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欢喜岭的回忆——伪满“建国大学”轶事 -- 路人癸
家园 【原创】欢喜岭的回忆——伪满“建国大学”轶事 伪满建国大学（以下简称建大）成立于1938年5月2日，地点在长春（“新京”）的欢喜岭（今南岭。学校旧址现归长春大学。），至1945年日本战败后停办，其寿命仅有9年，这在世界历史上都非常罕见。但是，建大是伪满洲国“培养桢干栋梁之材的……我国最高学府”（御赐建国大学敕书），直接隶属于伪满国务院（与文教部平级）。
建大面向中、日、朝、蒙、俄等族学生招生，学生入学十分严格公平，所有学生入学都要严格考核，而入校后条件则十分优厚（免交学费还有津贴），毕业后则直接成为伪满官吏，成为五族协和的栋梁之才。因此，似乎在这样一所学校，应该培养出的都是创建“王道乐土”的精英吧。——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通过当年建大生们的回忆，我们可以通过管窥建大，可以看到对整个伪满洲国社会有更深入的了解。
建大的教育宗旨是深刻体会“建国精神”，建设“道义世界”。每个新生入学前都要经过特务机关、日本宪兵队等进行非公开的严格检查，合格后方可入学。建大学制分前后两期，每期3年（后来改为两年半+三年+伪大同学院培训3个月）。学校课程以基础教育为主，学生的课程包括历史课、地理课、语言（日语课或汉语课），军事训练课，课时最多的则是武道训练
建大课程中，历史和地理课的“协和”特色特别浓厚。建大的历史课共4门：西洋史（欧美古代）、东洋史（中国史）、日本史、国史（东北史）。国史“证明””东北自古是满蒙朝三族的天下”、日俄战争后日满亲善共荣；日本史鼓吹中国已经老迈不堪、东洋史歌颂汉奸，等等。地理也是以德意日可爱必胜、苏美英可恨必败为主旋律。
而更有日本特色、充满武士道精神的是建大的生活。建大学生每天以敲“兴亚大鼓”为号，早五点半起（冬季六点半），盥洗后到操场升旗，向裕仁、溥仪“遥拜”，然后还要“默祷”。吃饭也要先唱歌，要感谢天照大神，要用日语说“拜领了”；吃完了也要感谢丰受大神赐给失误，要说“太丰盛了”——哪怕没有吃饱。
当然，这是规定。在中国人这里，建大的所有活动都可以变成战场。
比如对于上面的默祷和唱歌。日生岩崎宏写道：“我偷偷的观察了中国学生的表情，他们的嘴即使一点一点的动着，但怎么也感觉不到他们是在唱歌。”这还只是消极对待，六期的中国生刘第谦则回忆道，刚刚入学的时候他和同学对饭前的默祷感到破不适应。对此，扶着照顾他们的四期生说：“为什么不默祷？不要以为这是他们的规矩，咱们祖国也默祷。大家还是默祷吧。”要知道，建大入校的学生都是经过严格“政审”的，如果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话是绝对不可能通过考核进入建大的。因此，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们”“咱们祖国”这些词对这些刚入校的学生来说，不仅陌生，甚至可怕。建大就这样给他们留下了“大胆”“名不虚传”的印象。
而建大副教授西本宗助回忆说：一名中国学生在战争结束后来拜访他，告诉他：“东方遥拜的仪式每天早上都在建大举行。那时我们祈求帝国主义日本“要败”——必然失败。然后“默祷”的口令发出来了。那时候，我们是把这个号令当做为了打倒帝国主义日本“磨刀”的暗号来接受的。因为在中国语中“遥拜”与“要败”、“默祷”与“磨刀”几乎是相同的发音。”
