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泰西英雄传 -- 丁男

1941年至1943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极端艰苦困难的时期。

1941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德国法西斯在侵占欧洲大片领土后，于6月22日突然向苏联大举进攻; 而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南亚诸国后，于12月8日挑起珍珠港事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在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加紧诱降，一再拉拢与之和谈; 同时加强对中国的政治分化，竭力挑拨国共冲突。为了巩固占领区，日本帝国主义抽调大批兵力，从1941年春到1942年冬，在华北连续制造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加紧了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清剿”。

国民党当局在复杂的反法西斯斗争中，置中华民族利益于不顾，悍然对坚持抗战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动新的“围剿”。1941年1月7日，令人震惊的“皖南事变”发生了，新四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国民党反动当局变本加厉，竟然进一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并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

至于华北地区，1939年蒋介石为了加强沈鸿烈的权威，在山东实行党、政、军一元化，任命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兼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沈鸿烈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对蒋介石更加忠诚拥戴。其在山东所作所为，都是看蒋介石的眼色行事。

抗日战争初期，沈鸿烈与八路军及其他抗日力量的合作关系尚好，曾制定实施八条抗日施政方针，与共产党的武装联合抗日。随着蒋介石反共不抵抗政策的推行--竭力强调“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统一政令”、“统一军令”; 大肆叫嚣“防共”、“限共”、“反共”，“三分抗日，七分反共”--沈鸿烈深体其意，根据这种精神，指责八路军“破坏行政系统”、“游而不击”，由联共逐渐走向反共，国民党中央《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发布后，他更是把主要力量用于反共--在党、政、军各种会议上讲话，在各种文电中，十分露骨地提出“宁亡于日，不亡于共”，“亡于日尚有恢复之望，亡于共必无葬身之地”，“宁可匪化，不可赤化”，“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反”，“庆父不除，鲁乱未已”，“灭此朝食，出民水火”等等，号召积极反共。

从1940年春开始，沈鸿烈在山东各地制造磨擦，最初还有所顾忌，比较隐蔽，规模也较小，及至“皖南事变”后，公开地、大规模地磨擦普遍展开，在鲁西北同陈光、杨勇，在鲁北同肖华，在鲁东同罗荣桓，在鲁南同廖容标（江西赣县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共产党。开国中将）以及各地八路军领导的游击部队进行磨擦，但每次磨擦，都是以失败告终。

鲁东和鲁南两个山区，是国共两军争夺的重点。国民党中央特派卢斌（湖北黄冈人）来鲁协助沈鸿烈反共。卢斌1921年加入共产党。1925年任黄埔军校教官，曾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后被捕叛变，投靠国民党。沈鸿烈派卢斌任国民党鲁东行署主任，负责指挥七、八、九三个专区及青岛、烟台、威海三市的党政军反共，派刘慕琨及八区专员厉文礼为副主任。1941年因内部矛盾，厉部哗变，卢、刘同被击毙，沈鸿烈在鲁东的反共部署彻底破产。鲁南是沈鸿烈亲自负责指挥，在蒙阴、莱芜一带，与廖容标部拉据一年多，伤亡很大，地盘日缩。反共的结果是沈鸿烈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终于感到难以继续; 乃于1941年冬，由教导团护送去渝，经过九天的昼伏夜行，到了河南夏邑附近，突遭日军伏击，几乎送了性命，最后抵达汤恩伯的防区。

当时，冀鲁豫边区面对着日、伪、顽、会（道门）、匪（土匪）的夹击。国民党反动派的顽固军队主要有三十九集团军石友三部队4万余人（1940年12月石友三被高树勋活埋处决，后者继任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部2万余人，国民党苏北挺进军冯子固部1.3万余人，朱世勤部1万余人。此外，还有丁树本、杜淑、齐子修、孙秉贤等部，少则2、3000人，多者5、6000人。他们各霸一方，彼此勾心斗角，但在反共反人民、消灭八路军、进攻抗日根据地方面则是统一的、联合的。本部与日伪军作战时，他们往往配合日寇从背后杀来。特别是孙良诚公开投敌后，对根据地造成极大破坏，他的部队长期盘踞在成武、定陶、曹县一带，猖狂进攻根据地，奸淫烧杀、抓丁抢粮，无恶不作，群众无不恨之入骨，其中最疯狂的是段海洲部8000余人，本部经过三面夹攻、5次激战，终于将段海洲部歼灭。

冀鲁豫地区7个军分区，都是在日、伪、顽的分割包围下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各个地区都有一些土顽部队，他们大都是由地主、豪绅、恶霸分子的头面人物指挥，是一批凶恶狡诈的地头蛇。另外，还掌握着一批地方民团和会道门，有相当深厚的封建势力为社会基础--你打他一下，他收缩一点; 不久又死灰复燃，不容易彻底消灭--对根据地危害极大。

斗争形势犬牙交错，敌伪顽的联合进攻，形势日益恶化，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根据地不断缩小，部队减员严重，再加上天灾人祸频频，斗争环境极端困难。

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原是冯玉祥部下，曾参加对江西苏区的“围剿”，结果被红军歼灭了1个旅，遂托病离开前线。其部后随赵博生、董振堂等同志在宁都起义，参加了工农红军。为此，高树勋受到蒋介石的通缉，被迫逃往天津英租界避难。1933年5月，他与吉鸿昌将军一同奔赴张家口，协助冯玉祥将军组织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再度逃回天津英租界隐居。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高树勋接受北平宋哲元将军的邀请，出任河北省保安处长。“卢沟桥事变”后，他集中河北民团近万人在大名整编，组成河北省暂编第1师，自任师长。1939年改编为国民党第十军团第1军，高树勋任军长，受石友三指挥。1940年，第1军改编为第三十九集团军新8军，高树勋任副总司令兼新8军军长（石友三任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69军军长）。

高树勋与石友三相识于微时，是结义兄弟、交情不浅; 后者与日军勾结后，数次将高树勋部队行动计划通报日军，并劝其一起投靠日军。高树勋不愿做汉奸，两人矛盾日深。时任鲁西行署主任兼游击主任的孙良诚亦为西北军出身，资格老、威望高，曾是石友三、高树勋的长官。闻知石、高芥蒂日深，便从中斡旋，约石友三到高树勋部驻地开会，1940年12月1日，高树勋乘开会之机，将众叛亲离的石友三抓获，当夜活埋其于河南濮县柳下屯村外。蒋介石遂任命高树勋为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新8军军长，又安排自己的亲信毕广垣担任第69军军长。第三十九集团军拥有两个军，总兵力近4万人，各种炮20余门、轻重机枪400余挺、步枪2万余支，曾多次进攻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也多次遭受抗日军民的打击。

高树勋虽然反共积极，但是还有爱国之心，一直拒不投降日军。1942年5月，孙良诚投降日寇后，日军为迫使高树勋投降，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日军调集步、骑、炮兵近万人，在飞机掩护下，直扑新8军驻地濮阳、濮县一带。由于高树勋部缺乏对日作战准备，又自恃有深沟高垒为屏障，当日军大部队突然袭击，猛烈炮火和飞机狂轰滥炸，土木工事顷刻土崩瓦解，深沟高垒被削平时，官兵伤亡惨重，乱作一团，纷纷向八路军根据地溃退逃避。冀鲁豫军区和教3旅首长，从民族大义出发，考虑到高树勋还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军人，便不念旧恶，给予帮助和支持--危难之际，伸出友谊援助之手，发动群众为其部队带路、筹粮，供应肉菜、烧柴，对其流散人员及武器收容后送归原部。还派教3旅队训科长王正南同志，持杨得志司令员的亲笔信，到高树勋的司令部与其谈判。高树勋亲自接待了王科长，对八路军不念旧恶，团结抗日的热忱表示感谢。王正南同志向他通报了敌情，对其坚决抗日、不投敌卖国的正义行动表示钦佩，并根据斗争形势指出正确出路: 如要真正抗战救国，就必须与共产党、八路军精诚合作，不反共、不害民，实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如果还有难言之苦，不便公开与八路军密切合作，联手对日作战，则原驻地濮阳一带很难立足，日寇绝不容其在陇海路近侧安身，那就只有越过陇海铁路退往河南，与国民党汤恩伯集团靠拢，八路军绝不阻拦，而且将给予协助。高树勋踌躇良久，思考再三，决心越过陇海路南下。临别时，他拜托王正南同志转告杨得志司令员: “八路军对我高树勋仁至义尽，不念旧恶，真诚相助，高某从今往后，绝不和八路军作战，请杨司令相信我绝不食言。”遂率部队进至曹县以南，在教4旅掩护下，8月中旬越过陇海铁路向河南转移。

在共产党的长期争取教育下，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将军率领新8军和河北民军部队1万余人，在河北省马头镇举行了战场起义，改编为“民主建国军”，由高树勋任军长。这一正义行动，为国民党陆、海、空军中一切有爱国心、有正义感的官兵树立了一面旗帜，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政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高树勋运动”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起来，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1941年以后，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斗争形势持续恶化。为了适应新的形势，1941年7月，鲁西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为冀鲁豫军区，杨得志同志任军区司令员，苏振华同志任政治委员。杨勇同志赴廷安，肖华同志调115师任政治部主任。教导3旅由王秉璋同志任旅长，曾思玉同志任政治委员，下辖7、8、9团建制未变。孙连捷仍在旅直政治处任青年干事。

在百团大战和之后的战争中，第十八集团军总部不断组织巡视团（即八路军总部巡视团），由野战政治部领导，奉总部之命回旋于各敌后根据地--巡视团总人数不超过100人，大多是经过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优秀学员，可谓八路军的瑰宝--既是一支促进总部与各军区联系的队伍，也是一支机动加强各地军政实力的重要力量。罗瑞卿、余秋里等同志先后负责过此项工作。

1941年春末夏初，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组织了巡视团，由野战政治部组织部长周桓（辽宁庄河人，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共产党。开国上将）同志、总部参谋处长阎揆要（陕西佳县人，黄埔一期生，1926年加入共产党。开国中将）同志任正、副团长，带领总部一批干部到冀鲁豫军区巡视工作，任务是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帮助指导部队建设，提高部队军政素质。集总巡视团和冀鲁豫军区党委研究，为了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集中全军区连以上干部分期分批轮流训练，学习中央决定，组织对照检查，增强干部的党性。

军区轮训队第一期，由周桓、苏振华、崔田民（陕西绥德人，1928年加入共产党。开国中将）同志亲自组织领导--阎揆要任大队长，王焕如（陕西长安人，1937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共产党。开国大校，61年少将）任政治委员，下设3个队，由集总巡视团的同志担任队长、指导员。

