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与友人论秦晖书 -- 南渝霜华

秦晖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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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兄推荐给我秦晖的文章，我看了以后的感觉是，秦晖的确是中国自由主义者中最有水平的（也因此被一些原教旨自由主义者逐出门墙），前几年如此，现在也没有人超过他。这篇文章的大局感，很难在普通自由主义者的文章里看到，然而在宏观思路、大判断一致的情况下，他对一些细节的分析，尤其是一些道德判断却很可以商榷。】

首先说秦晖的文章中我所认同的部分。因为是赞同的，所以就不展开。

其一，经济层面上，世界上已经没有纯粹的“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各国实行的都是混合经济，无非社会福利多点少点，国家调控强点弱点。

其二，中国的制度优势在于政府（注：此处需要思考，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不受约束的）权力甚大而（受约束的）责任甚小，因而可以有效推行各种经济政策和战略。

其三，相反，西方民主国家由于内部博弈范围广、程度深，虽然各方利益都得到了照顾，但却造成了生产效率的低下（技术创新的拉动另当别论）、生产成本的高涨，并最终导致国际竞争能力的降低。

其四，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根源，是美国从国家到人民倚仗美元霸权寅吃卯粮。

其五，中国这种低福利低自由（其实还有一个低技术含量）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需要转型。（我要特别表示一下赞赏的是，秦晖对人权的关注，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这篇文章中，都把福利作为重点甚至是主要方面。这正是他被称为自由主义左派、同时又被新自由主义者[neo-liberal，哈耶克粉丝之类，非罗斯福新政之new-liberal]嫌恶的原因。）

下面讲他文章中的缺陷：

其一，缺乏对战略竞争格局的充分体认。换句话说，大局感还不够。

秦晖对于西方民主国家的福利自由并重模式受到中国模式冲击，并因而有可能进行自我调整，压缩福利自由来应对竞争，感到痛心疾首，或至少是忧心忡忡，直斥为“劣币驱逐良币”。

我认为这种态度中渗透着可笑的道德感。中国的现行体制让人民享受的自由和福利，在平均层面上的确不如西方社会，就这点上来说是“劣币”没错。但是我们要问一句，西方的“良币”是如何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英国，马上建成福利国家了么？没有大航海时代带来的地理大“发现”，贩奴贸易，殖民掠夺，欧洲资本主义会那么顺利地发展起来么？到19世纪马克思还在写，“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9世纪末欧美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一直绵延到冷战期间。

两点：

一， 西方人民的自由和福利，是长期斗争的结果；

二， 更关键的是，西方国家的精英阶层之所以有能力建设福利国家，是因为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源源不断地吸收世界各地的资源，确保包含科研体系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生产能够良性循环。人类文明由此而繁荣，但该体系内部的不公平也是显而易见的。前殖民地国家囿于为世界主要工业国提供原料和初级产品的环节，难以摆脱“依附经济”。

那么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对有限市场的竞争。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十多亿中国人的消费需求和生产能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对世界体系产生何等冲击！坦率地说，这是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由于全球化的深入，革命的激烈性质并不见得体现为“革命者”和“统治阶级”直接的暴力冲突（不过难道别人在叫嚣战争威胁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妥协退让么？焉知其人不是虚张声势？），而可能形成“管涌”，在社会秩序本来就比较薄弱的地方喷发而出，如代理人战争，亦有可能润物细无声，如欧洲人在非洲的商业据点被中国企业一个接一个挤出去。但无论是以哪种方式，只要承受了“中国崛起”的冲击波，利益受到损害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比如，由于中国参与竞争，原材料价格提高了，如果保持欧洲工人工资不变，而技术上又没有什么进展，那么欧洲产品价格就不得不提高，从而市场竞争力削弱。欧洲精英不愿意承受或不愿意、不能完全承受这种损失，那就只好拿老百姓开刀）。中国现在不搞“输出革命”，也不推销什么“普世价值”，仅仅是从上到下拼死拼活发奋苦干，世界的主宰马上就表示压力很大——问题是，这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事情么？坐在印第安人和黑奴（当然还有很多中国人）的尸骨上享受了那么久的殖民福利，一个个都懒成猪了，现在要降点福利自由勤奋一下就暴跳如雷跳脚骂中国，这种自以为是的忘本优越感可以理解，但在我眼中非常可耻。可笑的是秦晖居然会附和这种论调！难道“此消彼涨”不是市场竞争常见现象么？难道颠覆世界格局的变革还能做到“帕累托最优”？

