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说今年读的几本书 -- gb2312
家园 没有证据就指责别人是主谋，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西西河替邓说话，真的是费力不讨好。
1. 打死卞的军队将领之女，到目前都没有公布姓名。
但现有证据，可以明确指出与邓榕无关。那么请问：百度百科为什么要这么露骨的暗示是邓榕干的？
2. 邓是否是团派的头脑，并无证据。
反而是87年，89年邓与团派头目胡乱邦的两次对抗，基本可以否定邓是团派的头目。
另外，链接里邓与团派胡启立在66年7月的会议记录，证明邓与团派完全是两类人物。
团派杀气腾腾，对学校和老师大肆迫害。而邓则想尽量减少迫害的力度。但是在大环境下，只能大幅减少团派胡启立打算迫害的人数，而不能完全杜绝迫害行为。
读者如果作为陪审员的话，应该能看出邓的讲话，是出于好意。邓相比团派的胡启立，更显宅心仁厚。
3. 纸条及上面的签名是关键物证。卞的丈夫王老先生保留多年。真实性可见王老先生的声明。
4. 指证某人是主谋，需要有明确的证据。邓是上级，不代表邓就一定是主谋。胡乱邦更是团派胡启立的直接上级，他更有这个嫌疑。
胡蟹帝还是薄熙来、周永康的上级，你怎么不乱喷：薄熙来、周永康的所谓“犯罪行为”，谷俊山、徐才厚的贪污行为，都是胡蟹帝在后面主谋的？
没有证据就随便指责别人是主谋，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写了这么多的字，我也只敢说，根据对立双方的口供，宋、邓两人，不是打死卞的凶手。（无罪辩护）
由胡乱邦当一把手，胡启立亲自带队，派出工作组的团派，从6月开始对卞做了非常残酷的肉体迫害（见卞自己给中央的信），到8月直接打死卞，两次迫害如果有关联的话，团派有重大作案嫌疑。
家园 这件事邓的责任极其明显，根本不是什么欲加之罪。 西西河替邓说话，真的是费力不讨好。呵呵，那就当然了。因为邓的政治形象已经完全崩溃了。想用他去收拾人心，只能是费力不讨好。
1. 打死卞的军队将领之女，到目前都没有公布姓名。那当然，把这些直接动手的抓出来，回头这些人再把那位改开教主扯出来，找难看吗？
但现有证据，可以明确指出与邓榕无关。那么请问：百度百科为什么要这么露骨的暗示是邓榕干的？
就是邓主管师大女附中的文革工作，这还“明确指出与邓榕”无关？你是不是在开玩笑？
2. 邓是否是团派的头脑，并无证据。邓的从政经历和邓成为大长老之后主管共青团工作都证明他就是团派首脑。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根本无法否认。
反而是87年，89年邓与团派头目胡乱邦的两次对抗，基本可以否定邓是团派的头目。邓和胡乱邦有冲突就说明邓不是团派头目？李世民造反是不是也说明李渊不是大唐皇帝，不是李世民的老爹？
另外，链接里邓与团派胡启立在66年7月的会议记录，证明邓与团派完全是两类人物。那种东西面世的时候胡启立已经成了死老虎，当然要狠狠贬一下了。那种为邓涂脂抹粉的玩意儿就不要拿出来了吧？
团派杀气腾腾，对学校和老师大肆迫害。而邓则想尽量减少迫害的力度。但是在大环境下，只能大幅减少团派胡启立打算迫害的人数，而不能完全杜绝迫害行为。读者如果作为陪审员的话，应该能看出邓的讲话，是出于好意。邓相比团派的胡启立，更显宅心仁厚。
邓身为大长老，就在北京，而且直接领导师大女附中的文革工作，他没有责任谁有责任？
宅心仁厚？他当年留下东突的祸害的时候也是吗？就是一个眼前利益之上的政客罢了，谈什么宅心仁厚？
3. 纸条及上面的签名是关键物证。卞的丈夫王老先生保留多年。真实性可见王老先生的声明。第一，那张纸条根本就不是那几个女生的亲笔签名。
第二，王老先生当时根本就不在现场。
综上，那张纸条并不能用来给邓家洗白。
而且，你还故意模糊了一个关键事实：
你说的那个纸条是在几个学生送卞仲耘去抢救的时候由李松枝写成的。
但是！百度百科上的资料说邓榕出现的时间并不是卞仲耘被送去抢救的时候，而是卞仲耘死后开死亡证明的时候！
在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邓榕等人的虎视眈眈下，医生开出“死因不明”的死亡证明书；因此，时间点的差异，导致你用来给邓榕辩护的言辞完全、完全、完全不能成立。
4. 指证某人是主谋，需要有明确的证据。邓是上级，不代表邓就一定是主谋。胡乱邦更是团派胡启立的直接上级，他更有这个嫌疑。这关口想起证据来了吗？你说花帅是黑手又拿出什么证据来了？
邓、乱邦、胡启立当时都在北京，都积极参与了师大女附中的文革领导工作，所以喽，当然是谁的官大谁是主谋。这还用说吗？
胡蟹帝还是薄熙来、周永康的上级，你怎么不乱喷：废话，胡鞋底根本就没有去过双溪镇。而且，可就是胡把晋王抓起来的。邓可是认认真真领导了师大女附中的文革工作。可没见邓在那个时候把乱邦起立抓起来啊。
至于方便面，有晋王的例子在先，鬼知道方便面有没有贪污。而且，方便面的倒台不关胡的事情。看时间不就知道了？
至于虚谷两人，咳咳，蟹帝负责全面工作不假，可是他直接负责领导虚谷两人的工作吗？就好像邓领带师大女附中工作组一样？邓这方面的证据可是刚刚的，蟹帝呢？
没有证据就随便指责别人是主谋，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理解你想为邓家洗白的心情。但是对比一下你指责花帅时的文字，你不觉得有点滑稽吗？
我写了这么多的字，我也只敢说，根据对立双方的口供，宋、邓两人，不是打死卞的凶手。（无罪辩护）指责花帅是幕后黑手可没见你这么谨慎啊。
由胡乱邦当一把手，胡启立亲自带队，派出工作组的团派，从6月开始对卞做了非常残酷的肉体迫害（见卞自己给中央的信），到8月直接打死卞，两次迫害如果有关联的话，团派有重大作案嫌疑。邓是团派首脑，是主管共青团的大长老，而且负责师大女附中的文革工作，而且邓还一直积极参与，这一点邓和胡启立的谈话可以为证（谈话有没有经过修改且不论，谈话存在的本身证明邓积极参与了这件事）。
那么你说，卞仲耘之死的幕后黑手是谁呢？推到花帅身上，推到当时两个带队的小弟身上，那能够说通吗？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想要洗清邓的责任，只能是闹笑话。
家园 对叶某人的怀疑有证据 打死卞不是一起孤立的案件。需要联系前面2个月，团派胡启立带队的工作组，对卞的持续迫害和肉体伤害。更要联络打死卞的事件的发展。
先是6月初残暴殴打卞及其他教师。一直到8月初将卞活活打死，然后制造谣言，栽赃宋，然后在北京掀起红卫兵打死人的运动，八月后期，在北京打死了1700多人。
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因为北京的公安系统不作为，纵然红卫兵肆意杀人而不受惩罚有关。
从66年5月，叶担任首都工作组组长，先后劫持了北京市委和北京市公安局。叶选中了李雪峰、吴德担任北京的一、二把手，然后将北京市公安局8名正副局长关进监狱。公安部派到北京公安局的局长，不久也被关进监狱。
北京市大规模打死人，跟北京市公安系统瘫痪，公安局被劫持，有明确的因果关系。
在66年8月，公安系统未被劫持的地区，你找不到这样大规模的杀人场景！！！天津没有，上海没有，全国除了广东（一直被隐瞒），其他省份，都没有红卫兵大肆杀人的事件。
我看文革经历者的回忆录，8月份，红卫兵在北京打死1700多人，北京的红卫兵也去上海、苏州等地抄家，但是不敢乱来，不敢像在北京一样，随意打死人。那是因为，其他地区，仍然有法制系统在坚持工作。反而是堂堂的帝都，沦为没有王法的地狱。
这就是因果关系。
家园 你的辩护只能是一步一步坐实了太宗的嫌疑。 打死卞是一起孤立的案件。为什么证明卞仲耘之死和花帅无关以后就变成一件孤立案件了呢？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找出和花帅有关的案件呢？这又是为什么？是不是为了掩护某些人呢？
卞仲耘之死并不是一个单独事件。实质上这件事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打死人的事件的真凶的背后靠山与大长老有关。你之所以要极其武断地将这件事说成是各孤立事件，目的就是想要引导读者忽视真凶背后的那个真正的靠山，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花帅。
至于首都工作组和北京大规模死人的关系，看看下面的史料：
《周恩来年谱》记载，1966年5月15日，根据毛泽东关于“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周恩来与叶剑英两人联名给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报告。该报告提出组建一个以叶剑英为组长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工作”。（《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至于毛泽东是如何向周恩来下达这个“保卫首都”的相关指示，得指示后，周，叶两人又是如何商议，两人联名写信具体经过等，至今未得其详。首都工作组是保护首都安全工作。很显然维持社会秩序并不归首都工作组负责。
更关键的在下面：