参加学习的有教3旅、新4旅、教7旅、南进支队（即赵承金、谭冠三支队）和7个军分区的连以上干部共40O余人。教3旅参加第一期学习的有李觉、惠毅然、王正南、吴忠、杨昆、徐仲禹、晋士林、张心田、安守田、田平、布克、曾长柏、文立、周家鼎、黎波、李程、邱克难、赵生瑞、余述麒、于秀卿、霍连振、焦剑侠、李鲁民、张杰、乔杰、董君水、林虎、张健、苏尚骥、田少单、沙克，师仲伟和孙连捷，共33人。孙连捷和徐仲禹（江苏铜山人，1939年加入共产党。开国大校，61年少将）、赵生瑞编在一个班。轮训队住在观城南边将军砦，所有参加学习的同志（连、营、团级都有)一律不准带乘马、警卫员和短枪，每人背一支步枪、一个背包、一个挂包，自己站岗放哨，轮流帮厨做饭，完全过普通一兵的生活，这本身对大家就是一个锻炼和再教育。

学习开始，由苏振华政委作动员报告，他讲了学习目地、内容、方法和要求。轮训队完全实行抗大的一套制度和作风，对学员要求极其严格，要大家放下干部架子，自觉遵守纪律，专心一致，增强团结，互学互助，共同进步，完成学习任务。

接着，由周桓同志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他联系实际，对党内存在的“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状态”、“独立主义”和“分散主义”等等违反党性的不良倾向，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严厉的批判，要求所有参加轮训的学员，都要按照中央决定，联系自己的实际对照检查，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传达报告共讲了三个半天，使学员们思想震动很大。

中央决定中指出: “这些倾向，假如听任其发展，就会破坏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可能发展到小组织活动与派别斗争，一直到公开反党，使党与革命受到极大损害。而有这些倾向的个人如不改正，亦会身败名裂。叛徒张国焘的结局，便是明显的历史教训。”大家回顾了抗日战争以来4年的历史，我党我军有了很大发展，已经建立起19块抗日根据地，部队的干部都担负着繁重的任务，但因斗争十分紧张，忙于战争和各项工作，没有很好地学习，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解很浮浅，党性不纯或缺乏党性的现象大量存在。例如: 有的同志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和上级，对一些重大问题随便表态发言，违背中央精神; 有的在组织上自成系统，目无组织，实行家长统治，不遵守集体领导，搞独立王国，在对待干部上毫无原则，任人唯亲; 在思想意识上存在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不实事求是，不肯埋头苦干，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生活上贪污腐化、挥霍浪费、摆官架子等等。这些现象，在学员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表现。

参加学习的同志，都以中央决定为镜子，对照检查了自己党性不纯的种种表现。孙连捷着重检查了思想意识上的个人英雄主义，主要表现为自高自大、自命不凡、风头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现象，突出地集中表现在1940年“五四青年节”所犯的严重错误。小组会上每个人都自觉地认真检查，全组同志对每个人的检查都进行了热情诚恳的帮助分析，提高认识，总结经验教训。大家心平气和，不迫不逼，没有无限上纲、戴帽子、打棍子。实际上这是在“整风运动”之前的一次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教育，贯彻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真正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大家看清了自己的缺点错误，心悦诚服。

同志们反复学习中央决定，认为最重要的不仅在于对照检查每个人实际存在的问题，而主要是分析产生错误的主客观原因，总结经验教训，在今后的实际斗争中切实克服党性不纯和没有党性的现象，达到增强党性的目的。孙连捷的体会就是真正把党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绝不要自私自利，狂妄自大，自满自足; 要具有大公无私，忠实积极，艰苦朴素，埋头苦干，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要力戒骄傲，力戒浮夸，纠正理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学习与工作脱节，空话连篇，夸夸其谈的现象; 更加坚定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增强自己的党性，做一个好党员，以此作为自己努力的方问。

和许多同志一样，这是孙连捷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参加比较系统的学习，也是第一次认真讨论党中央决定，并对照中央决定检查自己党性纯洁的问题，对自己进步成长促进很大。通过这次集训，收获很丰富，真正得到了充实和提高。两个月的集训很快就结束了，1941年9月，同志们满怀信心走上新的岗位，去迎接新的战斗!

参加完埋炮任务，孙连捷因感受风寒，饮食失调，在向朝城以北转移时突然暴病，发起高烧，上吐下泄，战友们虽尽心照料，让其骑在马上随队转移，但连续急行军，又得不到治疗，病情日益严重。苏村战斗已不能动转，突围时幸得林虎、张克信两位战友照料扶持上马，仍时有昏迷。口中含服“仁丹”也无济于事，一夜挣扎从马上摔下两次，只有依靠坚强的意志努力支撑。次日上午到达范县城南丁大寺村，已是昏迷不醒。由于军情紧急，经政治处总支书记黎波同志请示军区政治部王辉球副主任批准，就地安置--暂时寄托在老乡家中，待情况缓和后再送后方医院--给村长留下两袋米，20元钱嘱咐照料。这样，黎波将小孙的驳壳枪和文件包取走，恋恋不舍、忍痛告别; 孙干事便在丁大寺隐蔽下来。

部队急匆匆地离开了丁大寺，小孙感到极度空虚和孤独，象失群的孤雁无依无靠。参加部队4年来，还是第一次离开战斗的集体，而且是在敌情非常紧张，自己又身患重病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单独留下隐蔽养病，前途如何? 很难预料。

丁大寺有五、六十户人家，大都姓丁，仅几户姓蒋。村长叫丁培林，是个富裕中农，50多岁，人还忠厚、正派，丁村长将孙干事安置在村子西南角的蒋士玉家。蒋士玉50出头，尚未结婚，以卖绿豆丸子为生，只有两间草房。其弟蒋士明早已分居另过，有两个儿子。

村长将孙干事抬到蒋士玉家，第一件事就是赶快给其换上便衣，将军服、挎包放进一个水缸，天黑时埋到村外。之后，召集村民开会，讲明八路军的一个同志害了重病，不能行动，安置在蒋士玉家。他说八路军信任我们，我们就要保证他的安全，不能出任何差错。敌人不来便罢，万一来了搜查，就说他是老蒋头的孩子，就是敌人刀架在脖子上，我们谁也不能把真相说出来。就是我们全村牺牲也要保住这位同志。这里是八路军的根据地，敌人“扫荡”过去，我们就把这位同志送回部队。这件事关系全村人的性命，谁走漏了风声是没有好结果的。全村父老都表示不论出现多大风险，都要保护孙同志的安全。

当时敌人正进行大规模“扫荡”，敌情严重，谣言四起，人心慌慌，常常一日数惊，老百姓都躲在村外沟坎树林里，正值农历腊月，遍地是雪，天气严寒，风餐露宿，苦不堪言。孙连捷是垂危的病人，躺在土炕上不能动弹，饭根本不能吃，只能喂点水，大小便也在炕上。蒋士玉老伯是个善良的好心人，日夜陪伴着，对小孙尽心竭力、情同骨肉、体贴照料、无微不至。情况稍为缓和一点，又去做他的小本生意。范县隔一天一个集，丁大寺离县城8里路，他一大清早就挑着担子去集上卖绿豆丸子，晚饭后才回来。去赶集不在家，就托付兄弟媳妇来照看。蒋老伯每次赶集回来，不是给小孙买回一把挂面，就是带回两个白面馒头。经过半个多月中药治疗，加上调养，居然高烧有所减退，上吐下泄止住，能坐起来了。

转眼就是春节，“人逢佳节倍思亲”，久病之后的孙连捷，倍加思念父母兄弟--自己离开泰西一年多了，音讯全无，不知他们现在哪里? 又挂念着部队，想念同生死、共患难的亲密战友，半个多月了没有消息，他们现在何方? 小孙整天牵肠挂肚，郁闷不快。蒋老伯看出其心事，再三安慰; 晚上俩人睡在一个坑上，盖着一条棉被，睡不着就拉家常。老人思想开通，见得世道也多，对八路军是五体投地，打心眼里佩服。他说: 自古以来没见过你们这样好的军队，不害民，不扰民，不欺侮老百姓。你们抛家舍业为国为民，流血流汗，还不是为的老百姓。如今你有了病，在我家养着，也是不得已的事。不是为了打日本鬼子，你我相距几百里路，怕是请也请不来哩! 你别着急，安心养着，治好了病，想留你也留不住……俩人常说话到深夜。

范县距离朝城约50多华里，朝城的敌人是伪军文大可部。平时本部在范县一带驻扎，伪军不敢近前; 如今，鬼子大“扫荡”，部队离开范县中心区，伪军便乘机到范县一带抢粮抓丁。春节前几天，伪军文大可部一个连窜到丁大寺抢掠，有几个伪军士兵来到蒋士玉家，进门一看，两间破草房，只有一铺土炕，没有值钱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粮食，只有一个面黄肌瘦的半大小子奄奄一息，满屋臭气……他们一听“孩子得了伤寒病”，抽身就走，这一次算是躲过一劫。

阴历除夕，老村长送来几斤白面、猪肉、白菜、粉皮，还有两只老母鸡，安慰小孙过好春节，补养身体，快些好，早日归队。这几天，孙连捷的身体好了不少，又有了这些东西，和蒋士玉老伯、蒋士明一家，过了一个不错的春节。

春节刚过，朝城伪军又来抢掠，这次是拂晓包围、挨家挨户搜查，几个如狼似虎的伪军，冲进草房，把孙连捷身上的被子掀掉，拳打脚踢拖到村公所。村长向伪连长求情，这是老蒋头的孩子，父子俩靠卖绿豆丸子为生，孩子病了一年多，是死里逃生，现在病得不行。

这个伪军连长刁钻凶狠，猛地用马鞭子抽打小孙的头和脸，张口就骂: “妈拉巴子，分明是个小八路，还装什么洋蒜，把他给我吊到树上狠狠打。”几个伪军士兵七手八脚把孙连捷捆绑吊到一棵枣树上，用木棍枪托狠打。

伪连长凶神一样狼嚎: “你他妈的，小杂种姓什么? ”

“我姓蒋。”

“叫什么? ”

“叫蒋玉生。”

“今年多大? ”

“16岁。”

“念过几书? ”

“从小没念过书。”

“当了几年八路? ”

“我从小跟着爹卖绿豆丸子，不是八路。”

“你他妈别骗我，我一看就知道，卖绿豆丸子哪有这细皮嫩肉的? ”

老村长帮小孙说: “他病了一年多，没下过地这我们都知道。”

伪连长不信，喝令伪军继续狠打; 此时孙连捷已昏迷，口鼻流血、耳鸣眼黑，只觉天旋地转。

正在这时，蒋老伯领着一帮子老大爷、老大娘进来院子，一齐跪下向伪军连长求情: “长官，这孩子确实是蒋老头的孩子，已经病了一年多，怎么能是八路呢? 我们以全村人的性命担保，求您高抬贵手，放了这孩子吧! ”

老村长乘机把伪连长请到屋里落座，对蒋士玉说: “天这么冷，长官还没吃饭，你快去预备一下，请长官吃点点心。”随即倒茶点烟。一会儿蒋老伯送来酒菜和两大盆绿豆丸子。老村长说: “这孩子是蒋家独苗，哪里会是八路呢! 他得的是伤寒病，这种病传染，求您老行行好，把孩子放了吧! ”说完塞给伪连长一把票子。吃喝完了，伪连长装模作样对看押小孙的伪军说: “看村长的面子，全村人担保，他又有病，就把他放了吧! ”这样，孙连捷才被放下来，一下子扑倒地下，不能动弹。蒋老伯和几个老大爷七手八脚把小孙抬回去，请老中医把脱臼的两侧肩胛骨接上，对遍体鳞伤进行敷药治疗。

