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家乡记事:收铜 -- 铸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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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家乡记事:收铜

    大概是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到上海收铜成了家乡年轻人中最流行的职业。

    从字面上看“收铜”和“收旧电器”之类的应该是同行,但实际含义要丰富得多。一是这个“收”,不一定要征得主人同意,或者简直就是主人一定不同意的;二是这个“铜”,并不只指废铜烂铁,更包括下水道的盖子、电杆上的缆线、公共厕所的龙头乃至小媳妇晾在阳台上的内衣。但人裤兜里的皮夹子通常不包括在内,这个不属于他们的营业范围。

    我最初知道“收铜”的意思,是从村里两个传奇人物的故事中揣摩出来的。

    一个是村头铁匠铺的小铁匠。小铁匠其实是邻村人,但人长得精神,铁匠活又好,待人接物也周到,在村里很吃得开。后来娶了村里的姑娘,就被大家看作自己人了。大概是因为专业比较对口的缘故,他应该是村里第一个到上海收铜的人。一两年功夫就回来了,故事是在他回来之后发生的。

    一天深夜里,一群从上海来的公安突然包围了他家。就在公安踹开房门的同时,小铁匠也从床上跃起破窗而出。接下来就是追逐,小铁匠身体好跑得快,但公安也有脚力好的,跟得也紧。仗着地形熟,小铁匠兜了个圈子跑到一根高压电线杆附近,这当然是有阴谋的:农村里的高压电线杆都是两侧拉着钢丝绳固定的。小铁匠飞奔中突然一低头从钢丝绳下钻过去了,身后却就传来一声惨叫,随后就听得一阵乱嚷嚷声“先救人、先救人,快找船,送医院”。

    在关于小铁匠的另一个故事里,小铁匠本人是个配角,主角是他5岁多的小侄女。大概在半年后的冬天,上海公安打探到小铁匠躲在我们村他丈母娘家里,就在一个夜里冲进了院子。几个公安将全家人集中到天井里站好,然后在院子里细细搜索。但小铁匠运气好,这时候正蹲在院子外的茅房里呢。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全家人都紧张地看着院门想象着小铁匠推门进屋的场面。还是他的小侄女机灵,跑到一个公安身边说:“叔叔,我憋不住了要去尿尿。”搜了半天有点心灰意冷的公安回过头来说:“去吧,去吧,加件衣服,外面冷。”于是,提着裤子正往回走的小铁匠又一次逃脱了。就这样折腾了几次后,上海公安就没再来了。

    另一个传奇人物是“一撮毛”。这当然不是他本名。之所以有这个外号,是因为无论他梳什么发型,前额处的一撮头发总是倔强地站着。听老辈人讲,这是头发旋长到前面了,长在这里的是恶人。我怀疑这个说法是因人而造的,因为那时候“一撮毛”是村里公认的恶人。他酷爱吃鸡,但凡他吃鸡的时候,村子里总有人家丢了鸡。所以他路过的人家,主人都要把鸡窝瞧好几遍。

    我曾经和“一撮毛”是同学,但并不是由于年龄相仿,而是村里多数年轻人都和他同学过,我也就不例外了。他从二年级开始,每个年级都至少读了两年,所以我一直疑心他很可能是中国小学同学最多的人。但他终于厌倦了小学生活,也由于村里人把鸡窝看得越发紧了,吃鸡也困难,于是去上海收铜了。

    “一撮毛”从来都是以胆气著称的。刚去没几天就看中了一处围墙边的高架电线,于是约了同伴,提了夹钳,趁夜色爬上围墙就动手了。结果火花一闪,“一撮毛”就被从墙头掀翻到地上了。同伴赶快乱按一阵人中之类的地方把他给弄醒。结果,走路还有点晃的“一撮毛”居然又攀上墙头去了,于是火光又是一闪,接下来就是同伴再按人中。现在想来,“一撮毛”尽管有十多年的受教育经历,但小学里没开物理课应该是他从业后的一大遗憾。

