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卧底川军、历尽坎坷的共谍－张志和(上) -- 桃源客
家园 卧底川军、历尽坎坷的共谍－张志和(上) 在中共秘密战线的群英谱中，张志和的名字鲜为人知。身处虎穴、屡建殊勋已属不易，尤其与众不同的是他所经历的格外严酷和罕见的考验，以及因此而蒙受的来自组织和自己同志的非议与不解，其传奇而坎坷的生平着实值得一书。
张志和，原名张清平(字志和，后以字行)。1894年出生于四川邛崃一个地主家庭。从小即接受正规的军事教育，由四川陆军小学堂、西安陆军第二中学堂到北京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直至1914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二期步科，与刘文辉、邓锡侯等同学。毕业从戎，在川军中历任连长、营长、团长。1925年应刘文辉之邀担任川军总司令部参谋，执掌机要。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刘文辉派遣张志和为全权代表赴武汉表示响应革命，刘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4军。张志和出任军政治部主任兼第6混成旅旅长。
倾向革命
在武汉和南昌期间，张志和与吴玉章、郭沫若、李一氓等川籍人士往来密切，并由他们介绍结识李汉俊、董必武、林伯渠、邓演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等人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通过和共产党人交往并阅读进步书籍，张志和开始接触马列主义，革命意识也逐渐萌生。他回到重庆正是“三三一惨案”次日，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约他秘密会晤，告知刘湘已公开反共，让他赶回成都与刘文辉详谈并尽量争取。张志和返蓉不久就得知杨闇公被刘湘杀害(1927年4月4日，杨闇公被捕，6日被割舌、剜目、断手，身中3枪壮烈牺牲于佛图关)。此时，成都方面反共势力也日益猖獗，在中共党员刘愿庵的策动下，他与吴景伯配合四处讲演，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和刘湘“三三一”屠杀革命志士及群众的罪行。
他遵照杨闇公的嘱托，力劝刘文辉不要跟着蒋介石跑，并要求刘把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到24军的政工人员留在他的政治部继续工作。
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四川省委派洪沛然(原名洪仿予，后任中共邛崃特支委代理书记、南方局经济组副组长，建国后任纺织工业部生产司司长)到其部队从事兵运，并在第二混成旅中建立“中共军特支”。大革命失败后，许多意志薄弱者脱离革命队伍，更有无数叛徒卖身求荣。而张志和却在白色恐怖下毅然选择了共产党。经中共川西特委批准，他由洪沛然介绍于1927年末被吸纳为中共特别党员。张志和驻军重庆时，为宣传社会主义出资开办了《新社会日报》，因其内容激进，被蒋介石电嘱刘湘强行查封。他还出资开办一所特殊的旅店，掩护来往同志食宿并赠送路费。
1928年初，刘文辉任命张志和担任24军暂编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二混成旅长，师长由刘自兼。第二混成旅由重庆移防江津后，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兼军委书记李鸣珂直接与张志和联系(李鸣珂牺牲后，张志和主动将烈士的长子收留抚养)。省军委的工作，也得到了张志和的大力协助。张在江津城内小官山创办了“志和图书馆”，购进大批马列著作与进步书刊，积极在士兵和当地群众中传播革命思想。张还通过军委派到他部队里搞通联工作的李崇实，给李鸣珂送去了10支手枪和三千发子弹。 后来，贯彻“立三路线”的中央代表余乃文主持的首次全川军支(各驻军部队中的地下党支部)联席会议，就是借助张志和掩护，在江津县白沙镇召开的。
机智锄奸
