些会死人的事情都会被定在秋季。此次八月出征未果,又在十月急急忙忙再次出兵,显得十分突兀。种种迹象显示,这次出征并非刘渊的本意,而是刘聪坚持请战的结果。这位年轻的匈奴皇子输得很不负气,要雪前耻,要在父亲面前捞回名誉。

      刘聪的进军路线与上次一样,沿途战况也与上次相同。当时东海王估计还在摆庆功宴,根本没有料到匈奴军会这么快去而复返,慌忙中他派出司隶校尉刘暾与将军宋抽。刘暾曾是王弥的手下败将,宋抽曾是刘聪的手下败将,两个手下败将凑在一起,又给匈奴贡献了一次胜利。

      十一月丙辰,刘聪再次攻陷宜阳。这一回诈降的计策也不管用了,东海王黔驴技穷,只能把军队聚集在洛阳,等刘聪上门。

      五天之后,十一月辛酉,刘聪兵临洛阳。

      这是暌违十余年之后,刘聪首次故地重游。洛水依依城垣依旧,只是人大不一样了,当初的刘聪是仰人鼻息的人质,而今天要进城的,将是洛阳的征服者。刘聪城下勒马长嘶,遥望城上诸公惊惶的神色,不知道会不会有扬眉吐气的感觉。

      刘聪兵分四路,分别从城西、城北、城东三个方向发起进攻,刘聪与王弥屯兵于城西的西明门、广阳门,刘景屯兵于城北的大夏门,刘曜屯兵于城东的上东门(见前面洛阳地图)。

      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建立奇功依然是那支来自凉州的客军,当天夜里,北宫纯领着凉州军突袭刘聪于西明门外,数万匈奴骑兵被杀得人仰马翻,匈奴征虏将军呼延颢被斩杀于当场。这支凉州军数量只有一千余人,它能以少胜多,打败数量超过己方十倍以上的敌人,说明了两件事,一是凉州兵卒确实悍勇无比,二是其实匈奴军队也不过如此。

      由此又会让人产生这样的疑惑,同是朝廷的军队,素质怎么会相差这么大呢?此前一而再、再而三的败给匈奴的,并且龟缩在洛阳城内不敢出击的,数量达到十万左右的洛阳守军呐,朝廷养你们是做什么的啊?作为这支军队的主帅,东海王阁下,你怎么还会有心思搞窝里横?怎么还会有心思去排挤骁勇善战的苟晞?怎么还会有心思解散洛阳禁军?为了一个人的专权,搭上整个国家为之陪葬,东海王的所作所为全面而生动的诠释了什么叫做“国贼”。

      次日,十一月壬戌,刘聪与王弥离开城西,在城南洛水边上修筑壁垒,屯兵于城南宣阳门外。刘聪原先以为洛阳唾手可得,但是这个失利证明他依然犯有轻敌的毛病。

      因为轻敌,身为主帅的刘聪并没有考虑前军与后军、骑兵与步兵要协同作战,他领着前军五万骑兵一溜烟跑了,丢下后军清一色步兵拖着两条腿追,结果前军都在洛阳交上火了,后军还没有渡过黄河。

      也许是因为后军统帅呼延翼统御无方,或者是因为后军军纪实在太差,士气也十分低靡,十一月乙丑,即刘聪改屯宣阳门外的三天之后,后军抵达河东郡大阳县(今日的山西省平陆县西南),正要从附近的茅津渡过黄河,突然无故哗变。呼延翼被哗变的士兵杀死,军队随即解体,士兵从大阳溃逃回平阳。

      呼延翼的女儿呼延氏是刘渊的第一任皇后。刘渊可能原本就不赞成这次出征,岳父的死亡与洛阳前线战败的消息使得他更加确信出征是一个错误,所以他命令刘聪收兵。

      可是如此收兵让刘聪情何以堪?他回复父亲说,晋军已经十分虚弱,再加把劲肯定可以拿下洛阳,请不要因为呼延翼、呼延颢的死亡而轻率收兵。

      刘渊考虑了一下,决定尊重儿子的判断与进取心。收兵的命令撤销了,但是刘聪把话说得太满,就很有压力了。东海王躲在洛阳城内就是不出来,兔子急了还会咬人,何况数万做困兽之斗的晋军,刘聪猛攻了几日,攻不下来。