    讲故事的人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是带着啧啧的羡慕声的。

    因为当时小铁匠已经在镇上买了带院子的三间大瓦房,成了城里人。而房子的原主人是刚调去县上的镇长,小铁匠现在住的是镇长家的房子呢。“一撮毛”春节时也很气派地回来了,头上那一撮头发不晓得是因为被电了几次的缘故,还是其他原因,居然顺服地趴下了。尤其是身边竟然还有个年轻女人,白白胖胖,特别符合村里人的审美观,说是他将来的老婆。而他能娶到老婆,可是连他父母都从来没敢想的。

    看着白白胖胖的年轻女人,想着镇长家的瓦房,村里的很多年轻人都觉得发现了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于是,我们村的收铜年代开始了。

    那时候,村里常听到这样的对话:

    “最近在哪发财啊?”

    “发什么财呀,在上海收铜混口饭吃。”

    “嗨,那就是发财了嘛。”

    但月有阴晴圆缺,收铜人的坏消息很快传来。突然听到上海打掉了一个由同乡组成的团伙,村子里好多人身在其中。不久判决结果就下来了,村里一下子有十多个人被判了重刑,从12年到18年不等。但村里并没人多谈他们,仿佛尽在意料之中,也几乎没有影响新的年轻人继续去上海收铜。

    新的谈资是他们年轻的媳妇们。

    “小缸子的媳妇真忠义,跟公婆说了要等他18年,真忠义。”

    “听说没,独眼龙的媳妇昨个夹个包包跑了,把家里的存折本子全拿走了呢。”

    “嘘,你晓得不?大鸽子他爸扒灰,昨夜里我看见他进儿媳妇房门了。老东西也不想想家里的新瓦房谁给盖的。”

    “咦,你咋看见的?——你一直蹲墙脚的啊?”

    “呵呵,哈哈”

    “哈哈哈哈······”

    就在笑声里我离开村子外出上学工作了,但后来的日子里还是陆续听到许多关于收铜和收铜人的事。

    先是小铁匠成了大老板、县里的名人。他在镇上开了个五金作坊,渐渐做大了,后来竟并了镇里的灶具厂,现在手下好几百号人呢。虽然发了大财,小铁匠待人还是和以前一样和气,对村里到他厂里做工的人也颇为照顾;又把丈母娘一家全接进城里享福去了,很少来村里了。他一个亲戚某次喝醉了酒,漏了口风,说小铁匠当年在上海有人命案子,要不上海公安咋总来找他?——就为点破铜,还不够油钱呢。村里人将信将疑,但由于这亲戚总喝醉酒,说的次数多了,大家也就信了。一边信了,一边咂嘴称他厉害。现在,村里人还是常谈起他,边谈边骂自己的女婿或儿子不争气。

    “一撮毛”就没这样的好运气,几年后在上海被公安收进局子里了。不晓得判了多少年,但他白白胖胖的老婆就跟人跑了。释放回来没多久,就又出去了,也不知道后来在干什么。再后来听说在县城买了房子,有了新老婆。但消息未必准,因为他父母也不大愿意提他,只说他不孝顺。

    那批判了重刑的人后来大多减了几年刑出狱了,年龄都不小了,也就安心呆在家里。倒是他们之后的年轻收铜人,常常是一两年短刑,反复进局子吃公家饭,以致老家春节时常看到些年轻人留着光头走亲访友。我的母亲曾掐着指头数过,庄子里跟我一般大或者稍大些的人,没吃过公家饭的大概是少数几个了。

    但收铜的事情渐渐就不热闹了。一是大学招的人多了,父母们花多少钱都愿意给孩子上学,因此村里年轻人大都出去上大学了。二是收铜的业务越来越不好做,没上大学的也更愿意出去打工。只有庄前头的二呆子前几年因为收铜,又生出事来。