当天晚上，老村长就对小孙说: “孙同志，今天的事真险啊! 不是我们不留你，是已经暴露了，这里不安全了。八路军同志信得过我们，你要在俺们这里出了差错，我们可担待不起啊! ”孙连捷感谢老村长和全村的救命之恩，真是再生父母、骨肉情深，眼下病已见好，不能再给乡亲们添麻烦，自己还是去找部队，商量好次日启程。当晚，蒋士玉、蒋士明两位老人，又陪小孙长谈至深夜，说不尽、道不完的眷恋之情……

第二天早晨，老村长给孙连捷送来一件棉长袍、一顶帽子、一双布鞋、一个背搭、还有一盒点心、十几个鸡蛋、二斤馒头和20元钱，小孙装扮成走亲戚的模样，拄着一根棍子，离开了永世不忘的丁大寺村。老村长、蒋士玉、蒋士明三位老人家为其送行，送了一程又一程，叮嘱千万小心，找到部队后搭个信来，他们好放心。小孙含热泪，千恩万谢，挥手告别，开始了艰难险恶的孤独行程。

离开难忘的丁大寺村，农历正月寒风呼啸，卷起的黄沙遮天盖日，天昏昏、地茫茫，在这沉寂的旷野上，不见行人，没有飞鸟，久病未愈、身体虚弱的小孙，孤身一人，拄着棍子，迈着沉重的脚步，艰难地蹒跚行进。开始，向东南方向黄河大堤附近旧范县、田堌堆一带走去，30多华里走了一天，真是筋疲力尽。渴了找老乡讨碗水喝，饿了吃块干粮，走走歇歇，一坐下就起不来。孙连捷强使自己挣扎着站起来，只觉得头昏眼花，但也得摇摇晃晃地继续上路。这一天，到处探问，连个八路军的影子也打听不出来。天黑了，到哪里落脚呢? 大村子不敢住，就找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叫开了一家老大爷的门。老大爷开始不敢收留，好话说了不少，看到小孙不象坏人，而且是个半大孩子，才答应在他家地下铺点谷草过夜。

第二天，孙连捷告别了老大爷，顺着黄河大堤向东北方向走，心中又急又气，到哪里才能找到自己的队伍? 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温暖的革命大家庭? 行行复行行，艰难的路程是那么遥远，那么陌生，腿软得直打颤，脚象灌了铅，全身被打的遍体鳞伤钻心疼痛，只觉得天昏地转，拄着棍子一步挪不出四指。这一天，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不过走了十几里路，就再也走下动了，只好找个老乡家哀求落脚。

第三天，依然是任何音讯都没打听到; 晚上睡在一个村子外边的破庙里，又冷又累，狂风怒吼，吹得心寒透骨凉，沙土落满了全身。干粮吃完了，水也没有一口，下无铺上无盖，只好蜷缩在墙角里，任凭风沙吹打，冻得瑟瑟发抖。孙连捷似睡非睡，迷迷糊糊，也不知道什么时辰，猛然听到旷野里传来一阵阵刺耳的狼叫，那一声声恐怖凄厉的吼叫，使人毛骨悚然。小孙心里盘算，自己抵击野狼的武器，只有随身拄着的棍子，估计一条狼都难对付，要是一群就没法了。这时，不由想起了从前听人们议论过: 狼是铜头铁尾麻杆腿，便琢磨着怎样才能狠打狼腿。一会儿又想到自己这样总是找不到部队怎么办? 遇到敌人怎么办? 要不然就回泰西吧! 回家治好了病再说! 可转念一想: 这不行，自己是共产党员，是党和人民培育成长的革命干部，眼下的困难比起红军长征的经历，又算得上什么! 生为革命人，死为革命鬼，绝不能贪生怕死当逃兵。想到入党誓言，想到为革命光荣献身的烈士们，不由得为自己产生怕困难的卑劣念头感到羞愧……此刻，小孙的思想豁然开朗，陡然之间增添了勇气和力量，决心爬也要爬回部队去。

孙连捷一夜未睡。天亮以后，离开破庙往前走，额头格外昏沉，眼冒金花，全身疼痛，软弱无力。这一天，情况更坏，总共只走了七、八里路。就这样，小孙孤独、艰难地在黄河两岸流浪着……

坚持了数日; 已经是第七天了，随身带的干粮和鸡蛋、点心都已吃光，偏又在荒郊野外遇到3个坏人，把棉袍、帽子、背搭、20元钱全都抢去，还把小孙打了一顿。其后，饿得是头昏眼花，有气无力，连爬也不想爬了; 走投无路之下，只好一路乞讨要饭。一些大爷、大娘见他可怜模样，有的给一个生红薯，有的给一块窝窝头，有的给半碗米汤。真是十分苦难，病情又加重了; 可是，不仅找不到部队，连音信也打听不到。

到了第八天，确已筋疲力竭、山穷水尽，上午进到一个叫孔那里的村子，两个身着便衣带枪的年轻人，突然把孙连捷抓住，押进一个院子，有两个人从屋里出来审问: “你从哪里来的? ”

小孙有气无力地回答: “从济南来。”

“你是干什么的? ”

“我在济南学徒，家里老娘病重，回家看老娘。”

“你家在哪里? ”

“我家在范县城南丁大寺。”

“你叫什么名字? ”

“我叫蒋玉生。”

“你爹叫什么? ”

“蒋士玉。”

“你怎么这个熊样! ”

“我在路上遇到坏人，把我的东西、棉袍和钱全抢光，还把我打个半死。我什么都没有了，又有病，只好讨饭回家。”

“你小子一定是鬼子派来的探子，你老实说是不是汉奸! ”

“老总，你看我哪像汉奸，谁要我这样汉奸? ”

“混蛋，你小子不老实，别装蒜，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说实话。”

说着，这两个人就动了武，拳打脚踢，还叫押小孙进来的两个人用绳子将其捆绑吊在一棵树上，皮带抽、棍棒打。孙连捷鼻口流血、浑身疼痛，一下子昏死过去。他们把小孙丢到一间土屋子里，直到下午才缓醒过来。一看房里还关着5个人。天快黑时，进来一个人发给每人一个高粱窝窝头，提来一瓦罐凉水。孙连捷不能吃，也不能动, 只好求人喂几口水。真是酸痛难忍、心乱如麻，闹不清他们是什么人? 是八路军游击队，还是汉奸土匪?

第二天，押孙连捷出去继续审问，这次换了人，是个当官的，还是问那一套，不过这次没有动手。小孙央求他们放了自己，他们不肯; 要求见长官，他们又不许; 问他们是哪一部分的，也不告诉; 真是无可奈何。

当天天黑后，他们把孙连捷等6人用绳子捆好栓在一起，押到村外一个场院边上坐下。小孙猛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再仔细听听，没错，是他，一下来了精神，竭尽全力，大声喊叫: “邹鲁风! 邹鲁风! 你快来，你过来! ”押解的人打了一枪托，不准出声，小孙忍住伤痛继续大声喊叫。场院内集合着200多人都惊呆了，纷纷站起来张望，这是什么人，大声喊叫专员的名字? 邹鲁风的警卫员李迎瑞（孙连捷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跑过来，一看，马上喊道: “是孙干事绑在这里! ”邹鲁风急忙跑过来、解开绳子，小孙又是高兴，又太虚弱，站立不住，一头昏倒在邹鲁风怀里，泪流满面，说不出话来。这时才知道关押、捆打、审问孙连捷的是鲁西第二专员公署公安队的人员，公安队队长、指导员知道闯了祸，在小孙身边连连赔礼、道歉。

真是巧合，4年后孙连捷任冀鲁豫二分区特务营营长时，这个公署公安队编为第2连，捆打他的那个班长孔祥瑞已经当了排长，那个战士刘长江更是当了自己的警卫员。

提及此事，俩人便很不好意思，一再检讨、赔礼道歉，坦言其时年青幼稚、头脑简单，出于对鬼子、汉奸的刻骨仇恨，认为孙连捷是从济南来的保准是汉奸无疑，所以感情用事，乱来一通--当时，基层斗争残酷、牺牲巨大，普遍存在一种乱捕乱杀的违法乱纪行为，一个村支部书记，一个连长、指导员都可随便乱杀人，后来中央三令五申、严禁乱捕乱杀，才算纠正了这种错误--幸亏那天遇到邹鲁风，不然当天晚上公安队就准备把他们6个人当作汉奸杀掉。孙连捷那么一叫，不仅自己没被糊里糊涂地杀了，连那5个所谓的汉奸嫌疑犯也幸免一死。

流浪、乞讨的苦难日子整整10天，倍尝了忧虑、饥饿和恐惧，如今可算是熬过来了，又回到革命大家庭，心里真是百感交集。

队伍准备出发，但孙连捷连马也不能骑，邹鲁风遂吩咐公安队捆了一副担架抬着行军; 又告知: 春节后军区政治部曾到丁大寺找过，知其已离开，但无下落，便发电报给泰西分区李冠元政委和二专署（当时邹鲁风是二专署专员）查找，现在可找到了，立即向军区报告。军区政治部王辉球副主任接到报告后，派林虎来看小孙并通知卫生处，要求急送后方医院。邹鲁风派专署公安队一个班抬着小孙走了30多里才找到后方医院二所。

说是后方医院，可从外面根本看不到医院的影子，只是分散在黄河岸边的几个村子里，没有病房，只在黄河故道的大堤根部挖成一个个小土洞，洞顶用木板顶住，下边铺些谷草，用木板做成门，里边只能放一个伤病员，白天不看病换药，晚上医护人员来带点稀饭干粮。大小便都在洞内。空气之稀薄和污浊可想而知。军区卫生处长李弈（陕西蓝田人，1931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共产党，建国后曾任天津市卫生局长、铁路总医院院长）原是运河支队卫生队长，二所副所长秦国贵（贵州人，1935年参加红军，原运河支队卫生队看护长)，两位亲自为小孙诊治。到二所后，孙连捷病情急剧恶化，高烧几天温度不降，什么东西都不能吃、即使喝水也吐，肚子涨得像个脸盆扣在上边。李弈同志甚为焦急，决定将其抬回村内请中医诊治，孙连捷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喂了几剂中药并不见效，死神一次又一次在招手，医护人员也认为没有什么希望，但小孙还没断气。李弈焦急万分，又派人从外地请来一位老中医，他医道高超、经验深厚，决定“先泄后补”果然奏效，排出的大便是黑色的液体、腥臭异常。连续服药20多天，把小孙救活过来，并逐渐好转。军区政治部、直属政治处的战友时常来看望，军区首长还批了一部分钱，要医院买鸡、鸡蛋、挂面增加营养，恢复体力。其时已是1941年4月，大地回春，处处一片生机盎然。渐渐地，孙连捷的眼睛能看到东西，耳朵能听到声音，能够进食，也可以在床上坐起，但身体还是极度虚弱。