      刘聪的心理越来越急躁了,这实在没道理啊,根据他对晋朝军队的理解,在如此强大的攻势之下,晋军应该早就崩溃了才对。

      最后刘聪认为此次出征不利是由于没有得到神灵的庇佑。十一月戊寅,即呼延翼死后第十三天,刘聪离开洛阳前线,去中岳嵩山祈战。临走,刘聪委任平晋将军刘厉与冠军将军呼延郎代理统帅的职权。

      城内晋军一看,机会来了。东海王的参军孙询赶紧劝东海王出击,东海王说好,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于是孙询与将军丘光、楼裒领着三千敢死队杀出宣阳门,呼延郎首当其冲,被一刀砍死。

      正在嵩山祈祷的刘聪听闻前线战败,心想汉人的神灵原来还是保佑汉人的,他立刻抛下神灵赶回洛阳。留守前线的刘厉听说刘聪要回来,害怕会被治罪,竟然跳进洛水自杀了。胜负乃兵家常事,刘厉却害怕到这种程度,可见当时匈奴军队在刘聪个人意志的高压下,情绪已经很成问题了。

      刘聪回到洛阳,匈奴军队的士气十分低落,粮草也即将告罄。王弥赶来劝刘聪,说:“我军接连失利,洛阳的守备依然还很稳固。如今粮草只够支持几天,补给的车队还远在陕县,殿下不如与龙骧将军(指刘曜)先回平阳,休整一下再图后举。”

      刘聪冷静一想,确实已经到了不得不收兵的地步,但是之前夸下的海口怎么办?这次倒不是刘聪不想退兵,而是不敢退兵。

      平阳那边刘渊也在纠结,该不该召刘聪回来?刘聪愿不愿意回来?刘聪回来了应该给予什么样的惩罚才合适?

      还是太史令宣于修之比较乖巧,他向刘渊禀报:“岁在辛未,乃得洛阳。如今晋国王气犹盛,大军不归,必败。”永嘉三年是己巳年,两年之后才是辛未年,所以今年打不胜那是天意。

      既然是天意,那自然怪不得刘聪。刘渊派黄门郎傅询去劝儿子收兵,刘聪就坡下驴,带着刘曜、刘景返回平阳,果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但是说这两次的失利一点都没有影响刘渊对刘聪的看法,却也未必,两个月之后,永嘉四年正月,匈奴汉国嗣君人选最终揭晓,刘聪的大哥刘和被册立为皇太子。

      关键词(Tags): #十六国#五胡乱华#匈奴刘渊#刘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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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十六国风云 2.4

      四、王弥

      石勒出身于西晋社会底层,长期挣扎在生存线上,他的成王成寇是受到命运的驱使,有个被动的过程。另一个枭雄王弥则不同,他一直主动地追逐着做上犯乱的机会。

      王弥出生于青州东莱,应该是东莱王氏的成员。东莱王氏虽然不曾像太原王氏、琅琊王氏与东海王氏那样叱咤风云,但也是魏晋时期有名的望族。《三国志》替东莱王氏的王基立传,挨着太原王氏的王昶。不过王基之后,东莱王氏就沉寂了,太原王昶的儿子王浑、孙子王济、侄孙王浚以及玄孙王坦之等等,都是两晋的风云人物,而东莱王氏在《晋书》上留名的只有王弥这么一个反贼。

      王弥具备成为枭雄的潜质。与大多数同类一样,王弥读书广博又不求甚解,通晓其意即可,其为人狡黠多诈,善于谋略,甚至可以做到举无遗策,并且弓马迅捷,膂力过人,青州人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飞豹”。

      有这样良好的军事素养,按理说王弥大可到军队里去大展拳脚。西晋年间秦凉西陲一直不太平,正好可以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

      可惜王弥生错了时代,西晋社会的病态导致像他这样的人报国无门。

      王弥的祖父王颀曾在曹魏时期担任过辽东玄菟郡太守,入晋之后,转任汝南郡太守,其父的仕宦经历不载于史册。从这份家族仕宦史可以判断东莱王氏中王弥所在的一支已经没落了。

      做为高门士族中已没落的疏族子弟,王弥这个身份十分尴尬。他处在一个有力量的社会阶层,同时却又是一个不得志,从而充满怨气的社会阶层。

      当时的整个社会都在附庸风雅,以谈玄务虚为美事,以实心做事为低俗。虽然这个国家离不开军队,离不开武将,但职业军人是被人轻视的,杀敌保境的武功并不能换来主流社会的肯定与赞誉,反而会被看成咄咄武夫。