    二呆子其实并不呆,颇有些精明,在村子里是个常占人小便宜的角色。只是因为他哥外号“大呆子”,他就只好受领了这个名字。二呆子在收铜这个事情上反应有点慢,大概是因为老婆管的严的缘故,在“收铜热”时一直呆在家里。几年前儿子上了大学,老婆管得也松了,于是在大家洗手不干的时候,他倒生出去上海收铜的念头来。

    可等到了上海一看,下水道换了水泥盖子,电缆线也埋到地下,生意不好做了。可他精明啊,不知道从哪弄了套警服和电警棍,搞起副业来。专在晚上到公园里逮正在亲热的男女,一来从人那里强收些罚款,二来顺便在女人身上占点手脚便宜。事业正处在上升期时碰上了真警察,结果被判了七年。如今应该是村里还在吃公家饭的唯一的人。

    算了算他进去的年头——再有两年,我们村的收铜年代就该走进历史了。

    Ps:情节基本真实,人物纯属虚构,“我”也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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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估计进不了历史

      算了算他进去的年头——再有两年,我们村的收铜年代就该走进历史了。

      估计不会的,要知道,打击“盗抢工业原辅材料”,特别是电线电缆等“四电”成为这两年长三角的打击重点,换句话说,也就是这类型的犯罪并没有减少了,甚至是增加了,而且更专业了。

      • 家园 你说对了,收铜有了升级版:收金。

        最近看电视法制节目,看到几个以籍贯为纽带的犯罪类型。

        一个是收金。湖南桂阳有人结伙出去偷盗金店。趁中午人少,缠住服务员,同伙打开柜台直接拿。极简单,极有效。该县有几个这样的团伙。

        一个是诈骗之乡。福建有多个诈骗之乡,各有不同的专业方向。其中有个“猜猜我是谁”之乡,特别敬业。不但卷进去的人很多,还经常召开交流会,交流诈骗技术进展。

        • 家园 一个村一个乡

          从事同一种犯罪活动,并将之当作正当的职业行为,并不以为耻,而这种地方往往是所谓的“穷乡僻壤”,我们所谓的“高危地区”,在现在的社会形态下,这种情况很普遍。

    • 家园 送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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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看铸剑兄此文,想起这次回家表哥给我说的一个故事,

      说老家村里,有个年轻人, 读到高中就辍学了,人很聪明,自己有很多小发明,但拉不到投资,于是就去偷东西想积累第一桶金。后来被抓,他说让他下定决心犯罪的是这句话: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 家园 他生错了地点与时代

        如果他生在18世纪末的欧洲,他可以参军,到殖民地去掠夺,用当地人的鲜血来满足他积蓄资本的需要,最后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如果他生在19世纪的美国,他可以去当奴隶贩子,用黑奴以及华工的血汗来满足他的需求,最后在史书上留下臭名昭著的一笔。

        如果他生在1930年代的德国,可以加入纳粹党,用战争与抢劫来获取肮脏的资产,最后他也就是犯下反人类罪行者的一员。

        如果他生在1940年代的以色列,他父母会为他抢来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和财产,他也就承担了他们的罪孽,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如果他生在……

        • 家园 江城,他错的不是地点和时代,

          而是犯罪行为指向的对象或积累原始资本指向的被剥削层。

          他偷的是本社会体系中既得利益群体的财富,实际上希望通过自力救济的财富分配转移来积累资本(他专门偷有钱人家的汽车配件----当然这是我现在引入的一个条件)。而你的四个例子中,掠夺者和被掠夺者分属不同的社会体系,因此掠夺者对被掠夺者的犯罪行为却在当时掠夺者的社会价值体系中获得了合法性。

      • 家园 书读歪了的人多了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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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收铜后记:“家族人”到“社会人”的痛苦转型

