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拜山贴兼拜年贴：闲话日本汉学家之内藤湖南 -- 萧让
家园 【原创】拜山贴兼拜年贴：闲话日本汉学家之内藤湖南 闲话日本汉学家之内藤湖南
文：萧让
内藤湖南是日本京都学派的创始人，在日本汉学界的地位可用泰山北斗来形容。谷川道雄把他比作日本的陈寅恪，他的唐宋变革论也常常用来和陈寅恪的关陇集团说相提并论，同样被人质疑不断却始终无法动摇其根基，更无人有能力建立一个类似的理论框架取而代之。只是陈寅恪的关陇集团说主要针对南北朝隋唐时代，而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不仅着眼于唐宋之交，更立足于此，论述到了中国千年之后的变化，视野似乎更为宏大。此外，陈氏的学说主要是针对史实进行梳理，为学术而学术，不受政治观点所左右，显得干净而纯粹。相比之下，内藤的学说实用主义色彩过于强烈，史学为现实服务的目的很明显。尽管他曾抨击东京大学将学术与政治挂钩的风气，但他自己的主要历史观点，都在有意无意地为日本侵华提供理论依据。不过，大凡带有时代烙印的理论多会随着时事变迁而失去意义，比如当年的儒法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等等，现在已不再被人提起。而内藤的学说却能超越时代，超越国界，为众多学者所继承发展，成为日本史学界的主流意见，影响有增无减，足以证明内藤的不凡之处，很难以“御用文人”等闲视之。
内藤湖南并非历史科班出身，一生最高学历也就是2年的师范专科生，却被京都大学聘为东洋史学科首席讲座教授，开创一代学风，堪称奇迹。陈寅恪曾有“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之句，并评论说三人之中，以内藤湖南的学养最为深厚。在中国声名赫赫的宫崎市定、谷川道雄等人都出自他的门下。对于这样一位汉学宗师级人物，了解其人其史，是很应该的事。
一、内藤湖南其人其史
内藤湖南于1866年生于秋田县，本名内藤虎次郎，字炳卿，自号湖南。关于他的名号，网上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他曾经对一位湖南籍中国留学生说过这样的话：“你是湖南人，我也到过湖南。我对湖南特别有好感，我钦佩你们湖南人。湖南出生了曾左彭胡那样杰出的人材，我看将来能够收拾大局的恐怕还是湖南人。所以我把名字改为内藤湖南。”这说法听来很有趣^_^ 不过一般认为他这个名号是因为他出生于秋田县十和田湖之南的缘故。此说亦为内藤的再传弟子谷川道雄所证实。
内藤湖南的祖父、父亲都精通儒学。家学渊源，他很小就接触汉学，并能用汉文写作。童年时的家庭熏陶，是他的中国情结产生之始。小学读完之后，他念了两年的秋田师范学院，然后在家乡的小学任教。1887年，21岁的内藤湖南背着父母去东京寻找自己的远大前程，以时事评论起家，很快声誉鹊起，成为著名记者和社会活动家，结交了不少中日名人。1894年，29岁的内藤湖南正式加入日本销量最大、影响最大的《朝日新闻》报，并担任主笔。这是日本新闻界作为记者所能达到的最高位置，他任此职约有7年之久。1907年，41岁的内藤湖南受邀出任京都大学史学教授，专治东洋史，开创京都学派，门下弟子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可以说，内藤的一生可划分为两个阶段，无论是新闻记者还是史学教授，他都做得相当出色，堪称该行业的翘楚。
在他20年的记者生涯中，内藤是以时事评论家闻名于世的，与政治关系密切。他曾长期担任松方内阁内阁书记官长高桥健三的秘书。事实上，松方内阁内阁的《内阁政纲》就是他协助高桥起草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刚占领台湾时，向来关心时政的他从《朝日新闻》社辞职，专程赴台出任新创刊的《台湾日报》的主笔，并就如何统治台湾写了一系列文章。当时流行的一种看法是应该将台湾人与日本人一视同仁，实行“王道仁政”，以换取台人归心。一向给人以亲中之感的内藤湖南却强烈反对这种做法，毫不客气地称台湾人就是一群“土人”（内藤原话如此），只有低等种族的趋利避害之心，没有形成国家观念。（内藤湖南：〈变通なき一视同仁〉）内藤很坦率地说，日本付出伤亡若干，耗费国库数以亿计，如果只是为了这群台湾土人的福祉，日本开疆拓土的意义何在？（内藤湖南：〈台湾政治の大目的〉）内藤认为，对于台湾人只需要实行全盘日化就可以了，要求他们学日语，风俗习惯完全日化，对于成绩优异的给与奖励，不出十年，必有效果。（内藤湖南：〈移风易俗の一环〉）内藤的建议有不少被当局采纳，也确实收效明显。抗战结束后，日本撤离台湾，由国军接手。台湾人与外省人之间的争执日益激烈，爆发了二二八事变。台湾本身人大杀外省人，但相约“会日语的不杀”，就是一例。当然，台湾“皇民化”的流毒尚不止此，这里不多谈了。