      有个著名的事例,说晋武帝与胡贵嫔在后宫玩摴蒱,(摴蒱是流行两晋南北朝的一种游戏,可以做来赌博,有枰、杯、矢、马五种器具)胡贵嫔是大将胡奋的女儿,性格爽直大胆,有乃父之风,别的宫嫔与皇帝玩摴蒱都会明里暗里让着三分,陪着小心,胡贵嫔寸土不让,与武帝争“矢”,把武帝的手指都搞伤了。武帝恼羞成怒,讽刺说:“你真是个将种啊!”言下之意就是你跟你父亲一样,一身武将习气。

      胡贵嫔继续寸土不让,说:“陛下的祖父(指司马懿)北伐公孙渊,西距诸葛亮,陛下不是将种又是什么?”

      在这段对话里,皇帝与贵嫔两人都将“将种”做为贬意词来用,意味着粗鲁低俗。窥豹一斑,可以推想当时的上流社会对武将的态度。两汉的尚武之风荡然无存,当时的士人不再思慕“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何须马革裹尸还”的豪情,而是纷纷跟风那些风流名士,信口雌黄清谈误国,那些高门士族子弟涂脂抹粉矫首弄姿,服食毒品五石散,终日追逐声色之娱,谁说要立志杀敌报国,立刻就会引来潮水般的讥笑,被讥讽为“俗人”。

      所以,王弥要成为一员武将去边境立功并非易事,那意味着脱离主流成为异类,意味着仕途升迁缓慢。何况王弥的家族已经没落,朝中无人难做官,无人引荐的结果很有可能就是被人遗忘,而且晋朝的皇帝又只信任皇亲国戚,兵权只交给宗室与外戚,王弥即使满腹韬略,也只能给人做马前卒,生死尽在他人手掌之中。

      这样的悲剧是有前车之鉴的。

      晋惠帝元康年间,建威将军周处受命去关中平定叛乱,归关中都督梁王司马肜、征西大将军夏侯骏节制。周处被派往关中其实是个陷阱,他是江南名将周鲂的儿子,孙吴灭亡之后以降臣身份任职于洛阳,在朝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周处偏偏又刚正不阿,在洛阳得罪了一大批人,其中就包括梁王司马肜。

      关中发生叛乱之后,那些怀恨在心的朝臣纷纷举荐周处,说:“周处是孙吴名将之子,为人忠烈果毅。”于是晋惠帝派周处去戡乱,周处与朋友都看出这是一个圈套,朋友孙秀(也是吴国降臣)劝周处以赡养母亲为理由推辞任命,但周处说忠孝不能两全,唯有死在关中以身报国了。

      梁王也对周处怀恨在心,平时苦于找不到机会报复,现在到了战场上,机会就来了。夏侯骏命令周处率领五千人孤军深入,周处说:“孤军无援,必然会战败,我死不足惜,但恐怕要为国取耻。”

      梁王与夏侯骏心想我才不关心国家的耻辱,只要你死,我就很高兴。周处出发后,梁王又秘密传令友军振威将军卢播与雍州刺史解系,让他们见死不救。

      周处最后就在梁王等人的围观之下,壮烈殉国了,死后有人替他鸣不平,但是没有丝毫作用,没有一个人受到哪怕最轻微的处分。梁王是晋武帝的叔父,是晋惠帝的叔祖,相比之下周处人微言轻,死了还不是白死?

      倘若王弥去出仕,以他的门第出身,混到周处这样的地位是有可能的,不过想达到梁王、夏侯骏那样的高度,那是梦想。用身家性命替他人做嫁衣,枭雄王弥显然不甘心成为这种人。

      如果王弥的出身再低一点,只是个普通百姓,那他倒又有一条出路。

      王弥可以用“良家子”的身份参与禁军的选拔,然后任职宫中,与权贵混个脸熟,取得信任之后被委以兵权,建功立业。西晋有两位名将马隆、孟观,先后平定凉州,安邦定国。他们的出身都很低微,走的就是这种路。

      不过这只能是个假设。即使是没落了,士族子弟的自尊心也不会允许王弥去投军。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出路么?