      我描述的“收铜”现象并非偶然——我们现在常常可以看到城市里活跃着以老乡关系为纽带的犯罪团伙。更广的看,尽管新中国一直存在着对底层人群的道德宣扬,但必须承认,在当下中国,一贯是勤劳、朴实、善良形象的农民进城后却成了社会治安的最大隐患人群,社会治安的好坏与这些流动人口的比例高度相关。

      这个现象可以有很多视角分析,都会有其道理。我的一个看法是,这很大程度是“家族人”到“社会人”的道德转型过程的痛苦,是这个过程缺乏组织的缘故。

      冯友兰认为中国的传统道德就是家族制度的伦理价值,每个人都被要求按照家族人的道德标准行事。一个人做的事情必须有益于家族在本地的存续,对人的好坏评价是由他对家族的贡献和生活圈子的影响力决定的。因此,一个如小铁匠这样的勤劳 、孝顺、友爱乡邻的人是个道德楷模;而总在村里偷鸡的“一撮毛”就是公认的恶人。这一评价是用口碑表现的,但有实际利益奖惩为约束保障——小铁匠可以娶到村里的姑娘,而一撮毛的父母就不能指望自己儿子能娶到媳妇。这样,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同生活的农耕人有着很强的家族人意识,认为自己做事应该符合家族的利益和荣誉,这个道德约束构成了农村有序运行的基础,也造就了中国传统农民的良好形象,直至今天仍然是当下农村的主要道德资源。

      而现代社会的道德是以社会人的标准建立的。一个社会人意识到在自己、家族之上还存在一个社会,它是一个整体,自己是社会的一部分。自己做事应该符合整个社会的好处,而不仅是符合个人和家族的利益,这就是社会人的道德标准。

      当农村人来到城里,离开了家族人的村风乡俗约束,却又没有内化的社会人道德约束,就成了一个道德上无法自省的人。更糟糕的是,家族人道德还在此时起了反作用,衣锦还乡、带个媳妇回家光宗耀祖之类的念头激励着他们违背社会人的要求:无论小铁匠还是一撮毛都成了肆无忌惮的社会恶人。而家乡人还秉持家族人的道德,忽视他们的子弟在外部世界的作为,多以他们对家里的贡献作为评价——“他厉害,帮家里盖了新瓦房”——这就进一步激发了后面年轻人出去犯罪的欲望。因此,在当代社会的农村里,社会人道德缺失与家族人道德的紧约束就成了农民在外犯罪的道德背景。

      社会的现代化过程要求农民实现从家族人到社会人的道德转型,转型过程中的不匹配自然需要付出代价。现在城市里的流动人口对社会治安的破坏,以及牢里吃公家饭的农民就是这一代价的表现。

      我想,如果辅以一个被灌注了社会人道德的组织体系来引领农村的个体转型,应该能降低这一过程的社会成本,也能使很多农村年轻人避免牢狱痛苦。因此,农村的“去组织化”进程的利弊值得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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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谈谈我的看法

        其实不能叫看法,只能说对这个问题一些情况说明。

        我觉得您这篇帖子涉及到的是当前中国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城市化进程。

        我注意到你使用的一个词,流民。请容许我推测一下使用这个词背后的意义。我猜想你的意见可能是农村人口的最终,或者说最稳定的归宿仍然是农村。农民进入城市是流动的人,终究是要离开的。如果说我的这个猜测正确的话,我想在这个问题的思考上,可能缺少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农民自己是怎么想的。

        我曾在一个调研皖南地区农民工的课题组帮过两个月的忙,我负责的那块是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就我所接触调查材料,以及调阅其他地区参考材料,和课题组中一些专家所谈到的情况,我的感觉是农民工应该划分两代(这是个粗略的划分,而且地域差异没能考虑进去),可能年龄比较大的一批农民工,比如说出生在70年前的,倾向于将农村当成归宿。而更年轻的一批,则倾向于留在城市。这个是有调查数据的。