1930年5月，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交通科会计科主任的陈梦华叛变并出卖了省委主要领导。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省委秘书长邹进贤和工委书记程攸生在重庆被害，导致省委工作一时瘫痪。后来重新组建的临时省委向中央报告时称：“此次损失最大的是全部常委几乎牺牲殆尽”。
5月中旬，陈梦华化妆后来到江津，打算刺探当地党组织并进行破坏。他利用原来盗窃的省委介绍信与个别军支的负责人接头，打着营救被捕同志的幌子骗取经费，并无意中在县城发现了省军委秘书、特务队长李觉鸣(原名刘墨苏,黄埔五期肄业，参加南昌起义后南下转战中曾担任周恩来警卫)。李觉鸣长期担任省军委与江津军支的联系工作，刘愿庵牺牲后，他正在张志和处暂避。
陈梦华认为发现了共产党的一条大鱼，但他又忌惮李觉鸣的枪法和武功。冥思苦想一番，当下给当地驻军首脑、国民党24军暂编第一师副师长张志和写了一封匿名信，称共党四川省军委的李觉鸣潜逃到江津，常在儒林街一带活动，要求张派出军警速往拘捕。
陈梦华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张志和早已是中共党员，此次李觉鸣来江津暗中巡视兵运工作，就多次出入张公馆。张志和将密报信交给李觉鸣看过。李大吃一惊。因为陈在省委机关负责会计，常有签字，李觉鸣一看笔迹便知。陈梦华的这一疏忽引起了张志和和李觉鸣的高度警觉。两人一合计，当即派人到重庆与组织联络核实。打探的同志次日赶回，带回令人震惊的消息：刘愿庵等被捕的同志已遇害，而省委秘密会议正是陈梦华告向特务告的密。悲愤之余，张、李决定将计就计，就在江津把叛徒除掉。
当晚，陈梦华在客栈饮弹身亡。 次日，张志和主动在国民党江津县党部的《新江津日刊》以头版“表功”，称“共党分子”陈梦华流窜到江津活动，暴露后拒捕，被军警击毙。事后上峰追查下来，张志和以陈梦华“投诚”的消息未能与地方及时沟通为由据理力争，“误杀”一事最终不了了之，江津地下党组织也因此躲过一劫。
最无奈的“监斩”
1930年8月，忠实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共四川省行委为了拿下位于重庆西南的江津县，以便顺江而下、进一步达成左倾冒进之“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宏伟计划，不顾条件极不成熟的情况，强令江津军支实行兵变。
张志和固然对革命事业满腔热忱，但是基于自己丰富的军事经验，他态度鲜明地反对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贸然发动武装起义。他曾向省委派出的同志表示，没有广大民众的配合，士兵起义必败无疑。当省委在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影响下仓促组织的遂彭起义、广汉起义连遭惨败后，张志和通过杨云樵向省委建议：由他在军队上层作掩护，军支的同志在下面发展党员，团结教育士兵。然后将骨干力量派往四川各军阀部队发展组织，积蓄力量，等到时机成熟再行举事。遗憾的是，省委研究张志和的意见后却对他产生了怀疑，认为他如今官当大了，怕起义影响自己显赫的地位，政治上已不可靠。更为荒唐的是，为避免张志和成为起义的障碍，省委决定趁张志和奉刘文辉之召回成都开会之机，在江津突然举行武装起义。在此之前，省委已将赞同张志和观点的杨云樵调往重庆，另派狂热支持武装起义的李克俊(原名李德孚，后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务)前往江津，担任张部军支书记。
9月3日夜，原计划5日举事的江津兵变，因走漏风声引起官方警觉而仓促提前发动，并迅速遭到失败。随后的大搜捕中，100多名起义士兵和下级军官被捕。地下党员龚秉仁、龚慰农、曹泽芝也落入敌手。
张志和在成都得知消息，刘文辉把他叫到他家中训斥一番。埋怨他平时“纵容共党，姑息养奸”，并严令他马上赶回部队“严厉处置，以整军纪”。张志和星夜兼程，忧心如焚赶回江津处理后事。刚到江津，情绪冲动的团营长们立时将把他包围，逼着他把关在牢中的一百多名造反官兵和江津地下共产党的人全部枪毙。
当参与兵变的士兵被抓来“正法”时，张志和被迫坐在现场“监斩”。此刻，他想到事情的前前后后，内心的痛苦、愤忿、复杂和无奈真是无以名状。他难以理解省委在他自己指挥的部队里举事，居然会背着他这个共产党员！？如今身处敌营，虽是当地最高军事长官，上面有刘文辉明令严厉处置，下面又是一群杀红了眼的反动军官，夹在中间，他还能怎么办？