      有倒是有,这条出路就是直接投靠权贵,做他们的入幕之宾。西晋不少与王弥地位相似的士人走了这条路,并且在《晋书》上留名。比如说赵王司马伦的智囊孙秀,比如说河间王司马颙的智囊李含,再比如说成都王司马颖的智囊卢志。

      但是这条路未必适合王弥,做幕僚如同做妾,荣辱兴衰全在权贵一念之间,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陆机之死。陆机是西晋文豪,一度深得成都王信任,万千宠爱集一身,对其言听计从,并且委以兵权托以重任。可是陆机刚在洛阳吃了败仗,成都王马上翻脸,将陆机及其弟弟陆云、陆耽还有两个儿子陆蔚、陆夏,全部杀死。

      王弥桀骜不驯,能不能侍候这些权贵老爷呢?或者说,他全身充满着要做权贵老爷,好作威做福的欲望,能否压低姿态,委身于他人呢?

      这估计很难,事实上的王弥并没有选择以上任何一条出路,他一头扎进江湖,做起了游侠。

      说是游侠,西晋太平岁月里的游侠与先秦乱世的游侠有很大不同,后者言必行行必果,重义轻生,是有气节有原则的好汉;前者虽然也顶着一个“侠”名,大多却是在做锥埋成奸、打家劫舍的勾当,其实只是盗贼而已。但是与一般穷困潦倒被逼铤而走险的盗贼不同,所谓“游侠”有着良好的出身,大多数是官宦子弟,家中有产业,打劫并不是他们的谋生方式,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娱乐方式。当年曹操与袁绍年轻时,也曾做过这种所谓的游侠。

      这个所谓的江湖其实就是朝堂的后花园,与朝堂有曲径通幽之妙。那些衙内要找乐子找刺激,或者那些当官的要发财致富,他就可以蒙上脸罩,指使家兵甚至手下的军队到水陆要冲之地拦路打劫。

      或许会有后人感到奇怪,难道他们不怕国法律令的制裁?

      当然不怕。如果没人执行,律令只是一张废纸而已,这些强盗自己就是执法者,他们要么是一郡太守,要么是一州刺史,或者就是当地豪强,与地方官吏有着千丝万绪的关系。受害人如果报官,那正是自投罗网,而且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也不会有机会活着去报官。

      倘若有人运气特别好,不仅活着逃离现场,并且逃出这些强盗的辖区,然后去报官,结果也往往是石沉大海。谁会因为一件真假莫明的劫案,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民,一些庸俗的“阿堵物”而得罪同僚呢?况且在当时的权贵看来,不顾身份与寒族子弟通婚那才是败坏人伦的重罪,至于抢劫根本不算什么了不起的罪行,只是玩笑胡闹而已。

      当时的高门士族为了垄断特权,把门当户对的政治婚姻用法律形式固定起来,严格禁止本阶层与其他阶层通婚。所以,得罪一个人,就是得罪一个大家族,得罪一个大家族,就会得罪一个群体。大家都处在同一个利益集团之中,何必要让彼此难堪?晋代的司法是无所作为的,那些企图推行严刑峻法的人,无一例外会遭受举朝上下一致的攻击。

      晋朝最有名的一个亦官亦匪的人物,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富翁石崇。石崇在出任荆州刺史期间,在长江渡口劫掠往来商客,两年后石崇被调回洛阳,那时他已经是西晋屈指可数的大富翁。

      晋朝另一个有名的亦官亦匪的人物,是中国历名上有名的回头浪子戴渊。

      戴渊的祖父戴烈曾是孙吴的左将军,父亲戴昌曾担任会稽郡太守,这一点与王弥的父祖十分相似,都是级别不高的官员。广陵戴氏是江南豪强,戴渊戴衙内少年时也没有出仕,《晋书》上说他“有风仪,性闲爽,少好游侠,不拘操行。”什么叫“游侠,不拘操行”呢?就是在江南打劫,做没本钱的买卖。

      元康末年,旅宦洛阳的文豪陆机回江南吴郡老家度假,在回洛阳的途中,戴渊把陆机给劫了。

      陆机所在吴郡陆氏是江南四大家之一,陆机的祖父就是当年一把火将刘备烧得悲愤而死的陆逊,陆机的父亲陆抗则曾是孙吴政权的柱石,当时有“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者”的说法,陆机本人也早已誉满江南,被视为江南士人的领袖。总而言之,陆机的江湖地位是很高的,戴渊敢劫他,是因为久闻其名,未闻其面。

      陆机看着戴渊“神姿峰颖”,坐在胡床上指挥抢劫时很有大将气度,在船上就远远的招呼他:“卿才如此,亦复作劫邪?”