在伪满洲国，粮食配给按照民族划分。日本人为全白米，朝鲜人白米高粱米各一半，中国人为全高粱米，并且中国人不得食用白米，否则就是违法。但是在建国大学，学生们口粮是不分民族将所有人的白米和高粱米掺和在一起吃的。（白俄学生另外发放面包。）如日生樱井弘光（五期）写道：“为了宣扬五族协和、实行全员平等的待遇，即使日系学生分配的是大米，饭也是大家一起吃。”这在“各大学还是唯一的特例”。——但是这也恰恰说明，在除了建大之外的整个伪满洲国，这种同甘共苦、民族协和的景象是完全想象不到的。因此当中国学生看到这一景象时感到意外也就毫不奇怪了。
[在建大，学生被划分为“满系”和“日系”。据中国学生回忆，前者包括汉族、满族、蒙古族，还有满族以及白俄学生；后者包括日本人、朝鲜人以及台湾人。日本方面的几份回忆录中，没有提到建大的“五族”里有满族，但在学生中确实有满族人。而中国的建大生的回忆中不仅有满族还有回族。]
建大是是培养伪满官吏的大学，但是一个极为讽刺的问题是，相当多的学生并不是伪满国籍——而是日本人。
和很多人的想法不同，在满洲的日本人许多并不具有伪满国籍，更不是具有伪满和日本双重国籍。原因非常简单，日本的法律不承认双重国籍。由于伪满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因此在取得伪满国籍的时候日本国籍会自动失效。建大三期日生奥村繁信提到，中国学生曾对他说过“参加满洲建国的日系学生，都要脱离日本国籍！双重国籍之类，卑怯！”
事实上，许多建大的日本学生就是从日本本土到建大学习的。比如后来成为日共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水口春喜，就是在日本本土念完中学后，由于升学考试被废止而在1945年选择到满洲进入建大的。此外还有从日本占领下的台湾进入建大学习的学生。
——考虑到建大学生中日系学生占六成的事实，我们有理由怀疑，如果这些以“外国人”为主的学生进入满洲国政府后，他们建设的“王道乐土”究竟是谁的王道乐土、是怎样的王道乐土。
当然，这种情况并未出现。其中的原因是，建大仅有三期学生毕业（一、二、三期分别于43、44、45年毕业），而由于兵员紧张，除了第一期约20名日本人入伍外，2、3期都分别只有1名日本学生毕业。结果就是，在真正的毕业生中（从军的日系学生也发给毕业证并承认学历），日系学生仅有十分之一强。建大绝大多数毕业生是中国人，而中国人中绝大多数是抗日的。
建大在“民族协和”方面应该是领先的，同时更是培养伪满官吏预备队的高等学府，但是另一个极为讽刺的是，建大因为参与反满抗日活动而被捕的人数却是最多的。就连日本宪兵队的头头们也感叹：“以民族协和为办学精神的大学因为反满抗日而被拘捕的学生出现的最多，是怎么回事？”
日本对建大抗日学生的镇压至少有三次。如1942年3月2日，关东军特高科逮捕了建大的柴纯然、李首春、赵洪等15人（其中两人在外地被捕），加上之前的2人，共17人被捕，这批人中除了一人逃亡、一人在判刑前被折磨致死外，其他人都被判处10年以上徒刑至无期徒刑（其中又有一人在被关押期间死亡）。此后作田副校长辞职。而负责塾务的教授甚至失声痛哭。
另外还有很多中国学生逃往了关内，最终能够到达延安或重庆从而投入抗战。在脱逃入关的学生中还有台湾学生。日生岩崎宏写道：“经过一周的休养之后回到大学一看，大约半数的中国学生从我们校园里消失了。……稀稀落落像是拔了牙似的宿舍里的空地方，在我眼里像是他们对日本欺骗行为的无言的抗议。”
