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评倭寇经济 by 郑玄 -- Davi

没有任何数据和论证，就敢下这样的结论，海洋经济都成伪科学了，我服了。

这位作者真是牛人。

还是补充一点吧，免得说偶光骂人没实在话。

这位作者那么多的话，却居然不知道在中日贸易中，因为日本只有金银而没有其他可以大规模出口中国的产品，所以购买中国产品的白银一旦入了中国就流不出去了。他好象也不知道日本人来中国江浙和福建互市，不是只靠中国人往日本贩卖产品。

其他的如葡萄牙商人和美洲商人等，开始大都是贩运货物到中国，再用得到的中国白银购买中国产品带走。一直到明朝消除倭寇开放海禁之后，美洲白银流入才有增长。那么，这些不同的白银周转以及不同的贸易方式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对中国的财政、地区经济和工商业的影响又如何？没有任何数据和基本论证，张口就说海洋经济是伪科学，也不知道这胆子是哪里来的。

真是懒得说他。

作者: coase 发表于《制度经济学与中国》

　　　　　　　 从生丝贸易看中西、中日差异

　　　　　　　　　 ―以及城市经济、领土经济和民族市场―　

　 考察近代西方的兴起，首选的必是布罗代尔的三卷本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通译《资本主义》)。然而，直到今天，人们对与之相对的另一过程――东方――特别是中国的衰落,却仍旧如雾里看花。难怪布氏自己也说:“荒唐的是，中国在遥遥领先后，却于十三世纪停滞不前了......这一切很难弄清，很难说明。中国的命运总的说来存在着相同的问题，十分模糊,至今还难以解决。”[1] 更加之，以王朝兴衰为表现的中国历史的周期性，又给其带来神秘的色彩，愈加令人费解了。

　 然而，在偶涉明代海上贸易与军事时，我却无意间探得一丝先机。

　 首先，过去凡讲到明代海疆,谈郑和似乎成了惯例,南洋贸易也是热点。诚然，郑和用武力擒获苏门答腊与锡兰君主的史实，以及中国商人在南洋的兴盛，足以说明“中国在广州、厦门、泉州和宁波的渔船与商船基础上建立的海上力量稳步增长，中国正处于能成为统治东亚的海上强国的边缘”。[2]

可是,中国毕竟是没能越过那个边缘；有人将其归罪于蒙古的军事威胁,迫使明政府将重心转移到北方。这实在也是一个原因。但须知，驱使郑和远洋的动机，并非是鼓励欧洲人冒险的经济利益，而是皇帝“宣扬国威”的一个念头(或许还有寻找他的前任这一任务)，于是，十五世纪那场大航海，于当时的人们来说，不过是“一个讨厌太监的浪费”(傅吾康)，他们从未意识到正是自己“拒绝了开始横扫世界的伟大商业革命”(傅吾康)。事实上，明代的航海技术自郑和之后便江河日下，乃至要靠考古的发掘才证明明人确有此种航船。同样，对待商人，即使是发生了1605年在菲律宾的近15000名平民被杀的事件后，也不过是送去照会，要求送回寡妇和孤儿。因为在明政府的官僚们眼里，这些移民与不务本者实在是死不足惜,而他们提出的“逐洋内红夷”也不过给皇帝听听而己。同时，在这次事件中，官僚们所暴露出的对外部世界惊人的无知――福建巡抚竟分不清西班牙人与菲律宾土著，也显出这个古老帝国正日趋保守。

　 自然，又有人会将此归功于“自给自足经济”与“地大物博”。可是，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历史上的中国乃是一个贵金属与通货匮乏的国度,布氏所论述的1571年至1821年间美洲的银大量流入中国的情形,正与此相符；再在此基础上，便可将日本的情况纳入考虑。

　 日本在16世纪后半期到17世纪初是东亚第一的产银大国，本地银价极其低廉，金银比值在1600－1630年间仅为1:12―1:13,而此时中国则为1:7―1:8；同时，日本又是当时最大的生丝市场，日本购入纯白生丝而制作出最高级的丝绸，用以满足日本人好穿绸的习惯。当时，唯一能生产这种质量生丝的国家正是中国，所以，从理论上说，从中国将生丝贩运到日本，便能赚取高额利润，一方面是丝的加价，更重要的则是银的差价。