      戴渊也觉得今天被劫的这个家伙不同凡响,一打听吓坏了。李逵初遇宋江时什么心态,戴渊就是什么心态,当即丢掉利剑,痛哭流泣向陆机赔罪。

      陆机后来向执政的赵王司马伦推荐戴渊,说这个江洋大盗“清冲履道,德量允塞。”“安穷乐志,无风尘之慕;砥节立行,有井渫之洁。”是“诚东南之遗宝,宰朝之奇璞也。”

      戴渊后来做到东晋的征西将军,假节都督衮、豫、幽、冀、雍、并六州诸军事。戴渊死于王敦之手,成为东晋的忠臣,他与陆机的相识、相交也成为一段佳话。当然,这段佳话是有偶然性的,如果被劫者不是名满天下的陆机,这段佳话恐怕就会有一种十分血腥的写法。

      这段佳话也再次证明了江湖与朝堂是有秘密通道的,王弥做游侠其实是走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戴渊由游侠而出仕是无心之举,王弥则是有意而为之,他长年在京师游荡,目的就是游走权门,想遇到贵人获得青睐。在此期间,他一定在努力结交尽可能多的朋友,其中就包括在洛阳做人质的刘渊。

      可惜,王弥没有戴渊那样的好运气,始终没有遇上他的陆机,而世道逐渐紊乱,没过几年,西晋王朝就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了。

      几年前,曾有个叫董仲道的隐士给王弥看过相,叹了口气,说:“君豺声豹视,好乱乐祸,若天下骚扰,不作士大夫矣。”

      乱世出枭雄,建功立业的机会终于来了。王弥心说,老道,你看得还真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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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十六国风云3.1

        一、刘渊称帝

        刘渊建国是在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建国之时,疆域不过南半个并州。

        然后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刘渊依然局促于那半个并州,无法进取中原。

        周围强敌环伺,北边,先有东赢公司马腾后有刘琨,东赢公与刘琨其实不可怕,但是他们背后有可怕的拓跋鲜卑;东边是连绵千里的太行山,太行山以东是王浚的地盘,王浚或许也不可怕,但是他麾下有可怕的鲜卑段部与宇文部;南边,快马奔驰三日就可以到达黄河上的孟津,从孟津渡过黄河,就是洛阳,西晋王朝虽然已是千疮百孔,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对刘渊依然形成极大的威慑。

        唯独西边没有强敌,那里是被“八王之乱”与羌、氐叛乱折腾得满目疮痍的关中,有众多胡人与对政府心怀怨望的汉人百姓。

        于是到了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匈奴汉国的侍中刘殷、王育建议刘渊:“派遣游军四处出击,伺机消灭刘琨,然后重点向西发展,先取河东、平阳两郡,再取关中定都长安。如果有了关中这个根据地,攻克洛阳君临天下,就会变得易如反掌。”两人还着重说明,“这是当年汉高祖走过的老路,老办法就是好办法。”

        刘殷是并州新兴人,《十六国春秋辑补》里说他的高祖刘陵曾做过东汉的光禄大夫,可见他并非汉化的匈奴,而是货真价实的汉人(当然如果有人神经过敏,也可以称之为汉奸)。刘殷少年时就是个有名的孝子,长大后声名远扬,先后曾有老齐王司马攸、征南大将军羊祜、杨骏、赵王司马伦要聘他出任掾属,后来官任新兴太守,在并州名气很大,所以刘渊将其收罗网中。

        刘渊觉得刘殷等人的建议很靠谱,但是与古今所有领导一样,刘渊不愿意承认自己视野狭窄胆子不够大,他点点头,装出很高兴地样子,说:“孤也是这样想的。”

        这番话就成为了匈奴汉国在军事上的建国方针。刘渊进行了一系列军事部署,大致思路是由石勒、王弥充当偏师,放任他们的势力在洛阳以东、太行山以南发展,那个区域是中原腹地,是西晋政府不得不救的要害之地。刘渊希望石勒与王弥能够吸引并且牵制住晋军主力,让晋军无暇西顾,与其同时,匈奴军队的主力就可以在刘渊的儿子刘聪、养子刘曜的率领下进攻洛阳以西,实践“先取关中,再取天下”的战略。