据《周恩来年谱》，拟建的“首都工作组”共有11名成员，他们分别是组长：叶剑英；副组长：杨成武、谢富治；组员：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首都工作组”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页）。别忘了，你极力为之辩护的太宗大人正是大长老！也即是说，首都工作组是管不到大长老的。因此，就算是死人和花帅有关，他也不是首恶。首恶就存在于大长老之中。
在66年8月，公安系统未被劫持的地区，你找不到这样大规模的杀人场景！！！天津没有，上海没有，全国除了广东（一直被隐瞒），其他省份，都没有红卫兵大肆杀人的事件。根据你的逻辑更可以说，在66年8月，在没有太宗等人的地方，你找不到这样大规模的杀人场景！！！天津没有，上海没有，全国除了广东（一直被隐瞒），其他省份，都没有红卫兵大肆杀人的事件。
因此，你的辩护，只能是一步一步坐实了太宗的嫌疑。
家园 立场相反双方的证词 http://his.snnu.edu.cn:8000/forums/t/11342.aspx
冯敬兰：不要让文革成为演义——也谈卞仲耘之死
主持人 / 执笔：冯敬兰
两年前，我去拜访一位著名科学家。谈话间，老人提起一件事："我听说有个附中，文革初期红卫兵打死了女校长，那个头头后来上了天安门，受到毛的接见，他父亲后来还升了官。听说这个事情后我非常气愤。"我问："您说的是不是师大女附中？"老人连说对对，就是这个学校。我说我正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据我了解，事情不是这么简单。随后，我讲了自己知道的一些情况。老人说："你为什么不写出来？大家都不说，文革的历史会更混乱。"
2、工作组进校期间
刘进：我想是这样。6月3日晚饭后，胡启立（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带领团中央干部张世栋、马娴华来到学校，被一个同学直接带到阶梯教室。他们当场宣布说我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表示了支持，让我们的心情特别激动。6月4日一早，工作组正式进校，张世栋是工作组组长，马娴华是副组长，胡启立是西城区中学运动的负责人。
...
叶维丽：在6月21日工作组主持召开的批斗会上，袁淑娥（女，大连工学院俄语教师，师大女附中英语教员丁某前妻）的表现引人注目。在这个会上卞校长被打得很厉害，这应该和袁淑娥的煽动有直接关系。卞仲耘后来给上级写信，详细地讲了当天挨打的情况。那时还有地方"伸冤"，信息的传递也是畅通的。8月初就不再是这个情况了。卞写的信邓小平看到了，在7月初接见工作组的时候还提到这封信。
高二2同学的笔记上，记着在会议快结束时，工作组宣布："我们请示了上级，决定从现在起停她（卞仲耘）的职"。揭批会后，卞校长又回北京饭店开会，并向上级反映过有关情况。7月3日，她又分别给邓小平、李雪峰等领导写信.
工作组原本对卞校长的态度比较温和，认为批斗卞的材料还不够充分。后来，在6月21日、22日的批斗会上，工作组的态度有了转变，没有阻止袁上台哭诉、煽动学生的行为。胡志涛校长对袁淑娥参加学校的批斗会十分不满，为此还质问过工作组。她曾表示，卞仲耘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生活作风上没有问题。
刘进：7月5日上午，工作组胡启立、张世栋带我和宋彬彬去中南海向邓小平汇报学校的运动情况，是在邓小平家里，在场的只有邓和夫人卓琳，主要由张世栋汇报，胡启立补充。
主持人：为什么要带你们两个学生而不是别人去邓家汇报？
刘进：是邓点的名。由于工作关系，他和我们的父母很熟。那天邓一看见我，就对我说："刘仰峤是个好同志。"6月初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停职后，由我父亲主持工作，一周后的6月15日，父亲也成为黑帮被停职了。因此，邓的这句话让我特别激动，胡启立、张世栋他们怎样开始汇报的，我都没有听进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邓的两次插话，一次是张汇报6月21日揭批会袁淑娥冲会场的情况，邓小平问这是什么人，张说是外校的一个老师，没通知她，她自己来的，邓说这是个坏人。另一次是张汇报到17日、27日两次反工作组的情况时，邓说应该组织辩论。我和宋彬彬很不解，说同学们对这个已经不感兴趣了，反正那些同学也不常来学校，呆在学校的都是拥护工作组的学生。邓说辩论是有意义的，可以让大家懂得道理，受到教育，缺席辩论也可以。邓还讲了在学生中间是分左、中、右的，运动后期都要排队。
最后，邓小平讲了三条，第一条是不允许在学生中成立党团以外的组织。那会儿海淀区中学已经有了红卫兵这种学生组织，处于地下状态。邓强调一定要由党、团组织来取代类似红卫兵这样的非法学生组织，要把学校里学习好、思想好，有威望和组织能力强的学生，吸引到团委或学生会里面，让他们（非法学生组织）没有领头人，没有市场，他们就闹不起来。第二条是要尽快恢复党组织的正常工作，要依靠学校的党组织，不能离开党组织。第三条讲的是女附中的教师情况，说老师是有真本事的，要尽快解放他们，让他们出来工作。还说到王明夏、张玉寿（均为该校特级数学教员）这些老师非常优秀。
宋彬彬：邓小平还说了一条，对于学校的走资派批一两个就可以了，不要牵扯的面太广。他说要不然欠下的债太多，我们还不起。由于张世栋他们汇报了卞仲耘、胡志涛等有些什么问题，所以他就说一、两个为首的批一批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要再批了。后来他又说到老师们都是好的，说哪里有那么多修正主义呀？若有那么多，我们十七年的人才是如何培养出来的？！毛主席的女儿不也是女附中培养的嘛！难道都是坏老师教的？
叶维丽：实际上，师大女附中是邓小平的一个点，师大一附中是刘少奇的一个点，他们通过两所中学了解运动情况。刘邓领导文革的方式可以说是四清加反右，整干部用给干部分类的四清的办法，卞仲耘就给定成"四类干部"；整"反动学生"用反右的办法，那些"反工作组"的学生就面临可能成为"右派学生"的下场。
刘进：带队军训的工作组副组长王润芝老师也很惊讶，她说是7月31日突然通知回北京的，连她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学生代表会副主席尹斐也去军训了，在回北京的火车上，她想不出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心里惴惴不安。军训的大队伍8月1日回到北京，王润芝老师领着学生从火车站走回学校，一看校门口、校园里，到处乱七八糟贴着对联，王老师完全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叶维丽：我们是从永定门火车站走回学校的，当年这么走路很平常。到了学校一看，我们离开还不到十天，整个校园面目皆非了。大字报主要是鼓吹对联的，"老子英雄儿好汉"，对联给人的冲击太大了。和工作组有关的大字报似乎并不多。从火车站一回到学校，就有人向我们宣布工作组撤消的消息，我记忆中有工作组王老师满脸错愕的表情。对联加上撤工作组的消息真把人给震懵了。
主持人：我们"坏学生"下乡劳动比军训的大队人马回来得早。学校的气氛已经有些恐怖和惊悚了，这是我的感觉，因为心虚。当时宿舍楼大门口贴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 老子反动儿混蛋 / 横批：历来如此）特别醒目，看一眼就心跳半天。大字报也是"自来红们站起来"之类，宿舍楼还贴了一长溜谭力夫的讲话，通篇是讲解那个对联，我一直以为对联是他发明的，后来看印红标的书，才知道最早出于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
叶维丽：从毛泽东的部署来看，对联的出现大概给他搅了局，我想他的本意是想将火力集中在上层刘邓等人的路线上。但对联在学生群体中，特别是中学生中产生的影响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它不但动员了出身"红五类"（即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和贫下中农）家庭的人，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当仁不让的革命后代，"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导致了一些人在后来的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并且严重地分化了学生群体，让大多数非"红五类"的人噤口，而出身"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家庭的同学更是人人自危。这样一种状况对理解"八五"当天不同"身份"学生的表现至为重要。
主持人：失去话语权的不仅仅是出身不好的同学，而是除了"红五类"以外的大多数。班里的核心小组--最基层的权力单位并没散伙，因为她们都是红五类，对联让她们增强了自信心和凝聚力。别的班不了解，我班还保持一定的秩序，8月4号核心小组通知，第二天必须全体到校开班会。我以为又要斗争我呢，5号就躲在家里没去学校。午后两个出身"红五类"的同学到家里找我，问我为什么逃学？我假装头疼，后来跟着她们去了学校。那天上午我们班在"辩论"对联的班会上，不少同学因为家庭出身受到了羞辱。