了解了这一背景，再看他大谈如何热爱中国文化，感觉总有些异样。但对于内藤湖南来说，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他所倾慕的古代中国，高贵、华丽、典雅，散落在灿若锦绣的六朝辞赋中，凝固在满纸烟云的书法绘画中。那是他用意象搭建起来的文化中国，和现实中衰败腐朽的晚清帝国并不相干。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国势蒸蒸日上，国民信心爆棚，自然会看轻仍在列强威压下屈辱挣扎的中国。内藤也不例外。但他和当时贬斥中国文化、强调日本文化独立性的白鸟库吉等不同，他认为中日文化一体，日本文化脱胎于中国文化而生。他毕生潜心研究中国文化，正是为了寻找日本文化的本源。既然中日同文同源，内藤发自内心地觉得日本对于拯救衰亡中的中国文化负有某种神圣的使命感。他骄傲地宣称：
“日本的天职就是日本的天职，它不在于中介西洋文明，传之于支那，使其在东洋弘广，也不在于保全支那的旧物，售之于西洋，而在于使我日本的文明，日本的趣味，风靡天下，光被坤舆。”
这一信念（或者说执念？）是构筑起内藤精神世界的坚固基石。他的整个史学观都是以此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的。对于现实的关注和对于历史的追溯同为双翼，也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看，才能感觉出他的微言大义吧。事实上，在读内藤的作品时，你几乎时时刻刻都能感觉出他身上的民族主义情绪。那种明治维新后日本人的骄傲自负、一心以为自己是东亚文明拯救者的傲慢心态，弥漫在他的每一行文字中。
因此，不必诧异为何内藤一方面盛赞中国文化，一方面大力鼓吹日本侵华有理。内藤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他的眼中，中华并不等同于中国。前者是永恒的文化，后者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既然日本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当然也同样可以成为中华文明的代表。内藤学说的两大支柱：一是文化中心转移论，二是唐宋变革论，都是和他的政治态度相辅相成的。而在此之前，我们还是先谈一下他的中日文化同源论。
（二、中日文化同源论）
问候虎兄及各位河友好，祝大家新年快乐！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果然内藤的学说是一套一套的，算大师。 家园 谢谢介绍。 家园 【原创】三、文化中心转移论（下） 细心地读者会留意到，在这一段论述中，文化中心的移动已经超越了国境，涉及到了异民族之间相互学习的问题。内藤在这方面的论述被称为“波动论”，即文化中心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会刺激当地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并产生对抗力，“犹如水波受到池子四周堤岸的阻挡，又反作用于池中心一样。”作用力越大，受到的反作用力就越强，这是由文化交流的互动性决定的。
根据以上论述，内藤简洁清晰地勾勒出了文化传播的三种途径：一是文化自身由内而外发展的路径，即上古某时代某一地发生的文化，渐渐成长壮大并向四方扩散，宛如投石于池中，涟漪层层荡开，布满整个湖面。二是主体文化成熟之后，必然会对周边野蛮民族产生影响，也会受到对方的相应反弹，产生类似浪拍岸堤的效果。此外，水波有时还会越过堤岸，流向附近的地方，与其它洪流交汇在一起，引发世界范围内的震荡与波动。这是文化传播的第三种途径。
中国地处东亚，地理环境限制了中国与其它大洲的交流，因此文化传播主要遵循前两种途径。本体文化的发展及其与周边新兴种族的互动，相互作用，中国历史因此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历史现象纵然纷繁复杂，但把握到这一规律，便能在激流之中，仍能清晰地感知到水流的方向。内藤沿着这一思路逐一梳理，提出了他自己的中国历史分期说。
现行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将1840年以前的中国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阶段，认为中国在战国时期进入了封建时代。这是郭沫若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次尝试。他在1930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出此说，当时就遇到了不少反对意见。建国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郭氏的学说被写进历史教材，广为人知，但在学术界一直反对声不断。几十年过去，中国古史分期由“三论五说”发展到众说纷纭，迄今仍无定论。
