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 一种文字的复活 -- 老焦

大漠黄河，沧海桑田，时光用最温柔的也是最残酷的方式摩挲历史，于是，兴盛、衰败，仿佛也只在一念之间。让时光倒流千年，公元881年，就在贺兰山下，黄河岸边，有一族人，他们在拓跋家族两代“西平王”的带领下，在北宋和大金国的夹缝之中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西夏。这一族人就是党项族，他们建立的王国“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和青海、内蒙古部分地区），成就了一个赫赫有名的西夏政权。这个政权曾经兴盛一时，和南宋、金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然而历史的风云总是瞬息万变，公元13世纪，锐不可挡的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势如破竹。西夏王朝的顽强抗拒并不能真正奏效，成吉思汗亲率强兵劲旅六次征讨西夏，1227年，雄踞西北347年的西夏灭亡了。

　　西夏的灭亡不仅仅是一个政权的消亡，由于成吉思汗的残酷复仇，蒙古大军血洗都城，人尽灭，物尽掠，城市宫殿、国宝史典被付之一炬，而且还将贺兰山下的皇家林苑及陵园毁盗殆尽。因此，伴随西夏政权消失的还有西夏的文字、文化和历史。一个民族和一个民族的文化也就这样从历史中戛然而止。于是，在中国西北部多了一个让人费解的谜，西夏文化消失之谜，与古印加文化和玛雅文化的消失之迷一样，带给人无尽的遐想。

　　中国的《二十四史》中并没有西夏的专史，所以对西夏的历史文化我们不得而知。而西夏文成为罕有人识的“死文字”。西夏，从此成为中华民族历史长卷中鲜为人知的“神秘古国”。要破解西夏王朝的历史之谜，最便利的方法就是阅读西夏的历史文献，但是，对于西夏文，我们了解多少呢，这样一种文字究竟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谜团和怎样的谜底呢？ 　　

　　西夏文的创立 　　

　　李元昊是西夏的第一世“西平王”，西夏建国前夕，他便让大臣野利仁荣等创造了记录党项族语言的民族文字－－蕃文，即后世所谓的“西夏文”。野利任荣是党项族中的著名学者，学识渊博，他喜好中原文化，精通中原的文化和各种典籍。西夏王朝建立初期，他就参与谋划各种典章制度。他是李元昊最重要的大臣之一，李元昊封他为谟宁令（天大王）。建立一个王朝，对于能征善战的党项人来说，并不困难，然而要在王朝内部获得牢固的文化基础，就不是那么容易了。面对强大的中原文化，野利任荣深知，西夏需要自己的一套文字。

　　党项族从来就是有自己的语言的，但是却长期没有文字。在汉文化和藏文化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中间，野利任荣要创立西夏文字，就要吸取其他文字的构型。他根据汉字与藏文的若干特点，采用会意合成法构型，经过几年的废寝忘食，终于在公元1036年演绎出了西夏文字十二卷。

　　李元昊尊这种西夏独创文字为“国字”，大力推广。并规定西夏国内所有的文艺诰牒，一律都用新制夏字书写。野利任荣还派人到民间教习传授，帮助他们使用西夏文字记事。西夏字便广泛地使用和迅速流行起来，上自官方文书，下至民间日常生活方面，都用新文字作为使用的工具。经过应用，西夏字也逐渐演绎成一套如汉字楷、草、隶、篆书体的固定体式。　　

　　不仅如此，李元昊还设立了“蕃字院”，这种自创的文字在西夏王朝里获得了很高的地位，很快的传播开去。 　　

　　西夏文法、文字学 　　

　　自从公元13世纪那一场西夏人的浩劫之后，西夏文字就成为“死文字”，人们似乎已经没有办法再度接近中华大地上的这曾经的文明。在西夏国境内的黑水城，俄国人曾经带走了几乎所有的西夏文文献资料，在圣彼得堡的东方研究所，至今仍保留着那些曾经保存在黑水城的佛塔之中的浩繁的资料。解开西夏文字难题的钥匙是一本出土于黑水城，保存在东方研究所的一本工具书：《番汉合时掌中珠》。这本《番汉合时掌中珠》是汉文和西夏文对照的工具书，通过它，研究者开始一步一步走近西夏文字，走近那个已经消失在沙漠风沙之中的奇特文明。

　　经过国内外学者八十多年的研究，西夏文字的面纱缓缓落下。人们发现，虽然西夏语属于藏语系统，西夏文字属于汉字系统，它还是具有独特的语法和文法结构。在句子中，谓语动词往往位于末尾，宾语则放在动词的前面，而形容词有时则放在名词之前，有时则置于名词之后。从此，一种死亡的文字开始复活，一段不为人知的神秘历史也随之显露了出来。

　　不仅仅是这样，西夏文发展、使用的过程中，西夏人编纂了很多关于西夏文字的论著。至今出土、保留下来的有《文海》、《文海杂类》、《音同》、《番汉合时掌中珠》、《五音切韵》等。这些关于语言文字的论著很明显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譬如《音同》一书，就仿照了《切韵》的分类以每个字第一个子音的次序排列。子音又分重唇音、轻唇音、舌头音、牙音、喉音等九类。每一类中又将含有相同发音系数的字，依次归纳成同一小类，所以在同一类中，只要知道其中某各字的读音，其余各字的音也就可以随之读出了。　　

　　佛经和西夏文 　　

　　20世纪以来，在中国西北地区，陆陆续续发现的西夏文物文献可谓浩如烟海、种类繁多，与西夏文字有关的文献文物种类有官私文书、法律典籍、审案文书、买卖契约、文学、历史著作，字典、辞书、壁画题记，碑刻、岩画、木简、器物、符牌、印章、钱币文字等等。这林林种种的文献帮助我们破解了西夏文的语法、文法。

　　然而更让人惊奇的是，西夏文保留至今的众多文献中，佛教经典占了相当的部分，数量上大大超过其他种类的文献。1909年俄国探险家柯兹洛夫在黑水城遗址一地发掘西夏文字文献，目标主要就是佛塔，从佛塔中发掘出来的佛教经典，数量大约有四五百种。这些佛经晦涩艰深，如今已经难以真正读懂。但是，这些密密麻麻书写在经卷上的西夏文字，明明白白的向我们诉说着一个民族的信仰和一个民族的历史。

　　一切似乎都在向我们表明，西夏曾经聚集了难以计数的佛教信徒，香火缭绕。西夏王朝曾经大力翻译佛经，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就翻译完成了中原需要上千年才翻译完成的佛教经典。造就了一个翻译史上的奇迹。即使西夏灭亡以后，这些西夏文的佛经仍然不曾断决。元朝皇帝就曾于元大德六年（公元 1302年）在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印西夏文〈大藏经〉三千六百余卷，分施与原西夏统治的主要地区，继续佛教的传承。河北省保定市近年还出土了晚至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用西夏文字雕写的石经，可见，西夏文和佛经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

　　佛经中密密麻麻的西夏文字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文字，在我眼中，这些繁复的比划实际上建构了和中原佛教文明相呼应的另一种佛教文化，西夏文字在这个时候，和那些佛塔一样，构建了文字的佛塔。延绵至今，让人追想不尽。