叶维丽：冯敬兰关于核心小组的提醒很重要。她在这个问题上很敏感，因为作为"有问题"的学生，她直接感到它的权威。班核心小组不像校一级的师生代表会，不是工作组直接建立的。66年7月底工作组突然撤离后，班核心小组没有受影响，反倒因为"对联"而鼓了气；又因为校级师生代表会有些"吃瘪"，更在事实上加强了班核心小组的权威。当时许多班级以辩论对联为名斗出身不好的同学，恐怕都与核心小组有关。8月5号高一3班斗校领导的动议，不知核心小组起了什么作用？
胡校长在《"八五"祭》里写到8月4日下午学生打老师的行为，当时我一点也没听说。她在文章中说，几个校领导正集中在办公室学习，突然闯进来七、八个学生，骂骂咧咧，"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带，狠狠地抽打我们......"晚上，她爱人（在教育部工作）看到她身上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她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明天你暂时不去学校。""我是校长，不去学校怎么行？"但是，胡校长直到去世也没有公开说出那七、八个学生的名字。卞校长回家后的情况也有一些文字记载。总之，她们都觉得生命已没有保障了。
主持人：这几天学校里发生的主要变化，一是"主义兵"成立，二是血统论造成学生中深刻的分裂，三是无政府状态下校领导面临的危险迫近。
4、八五事件
教导处副主任梅树民老师认为当天的斗争会是事前准备好的，据他回忆上午就有学生通知让他们下午两点钟集合。关于"八五"的文字，除了胡校长写过文章，初一的唐伏生、初三的冯敬兰、叶维丽、高一的王友琴、高三的刘沂伦等也都有文字记述。最近我听刘沂伦（1966届高中生/高三1班学生）说到一个新情况，她印象中校领导是从礼堂押出来，围着大操场游斗的。
刘进：卞校长去世后，我们觉得情况严重，应该尽快向上级汇报。当时知道中央在北京饭店开会，到那儿一定能找到领导。我们几个从学校一路走到北京饭店时，已经半夜了。起初我们想见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李不见，只好找第二书记吴德。吴德秘书出来劝我们回去，说有事明天再来，现在首长已经休息了。我们说不行，事关重大，我们必须见到领导。看我们不走，他最后终于同意让我们见了。我记不清是几个人进去的，但我和宋彬彬肯定进去了。吴德听完我们的汇报，半天没有说话，后来才慢慢说：这么大的运动，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死不能复生，死了就死了。还说：你们不要担心害怕，回去要注意保密，不要扩大影响等等。
主持人：可以这样认为吗？是高一3班部分学生发起、组织了游斗校领导，事先并没有人向你们透露消息。
刘进：是的。除了受害人、目击者指认，我也找过高一3班的老师、同学核实。一个同学（为叙述方便，以下称A同学）对我讲了当时班里少数同学发起揪斗校领导的过程。A同学说带头的是几个住在西边大院（即三军总部大院）的同学。
A同学还特别说到该班某同学（很多目击者都提到她）也打了，不是打得最厉害的人，但她是名人，文革前的优秀学生，只要动了手肯定别人会记得很清楚。打人厉害的几个，初中都是在外校上的。初中就在女附中的同学对老师有感情，下手不如她们那么厉害，也不是没打，下手可能轻一些。A同学还说，打老师的行为，让人不能容忍，但我们只能看着。卞校长死后，谁都不说话了。
在游斗过程中对校领导施加暴力行为的，不仅仅是高一3班的学生，也有高一其他班和初二的少数学生。那天下午是连续的几个过程，最初是围着大操场集中对校领导游斗，接着在小操场强迫他们抬土劳动，最后是强迫他们分头打扫各处的厕所，继续羞辱、折磨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其他年级也有学生参与游斗和看押，但多数学生是围观，聚聚散散，人数时多时少，这些人成为暴力行为的目击者。
8月6日那天，王南芬（文革前女附中学生会主席，反工作组成员之一）到校比较晚，8月5日她没来，听说卞校长被打死了，她感到非常震惊和气愤，当天就开始着手调查事情的经过。2006年我曾问过她，她说调查后基本落实到一些人身上，以高一和初二的学生为主。很多人是在表现自己，谁打得凶，谁的阶级感情就深，觉悟就高。她还说，我调查了，你们这些学生领袖那天下午在东二楼呆着，没有人参与这件事情。
关于王先生出示的那个名单，在场师生和医护人员发生了争执，大夫说要有学校证明才能抢救。当时已经很晚了，到哪里去开证明、盖公章？李老师问大夫签名做证行不行？医生说，不能让学生写条子，学生一毕业就没法找人了，要写也是老师写。于是，李松文老师在一张纸上竖着写了校名师大女附中，然后写下自己的名字，当时在场的还有其他老师和很多学生。签名是要承担责任的，他就问几个高年级的学生，我把你们的名字写上行不行？我们都说行，他就把几个认得的学生名字写上了。他当时正在教高二，所以有三个高二学生，李小琦、马恬、王满华，我、宋彬彬和徐岩春是高三的。
李松文老师说，这是抢救以前我给大夫写的名单，不知道怎么到了王先生手里，大概是医院交给他的吧。还说："那天你把名单给我看的时候，一看是我的字体，我都愣了。回家后仔细回忆，记得是这个过程。卞去世以后，大约9、10点钟，大多数人都各自回家了，我没有去北京饭店。"（ 李亚平注：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被通知到了邮电医院。他看到的是妻子遍体鳞伤的尸体。特别是卞仲耘的头部，肿得很大，而且全是乌青色。当时女附中的权力当局接见了王晶尧。王晶尧不认识他们，请求他们写下了他们的名字。他保存下来了这张有7人名字的纸片。这7人中有6人是红卫兵学生。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该校高三学生，红卫兵负责人。--见王友琴《文革受难者》第4页 ）
卞校长被押到宿舍楼打扫卫生，我班同学看见卞校长时，她已经晃晃悠悠站立不稳了，被一个初二学生使劲按下头，逼她喝池子里的脏水。那个女生皮肤黝黑、身材高大，1967年有一次让校领导围着操场游街，她对胡校长又推又搡，使劲按她的脑袋，胡校长就是不低头，我清楚记得她的模样和胡校长当时愤怒的表情。她们殴打和羞辱校领导的手段简直令人发指。
叶维丽：可是，卞校长死后至今没有人站出来承认打过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脑子里老有两个人的形象在晃，都是高一的。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这两个人做的一件事让我记住了她们。文革开始后有一次工作组组织学生去教工宿舍参观，看老师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经过教我们语文的王老师家，她不在，保姆正抱着她的小孩在外面，当时我们班走在高一那个班的后面，我看见那两个人竟然啐那个小孩儿。我当时特别反感，心想即使小孩的妈妈十恶不赦，小孩又有什么罪？卞校长死后，有人告诉我打人的学生中就有那两个人，我一下子觉得特别可能。今天回过头想，正是众人的沉默助长了她们后来的恶行。
主持人：我在前面说过，我班8月5日上午开班会辩论对联，我装病没来，8月6日下午给我"补课"。当时出身"红五类"的同学坐在讲台前面排列成长方形的课桌上，其他同学坐在椅子上，她们居高临下的气势非常压人。我记得其中最激进的同学以及父亲在军界具有高职位的同学，并没有人戴袖章、穿军装，最显眼的装束是把裤腿挽到膝盖上，根本不穿鞋，当时校园里行为最张扬的学生几乎都这样。如果当时有了红卫兵这个组织，有些学生会特别炫耀，因而给人留下印象。
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卞仲耘 王友琴
6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来到师大女附中。工作组一进校，就宣布对宋彬彬等人的热烈支持。工作组长张世栋在集会上讲话，声称看到对学生起来"揭发批判"校领导的形势，他的心情要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欢欣鼓舞"。当他稍作停顿然后说出这四个字后，下面报以热烈的掌声和高亢的口号声。
工作组取代原校领导掌管了学校。原校领导"靠边站"。工作组建立了"革命师生代表会"，工作组长担任主任，
工作组进校之后，几天之内，整个学校大变。学校停课，用全部时间搞文革，也就是开会、贴大字报以及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工作组制定了从"普遍揭发"到"重点揭发"两大步骤的计划。学校的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的对象。老师学生之间，不再讲礼貌。学生对老师，直呼其名，进而咒骂喝斥。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教师。几乎每个教师都被大字报攻击。
在大字报上，卞仲耘的一条"罪状"是参与前中共北京市委"搞军事政变的反革命活动"。且不论是否有这样一个军事政变阴谋，即使有，也不可能会让一个中学女校长知道。但是没有人发出质疑，也不准本人辩解。