然而在国际学术界，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众多流派之一。十九世纪西风东渐，也把西方主流史观的“上古、中世、近世”的三段式分期法，传入了日本和中国。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日本先行一步，那珂通世首倡、桑原骘藏继之，运用西方史观写作中国通史，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细节虽有不同，但都以政治为标准，而这正是内藤湖南所反对的。
中国传统的历史叙述，专注于政治军事史。所有的治乱兴衰，都成为后来者最生动鲜活的教科书，以史为鉴，使得统治手段益发精巧，对于民众思想的控制益发严苛，却总是顾此失彼，并不能挽救王朝覆灭的命运。既然如此，以朝代的更迭或政治手段的变革来划分历史阶段，有何意义可言？因此，根据中国文化发展的波动大势来作时代划分，才是最为合理、自然的方法。内藤湖南如是说。
赫赫王朝，终将归于尘土。脉脉书香，才是一个民族不灭的灵魂。以此为依据，内藤湖南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和两个过渡期：
从开天辟地到东汉中叶为上古时代。这一阶段可再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中国文化的形成时代，即中国本部华夏民族文化实现一统的时代；后期是中国文化向外部发展, 演变成为所谓东洋史的时代。与传统以秦统一作为上古前期的终结不同，内藤湖南把该民族产生历史自觉的时期作为划分上古史的标准，视司马迁《史记》的问世为标志性事件，因这体现出了中华民族整体性历史觉悟的产生。当一个孩子开始思索自己出生的状况，那就表明他已经长大。
汉武帝之世，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化开始成型。随着汉朝的对外征伐，中国文化自然向周边扩散。西汉从政治上赢得了四周蛮夷的臣服；东汉则从文化上普及于各国。在传播汉字和扩散文化方面，东汉远较西汉更为显著。文化普及的结果同时促进了各民族的觉醒。内藤湖南认为，西汉末期王莽时代的蛮夷叛乱就是各蛮夷逐步产生民族自觉的例证之一。在《后汉书》的蛮夷列传中，基本都有各蛮夷种族起源的记载，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东亚的历史不再只是中国汉族的历史，而成为各种族共同的历史。中国主体文化既已确立，上古时代也随之而结束。
从东汉后半期到西晋，是从上古时代到中古时代的过渡期，中国文化暂时停止向外发展。儒学逐步由学术领域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于名节的崇尚到了内藤所说的“学问中毒”的地步。与此同时周边异族民族意识日渐强烈，势力反侵中原，演变成“五胡乱华”的局面，中国随即进入中世时代。
中世时代由五胡十六国开始，到唐代中期结束。在异族的冲击下，中国文化完成了痛苦的裂变与再生，胡汉交融的结果诞生了新兴的隋唐文化。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青壮年时期，人们渴望建功立业，勇于吸纳一切外来事物，如同一个奋发有为的年轻人，对外界充满好奇。隋唐时代，中国对外的影响力达到顶点，东亚文化圈在此时成型。然而基于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原理，周边异族对中国的影响力也必然水涨船高。
唐末五代是外族势力极盛的时期，也是中古到近世的过渡期。
由宋代开始，中国进入近世时期，直至清末。宋元为近世的前期，明清为近世的后期。贵族没落，君王独裁，平民地位提高，构成了中国特色的近世史。文学艺术极盛，政治军事却逐渐对民众的吸引力，恰如人到老年，建功立业已不再是心之所系，追求心境的宁静与祥和，厌恶纷争和战斗。进入近世之后中国文化发展到烂熟，但衰亡的种子总是在极盛中播下，这一过于早熟的文明，历时千年，最终催生出了弊病重重的晚清帝国，正如老年人活了太久，终必面临衰亡的一刻。
内藤湖南的这套中毒解读论，或者异族输血论，无疑有他的政治动机。不过他对于唐宋断代的说法确实发人深省，不因时移世易而失去光彩。他以“宋代近世论”为中心的中国历史分期法，又称“内藤假说”，是内藤学说中最具国际影响力的部分，至今仍被欧美学术界广泛引用。在中国，“内藤假说”的影响也不小，以此为题的论文一搜一大把，不过常用的是另外一个称呼：唐宋变革论。