枪声不断地响着，被俘起义士兵五人一批接连倒在血泊之中。当第九批士兵被押上来时，张志和看到里面有师部的李崇实和江国勋。刽子手举枪正欲射击时，两人向着张志和大喊救命。张志和再也坐不住了，沉下脸喝道："把李崇实、江国勋给我押到一边，我要亲自审问处置，抓出他们的后台！"在张志和的鼎力相助下，李崇实、江国勋得救了。最后，他竭尽全力争取到了：只杀一半的被俘士兵；对江津地下党龚秉仁、龚蔚农、曹泽芝三名在押"赤匪"改判有期徒刑。当夜，共48名起义士兵惨遭杀害，其余被俘者面上刻字涂蓝，被驱逐出境。
江津起义失败后，四川省委根据脱险同志的汇报，认为起义失败的原因，一是张志和思想右倾，政治上不可靠；二是实际领导者于渊临阵脱逃，放弃指挥。省委做出决定，将张志和、于渊二人开除出党。
不久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也拿江津起义作为教训，严厉谴责了张、于二人。
刘文辉则认为张志和纵容共党滋乱，治军不力，削去了他的统兵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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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抚今追昔 ，一身叹息！花好文！ 家园 卧底川军、历尽坎坷的共谍－张志和(中) 江津兵变失败，张志和丧失军权，但毕竟与刘文辉私交甚笃，他被调回成都改任四川省兵工厂总督办。
1934年初至1935年春，张志和游历南亚、非洲、西欧和苏联等十余国，深感“眼界洞开，颇有收益”。随后又赴日考察近半年，与郭沫若等过从甚密，并从经济上予以周济。回国后曾赴两广，向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胡汉民介绍日本情况，鼓动积极抗日。在上海，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同陈静珊合资开办“辛垦书店”，主编《研究与批判》杂志并出版发行他自己的著作《现代战争论》，批判蒋介石所谓的“抗日三月亡国”论。张志和于1936年冬回到成都，与共产党员罗世文、车耀先以及邓初民等人组织国事座谈会，并协助车耀先创办《大声周刊》，筹资开办《新民报》，推动成都文化界的救亡运动。
延安之行
1937年9月，张志和在友人韩伯诚家中会晤了中共派到四川的李一氓，得知毛泽东极想见他一面。张志和万分高兴，即与李一氓同往西安，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久别的林伯渠。数日后，他乘八办专车到达延安。毛泽东赠送张志和一本石印的江西反围剿胜利战史，他回送一本辛垦书店翻译的《战争论》和自著的《现代战争论》。和毛泽东见面时，张志和把自己1927年入党后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毛泽东听得很仔细，还不时作笔录。彻夜长谈到最后，毛泽东交给张志和一项重要的秘密任务：要求他利用自己和四川军阀的特殊关系，策动他们不要做蒋介石的走卒，争取在今后的国共战争中保持中立，最终把他们拉入革命阵营。毛泽东强调：“志和同志，这项工作很重要，中央对你是寄有厚望的。”天色破晓，毛泽东送张志和出了窑洞，并叮嘱他事关重大，一定注意保密，今后在政治上要保持灰色。
后来张志和在自传中回忆：“主席一面同我谈话，一面喝着白酒，吸着香烟，态度随和亲切，胜似家人骨肉”。离开延安前，毛泽东特意送了张志和一张自己的照片，背面题写“志和同志 毛泽东”。这张珍贵的照片，张志和视同生命、终生珍藏。
回到成都后不久，中央便派遣邹风平传达指示：恢复张志和的党籍，今后在张曙时直接领导下工作，同时不得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
出川抗日
1938年春，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在武汉暴亡，盛传是被蒋介石派特务毒死。蒋委任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川军各部以曾任刘湘老师的王陵基为首群起反对，声言拒绝国民政府入川。中共中央认为大敌当前，川军反蒋实不利于抗日救国，指示张志和劝告王陵基等反蒋实为亲者痛仇者快之举，动员王陵基率军出川抗战。张志和做了大量工作，终于说服了王陵基。