而由于耳闻目睹，对于中国学生的抵抗行为，不少日本学生也给予了同情和帮助，他们探望被捕的学生，为他们的中国同学保密，并向已经上了逮捕名单的中国学生通风报信使之顺利逃走，而当日本教官命令日生刺杀八路军俘虏时也遭到了日生的集体拒绝。日生大内健次郎写道，中国学生“像优秀的学生那样倾向于反满抗日是当然的”，自己也“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而日人枫原夫评价中国学生“几乎是像明治时代的志士们那样在祖国的危机中挺身而出。”
建大的这种情绪不是没有基础的——这从图书馆结束的情况就能看得出来。在建大，通过图书馆，中国学生可以读到包括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哲学家河上肇的《贫困的故事》、《经济学大纲》，孙文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还有《中国通史》《列宁选集》《资本论》《唯物辩证法》《布尔什维主义》（……）。地下传抄的读物还有《大众哲学》《英勇抗战的十九路军》等。当时的建大生陈抗（后成为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曾经弄研究院弄到书后，夜间分派任务分别抄下来传阅。
为了获得更多的书、看更多的书，学生们各出奇招，有的玩起了地道战，有的甚至采用了偷的方法。比如1944年，一名学生从研究院“顺”出来一打苏联的《真理报》，然后翻译了几篇社论和新闻，结果被塾头发现。对建大生的阅读情况，曾在建大图书馆担任运营委员的日人枫原夫写到了这样的特异甚至有趣的状况——
“准备入学的满系学生，首先是孙文的著作，例如日语的《建国大纲》、《三民主义论》，中国玉方面小说暂且不论，政治、经济读物依然是三民主义性质的国民政府系统的东西多。但是，到了高年级，中文书籍方面被大量借阅的书有社会主义入门读物，社会主义相关的翻译著作，日语方面也是XX等避讳的字多的书。那种书即使是日系学生阅读起来也难以理解，为什么满系学生要借阅？——这样觉得不可思议的时候，该种类的图书大部分都不知去向了。”
——窃书不能算偷。不能吗？嗯，确实不能……
家园 建国大学学生看来遭遇多次大逮捕，另给出三次 《东北沦陷区殖民教育史》有这段：
第一次从1941年11月开始，为期4个月之久，对学生进行侦探、拘捕和刑讯，先后逮捕了杨增志、孙松龄等进步学生16名，另有2名同学闻讯逃走。这16名被捕学生都被冠以“反满抗日”等罪名，其中判处无期徒刑者2人，其他绝大多数学生被判处15年以上重刑，至少也被判处5年徒刑，还有些学生在重刑下含恨死去。
第二次大逮捕发生在1943年开学后不久。在一天上课时突然以点名方式捕走8人，另有2人不在现场闻讯逃走。
第三次大逮捕发生在1945年5月，抓走乔百令等9名学生，未及判刑伪满政府垮台，这些被捕学生才侥幸逃生。
家园 和老胡商榷 1、第三次大逮捕时间有问题。这个说法出自建大生刘第谦的回忆，但是根据赵洪等人的回忆，乔百龄的被捕时间应是1943年。
1995年赵洪曾复信日本的建大生说起乔百龄等人被捕时间的问题，他说：“1944年春，我在‘新京’监狱的第七工厂（裁缝工厂）劳动，有一天，透过玻璃窗偶然看到了乔百龄在日本看守下监视跑步，当时就知道他被捕入狱。听看守说乔百龄等人是1943年底被捕的。所以，我不能准确说出乔百龄等人被捕的具体时间，但刘第谦同窗写的‘1945年5月’肯定不正确，为误写。”
2、第一次大逮捕的人数和名单也有问题。据赵洪的回忆，42年3月2日，日军从学校逮捕了13人【柴纯然、李首春、胡毓峥、孙宝珍、李树忠、那庚辰、阎树臣、赵洪、陈东旭、阎凤文、王用中、乔国玉、董国良】，同时在吉林【马维良】、海龙【赫崇义】两地逮捕2人，共15人，加上此前3个月在学校逮捕杨增志、此前1个月在沈阳逮捕的孙松龄，共计17人。17人中，被捕的孙松龄成功逃亡，因此可能才有16人的说法。