        在这样的战略指导下,永嘉二年正月,匈奴汉国向西晋政府展开攻势,并且以太行山为界线,开辟出两个泾渭分明的战场。刘聪领着十名裨将开拓太行山以西,石勒领着十名裨将开拓太行山以东。

        当时在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的区域,有幽州都督王浚的鲜卑骑兵、冀州刺史丁绍的冀州军、乞活军等三支劲旅;在黄河以南,则有苟晞的青州兵与东海王率领的晋军主力。石勒在东路拓展,就是一头扎进晋军的包围圈。

        二月,石勒进攻冀州常山,被王浚派来的鲜卑段文鸯打败,丁绍与乞活军都不失时机地加入对石勒的围剿。

        三月,东海王率领晋军主力离开豫州许昌,移镇黄河南岸的兖州鄄城。这个举动意图十分明显,就是把口袋扎紧,阻止石勒流窜到黄河以南,要把石勒扼死在黄河以北。(王弥就在此时趁虚而入,占领了许昌、洛阳)

        石勒在东路打得十分辛苦,不过完成了战术任务,把晋军主力全部吸引到东部战场。

        相比之下,西部战场的进展就不怎么顺利。起先几个月,晋军要手忙脚乱地对付石勒,对付王弥这个不速之客,没空理会洛阳以西,刘聪以优势兵力扫荡着平阳、河东两郡,不过并没有取得多大战果。

        到了五月,王弥撤出洛阳,晋军终于松了口气,先前在洛阳守卫战中立过功的凉州客军在北宫纯率领之下,到河东邀击刘聪。按说这一仗刘聪是在以多欺少,并且还是以逸待劳,胜算极大,结果却可耻地吃了败仗。

        得胜的凉州军凯旋,洛阳上下欢声雷动,百姓传唱这样的歌谣来赞颂凉州军的勇猛,“凉州大马,横行天下。凉州鸱苕,寇贼消;鸱苕翩翩,怖杀人。”怀帝也下旨加封张轨为西平郡公。

        洛阳那边欢天喜地,并州那边则在垂头丧气。刘渊自然不甘心战略受挫,决定御驾亲征。

        七月,刘渊领兵再次攻打河东、平阳两郡。两郡太守一死一逃,河东太守路述战死,平阳太守宋抽弃郡逃亡洛阳。

        平阳郡毗邻并州,大部分被刘渊占据,河东郡离得稍远,刘渊只抢到少数城池,但是打通了一条通道,通道北端是并州匈奴大本营,南端是黄河边的蒲坂城(今山西永济市)。蒲坂以南数十里就是黄河上最大的渡口风陵渡,过了风陵渡就是潼关。

        众所周知,潼关是进出关中的大门,所谓“关门扼九州,飞鸟不能逾”,接下来刘渊只要再占领潼关,就打开了关中的门户。

        西线战事正酣,东线战事也正如火如荼。

        石勒与王弥一样,也是打游击仗的好手,加上他此前多年在冀州活动,对于地势与人情了如指掌,冀州又生活着众多胡人,他们更倾向于支持石勒,所以石勒在冀州的势力并不像表面上的那样弱小。

        而石勒的敌人也并不像表面上的那样强大。先说乞活军,他们是在冀州乞食的客军,难免要做一些打家劫舍的勾当,所以冀州百姓并不喜欢他们,称他们为“乞活贼”;再说冀州刺史丁绍,他为了防止境内的胡人与石勒同流,采取高压政策动辄杀戮,可以料想,冀州的胡人肯定都不喜欢他;再说王浚的鲜卑骑兵,他们既是客军又是胡人,更难讨人喜欢;而且这三支军队各自为政,缺乏统一指挥,很难协同作战。当时晋军的最高统帅是东海王,但是东海王一直驻屯在黄河以南的鄄城遥遥观望,从未渡河参与实际作战。

        因此石勒虽然陷在重重包围之中,却能从容进退。到了五月,王弥前来投奔刘渊,也被派到东部战场去支援石勒。

        八月,鄄城城墙无缘无故塌陷,东海王改镇濮阳,后来又移镇荥阳,依然没有渡河作战。

        九月,王弥与石勒进攻邺城,征北将军和郁弃城而逃。邺城这个洛阳的北方屏障,再次落入石勒的手中,东海王慌忙派豫州刺史裴宪去守住白马津,派车骑将军王堪屯兵东燕县。白马津与东燕县内的棘津、文石津都是黄河上有名的渡口,东海王此举还是以防御王弥与石勒渡河。