卞仲耘的另一"罪状"是"反对党的阶级路线"，主要证据之一是，在1962年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个女儿曾经因两分之差未被师大女附中录取。而实际情况是，当时重点中学有录取分数线，对入线的学生，优先录取高干子女。尽管这个分数线相当宽松，刘少奇的女儿仍然差两分达不到分数线。学校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和教育局，按照上级指示不录取。
卞仲耘还有一条"罪状"是"反对毛主席"，证据之一是，1966年3月北京的邻近地区发生地震，为学生的安全，学校领导告诉学生，若地震发生，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是不是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当时每个教室的黑板上方都挂有毛泽东的像），她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没有说要也没有说不要，只是告诉学生说要尽可能快离开教室去室外空旷的地方。
即使这些定罪标准成立，这些"罪行"，如果允许讨论，中学生也会懂得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但是工作组大力支持，推波助澜，这类大字报越写越多。这些大字报还被分门别类整理并用蜡纸刻写后油印出来，装订成册。在卞仲耘的这一册上，卞仲耘的"罪状"的分类条目是：
反毛泽东思想
诬蔑党的方针政策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
反对党的政策
破坏文化大革命
智育第一，追求升学率
反对和工农结合
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
培养资产阶级教师队伍
反革命暴动和与黑帮联系
低级趣味
这样的罪状大纲在文革中也被用于其他大量的"牛鬼蛇神"。今天我们从这样的材料中，从当时的罪状罗列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这一"革命" 的实质内容。且不论卞仲耘是否真的犯有这些"罪行"，这样一个罪状大纲本身，在打击了具体的人如卞仲耘的同时，大大诋毁攻击了"智育""升学率"这些观念，并高度强调突出了"毛泽东思想""党""社会主义""三面红旗"这些概念的无上权威。
除了这类政治性术语的攻击以外，大字报上有大量的谩骂和侮辱性词语。卞仲耘的名字被打上了红叉，后来就只被写成"卞贼"等等。以下所录的是学生所写的大字报之一，1966年6月下旬贴在她家的门上：
漏网的大右派，与前市委有密切联系的大黑帮份子，反共急先锋，对革命师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大混蛋，大恶霸，你他妈的放老实点，否则饶不了你。
还有一张贴在她的卧室门上：
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
1966年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全校师生都必须参加。大会开始后，几个学生把卞仲耘押到台上，把其他四个学校负责人押在台下，面对群众。在这样的大会上，被斗者九十度大弯腰，以示"低头认罪"；上台"揭发批判"者，都作气愤填膺状，声音高八度，讲话时挥拳头跺脚。对不少这样的人来说，一种革命表演的需要和自我膨胀感使他们根本不考虑被斗争的人身受的遭遇。会中，有学生跑上台，用学校自制的枪头包有铁皮的假步枪，这个一枪，那个一枪，把卞仲耘捅倒在地。卞仲耘几次倒下，每次有人用冷水浇她的头，然后揪着她的头发把她拖起来。工作组不加干涉，让卞仲耘站起来继续被"揭发批判"。
会后，卞仲耘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她检讨她的"错误"，包括那些不是她的错误的东西，她也表示自己拥护文化大革命，然后她请求不要对她使用暴力。她在信中写道：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 头"（实际上是叫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
"工作组"把所有的学校负责人和教员都作了"排队"和"划类"。所谓"排队"和"划类"，就是把人按照"问题"的严重程度分成四类。一类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二类是"有错误的"，三类是"有严重错误的"，四类就是"资产阶级右派"。按照西城区工作队给上级的报告，他们的"划类"结果如下：北京西城区的61所中学，一类3·3％，二类33·3％，三类58·4％，四类5％；476个中学领导干部，一类4％，二类42％，三类40％，四类14％。师大女附中被划为"四类"学校。卞仲耘和另一副校长胡志涛都被定为"四类"干部。
工作组1966年7月3日所写的"四类学校师大女附中领导核心排队的初步意见"中，关于卞仲耘，写道：
多年来一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顽固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收罗和重用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份子；极力向青年师生放毒，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搞宗派活动，培植个人势力；贪生怕死，追求低级趣味，十分欣赏武则天、杨贵妃、慈禧太后等荒淫无耻的私生活，有时讲话非常低级庸俗。划为四类。
这些就是把卞仲耘定为"四类"的"理由"。这份文件的行文，显示了那时的文革当局如何给人定罪以及用什么标准定罪。工作组所列的这些"理由"中，第一项不是事实。（当然，文革前的中学里从来没有象文革中那样每天有一个小时的"天天读"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一日数次"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第二三项是基于认定教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前提。实际上任用教师并不是卞仲耘能控制的事情。教科书都是统一编写的，教学大纲是教育部制定的，教师是"统一分配"来的，中学校长们根本无权自作主张。此外，"贪生怕死"居然也能作为定成"四类"的根据，难道人就应该要死不要生？至于"有时讲话非常低级庸俗"，卞仲耘在这个学校已经十七年，免不了和同事们谈到吃饭穿衣的事，比如她曾经告诉同事，她比较适合穿绿颜色的衣服。这类谈话在大字报上被"揭发"出来，并由工作组正式列为定罪材料。另外，这些"罪状"单方面定出，不允许本人辩护和说明。
1966年6月在北京全盘领导文革的，是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刘少奇则曾经亲自听取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工作组汇报，并就如何"批判斗争"师大一附中的校长刘超等作了详细指示。上文说到，大字报曾攻击师大女附中没有录取刘少奇的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后来进了师大一附中。文革开始后，她在师大一附中最早写大字报攻击该校学校领导。
1966年7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长和宋彬彬等人以及共青团中央书记、西城区工作队负责人胡启立，当面向邓小平汇报该校的文革情况。在谈话中，邓小平谈到了卞仲耘的上述求助信，他要工作组适当处理。邓小平询问"斗"了卞仲耘几次以及是否打了她。工作组汇报打了时，邓小平强调了不要打人。另外，对西城区的学校和学校负责人的排队"比例"（见上文），邓小平提出要"争取一部分三类变成二类"。对师大女附中被划为"四类学校"以及卞仲耘胡志涛两个副校长划成"四类干部"，邓小平没有表示异议。
这种通过制定打击对象的比例来领导和控制"运动"的做法，是早已开始的。整人者在会议上一本正经地讨论这这些百分比，已经将此作为正常的工作方式，丝毫不顾忌这样做违反法律程序，以及对数字背后所代表的人意味着的残酷。
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在一些班里"斗争"了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初二（四）班开"斗争会"的时候，教室墙上贴了"打倒狗崽子"的大标语。这个班有４５名学生，十名"家庭出身好"的学生坐在椅子上，十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长绳绕过她们的脖子把她们拴在一起，其余"家庭出身不好不坏"的学生都坐在地上。十名被绳子拴着的学生被强迫逐个"交代""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父母的"罪行"，结束的时候，还必须连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同一天下午，一些红卫兵喊着"黑帮，不许动"，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几位学校负责人集中在那里的一间办公室。他们有的拿着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有的拿着皮带，狠狠地抽打了他们。他们身上被打得青紫。那天晚上，卞仲耘在家里对丈夫说，打死象她那样身份的一个人，"就象打死一条狗。"她已经知道大祸临头，但是毫无办法。她和丈夫商量是给中央领导人写信求救，还是逃跑？都不能做。第二天早上，她家的老保姆说："别去学校了。"她还是按时去了学校，束手就擒。