（四、唐宋变革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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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花顶好贴！ 另有一问题请教萧兄：
在汉字传入之前，安南、朝鲜、日本、暹罗等处，是否有其本土本族的文字出现？是其压根就没有呢？还是原来也有（包括原始文字如彩陶上的刻画符号等等），只是由于秦始皇开始的“书同文”，而被汉字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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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始文字应该没有，装饰性的刻画花纹倒是有 比如日本绳纹时代的陶器刻纹，但这个不能算吧？朝鲜也有檀君朝鲜一说，陶器上有树叶的刻纹。不过檀君朝鲜不是现今韩国人的先祖，这个一些韩国学者也是承认的。
另：按朝鲜古史记载檀君在尧帝登基后50年开国的，从出土的工具和陶器刻纹看，其实更接近东夷民族的少昊氏，而不是韩国人说的古亚细亚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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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好歹要有个城邦了， 管的人过千，才会出现专门的书写文字。 正式文字是组织机构的管理工具。当然印加帝国用结绳也能管理国家。在此之前，巫师在墙头，瓦片，龟壳上刻刻画画只能算原始文字。有继承性，但没有流通性。从信息学的角度来看，只能算codec转换码，还没到protocol通信协议. 对应到考古学上, 正式文字和原始文字的区别就是有广为公开传授protocol通信协议的文字才是正式文字, 就是有非血亲教学体系的文字. 书同文就是统一通信协议, 不用有专人来转换码. 使用方面,原始文字自然会被流通性更大的正式文字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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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同问 这个问题感兴趣很久了，但好像没见过什么资料。
大学时看过北朝鲜发掘“檀君墓”的“考古报告”，声称有原始文字，并且非甲骨、金文系统。
家园 没承想萧让mm也是河里的老人啊， 一点心意，不成敬意，望请笑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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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直在天涯煮酒论史追看mm的大作《武则天――女皇之路》，也买了mm的实体书留着收藏（有点私心，想留给年仅三岁半的小女启蒙女强人之路
）希望能在西西河读到mm更多更好的文章！
家园 呵，谢谢你喜欢。
家园 挑个问题 “松风内阁”应该是“松方内阁”之误。
高桥健三是第二次松方内阁的书记官长。
家园 【原创】三、文化中心转移论（上） 三、文化中心转移论
据内藤本人陈述，他提出文化中心转移论，是受了清人赵翼 “長安地气说”的启发。赵翼在他的《廿二史劄記》中指出唐代的开元、天宝之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键性时期，地气渐渐从西北转移到东北，由安史之乱发其兆。唐末长安城的焚毁，标志着西北地气已竭。女真、满洲兴起，两度灭亡中原政权，是王气聚结于东北的证明。燕京取代了长安，成为新的政治中心。
“地气”一词，也屡屡出现在内藤湖南的著述中。他遍游北京京城、郊县、皇陵、长城之后，认为北京“规模宏壮，不愧大帝国之都城”，可是观其郊野，“旁近之山，皆为光秃，地气之尽，于是见其实状”。民众也无心维护，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局面，已经不是一时的政局得失所能改变的，并且断言，就算之后世易时移，中国也不会再以北京为都城。这个他当然料错了^_^
这里所说的“地气”，类似于中国人常说的“王气”，展现出内藤湖南旧式学者的一面。不过，正如，内藤湖南的“文化中心转移论”和赵翼的“长安地气说”仍有不同之处，前者着眼于人文的兴替，而后者只是看重帝业的兴衰。燕京虽然是帝国之都，足称形胜，但还当不起文化中心这个词，起码在内藤看来是这样。
内藤湖南有关“文化中心转移论”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地势臆说》、《学变臆说》和《日本的天职与学者》等文中，概括起来有以下三重含意：