从1月中旬开始病倒，3个多月没有理过发、洗过澡、换过衣服，浑身又脏又臭，头发又长又粘、滚成一团，身上长满了虱子，真是没有人样。现在，病情慢慢好转，医护人员给小孙彻底进行了清洁卫生，剪去了头上的毛团，擦洗身子，剪了指甲。医护人员都非常高兴，认为孙连捷能够起死回生是意想不到的奇迹! 由于重病卧床时间太久，营养不良，身体极度虚弱，甫一下地，小孙站都站不住。只好由医护人员搀扶，一步一颤地学习走路，经过半个多月的锻炼终于康复。

4月下旬，林虎、张克信同志来接孙连捷出院; 之后，小孙将3个多月的经历如实地向党支部作了汇报，军区政治部进行了审查，确认这100多天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劫难，精神和肉体上遭受无数折磨。政治部王辉球（开国中将，曾任空军政委、沈阳军区顾问）副主任、组织科长范阳春（开国少将）同志表扬了小孙对党忠诚、政治觉悟高、立场坚定、对敌斗争顽强、经过考验、矢志不移、精神可嘉。军区政治部于5月5日学习节（马克思诞辰纪念日）授予孙连捷“学习模范”的荣誉。领导还告诉小孙，敌人“扫荡”还未结束时，就派侦察员到隐蔽的丁大寺村去接人，扑了个空，不知下落，军区首长很着急，就发电报给一军分区，李冠元同志亲自到孙家，但没有回家，就宣告他“失踪”下落不明。他父母急得要命，想到湖西来找人。过了一阵，接到邹鲁风报告，军区首长又发电报给李冠元转告孙家，告知平安无事，要家里放心。这些情况，使小孙对组织的关怀感动不已。

1943年到1945年，孙连捷每年都去丁大寺村看望蒋士玉老伯。老人家生活得很好，还结了婚。政治部的同志带了礼品去感谢他和老村长，把孙干事一个月的医药费和伙食费送给蒋老伯。1993年12月，孙连捷再次回到丁大寺村，专程看望救其于危难之中的父老乡亲，蒋士玉、蒋士明以及老村长丁培林均已去世，蒋士明的儿子蒋本隆、蒋本善也都是60多岁的老人了，他们还记得孙连捷的名字，孙连捷站在他们面前，使在场的人惊喜异常，大家叙谈很久，真是感慨万千。

日军丢了这门炮，济宁、菏泽的旅团长暴跳如雷，声称是“大日本皇军的奇耻大辱”，吼叫不惜任何代价要报仇雪恨，并派出汉奸散布“日本皇军要大举扫荡，一定要夺回这门炮”的风声。

鲁西军区首长认真分析了当时形势，认为敌后战场敌强我弱，敌人控制着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在平原地区敌快速部队机动性大，可迅速调集重兵长驱直入，远距离突然奔袭。此次敌人惨败，必然集中兵力进行报复，对此大家要有充分准备，一定要设法保存这门炮，何况这门炮没有炮弹，带着它也不能使用。于是，决定暂时将其埋藏起来。

埋炮的行动相当机密，埋炮的地点选择在范县尖堌堆村黄河故道大沙滩内，埋炮的任务由军区参谋长何德全（湖南长沙人，1930年加入红军，同年加入共产党，开国中将）同志组织指挥。炮兵连长吴家德带领战士将炮拆开，将炮身、炮架擦净，涂上油，分别用油布包扎好。何参谋长选拔了军区机关科长、参谋、干事50余人，亲自动员: 我们100多位战士牺牲流血，从日本鬼子手中缴获来的这门炮，绝不能让鬼子再夺回去。他十分严肃地指示，参加埋炮的同志，要知道这是一件多么机密的任务，这是党对我们的信任，全军同志对我们的嘱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绝对保守秘密，头可断，血可流，粉身碎骨也不能泄露埋炮的机密。动员之后，分配了任务，将50余人分成4个班，1个班抬炮身，1个班抬炮架，2个班抬木材和工具，孙连捷被分配扛铁锨。

夜深人静，同志们秘密出发。没有月光，没有人声，夜黑如漆，伸手不见五指，狂风怒号，尘沙扑面，睁不开眼睛，大家相互搀扶着，磕磕碰碰地约摸走了一个多小时，进入黄河故道一片大沙丘内，四周派出了警戒，量好了距离开始挖坑。大家冒着刺骨的寒风，没人说话，没有火光，静悄悄地紧张劳动。挖沙本不费劲，但流沙坍塌不止，费了不少功夫，汗水都湿透了内衣，终于挖成了两个深坑，立起木柱，架好木板，铺上谷草，分别将炮身、炮架放下，上边再搭盖木板，堆积河沙。经过两个小时的紧张劳动，虽然相当疲乏劳累，但大家心里都是十分宽慰，因为完成了一项极不寻常的特殊任务。

这门炮埋藏后，虽经敌人多次“扫荡”，经过几年的风雨冰雪，依旧安好。敌人知道炮被埋藏了，但终究不晓得埋藏在何处。日军发出重赏，要汉奸侦察炮的埋藏地点，却终未探到。敌人也曾在黄河滩上好几个地点挖掘，结果仍是毫无所得。一直到1943年，这门炮才重见天日，随着队伍南征北战，攻碉堡，炸城墙，大显身手，威震敌胆; 在攻坚战斗中一次又一次地发挥巨大威力，为部队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

潘溪渡战斗后，日军立即开始了报复性大“扫荡”。由日寇华北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亲自指挥，于1941年1月中旬调集日军32师团、独立混成旅团、骑兵第4旅团共1万余人，在10余架飞机掩护下，配备汽车400余辆、坦克30余辆，分别从济南、临清、聊城、大名、菏泽等地向鲁西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濮县、范县、寿张、观城分进合击，形成铁桶之势。敌军步、骑、炮兵分成9路，杀气腾腾，不顾地方武装阻击袭扰，决计寻找捕捉主力决战，妄图消灭军区首脑机关，以报潘溪渡惨败之仇。

军区首长对于日军之报复“扫荡”，有所预见，但敌寇行动之快速、部署之严密、出动兵力之强大，还是出乎意料的。1月15日晚，鲁西军区、区委、行政公署领导机关率7团、军区特务营（4个连），跳出中心区范县城南龙王庄、颜村铺一带。向朝城以北、莘县以西张鲁集地区转移。经过两夜行军150余华里，于17日拂晓到达苏村、马集一带宿营。大家以为跳出了合围圈，可以休息两天了，但没有料到日寇穷追紧赶，部队到了敌人也赶到了，一场血战即于当日展开。

苏村是一个只有100多户人家的村庄，此处距莘县35华里，东距朝城也仅50华里。这个村座落在马颊河东岸，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村子周围的老围墙已经平毁，只剩下1公尺多高的土埂和尚未填平的外壕，村中房屋多为平顶土坯房。军区特务营营部率9连、10连进驻苏村后，天已黎明，部队不顾连日行军疲劳，迅速构筑单人掩体和机枪阵地。上午8点多钟，部队刚挖好工事尚未吃早饭，东面9连阵地即发现敌情，这是聊城、阳谷敌人向我扑来。接着，南面10连阵地也发现敌情，是濮阳、菏泽敌人由南向北推进尾随而来。西面大名敌人也同时进击，与马集以西之7团部队激战。

这时，是农历12月中旬，华北大平原滴水成冰的严寒季节，阴沉沉的天空，浓云低垂，北风怒号透骨寒，黄沙滚滚落满身，风沙扑面睁不开眼，气候恶劣到了极点。面对强敌，战士们全神贯注怒视前方，准备迎接一场血战。上午9时，1000余名日军步兵在4架飞机轮番轰炸扫射、10多门重炮凶猛齐射，坦克及装甲汽车掩护下，发起了猛烈攻击。霎时间，全村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大地连连震颤，树倒屋塌，居民早已逃避一空。特务营9、10两个连300余名战士，在军区直属政治处主任邱意发、营长钟铭新、教导员邱良佐、副教导员秦昌银同志指挥下，据守在村边仓促挖成的掩体内，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以劣势的武器装备，与敌寇展开了殊死的血战。

军区特务营是由115师特务营2连为基础扩编的，是一个英雄的红军连队，屡立战功。指战员面对险恶的局势，心里十分明白，在他们身后就是鲁西党、政、军的首脑机关，他们的任务就是誓死保卫领导机关的安全，宁肯粉身碎骨，绝不后退一步。他们凭着有我无敌的坚定信念，以仅有的步枪、刺刀、手榴弹，与武装到牙齿的日本鬼子的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进行战斗。他们沉着镇定，任凭敌人飞机、重炮狂轰滥炸，轻重机枪雨点般扫射，依然坚守阵地，敌人步兵不临近，战士们绝不开枪。当日军步兵进至100公尺左右后，轻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手榴弹一排排投向敌群，战士们端起上好刺刀的步枪，跳出掩体、杀向敌人，与鬼子兵白刃格斗，阵地上刀光闪闪、杀声阵阵，一切轻重火力都停止了射击，战士们将满腔仇恨集中在刺刀尖上向敌人穿刺。这是一场意志与力量的决斗，本部很快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进攻。有的战士杀得兴起，竟猛追敌人不放，只好用号声把他们召回阵地。

将敌杀退后，部队立即整修加固工事，准备迎击新的进攻。鬼子的两次进攻接连失败，后续部队又源源上来投入战斗。东面之敌集中了1000余人，南边敌人猬集了2000多，集中20多门野炮和步兵炮，100余挺轻重机枪，直打得天昏地暗。鬼子步兵在飞机、坦克掩护下，于11点钟同时发动了对阵地的多路攻击，这是一场众寡多么悬殊的决战啊! 本部两个连的战士是时已不足300人，固守在漫长的村子四周，营长钟铭新和10连连长朱少清臂部负伤仍与战士并肩战斗。在敌人第三次凶猛攻击时，9连连长黄跃武身负重伤，他拉响一颗手榴弹，和冲上来的一群鬼子同归于尽。9连阵地被突破了一块，日军占据了村子外围，9连便集中力量，在副教导员秦昌银率领下与突入之敌展开白刃格斗，几经拼杀，终于将敌人赶出去，重新恢复阵地，还缴获了两挺轻机枪，又从被击毙的鬼子兵身上得到弹药补充，迅速整修工事，准备再战。