        同时东海王又派平北将军曹武屯兵河东郡大阳县,大阳县挡在蒲坂与洛阳之间,曹武的任务是阻止西部战场的匈奴军队进攻洛阳,大阳县又在黄河北岸,附近有茅津渡口,所以曹武的另一项任务是阻止匈奴军队南渡黄河。

        从这一系列军事部署,可以看出东海王十分消极,只求能够凭借天险把匈奴军队拦在黄河之北,而将北方半壁江山寄希望于刘琨、王浚的超常发挥。

        这样一个保守的防御姿态显然不可能应对匈奴的攻势如潮。

        永嘉二年十月甲戌,匈奴汉国的丞相刘宣等六十四人向刘渊劝进。

        相关舆论在三个月前就已经开始制造,据说七月的时候,蒲子城内飞来一群凤凰,众臣都说这是天降祥瑞,兆示新天子已经产生,于是他们恳请刘渊称帝。

        经过一番欲迎还拒的推搡,刘渊在蒲子南郊僭位称皇帝,建年号为“永凤”。

        (三年前张昌在荆州让人冒充汉室后裔,拥立为皇帝,建立汉国。当时他制造舆论的手段也是假托凤凰降世,建立的年号叫“神凤”,为何这些冒牌的刘家子孙都拿凤凰做文章?或许里面又与谶纬有关,哪位高手知道缘故?恳请指点)

        虽然刘渊自命是在光复汉朝,不过他并不能真正改变自己的血统,也不能无视大多数族人依然保持着匈奴人身份这一事实,所以匈奴汉国采取的是“胡汉分治”的制度,刘渊兼任汉人皇帝与胡人大单于。

        胡汉分治制度是刘渊理想与现实的妥协。四年前建国的时候,这个汉化很深的匈奴曾表达过对大禹与周文王的向往。大禹出身西戎,周文王出身东夷,但他们最终都成为汉人心目中的贤君典范,刘渊觉得自己也可以效仿先贤。

        但是四年下来,残酷的现实逼迫刘渊不得不承认,他无法调和境内汉人与匈奴之间仇深似海的矛盾。这些矛盾有的来自是积累了上百年的怨气,有的来自与生俱来的人性之恶。四年前刘宣曾说过“晋人无道,奴隶御我”,对于当时的匈奴来讲,这八个字椎心泣血,但是当时的汉人泰然处之,如今强者与弱者交换了位置,不难想像会发生许多冤怨相报的悲剧。

        刘渊前半生受到的所有挫折都是源于他的出身,他从汉人口中听到的一句频率很高的话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秉承这一思想,如果让刘渊在匈奴与汉人之间做选择,刘渊自然会选择匈奴。

        而胡汉分治的制度一经确立,就宣告了所谓的“兴复汉室”只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刘渊依然是匈奴人的单于,他治下的汉人只是二等公民,刘渊的“汉”政权不可能真正得到中原汉人的拥戴。

        永嘉二年十一月,刘渊派出七名将领,率军三万,再次进攻魏郡、汲郡、顿丘三郡。

        这七名将领中留名史策的有石勒、刘灵、阎罴三人,这三人都不是匈奴。阎罴其人不详,刘灵的命运则与石勒十分相似,他是司州阳平人,与石勒一样,出生贫贱挣扎于社会底层,刘灵有成为武将的天赋,据说他的力量可以制服蛮牛,速度可以赶上骏马,如以这样的身手投身军队,必能立功边疆。可惜,与石勒一样,刘灵被壁垒森严的西晋社会摈弃在外,报国无门。

        刘灵也是个好乱乐祸的枭雄,不甘心湮没于历史,据说他以前经常抚膺长叹:“天乎,何当乱也!”公师藩起兵的时候,刘灵也跟着自称将军,纵横河北。后来公师藩被苟晞消灭,刘灵也被晋将王赞追着打,走投无路之下投奔刘渊,被任命为平北将军,成为匈奴的爪牙。

        黄河以北的百姓久经战乱,又深知朝廷的军队已经指望不上,于是他们翻出了祖父辈在东汉末年乱世中的老经验,以宗族、村落为单位聚集而居,把家园改造成坞堡,把家族中的青壮子弟武装起来,自己保护自己。