1. 文化中心将随着时势、地势的推移而变动；
2. 在不同的时间段，掌握文化的人群阶层、以及文化的表现形式也在不断变化中；
3. 文化的传播会产生类似“作用力与反作用”的现象，后起的民族和地区会以不同的方式反过来对原有的文化中心施加影响。
如前所述，内藤的主要学术观点都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他向来反对“中国文明停滞论”，在《学变臆说》一文中，他重申立场。当时有一种说法，指西洋文明是直线发展的，而中国历史就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一直是王朝更迭兴盛衰亡，既无进步，也无变革，就像一个首尾相接的圆，永远走不出这个怪圈，这就是“环线循环说”。（这说法现在貌似也很流行。）对此，内藤提出了“天运螺旋形循环说”。这名字听起来很玄，内藤阐述得更玄，扯了一大堆“天运”“循环”“宗教”“进化论”乃至“星雾”和“天体”，很容易让人发晕。简单地说，就是中国文明虽然看似在原地转圈，其实是在螺旋式前进。这是内藤从时间的角度描述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
与之对应，中国文化的传播也不是呈直线形的，而是以点及线，向四周辐射，“形成无数支流，缠绕着、螺旋型向前推移”。（内藤湖南：<学变臆说>）这涡状星云核心处的人文荟萃之地，就是内藤所说的文化中心。这是内藤从空间的角度描述中国文化的传播路径。
“中国自古以来，文化就在不断地发展、移动、前进。”从上古时代起至战国末为止，文化中心在洛阳。秦灭六国而统一天下，文化中心随之移动到长安，汉唐发展到极盛。之后由于地理关系和人力作用，“例如开凿大运河，文化中心的移动也受到影响。……南宋以后，中国文化日益往东南发展，近来大致是沿着大运河流域形成文化中心。”（内藤湖南：<新支那论>）运河的两端，北方的燕京为政治中心，南方的江南为文化中心。
这些地方的文化过于成熟时，就会开发以前尚未开发的地区。“过去的文化中心渐趋衰退，而一些文化未开之地却开化起来，有些还成为新的文化中心。”内藤生活的那个时代，正值江浙文化的全盛时期，而在上古时期，江浙还是蛮夷之地。内藤预言，中国文化的中心还会继续南移，“将来必有广东地方文化全盛的时代。”这个他倒是说中了^_^
“以时为经，以地为纬，在此错综变化中形成的文化史，可谓美丽璀璨。”内藤以这样诗意的预言描绘出中国文化的发展史：周代初期完备礼制，春秋战国时纵横家辈出。汉代文献学、训诂学日益精密，六朝流行清谈和美文。唐代的诗歌，宋代的儒学，明清则是类书编撰及朴学盛行的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独特的文化气质和成就，令内藤湖南赞叹不已。难怪儿子会揶揄他：“凡是中国的东西，他都喜欢”了。
除了地势的移动和表现方式的变化，中国的文化中心还有一个随时间推移而逐渐下移的趋势，即文化越来越掌握在老百姓手中。从东汉到唐代，文化历来为门阀士族所占有。唐末士族灭亡，科举寒士掌握了朝政，文化中心随之转移到了士大夫手中。元代异族入侵，不设科举，上层官僚多为蒙古人、色目人把持，在野的处士随即成为文艺创作的主导阶层。明清以降，就连市井商贩也参与到文化活动中来。文化阶层的扩大，使得传统学术与艺术、科学彼此影响，渐有交融的趋势。
内藤写到这里，仍觉意犹未尽。在之后的研究中，他把文化中心移动说放到世界文化的背景下，认为也同样适用：
“希腊的哲人多在埃及、腓尼基学习。罗马的学者和法律制定者多游学于希腊。……由此看来，在文化中心移动的过程中，后起的中心在继承之前文化中心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所损益。前者的特色或有失去，为后者的特色所取代，这都是合乎时宜的。正因为如此，人道与文明的系统才能够万世永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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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这几天穷忙，直到今日才看到大作， 迎接来迟，萧兄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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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变化，作者，声望:1；铢钱:16。你，乐善:1；铢钱:-1。本帖花: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