王陵基同意出川抗战后，即请张志和作代表与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商妥，将王部改编为第三十集团军。由王任总司令，开赴江西作战。王并请张志和出山担任集团军总参谋长，辅佐军机。张志和为此特征求党组织意见，张曙时写下一函，要他去汉口八办向周恩来亲自汇报。张志和随即赶到汉口，与周恩来、叶剑英见面，待向毛泽东去电请示后，同意张志和出任三十集团军总参谋长一职。
川军装备低劣，在瑞昌与敌甫一接触即遭重创。王陵基受到蒋介石“撤职留任，以观后效”的处分后，一时颇为消沉。张志和恪尽职守，积极协助王陵基指挥作战。当麒麟峰战况激烈时，张志和与王陵基均在火线指挥战斗。在日军连续数日疯狂进攻下，川军伤亡惨重。王陵基动摇了，在电话中命令张志和率军后撤。张志和大惊，从公私两方面痛陈利害，晓以大义，要他血战到底，抓住时机将功补过，倘若再退，必将遗臭万年，“即便战死，也不愧为中华民族之千秋英烈”。在张志和强有力的劝说鼓励下，王陵基终于下定决心死战，并将预备部队悉数投入，最终击退日酋，阻敌于武宁以东。麒麟峰之战转败为胜，成为当时重大新闻。王陵基也由待罪之身一变而为民族英雄，并且受到褒奖，出尽了风头。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与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亲到武宁前线慰问劳军。郭沫若曾在《洪波曲》中写到这次慰问的经过，以及他与老友张志和在火线重逢的情形。
装备、素质均远逊于中央军的杂牌队伍竟然也能打败日本人，这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蒋吩咐戴笠派人调查，得知该部“战地军官训练团”曾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作为主要训练教材，并查明负责训练团的是张志和，遂怀疑张是共产党员。
蒋介石密令王陵基让张志和离开部队。左右为难之下，王陵基只好将内情向张和盘托出。张志和得知情况后，方想起毛泽东当初叮嘱他“政治上保持灰色”的重要性，颇为懊悔。他只得再次离开部队，回到成都。
龙潭虎穴
1941年，张志和奉周恩来指示，参加了中国民主政团大同盟。在此期间，除了参加民盟活动，他主要致力于争取保定军校的两位老同学刘文辉、邓锡候，以及另一位重要人物潘文华。他先后介绍邓初民、马哲民、黄松龄、张友渔等为刘文辉讲授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形势等，借以提高刘的政治认识能力，使其免受蒋介石的愚弄和利用。
1942年2月间，经张志和安排，周恩来在重庆机房街民族资本家吴晋航的公馆里会见了刘文辉。周恩来向刘表示，希望大西南的地方民主力量团结起来，坚决抵制蒋介石的一切反动措施，中共愿在政治上给予支持并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对于刘提出怎样联系的问题，周恩来说，中共可以派人到西康设立秘密电台，通过电台和延安联系。
1942年6月，中共派遣王少春夫妇到西康省雅安苍坪山脚下刘文辉的一个旅司令部内设立了秘密电台。从此，刘和中共的关系便由一般沟通进入密切联系和实际配合阶段。雅安电台一直工作到刘文辉宣布起义，历经八年而未遭军统破坏。
张志和身为秘密党员，表面上过的却是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精巧雅致的张公馆，每天都是宾客盈门、应酬不断。革命阵营中许多不知内情的人，自然也视他为典型的反动军阀。张志和对此十分厌倦，有一次，王明、吴玉章、林伯渠等赴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回延安途中经过成都，张志和在家中尽地主之谊。席间，他郑重提出不愿再过这种腐化生活，想到延安为党工作。王、吴、林三人一致认为，再难找到像他这样可与川康高级将领接触的人选，没有应允，并嘱咐他应保持伪装、继续在川工作。
张志和为工作需要，用心结交三教九流。连后来成为军统干员、时任西昌行营情报处处长的徐远举每到成都，也必去张公馆走动。徐再婚时，带着新娘耿静雯来成都度蜜月，也住在张公馆里。张志和对徐远举，始终是慷慨大方，热情关怀。而徐远举在张面前，也显得格外谦恭。即便当徐后来升任重庆行营二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手握生杀大权后，依然对张志和视同父执。