        石勒等人大军压境,仅凭这些民间坞堡根本无法抵御进攻,于是三郡百姓望风而降,石勒不费吹灰之力就降服了五十多个坞堡。石勒授予各坞堡的首领为将军或者都尉,新收编士兵五万多人。通过这种以战养战的方式,石勒麾下的军队快速扩张。

        十一月己酉,石勒再一次攻入邺城。邺城西城有闻名天下的金虎、冰井、铜雀三座高台,是昔日曹魏邺都皇宫最美仑美奂的组成部分,但到了乱世,这座凝聚着无数巧匠心血的建筑就变成了双方往来争夺的军事要点。石勒攻破三台,擒获了魏郡太守王粹。

        王粹是名将之后,他的祖父就是当年率领楼船下益州,迫使“金陵王气黯然收”的王濬,王粹尚晋武帝之女颍川公主,是晋怀帝的姐夫,但是时逢乱世,金枝玉叶也如断梗漂蓬,命如草芥。奴隶出身的石勒对于西晋上层社会是怀有怨恨的,落到他手里的西晋王公大多难逃一死,王粹也未能幸免。

        石勒杀了王粹,离开邺城转攻冀州,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地。他先在赵郡杀死冀州西部都尉冯冲,又在中丘大败乞活军,杀死乞活军领袖赦亭、田禋,然后又扫荡常山、巨鹿两郡,杀死两郡守将,攻陷坞堡一百多个,军队扩张至十余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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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关于壶关的一个疑问

          永嘉二年石勒一直在太行山东部活动:

          二月,石勒进攻冀州常山
          九月,王弥与石勒进攻邺城,征北将军和郁弃城而逃。
          永嘉二年十一月,刘渊派出七名将领,率军三万,再次进攻魏郡、汲郡、顿丘三郡。

          (1)请问石勒等人是从哪条路穿过太行山的?壶关似乎并没有起到遏制刘渊的汉军东进的作用。

          (2)壶关是否数度易手?

          资治通鉴记载,永嘉二年十月壬寅,并州刺史刘琨使上党太守刘惇帅鲜卑攻壶关,汉镇东将军綦毋达战败亡归。

          如果之前壶关在刘琨手里,那么此时他就应该守壶关而不是攻壶关。但刘琨北上之时的确在壶关设防了,那是不是说明壶关在永嘉二年十月之前,至少被刘渊的汉军占领过一次?

          如果从此时起(永嘉二年十月)直到半年后(永嘉三年四月)壶关争夺战晋军大败,上党太守刘惇以壶关降汉【汉将:王弥、刘聪、石勒;晋将:黄肃、韩述,王旷、施融、曹超】,壶关都在西晋的控制之下,那么

          A.永嘉二年十一月刘渊派出进攻魏、汲、顿丘三郡的兵是怎么东进的?

          B.永嘉三年四月,汉灭晋大将军刘景攻黎阳,战延津,沉男女三万人于河,走的又是哪条路?

          壶关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

          • 家园 这个问题,我觉得必须配合地图看,这才清楚

            可恨我发不上图。

            大致画了张示意图,这几个地方的地理关系大致如下:(根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拓跋鲜卑------------+

            -----------------------+

            -----------------------+太

            -----------------------+行

            -----------------------+山 冀州

            -----------------------+脉

            ------------晋阳--------+

            -----------------------+

            -----------------------+

            -----------------------+-----------------------------------------------

            ----------------------壶关---------------------------------------------

            ---平阳城-------------------------------------------魏郡邺城----------------

            --------------------------------------------------------------------顿丘城------

            -----------------------------------------------汲郡-------延津-----------------

            ----------------------------------------------------------------------------------

            ---------------------------洛阳--------------------------------------------------

            当时的地理分布是这样的:并州与冀州的分限是南北走向的太行山脉,壶关位于太行山脉的最南端,是太行山大陕谷的南部大门。

            壶关做为一个关口要塞,起到的作用是:北方的拓跋鲜卑——将刘琨所在的晋阳——壶关——洛阳,联在一起。使晋阳不至于成为孤军,也可以使洛阳、晋阳、鲜卑有机会展开联合军事行动。

            壶关是凭着天险,呈守势的,无法主动出击。所以壶关的守军既无法阻止石勒去冀州(太行山上的东西走向的通道不止壶关一个),也无法阻止匈奴肆虐司州。

            退一步讲,即使壶关守军可以出击,他们也不敢——有那个实力,晋军还会被匈奴欺负成那个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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