        这里有很多问题值得讨论,如果说回到你的问题来看,我觉得首先并没有确实的数据支持你的一个观点,那就是农民进城会更容易犯罪。而关于农民工对城市治安的影响,两方面的数据都有,有城市治安在一定程度上恶化的,也有城市治安得到好转的。但城市治安和农民进城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从调查中很难看出。而在我所了解的数据中,农民工群体的犯罪比例在一些地区高于其他人群,在另一些地区则不是那么明显。当然这里说的数据同样局限于我们所调查的地域。

        顺便说下我的一个观点,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造成旧道德的解体,以及公共价值在一定程度缺失,是否会使整个社会道德水平出现长时间段的下滑。我个人感觉,这还是个有待证实的问题。我个人意见,遵循必要的社会行为规范,这里应该特指是法律吧?你提出的社会人道德组织固然重要,但对农民进行合理的社会安排以及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可能会更有效吧?再怎么说,即使没有这么个社会人道德组织,守法的观念,绝大部分农民还是具备的。

        相比起社会道德建设,我个人觉得,如何对涌入城市的农民工做出合理的社会安排是更为紧迫的任务吧?随着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农业生产所耗费的人力较从前有很大下降。而且随着交通的发展和媒体在农村广泛报道,农民对城市的向往是任何道德力量都无法抑制的。而据我所知,这个问题也是争论得非常激烈。比如资本下乡,小城镇建设,还有争议很大的“贫民窟”。但很多方案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农村背负城市发展的包袱,比如说小城镇建设的初衷可能是帮助无力在大城市定居的年轻农民实现在城市居住的愿望,而仅依靠年轻农民在城镇打工的收入也无法满足定居城镇的愿望,而这部分缺口可能还需要农村的家庭帮忙补上。同时后代的教育,看病就医等费用可能都需要农村的输血。小城镇建设是带动农村发展还是延续城乡二元发展历程中对农村的新一轮压榨。这个结论可能真的不是那么好下的。

        顺便说下,这里都没有谈到地区差异。都是仅就皖南的部分地区而言。

        • 家园 是这样。

          我讨论的背景是以我主贴里的收铜现象开始的,主要发生在80年代中期到2000年左右,主要观察对象是我家乡的情况。后记里不该用“现在”这个词,因为收铜现在已经很少听说了。那时候进城年轻农民以未婚或者新婚未生育者为主,基本是家里男性一人出外淘金,是想赚点钱回来做生意或者改善自家情况。和现在的农村年轻人通过打工试图融入城市不一样。

          所以我谈的不是城市化问题,只是个人长大后回顾家乡旧事的一个马后炮。对于现在的城市化的问题,一旦农民试图融入城市生活,他必须保证自己在城市里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体系的规则就自然对他发生作用了,

          我们那里年轻人在外犯罪率当时是非常惊人的,如我主贴所说庄里没有上大学的年轻人没吃过公家饭的是很少的。令我回忆起来震动的是当时几乎没有听到村里对于他们收铜犯罪的道德谴责,只有对他们发家致富的羡慕。

      • 家园 得宝

        恭喜:你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 家园 同意你的观察,但不附和你的结论

        如果辅以一个被灌注了社会人道德的组织体系来引领农村的个体转型...

        这是理论上可行的.但是在实践上...几乎不可能成功.原因很简单,就在你前面的观察当中

        这一评价是用口碑表现的,但有实际利益奖惩为约束保障

        而恰恰是这个约束保障,

        被灌注了社会人道德的组织体系

        是需要成本的.对于现有的社会体系来说,

        城市里的流动人口对社会治安的破坏,以及牢里吃公家饭的农民

        就是这一成本.虽然很残酷,但这是事实.

        另外一个事实就是,现有社会组织体系是存在家族体系的对应物的,那就是公司,行会,协会之类的.换句话说,与其将他们按照某种空中楼阁式的组织体系加以引领,不如踏踏实实地按照地域,行业加以规范.

        或者我们想说的是同一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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