张志和常去重庆，当面向周恩来请示汇报工作。为保密起见，每一次都是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进行，而且大都在深夜。而张每到重庆，徐远举必定知道，并敬若上宾，亲自跟随左右，张罗应酬。其实，以徐远举的精明和他所控制的西南四省庞大的特务资源，他对张志和多年的地下活动不会一无所知。而张志和最终能毫发无损，着实归功于他特殊的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
1947年3月，张志和被国民党抓捕，经张澜、黄炎培向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张群交涉，才得以获释。
1947年5月，蒋介石撕毁和平协议，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同时在国统区向政治异己全面开刀，大开杀戒。张志和身为川盟主要负责人，自在当杀之列。而省主席邓锡候一得到风声，马上派他的副官长刘雄抢先一步将张志和与川盟的其他几位负责人范朴斋、潘大逵等“抓进”厚生农场软禁起来，每日好酒好肉款待。国民党特务机关来要人，却遭拒绝。
1948年，蒋介石任命江西省主席王陵基改任四川省主席。王由南昌回成都赴任后，曾亲赴张公馆告知张志和夫妇一项机密情况。王陵基说他回川就职前，蒋介石在南京召见时曾口授密令，要他一到成都便将张志和秘密处决。张志和与李琏芳闻听此言不禁惊出一身冷汗，猜不透王陵基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谁知王陵基却对张说：“志和兄，你想我两个这么多年的交情，我对你哥子下得了这种毒手么？这种不够朋友的事，我姓王的是不会做的。”他又对李琏芳拍着胸口说：“大嫂，你放心，我和志和是生死之交，情同手足。只要我在四川一天，天王老子也不敢动他一根汗毛的！”
1949年夏，蒋介石在重庆对刘文辉说：“张志和是共产党员，听说在西康活动，你回去赶快把他抓起来杀了，免贻后患。”刘文辉满口应允。其实，此时张志和正被安排在刘的参谋长杨家桢家里，刘文辉还专门派了一名警卫贴身保护。
多年以后，中央政府开始特赦国民党战犯。但王陵基、徐远举等人因“罪大恶极”仍需留在功德林监狱继续改造。组织上为了做好续留战犯的思想工作，特地邀请一批民主人士前往探监。时任国务院参事的张志和也去了。三位昔日的老朋友再次聚首，五味杂陈。徐远举坦言相告，那时张志和每次去重庆，他其实完全知道是和共产党进行秘密联络的，但出于私人情谊，他却采取了睁只眼闭只眼的做法。众人抚今忆旧，不禁感慨万分。
通宝推：吃土的蚯蚓,读书点com,ifuleu,家园 四川人的典型性格 川nei内袍哥习气可见一斑，内战外行 ，外战内行 ，典型四川人说话做事的语气。
家园 卧底川军、历尽坎坷的共谍－张志和(下) 策反川军
奉中共指示，张志和通过“救国会”的关系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在1944年9月民盟全国代表会上当选中委，并在四川省支部分管组织。由张志和联系，张澜出面发展刘文辉、龙云、潘文华为秘密盟员。百名以上的秘密盟员名册一直由张志和妥为保存。到1946年上半年，已有几十名川军刘湘部队的现役和抗战后退役的中级军官被秘密吸收入盟。
1944年底，中央派张友渔到成都做统战工作，通过张志和等与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取得联系。针对日军攻占贵州独山，蒋介石有可能放弃西南的局面。张友渔对刘文辉表示：如果蒋投降日本，要反对；如果蒋向西北撤，西南应当“自保”，坚持抗战，中共可以支援。
张友渔后来在《我解放前的斗争生活》一文中写到：
党派我到成都秘密地去做刘文辉的工作，是通过张志和同志，张是刘的部下，是我们的党员。确实，很长一段时间，党对刘文辉的嘱托和希望，大多通过张志和转告。1946年，旧政协开会时张志和任民盟军事组顾问。政协闭会不久，周恩来离开重庆去南京时，嘱志和同志转告刘文辉：“政协决议能否实现，联合政府能否组成，要看蒋介石下一步如何走，现在还不能定。但无论怎样演变，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对蒋介石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同时还叫张志和提醒刘文辉：今后的政权问题完全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如果人民不要他，谁也站不住。