哲学和政治学上有一个说法叫做“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经常被自由主义者用来说政府。我现在把它移花接木来谈中国。不错，中国这块“劣币”是够“劣”的，等级严密、贫富分化，内部竞争也非常激烈，身处其中的大部分人，都感到疲惫、紧张。但不如此这个国家又何以在落后了几百年之后奋力争先？我们能再去抢别人么？我们能在一夜之间实现科技大跃进，领先世界么？既然不能，那就只好自己剥削自己，压榨自己，把每个人求富求名求成功的精神转化为国家前进的动力——注意我们是以一个整体参与世界竞争，因而这里更重要的是国家整体的力量而非内部利益的平衡。力量的产出与内部的自由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反比的。在人类文明的各种聚合体中，战斗力最强大的是什么？军队！而军队难道不是最讲究令行禁止、最强化等级制度的组织？

其二，对世界的考察不全面。

从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经常犯一个错误，就是眼中只有中国跟西方。王瑶先生评论“重写文学史”思潮时就说，“你们讲20世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或只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文学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前我们曾经是非常关注广大亚非拉第三世界人民的，但到了自己发达一点就“一颗富贵心，两只体面眼”，盯着西方不放。其实这几年由于对能源、原材料问题的广泛关注，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三世界意识”已经逐渐苏醒，所以秦晖在这里只字不提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显得更加奇怪。

当然，秦晖先生也许会认为这根本不值一提，因为中国对建立完善第三世界国家的自由福利体系更是兴趣缺缺，甚至跟各个臭名昭著（或被西方搞得臭名昭著）的政府打得火热。但是，中国一贯的宣言是不干涉他国内政，私下也最多施加一点外交上的压力，这其实是明智的行为。如果直接插手，一则难免自身利益考虑，二则不熟悉当地情况，有可能反而造成重大伤害乃至两国关系的破裂。这方面，当年“输出革命”可是有失败经验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对第三世界国家既有挑战的一面，但更多的还是机遇。中国努力获取这些国家的资源都是真金白银换的，要么是大笔美元，要么是大规模基建，帮助他们发展交通、电力和各种民族工业，这都有利于他们早日实现工业化——而工业化，不是什么自由民主，才是“人类文明的主流”中最关键的部分！唯有实现了工业化和区域整合，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未必西方、未必中国、然而适宜自身、能够保持稳定的政治制度，这些国家才能真正实现独立自主！所谓“中国模式”并非中国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而是后发国家立足本国本民族历史传统和现实境遇，尽可能稳定高效地发展工业化，实现自立自强的实践方式！

其三，拘泥于“民主-专制”的二元对立。

秦晖讲经济制度时知道讲混合体制，讲政治制度却好像只知道两个东西了。所以一讲到政改还是脱不开照本宣科地讲“开党禁”“搞选举”。实际上从动不动就搞全民公投的无政府民粹主义到一言九鼎的暴君独裁，可能的政治制度同样依照民众的政治参与程度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光谱。由于国际竞争的存在，博弈的结果是每个国家都没办法实行最自由最民主的无政府主义，必须要搞一个精英统治的等级结构出来。既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都会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则合理的内部等级结构除了要能让各阶层的人能够接受，一个关键点应该是让能者居其位。现在共产党这种列宁式政党体制存在僵化现象，内部竞争中笑到最后的经常不是最有才干而是最能搞好人际关系的人，但反过来是不是民主体制就能选拔出最优秀的人才呢？而不是选出些巧言令色、教主般的、一身功夫全靠一张嘴的民粹政客？假定无政府主义为A，暴君独裁为B，那么是不是中国一定要从现在的B’，挪到西式代议民主的A’？有没有可能探索一种混合式的精英选拔和监督制度，如科举选拔三分之一，选举选拔三分之一，察举再选拔三分之一？党内民主如何建设？开放党禁，会不会给别国插手中国政治大开方便之门？（“中国的政治献金”在美国选举中可是炒得沸沸扬扬）最后一点，同时也是最重要的，西式嘉年华民主会不会在民族地区引起动乱，造成国家分裂或者大规模血腥冲突？