上午，敌人向苏村发起的4次攻击全部失败了，9连和10连前沿阵地经过反复争夺，都失而复得。下午1点多钟，敌人在苏村周围布满了汽车、坦克、炮群，整个苏村被围得象铁桶一样、水泄不通。20多门炮和上百挺轻重机枪一齐猛烈射击，整个苏村沉入一片火海，炮声震破人们的耳膜，弹片呼啸飞鸣，硝烟如浓雾弥漫，机枪声象不止的飓风，本部阵地被全部摧毁，两个连均已伤亡过半。在这空前严重的险境中，指战员们表现出了中华民族优秀男儿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个个视死如归，没有一个贪生怕死的懦夫。炊事员、挑夫、马夫、卫生员，都拿起牺牲战士的武器投入战斗。9连2排长刘勇生是个红军战士，身负重伤不能行动，他抱着一捆集束手榴弹，艰难地爬到村口道旁，待日军坦克来到身边，猛力拉响导火索，一声闷雷般的巨响，与轧近身躯的一辆坦克同归于尽。阻挡了后边跟进的坦克。营长钟铭新是1931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带着重伤坚持指挥战斗。像一颗钉子钉在阵地上，在反击敌人第五次冲锋时，腹部又被坦克炮弹打伤，他忍着巨痛，将流出来的肠子塞回肚里，然后用毛巾堵住伤口继续指挥战斗。不久，因伤势过重晕倒在地，苏醒过来后，爬到一名烈士身边，抓住一颗手榴弹，艰难地站起身来要向敌人投掷，突然右胸再中一弹，他即滚向外壕，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村子西北角是营指挥所，只有9连1个班和营部通讯班，总共仅20名战士迎击敌人。下午敌人第五次攻击时，教导员邱良佐率领20位勇士与冲进村的大群日军展开了血战。邱良佐这位优秀的红军干部，身居险境，临危不惧，用自己的手枪连续击毙七、八个鬼子，终于子弹打光，被一群鬼子兵团团围住，身中10余刀，壮烈牺牲。

军区直属政治处主任邱意发同志，在指挥战斗中被炮弹炸断了双腿，当警卫员要背他转移时，他坚决拒绝，拿起牺牲战士的步枪，拼着最后一点气力连续向日军射击。鬼子兵冲到近前时，他又拔出手枪向敌人连连射击，打死了10余个。当1个鬼子军官向他扑来时，他抱着这个鬼子的双腿，滚入池塘的冰窟窿中，壮烈牺牲。

敌人从四面突破了阵地，9连、10连和营部通讯班剩下的几十个战士，被日军分割包围在3个院子里，陷入各自为战的境地。10连指导员闫海爬上房顶，抓起机枪向冲进胡同的一群日军扫射，他双目圆睁，咬着牙关，射出了一串串仇恨的子弹，但自己身体完全暴露，被鬼子的机枪子弹打中，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仍抱着那挺机关枪不放。战士们守住最后的院落，寸步不让，敌人一时也冲不进去，灭绝人性的日本侵略者，竟对据守的院子施放毒气，战士们被瓦斯呛得眼泪鼻涕不住地淌，纷纷昏倒地上。

副教导员秦昌银在其他营连干部全部牺牲的情况下，只剩他带领10余名勇士固守一个院落。最后关头，他用手枪连续击毙七、八个日军; 子弹打光了，又从牺牲战士身上拿下一颗手榴弹，还未及投出，就被鬼子的炸弹片击中头部，用手一摸，一大块弹片卡在头骨上，他咬紧牙关，猛地往外一拽，指头粗的弹片被拔了出来，喷涌的鲜血流遍了全身，终于昏死过去。待苏醒过来，发现自己和8名战友被捆绑住双手，押在街旁墙根，尽管鬼子凶狠逼供，并当场砍杀了l名战士，但同志们没有一个贪生怕死、卖国投降。敌人无奈，遂将他们押出村外准备枪杀; 走在路上，秦昌银低声嘱咐战士准备跑。刚出村口，他就高喊: “快跑! ”战士们猛地挣脱了敌人的押解，四散奔跑，日军一阵茫然，不知追哪个好，便一齐开枪。秦昌银被乱枪打中，左臂、右背中弹，肺部洞穿，一头栽倒在地，胸口喷出的鲜血洒在大地上，再次昏死过去。雪花洒落在身上，刺骨的北风吹着，血衣和泥土冻在一起。到了晚上，他竟又奇迹般苏醒过来，但双手仍被绳子捆得紧紧的，只好一点一点地挪动，幸为逃难群众发现、将他救回。经过抢救医治，秦昌银同志恢复了健康，军区党委为其记功，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称号，通报全军区，号召全区党员向他学习。

下午3点多钟，敌人占领苏村之后，立即向苏村以北本部军区司令部驻地张鲁集进攻。警卫军区的特务营11连兵力单薄，军区首长当机立断，把通讯队、警卫排全部投入前沿参加战斗，司令部、政治部的科长、参谋、干事统统集合起来和战士们并肩作战，骑兵连勇猛出击攻敌侧后。向司令部进攻的敌人，经过半天激战，体力和火力都大大减弱，攻击的势头也没有攻苏村时那样凶猛。本部的坚决抗击，使敌攻击受挫，只是在村子外边打枪打炮。

天色渐渐暗下来，各路敌人纷纷撤到附近村庄，燃起熊熊大火，照得如同白昼，一方面是防夜袭，另一方面是防突围。军区首长研究决定，不惜任何代价、坚决突出重围，一定要跳出敌人合围圈，向东平湖西阿城地区转移，于是，派参谋向7团、军区骑兵连下达命令，做好突围的准备。

突围是在夜晚9时开始的，部队先向北行进10多华里，然后折向东，跳出敌人包围圈后，直向东南猛进，一夜行程90华里，拂晓到达范县城南隐蔽休息，吃过早饭后继续行进，终于完全甩开了敌人。

苏村、马集保卫战，在鲁西抗日根据地是一次空前激烈的战斗，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战斗异常激烈。虽然毙伤日军400余人，但本部也损失惨重: 特务营殉国烈士126人，负伤200余人，7团3营也伤亡100余人。值得庆幸的是，鲁西党、政、军领导机关没有遭受太大损失，敌寇捕捉主力决战、消灭领导机关的狂妄计划，终于失败了。

1940年冬天，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冀鲁豫边区、鲁西地区的敌、我斗争形势急剧变化--日本军队已经打通津浦、平汉几条铁路，处在华北中心的冀鲁豫平原，已经形成一个坚强的抗日根据地。日寇和伪军无时无刻在梦想把八路军的活动范围压缩到最小，使之难以生存。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即是在根据地范围内建立大小据点，让其处在十分严密的分割包围之中。

所谓“据点”，即以少量日伪军驻守的砖木结构的碉堡式炮楼。这种炮楼并非铜墙铁壁，不过是外壕、鹿砦围护下的单砖墙两层或三层楼的一种防御体系。敌人凭借这种十里一碉、五里一堡的连锁式防御体系，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白天，敌人可以从枪孔和楼顶监视外界行动，一旦本部进攻，又可以利用炮楼固守待援。本部当时的武器装备条件不易将其打开，强攻则会遭受较大的伤亡。因此，其时的敌我斗争焦点是--敌人设据点，本部拔据点。拔据点也叫做“拔钉子”。这就是平原根据地1940--1944年除敌人大规模集结兵力的“扫荡”和本部反“扫荡”之外的主要斗争形式。然而，要拔据点（打炮楼），以当时本部的武器装备条件，只能是偷袭加强攻，乘敌不备、一举冲过外壕，树起云梯，爬上碉堡，向枪孔塞炸药，投手榴弹，或用炸药炸毁墙壁，打开缺口，冲入碉堡，运用这种手段攻击敌人，取得了不少胜利。那是依靠战士英勇果敢、不怕牺牲的精神，以及伪军士气低落、兵无斗志，或者利用内线关系炸开城门得来的。若论进攻力量，本部则存在不小困难。敌人有恃无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欺侮对方没有炮。因此，斗争任务要求部队要有炮，特别是要有大炮!

1941年元旦前夕，鲁西军区政委苏振华和政治部主任曾思玉一起来到7团，向他们祝贺新年，同时检查一段时期以来部队冬季整训的成果。

7团来自井冈山的老红军部队红1军团第2师第5团，前身是红4军第28团，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多次说到过的那支部队。朱德、林彪、谭震林、罗瑞卿等首长都曾带过这个团。1933年整编后的第2师第5团，曾在中央苏区荣获中央军委授予的“模范红五团”光荣称号。当时周恩来亲自宣读授奖命令，并说“模范红五团”是全军的模范。抗日战争爆发后，第5团编入第115师第343旅第685团。在平型关大战中，这支部队显示了它的英雄气概，号称“猛子连长”的第5连连长曾宪生壮烈牺牲。5连指导员杨俊生身负重伤，坚持指挥战斗，率领全连向来势汹汹的日军坂垣师团第21旅团英勇冲杀，用手榴弹炸毁了敌20多辆汽车，并白刃格斗数小时，把躲进车下和藏在窑洞中顽抗的敌兵全部消灭，取得巨大的胜利。该连荣获343旅授予的“平型关大战突击连”的荣誉称号。之后，第685团第2营第5、6、7、8连在曾国华同志带领下，从晋北转战到冀西，又从冀西挺进到冀南，协同兄弟部队消灭了南宫一带的反动武装组织六离会。不久，东进到津浦铁路以东、渤海岸边的冀鲁边区，在天津以南、济南以北的大片国土上，与当时司令多如牛毛的灰色武装以及日、伪军进行艰苦的战斗，壮大了队伍，开创了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沉重地打击了日寇和汉奸的嚣张气焰，揭穿了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等人的真面目。由于环境的变化，主力部队在萧华、曾国华、符竹庭等同志带领下，从冀鲁边转战到鲁西--部队整编为教3旅第7团，团长刘正，政委杨俊生。

看到经过一年的实战锻炼和整训，部队的军政素质普遍提高，装备有所改善，士气也很旺盛。7团上下团结一致，求战心切，想在新的一年开始打一个漂亮仗，特别盼望能在战斗中缴获日寇的九二式步兵炮。

根据本部情报和实际侦察，知道郓城驻有日军第32师团的1个大队400余人，另有伪军500余人。敌人配有九二式步兵炮1门。自恃武器精良，气焰十分嚣张，经常携带九二式步兵炮，出城对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

所谓“九二式步兵炮”，是一种轻型的步兵炮，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前夕，在神武2092年（即公元1932年）研制定型。口径为70毫米，高低角射度为10--70度，初速榴弹装药为197米/秒，运动方式为1马挽曳或3马驮载，最大射程为3000米，全重300千克。这种炮在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的战争中当然是无足轻重，但在1940年那个时代，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对根据地的八路军来说，却是一种非常灵巧轻便对付鬼子、伪军据点的有力工具，7团全体指战员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爱国情怀和机智勇敢的气概，如果能有这么一门炮，那真是如虎添翼，将会取得战场上的更大胜利。在7团，这已成为上下一致的共识了。

在全团军人大会上，苏振华政委代表军区党委、首长向全体指战员表示慰问，祝贺新年，总结一年来军队的斗争经验，并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及鲁西军区的形势。曾思玉主任在讲话中却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 “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和敌伪斗争的主要焦点是打据点和安据点的斗争，我们需要些什么条件? ”其实，答案早已存在于每个指战员脑子里了，那就是以胜利的战斗夺取敌人的九二式步兵炮。曾思玉明知故问，有意激将。