事实上，这时候的北京，没有地方可以躲藏，也没有地方可以逃亡，更不可能有任何反抗。知道处境危险，8月5日上午，胡志涛副校长一大早先到了中共北京市委，找到分管文教口的负责人，告诉他，他们在中学里人身安全已经得不到保障。她希望得到同情和帮助。但是，她得到的回答是"你回学校去吧。"胡志涛在失望中回到师大女附中。当天下午，她眼看着多年的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她自己也被打成重伤。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当天晚上，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等，来到北京饭店，他们立即见到了"中共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他们向吴德报告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据说，吴德告诉他们，打死了就算了，以后要注意政策。
这是北京第一次发生的红卫兵打死人的事件，是一件大事，所以，吴德应该会将这一事件立即报告给他的上级，即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在最高权力圈中，毛泽东、江青或者周恩来等人，一定会对这一死亡有所评论，或者，也可能听到后什么都没说，但是不说什么也是一种表态。然而，关于卞仲耘的死，吴德怎么报告，上面如何回应，至今还未有知情人说出任何有关情况。无人说出的原因之一，显然是因为说出这些情况会暴露文革领导人的残忍，必须回避。
但是，即使不知道内部消息，从外面看，文革领导人的意向实际上也清清楚楚。卞仲耘被打死之后，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室和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都派有干部来到校中"了解情况"。他们跟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谈话，告诉他，"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实际意思是说，不准抗议，不准表示不满，不准追查事情经过。卞仲耘的死完全没有使文革的领导人认为需要制止暴力迫害。相反，他们用了热情的词语和热烈的行动来支持发动红卫兵运动，把校园暴力一步一步推向高潮。
王晶尧也开始设法要在法律上为妻子讨回公道。1979年4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诉书。除了要求调查和处理直接的杀人凶手，即最后毒打摧残卞仲耘致死的三四个学生，他还控告了一个在1966年6月23日"斗争"卞仲耘大会上积极活动的外校工作人员。这个人因为私怨，到"斗争会"上"揭发批判"卞仲耘，而且制造伪证，把一张多人在一起照的照片，切去旁人，留下卞仲耘和一男老师，试图以此证明卞仲耘有"男女关系问题"。事实上，因为不准被"斗争"对象自我辩护，加上凶暴的斗争方式，这种利用文革机会陷害人报私仇的事情在文革时代大量发生，也是文革能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非官方原因。
1981年3月14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发出"不起诉决定书"。这份文件写道：
被告人袁淑娥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已构成诽谤罪。但根据《刑事诉讼法》地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被告人袁淑娥的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故决定不予起诉。
这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说法显然不能服人。确实，法律规定了追诉时效期限。在追诉时效期限之外，不能再提出起诉。但是，文革延续了十一年才宣告结束。文革开始十四年后才被共产党正式"否定"。在文革时代，如果胆敢批评文革案件，就被称作"翻案"，而"翻案"又属于"现反"即"现行反革命"活动。在"追诉时效期限"内起诉文革案件根本就不可能。
这样的处理方法并不是孤立的。与此同时，北京第六中学自设监狱打死人的红卫兵也不被起诉了，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打死校长沙坪的红卫兵也不被起诉了。在1966年夏天，北京有几千人被活活打死，但是没有打手为此受到法律上的惩罚。决定这样处理1966年的红卫兵暴行的，是胡耀邦。文革以后，胡耀邦在否定文革和平反冤假错案中其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他强调对文革中的案件平反，"宜粗不宜细"，"水落石不出"。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他主张给受害者平反，同时不追究害人者的责任。胡耀邦的这一决定，被认为是对早期红卫兵的偏袒，也是为了阻止追究毛泽东的责任。众所周知，1966年8月在北京杀害大量中学老师和北京市民的红卫兵，以一大批高级干部的子弟为首。同时，红卫兵的八月杀戮和毛泽东的鼓励有极为明显的直接的关系。
王晶尧对"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不服。他不屈不挠继续上诉。他也通过他认识的高层权力圈子里的人，包括全国人大代表，试图推进这一案子。但是未有任何进展。又过了8年，198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决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应予维持"。
在卞仲耘的案子上，即使是文革结束十多年后，也设有一道牢牢的防线，使其无法越过而得到法律上的解决。在卞仲耘被打死27年之后，面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这一决定，王晶尧已经无其他办法可想。但是他为卞仲耘之死在法律方面讨回公道的努力令人钦佩。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4011498930.html
”因校长之死被捕的还有一位女三中68届高中学生，叫刘××，她初中是女附中学生，8-5那天因在现场施暴突出而被举报。刘××因此被“双开”，后来也因同样原因被释放，恢复党籍军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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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友琴的文章中，阻止依法查清文革动乱真相的，是胡耀邦。王友琴认为他是在维护毛主席。但是从胡家人今天的所作所为来看，他说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
因为西城区的工作组，打死卞仲耘的工作组，其直接领导人就是胡启立，胡启立也正是因为支持89年动乱而下台的团派负责人。
家园 以前认为乱邦是志大才疏，满嘴跑火车，没有坏心眼子 这样看来，一肚子坏水啊。怪不得太祖一直不重用他，还说他是娃娃，办事不靠谱。
据说杨勇是乱邦的表哥，这要是给乱邦得到了军权，麻烦了。
太宗的左膀右臂都背主另立了。没有太宗，乱邦和真人到不了共选帝的位置。
家园 这个东西扯蛋可以无边，但根本没法儿落实 因为搞这个东西的人，要的是真财实物，真搞起来，那是真要人命的。
任志强指他爹的官位打人，那打的不是假人儿，那是正经老百姓啊。卖冰棍的，能比副部长少爷更权贵么。
这叫真正为人民，光是放高利贷的说也就算了，你还信，你傻啊。
家园 关于反思与进步 你说反思，怎么反思，进步，怎么进步，往那儿进这一步。这篇文章非原创，仅作收藏之用，没想到还有人看。
我的观点，反思之前，先要知道发生了什么，如果连发生了什么都不很清楚，那谈不上反思。如果知道怎么进步，就不需要反思了，关键是不知道。
真相--〉反思--〉进步
第一个问题都没搞清楚，后两个问题怎么可能有答案？
国家只有一个，几家对反文革的理解，都是中央权力应归我。中央权力什么的，与草民无关，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不想下面类似的悲剧重演：