要鼓励刘文辉把西康工作做得好一点，以取得人民的支持。1948年，王陵基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大举征兵、征粮，计划新装备20个保安团在大巴山地区设防，以阻止解放军入川。此时张志和与刘文辉为首的四川上层人士组建反蒋倒王的秘密组织“川康建设促进会”，以“川康渝国大代表联谊会”的合法名义公开抨击王的设防方案。提出川康“政治自治”、“经济自给”和“军队自理”，与“戡乱”方针唱反调，弄得王陵基很被动。张志和还利用自己以往有恩于王的条件，借机推荐数名秘密盟员出任什邡、安县、大邑县等地县长、专员和自卫总队队长，秘密渗透王陵基的大巴山防线。
1949年4月，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张志和函告刘文辉，促刘派代表赴香港与中共南方局商谈。刘随后又派参谋长杨家桢到成都与张志和、邓锡侯商议组成联合参谋部，由张志和代表民盟，杨家桢代表刘文辉，陈离代表邓锡侯，统一筹划川康起义。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率国民党第2军、95军及第235师在彭县通电起义。就此封闭四川国民党军向西康、云南逃跑的退路，有力策应了解放军聚歼西南国民党军主力于成都平原。西康战役发起后，张志和与杨家桢一道协助24军代军长刘元瑄阻击胡宗南，并通过王少春领导的电台每日数次向周恩来直接报告战况。
反右蒙冤
解放后，作为张志和个人历史上最惨痛记忆的江津起义又成了他始终迈不过去的一道坎。张澜曾提名张志和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却遭到许多人的坚决反对。板上钉钉的事实使他们一致认定：张志和不仅是曾在江津屠杀了数十名起义士兵的刽子手，也是一个典型的反动军阀。共产党出于统战考虑，不杀他已经够意思了，再予重用则万万不可。在反对意见影响之下，西南局一位主要负责人一锤定音：“张志和在江津起义中的行为，古今皆不能容。”所幸中央了解张志和在秘密战线上为革命所做出的特殊贡献，任命他为政务院参事，同时担任民盟四川主任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张志和一家得以在北京过了几年平静而安稳的日子。
1952年，张志和在写给政务院参事室的《自传》（未刊稿）中记述到："...当时我做的是革命工作，住的却是花园洋房，每天总是座上客常满；行呢？不是汽车便是包车。每天必有当时的高级将领如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等及其眷属往返酬酢。明知这些奢侈生活是行为腐化，但是要作他们的工作，就不能不和他们过一样的生活。精神上痛苦，思想上矛盾。那时我这种生活方式，不仅仅反动政府里的人这样看待我，就是我们革命阵营里的同志也是这样看待我的，甚至骂我是军阀、反革命，但是我又怎能言明这是组织上的决定，革命工作的需要呢？我在当军阀时（师、旅、团长），尽管没有直接剥削过人民，但仅凭着当时旅长每月三千元的津贴，师长五千元的津贴，这样积累好些年我也就存了二、三十万银元的财富。自然，这些钱的来源，还是剥削人民来的。因此我思想上一直认为应该还诸人民，所以在抗战前、抗战中，以及解放战争中，我历年从事团结抗日与和平民主运动，反蒋革命工作，所有开支经费，总是尽其所有，我个人的家业，已全部贡献给了革命事业……”
张志和、李琏芳夫妇和他们收养的美国飞虎队员遗孤张宁
（中央电视台《讲述》栏目截屏）
作为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旧式军人，张志和素来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境界。他早年在家乡邛崃县城捐款20万银元创办了后来颇负盛名的敬亭小学、敬亭中学，不惜重金聘请最好的建筑设计师规划校园和校舍，广纳良师。后来又参与创办了被誉为陕公第二的协进中学，该校领导人和教学骨干均为中共党员和进步民主人士。许多革命前辈和烈士的子女也都在协进求学。如朱德的大女儿朱敏、钱壮飞烈士的儿子钱江、李鸣珂烈士的儿子李瑜珊等。位于陕西街72号的张公馆，更成为革命烈士后代的避难所。1930年李鸣珂牺牲后，张志和即资送李妻和女儿回老家，并将烈士惟一的儿子瑜珊收养，直至1945年高中毕业后，才送到重庆交托给周恩来。抗战中曾任30集团军军官训练团政治部主任的中共地下党员汪道余在成都被捕后，家属生活陷入困境。张志和马上承担起照顾其眷属共6人的全部生活费用，直至抗战胜利后全家返回安徽原籍。钱壮飞烈士的遗孀和儿子钱江也在张公馆居住多年。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牺牲后，其妻周敦婉改嫁时任省军委书记、后成为中统要员的文强。所遗子女，也都由张志和资助生活费。