此外，王用中由于不堪折磨在7月7日前后死于狱中，而他们的判决则在12月4日下达，因此判决书中仅有15人获刑，从10年到无期不等。而15人中柴纯然后来也死于狱中。因此，17人（16人）中，共有两人不堪折磨死于狱中。
- 复 和老胡商榷
家园 查到了赵洪的回忆，老弟说的有道理 顺带说一句，乔百龄（王凌）日后是辽宁大学日语教授，曾参与翻译了著名的《聪明的一休》（83年辽宁那边翻译的）
欢喜岭上读革命书籍的这批人，他们参加革命之后的经历，也可以作为轶事说一说嘛
家园 嗯……这个就有点超出能力了 找到的几个学生的履历放在这里：
何润森（何倩），满族，后在北京社科院工作；
陈煜武（陈坚），东北电力学院校长；
宋立生，吉林财贸学院副教授；
刘士泽，辽宁社会科学院中日关系研究员（偷了真理报被发现的就是他）；
陈抗，中国驻新加坡大使；
高狄，人民日报社社长；
休尔干，在中国社科院工作；
吕芳奎（李子秀），台湾人，逃出建大后参加八路军，牺牲，葬在张家口。
其他在在大陆为TG工作的人包括那庚辰、董国良、高国植、安邦樑、王嘉瑞等。
一些学生为国民政府工作，一部分还到了台湾。建大生胡秉元逃出学校后在重庆政府工作，在国民政府中“居于高位，但属于公安系统……被处以死刑”
在日韩国学生中的建大生有：
姜英勋，韩国总理；
水口春喜，日共中央委员。
家园 我靠，这太离谱了 太祖的《新民主主义论》也能读到，有《论持久战》么？
- 复 我靠，这太离谱了
家园 这没什么奇怪的，建国大学，大同学院好多人是共产党 中曾根康弘的哥哥是大同学院2期的，台湾的梁肃荣也是大同学院的，这帮人和军部的不合
家园 奇怪的是这些书公开放在图书馆里，任由学生借读。 家园 我想原因是日本的学术相对独立 仿效欧美建立起来的日本大学教育，一开始就以学术独立为根本原则。
即使是战时，大学内的学术研究还是相当程度自由的。
当然当时学术界受到监视和弹压也不是没有，比如京都大学事件。拥护军国主义的学者也很多，东大在右倾上远甚京大，今天也是如此。
不看建国大学本质上的反动，在那教书的日本教授，其实大部分都只是普通的教育者和学者，在他们眼里只有好学生/差学生的区别，不会因为中国人/日本人而差别对待。可惜时代背景决定了他们呕心沥血也只能培养出优秀的敌人。鲁迅与藤野先生，也是类似的例子吧
家园 有点好奇当时关东军的特高课不是很牛么 怎么会漏过这些红苗。
- 复 我靠，这太离谱了
家园 回忆录里没有提到他们有《论持久战》 不过如果没有《论持久战》的话确实说不过去……
家园 嗯，要是有西行漫记就好玩了 不少去红都的都是读了这个过去的。
家园 这个肯定是有的 - 复 这个肯定是有的
家园 laf，这些书怎么会进图书馆的 鬼子也不审查一下？
家园 建大的“反动”书籍来源很广的 一个从学校获得的，即学校图书馆、研究院等机构的藏书和报刊（如真理报）。这些资料的搜罗应当是为了研究所用，但是就被这些共匪利用了；一个是建大学生利用到热河等地游历搜集八路军的抗日宣传资料和中国书籍带回伪满进行传阅。学生回忆中提到有些书的印刷是很差的，应当是从华北带回来的。另外就是同学之间的手抄本。
书籍的传播方法不仅是从图书馆借，还有非法获得的学校书籍（盗来的书和研究院的资料），最主要的是同学之间的借阅——建大的制度是高年级学生带低年级学生，同学之间会组成非正式的读书会，这就成为“反动书籍”传播的最便捷的途径。
在建大，看不同级别的反满抗日书籍的地方也不一样，有的可以在课堂上看，有的可以在宿舍里看，最“反动”的就只能到室外湖边去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