1976年，毛泽东召见了教育家蒋南翔，当蒋南翔进屋时，江青守护在毛泽东身边，警告他向毛泽东汇报教育形势“不得超过三分钟”。蒋南翔过去曾任清华的校长，他低声倔强地说:“30秒就足够了”，他毫不掩饰地对毛泽东说:“大学生学中学的课本，他们的文化水平只能与小学生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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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11种得不偿失的省钱习惯 削减日常开支是一种勇敢的行为，常常也是必要的行为。这里省几块，那里省几块，一定时间过后可以形成一笔可观的数目。但以怎样的方式省钱，可能会对你最终能省下多少钱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细究起来的话，并不是所有“省钱”策略真的都会省钱。
下文列举了11种常见的、从长远来讲反倒有可能让你损失更多的省钱策略，以及你可以取而代之的聪明省钱方法。
仅仅因为特价而买
个人理财博客写手齐娜·库莫克(Zina Kumok)说：“特价(sale)是最危险的四字单词。”《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一位基督徒的理财指南》(Get What Belongs to You: A Christian Guide to Managing Your Finances)作者奥采姆·邦尼特(Ozeme J. Bonnette)指出，随着闪购和RueLaLa、Groupon等团购网站的兴起，仅以划算为目的的冲动性购物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诱惑。她解释道：“我们经常发现某笔买卖太划算了，觉得不能错过，但如果没有人跟我们说起，我们根本就不会购买这件商品或服务。”（内疚中……）
服装特价可能尤其诱人：我们以半价为理由来为自己购买不需要的东西开脱，或者是自己跟自己说，“有朝一日”我们会穿那件衣服的。（内疚，内疚！）全美知名的消费与理财专家安德烈亚·沃罗奇(Andrea Woroch)建议我们退订商店电子通讯、联系Catalog Choice取消邮寄目录、从手机上删除任何推送诱人通知的闪购或团购应用，以控制争抢特价品的诱惑。实在没有办法了，那就把洛杉矶理财专家佩希·伯迪克(Pegi Burdick)的这句至理名言铭记在心吧：“衣柜里最贵的东西是你不穿的那一件。”
为了打折而办商户信用卡
面对这样一个条件，似乎不用多想：办一张商户信用卡，第一笔消费可以减掉10%到20%。但沃罗奇说，这种做法有可能得不偿失。她说：“商户信用卡利息很高，滞纳金很重，并且常常诱使人们比使用现金或借记卡购买更多的东西，特别是为了利用第一次使用享受的折扣。”除非你打算用这张卡一次性地进行大额采购、把账还清，之后再也不用那张卡，或者是在你经常去购物或只在那里购物的商户那里开卡，否则光为了第一笔的折扣而开卡就不值得。沃罗奇建议通过CouponSherpa之类的网站寻找其他利用手机优惠券省钱的办法。
购买延保服务
沃罗奇还提醒大家不要花很多钱去保修一件大额物品。她说：“你花的钱并不值当，因为延长保修并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样。”事实上据《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s)报道，商户收取的延保费用有一半都放进了他们自己的口袋，所以他们才会大力推销延长保修。沃罗奇解释道：“延保可能有诸多限制和很多不属保修范围的情况，也许并没有提供你所期待的保障。你常常得不到有关具体怎样延保的充分解释，有很多人甚至也不会想到去问。商户经常是将延保业务外包给某家第三方服务提供商，而你对这家服务提供商却一无所知，也不知道他们有多可靠，工作质量如何，以及如果有东西需要维修或换货，多久才能享受到服务。”
沃罗奇说，你可以使用一张可免费延长厂家保修期一倍的信用卡。她补充说，你所在的州可能也有自己的消费者维权法，能在一定时间内为当地的消费行为维权，确保消费者不会买到存在严重缺陷的产品。比如《缅因默示保证法案》(Maine Implied Warranty)是一部很少有人知道的法案，它在产品的合理使用期内为缅因州的消费行为维权，确保消费者不会买到存在严重缺陷的产品。
开很远的车，只为用掉一张优惠券
CouponPal的内容开发员艾琳·康拉德(Erin Konrad)说，在很多人都发现最后变成了陷阱的那些省钱技巧当中，主要的那些技巧常常都是让人觉得马上就可以省钱，而不是让人思考长远来看省不省钱。她说：“比如如果有一张优惠券或听说某家店打折，有些人会开很远的车过去。他们也不想一下开更远的车或开往一些不同商店所浪费的油钱。”
MoneyCrashers.com的省钱专家戴维·巴克(David Bakke)也认为，过于努力地寻找打折优惠到头来反倒有可能让你多花钱。“为了买打印机油墨能省下五美元而跑到一家来回需要一小时的零售店，就是没有很好地利用自己的时间。最好是把这一小时的时间用到其他方面省下更多的钱，或者是生钱。”
所以在开着车满城跑之前要想一想，那件东西是不是真的需要，或者说如果把一路上的花费加进去，你所花的钱是否值得。另外还要在驱车前往店铺之前在商家的网站上看看这张优惠券能不能使用。
批量购买
好市多(Costco)等大型零售店很适合大家庭买东西，但一般的人可能不会因为大批量采购而真正受益。注册信用咨询师米歇尔·屈纳(Michelle Kuehner)说：“在购买17磅重的干通心粉之前，一定要算一下每盎司的价格。另外，搁太久也有可能会令烹调效果打折扣——可能变得很粘，或者是需要烹调更久的时间。”更不用说面条有可能变质，让你在想省钱的时候反倒亏了钱。
她建议在大批量采购的时候要好好挑选。“厕纸、洗洁精、洗衣粉和垃圾袋大批量购买都没有问题，但通过Amazon Subscribe and Save之类的服务可以找到更便宜的。它提供免费送货到门的服务，我觉得在价格上相比仓储式商店也非常有竞争力。它还节省了会员费。”对于容易腐败的物品，理财网络Tastytrade的莉兹·迪尔金(Liz Dierking)和珍妮·安德鲁斯(Jenny Andrews)建议跟朋友或家人合伙购买，免得最后不得不扔掉一些没有使用过的或过了期的物品。
把省下来的钱放进定期存款账户
留出资金用于紧急情况或用于将来肯定是一个好主意，但你也得想办法让它升值（且长期升值速度要快于通货膨胀）。
在过去，定期存款账户(savings account)的利息率高于活期存款账户(checking account)。但现在不是这样了。对于应急储蓄，屈纳建议登陆DepositAccounts.com查看当前活期存款利率列表，以及获得更高利率需要存入的最低额度。
如果回报太低，迪尔金和安德鲁斯建议至少把一部分储蓄存入一个经纪账户(brokerage account)。如此你不仅可以把储蓄投进低风险基金，甚至根本就不必投资。迪尔金和安德鲁斯说：“经纪账户里没有投资的资金仍然会产生微薄的利息。真正的好处是你把资金放在那里随时都可以进行投资，拥有各种工具和灵活的投资选择，这些都是普通存款账户所没有的。”
为了免运费，在网上购买更多东西
我们都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马上就要结账的时候，才发现需要再花20美元才能免掉运费。康拉德说：“结果是你常常为了省掉几块钱的运费而花了比最初计划更多的钱。”
当然，如果商家提供免费返运服务，那么问题就没那么大了——把多买的东西寄回去，从而把运费免掉。（我们估计这是一个相当常见的做法——根据2011年的一次调查，网上购买的服装40%都被寄回。）
但如果你到头来喜欢上了多买的东西并且保留下来，那就还是有多花钱的风险。所以仅仅购买你打算购买的东西并支付五美元的运费，对于你的预算更加安全（也更有利于防止衣柜塞不下）。另外，在结账之前一定要登陆RetailMeNot.com或Coupons.com之类的优惠券网站，看有没有可以使用的优惠码或折扣。
什么都买最便宜的
Rather-Be-Shopping.com老板兼创始人凯尔·詹姆斯(Kyle James)说，如果你购买每一样东西都习惯性地瞄准最低价格，一定时间过后你可能反而会花更多的钱。他说：“相反，养成花钱买某些优质产品的心态，到时候你反倒能省下不少的钱。比如，每次我买工具（包括电动工具和手工工具）时如果舍不得多花钱，最后就只会让自己花掉更多的钱。”
他建议，特别是在购买大额物品之前要先做好研究，并确保自己买的是一件优质产品——多花的钱绝对值得，因为你不需要很快就替换。巴克说，这并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不能购买最便宜的，而是说一定要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买最便宜的。
他说：“比如说，去一元店购买办公用品是没问题的，但如果是要买一台平板电视机或笔记本电脑，为高品质多花点钱是有好处的。你不一定要买市场上最贵的产品，只是不要去购买最便宜的。”
为获得信用卡奖励而多花钱
虽然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拥有一张提供奖励的信用卡可以享受返现、航班里程积累、免费酒店住宿等好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仅仅为了获得这些好处就值得增加每月的开销。库莫克说：“如果你为了获得3%的返现而用信用卡花了50美元，这根本就不是省钱。”