果然，元旦大会上，团长刘正、政委杨俊生向苏振华和曾思玉送上了一份用红纸写的决心书，表示一定要以新的战斗胜利迎接1941年，打好第一仗，缴获鬼子的九二式步兵炮。

军区首长接受了7团的请战，认真研究了敌人设防情况和活动规律，认为郓城县城东北的程思里屯、肖皮口和城西北的侯集据点，象两条触角伸出，作为郓城敌军的前哨，威胁甚大。侯集驻有日军1个小队30余人和伪军1个中队200余人，他们经常出动窜犯根据地杀人放火，抓丁抢粮，非常猖狂，每当本部主力出动时，敌伪军即退守据点，郓城日军则立即出动来援; 敌人“每围必援”的规律己被多次证明，所以军区首长决心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以一部兵力围攻侯集，以吸引郓城日伪军援救，7团主力则在郓城至侯集间设伏，以求在运动中于野外歼灭援敌。

战斗决心既定，为了选择一个有利于歼敌的战场，具体部署战斗方案，杨勇司令员于1月2日冒着风雪严寒，亲率7团和军区特务营、骑兵连的干部，进至郓城、侯集间沿公路两侧进行游击活动、勘察地形，选择伏击地带。实地勘察后，拟定了战斗方案，各参战部队立即进行战前训练和各项准备工作。根据伏击战、围城打援的战斗方式，主要练习村落伏击的战术和技术动作。通过几天的突击演练，提高了部队的战术和技术水平，树立了敢打必胜的信心，并严格规定了保密要求。部队在范县以南龙王庄一带集结，进行战斗动员，此处距离设伏地带有60华里，作战意图不易为敌察觉。

按照军区作战命令，1941年1月7日下午，各部队在零下10多度的严寒天气下迅速开进。接近设伏地区时，则避开村庄秘密进入指定位置，没有任何异象。事先派出的侦察员，在设伏地点各村庄实行了严密的警戒与封锁消息。部队进入伏击点后，认真细致地对所在村庄做好群众工作，要求老乡管好灯火，不许狗叫，天亮后在村子附近照常劳动，保持与平日一样，配合消灭敌人。部队连排干部和侦察员换上便衣与群众一起在村庄外边观察情况，并监视坏分子，防止外逃泄密。

军区直属政治处主任邱意发率军区特务营于7日24时开始对侯集据点进行围攻袭扰，制造紧张状态，特务营以迅猛的动作、强劲的火力大举攻击侯集据点之敌，假戏真做。手榴弹猛烈的轰鸣，高高的云梯冲向围砦，认真地实施佯攻。引起候集敌伪军地极度惊恐。不断用电话向驻郓城的日军大队部呼救，声称来者不是土八路，难以支持，要求迅速派兵增援。军区政治部敌工干事水野靖夫（原日军第32师团山口联队长田大队上等兵、步兵炮观测手，日本士兵反战同盟支部负责人）同志，负责窃听敌人电话，听到侯集与郓城之敌在电话上反复讨价还价，一方要求立即增援，一方则以种种借口迟迟不想出城。最后，郓城日军大队部答复: “天亮后，派皇军1个中队和县警备大队，携带九二式步兵炮、汽车4辆增援，命令侯集驻军固守待援。”这使军区首长确切了解到敌人增援兵力和部署，迅速通知各部队务必歼灭出援之敌，坚决夺取九二式步兵炮。

1月8日上午11时，郓城出援之敌进至潘溪渡。敌人异常狡猾，其主力停止前进，派出骑兵先行至碱厂店进行搜索。在碱厂店设伏的部队是7团1营，指战员全都隐蔽在大路两侧民房中，战士们冷静沉着，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不声不响等待命令冲出厮杀。日军骑兵进村后踢门叫人，千钧一发之际，1连副指导员谢茂森情急智生，装作农村妇女尖声细调地说: “俺害怕，不敢开门。”就这样骗走了鬼子。敌人骑兵搜索未发现异常情况，遂向后边大队发出信号，大队人马这才大胆前进。13时左右，大队进入碱厂店村内，敌军大队长软原少佐骑在马上，发现了房顶上、柴草堆后有对方战士潜伏，立即大声吼叫，指挥部队迅速退出村庄，但敌人后续部队继续前进，与后退部队挤作一团。7团刘正团长眼见敌军拥挤混乱，正是难得良机，立即发出攻击信号。1营各连在营长温先星、教导员王定烈指挥下，轻重机枪一齐向敌猛烈射击，手榴弹从房顶上投向敌群，战士们破门而出端起刺刀勇猛冲入敌阵，把日伪军打了一个措手不及，敌人陷入一片混乱，纷纷向村东野地溃逃。2营在营长齐丁根、教导员王猛指挥下，奋勇出击，扑向侯家楼、刁孟庄和公路之敌，穷追猛打。3营在营长黄兴华、教导员江立贞指挥下由咽喉铺冲出，迅速向南运动，占领大堤，插向碱厂店村东敌人侧后，一阵猛打猛冲。全团构成天罗地网，把敌人团团围住，部队杀声震天，敌人被冲得七零八落、死伤累累。30余敌人仓皇向樊家楼西侧大堤奔逃，妄图抢占大堤固守顽抗，但未得逞，被3营全歼。

敌人炮兵分队和掩护部队在战斗打响时，曾在碱厂店村南连续开炮射击，眼见本部冲杀逼近，便急速向南奔往潘溪渡。2营7连在营长齐丁根率领下，冒着敌人炮火，直奔潘溪渡村北，拦住敌人退路，与之展开白刃格斗，经过一阵猛烈拼杀，终于全歼敌人。敌人炮兵曾妄图炸炮，但被7连勇士全部击毙，终于缴获了这门日思夜想的九二式步兵炮。17时，战斗胜利结束，本部伤亡120余人。

军区骑兵连和2分区部队，在潘溪渡村南之贾家楼阻击，击退了郓城第二次出援的日伪军，保证了7团部队全歼敌人，并截获了逃跑的1辆汽车，毙敌20余人。2分区部队还对郓城东北程思里屯、肖皮口据点进行围困监视，两据点之伪军害怕损失，未敢出援。

潘溪渡战斗时，孙连捷随同邱意发主任和军区特务营3个连围困侯集据点，击退日伪军数次外窜接应来援之敌，杀伤敌人30余名，1月8日晚撤出战斗。

潘溪渡战斗按照军区首长的作战方案顺利实现，取得了平原村落伏击战全歼敌军的胜利，证明了经过充分调查研究、掌握敌军活动规律，采用围城打援战斗方式的成功。

潘溪渡战斗是1941年本部在鲁西平原上的第一个胜利的战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有如下一段记载:

“八路军115师教3旅（兼鲁西军区）为打击对鲁西抗日根据地威胁较大的郓城之敌，并掩护该旅9团南下开辟巨（野）南地区，决心寻机歼郓城驻守之敌一部。1941年1月7日晚，教3旅7团及2军分区地方武装，隐蔽进入郓城和候集之间的潘溪渡附近地区，用一部兵力围困侯集据点，以诱歼郓城来援之敌。8日上午11时，郓城日军1个中队，伪军1个大队，出城来援。当其进入伏击圈时，我军对其连续发起数次冲锋。战斗到傍晚，将其全歼，击毙敌软原少佐等军官9人，士兵150余人; 毙伤伪军130余人; 烧毁汽车4辆; 缴获九二式步兵炮1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6挺，步马枪190余支，弹药物资一部。我伤亡138人。潘溪渡战斗是继1939年8月著名的梁山伏击战之后，我军在鲁西平原上创造的又一次平原歼灭战的模范战例。”作为全军的战史记录，这一段不平常的文字已经足够多了，特别是称之为“平原歼灭战的模范战例”，更是高度地评价了这次战斗。

历经千辛万苦，夺下了炮; 可是，有了炮没有炮弹，依然不能在战场上发挥威力。其时，炮弹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如果没有炮弹，炮又有什么用呢? 怎么去对付日寇、汉奸在根据地周围设下的据点呢? 无论如何要把九二式炮弹造出来，发挥这门炮的威力，敲掉敌人的乌龟壳，粉碎敌人的“蚕食”，为死难烈士报仇，这成了部队上下共同的心愿。

1942年，教3旅和第2军分区合编，曾思玉被任命为分区司令员。分区党委研究决定: 将造炮弹这个任务交由分区参谋长龙世兴同志组织领导，分区参谋处长李觉同志具体负责研制工作。

造炮弹说来容易，真要动手可就困难重重，非同一般了。当时的条件可想而知，一无精密机床，二无原料，三无图纸数据。虽说从1939年起，鲁西军区着手建立了小型兵工厂。是时兵工厂造手榴弹没大问题，造迫击炮弹已很勉强，造九二式步兵炮弹就完全没有想过。曾思玉司令员亲自到兵工厂动员，说明了战争形势的发展，要摧毁敌人的据点、碉堡、攻城夺寨，粉碎敌人“蚕食”，光凭战士的勇敢和手榴弹是解决不了的。我们夺得了炮，光让它睡大觉是不行的，要让它为抗日战争立功，就要有炮弹。造炮弹是有许多的困难，但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历史，就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会打仗到学会打仗。只要我们有一股不怕困难的革命精神，大家出主意、想办法，经过实验，不断研究改进，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经过反复动员教育，认识逐渐统一，大家劲头来了，就动手干起来。

造炮弹模型要用高强度合金钢，炮弹内填充黄色炸药，这些原料根据地内确实不能自己造，就利用敌伪军内线关系花高价，通过各种渠道，把鬼子严密控制的禁运物资，一点一点弄到手。用土法铸造弹壳，再以水压试验检查有无砂眼，都是经过反复多次摸索、试验才制出来。兵工厂唯一的技术员赵建城，抗日战争前曾是河南巩县兵工厂的工人，就由他领导一班人负责试验、制造。有一次试验雷管，就曾出了爆炸事故，把房子都炸毁了，幸好没有人员伤亡。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经过数十次试验，不断研究改进，总算造出了第一批3发炮弹。1943年冬季，在黄河边上试炮，由分区特务连负责警戒; 人们怀着焦急不安的心情，既兴奋又担心，热望着试验一举成功。

分区首长和大家一起观看，炮兵连长乔杰亲自操作，一拉炮栓，炮弹飞向目标--一座小庙，只听“噗通”一声响，炮弹只炸开了两半，连射3发都是这样，人们心里凉了半截。曾思玉同志紧握着兵工厂厂长赵慕三、技师赵建城的手鼓励道: “祝贺你们把炮弹造出来了，虽然没有炸碎，但总还是响，也炸开了，这就是第一步成功。不要灰心，要好好查找原因，加以改进，再接再励，定会成功。”赵慕三、赵建城同志两眼通红，半是愧疚、半是激动地表示: “请首长和同志们放心，我们一定找到原因，再改进，炮弹一定会造出来。”经过检查，原来毛病出在撞针的滑道太粗糙，弹簧又太弱，击发力变小，炸药填装不紧，从而影响了爆炸效果。

又经过一个多月，兵工厂的同志夜以继日地拼命苦干，多次改进，确信有把握了，就报告分区组织第二次试炮。还是在原来的地方，这次人们更加焦急，殷切地等待着那一瞬间。炮响了，飞啸着射向目标，第一发命中了，“轰! ”发出震耳的爆炸。连续3发炮弹射出，3声巨响，将小庙炸得粉碎，砖瓦碎块飞扬，人们欢呼、跳跃、鼓掌、拥抱，高兴的心情难以言表。只是在试炮过程中，分区侦察通讯股长莫玉培同志，过早跑出隐蔽地点，被炸碎的弹片击中而牺牲。大家跑去看炸毁了的目标，确实效果很好，又深为莫玉培同志牺牲而难过。曾思玉握着赵慕三、赵建城的手说道: “真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九二式步兵炮弹试制成功，你们为人民立了一大功，希望再接再励，多生产炮弹，让部队多打胜仗。我代表分区全体指战员向你们兵工厂的同志们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兵工厂这些无名英雄，硬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用土办法、老掉牙的机床，经过一年上百次的试验，冒着生命危险，终于成功地造出了九二式炮弹。开始一个月造不了几发，以后提高到3天造一发，创造了敌后平原根据地军工生产上的奇迹!