　 据当时的西班牙商人阿比拉―希隆估计，日本一年生丝入口在30－35万日斤(18－21万公斤)左右，[3]而明政府则一度明令禁止中国商人私自与日人交易，故日本生丝只有一小部分可从直接与中国的十年一次的“公船”贸易和走私中取得,大部分都由葡萄牙人、马尼拉的西班牙商人、南洋化的中国商人和荷兰人从中国贩来。葡萄牙人曾一度垄断生丝贸易，据统计，15世纪70年代，葡萄牙人每年从澳门带去生丝10―25万日斤(约6－15万公斤)，他们承运的日本银输出量则为5000―6000贯左右(1.8－2.2万公斤)[4]，可以想见，其中除流入中国的部分外，差价部分应全落入了欧洲商人的口袋。后来，中国运银船也有了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运银量，1661年最高时竟达25000贯(合9万公斤)[5]，此时，适逢日本政府禁止精炼的“灰吹银”出口，更使中国商人将得到的较劣质的银输出到南洋，其中欧洲人的好处又是多多。后来，直到这一航路衰落(幕府实行重金政策，减少金银外流)，对马藩还是通过朝鲜的李朝对中国进行着每年1000－2000贯的生丝贸易。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新井白石所谓日本银已流出3/4之言实为不虚，而今西嘉寿推算1604－1685年日银外流达211万贯目也证实了这一点。至于中国，更是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自然，生丝贸易是中日乃至世界经济史上的重要一环，中日许多学者均有深入的论述，此处如此赘言，乃是为了说明贸易额的巨大，不容忽视。

　 让我们再将视线转回中国。由于这方面史料的极度匮乏(这一方面须归功于正统中国史家的传统，另一方面则在帐册的极少传世)，只得使中国的情形通过“1720年到1750年，圣马洛大商人马贡家族又盯住了中国的黄金：用白银在中国换取黄金，稳能谋得暴利，因为中国银价极高”[6]之类材料表现。很显然，这一过程不可能发生在中国本土，而必是在中国的“外围地带”，即广州乃至南洋等地。基于此，我们是否有理由说，当时的中国，并不完全是一个“贵金属的坟场”，而是与周边地带一起构成了一个作为庞大经济体的“华夷世界”，担当了很大一部分欧洲资本兴起的强大动力机器的任务？甚至于，在日本银矿枯竭以后，如布氏所言，美洲银又成为代替日本银的对华贸易强大赢利工具？至少，我们尚知，即使是在以天朝自居而闭关锁国的清代，对外贸易的数额仍十分巨大，而且是双向的。

　 然而，中国的南北方之间，又进行着白银与其他通货的补偿性贸易。这种贸易的经常性不平衡，又导致了中国政治与世界经济的种种风云变幻。

　 自此，作为一个粗略的结论，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中国确实是当时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并以某种方式向欧洲提供货币(贵金属)，从而加速了欧洲的近代化（货币只是加速器，而非资本）。然而，中国终究没有向现代化国家迈进。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土耳其、俄国与法国，看似有大宗贸易，看似有顺差，但财富最终却流入他国,本国内只有一些“死钱”。就拿俄国来说，粮食和大麻的出售,使荷兰人带来成袋金银，“1650年带2755袋铸币到里加，1651年带来2145袋。1652年带来2012袋，1683年，俄国贸易盈余有823928‘里克斯泰勒’”。[7]而法国的小麦贸易与土耳其的转手货物，亦是欧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这一现象，我们可以引入布罗代尔关于经济类型的两个定义：领土经济与城市经济。

用布罗代尔自己的话说，领土是“面”，城市则是“点”，但两者“都把一个外部区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都要为自己扩张地域......都要形成不折不扣的经济世界。这两个经济形式原先占有的空间后来已被大大超越......在这一超越过程中，两大体系彼此相似”。[8]

　 然而，作为城市经济体系,如威尼斯、热那亚，以至后来的联省共和国,都几乎不存在为填饱肚子的“第一产业”，它们“摆脱了达尼埃尔.托内称之为有效发展，必经阶段的‘农业经济’”。[9]同时，布氏论述，“相反，致力于政治统治一和经济建设的领土国家，长期陷于发展缓慢的农业经济而不能自拔，其处境与当今许多不发达国家相同”。这样，便能理解为什么威尼斯、热那亚与以阿姆斯特丹为中心的荷兰能较为容易地跃上欧洲经济中心的地位，并长时间领先于英法德等大国。可是，当论及英国的例子时，布氏又认为领土国家通过民族市场的完成可取得强大优势，“......任何民族市场的形成,都必须在农业、商业、运输、工业、供应与需求之间达到艰难的平衡，英国自从达到这一平衡后，便显示自己对小小荷兰的无比优越，荷兰这个蕞尔小国从此永远丧失称霸世界的资格，而业已建立了民族市场的英国却如虎添翼”。[10]自然，到此时再审视英国，确切地说是英格兰，在此之前百年间在改善道路、整合赋税、金融等方面有意无意的努力，则真如“一场殊死争斗”(黄仁宇语)。如此种种，方造就出英国的现代国家的基础与性格。至于其后的几度英法战争，其间显示出的英国金融信用之坚挺，经济基础之厚实，莫不显出其巨大优势。