她解释，虽然一般情况下在你打算用积分兑换实物产品时，其实最好还是用现金购买而不是用积分兑换，但利用某些卡片付款确实有好处。库莫克推荐“Barclaycard Arrival World MasterCard”用于旅行，兑换积分的时候它会返回10%的里程。但她说，她个人喜欢“开造”提供奖励的信用卡，也就是说申请不同的信用卡以获得开卡奖励，比如三个月花费3,000元的话就会获得两万英里的里程。
她说：“这才是重点所在，特别是如果你准备花钱买食杂品、汽油等东西的时候。而且最好是迅速而有效地获得里程。”（但信用记录较差的人可能无法在不进一步损害信用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所以如果不确定的话，去找一位理财顾问谈谈吧。）
所有的东西都在黑色星期五购买
大家都知道黑色星期五那天可以买到一些非常划算的东西，但节俭购物专家、RetailMeNot旗下网站The Real Deal高级编辑特雷·博吉(Trae Bodge)提醒，不要把所有重要采购都放到那一天。她说：“虽然黑色星期五那一天是享受电子产品和娱乐产品大幅折扣的大好时机，但其他门类产品可以在一年中的其他时段以更优惠的价格买到。特价是有季节性的，比如春季适合买冬装，因为那时候商家要清空库存，为暖和天的服装腾出地方。”
利用客户忠诚计划提供的折扣
作为忠诚客户，你可以在大公司获得积分，甚至在手续费、服务方面享受价格减免。但屈纳说，并不是这一切都真的就会让你省钱。她说：“忠诚度让你获得更大优惠有时只是你的一厢情愿。最近我帮人制定预算，当我建议他们在选保险的时候货比三家时，他们打断话头，表示作为长期客户可以享受折扣，所以比其他家的都会便宜。他们错了，同样的保险在其他地方差不多一个月可以省下100美元。”她的建议？“选保险时货比三家，把忠诚留给家人和朋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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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一个台湾纪录片工作者眼中的服贸争议 张钊维
日前在高雄市教育影展《教改学堂》纪录片的映后座谈上，我满脑袋都是服贸争议。
我在座谈上说，我们一方面是制造业，制造许多真实影片出来，一方面是服务业，以教育影片为例，希望服务像高雄市教育局、各中小学、教师工会等等，让他们可以运用这些影片来进行它们的工作，以及接触到更精准的受众、引起更多的讨论与对议题的关注。
我补充了一句：但我所说的服务业，跟当前服贸协议所说的服务业不一样。
过去经常有人问我，在大陆生活这么久，有什么感受？会不会觉得不容易施展？其实，我所工作的这个领域──纪录片，跟绝大部分其他领域有蛮大差别。其他领域可能需要大量的混圈子应酬之类的，同时有许多政治权力关系、金钱游戏跟潜规则。但纪录片因为它真诚、深刻的本质因素，会单纯许多。我在这个领域认识的朋友，很多都是情义关系与臭味相投，即便当中有金钱往来，但比起诸如剧情片动辄数百万、上千万人民币的投资，纪录片仅仅只是其零头，因此，即便不谈情义，利益关系也不会是最重要的。这让我在中国大陆的生活与工作，相对轻松，至少，不用喝太多白酒。
这种情义不仅存在于体制外纪录片圈，即便在体制内纪录片圈里，我也感受到这样的理想主义情怀。虽然，体制外与体制内条件环境有所差异，但我的朋友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尽其所能地追求真实。
不久前，听到一个体制内纪录片的好友不胜感慨地说：中国人缺乏诚信的习惯。与此同时，我接触到的一个年轻纪录片工作者，刚刚决定离开体制，从事独立纪录片工作，只因他所认识的一个拍摄对象，一个拒绝卖画、开画展但是作品又让美院大腕专家震惊的素人女画家。这个人生的遭遇，让他感受到无比的心灵震撼，决定展开自己的追求。这样的良知或自省之声，在我八年的大陆生涯里，不时可以遇见，并且，我深知在大陆的环境条件下，要达到那样的良知与自省，并采取行动，并不容易。而纪录片领域之外，即便我接触不多，也有这样的朋友，如剧情片、文学、媒体、音乐、学术思想界……
我愿跟这样的一批人从事文化制造业与文化服务业的工作，我愿跟他们签订服务贸易协议，一起搭伙追寻共有的理想，也追寻那可能不多的利益，如果可能的话。
这就是我要说的，文化价值大于价格。
我不会轻易地用文化价值来划分台湾与大陆，即便如许多人提到的，大陆充满丛林法则、言论管制、金钱至上、缺乏信仰与信任感。但我所重视的，是在这样庞大的社会现实之中，如何去遇见、发掘、交结气味相投的伙伴，扩大这个伙伴圈，从而可以渐渐改变这个社会现实、催化其进步，继而，作为制造业跟服务业的文化工作者，可以有它真正意义的落脚点与对象，并且有合情合理合法的利润产生。
这个过程，还在缓慢进行中。这个社会，浸润在农业时代血缘与裙带关系里头太久，即便2012年城镇人口超越农村人口，是真正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是城市化所不可或缺的契约关系与法治体系，还相当薄弱。而正是在此现实条件下，我更要对我所认识的那些大陆朋友，那些情义相挺、理想主义的朋友，表示敬意。同时，也希望通过共同努力，可以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那么，将来台湾年轻人到这边来工作，才有着力点，才有更大的利基。
而目前在台湾沸沸扬扬闹翻天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可以做到这一点吗？恐怕其立基点，仅仅是嗅到大规模城市化所带来的商机，而不是去看到社会本质改变的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新的文化价值与进步动力。
去年在某个场合，我问过一位台湾资深财经官员一个问题：文化产业为何仅仅被放在经济部所订定的服务业的范畴？创意与创造力，如何可以仅仅被束缚在法规所认定的服务业的行业分类？他答不出个所以然。
我知道，这一辈台湾财经官员，在过去30年来，以他们的青春奉献与努力，为台湾经济奇迹打下基础，继而才有中产阶级社会的成熟，才有第一波宪政民主的起步。但那时候的产业框架，仅仅是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制造业），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出现第三产业（服务业）。
而到了21世纪，我们这些文化工作者，以及许许多多的创意工作者，乃至高科技与网络产业当中的创造力与品牌追求者，早已走出第三产业的框架，不仅以市场价格，而更以文化价值来衡量自己的工作与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财经官员或相关法规，似乎还停留在20世纪后进国家发展主义的思维惯性当中。
因此，这是为什么我说，这次台湾学生所引发的抗争，是一场关于如何定义文化价值的战争。与此同时，也是对两岸关系的重新诠释与定义。
简单地说，自1987年两岸开始往来，以及90年代初邓小平二次南巡以来，台湾当局面对这些新情势，国民党跟民进党的对应策略是不一样的。国民党的两岸关系是，经济第一、文化第二、政治第三；民进党的两岸关系是，政治第一、经济第二、文化第三。
国民党想的是如何延续他们自蒋经国主政时期所储备的经济发展能力，来为企业家创造新商机，继而能够在每一次选举中，巩固其正当性；而民进党则本着其台湾主体性的思维，对于去跟中国大陆产生任何关系都充满疑虑，并且，其核心骨干是戒严时代经历过大大小小抗争冲突的、法政科系出身的政治人物，对于经济擘划，他们远逊国民党，但法政论述与民主思维是他们的强项。
但两党无论差异多大，其实有其共性。台湾自1970年代蒋经国对台湾大学哲学系师生实施镇压之后，文史哲逐渐衰退，思想与文化氛围倾向美国式的逻辑实证主义，包括注重量化与数字管理的财经企管，以及充满英美抽象分析语言的法政论述，并深深影响两党菁英。借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观念来说，以财经渐长的国民党以及以法政见长的民进党，都是工具理性的产物，他们并不擅长于叩问、追求实质理性。
于是，作为文化价值的实质理性，自然消失在两党竞逐的格局当中；在两岸关系的架构当中，也排不上号。而恰恰是这种文化价值与实质理性的缺位，让今天的台湾在面对服贸协议争议时，陷入动弹不得、剪不断理还乱的危机当中。
简单地说，如果台湾人去大陆工作、做生意，跟去美国或越南工作、做生意，没有什么两样（这是民进党想追求的），那么，两岸关系其实就等同一般国际关系；那么，台湾何不就趁早在WTO架构下把服贸协议给签了？而如果两岸关系跟一般的国际关系不一样，那么，我们又如何可能仅仅在WTO的框架底下，看待服贸协议，以及两岸关系呢？
但是，如果说两岸关系有其特殊性，那么就要进一步追问：台湾人去大陆发展，仅仅是为了做生意、赚大陆人的钱（这是国民党想追求的），还是进一步为了华人社会更美好的未来？台湾的发展、台湾的安全，能不极大部分地仰赖大陆社会的进步，以及更多的现代性质素吗？台湾能不扮演撬动、协助大陆社会进步的角色吗？当前的服贸协议，能够反映这种理想性格吗？抑或，此一协议仅仅是工具理性计算下的利益交换，仅仅是跟着黑猫白猫论的现实主义丛林法则起舞，仅仅只是摸着石头在河中摸鱼，但不觉彼岸该有何风景？
