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谈一点现在对十五年前大事件及后果的感想 -- 黑岛人

十五年多了，但从最近赵紫阳死后的议论中就可以清楚的看出，“六四”在中国的影响（虽然目前是被压伏的似乎风平浪静）是如何挥之不去。

邓小平当时在事后曾评价说“这场风波是迟早要来的，这是国际大气候、国内小气候所决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来看，这话完全不是套话，或是为了解释自己的作为而找的场面话。特别是结合以后的几年整个世界的巨变来看，更不能不说确有见识之明。但同样明显的是，包括邓小平也承认，这场风波本来是可大可小，但结果却是闹到了最大的可能程度。最后，结局如此令人震骇，直接的后果就是――除了那少数几个“民运”、“学运”领袖，全中国上下人等无不大输，遗下的伤口至今仍远未真正抚平。而且可以说，不知有多少人在等着机会，象民进党利用“二。二八”那样利用“六.四”，这至今仍是中国未来政治改革上一个极危险的隐患。

我们说“六四”、“六四”，其实整个“六四”事件长达两月，不分析事件的整个过程，单单由着情绪被那最后的一天一夜所左右，是不能看清来龙去脉的，也就不能冷静的分析各个人物、各种力量在整部剧中都是扮演了怎样一个角色。虽然现在六四还有大量的细节并不为人所知，但是基本的脉络已经比较清楚了。

说学生运动不受操控，一直很单纯，老实说也不过是欺人之谈。每次当高潮稍过，渐有平息势头的时候，后来被指为“黑手”的人一聚头，总会有意想不到的举动，将学生情绪重推向激动；而几次撤离广场的反复，每次台前背后也少不了那几个著名人物的影子；在绝食谈判中，更公开放言“现在是少数决定多数”，现在冷静来看，难道其实不是赤裸裸的宣布了――学生运动已经少数人控制住了？

而学运上层的政治气味更加是一开始就显而易见，我们这些人应该都很清楚的记得学生的当初口号中最多，也是最能直接引起人们共鸣就是“反官倒”、“反乱涨价”，对这些赵就没有责任？事实上，官倒的直接原因――双轨制，赵是主要决策者之一；当时的显著通胀更是赵欣赏的“闯关论”的直接结果；至于最初的导火索――胡耀邦去世，胡下台赵也是主角之一。但虽然一开始，赵也确实受到过一些批评，然而很快就消失了，相反随后赵就成了力保的代表正确的“改革派”的代表人物，联系赵的一些智囊、前智囊与学运重要人物当时的密切联系，这里面没有心照不宣或是更加直接的联系？

说到赵的“我老了，无所谓了”，很多人都对这两句话很感动（包括我当初也是），并将其作为赵可以留名青史的理由之一。但以我现下愚见，赵这话其实说得大错特错――错得当然并不在话本身表达的情绪、意思，而错在说这话的时间、场合。此话一出，不但坐实了他不论是亚行讲话，还是与戈氏的会谈，确实都是有目的的政治手腕，更坐实了学生与赵之间即使没有直接的联盟关系，至少也有心照不宣的互动；甚至可以被解释是呼唤最后一搏的号角。在如邓小平读来，赵自称“老了，无所谓”，那自己是什么人，不是死霸着权位不肯放的老贼是什么？先不说，他肯定不会服这种评价，放在眼前的更是重重危机――内部消息走漏，宣布戒严慢了学生停止绝食一拍，政治上的被动依旧，而党内的分裂也已经公开。如果学生继续大闹下去（事实上确实越闹越大），在政府的管制能力事实上在北京已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一旦最后连军队也被证明在学生面前束手无策，那么全部执政的权威将彻底荡然无存。到时只要有少部分军人倒戈投机，甚至仅仅是犹豫不再效死命（比如中南海的警卫部队），几千名学生一拥进入某个有标志性的地点（不仅可以是中南海，也可以是人民大会堂、中央电视台，甚至天安门城楼），整个局势就随时可能土崩瓦解。尝过文革红卫兵将天下冲击的翻天覆地滋味的元老们不可能不意识到这种群众革命巨大的力量。所以，赵的此话，于他本人是把自己洗刷干净了，但于整个大局，却是导致迅速恶化的催化剂之一――于是一边声称党内“改革力量”已经被击垮，只能靠体制外即学生自己斗争到底了，一边更肯定有人内外勾结，而运动目的就是要推翻现政权。简直就是“清谈误国”的翻版。

在整个事件中，最后下令开枪的和实际开枪的人责任被说得很多很多了，但其他人呢？最后大流血的责任就都是下命令和执行这一命令的人一边吗？我看不见得。首先，那批“民运”、“学运”领袖和“党内智囊”扮演的角色从头到尾都极不光彩，甚至是罪恶的。当运动发生到逼得政府在首都戒严的程度，结局已经很难以两全收场了，然而要不流血还是完全可能的。可明显出于他们自己的野心和自保的企图，他们不但没有努力去寻求妥协，反而极度煽动学生、群众的情绪，进一步把中共逼到了退无可退的墙角。从宣布戒严到六月三日下决心强行进军，整整两个星期，他们政治价码一天比一天开的高；变着法子刺激学生在烈日下占领天安门广场不走；阻止军队执行戒严令。如果当时学生退出广场、返回校园，还会有流血吗？如果不去鼓动群众用石块、棍棒、燃烧瓶攻击军人，血会流得那么多吗？而难道坚持占领广场、用暴力攻击军队就是当时唯一或是最可取的选择了？