　 推而广之,即是无论“城市经济”在多长时段里领先、优于“领土经济”，但最终不是城市经济通过某种方式建立民族市场，就是领土国家通过努力建立起较完备的民族市场，不管这一过程有多漫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些幅员广大的帝国――特别是中国，既不能树立起城市的领导地位，也不能摆脱农业经济的呆滞与无生命力。这使它们只能永远在依赖农业的国家财政下过活。正因为这种“由一个伟大的农民设计”(黄仁宇语)的国家体制，反过来又束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其所能取得的最大成就，也不过是凭着乡村经济的发展而得到一个时段的“太平盛世”。一如土耳其，纵有十代明君，亦是如此。而中国的情况则尤为严重。

　 中国明清时代的“资本主义萌芽”一向被津津乐道。众所周知,关于“萌芽”的记载很多都出于明清人的笔记，而笔记中未免没有夸大的成分，况且许多笔记中常有狐仙鬼怪之谈，其可信度不应很高。中国的旧传统，一向对大商人、大地产怀有仇视心理。政府往往会采取拆散大地产的行为，故而经济发达的江南，很少有千亩以上的地主；而对商人，往往任其由官吏勒索，如广州公所基金的设立(1775)，就是随时准备向官吏们“进贡”的；对于更富有的商人,政府则会采取严酷的手段(这取决于地方官吏的好恶)，加以莫须有罪名，乘机抄没家产等等。因此，商人与地主们不能形成足够大的经济力量，对小农式的经济造成威胁。这也符合哈耶克所谓中华旧帝国官僚逻辑过于强大，干涉产权而导致社会失去发展动力从而停滞之说。而“纵然在特殊情况下，某人‘田连郡县’，某家‘积资钜万’，孤立之财富无从引导群众参加，更不可能改造社会”。[11]

　 中国的旧王朝，往往会在开国之初取得炫目的成就，这并不全是开国之君们有多“英明”，其很大因素在土地。经常是，某一王朝开创之初，国家刚经战乱，有大量无主土地，或者是土地产权很模糊，而中央政府则乘机进行统一规划，分配土地给农民，再经过一段时间经营，土地自会有产出，“盛世”也就来了。而时间一长， 农村里人口的消长，产权的转移，使得问题复杂化。这时，无论地主农民，都竭力少报户口土地，使在册人口土地与垦田减少，而国家赖以生存之税收势必减少,这又将消弱中央的统制力。（按秦晖之论述，唐以前似乎还有另一番面目。但本文仅限于约1500年以后，故文中提及"旧王朝"、"旧中国"等一律指代明清而已）。这种情形，在明代尤为严重，说明政府是亡于财政，倒是一点也不错。到了清代，则又多了个人口问题，乾隆时人口大约在三亿上下！于是,低收入陷井慢慢铺开，由于白银的大量流入，银价下跌，谷价上涨至300％，这一过程被遏止。然而清代后期，铜钱贬值，到1838年，1650文铜钱才换银一两，[12]于是大量农民被拉入这一过程，时至今日其不良影响还有待消除。

　 中国旧式的以农为本，意即着眼于一“低水平的平衡”，这是很大程度上区别于欧洲国家的。在此着眼点上，一切可能妨碍这一平衡的，统统要予以摘除；而往往一旦这种平衡不能维持，农业经济就拖死整个体系，使之负重不堪。所以明代地理书籍不教人开矿，反而搞“矿防图说”；清代漕运，运费也远超所运粮米之赀，原因何在？政府根本不是从经济角度考滤问题而已。因此，“资本主义已成为一种体制，必经过某种突破。亦即国民经济生活承受内外压力，曾经作过空前调整，以致不可逆转”。[13]要做到这一点，以中国的农业经济而言，要全凭己力打破政治上的压力与自身的惯性，无异于痴人说梦。