可惜，这些心迹剖白和德行善举在政治运动来临时顿显苍白无力。
1957年底，当年亲眼目睹张志和监斩屠杀起义士兵、却丝毫不知自己正是由于张竭力搭救才幸免于难的地下党员曹泽芝，从江津调到省政府文史馆担任馆员。她在成都与张志和狭路相逢，并且发现仇人居然还担任民盟的领导。盛怒之下，曹泽芝马上向组织检举了张志和的滔天罪行。适逢反右运动开始，特殊的政治气候、加上许多同志对张志和的历史本来就有看法，他在劫难逃地被当作镇压起义的元凶揪了出来。就连当年在西康争取到国民党西康省保安司令，雅、荥、汉联防总队队长朱世正率部起义，也被错误认定为“以张志和为首来荥经勾结地主、土匪组织，属暴乱土匪性质。”他没有被定为反革命，但顺理成章划成右派。
形形色色的批斗会上，亲历者曹泽芝的揭发批判极具杀伤力。张志和面对自己当初百般努力搭救下幸存的历史见证人，纵然浑身是口也无从分辩。
1959年，张志和全家被赶出北京，遣返回老家四川。
1975年初，刚恢复自由的李一氓和前中央情报总署副署长王少春前往北京辟才胡同政务院宿舍看望张志和。李一氓问道："你还保存着毛主席在延安送你的照片吗？"张志和答："当然，几次抄家，也没让他们抄去。"李一氓说："要保存好，那才是你真正的历史。现在是权奸乱世，但你要相信，总有一天，党和人民会把你的历史弄清楚的。"（此照片毛泽东头戴红星帽，为斯诺所拍，背面有毛泽东亲笔签名。现由张志和之女张韬英保存。）
数月后，张志和在北京死于车祸，终年81岁。
1979年2月，张志和右派问题被平反，1981年2月张志和骨灰被移放八宝山革命公墓。
通宝推：衡阳回雁,家园 邓小平？ 西南局一位主要负责人一锤定音：“张志和在江津起义中的行为，古今皆不能容。”——楚图南、萧清华和邓小平到底是怎么一个关系？
家园 中央情报总署副署长王少春？ 中央情报总署副署长王少春，这是什么单位啊，怎么没听过，哪位大虾给解释一下.
家园 据报载 中央社会部于1939年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改设，管理和领导情报与保卫工作，内称 “中共中央情报部”，外称“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但在筹建新中国之际即被撤销。但是，中央社会工作部撤销后，保卫部分归入了公安部(在政府建立之前归军委建制)，情报部分改设为中央军委联络部，原中央社会部秘书长邹大鹏任部长，并由原中央社会部部长、时任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主管。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邹大鹏为情报总署署长，至1952年8月，因情报总署机构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免去邹大鹏的署长和王少春的副署长之职。这些表明，新中国成立后的情报机构在人事上与中央社会部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在隶属关系上则由党中央内设分别转至中央军委与政务院。但是，政务院的情报总署只存在了三年之久，之后情报工作主要集中在了中央军委。
家园 刚建国的时候有个政务院情报总署的单位 可能是指的那里
家园 没想到徐远举还有这么一举 家园 即便战死，也不愧为中华民族之千秋英烈 赞。
家园 无语看蒋公 装备、素质均远逊于中央军的杂牌队伍竟然也能打败日本人，这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蒋吩咐戴笠派人调查，得知该部“战地军官训练团”曾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作为主要训练教材，并查明负责训练团的是张志和，遂怀疑张是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