是故，国民两党及其追随者，不管是财经背景还是法政背景，只要他们浸泡在实证主义、工具理性的思维惯性里，大概就说不清楚两岸关系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继而，就无法解决当前的难题。
我认为，两岸关系，文化第一、经济第二、政治第三。 我说的文化第一，不那么因为所谓的“同文同种”（可能有些独派朋友不同意同文同种一说，但我们不能否认，台湾汉人跟大陆汉人之间的文化连带），而更多是对于两岸未来发展的一种文化想象：生态平衡、公平正义、思想与文化创造的百花齐放、以同理心对待异己以及对人类文明的未来担负起道义责任与实质责任。
我所期待的两岸关系，是透过这些对未来的想象及在当下的实践，来清洗二三十年来过度的金钱主义跟工具理性利益交换，以重建社会信任感、补实信仰空洞──这些正是我跟我的纪录片朋友们，努力在进行的。如果两岸关系的定位与经营上，在上位者未能认识这一点，而仅仅把文化创造当成服务业、把价值当价格，那么服务贸易协议所引发的冲突，就会是两岸关系最大的危机，同时也会是台湾社会最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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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孩子面前怎样吵架？ 每对有孩子的夫妻终将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该不该在孩子面前吵架？
答案不是那么简单。研究这个问题的儿童心理学家往往会回答“该”——如果父母能够做到合理争吵的话。合理争吵，首先是求同存异，并避免扣帽子、侮辱对方、提旧事或发飙。
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心理学教授帕特里克·戴维斯(Patrick Davies)说：“孩子们将会跟他们的朋友、同伴、同事产生分歧，如果他们没有见过分歧以及分歧的建设性处理方式，那么他们就不能做好足够的准备去闯荡世界，去处理不可避免的冲突。”
戴维斯博士和其他一些研究人员研究了235户有五到七岁孩子的家庭，研究结果于2009年发表在《儿童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杂志》(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上。他们发现，“建设性”的婚内冲突与儿童情绪安全感的增加存在关联。其他一些研究也曾发现，建设性婚内冲突与儿童问题解决与应对能力、甚至幸福感的健康发展之间存在关联。
在牵扯到孩子的时候怎样与配偶争吵、在哪里争吵的问题之所以越来越受重视，原因之一就在于许多研究发现，儿童经受过大量不健康婚内冲突（以敌对、威胁、侮辱为特点）与焦虑症、抑郁症、行为问题风险增加之间存在关联。另外，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成长于离婚家庭的年轻一代父母现在也在探究他们上一辈的争吵方式。一些人发誓将以不同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后代。
甚至婴儿都有可能受到愤怒争吵的影响——哪怕是在睡着的时候。今年5月《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上发表了一项研究的论文，该研究选取了24名六至12个月大的婴儿，把他们放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仪里面，在他们睡着的时候将他们暴露于各种语调（非常愤怒的、比较愤怒的、快乐的、中性的）之中。在夫妻冲突程度更高的家庭中，婴儿大脑与应激反应和情绪管理有关的区域在研究期间暴露于非常愤怒的声音时反应更大。论文牵头作者、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心理学博士生艾丽丝·格雷厄姆(Alice Graham)说：“即便是在睡着的时候，婴儿对事物也是敏感的。认为在婴儿睡着时可以随心所欲的观点恐怕是不准确的。”
图：当着孩子吵架注意事项但在普遍赞同不要搞肢体冲突之外，对于应该怎样争吵，大家各有各的看法。有些专家说，父母不应在孩子面前吵架，因为把架吵好真的很难做到。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会长托马斯·麦金纳尼(Thomas McInerny)说：“如果（父母）之间要发生争论，那么他们就应该尽量私下进行。在争论时是很难保持理性、保持平静的。”
怎样防止火药味在幼小的眼睛和耳朵面前变得过于浓重？儿童心理学家科尔斯滕·卡伦(Kirsten Cullen)提议，父母亲应当事先讲好在愤怒情绪达到什么程度时停止争吵。她要求人们按10分制给自己的愤怒程度打分，确定在达到哪个分数的时候，他们觉得就要开始吼叫、咒骂，或者宽泛地说是要失去控制。（这个人可能是五，那个人可能是七。）争论期间，当妈妈或爸爸的愤怒程度达到应该停止争吵的那个数字时，两人就把这次争吵推到孩子睡着的时候或不在身边的时候。不管是哪一个人达到了这个极限，对方都可以指出。
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NYU Langone Medical Center)儿童研究中心(Child Study Center)负责幼儿临床服务的联席主任卡伦·夏尔玛(Cullen Sharma)说：“冲突的化解是父母能给孩子的好技能之一。这有利于孩子将来的人际关系。”
洛杉矶的卡罗琳·莱因弗兰克(Caroline Rheinfrank)和乔珀·贝尼特(Chopper Bernet)有三个孩子，分别是15岁、14岁和11岁，莱因弗兰克是一位全职太太，贝尼特是一名演员。两人之间对于在孩子面前的争吵有一个不成文的五分钟限制。莱因弗兰克说：“他们长大了，所以懂得更多了。”或者像贝尼特所说的，“当父母的也需要叫暂停”。在吵架可能性较高的时候（包括开车时或晚饭前），夫妻两人还会多宽容对方一些，以防发火。
专家说，父母在争吵期间应当以孩子的反应为指引。孩子哭泣，是明白无误地说明应该要停止争吵。但戴维斯博士说，有些更加细微的迹象也说明孩子情绪不好。他说：“当他们开始发愣，愣上几秒钟，那其实是一种负面征兆，说明他们觉得自己是处在一种极度的危险之中。”他说，另一些孩子往往是“没精打采地一屁股坐下，像是有些抑郁一样”。
有些孩子通过胡作非为来转移父母注意力以结束冲突。有些孩子则是试图介入争吵，希望调解或站队。戴维斯博士说，这些都说明争吵应当暂停。
卡伦·夏尔玛博士说，把孩子拖入父母的争吵当中或鼓励他们站队，都是不可以的。另外，在十几岁的孩子看上去对父母亲的过火争吵显得漠不关心的时候，不要被表象蒙蔽了。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心理学与儿童精神病学教授、耶鲁育儿研究中心(Yale Parenting Center)主任艾伦·卡兹丁(Alan E. Kazdin)说：“他们翻白眼，但这样做并不能减轻痛苦。”
卡兹丁博士说，确保让孩子看到争论得到了某种形式的解决，是至关重要的。他说：“有没有一个很好的和好时间段，有没有拉家常？有个固定的说笑和解程序将会大大减轻孩子的焦虑感。”这并不是说冲突一定要解决，你们完全可以决定以后解决或求同存异。卡兹丁博士说，更加重要的是非冲突时期的婚姻关系。他说：“关键在于争吵相对于温馨谈话的比例。”
休斯敦的杰奥尔吉·西尔弗曼(Georgi Silverman)和里克·西尔弗曼(Rick Silverman)已经决定不对九岁、三岁的两个孩子隐瞒争吵（常常是关于谁做家务或里克周末看体育比赛的事情）。但他们也会确保孩子们看到他们和好。杰奥尔吉是一位全职母亲，里克是一家设备维修公司的首席财务长，13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杰奥尔吉说：“我们会手拉手，他会拥抱我，我们会说我们爱着对方。”里克说：“我即使有些不高兴，也要让孩子知道‘我仍然爱着你们的妈妈，哪里也不会去’。”
在孩子面前压住怒火给配偶冷脸，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戴维斯博士说，打冷战实际上比合理争吵更让孩子不安。他说，“孩子们会注意到，只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还说，这样的话，孩子们对争吵及其潜在后果的判断可能比实际情况严重得多。
专家说，有些话题在孩子面前应当完全避口不谈。私密性的、极其重要的双方关系讨论应当等到孩子听不到的时候进行。关于规训或就寝时间等教子话题的分歧也要这样。麦金纳尼博士说：“父母亲应当拿出一个双方意见一致的决定，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你们是统一阵线。”
Andrea Petersen
家园 估计要看人 象小女，才5岁，神经非常大条，似乎完全不必担心。
前两天，我们夫妻俩吵架，小女似乎完全不当一回事，该吃啥吃啥，该玩啥玩啥，到点就洗脸刷牙，自己上床睡觉。
第二天我送她上幼儿园，路上问她，爸妈吵架你怕不怕？她想都不想，不怕！我有点不相信，问：为什么不怕？她耸了耸肩膀，说：我也不知道，天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