看不出秦晖在这方面有细致的思考。虽然应该表扬他的务实态度，“我过去说过，宪政制度固然包含一系列规则，但其实质都是要使统治者权受限而责可问。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件件具体问题上未必激进、但却持续地朝这个方向努力，包括具体的民生问题。”但他对民主的好处吹得太高，而民主的坏处却估计不足。

其四，对自由的理解同样片面。

自由主义大师以赛亚·伯林在他的著名演讲“两种自由概念”中将自由的概念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这一二分法对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影响深远。尽管伯林在他的演讲中极力批判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这个脉络的“自我实现”、“通过理性实现解放”的积极自由，试图将这类积极自由和自由主义脱钩，但历史证明这是徒劳。放弃了对这种自由的追求，人类文明就将陷入停滞乃至崩溃。阿马蒂亚·森所言“作为自由的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就是一种积极自由。张灏先生说得也很好，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对人类都很宝贵，不能偏废。

秦晖对于强行拆迁的批评虽然正确（先不说多少钉子户其实是无理取闹），但也是片面的正确。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拆迁的确比较粗暴，尤其是地方政府急于占地盖房的时候——但“急于占地盖房”是否一种纯功利的行为？即便是功利的行为，是否仅仅是官员希望赶快出政绩，甚至捞点油水？房地产这个龙头产业，一旦运作起来，带动几十个下游产业，产业链中无数人获益，比如建筑工人通过这些大兴土木的建设工作挣下钱，就能改善家庭生活，供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混得更好些甚至可以在老家买房置业，过上好日子——请问，他是不是享受到了“作为自由的发展”？地方政府拿了钱，即便有贪污腐败，有没有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再生产？这些东西是不是仅仅是政绩工程？就国家而言也是一样，现在落实到人民的福利还不够，但国家是不是正在努力建设四通八达的高速铁路、公路网？大笔资金砸向教育、科研？军队大规模更新装备？在世界范围内努力购买、开发能源供应？这些难道不是我们正在或即将享受的“作为自由的发展”么？这些并不能否认强行拆迁中对个人自由的侵犯，也不说明被拆迁者的自由可以被随意牺牲，但反过来两眼只盯着这个方面又是不是体现了秦晖这个自由主义者的片面呢？

总结一下上面的意思就是：西方国家因为中国崛起的冲击，原本享受的高福利高自由可能无法维持。秦晖的反应是，“哎呀呀！中国做了多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啊！”我的看法却是：西方人应该扪心自问，以前的“幸福生活”，自己配得上吗？马克思的时代，西方国家内部的利益还不够多，分得也没现在公平，西方人民深刻感觉自己跟殖民地人民都是本国精英的压迫对象，所以还会响应“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思想。等到本国精英被斗争到终于拿出更多利益来收买民众（对外是维持着吸血的不平等经济体系），西方人民也就忘记了其他国家的受苦大众，欣欣然享受他们自己的福利和自由去也。别以为那点杯水车薪、经常还要加上政治条件的援助就能还清他们几百年来欠下的血债！

秦晖提到，现在西方纷纷在讲可以学中国，他很遗憾，倒是希望中国可以学西方，提高自由和福利。我赞成提高中国的自由和福利，大家苦了那么久了（虽然总体上一直在进步，但压力很大），无论是从道义，从社会稳定，从可持续发展等各个角度来看，都应该给人民一个更好的生活。但反过来讲，为什么不是西方学中国，就是中国学西方，难道这种借鉴就一定是单向的么？凭什么西方不可以学中国？凭什么中国人和其他第三世界人民群众埋头苦干的时候，你们欧洲人下午三点就下班喝咖啡？世界是一个整体，每个国家都可以从别国那里学到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既然大家都承认过往的殖民掠夺和霸权主义是罪恶的，那么，合理的全球化过程，是否应该以各文明的平等互动、相互学习，以至利益更加公平的分配为题中应有之义呢？所谓与西方相反的“中国模式”也许会淡出，但那根本不能叫什么“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过程”，而是西方与中国，还有其他曾经被奴役、被欺凌、被掠夺的发展中国家共同建立新的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文明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