1943年，鄄城伪军王文献在城东北张典庄安设了据点，村东，村西各修了一个大炮楼，对根据地进行“蚕食”，威胁甚大。分区首长决心拔掉这个据点。1944年春天，分区侦察股长李程、锄奸科长戚先初带着分区特务连、7团3连和分区炮兵连、鄄城县大队，在张典庄附近活动，开展政治攻势，先召集附近村庄的伪军家属开会，让他们看了九二式步兵炮，动员他们向炮楼伪军喊话: “7团带着炮来了，你们快投降吧! 不然开炮炸炮楼，你们可就没命了。”一个多小时之后，东头炮楼的伪军打起白旗，要求投降。然后，就让交械的伪军看了炮，由他们带着伪军家属到西头炮楼去喊话。不久，西头炮楼的敌人也投降了。就这样一枪未放，一炮未发，就把这个据点拔掉了，伪军1个中队100多人全部缴械。经过教育后，100多伪军全部释放，这在鄄城伪军中引起很大震动，再也不敢耀武扬威，本部工作一直深入到鄄城县城附近。当地人民中，传颂着一句佳话: “分区两大宝，7团和大炮”，连临近各县的敌人也知道。

从1944年开始，这门炮随同7团南征北战，东征西杀，在攻克清丰、寿张等县城，讨伐汉奸刘本功，南下粉碎耿聋子、时锡九等20余次较大的战斗中尤显神威，至少向敌人发射炮弹三千多颗，碉堡、圈寨、城墙均被炸开，为步兵冲锋扫平道路，立下了赫赫战功。有一次，在南华境内高庄集战斗中，炮弹已经打完，本部专门选择一个较为暴露的高地，构筑了炮兵阵地，故意把炮口摇得高高的，让伪军看炮，开展政治攻势，勒令伪军投降。敌人眼看增援无望，很怕开炮轰击--一般砖木结构碉堡工事，是经不起炮兵抵近射击、直接命中的爆炸威力的--遂缴械投降。这就是“兵不厌诈”的智谋，也是这门炮威名远扬的收获。

这门炮在1945年5月东平县小寨战斗中意外炸膛了。为了尽快试制出九二式步兵炮，军区领导把任务交给了当时的冀鲁豫军区华丰机械厂。

1945年9月，该厂成立了试制小组，盖亮为技术员。他们把炮分解为八大部分120多个零部件，进行测试绘图。在盖亮的组织下，试制小组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在1946年4月试制出了第一门步兵炮并试射成功。为了表彰此炮的设计者，有关部门便以盖亮的名字命名为“盖亮式70毫米步兵炮”。

现在这门颇具传奇色彩的大炮就陈列在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中，供后人瞻仰纪念。

1940年6月，国民党密令其在敌后的部队实行“曲线救国”，勾结日寇、专门反共，妄图摧毁共产党抗日根据地，消灭人民武装。石友三所统第三十九集团军遭到沉重打击后，退到鲁西南，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日寇订立了互不侵犯、共同反共的协定。并利用反动会道门，联合鲁西伪军齐子修、冯寿彭等部，乘日寇对鲁西根据地大肆“扫荡”之机，集中全部兵力4万之众卷土重来，占领了濮县、濮阳、范县、鄄城大片地区。顽军所到之处，修筑据点，抓夫抢粮，抓捕杀害本部军政干部和革命群众，对鲁西地区破坏极大。

7月中旬，在讨逆军司令员宋任穷、政委肖华、副司令员杨勇等同志指挥下，集中冀南、冀鲁边、鲁西地区20个团的兵力，进行了第二次讨伐叛军石友三的战役。

7月的鲁西平原，久旱无雨，烈日炎炎，地里的高梁、玉米都晒蔫了，土地裂开一道一道的口子。运河支队从茌平县以南赵官镇一带，日夜兼程300多华里赶到范县附近。

7月12日，5团在军区特务营的配合下，首战颜村铺，乘敌立足未稳，猛扑顽军冀察战区游击第三纵队邵鸿基部，激战一日，击毙其参谋长杨檄泰以下官兵100余人，俘虏第三总队长于跃江及河北省邱县、肥乡、任县等5名县长以下官兵1000余人，邵鸿基率余部向南逃窜。4团在攻击颜村铺战斗时，将守敌孙洪琪部500余人全部歼灭，紧接着追击南逃之敌。

时值盛夏，上边是烈日烤晒，下边是热气蒸腾，青纱帐象围墙一样密不透风，不要说战士们携带全副武装跑步前进，就是空着手缓慢行走，也热得喘不上气来。行进中不时有战士中暑昏倒，卫生队全体同志全力以赴投入抢救; 那时没有什么急救药品，从井内提上冰凉的清水，便成了最好的清凉剂。中暑的战士经过急救，清醒过来立即追赶部队，再次投入战斗。4个多小时的追击，行程50华里，赶到吴桥镇。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村镇，守敌为石友三特务旅的1个团，构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特务旅是西北军的老部队，战斗力较强，善于防守。本部完成包围后，夜晚，4团、5团同时发动猛攻，连续几次攻击均未攻破敌人防线，部队有较大伤亡。激战至次日黄昏，守敌突围，在村外被歼灭500余人。

接着，又在马口、白衣阁战斗中，沉重打击了进攻根据地中心区的叛军。敌人第一线部队被歼灭大部后，全线动摇，向南撤退至曹县、濮阳、东明一带，依靠设防工事固守顽抗。

8月12日，第二次讨石战役结束后，部队集结于濮县地区。华北讨逆军前线指挥部在柳下屯镇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参加会议的500多人欢聚一堂，庆贺讨叛战役的胜利。会议由杨勇副司令员主持，他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宋任穷司令员、肖华政委，接着请宋司令员作报告。

宋司令员讲了抗战3年的形势，他说: “英勇抗战的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浴血奋战，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走狗的疯狂进攻，依靠发动武装群众，扩大了正规军，建立了游击队，组织起人民政府和各群众团体，在全国建立起20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2万多次战斗，毙伤日军10万余人，伪军4万余人，合计14万多人，俘虏日军1000余人、伪军3万余人。我军在战斗中发展壮大，正规军由抗战初期的4万余人发展到近50万人，根据地人口约有1万万，共产党员由3万发展到80万。这是我们实行全面抗战路线，也就是实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胜利，是执行党中央发展独立自主的人民游击战争正确方针的胜利。事实证明: 日本帝国主义必然是要失败的，中国绝不会亡，最后胜利必然是我们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他在报告中接着指出: 抗战进入第四周年的时候，抗日战争空前困难的时期也到来了，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进攻，中国抗日阵营中的一部分人正在发生动摇，现在中国面临着空前的投降危险。国民党反动派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等反共反人民的文件。指示他们留在敌后的部队实行所谓“曲线救国”的方针，与日寇勾勾搭搭，公开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在1939年12月到1940年3月达到了高峰，这就是全国性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命令他包围陕甘宁边区的部队猖狂进攻，侵占了淳化、枸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县。在晋西北，阎锡山集中六个军的兵力，向抗日救国牺牲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和抗日决死队进攻。在晋东南，蒋介石命令朱怀冰部袭击太行区八路军总司令部。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了坚持抗日战争和打退反共高潮，于1939年7月提出了: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制定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总方针，这就是: “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顽固势力。”为了和顽固派进行坚决而又正确的斗争，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制定了“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有理”即自卫的原则，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利”即胜利的原则，这就是“不打则已，打则必胜”，要有计划、有准备，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有节”即休战原则，“适可而止”，“磨而不裂”，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还要争取其共同抗日，主动和他讲团结，不作无止境的斗争。这就是有团结、有斗争的政策，有打有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两者不可偏废。宋司令员最后说: “此次讨伐叛军石友三第二战役的胜利，共歼灭顽军3000余人，这是我们在党中央领导下，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直接指挥下，三区部队团结合作、共同努力取得的。今后我们还要互相支援、互相学习、团结战斗，为取得更大胜利而努力奋斗。”

宋司令员的报告受到了热烈欢迎，掌声不断，口号声此起彼伏，气氛十分热烈。肖华政委、杨勇副司令员也讲了话。会后举行了会餐，大家席地而坐，十人一围，4盆菜，1盆酒，有说有笑，尽欢而散。

1940年10月，部队再次进行改编，撤销黄河支队与运河支队番号，黄河支队改称苏鲁支队，率3个团到江苏、山东边区的丰县、沛县、肖山、砀山一带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运河支队与独立支队（陈士榘支队）2团合编，改为115师教导3旅，旅兼鲁西军区。旅长、司令员兼政委杨勇（后调苏振华同志任政委），副旅长王秉璋，参谋长何德全，政治部主任曾思玉。下辖3个团，原运河支队5团改为7团，团长刘正，政委杨俊生; 原独立支队2团改为8团，团长夏德胜，政委李士才; 原运河支队4团改为9团，团长何光宇，政委郭华。改编后，孙连捷从卫生队调军区直属政治处任青年干事。

根据军区党委决定，命令9团南下巨南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巨南地区包括嘉祥、巨野、城武、定陶、金乡等五县广大地区，位于济宁至菏泽公路以南，是鲁西和湖西（即微山湖以西）两块抗日根据地之间、3个军分区的结合部，是冀鲁豫边区的南大门，也是敌人分割包围本部的必争之地。

这个地区长期由日、伪、顽、匪盘踞，日寇占领了各个城市，土顽、股匪控制着广大农村。济宁、菏泽都有日军重兵屯集，并分兵据守邻近县城。此处国民党统治基础甚强，顽固派的军队主要有国民党山东省第二专区专员兼山东挺进军22纵队司令孙秉贤约2500人; 国民党山东省第十六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张瑞亭，副司令兼副专员张子刚部约3000人; 定陶地区有保安旅王志杰部约2000人; 国民党第七路军司令曹斑亭及其属下陈伯阳、张汉山、曹国辉、卞九等部共2万余人。还有反动地主控制的民团、会道门遍布整个农村，小股土匪更是多如牛毛，而且他们是和伪军、顽军紧密勾连在一起的。形势之险恶，敌我力量之悬殊可见一斑。另外，这一带全是新区，除了巨野县有党组织和一个人数不多的游击队外，其余各县都是空白。在此种状态下。9团进入这个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条件异常困难，任务十分艰巨。