当初“学运”、“民运”后期，已经图穷匕首现，目标很明显就是要求对根本政治制度进行大改了。谈到和平的完成政治大转型，“光荣革命”一直被当成历史上最好的范例。然而，读英国史，实际上查理二世复辟之时，英国其实已经实现了立宪君主制，是其后詹姆士二世企图恢复连当年的查理一世都没有的专制权利才引发了国会迎立荷兰威廉，而其后《权利法案》不但只不过是将英国行之有年的传统习惯法成文而已，还是借着威廉外来，根基不稳又不喜内政的机会。英国王室权力的完全式微还要过了数代之久。可见，就是当初“学运”、“民运”头头们的想法、说法都是正确的，他们那种企图毕全功于一役，丝毫不考虑如何和执政者妥协互动，往轻里说至少也是政治上极端幼稚，但这又与他们对群众心理的操纵之高明、对当局措施的反制之及时得力不相趁；那么，以我愚见，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人完全是抱着――成功了，是法国1789年革命的翻版；失败了，给自己流亡准备好筹码的想法。

其次，学生和群众们也不是没有责任。老实说，当时学生、群众的心理就是法不责众，所以才会视戒严令如废纸。拒绝服从戒严令倒也罢了，但居然发展到对军人大打出手，烧毁、抢夺装备，甚至残忍的杀死多名士兵。而那时，军队不但还没有开枪，甚至是奉命要打不还手啊。可能亲自动手的确实只有极少数人，但是，以那个后来被挂在天桥上，烧死的士兵为例，目睹的有多少人，其中有人去救过他吗？事后，学生和群众在广场、在重要的场合谴责过这种行为吗？军队，国家中最强大的强力组织竟遭到如此的欺辱，原因竟是因为克制而没有动用自己本来拥有的力量，这怎么可能不激起军人强烈的报复念头，以及认为学生、群众是不怕软只怕硬的情绪。后来，军队奉命要强行执行戒严令时，变得不再尽可能避免伤人，这恐怕是极重要的因素吧。以上的说法，可能有人会觉得我很冷酷，居然对后来死伤惨重的学生、平民大加指摘，但客观事实就是那样，并非埋头不理，它就不存在了。我们国家一向有个很不好的传统，评价某人（团体），说他白，就是洁白无瑕；说他黑，就是漆黑一团，为此不惜大加剪裁史实，所谓为“尊者讳”、“贤者讳”，以及编排野史秽闻丑化“恶人”，大都出于这种动机。而那样做的结果，不但后人无法从历史吸取真正的经验教训，更使历史成了凭人打扮的小姑娘――既然原来的定论本来就是靠藏着匿着很多东西作出的，要推翻重塑之就容易多了。所以，还是应当有一说一，学生与群众当成不理智、不人道的行为也应该受到批评。

谈到六四的后果，现在虽然还不能盖棺论定，但作出一个阶段性的评价应该是可以了。六四造成的形象的损害，留下的心结，以及作为未来的一个潜在可被利用的题材，都对中国造成了、及还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失和遗恨。但对比苏东诸国走的截然相反的另一条路，恐怕至少在目前为止看，还是中国胜过一筹。天可怜见，事情办砸而居然得善果，一百五十年来，中国还是第一次撞上这种大运。当年学生、群众、军人的血并没有白流，虽然道不相谋，然而最后如果可以殊途同归，逝者也可当含笑九泉了。

我认为，不管当初学生是否遭人背后操纵，也不管如果这场运动如果成功是否反而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灾祸，然而绝大多数积极参与运动的学生、百姓是抱持着真诚的爱国、忧国之心却是无可否认的，而这一点其实政府也是承认的，也是一直这么说的（虽然事后这种说法很低调）。所以，时间已经过去那么久了，如今的局势也比较稳定，政府是可以作出一些和解了，比如对没有证据证明当时是在参与暴力活动的死伤者表达基于人道主义的歉意，给予一定的抚慰金（可以在私下低调进行）；在文宣中（如果遇到时）明确的将操纵者和群众分开；甚至可以考虑将定性的口径从“平定了一场企图颠覆共和国的动乱、暴乱”这种完全没有弹性和情感的语调，逐步更多的改成（或是加上）“（六四）结果是由于各种客观条件、流言重合、误解造成的悲剧，既不是政府的本意，也不都是学生一方的责任”之类较中性的言词。

然而我又认为，为六四在根本上翻案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又是绝对不能的。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了。当初那么干了，如果现在完全翻案，整个政治基础都会受到致命的动摇，而且再有人聚众逼宫则无法可制了。到时，若求天下不大乱，必不可得，好不容易养成的一点国力与兴盛之气也绝难守住。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只有时间，十五年过去，至少在表面上，人们已经不大记得起六四了，再有三、四十年，当如我辈这样切身经历过事件的一代都过去或垂垂老矣了，后人就可以不带或少带个人感情，更好审视和解决这一结；同时也是因为，如果天佐佑之，没有遇上无法跨过的大劫，届时中国应该完成了向基本富足的转型，有余力经得起一定的社会激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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