　 可是，将眼光放到东亚的另一个领土国家――日本时，可以发现潜藏在“汉化”之下的许多东西。

　 先是自1567年(永禄十年)织田信长于美浓发布乐市乐座令以后，这一政策由德川幕府继续推行,有效排除了行会特权的干涉，促进了自由商业贸易。同时撤废了关卡，免除杂税和公定斗升量具，以及禁止撰钱。(撰钱：用皇朝钱、输入钱当作“精钱”,与不足值的“恶钱”交换时要求贴水的一种选钱)。其后，德川日本经历了空前的都市化，自1650年(庆安三年)至1750年(宽延三年)，江户、大阪、京都三地人口便已增加1倍，名古屋、仙台、金泽.福冈等八城市亦增长60％，这种高速的城市化与当时日本人口的比例是极惊人的。而且，町人阶级也很快形成了。之后，在锁国体系完成，农业扩大，大城市停滞的背景下，商业依然保留了生命力。

　 同时，日本的沿岸与内海运输也相当惊人，自1619年(元和五年)成立菱垣驳船，1658年(万治元年)成立樽驳船后，海运迅速发展，并于十七世纪末开始实行“包船”，即分摊漂没损失，实是最初形式的海上保险。其后两家船行互相竞争，直至19世纪，都形成了大型的船队与固定航班，又有标准脚费，基本奠定了近代海运的基础。[14]与之相比，清代海运商人庞大而又排外的利益集团，实在不可同日而语了。(嘉庆时代，江苏省有三千五百条沙船。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上》，P130)前面所述的丝织业，也是日本手工业中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直至今天，西阵的织工还用手工织制昂贵的织物；在川端康成笔下，这种古老的技术被赋予了诗一般的意境，成了小说《古都》中最具传统魅力的一道景观。

　 从上述事件来看，日本的经明治而强盛，与步履沉重的中华帝国形成鲜明对比，其实有很大部分原因出于此：民族市场的雏形已定，主要经济城市的领导地位被确立，等等。这实在是比“日人善模仿”、“强力政府”更有力的证据(老实说，也更象样)。

　 在这儿，似乎又能得出结论，那便是形似中国、土耳其之类的国家，要全凭己力步入“资本主义”(布罗代尔语，即现代国家)，即使可能，亦是一件艰难之举。

　 然而，布罗代尔的“领土经济”这一概念，不仅有助于我们解决中国的历史问题，亦预示着中国经济可能取得的成就：试想一个十二亿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民族市场若能形成，其对内对外当发挥出多大优势？或许诚如黄仁宇先生所言，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已经过一百年左右的历程，“包含着极大规模之颠簸，也有无数的纵横曲折”，“不失为划时代之壮举”，[15]如此艰辛，用时髦的话题来说，现代化而已。而现代化中，民族市场之建立与完善又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本文之述说，由中日贸易而至英国兴起，再至中日现代化的比较，当然不是想要解决这其间一系列的疑问（这也不是短短几千字能解决的），而是想要提出一些问题：南洋贸易的真实情况与范围究竟怎样？中国旧体制是如何扼杀社会的前进的？日本的独特经济社会结构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形成又有什么条件？在西方兴起的过程中，以中国为首的“华夷世界”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又有多大？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史学界几代人的考据订证和探讨。

　 最后，我仍愿借用布罗代尔的结论，西方的兴起与东方的衰落乃是一个双重而又统一的过程,“两种解释(内因论与外因论)错综复杂地胶合在一起”,[16]造成了今天世界的格局。

[1]《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与不可能》,P445，三联，93，布罗代尔。

[2]《中国：传统与变革》,P198，费正清、赖肖尔。

[3]《日本王国记》，岩波，P66－67。

[4]《经济社会的成立：17－18世纪》，日本经济史，P139，三联。

[5]《经济社会的成立：17－18世纪》，日本经济史，P151，三联。

[6]《法兰西的特性，人与物(下)》,P353，布罗代尔，商务，97。

[7]《世界的时间》，P335，三联，布罗代尔。

[8]《世界的时间》，P332，三联，布罗代尔。

[9]《世界的时间》，P509，三联，布罗代尔。

[10]《世界的时间》，P335，三联，布罗代尔。

[11]《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P22，三联，97，黄仁宇。

[12]《剑桥中国晚清史.上》，P194。

[13]《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P22，三联，97，黄仁宇。

[14]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误以为1772年菱垣与樽驳船合并，但其记载的共有船266艘倒是确切数字。

[15]《放宽历史的视界》，P447，社科，黄仁宇。

[16]《资本主义论丛》，P116,中央编译，布罗代尔。

他拿什么换中国的商品？当然是中国需要的东西，比如刀器、火器。实际上商业的作用是很深刻的，墨西哥的银矿使对外贸易只能达到使白银贬值这一唯一作用的论断实在是有些外行。比如上也可以使社会要素重组，打破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