9团全体指战员经过深入动员，充分准备，斗志昂扬地离开鲁西根据地中心区，于1940年10月越过济菏公路，进入巨南。部队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先要站稳脚跟，在敌、伪、顽、会、匪的夹击之中不被赶出来。不仅要对付济宁、兖州、菏泽和5个县的日伪军，还要对付3万多国民党部队和土顽的进攻，更加重要的是争取和改造民团、会道门，政策和策略不能有半点差错。部队刚进入营里集地区，各阶层人士和广大群众对于八路军完全不了解，敌伪派遣汉奸、特务又大肆造谣、污蔑，更增加了群众的恐惧心理，使本部活动极为困难，所到之处，民团、会道门紧闭寨门、固守围墙，拒绝部队进村。

一些土顽、反动会道门头子，更是处处与本部为敌。任玉佛是那片最反动的民团头子，气焰甚为嚣张，部队为促使其团结抗日，多次寄信争取，并利用关系进行劝说，但他执迷不悟，而且依靠日伪势力横行霸道，欺压人民，积极反共，作恶多端。本部被迫进行反击，攻破了他所盘踞的营里集，活捉了任玉佛。本部进村后，立即开展宣传工作，讲明我党我军政策，并以秋毫无犯的模范行动，使受蒙蔽的群众开始觉醒。第二天，巨野县城的日伪军400余人，赶来增援，遭到9团迎头痛击，死伤惨重，狼狈逃回县城，这使群众更加了解任玉佛与日伪勾结、破坏抗日的罪行。接着，9团又打开了长里店、谢楼、大陈楼等土围子，惩办了首恶分子，教育了群众，扩大了部队影响。至此，地主豪绅控制的民团、道会门开始分化瓦解。与此同时，9团大力开展群众工作，运用多种形式向各阶层人士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和抗日救国纲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指战员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广泛开展给群众做好事活动，给住家群众挑水满缸、打扫庭院、看病送药，行军不踏青苗，尊重风俗习惯，减轻群众负担，节衣缩食、扶弱济贫。为了尊重风俗习惯，让群众过好春节，在农历春节的除夕，本部冒着大风雪，将队伍集合起来离开村庄。群众关切地问: “这大年三十，你们到哪里去? ”干部告诉老乡: “我们有战斗任务。”把部队拉到野外露宿，等老乡过了年祭完祖先，天明再把部队带回村子，这使群众非常感动。有时天下大雪，深夜进村，为了不惊动群众，部队就靠墙根坐着而不叫门，一直坐到天明，雪花落满全身。这些不扰民、不害民，真爱民的行动，给群众以深刻的教育，大家齐声赞场: 自古以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八路军仁义之师，是真正人民的子弟兵。群众将这些事迹奔走相告，9团的美名不胫而走，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在各界人民中提高了威信。这样，部队在巨南人民群众中开始扎下了根。

巨南的5大村（巨野县的马楼、蒋海、徐堂、葛集、大李楼）有2000余户、1万多人口。由于长期遭受日、伪、顽、匪的摧残掠夺，激起了这5个村人民群众的无限愤怒，迫使他们联合起来，挖沟筑寨，置枪设炮（土炮），展开武装自卫，曾打退顽军卞九团1000余人的进攻。当9团初到5大村时，群众对其不了解，也怀有戒心，拒不开寨门，不让部队进村。本部耐心宣传，努力争取，特别是当日寇和伪军进攻5大村，他们处于极度危险，要求国民党顽军支援而遭拒绝，面临寨破人亡危难之际，9团主动出击增援，奋勇击退日伪军进攻，他们从对比中擦亮了眼睛，看清了谁是真正可以信赖的军队，谁是祸国殃民的害人虫，从而增强了对共产党、八路军的信任。他们无限感激，杀猪宰羊，慰劳本部，盛情邀请部队进驻5大村，与9团结下了深厚的情谊，9团派出干部帮助他们民团训练，支援他们枪支弹药。在本部帮助下，这5大村1000余人的群众自卫武装，逐步成长为共产党领导下坚强的民兵队伍，威名远扬。

在群众对本部逐步了解、日益信任的基础上，部队抓紧开展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改造旧村政权，民选村长，组织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派出骨干建立县区人民武装，开辟了以营里集为中心，东起谢集，西至顺河集，南至万福河，北至燕洼，有100多个村庄的抗日根据地。

9团在巨南地区频繁活动，连续打击日伪军的疯狂气焰，给其以很大威胁。日寇遂纠集济宁、金乡、巨野等地的日伪军1500余人，于1941年5月将9团合围，妄图一举歼灭于营里集。敌人多次攻击，耗时一个上午，伤亡300余人，始终未能攻破阵地。下午3点，敌增援部队到来，用3辆坦克冲开寨门，步兵随即被截击，只有2辆坦克在街上横冲直闯。本部当时没有反坦克武器，也没有炸药包，指战员们凭着惊人的勇敢和机智，向坦克上洒煤油，用手榴弹爆炸了火烧坦克，鬼子坦克被烧起火，急忙退出村外，败兵于黄昏时撤退。经过1天激战，共击毙日本鬼子150余名，伪军300余名，烧伤敌坦克2辆，俘日军 2名，缴获轻机枪4挺，步枪200余支。这是9团进入巨南与日伪军进行的一次最激烈的战斗。“老9团大战营里集”的美名和英雄事迹在巨野广泛流传，军区首长高度赞扬9团指战员在此次战斗中英勇顽强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巨南抗日根据地日益发展壮大，鬼子、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对之视如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企图消灭9团并摧毁巨南抗日根据地。1941年6月初，9团政治处副主任孙鹏程率1营和团直一部分活动于德化集附近之杨楼，突然遭受金乡、嘉祥、巨野日伪军1000余人袭击，陷入重围。在敌人猛烈炮火轰击，步兵连续攻击下，部队英勇顽强与之展开殊死搏斗，击退敌人数次冲锋，毙伤敌人200余名，于黄昏突围。途中又遭敌火力杀伤、步骑兵截击，孙鹏程同志、1营教导员路光以下指战员200余人伤亡，副教导员吴志笃率余部136人经过反复冲杀，突出重围。

1941年8月下旬，9团对疯狂进攻的国民党顽军孙良诚部实施反击，全歼敌人1个团，击溃2个团，俘获人枪800余，取得了很大胜利，但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年仅24岁、军政双全的团政委郭华同志壮烈牺牲，是9团的重大损失。郭华同志牺牲后，由巨南工委书记裴志耕（河北大名人，1927年加入共产党，开国少将）同志兼任九团政委，后由廖亨禄（福建永定人，1928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共产党，1951年牺牲）同志接任九团政委。

敌伪顽对9团和巨野抗日根据地猖狂进攻，不断蚕食，修筑据点，深沟高垒，并以公路、封锁沟墙分割，情况日益困难。教3旅首长分析了巨野的形势，认为必须全力支援9团，坚决打击日伪军的猖狂进攻，挫败其反动气焰，才能争取人民群众，震撼顽固派，瓦解会道门，巩固根据地。为此，决定由政治部主任曾思玉同志率7团南下，配合9团作战。

巨南东南的羊山集，是伪自卫团5县联防总团的所在地。总团长李文德、副总团长李连壁在羊山集率领1500多名伪军和联防团据守。二李均是伪军官，又是联防团、道会门头子，后者还兼任伪区长。他们长期盘踞羊山集，修筑工事，成为伸向根据地边沿的最大据点，危害最重。擒贼先擒王，打掉羊山集二李，粉碎其5县联防，对巩固巨南根据地的关系至大。

10月22日，在王庄召开了7团、9团连以上干部会进行战斗动员。23日，部队分路由张风集、王庄、白店、党庄地区出发，深夜包围了羊山集，以7团1个营对金乡城警戒，打敌增援; 9团1个营对巨南、独山集、纸坊敌据点设防，阻敌增援。

24日凌晨，7团以突然、勇猛动作，从东北、东南方向突破敌人防御阵地，攻入羊山集镇内，驱散了道会徒众800余人，展开宣传活动。9团同时包围了村西头寺庙敌核心据点，并占领了羊山集北之高地。上午7时，开始攻击羊山最坚固的据点上廊，这里有500多敌人固守。9团2营8连担任主攻，因敌火力较强，而且地形对己不利，8连两次攻击均未奏效，部队伤亡较大，全连仅剩下36人; 指导员刘保洲负伤5处不下火线，他们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和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坚决拒绝替换，誓歼顽抗之敌。9团团长何光宇同志重新组织火力，亲自指挥，于13时展开第三次强攻。8连健儿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勇猛冲杀，10分钟攻进围寨、纵深发展。接着2营其他3个连队陆续进入，敌人仍困守房内拒不投降，2营部队上到敌占房顶挖洞向下投掷手榴弹，经过2小时激战，残敌被迫投降。

在部队攻击时，曾思玉主任、何光宇团长和旅部队训科长王正南，一齐登上106高地观察战斗进程，发现伪军猖狂射杀2营战士，王正南同志气得眼中冒火，摘下通讯员背的日本三八大盖枪，利用有利地形，居高临下，飞快地瞄准围墙上张牙舞爪的敌人，“叭叭……”一阵猛打，一枪一个，连续打倒十几个，吓得敌人纷纷跳下围墙，缩进碉堡，再也不敢狂喊乱叫了。

羊山战斗毙伤伪军154人，生俘伪军370余人，毙伤会道门武装数十人，驱散会道门武装800余人，缴获轻机枪3挺、步枪300余支。总结大会上，9团2营8连指导员刘保洲，排长王定华（红军战士）、孙绍荣，班长解力银等同志，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羊山集战斗是巩固、扩大巨南抗日根据地极其重要的关键一仗，本部贯彻了以政治攻势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双管齐下的作战方针。这次战斗使部队总结了与会道门斗争的经验，主要是分化不同阶层人士，争取基本群众，孤立和打击极少数上层反动分子，扩大我党我军政治影响，同时以军事打击为后盾。战前，对部队深入传达了政治纪律，严禁乱杀、乱抓、乱拿、乱没收。战斗中，旅政治部组织了军法处，派出执法队，维持镇内秩序。部队严守战场纪律，宣传队挨门挨户进行宣传，解除疑虑，对放下武器的会道门群众，当场教育释放，不污辱人格。因此，这一仗不仅军事意义重大，而且在政治上也打了个大胜仗。

羊山战斗后，7团会同9团继续对顽军朱世勤、时锡九、曹班亭等部反击作战，10天打了4仗，毙伤敌300余名，俘虏1300余名，粉碎了他们组织的联合进攻。

1941年11月，7团奉命返回濮县以北参加讨顽战役，9团仍留巨南地区坚持斗争。直至日本投降前，9团始终战斗在这块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